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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一、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
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二、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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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篇3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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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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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点争论
1.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不会否定按劳分配。有人说:按劳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另外,生产力不够发达,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谋生的手段,这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按照这种观点的看法,按劳分配原则只能在产品经济中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会范围内提供等量劳动获得笃量报酬。然而中国现今的条件恰好不能实现这两点,这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决定了在中国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种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提供同类同量劳动在不同企业必然得到不同报酬。据此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仍然起作用,因为公有制和联合劳动这一按劳分配的前提没有质的变化。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是由国家通过计划作了各项社会扣除后统筹安排的,全民企业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职工的劳动报酬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相当接近,至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如在企业净产值中尽可能剔除级差收益和其他非劳动因素带来的好处,其目的就在于计量企业劳动者集体为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劳动量要体现以劳动为尺度分配消费品的原则。
2.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一种意见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化的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商品化的按劳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转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变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体由国家变为企业;三是由劳动决定分配变为生产利益决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异由单一的个人劳动量的差别变为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劳动量的双重差别。另一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劳分配的尺度必须两重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讲量劳动要经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次:一是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认为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二是解决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了说明;三是解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实现劳动之间的矛盾。解决第一层次的关系,必须抛开客观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这是产品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第二、三层次的劳动计量则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这就决定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计量尺度,即在运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的同时,还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尺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当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应归国家的级差收入转移的物化劳动和某些非劳动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按劳分配模式同马克思构想的非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点:一是按劳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集体或企业;二是按劳分配的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三是不是采取劳动证书由劳动者直接向社会领取消费品,而是通过工资、奖金等形式向劳动者发放货币,再由劳动者用货币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3.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吗?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实质上等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为:第一,开放劳动力市场后,工资将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第二,按劳分配的量与劳动力的价值量是同一量,二者与商品价值构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劳分配与劳动力价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二者在价值上相同,都是由劳动者自己提供的消费基金。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消费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将二者等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把劳动成果的商品化、价值化与劳动力本身的商品化、价值化混同。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V”部分,在内容上不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成果的价值化。同时,也不能把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等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虽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够混淆。首先,前者以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是以商品为前提,后者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其次,尽管二者“都是按必要产品的价值分配,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必要产品数量界限在本质上是由不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按劳分配”的界限就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如马克思所提到的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范围,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再次,“按劳分配”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关系,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最后,“按劳分配”的作用在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二、结论
