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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熊飞老医师常言:“自古目病多火热”。《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属火热者十，“温邪上受”是指热性病的发病特点，即病位在上，目为清窍，居各窍之上，因而眼目为病多火热。《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热者寒之”。如病在气轮，常累肺卫，暴风客热、风栗、椒疮、金疳等，宜用桑菊银翘等清凉宣泄之品凉散之;病在风轮，属肝胆，多在气分，如聚星障、凝脂翳、“金井蓄脓”等，宜用苦寒泻火之剂，佐以疏风清热之品，药用龙胆草、黄芩、黄连、蒲公英、生石膏之辈。病在风轮，虽属肝胆，但也与心有关，因黄仁乃心血所营。若气营两燔，或血热妄行，如急性“瞳神紧小”及其所致的“金井蓄血”，则宜用清热凉血之剂，药用羚羊角、生地黄、丹皮牡丹皮、栀子之类。外眼热性病后期，见局部轻度充血，患眼干涩不适，则宜用滋阴生津之品，如桑椹子、女贞子之类。李老虽善用寒凉，但仍注重辨证，象真寒假热之眼病，红肿不甚，疼痛绵绵，羞明畏光，得温热则安，形寒肢冷，二便自调，或便稀溺清，口渴饮热，脉沉细微，苔薄白而润，此乃陈寒涸冷之证，虽属少见，亦不容忽视，麻黄、细辛、蔓荆、藁本、羌活、防风、川芎、白芷、附子之属，势在必用。某患者慢性角膜炎，观其处方，皆龙胆泻肝之类，李熊飞认为此乃苦寒伤正，寒邪凝滞之故，遂用四味大发散(麻黄绒、蔓荆、藳本、细辛、生姜)，治之而愈。眼底病属水轮，他认为并非仅为肝肾所主，而应为五脏所主，有表里寒热虚实之别。辨证时应以八纲为纲，五脏为目，刚举则目张。如出血性眼底病，部位则有表里之分，浅层者呈火焰状，深层者呈园点状或大片不规则状，用药则有轻重之分，治疗也有久暂之别;视网膜视神经炎多属肝郁化火，治宜清肝泻火;眼底渗出病变，多为寒湿阻滞，病多在脾，治宜健脾温阳，散寒利湿;而眼底退行性病变，则以肝肾虚位主，治宜根据气血阴阳分而治之。总之，李熊飞用药，对外眼病偏用寒凉，而内眼病应为温补为主，药宜缓进，不可大剂，同时应注意全身和局部的病情变化，随证加减，灵活变通。
精察局部重视整体
李熊飞老医师精于眼局部望诊，并注重眼与全身脏腑的关系。他认为眼睛虽小，但“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且“目者，宗脉之所聚也”，故眼睛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机体的状况。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内科医生。否则，临证之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盲目被动之中，甚至误诊。1998年4月，患者王某，男，25岁，针眼反复发作年余，在本市多家医院切开排脓数次，诊断为针眼，而予清热祛风中药，皆桑菊银翘之类，点用抗生素眼药水，治疗10d，症状无缓解，静滴青霉素、氨卞青霉素，仍效果不佳。此次复发5d，查右眼上睑内眦局部红肿，脓点不显。追问病史，患者自述多渴喜饮，小便量多，查血糖升高，尿糖(+++)，乃诊为“消渴病”，给予消渴方，数剂症减，再服针眼愈，未复方。此病案也就是多家医院诊治不细，只顾局部，而未考虑其多饮多渴、小便多等全身症状，一味祛风清热解毒，而未顾及阴虚津亏，其针眼之热，应为阴虚津亏之内热。由于李老问诊仔细，辨证精确，重视整体，该病才得以治愈。对于眼局部诊察，他有自己独特方法。如见患者两眦角有乳白色或灰白色分泌物，多患有沙眼或其它慢性结膜疾患。望白睛上的血管分布及距角膜缘的远近，可测知病的轻重。他认为，正常人的白睛上部有少许血管，弯曲向下伸延，末端有如纺倕，如果血管少，颜色鲜红，距角膜缘远者病轻，反之则病重。望角膜上有弧如老年环而浑浊蓝色者，主男子淋浊、妇女带下病。凡此种种，值得研究。李熊飞认为，在眼科治疗上，除了药物外，还要重视手术。他博学多识，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强调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治学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发扬光大。
善用经方发扬光大
李熊飞老师精眼科，但对内、外、妇、儿也颇有研究，且求医者甚众。所以李老师许多药方宗于内科，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毫无偏见，对仲景方尤为推崇，因而善用经方，并将之发扬光大。(1)防己黄芪汤加味:由防己10g，黄芪30g，白术10g，甘草10g组成。功效:益气健脾，利水渗湿。主治暴盲(视网膜脱离)，眼底网膜有水肿或网膜下积液者。该方原为风水表虚证而设，但治视网膜脱离，利水之力不足，临床常用防己黄芪汤加茯苓30g，前仁车前子20g，猪苓10g，党参30g，益母草10g，丹参20g。该方以防己祛风行水，黄芪益气固表，且能行水消肿，二药配伍，扶正祛邪，相得益彰，共为君药;以党参、黄芪益气利水，白术、茯苓、前仁车前子、猪苓、益母草健脾利水消肿，水湿得去，视网膜脱离自平伏，共为臣药;网脱患者，多见脱离网膜血管屈膝爬行，易治瘀血，故以丹参活血化瘀，现代研究该药可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网膜细胞功能恢复，共为佐药;使以甘草，培土和中，调和诸药。案1王某，男，35岁。主诉左眼视蒙6d，纳可，头晕，苔薄白，脉细数。视力右:1．5，左:1．0;视野左眼颞侧缺损约25～30°;眼压:左眼10．24mmHg，右眼18．89mmHg;查左眼底视网膜颞侧青灰色隆起约+2D，表面血管暗红色爬行。诊断为左眼视网膜脱离，嘱卧床休息，予上方6剂服用，自觉症状减轻，后再服20剂，自觉症状消失，各项复查正常。(2)越婢加半夏汤:由麻黄5g，生石膏30g，法半夏10g，生姜5g，大枣3枚组成。功效:辛凉宣泄，清肺泄热。主治原因不明之眼突症、白睛青蓝。该方麻黄为君，取其宣肺而泄邪热，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伍辛苦大寒之石膏为臣药，而且用量数倍于麻黄，使宣肺而不助热，清肺而不留邪。该方在《金匮要略》中原治饮热郁肺之咳喘，李老师据原文:“目如脱状”，而引治原因不明之眼突症，效若桴鼓。李老认为:白睛属肺，肺热亢盛，煎熬阴血，气血瘀阻而至白睛青蓝或隆起眼突，故引用本方辛凉清肺。本方虽有麻黄之辛温，又以大寒之生石膏克制，使之清肺而不上火，故服用时，辨证准确后可较长时间服用。案2陈某，男，25岁，双眼胀突，畏光流泪，反复3年，伴口渴咽干。查:双眼白睛混赤，外眦部白睛紫蓝色隆起，苔黄，脉弦。诊断为白睛青蓝。予越婢加半夏汤5剂，症减;再服20剂而愈，至今未复发。(3)白头翁汤:由白头翁15g，黄柏10g，黄连10g，秦皮15g组成。功效:清热解毒凉血。主治暴风客热，天行赤眼。方以白头翁清血分热毒为君药;黄连、黄柏清热泻火为辅佐药;秦皮清肝经之热，李老认为凡眼目红痛，畏光流泪者，皆可加秦皮。在《金匮要略》中，本方虽为治厥阴热利方，患者有“热利下重”，“下利欲饮水”，但原因为“以有热故也”。天行赤眼暴翳为急性结角膜炎，实为肝经郁有邪热，加之外感时疫之邪，内外合邪所致。用本方清热解毒凉血，风重加金银花、、荆芥、防风之类祛风清热。局部出血则辅以丹皮牡丹皮、紫草凉血化瘀。本方以凉血为主，凉血易致血瘀，故临证视其是否有瘀血注意加减。案3刘某，女15岁，双眼红痛，畏光流泪10天，胶结，口苦咽干，便结;查苔黄脉弦数，白睛红赤浮肿，并见点片状溢血，黑睛星翳簇生，2%FL(+)。诊为天行赤眼暴翳。予本方加紫草10g，牡丹皮10g，柴胡10g，白蒺藜10g，5剂症减，10剂而愈。此外，尚有用小青龙汤加石膏诊治外障属风寒者，用金匮肾气丸专治肝肾阳虚之圆翳内障者，用桂枝茯苓丸治眼部瘀血证等，都是李老灵活运用经方之典范。
自创验方兼采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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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火琴工作单位：山东省胶州市第二十八中学
素质教育要求多元化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任何教育的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得到学生的成绩，而是通过教育教学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对于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来说，就是要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使其能够明辨是非，做个有责任感的人。进行多元化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多元化教学是在多元化评价、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共同要求下孕育而生的。初中思想品德的教育改革也要符合历史的要求，实现多元化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教学的开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就介绍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可以应用的多元化教学的模式：1.研究型教学模式研究型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听教式授课方式，即老师台上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模式，而是让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体，针对一个问题或者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小组讨论与探究、查阅资料、辩论等方式，对课本知识进行深一步的理解。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合作能力，以及交际能力等，从而达到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目的。此外，这样的教学模式，还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开拓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培养创新型人才。例如：以“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课为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班内学生开展一场辩论赛，论题可以设置为“中学生上网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通过正反双方的举例论证，以及同学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等形式，达到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辩论中，学生需要将自己的见解组织成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并向大家言简意赅、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样就培养了学生的思考、交际能力。在辩论中，要尽可能地维护本组的论点，这就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2.多媒体教学模式随着学校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可供教师利用的多媒体资源也日益增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使教学的内容不再枯燥无味，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这样在给予学生感官上的刺激之后，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活跃课堂。但是多媒体教学模式不只是要求老师利用多媒体，同样也需要加强学生对多媒体的利用。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媒体，搜集对课程知识相关的知识，再对知识做相应的分析与处理，最终获得有效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搜集与处理，学生可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与分辨能力。例如：以“祖国终将实现完整统一”的一课为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多媒体，在投影中播放相关的历史资料；或者，在课前先让同学利用互联网等途径，搜集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以及图片信息，经过分析处理后带进课堂，和同学分享。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同学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理清历史线索与知识内容，从思想上认识到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性与责任感。在这样的过程中，搜集资料就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过程；分析处理资料，理清历史线索就是培养学生的分辨能力的过程。
