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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古代指量度方形的法则，《墨子·天志中》提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现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教学方本文由收集整理法是指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既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又包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方法，是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在教学活动中的融合以及有机统一，是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行为体系。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是提倡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老师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帮助者，学生才是主动的建构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按照高等教育学的普遍解释，教学方法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对学生施加影响，怎样把列举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培养学少分析能力、发展能力，形成一定道德品质和素养的具体的手段。”[1]因此，对法学本科教育而言，科学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意义特别重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高校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中唯一一门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专业课程，且其教学内容、相关概念、涉及的法律规范都非常的多，且不存在一部统一的法典，因此，相对于其他基础课程而言，其教与学的难度均比较大。在国外法学院教学中，这种教学的困难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教授认为，“行政法始终是被认为是最为烦闷的课程，而学生也是对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最为缺乏头绪的”。[2]这些由学科本身的因素导致的困难都是非常难以克服的。因此，经验丰富的教师一般都寄希望于寻求良好的教学方法来破解其中教与学的困境。正确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教师达到特定的教学目标或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而且可以促使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并且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实施现状
（一）对于实践教学的关注仍然不够
虽然各个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只停留在表面，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重严重失调。比如，根据笔者所在校的法学本科培养方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时只有51课时，而实践教学也仅仅6课时，有些实践环节如果认真做，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心血的，但给老师的课时量却很少，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从教师的实际工作来说，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也是不够的，没有认真研究不同实践环节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同作用，经常流于形式；从学生来说，参与实践教学的热情不高，很多实践环节都没有认真去做，最后交一份报告了事。
（二）教学方法单一，使用随意，教学效果不佳
就目前教学实践而言，教师并没有按照教学内容的需要而选择，整合各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要么只用“讲授法”一堂课从头讲到尾；要么从头问到尾；要么一律采取讨论式教学，追求课堂气氛的热烈。单一的教学方式的使用，使得课堂缺乏一种凝聚力，不仅不能使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反而费时费力甚至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另外，在教学当中，很多老师在使用教学方法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考虑到主题或者教学目标的实现，仅仅只是为了体现多种教学方法的使用，这样表现出来的教学方法的选择可能并不适合这个主题或者就是一个形式，根本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
美国著名教育家大卫·爱尔坎德（david elkind）教授曾通过大量的教改实践提出：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允许学生各抒己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习成为学生的内在需要。传统的被动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脱离了学生生活实际，已不能满足现实的法学教学的要求。由于种种原团，当今法学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没有积极参与到教学当中，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发挥。
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路
（一）坚持的原则
第一，教学方式多元化原则。应该摈弃过去那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应该说不论是哪一种教学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就比如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的阐述法律概念、法律规则，让学生能够收获系统的知识，但是其屡遭诟病。其实质问题不在于这种方法自身，而是具体的操作运用是否恰当。
第二，从实际出发原则。这个实际一方面是指任何新的教学方法的引进和使用都不能脱离实际，要做好新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之间的衔接，而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当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节的设置等方面，使之为其服务。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的具体使用
第一，讲授式教学法。作为传统教学方法，讲授式教学方法主要以概念的讲解、理论的灌输和法律条文的阐释为主，虽然这种填鸭式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弊端，但在法学本科教育中，需要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一个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为了克服其弊端，需要在授课过程中按照教学目的的需要结合其他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丰富课堂教学，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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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对创新型、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院校逐渐加大对教学改革的重视和投入，教学改革已成为当前各高校各专业甚至各学科的一大趋势。《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尤为注意教学改革，但在传统教育观念和模式的影响下，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繁杂，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内容繁杂，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行政法基本原理、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行政活动）法和行政监督与救济法等几大部分内容，涉及的社会领域也十分广泛，且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常常交织在一起，包罗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章节间的跳跃性和跨度较大。行政法律规范数量繁多，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形式多样，体系化程度不高且易于变动，难以系统化讲授和学习。
（二）教材版本繁多，内容体系差异较大且争议较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版本较多，如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张树义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叶必丰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胡建淼、金伟峰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余卫明、邓成明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湖南大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张弘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辽宁大学出版社），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这些教材之间内容体系差异较大且争议较大，如何进行选择和舍取是一个难题。
（三）教材更新缓慢、部分内容陈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修订缓慢，部分内容陈旧，就拿最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已修正）来说，当前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最新修订的教材，教材的修订赶不上法律法规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还有部分教材内容陈旧，不符合主流观点的变化。