从前文所总结的围绕按劳分配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议中不难看出,争议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1.应该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按劳分配的,他首先设想了一个“自由联合体”,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反杜林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一是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按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分配于各个部门,直接作为联合体总劳动的一部分;二是“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三是这部分个人消费品按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呢?马克思接着说:“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也就是说,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决定于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这些论述,是当代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诚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改变不了公有制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根本依据,它所能改变的不是这个按劳分配原则,只是这个原则实现的特点或者模式。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是否可以兼容?这一问题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中有人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础,着重研究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关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有的学者还就计量问题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的分析从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启示。显而易见,能作为“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的劳动时间,决不会是自然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这个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尺度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需劳动时间。但是,由于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经济,所以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者的劳动报酬不会受到各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益利状况、优劣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以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劳动报酬是可行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已将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条件上,只以剩下来的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报酬。
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运用,它所改变的只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而现在就必须借助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因此,实践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经济,但与按劳分配的实现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达到良好的兼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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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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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法制、刑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也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各种负面效应，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很多经济犯罪，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考探索经济犯罪，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学本科生，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关规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和特点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这一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认为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中的“经济”一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经济活动或者财产。因此经济犯罪就应该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可见看出经济犯罪的这一定义，3、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经济犯罪，没有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济犯罪直接危害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否则不是经济犯罪；三是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了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为犯罪，只有被规定为犯罪的才可能是经济犯罪；四是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四层涵义密切相联，共成一体，构成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另外，我们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入手，可以将经济犯罪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犯罪，它直接破坏着经济秩序，可称之为经济活动犯罪；另一类是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它破坏着经济秩序，同时也破坏着其它秩序，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可称之为财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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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在生物学中原指植物或动物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发展，尤其是从一个初级的形态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美国俄亥俄奥罗拉的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创始人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2002)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四个不同的经济时代。并指出在产品经济时代，生产行为上以原料生产为主，消费行为则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在商品经济时代，生产行为上以商品制造为主，消费行为则强调功能性与效率；在服务经济时代，生产行为上强调分工及产品功能，消费行为则以服务为导向；在体验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以提升服务为首，消费行为则追求感性与情境。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顾客的消费追求也逐渐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化。
顾客需求、期望与知识的演化探究