初中思想品德的多元化教学，是在多元化评价、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的多方面、全方位的培养。这样的教学，不是局限于知识本身，而是将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能力、合作能力等各种能力统一于一体，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实施是一种历史必然，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应逐渐过渡到这种模式上来，以便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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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
陈澧在《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的理想要求：“昔人谓史家有三长：学也，识也，才也。澧尝论之，以为文章家亦然，无学则文陋，无识则文乖，无才则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论文，其可以号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郑君乎?君读四部书不知几万卷，宏纲巨目，靡不举也。奇辞隽旨，靡不收也。其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是日有学。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时文而模仿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是日有识。其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为也，能异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锋英英焉，其气磊磊焉，其力转转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这是他在当时文坛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关系的论争中，主张调和汉宋、贯通相左的折中的学术立场在文论领域的反映。陈澧“学、识、才”兼长的文学理念受到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才、学、识”兼备的观点最早由史学家刘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学诚将之引用到古文创作的理论中，提出“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1叩认为理想的古文应将文辞、考据、义理也就是才、学、识三者完美融合。颇具深意的是，章学诚提出“才、学、识”，陈澧则将其排序变为“学、识、才”，并在具体阐释中融人个人之思想。对“学”的要求被陈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也就是训诂精确，博闻强记。强调为文精于考据，与陈澧崇尚汉学的学术取向密切相关。陈澧虽主张汉宋调和，但他的学术出发点是汉学，其学术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汉学领域，正像钱穆所说“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诸子。’，[n因此，他将汉学家所重视的考据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在诗文创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据而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所谓“识”，是指“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也就是汉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学术识见。清代中期以后，汉学和宋学各执门户之见，争论不休。陈澧学术思想的特点在一“通”字，抛却门户偏见，主张汉宋融通，考据与义理兼长。“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则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其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书，冀有以药此病耳。既成此书，乃著《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学有识见，“以其所学发而为文，为诗”，则不会流于琐碎空虚，也不会流于乖张臆说。汉宋通融的经学立场影响到陈澧的文论建构，强调“学”与“识”兼长，也就是考据与义理兼擅构成其文论的重要内容。所谓“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学表现才能，也就是章学诚所说之“文辞”。在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陈澧对“才”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凡方伯之诗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连章，横翔而杰出。其奇也，狭韵僻字，斗险而争新。其艳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穷纤微，其和也锵锵中宫徵。若是者，犹才人之能事乎!虻]这里的“才”主要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从用字到音韵到风格都有精到的论述，可见陈澧对文学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审美鉴赏能力。陈澧虽提倡文章家应“学识才”兼备，但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处于同等位置。他欣赏辞章之美，但却将“学”和“识”置于“才”之前：“作诗写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让专门者为之。……若夫著述之体，切宜留意……学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辞章所可同日而语者，俗人更不识也。”C14]这里的“著述之体”指的是经说与史论，陈澧提明确地将著述之体置于诗文之上。对于诗文，陈澧则提出“不俗”的评价标准，而将文章艺术的工妙置于其次。何为‘不俗’?陈澧认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乡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为贼，可惧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为不俗。,E143所谓“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独行，绝不同流合污的个性。陈澧对清末“廉耻道丧”的世风极为不满，将“行己有耻，博学多文”作为教育的宗旨，一贯强调道德的修养，他的赞扬“狂狷”，痛诋“乡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个性独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种思想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不俗”的诗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论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对诗文作者学识修养、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将“学”与“识”放在首要之位置。
陈澧“学识才”兼长的诗文理想对克服当时空虚、琐碎、浅薄的文风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意识到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陈澧为宣传自己的经世主张，将著述文体凌驾于才人辞章之上，对文学作品流露出贬低的情绪，这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对陈澧颇有些菲薄态度的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曾说：“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成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坠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E15]批评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文章俚俗；汉学家以考据为文，文无性灵，明确提出义理、考据之作皆不可称为“文”。这段话或可让我们对陈澧文论未能摆脱经学思想羁绊的不足之处有更深的了解。
三、沟通骈散、反对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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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数学思想，是指人们对数学理论与内容的本质认识，它直接支配着数学的实践活动。所谓数学方法， 是指某一数学活动过程的途径、程序、手段，它具有过程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数学思想蕴涵于数学知识中，又相对超脱于我们所学的数学知识。这两者在教学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其实是学生数学基础知识与数学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
一、数学思想对数学教学的作用
我们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就是“人对数学知识的本质认识”，是从某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上升的数学观点，它在认识活动中被反复运用，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建立数学和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数学思想的高层次的理解，还应包括关于数学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形态的产生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任何一个数学分支理论的建立，都是数学思想的应用与体现。数学思想是内隐的，而数学方法是外显的，数学思想比数学方法更深刻，更抽象地反映了数学对象间的内在联系。由于数学是逐层抽象的，数学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具有过程性和层次性特点，层次越低操作性越强。可见，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有区别也有联系，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总的指导思想是把问题化归为能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强调指导思想时称数学思想，强调操作过程时称数学方法。
二、教师应如何把握数学思想方法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仅仅依照课本的安排，沿袭着从概念、公式到例题、练习这一传统的教学过程，即使教师讲深讲透，并要求学生记住结论，掌握解题的类型和方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知识型”、“记忆型”的，将完全背离数学教育的目标。在认知心理学里，思想方法属于元认知范畴，它对认知活动起着监控、调节作用，对培养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意味着解题”，解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解题思路，数学思想方法 就是帮助构建解题思路的指导思想。因此，向学生渗透一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水平，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的原则
1.渗透性原则：数学思想方法是融合在数学知识、方法之中的，所以采用渗透方式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密切结合教材，不断地、一点一滴地再现有关数学思想方法，逐步地加深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认识。
2.渐进性原则：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必须结合两个实际，即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不同的教材内容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要求，要讲究层次，不能超越，要反复多次，小步地渐进。
3.发展性原则：用渗透方式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教学，开始时起点要低，但“低”是为了“高”。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要求学生“学会”并“会学”，在思维素质方面有所发展。
4.参与原则：所谓参与就是要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遵循认识规律，运用他们自己的器官，通过他们自己的学习活动，去探索数学思想方法的真谛。
四、如何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
1.提高渗透的自觉性。数学概念、法则、公式、性质等知识都明显地写在教材中，是有“形”的，而数学思想方法却隐含在数学知识体系里，是无“形”的，并且不成体系地散见于教材各章节中。教师讲不讲，讲多讲少，随意性较大，常常因教学时间紧而将它作为一个“软任务”挤掉。对于学生的要求是能领会多少算多少。因此，作为教师首先要更新观念，从思想上不断提高对渗透数学思想方法重要性的认识，把掌握数学知识和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同时 纳入教学目的，把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要求融入备课环节。其次要深入钻研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可以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的各种因素，对于每一章每一节，都要考虑如何结合具体内容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渗透哪些数学思想方法，怎么渗透，渗透到什么程度，应有一个总体设计，提出不同阶段的具体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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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的内容多写正面题材对读者的感染力比较强。一是可从题目上引导，多写《我爱国旗》（农民、教师、假想、小猫…）类的作文，突出了题眼“爱”也就渗透了爱的教育；二是可从行动上指导：活动并完成《我为＿做＿》的作文时，让学生通过自身换位体验、感受别人对自己的关爱和付出、学着知恩图报。三是对行动一定要有调查，避免光说不做的空谈，让学生付诸实际行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教育。
3.从作文的音乐美（词藻美）、建筑美（韵律美）、绘画美（色彩与造型美）的运用中培养学生的爱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思想与作文一样给人美的享受，让学生养成“三思而后行”的习惯
首先，让学生多读内容美、语言美的文章，看美丽的国画风景、听优美的歌曲……多角度的感受美。如朱自清的《春》描绘了美好的春景，在冬天读也会从内容上感到周围是春天；如《桂林山水》的语言美不胜收；如古筝曲《春江花月夜》意境韵味深远。其次，让学生练习从词句、修辞、表达中提升美的情调。一位女生在写《难忘的老师》是这样描写：“我忘不了她劳累的身影、忘不了她和蔼的表情、忘不了她温柔的话语，更忘不了她动听的声音。她长着一张活泼可爱的脸，一张温文尔雅的嘴巴。”排比的句式、四字的词语，充满喜爱的语言，把一位热情，温柔大方的好老师外表刻画出来。文如其人，小作者自然也不差。然后，注意修辞格调要高、讲文明，读着顺口、听着悦耳。形容胖人可以说“他满身的福气拖得他走不动路”而不能说他“胖的像头肥猪。”让学生知道说话也要给人美的享受。最后，还可以允许给相应内容配上插图，美化心灵，衬托语言。再者，书写的字体应工整、清秀，不能淡化了语言内容的美感。
4.从结构的安排、顺序的调整上让学生有宏观布局、客观推理事理的能力
事物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作文应客观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写事用事情发展的顺序、写景用空间方位或游览顺序，写活动用时间顺序，写物用事物特点定，这顺序便是文章的主动脉，不可紊乱。结构的安排也应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总——分——总”式让小学生易接受又符合事理。内容的规划、属性分类要明白，否则一团乱麻。做事也要理出头绪，安排好顺序，才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从格式的严格要求上让学生形成做事有规有据的方式
写日记就按日记的格式写，不能写成信的格式，日记的第一行始终都要写上日记、星期、天气三要素。做事也是如此，菜总是先洗后炒，桌凳总是先擦后坐，否则脏了衣裤。俗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创新也应是坡评吴道之的画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6.从学生努力完成任务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耐力，主动地的品性
作文时，学生有不会的字让去查字典或问别人，不懂的问题去向别人或查资料。诸如此类，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事要自己动脑动手的去做就可以解决问题，别人催促会不情愿，别人帮助不一定会接受，把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出来效果会更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张海迪的成功名言：“自救胜过一切他救”的人生哲理。
7.从先说后写的过程中养成学生良好的听说习惯和互助精神
作文一般都要打草稿，说便是一种好的草稿，说的形式多样：①、自言自语，说不清或说不明白的会自己想清楚。②、与同学面对面说，即交流了思想感情，听者又可以把不足之处指出来，作文会更加完善。即锻炼了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又锻炼了听者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③、小组或集体内说，听众多，说得人更想说好，回馈的信息也更多。取长补短后作文自然会更优秀。关键的是要养成善于表达、乐于交流，边说边想，语音清楚，态度大方，体态自然、专心听记、有礼有节，善意互助的说听好习惯，同时，作文也在互相帮助中有了大的进步。
8.从学生的习作相互阅读、相互交流、批改中让学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形成健全的人格
教师讲评作文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还可以针对有关方面的要求让学生交换阅读修改。如 B 写的《AA，我想对你说》，请 A 看后，A 同 B 的思想在交流中得到碰撞和升华。一学生在《你别这样了》一文中，劝说一个爱动粗的男生说：“你怎么没想都出手了，伤了别人你担当的起吗？同学和气也化为乌有。知道你爱生气，谁还爱和你玩？值周老师知道了，扣了班分，多损我们的集体荣誉呀！你记住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我请来那位同学，她读后红着脸说：“老师，我知道以后怎么做了”。给学生留足自尊，这比老师直接教育效果还好。魏书生的《教书育人》告诉我们 : 作文不一定篇篇都由老师改，让学生互相修改，可锻炼他们的阅读、判断、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还可以“吸取精华、弃去糟粕”，让习作水平也取长补短。何乐而不为呢？
9.“用我手写我心”，提倡自我教育
可以让学生自我介绍，全面认识自己，可以写自己的做的事、参加的活动、说的话、心理活动等，让他们从思想到行为都审视自己，给自己定位和剖析，与别人比较，留给他们面子和自尊，还达到教育目的。
10.主张张扬个性，学生才有创新思维
写生想写、写生要写、写生乐写，这样的作文题材才会有价值。如学生在《小猪，我向对你说》中，把母亲照料不吃食的猪的艰辛写得感人至深；在写人的《我的酸甜苦辣麻》文中，把自己全学期的情绪、行为、心历和感受剖析的五味俱全；在《教室》文中写教室里牛顿画像时说：“牛顿本来就是白白净净的，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被晒黑了……”侧面反映了室内装饰的陈旧。在《我的老师》一文尾，一位四年级学生说：“微风轻轻地吹吧，轻轻地吹，吹醒老师那颗偏心的心”。换个角度看，是很值得赞扬的。#p#分页标题#e#
11.从评语中寄托人情关爱、思想教育、行为指导
评作文不但要评内容、条理、语句、修辞，而且要评思想。让学生思想好，将来才会做好事。一位同学写《家》时颇伤感的说：“父母对我的爱，会让我茁壮成长，缺少了父亲的爱，我是活不下去的”。我就赶快宽慰她：他们会永远为了你的。一淘气包在《童年趣事》中说：“我偷偷的把炮放在爸爸衣袋里，点燃后跑开了，爸爸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吓坏了，一看，把他的衣服炸的稀巴烂，我高兴的又唱又拍手……”这哪是给父亲惊喜，简直是危险地恶作剧。告诉他这样的冒险永远不可以再试，伤害了父对子的养育之恩。要他总结出“三思后行”的感想。又一学生在日记中说：“拔草回来路过选矿厂，捡了十二斤铁，卖了九元六角钱，体会到劳动的价值。”这种现象得慎重，问清是拿了拆旧的小零件，让他把钱还给厂主，并让他学习财产方面的法律知识才算是关注学生思想健康成长。