顾客需求(Need)的演化探究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较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是实现较高层次需求的基础。任何社会经济时代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需求不断升级及其相互作用的产物。产品经济时代，产品供不应求，人们以农产品作为经济提供品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日渐丰富，顾客需求开始变得苛刻起来，商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提升引起他们的关注，这一时期主要以工业产品作为主要经济提供品来满足他们生存和安全等较低层次的需要；服务经济时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顾客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对服务的品质日益挑剔。顾客对社会地位、友情、自尊的追求，使得高品质的服务成了满足它们需求的主要经济提供品；进入体验经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顾客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产品和服务作为提供品已不能满足人们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从社会总体上看，顾客需要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消费来实现自我。因此，顾客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到了“自我实现”层次。
顾客期望(Expectation)的演化探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顾客收入水平的提高，顾客的期望呈现出升级的趋势。在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时代，顾客主要以理性消费为主，他们购买商品更多看重的是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顾客只要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就感到很满足了；进入服务经济时代，随着产品同质化程度增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优质的服务体系作为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此时，顾客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服务质量也越来越挑剔。这个时期，企业不仅要做到产品物美价廉，而且服务要周到体贴，确保顾客满意；进入体验经济时代后，顾客越来越希望按照他们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需求，和企业一起开发能与他们产生“情感共振”的产品，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他们独特的个性，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消费体验，使他们获得自我实现的新途径，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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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插画的艺术性与商业性
数字插画使用了与传统插画和传统绘画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系统。工具和技术的不同会引发新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思维的发展会促使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数字插画就是这种建立在数码视觉技术基础上的新艺术形式，它的核心就是数码视觉技术所带来的“数码视觉特征”。这种“数码视觉特征”需要通过视觉去观察和理解。
创作意图的功利性与审美性。现代插画的创作多为特定消费对象服务的，对商品信息准确的理解、开发、宣传才是插画设汁的主线，而作者个人的情绪表达则是从属地位，因此在插画设计上具有功利性，这是与一般绘画最大的区别。画家开始作画时，他要考虑的是画什么？它的诉求对象可以是大众，也可以是自己，既可以创作社会性质的题材，也可以自由发挥，但是现代插画尤其是商业性质的插画往往要考虑的是怎么画？它把插画的创作看成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活动，它的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到经济利益，例如生产、传播、运营、销售。当然，作者还要考虑到是否以最少的成本，最方便快捷的形式来达到商业目的。功利性是插画产业得以发展的基本要素，商业与插画在新时代下互为手段、相互依存。从审美的角度上看，数码插画同一般绘画作品一样，同样兼具高水平的美学感染力，我们不能忽略或否定这一点。设计师利用三维软件创造出淼挠笆佑蜗范画虚拟场景，打破了物理规律，在材料、重力和空问关系上以假乱真，别具一格，极大的发挥了个人艺术畅想力，将插画推动到科学的领域，让人们对未硎澜绫в形尴尥讼耄使得虚拟文化构成了数码插画的核心文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再升华两创造，设汁师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插图的创意构想和制作技术考究，兼具美学意境和情趣，将时代气息渗透进作品的创作，现实与虚拟相互交织是数码插画即性的象征，它使得数码插画有着不可比拟的艺术感染力。画面效果的形象性与直观性。图片的功能一开始是作为文字的解释说明，使人们在阅读文字时脑海巾所产生的视觉表像更加清晰，更利于人们理解文字的内涵。太多模糊的概念，人们对信息的把握也十分抽象，需要图片碜鲂蜗蠡的说明，增加信服度。
二、数字时代商业与插画的对接
数码插画艺术是现代商品经济与大众审美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心理，从而也影响着大众对事物的接受能力。设计师不惜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种手段上花费精力和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群体，艺术化的将商品信息传播给大众，并努力采用创新手法来博得大众认可和好感。对商品宣传的关注前提是对大众的关注，插画借助商业这个无孔不入的优势来附和大众的情感、观念、艺术品位，对插画的专注亦是对大众的关注，插画艺术承载的不仅是商品利益，更是一种文化载体，插画的普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都市文明的建设和人们对新品质生活的追求，它不仅是企业在市场循环竞争中的利器，更是大众精神和心灵的慰藉。现在人们都通过购买商品碚瓜肿晕乙馐逗托郎推肺叮好的设计可以获得群众青睐演变成潮流趋势，所以插画设计也越来越多的展现大众人文的特质，市场上的大量画面都充斥着大众生活的景象，富含极强的生活气息，大众文化的熏陶也促成了商业插画技术与题材的精进，能够很好的与消费者沟通互动。一个企业如果想成功的宣传商品，必须考虑到商品的信息与广大消费群体的生活是否相联系？商品面向的是大众，必须寻找与大众有关的视觉物质作搭桥，也就是插画，利用插画固有的优势，迅速吸引大众并深远传播，才能让企业完成商品宣传。
三、结语
在文化创意产业欣欣荣发展的今天，为插画提供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要想插画被更多商业市场吸收和运用，插画的品质高度和创新高度是基本保证，即实现商业价值，又延续艺术价值，这是设计师创作的最终目的，更是插画与商业准确对接的唯一途径。只有插画的艺术价值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才会跟着提高，商品经济才能更加和谐充分的发展，循环促进可以应用插画的商业领域的增多。
【参考文献】
[1]数字插画对西方古典油画艺术语言的借鉴与应用研究，李彩云，广西师范大学，2014;
[2]探究数字时代的CG插画艺术特征，樊秋霞，河北大学，2010;
[3]视觉文化中数字插画的艺术特征研究，王西，西北大学，2009;
篇9
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问题，传统观点即工商业特征论遭到了新观点农业特征论的挑战。但纵观来看，无论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都能言之有理、引经据典、自圆其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两种观点之间尚未达成一个共识，比如关于判断古代希腊城邦经济特征所持的依据问题，工商业特征论者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而农业论者亦有另外评判标准。这样就难免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另外，古代希腊世界城邦众多，雅典并不能代表整个希腊，众所周知，古希腊最典型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经济特征几乎完全相反，而不管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大都从雅典入手研究整个古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这纵然是由于资料缺乏所致，但多少有些让人不能信服。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会有所不同，古典时期城邦的经济特征并不能反映整个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本文是在阅读古典文献和前辈习作的基础上，就希腊城邦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进行大胆的推测。