篇6
作者：彭飞 杨文斌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铜陵学院
“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符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2］85可见，蒲鲁东把价值作为一种先天的公式镶嵌在人们的头脑里的东西，是永恒的，并且要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在交换中蒲鲁东认识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这相对于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但是，他在价值产生的根源上，他的认识又远远地落后了他的前人的认识水平，没有认识到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蒲鲁东是故意抛弃了劳动价值论，目的是想调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调和的结果产生了价值的新范畴———构成价值作为他的经济学的基础。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起源于分工和交换，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认为分工和交换是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建议”的结果，这样他就脱离了社会实践走向思辨哲学。蒲鲁东认为，一切产品所具有的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叫使用价值，这些产品所具有的能够互相交换的性能叫交换价值。由于人们对于产品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自己又不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产品，于是并“建议”别人把一部分产品和自己的产品相交换，这样交换就成了建议的结果。这样蒲鲁东就把分工和交换的历史性遮蔽起来了，分工和交换是建议的结果，价值也就成了和劳动没有关系的“建议”。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历史发展，蒲鲁东虽然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但没有从历史的真实发展中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的基地已经完全建立，从这一基地出发，马克思认为交换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离开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存在交换，因此交换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交换价值是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由劳动和社会分工决定，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研究打下基础。
马克思对蒲鲁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法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杂乱无章，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全不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具有经济发展的历史知识，对实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采用思辨的方式来对待，他认为范畴的顺序同“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无关，它只遵循“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这样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用观念来认识经济范畴，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运动中来认识经济范畴。“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对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engrenement）———如果用普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3］42在蒲鲁东的理论视域中，由于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这样一来，当他去研究分工时，就不能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理解分工，看不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工所具有的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例如：当他研究机器时，他就不可能把握住机器产生及发展的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他只能从他抽象的“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来把握分工，把它虚构成能够保留分工的好的方面、消除分工的坏的方面。蒲鲁东在解读其经济矛盾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时，也都存在着这样的哲学思想。在历史观上，由于蒲鲁东只有“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因而在他的历史观中只有生产力的维度。而现实历史中的经济发展既有生产力的维度，又有社会关系的维度。人们在生产呢子、麻布的同时，也根据其生产力的条件生产出了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麻布的社会关系，手推磨生产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机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n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3］42-43“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1］598可是蒲鲁东由于放弃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线索，在上帝和“无人身的理性”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要从经济学概念的运动中来认识是经济关系的运动，要从这些“无人身的理性”中来认识现实经济运动的规律。“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国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1］602为此他提出了“构成价值”。他说“构成价值”就是指一切商品都要按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进行交换，只要商品交换严格按照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他们的价值才能够达到“构成状态”，这里蒲鲁东没有分清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的讨价还价，目的就是在于致力于获得构成价值。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认为，像他这样的社会天才才能设计出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才能阐明构成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运行规律。
在他看来，通过这种努力，政治经济学可以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同时也达到其理论发展的顶峰，并且找到价值规律的公式。社会也会因此进入有交换秩序的理性状态，就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实现平等。这是蒲鲁东为了得到他的“永恒公平”的理论所进行的思辨假设，其实质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一种荒谬的解释，如果得到他的“永恒公平”，一切人的交换都变成了同等量的劳动交换，这样的预设是多么的荒谬。按照蒲鲁东的理论预设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是相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劳动力的价格无非是工资的最低额，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和工人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并不一致，即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是二个不同的量，其中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大于劳动力价值。如果工人的工资是“构成价值”，那么也就不存在资本家剥削工人了。马克思对构成价值的观点进行深刻的批判，他明确地指出，“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104。应该说，这是马克思用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有力地回击了蒲鲁东所虚构的“公平”、“正义”形而上学的经济观。在历史观的层面，马克思掌握住了基于阶级对抗的历史观，即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以构成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改良方案不可避免地脱离现实，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而陷于空想。在批判蒲鲁东构成价值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对蒲鲁东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全部人类发展历史的基础，“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因此，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作为抽象其中的经济范畴，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普遍的理性，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着自己的形式。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的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他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3］47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由生产力的决定地位所决定的。但蒲鲁东却把抽象的“公平”“正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类永恒的理性，把它看作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5］306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从他制定的原则出发，让历史按照他的原则发展，这只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蒲鲁东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事实，而是历史的思辨。这样蒲鲁东是找不到历史发展的经济现实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总之，《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公开阐释，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才开始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进程,到《资本论》撰写的时候,马克思使唯物主义哲学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达到了完美结合。
篇7
篇8
一、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进行数学思想教育，当务之急是更新传统的教育观、教学观、人才观等。要明确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生活。数学教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发展和完善人的教育，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活动中，在形成人们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数学教育又是终身教育的重要方面，它是公民进一步深造的基础，是终身发展的需要，是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思考方式解决问题、认识世界的需要。要切实改变过去以考试为中心，以分数为标准，以升学率为目标的教育行为。另外，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和用计算机等现代手段辅助教学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要适应这些新变化，教师就必须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二、注重数学知识与实际联系进行目的性教育
在数学教学中，通过丰富的实例引入数学知识，如斜三角形的应用，简单的线性规划、概率统计、导数、向量、算法等章节的学习，引导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还应通过数学建模活动引导学生从实际情境中发现问题，并归结为数学模型，通过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学与我有关，与实际生活有关，数学是有用的，我要用数学，我能用数学。以数学的广泛应用，使学生真切地认识到学好数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关注数学文化价值，增加学生爱国热情
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数学科学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文价值、开阔视野，探寻数学发展的历史轨道，提高文化素养。在教学中，应尽可能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些数学文化的介绍，增加了学生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求知欲，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尊心和凝聚力，努力使学生形成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而努力学习的志向。
四、注重教学方法，结合正确评价，进行个性品质教育
在概念、定理、习题的教学中，通过对概念的引入、定理的论证、习题的解答等各个环节，逐步培养学生踏实认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拨的意志毅力，忠诚正直的高尚品格。
另外，在教学中就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差异，采用适当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通过“自主、合作、探索”愉快地学习。通过教师的启发、鼓励、树立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勇于克服困难和不断进取的决心。
篇9
梁兵主任医师从医40余年，治学严谨，博览医籍，博采众长，通医理、明方术、重整体、详辨证、精用药，疗效好，经验丰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受益良多，现将导师学术思想初步整理概述如下。
1、熟读经典固根本，潜心临床出真知
导师认为：医者仁术，性命相关。要很好地承担起这项神圣使命，必须精究经典，博览医籍，精通医理，夯实基础，固其根本。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以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为指导，通过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不断总结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阴阳学说概括了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各有其属性，既对立又依存，彼此消长，相互转化，处于恒动和相对平衡之中；五行学说则是用以说明物质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探讨人与自然，脏腑生理，病理及其相互关系，指导医疗实践，并最早产生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之后，汉代张仲景总结撰写出《伤寒论》、《金匮要略》，明清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和薛生白的《湿热病篇》等名著，系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形成了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四诊”为方法，以“八纲辨证”为总纲，以“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为基本内容的辨证论治理论和天人合一、治病求本、治未病的中医整体观等两大特色理论体系。中医学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学派、流派竞技登场，争奇斗艳，古典医籍浩如烟海，灿烂生辉，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作为一个践行中医学的医务工作者，应引以为豪。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要学好它实非易事，必须刻苦学习。首先要打好基本功，具备读译古文的能力，熟读精究经典，最重要的是四大经典及其他名著，精通医理，融汇贯通，博览医籍，博采众长，扩充知识，夯实基础，坚固根本。其次是滔心临床，有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是告诫临床的重要性，就是要精心实践，善于应用，善于总结，要把理性的东西变为自身经验，成为真知卓见，有所发挥，有所创新，这样才能做到得心应手，真正掌握。
2、脾主运化司后天，调治诸疾需顾脾
肾为先天，脾司后天，脾胃需。肾阳温煦才能发挥健运功能，然肾精之充盈需靠脾运化水谷精气以滋养。两者相互滋生，相互促进，维持人体的生长发育和抵御疾病、促进康复之功能。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气健运则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借助宗气以布散营养周身，内而脏腑，外至腠理，无处不到。脾喜燥恶湿，以升为顺，胃喜润恶燥，以降为和，二者燥湿相济，升降相因，相互协调以维持食物的消化吸收，供机体利用和能量储备，为诸气之所依，生命活动之所系，故称脾为后天之本。《内经》云：“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名医李东垣明确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些均强调了脾胃的重要性。病有脾胃自患，也有他病及脾，因此，导师认为诊治疾病时不要忘记脾，要时时注意顾护脾胃，舒展气机，畅达内外，调和阴阳。治疗用药不要顾此失彼，伤及脾胃，如攻下太过、寒凉太过、燥热太过、滋润壅滞、峻逐破瘀等，均可伤及脾胃。脾胃自病时显然重在治疗脾胃，因证施治。他病及脾时，在治疗他病的同时兼顾调理脾胃，如益气健脾、或和胃化浊等，使脾胃健运，气机畅达，对于祛除邪气、促进康复意义重大。
3、生命活动气体现，留人治病急固气
中医学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一言其是构成物质之一，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是生命活动依赖的物质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指脏腑组织及其他器官的功能活动，是以气的活动形式体现的，具备各种功能，包括神志、意识、思维，如五脏之气、元气、宗气、营气、卫气。更直观一点，如呼吸之气，生命活动的具体体现，气动则生，气停则亡。它是肾气、心气、肺气协调活动，且与其他脏气紧密配合，形成完整的动态生命体系。生命活动的强弱与先天之精、后天之精的盈亏和脏器功能盛衰直接相关，其抗病机能也与气紧密相关。《内经》云：“精气夺则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由此可见，气虚是患病的内在因素，外因(邪气)通过内因起作用。人体气虚，神倦乏力，呈现一种衰弱病态，此时极易遭受外邪入侵，导致严重疾病。正虚邪入形成正邪博弈之势，治疗当扶正与祛邪兼施，要权衡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此言之易而行之难，不潜心临床、认真探究则难于把握。一般正胜邪去则病愈，正衰邪盛则病重。在病情危重之时，正气欲脱，危在旦夕，这时急当补气固脱，或补气固本为主，祛邪治病相伴，称为留人治病，如大出血，失血亡阳，紧急施以固气摄血，补气回阳，或许能转危为安。只知祛邪，不知留人，气绝后谈何治病?导师对中风昏迷，肢体瘫痪或抽搐，汗出，大小便自遗等内闭外脱危重患者，有的是经西医抢救数日，效不显，家属要求自动出院的；有的是未经住院抢救的，既无氧气吸入，又无支持疗法，处于危脱之中，患者家属总是心中不了，转求中医施救。对此，医者讲明病情之后，取得家属理解，解除施治的后顾之忧，即可轻装上阵。导师的救治思路是固气留人治病，重用人参、黄芪补气，在此基础上针对病因病机用药，或平肝熄风，活血化瘀，或通腑泻热，化痰开窍，因证施治，总使补气不助邪，驱邪不脱气，达到留人治病。以此施治，多人转危为安，传为佳话。实践观察显示：补气治疗尤如吸氧加支持疗法，能延长患者存活时间，一旦停止补气，则会较快死亡。导师曾治一哮喘伴呼吸衰竭患者，患者因西医针药无法接受，病情反而加重，垂危之下中医施救，处方以生脉散加黄芪、川贝母、炙蒌壳、炙桑白皮、炙地龙、丹参、黄芩，服药后转危为安。由上可见，中医药对危急重症的施救，是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善于实践，善于总结。
4、瘀血阻滞痛不宁，活血祛瘀勿迟疑