一、古风时期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我们不能把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特征等同起来，就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特征所持的依据来说，笔者比较认同王瑞聚先生所持的“要看这个社会在发展问题上主要依据于农业还是工商业”。举例来说，目前我国的农业人口达到了9.3亿，而非农业人口还不到4亿，城市化水平为29.9%，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近40%相比还差不少，更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这样，我国也绝不是一个农业特征的国家而是工商业特征的国家，所依据的是我国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商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农业的发展。另外，还要看城邦国家现有农业的性质，即它是用于自己消费还是交换。
“在通常情况下，农业在一个国家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腊，荷马时代是这样的，古风时代也是这样的，农业构成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西西阿德的《工作与时日》是唯一反映古风时代希腊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的作品。细读这部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在西西阿德时代，农业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存在。诗人以劝诫口吻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人们应该如何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人民生活才能殷实。当提到航海贸易时，诗人写道：“等到航海季节到来时，再把船拉到海边，装上货物出海，这样你可以用它获利。”另外，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也记载了梭伦改革时采取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至少在梭伦时代工商业不发达。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古希腊有史可查的时代到古风时期这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农业是城邦人民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而工商业只是人们农闲时得以获利的副业，不足以构成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所以，至少在古风时期，古代希腊的经济是农业特征。
二、古典时期古希腊的工商业特征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不可能呈静态之势而以动态发展为主，尤其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说更是如此。古风时期的经济形态经过数百年发展到古典时期已经发生变化。古代希腊半岛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并不适宜于农耕。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口稀少以及生产力不发达，农业还尚能支持家庭以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原先为获利而以副业形态存在的工商业以其开放性瓦解着相对封闭的农业经济，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力量。
无论是工商业特征论者还是农业特征论者，都认为至迟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差不多占总粮食消费的3/4，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所不同的是农业特征论者认为“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言外之意似乎是雅典的粮食贸易不是正规的商品经济。但是政治经济学原理显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商品经济就是商品生产加商品交换”。所以，似乎不能因为是为了满足消费而否认粮食贸易的商品经济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的粮食消费有一半以上要靠贸易才能维持民众的生存，粮食贸易在雅典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粮食贸易只是雅典海外贸易的一部分。即此时古代希腊农业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古代希腊城邦居民的最起码的生存需要，所以称不上是社会的经济支柱。
其次，现有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希腊的山区和丘陵不适于谷物的生长，却适于葡萄和橄榄的栽培，所以从很早时起，葡萄和橄榄就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荷马史诗》记载有欧涅奥斯率领的船队从莱姆诺斯岛装载了1000坛葡萄酒，前往希腊联军的营地，与之交换青铜、铸铁、皮革、牛群以及得之于战争的奴隶。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了葡萄酒的生产规模，也反映了葡萄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将葡萄酒、橄榄油与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有谷物，还是拥有酒、油，都可划入相应等级，实际上承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商品经济性质。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商品贸易时，都主张有进口和出口，进口本城邦缺少的东西而出口本城邦多余的东西。如前所述，雅典国家大量进口的是粮食，那出口的只能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了。
另外，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工商业发展的盛况，我们可以在修昔底缘摹恫罗奔尼萨战争史》中窥览一二。战争前期，伯里可利说服雅典农民放弃村庄移居到城市，并且宣称只要拥有海路雅典就会立于不败之地。由此不难发现海上贸易对于雅典国家的重要性。
俗话说：无商不奸。人们通常将纯朴与农民以及与之相应的农业经济特征相联系，而奸诈难免与商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业经济特征相挂钩。事实是，公元前450年前后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出现了很多的不道德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在阿里斯托分的喜剧中有所反映。比如在《阿卡奈人》中，作者描述了一个麦加拉人把两个女孩化妆成小猪卖给阿提卡农民的现象，这一方面反映了战争带给麦加拉人的无奈和痛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业社会不道德和阴暗面。由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推测：工商业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农业社会不曾有过的不信任以及欺诈等不道德行为，正是这些不道德行为使当时人们尤其是哲人们鄙视从事工商业的人，从而使得这一行业也遭到了鄙视。这反映在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是对从事工商业的民众以及这一职业的鄙视。所以，所谓“贵农贱商”之说只是表明古希腊的农业社会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意识到理想与当时古希腊普遍存在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后，柏拉图等哲人只能在精神的道场里构建淳朴理想的农业社会。
不难发现，公元前450年左右，雅典国家经济成分（粮食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品）的2/3以上具有商品经济性质，当时社会存在一系列不道德行为以及古典哲学家对工商业以及从事工商业人员的鄙视态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所以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是维持雅典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其经济成分如雅典的其他城邦经济无疑呈工商业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时期古希腊经济呈动态的发展之势。古代希腊经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有史可考的古代到古风时期，古希腊的经济呈农业特征，而古典时期的公元前450年前后则呈工商业特征。至于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由于史料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谓“贵农贱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工商业发展在思想观念领域的冲击和变化。
[参考文献]
[1]〔古希腊〕西西阿德.工作与时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I[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古希腊〕阿里斯托分.古希腊悲剧喜剧集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 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J].历史研究， 1996，（4）.