血属阴，来源于水谷精微物质，如《灵枢・决气篇》所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其在心的主导下，运行于脉道中，为全身各部运去营养物质以滋养和维持生机。血液在脉道中运行是靠气来推动的，靠心气直接推动，其实应该说是靠五脏之气联动推进；心主血脉，肺主气朝百脉，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间动气元阳蒸腾，形成有机网络联动推进。若脏气虚，推动乏力，可出现血行缓慢。若脏气气机壅滞，气滞则血亦滞，稍久则会形成血液瘀阻，不通则痛，故瘀血证会出现疼痛、肿块、出血、肌肤甲错、舌紫暗或瘀斑等主要证侯特征。其中疼痛最常见，使人坐卧不宁，痛处固定，多呈刺痛，拒按，或作寒热，经久不愈，有云“怪病多瘀”、“久病必瘀”。综合病因、病机、证侯及舌脉瘀血表现即可诊断为瘀血证，拟活血祛瘀
法治疗是行之有效的，宜当速决，不可迟疑。这里需要对不同症情出现的瘀血证拟定符合实情的祛瘀法，如气虚血滞的，宜补气活血并施：气滞血瘀的，宜行气活血祛瘀，此属实证，与气机郁滞相关，以行气、疏气为主，佐以活血祛瘀，气行血行。对于瘀血痹阻，久病成瘀，必当重剂活血化瘀，桃红、红花、三棱、莪术、大黄、水蛭、土鳖虫、全蝎等均可选用。瘀血偏寒当温通活血，偏热宜清热活血。既有瘀血又存在出血，当活血止血并施，且多以活血为主；如胃溃疡出血、产后出血、跌打损伤、肿瘤出血等，瘀血不去则血不归经，活血祛瘀乃澄源塞流治本之法。
5、中医宏观显独特，西医微观领潮流
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两大特征，也是优势之所在。中医学认为，自然界千奇百怪，但所有事物都遵循一定规律演变，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对平衡，和谐共存，和谐发展。人类生活在自然界，靠自然界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水、空气、阳光、食物等，自然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也不断适应自然界之变化。人类依赖自然界，且能主动改造自然环境，但仍然要受大自然的制约。自然界有五行，人体生有五脏，脏腑间相互滋生，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协调平衡，形成联动整体。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构成完整体系，这是常态。若不和谐，人则会出现不同的生理、病理变化。因此，诊治疾病必须审视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人体疾病的影响，以及人体自身脏腑与疾病的关系，进而采取综合立法治疗及康复、养生、治未病等，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
篇10
李永康教授是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伤科教授，主任医师，云南省著名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专家，云南省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导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师从于全国著名骨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教授，从事骨伤科医、教、研工作45载，治学严谨，学贯中西，博采众长，擅长以中西医结合诊治骨伤科疾病，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临证思维方法。笔者有幸跟师学习多年，受益匪浅，现将其学术思想总结如下。
1 中西合璧，衷中参西
导师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相辅相成，互相渗透。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点，体现了中医的整体全局观，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施治。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的器质和功能变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许多优势。因此，将中医的辨证和西医的辨病结合起来，就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在临床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总结，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经验理论思想体系。在云南省首先开展了骨伤科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倡导手法整复四肢骨折小夹板固定的原则和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大量运用中医中药治疗骨伤科的疑难杂症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弥补了西医骨科在治疗慢性劳损性疾病的不足。中医、西医是辨证统一的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中西医的产生和思维方式，中医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实践性科学，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西医则是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基础所形成的实验性科学，根据人体解剖和具体病种进行治疗的思维方式。治疗骨伤科疾病关键是掌握好适应症，找到治疗的结合点，选取两种方法的精华，针对性治疗，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学好中医骨伤科必须从古籍中吸取养分，总结经验并付之实践。要学好西医骨科就必须从解剖入手真正读懂X片，CT片和MRI片并明白其所代表的病情轻重,掌握各种先进的检查方法，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各种检查方法，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真正掌握了各种疾病的临床诊查方法，加之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因此导师反复强调，现代的检查技术越来越先进，医生看病诊治也越来越依靠各种检查方法，但作为一名医师，首先应该掌握的仍然是最最基本的临床检查方法，不能根据X片就确定治疗方案，为了X片手术而手术。一定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仔细诊察，才能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更好的为患者服务。许多患者就是在导师认真细致的问诊下，详细熟练的体检中，明确了病情，避免了误诊。因此，导师认为“四诊”作为诊断疾病的主要手段，是辨证的基础，立法的前提，组方用药的依据，取得疗效的关键。骨科医生还需要加一个“摸”，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检查手段，才能识病知因，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给予正确的治疗方案。中医学是几千年来古今医家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拥有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有一整套完整的、独立的科学体系。历代医家皆对其理、法、方、药有过不断的研究及探索，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其中医基础理论是以“阴阳学说”、“藏象学说”为核心，因此长期以来对中医学的认识采取分析、归纳和推理的方法，口传心授，虽说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看，研究进展缓慢，低水平重复劳动较多，不能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导师在肯定中医基础理论的同时，强调中医药要发展，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不能墨守成规，必须走中医药与现代自然科学及现代医学相结合的道路，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的新方法、新技术，多学科、多侧面的综合研究中医药，发展中医药，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2 理法方药，贵在变通
导师临证谴方用药提倡“方从法立,以法统方”。选方用药必须以治法为依据，才能配伍组方，方剂从属于治法，治法是应用方剂和创造新方剂的根据；同时方剂又是治法的具体体现，用药治病，离不开方剂，若有法而无方，治法就无从体现，也就不能完成辨证论治的全过程。方剂必须以治法为纲，以此为前提来运用方剂。治法产生之后，又反过来指导临床的处方用药，才能拟定出大量有效的经验方，正是这些有效经验方的存在，治法才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不论治疗任何疾病，都不能以方套病，而应以法统方。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极为密切，既不能有法无方，又不能有方无法,法立之后，才能选方，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导师临证选方用药充分考虑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具体运用中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泥其药”。方剂的组成虽有严格的规矩准绳，又要视不同情况灵活变化。在临证选方时应根据病情的变化，视患者体质、年龄、四时气候，地域差异等灵活运用。只有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具体运用中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达到治疗目的。导师遗方用药临床疗效甚佳，主要精华为“贵在变通”。其“变”主要表现有三：①药味加减的变化：指在君药不变的情况下，因病情需要，可以改变其臣、佐、使药的配伍，其一为随症加减即君药及主症不变，随次要症状或兼夹症，增减其次要药味以适应病情的需要；其二为药物配伍的变化，方剂在主要配伍药物变化时，直接影响该方剂的主要作用，虽然君药不变，但臣、佐药变了，同样会改变原方的性质和作用。②药量的变化：有些方剂，药物完全相同，但由于变化了药物的用量，因而改变了该方功用和主治证侯。③剂型更换的变化：是指同一方剂，由于剂型不同，在运用上也有区别。从这些变化方式可以看到，导师对方剂的运用，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些变化方式可以单独应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很难截然分开。但通过这些变化，能充分体现出方剂在临床中的具体运用特点，只有掌握这些特点，才能制裁随心，以应万变的病情，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
3 手法复位，稳妥精准
导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骨折、脱位及各类创伤的经验，自成体系，同时运用现代的解剖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对其进行了规范整理。在保持疗效的基础上，简化精炼了手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正骨手法。手法复位稳妥、准确、轻巧而不增加损伤。对《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伤有轻重，而手法各有所宜。其痊可之迟速，及遗留残疾与否，皆关乎手法之所施得宜，或失其宜，或未尽其法也。盖一身之骨体，既非一致，而十二经筋之罗列序属，又各不同。故必素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法之所施，使患者不知其苦方称为手法也……盖正骨者，须心明手巧，既知其病情，复善用夫手法，然后治自多效……较之以器具从事于拘制者，相去甚远矣。是则手法者，诚正骨之首务哉”的理论及其在骨折脱位整复治疗中的重要意义有相同的认识。认为绝大多数骨折可用手法复位，且疗效好，费用低，患者所受痛苦少。
导师指出，“筋喜柔不喜刚”，在手法运用上尤其强调轻柔绵软、外柔内刚，稳妥轻巧。手法正骨突出一个“巧”字，主张巧妙利用患者心理，顺应解剖，因势利导，一气呵成，正确应用杠杆原理，在短时间内，甚至患者不知痛苦的情况下就能准确复位成功。导师这一学术思想，在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 动静结合，内外兼治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正常生命活动依赖于气血、脏腑、筋骨、经络等正常运行维持，若机体遭受损伤，则正常活动必会受到影响，产生功能紊乱，出现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和临床症状。《正体类要•序》指出“机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合”。因此在骨伤科治疗原则中，导师认为应以辨证论治为基础，遵循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四大原则：固定与活动统一（动静结合），骨与软组织并重（筋骨并重），局部与整体兼顾（内外兼治），医疗措施与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配合（医患合作）的治疗原则。导师认为“动”与“静”是骨折治疗中的主要矛盾，动静结合中的“动”是绝对的，也是治疗的最终目的，“静”是相对的。动与静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要辩证地对待，没有相对的静止状态，组织骨骼就无法修复；没有适当的运动，组织关节就无法恢复原有的功能活动，只有将动与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疗效。筋骨并重则是在治疗骨折的同时，注重软组织、血管、神经的损伤与修复。
导师认为机体局部的损伤，必然会影响机体全身的代谢。因此，肢体的骨折不能仅仅解决局部的问题，应该同时注重全身的调节。从机体的整体观念出发，才能取得好的疗效。伤科内外治法，从全身论治及分期辨证施治，均有独到之处，较西医单纯局部治疗优越。临床上将内伤证分为伤气、伤血和气血两伤，或根据伤势深浅分为伤表皮、伤经络、伤筋骨、伤脏腑等。由于气血循行于经络，且相辅相成，故伤气比伤血，伤血比伤气，不过两者所伤轻重不同而已。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气血兼顾各有偏重。由于经络内联脏腑，外络枝节，故除局部施以治疗，还要根据受伤部位、时间、经络、脏腑加以辨证施以内治，方能收到预期的疗效。
篇11
在高三的数学总复习中，农村生源的低起点和高考的高要求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怎样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一是要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好这个难题，二是要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好的教法。概括起来就是贵在自信，重在引导。我概括了以下几点：
1思想方法
1.1面对难题，教师心态要平衡
学生基础差，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学生自己不要学”。如作此想，教师便容易来气，也欠公正客观。作为承担高中数学总复习的教师，应当把“既尊重学生，又严格要求学生”贯彻到教学工作中去，要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着向上的美好愿望，关键是教师要有坚强的自信，把挑战当作机遇，总复习提出了一个究竟是面向少数，还是面向全体的问题。如果单打一，只是“为升学而复习”，多数中差学生就只能“陪读”，这样的复习对他们缺乏吸引力，把难题当作课题，正视和分析困难，这样就会有自己驰骋的天地。
1.2指导思想要端正
我们的中学作为普通农村中学，毕业生自然升学的少，就业的多。这就向凝聚力，一般学生学习情绪的涣散必然反过来影响“尖子”学生的培养。只有面上稳得住，拔尖才有基础。所以我在复习中始终坚持“为提高而复习”的指导思想，使水平不同的学生都能各有所得。
1.3个别工作要细致
差生对数学有恐惧心理，他们认为复习时间短，自己反正没希望及格了，因此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态度。我总是满腔热情地对待这些学生，召集他们开座谈会，一起寻找掉队的原因，排出学得不好的章节，指出“不怕差，只要抓”，只要自我振作，同时改进学习方法，就能打翻身仗；我还列举上一届差生显著进步的事例，点燃他们学好数学的希望之火。在教学中，我利用空闲时间面对面有针对性地做些指导。
2认知过程
中学数学的内容头绪纷繁，对于中差学生来说，很难梳理清楚，牢固掌握。我认为，无论是知识的梳理、技能的训练，还是智能的开发，教师恰如其分的引导都是十分重要的。
2.1关于知识的梳理
一是要着眼于查漏补缺，把教材的重点、学生的弱点作为复习要点。二是要着眼于学生认知结构的优化，不但增加知识库的储存量，还要增强知识链的有序性、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师要帮助学生“串点成线，织线见网”，使他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2.2关于技能的训练
在总复习阶段，基本技能的训练十分重要。通过训练才能消化知识，暴露问题；才能总结规律，活跃思维。然而题海茫茫，无际无涯，怎么办？这就需要教师的引导，编选习题要针对学生实际，考虑到题目的典型性、综合性、灵活性，努力使题目具有“小、新、活、全”等特点。
2.3关于思维的开发
中差生数学成绩上不去，重要原因在于：在平日学习中，思维能力未能得到相应提高。所以对中差生也要重视培养思维能力。总复习要有一定的起点，就思维而言，要定在“跳一跳，摘得到”的标尺上，而不是越低越好，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2.4“回归课本”
随着高考试题“根植课本”的深入发展，高三的数学复习工作也应朝着内容与方法“回归课本”的方向迈进。以高考数学的能力要求出发，做好“回归课本”的教学活动。
2.4.1从认知的角度熟悉教材。通过对数学教材中概念、内容、思想方法等进行重新归纳、整理，建立知识结构网络系统，建立了知识结构网络系统后，应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在理解教材的内容和例题所要反映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机械地罗列概念与公式、定理等。通过建立数学知识结构网络系统，使数学知识结网串线，浑然一体，达到熟悉教材的目的。
2.4.2从理解的角度再认识教材。再认识教材就是要深入教材，用新的观点与方法，对数学知识重新理解，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比如，对数学推理方法的认识。数学教材中函数y=f（x）的图象和它的反函数y=f-1（x）的图象关于y=x对称。这个定理的证明过程较长，逻辑推理的方法较典型，由任意一个点的对称推出整个图象的对称，是高等数学中用“有限”的方法处理“无限”问题的具体运用。同时，蕴涵着分类讨论、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定理的推理过程，借助于计算距离相等，才能保证对称性，体现了计算帮助推理的思想。
2.4.3从掌握的角度拓宽教材。在掌握教材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考纲要求，适当地拓宽教材，对“回归”工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函数的单调性知识可拓宽如下：函数f（x）在[a，b]上单调等价于：
命题1 对任意的x1，x2∈[a，b]，当x1-x2>0时，f（x1）-f（x2）>（
命题2 对任意的x1，x2∈[a，b]， ②
3结束语
通过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指引，知识的梳理，技能的训练，智能的开发，到回归课本高三总复习，一定会让低起点的学生重新树立自信，运用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描绘自己的人生坐标。
篇12
1.从燮理五脏的整体观立论，当重肝脾又不独主于肝脾。
对胸胁刺痛者，加大黄、红花、桃仁、三七、郁金、地鳖虫、泽兰等；对小便不利者，加猪苓、泽泻、车前子，重用益母草200g煎汤代水；对胃气上逆者，加姜半夏、姜竹茹、陈皮、生姜、枇杷叶、代赭石等。对五脏之阴阳不和者，其阳虚主在温补下元，加人参、附子、肉桂、沉香、干姜等或苁蓉、巴戟天、仙灵脾等；若阴虚则加生地、白芍、女贞子、甘杞子、山萸肉，重用山药。对肝脾肿大者，可合软坚散结之品，如牡蛎、昆布、海藻等。总之，辨治当把握全局，权衡五脏虚实，使亢者平，实者消，虚者复。当然，燮理五脏之中，尤应注重脾胃，土旺则四脏皆得其濡养，尤其对阴虚湿热相兼者，更当着眼于中州，以脾主湿又为生化之源，正邪俱关系于脾。
2.把握虚实
臌胀之病，乃水聚腹中，虽积水为实，而其本则多由虚所致，辨治大要在于评审虚实之轻重，不可轻投攻逐和滥用滋补。立法当把握虚实，通补兼施，对腹胀大较甚，难以忍受者，法取寓补于消，祛邪而不伤正。
3.平调气血，喜用衡法
气滞血瘀是臌胀的主要病机，调气理血是治疗本病的常法，由于本病常是本虚标实，虚实相兼，故调理之中当以平调为法，不宜峻烈，理气不可过用破气，以防耗气，对肝区胀痛、腹胀不适者宜选用佛手、陈皮、生麦芽、麸炒枳壳、川楝子等；调血宜活血不宜破血，以防伤正，宜选用三七、丹参、泽兰、益母草、当归等；若伴便秘者，可选桃仁、制大黄等。疏理之间，又当配合益气柔肝之品，理气之中宜伍活血，活血之中宜参理气，互为兼顾，生克有济。其把衡法应用于慢性肝病的治疗，通过调气活血之衡法能明显改善中医证候、改善肝功能等指标，特别是在患者后期的腹水复发、体重及腹围变化有较明显的疗效根据其瘀血发黄的特点，以“衡法”为主治疗慢性肝病黄疸103例，均取得一定疗效。
衡法就是顺应肝喜条达之特性，以通为法，通过疏通肝脏管道系统，清除肝内的瘀热痰毒，使肝脏恢复"通"的状态，即可达到恢复肝功能，抗肝纤维化的作用。由此而肝气亦得畅通而无所窒碍，因而可改善慢性肝病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和肝功能情况。所以治疗慢性肝病通过调气活血之衡法能明显改善中医证候、改善肝功能等指标，特别是在患者后期的腹水复发、体重及腹围变化有较明显的疗效，且临床使用安全无毒副作用，明显的缩短住院日，总有效率96%，适宜推广使用。
4.注重祛湿，尤重调脾
肝硬化腹水的病机可概括为3个方面，即湿、虚、瘀，其中湿邪贯穿疾病的整个过程，影响疾病的发展和预后，同时三者又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邪盛正衰、虚实夹杂的复杂病机，致使疾病缠绵难愈。基于上述发病机理，在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突出攻补兼施、调理脾胃的治疗原则，重用白术45-60g。这正体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中医治疗大法；同时也是与其他应用大量苦寒之剂治疗肝硬化腹水方法的区别所在。
5.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医学的精髓所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对肝硬化腹水形成机理的认识不断深入，在临床实践中，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现代医学知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施治过程中加入既符合辨证又符合现代药理的药物，获得良好疗效。
篇13