篇10
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分工的结果。地域分工、专业分工为区域市场形成的必备条件，通常来说，区域市场是以专业分工为原则向专业化市场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建立在市场发育基础上的“斯密动力”理论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发摘要：如果区域农业条件优越、粮食产品丰富，那么当地就可能形成粮食区域市场；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区域，则可能形成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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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总局第33号令)明确规定: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危害性是指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擅自将他人知名商品特有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作相同或近似使用,造成与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的行为。
仿冒行为的特征
第一,仿冒行为是扰乱我国经济秩序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违法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仿冒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违法行为,从本质上说就是因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其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2.违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规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3.损害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仿冒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经营者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违背商业道德乃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千变万化、形形的,这是由商品经济的属性所决定的。有选择地把仿冒行为作为违法行为予以规制,就使仿冒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特征,并且具有行政违法性的特征。
第三,仿冒行为是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行政处罚的惩罚性。任何违法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仿冒行为属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也应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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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经济的市场化
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相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以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和。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双方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成为经济利益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双方的交换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一种形式，由于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所以，伴随大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就逐步扩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商品经济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从特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仍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计划和市场都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二者均只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以达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二、审美文化的商品化
认为，事物的本质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具体地说，美的本质由表及里、从浅到深，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美的本质论意义、美的根源论意义和美的中介论意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人们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取舍，找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指挥发现世界上存在的许多美的东西，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以达到愉悦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通过一代代人对周遭世界的评判，不断进化，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对事物的看法，剔出人性中一些丑陋的东西，发扬真、善、美。在当今社会中，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尤其是对人性中存在的友情、亲情、爱情的审美，不断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满足他们因为物质丰富而带来的心灵空虚。
人们对审美文化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如姚文放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指出，“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现在习惯把当代审美文化称为“大众文化”，但就其内涵来说，当代审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种“小众文化”，它的生产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众”而只是“小众”，只是在人口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的制作人、策划人、广告商和经纪人，而大众只是其推销和牟利的对象。虽然大众在市场上作为买方常常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动性和支配权。只有审美文化发展到了商品化，社会需求才能达到审美的高标准。
三、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化
审美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陶艺、饮食、装饰、绘画等等。审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走在路上，街边的风景就需要我们去审美；坐在餐馆，各式菜肴需要我们去审美……当然这些都是浅层次上的审美现象，我们需要审美，研究审美，更应是从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即着重审人性之美。我们不断叩问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商品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市场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商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从小的范围上说，商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们对审美的认识,而人的审美观念随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例如：大众高尔夫是大众在欧洲畅销几十年的车型，此车型为两厢在欧洲市场上已经有四代，而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后的几年，高尔夫却怎么也精神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消费者比较热衷于三厢汽车这也是大众普桑畅销中国20余年的原因。同样是大众的经典车型因为审美观念的不同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就有着不同的结果，这种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我认为就是所特定的审美文化。商品经济与审美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审美文化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影响着商品经济。
在当今时代，艺术所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自然是一种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不仅是指雕塑、油画、国画、舞蹈、展厅、园林等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种种形式，它能通过商品经济来反映某一国家某一时间的历史再现，也就是审美文化。
比如通常所理解的大众审美文化主要是同各种大众传媒相联系的，如广播、电视、通俗读物、广告、互联网等等，一般都具有传媒的商业性、技术性、消费性、视觉性等特征，可以称之为传媒审美文化。在艺术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审美生活化趋向，这种审美生活化是直接受大众传媒引导和制造的，主要渗透和体现在大众的物质消费生活里。而这种审美生活化是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众真正拥有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的时候，审美的因素才开始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审美文化的出现正是体现了大众日常生活的这种自发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审美真正成为生活的衔接、延续和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大众“审美生活化”与历代所追求的“生活审美化”不一样，后者是力图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审美境界，前者则是将审美世俗化，将审美拉低到日常生活。只有把二者适当的联系在一起，大众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和审美真正交融在一起。
艺术家艺术创新的重点在于给人从感官到心灵的和谐享受。著名的古典艺术家对人类艺术潜能创造性地发掘、发现或运用，几乎达到了令人的叹为观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这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人类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的交响曲便是人类古典艺术的颠峰。艺术审美文化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和谐，造就了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反应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水平，也就达到了人类强化艺术的文化社会价值的内涵。
在如今的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审美文化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大多数人对商品的要求不仅限于商品的实用上，对商品的“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这种 “大众文化”的艺术品位，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向21世纪，我们将会迎来新的追求和谐复合美的现代艺术。
参考文献：
[1]《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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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历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实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区的“坊”与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居民不能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废除坊市分隔制度势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开设店铺，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当时，不管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港，都设满了店铺，居民和一般街道两旁设店摆摊，商业区延伸到坊内，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连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废除。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宋代出现了热闹的夜市。王建的诗句：“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楼甚至全天营业。