《中国思想学说史》总主编、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该书出版有两种意义。第一，它标志着集体合作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自然形成的。本书的作者基本集合了思想史研究的前沿专家，合作单位众多。该书获益于与各个高校学者交流中“自然形成的”集体合作的学术伙伴关系。这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有参考意义，也表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摸索出的自愿结合的道路是完全有成效的。第二，它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已成为学科的名称，并已经获得国家和公众的认可。中国思想史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被称为“专门史”。将中国思想史纳入学科体系来之不易，我们要“百般爱护”。
《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主编、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认为，获奖是对该书的肯定，它不是依附于当前的“项目课题”，而是就研究而研究，是对学术的忠实。南京大学童强副教授则认为此书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且对将来有示范作用。
二、《中国思想学说史》的特点
学者们还纷纷将该书与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进行了比较，指出对前辈研究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尚不完善的地方。
很多学者注意到该书是对侯外庐学派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传统的延续。《中国思想学说史・宋代卷》主编、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认为该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实现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结合；注意到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更关注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过程。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该书的特色，不仅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而且还实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同时立足于哲学的高度，与侯外庐对思想史的理解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扩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
在继承的基础上，该书实现了若干创新。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这部著述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大事件，是21世纪中国思想史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从思想内容、体例上都比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主编、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的定位，哲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并进一步将思想放到学术的大环境中去；其次，该书拓展了侯外庐对哲学内涵的定义，增加了对人的价值观的思考，考察了哲学内涵之间的关系与发展的逻辑史；第三，开发了哲学的社会功能，将哲学思想视为时代精神的表达，对社会起着支撑的作用。
有的分卷主编还总结出他们所撰写的分卷特色。如黄留珠教授认为“秦汉卷”突出的特色有：第一，重视探讨秦汉思想学说史赖以生长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侯外庐学派的主要特点；第二，提出秦汉思想学说史发展的五个阶段、四个特点，并对秦汉思想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归纳；第三，在编排体例上，以横向为顺序安排章节，并在序论中纵向描述各个时期的特点，弥补了横向研究的不足；第四，对某些思想家或者著述作出了新的评价。
三、存在的不足
在座谈会上，各分卷主编和学者们也公允地指出了该书中存在的不足。如黄留珠教授指出，“秦汉卷”由三位作者共同完成，由于个人的文风不尽相同，全书中缀合的痕迹明显，体例不一；其次，虽然本卷与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相比较，充实了材料，但是观点上的突破较少。刘学智教授认为对魏晋时期的三教关系的研究也需要深化，对魏晋时期思想转型中的过渡环节的考察，对各个学术思潮的交叉关系及其特征研究都需要更多的关注。
朱汉民教授指出“宋代卷”中对思想、文化如何普及方面，如何把学术思想变成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如何政治化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思想史主要由哲学思辨、价值关怀和现实争论三部分组成，但是在宋代思想中哲学思辨中缺少对陈白沙思想的研究，对阳明心学的哲学思辨研究比较充分，但是缺乏对相关的价值关怀和现实争论的研究。
方光华教授认为在本书的相关哲学研究中，对哲学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梳理尚不完善；各个分卷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也需要调理；对哲学的现代意义的深度的理解也需要加强。
四、对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展望
本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走向进行展望。学者们大致提出，继承前人高尚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拓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充实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建立学术共同体。
(一)继承前人高尚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
张岂之教授提出发展中国思想史学科，要缅怀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学习他们实事求是、时刻将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的精神。研究中国思想史，不但从专业学科本身发展思想史学科，更要从国家民族复兴的高度建构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学科需要高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继承前辈学者高尚的人品与学术钻研精神。《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主编、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指出，学者的责任是为真理奋斗，为国家命运奋斗。黄留珠教授指出学术研究不要忘记先辈，不要忘记朋友，学术的发展是条持续的链条。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指出，学科的发展是时间的问题，经过了多辈学人的共同努力，要在继承前辈的学术精神与人格的基础上，树立使命感，以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为契机，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提供鲜活的事例。
(二)拓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外优秀的思想家是历史的引领者，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者，所以，我们要注意对中外优秀思想家的研究；其次，要力求使中国思想史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不仅要注意对汉族思想史的研究，也要注意对少数民族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进一步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龚杰教授提出推动思想史学科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是“创新”，并且归纳出创新的三个条件，即创新需要深化，创新需要拓宽，创新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范立舟教授指出中国思想史研究有着眼光“向上”与“向下”(实际上这同时是“向内”与“向外”的问题)的分别，两项都有强化 的需要。“向上”(“向内”)要注重经学研究和政治思想研究，“向下”(“向外”)要注重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研究；要把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和通俗文化的小传统结合起来，把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结合起来。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提出思想史研究离不开社会思潮的研究，其中要着力建构“两条地平线”，认为思想史研究的突破关键在于抓住新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要注意多种思想的研究。刘宝才教授提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认为在学术发展的形式、学术内容、对中国古代学术整个历程的影响、学说的当代意义等方面，诸子学都有研究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副研究员针对关于纵横家的研究也表明了相似的观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任大援教授从明末“天学”与明清思想关系角度，提示要注意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从周边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上拓展思想史研究的眼界。江西宜春学院陈荣庆教授从对先秦“天下”观念的探讨，揭示从具体概念研究思想史的理路。
(三)充实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思想史隶属于历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要贯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要重视史料。聊城大学江心力教授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中指出要立足于学术编年，厘清中国思想的历史和时间顺序，以学说为中心分析中国思想的特点和社会基础，通过对经典语录的整理和训释阐明中国思想的意义，从而推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童强副教授提出实现继承与创新辩证的统一，通史与具体问题研究的统一，贯通与多样性的统一。西北政法大学陈春会副教授着重探讨从考古学的视角研究思想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