2、市场活动增强
市场是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市场的繁荣程度与商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数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活动呈现空前的运营状况。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证了市场的运营时间和地域自由，带来了买卖交易活动的异常繁荣。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昼夜运营，“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2]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无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铜铁金银都以数百万计，茶酒矿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为目的产品也投入到市场交易中，还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还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贸易港也大大超过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温州、秀洲华亭、山东密州板桥镇、秀州通惠镇及江阴军等处。随着港口的增多，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凡大食、古逻、占城、勃泥、麻逸等与宋都有贸易往来，而且，宋代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两宋市舶贸易的货物种类也非常丰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就有30余种，如金银、缗线、瓷器、市香药、犀象、番布、水精、玛瑙、乌、苏木等物。
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宋代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时的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临安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在当时世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3]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像开封、成都、临安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市场上商品分工细致，万物所聚集，会通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态势，商业活动也更加繁荣。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昼夜开放夜市，取消了时间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周邦彦《汴都赋》是这样描绘开封商品贸易繁荣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讴闽楚语，风帆雨楫，联翩万载，钲鼓镗翰，人安以舒，国赋应节。”[4]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国各地许多商业性集镇的形成。
2、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宋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堡垒要塞的性质，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到北宋时,像汴京、洛阳、杭州、扬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为集政治、手工业、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店铺楼馆、舞榭歌台鳞次栉比,商业、娱乐活动通宵达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渐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区。这不仅是因为避免战乱，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逐渐扩大。这一情况，到宋朝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而且，“草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场合下即是指城镇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练成一片的市井了。[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不断涌现，使处于交通中心枢纽或重要农产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断发展扩张。宋代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从事中转贸易，使许多草市逐渐转变成贸易场所固定的市镇。如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业草市，到南宋末年，已发展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6]草市进而发展为县城城市，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县，就是以原昆山县东部的练祁市作为治所的。[7]市镇发展到后来，逐渐兴起了一批专业性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陶瓷、纺织、制糖等。市镇已经由单一的商业贸易向生产、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市场发展，并发展成新的商业市区。南宋，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区，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8]如江阴城门外的草市成为江下市。环城草市的出现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城市空间不断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兴的城市的出现，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城区并不是简单的居民点，而是工商业生产比较密集的地方。所谓“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之人”。[9]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诞生，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宋史・王安石传》载，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民户达20万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万左右。至于中小商业性城镇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的镇市总是达到了1817个。[10]泉州石井镇，是随着海外贸易而兴起的一批市镇的典型带代表“于宋全胜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于座，盖四方射利者所驱。”[11]仙游县的凤亭市也是因海外贸易产品的集散而发展为市镇的。黄岩孙《仙溪志》“凤亭市”条载：“凤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旧又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海口镇也因船舶来往而兴盛一时。“递年常有舶船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告人将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药等。”[12]以陶瓷著称的景德镇也是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城市居民也随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与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全国已经很普遍了，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许多的固定商业店铺，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利润的刺激下，弃农经商。许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正是是这些农民，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工商服务业。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从业者也随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宋代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政治和综合城市，主要居民为官吏、士人、地主和军队，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随着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以及大量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涌入城市，弃弄从商。于是，以工商为业职业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渐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敦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工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坊敦户的主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户的人口。坊敦户的出现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宋代社会是比较开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逐渐滋长，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宋人首先打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开国名相赵普,官高位重,仍“营邸店,夺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甚至连民间百姓也纷纷卷人经商的浪潮中来。宋代的官僚、农民、士人经营商业，反映了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荣的趋势。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了场所。瓦舍，据宋人解释：“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此种瓦舍，主要是娱乐场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 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子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东京梦录华》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娱乐、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茶坊遍布全城，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宋代茶坊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之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还张挂名人书画，悠闲饮茶，开设娱乐活动。绍兴年间，茶坊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论“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论量计价。
综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现商品化、平民化、娱乐性的特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唐诗》．王建《夜看扬州市》．《寄汴州令狐相公》．卷三.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二.
[3]叶坦．儒学与经济[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107页.
[4]燕翼贻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
[5]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15页.
[6]弘治上海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2．卷1.
[7]抄本《安平志》．转引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78 页.
[8]周珠宝．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史学月刊．1998，（2）.
[9]《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