（四）技术方法落后，教学方法单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不仅仅是一门理论化、体系化的书本知识，而是一门与我们的生活实践十分密切的重要的课程。从行政法的地位来看，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与宪法关系最为密切的普通法律部门，是最具有社会影响的部门法。从涉及的面来说，它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要想让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过程成为学生的一种愉快的情绪生活和积极的情感体验，而不是一种负担，教师就要优化、活化教学方法，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中当前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运用比较多的仍然是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而启发式、研讨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运用较少，再加上辅助教学资料及设备十分匮乏，致使教学方法与手段落后，从而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五）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应该来说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长期以来，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课堂上的理论教学，而轻视了实践教学的教学，这十分不利于培养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十分不利于同学们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践性较强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一门课程（应该说法学很多课程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的一个显著特点，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但是因近些年来物价上涨，各种费用（如食宿、交通、交流等费用）大幅度增加，而同时教学经费增速缓慢和增加幅度有限，所以实践教学趋于简单化、经济化，时间和实践内容压缩，导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向实践性、应用性方向的改革艰难。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国家教育部确立的十四门法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法律课程。由于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不能脱离实际而进行孤立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因此本课程教学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使学生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对行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晰的认识；二是让学生逐渐习惯用行政法的思维、逻辑和方法去考察、分析、理解社会现实问题，能够初步解答和回应社会现实中的行政法律问题。
（二）及时更新教材，补充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不仅要精选我国学者的主要和主流观点，以及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的热点内容，还要反映有关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并及时向同学们介绍该课程研究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一些基本知识和观点。随着知识和观点的更新，以及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正，我们很有必要对教材的相关内容予以改变，及时更新教材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同学们在学好基础知识和更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自己，而且能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积极进行科学探索的激情。
（三）更新传统观念，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改革。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传统的“教与学”基本上是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出挑战，这种挑战要求对传统的培养模式及教学关系模式进行思考和调整。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必须建立在对未来人才素质结构要求的基础上，以教学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克服教学实践中诸多不适应当前建设的弊端，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焕发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模式，努力做到“教学相长”。
（四）改进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知识体系应敢于跳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加强与大家都紧密相关和感兴趣的知识教学，应以突出应用性和综合性为原则，并将科学研究，科研课题与最新的学科发展成就组织运用到教学中，适时组织好教学。本课程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授课：（1）重要理论、教义采取课堂讲授与课外讨论相结合的方法；（2）实证法的比较、分析法；（3）案例分析法（经典案例和一般案例）；（4）重点内容比较、讨论法；（5）模拟法庭实际案例审判法，等等。这样不仅能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也能增强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信心和能力。
（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性较强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乃至法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实践教学在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以我校开设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为例，一般教学总学时为80个，实践教学学时就有15个左右），但是因各种原因，基本的实践教学学时得不到保证，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得不到很好的提高，因此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结合该课程教学内容及特点组织学生到社会上进行考察与调研，等等。
参考文献：
［1］冯林林.论高校非法学专业行政法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定位.南方论刊，2009，（7）.
［2］谢天长，吴青.对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探讨.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9，（1）.
［3］李全庆.案例教学法――行政法学教学改革的新趋势.鸡西大学学报，2009.4，VOL9，（2）.
［4］滕明荣，降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难点分析及对策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VOL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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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文书写作》与《刑事诉讼法》课程是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政策下所招录学员的专业必修课，是为培养适应现代法治建设所需要的基层公安专业人才的业务能力而开设的两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一、整合教学改革的目的
根据我校现实的教育培训特点，刑事法律文书和刑事诉讼法的教学改革应适应基层公安机关实战的需要，通过教学改革，为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操作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充分利用我校公安网丰富的教学资源，针对各类培养对象，激发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二、整合教学改革前景研判
1.两门课程整合教学后，课程命名为《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文书中的应用与操作》，其团队式教学具有如下特点：
1.1综合性。刑事法律文书课是一门综合运用刑事法律知识和公安专业技能的应用写作课，具有写作知识和刑事诉讼法律专业知识综合应用的特点。它是将各门法律课程中和刑案相关的内容与专业性写作技法相结合的综合课程。
1.2实用性。刑事法律文书是刑事法律活动的工具，是刑事法律活动的语言表现形式。刑事法律活动的各个程序环节都离不开刑事法律文书这一表现形式，所有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学侦查及诉讼意义。
1.3技能性。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门公安专业知识写作的技能。它要求学生熟知各种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知识，还要求其掌握刑事法律应用时生成文书的实战技能。
1.4教学内容的新颖性。为切实加强学员写作刑事法律文书的操作能力，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必须和其它公安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相容融，深入讲解各种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要领，以适当的刑事法律文书写作练习作为教学辅助手段。
2.陕西省人民警察培训学校体改生的状况
以下是我们对2011级200名在校专升本体改生调查问卷后情况分析一揽表：
通过我校2011级本科体改生入学前专业构成来总结，这些学员大多来自法律、公安专业和文科其它专业，他们想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刑事执法操作水平的知识能力需求层次，想使自己掌握的知识进一步系统化、实践化，弥补自己在警务信息平台升级和法律修改后的综合运用能力方面的不足。其他学生则由于缺乏工作实践经验和专业不对口，对将要从事的职业所需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强化以期迅速掌握一些重要的法律知识和文书写作规范和技巧。老师将《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法律文书写作》课程整合教学，以实际案例为引导，上计算机实训。
整合教学是一个复杂而繁琐的问题，它涉及不同科目之间教学内容的协调同步，还涉及教务排课的班级同步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尝试了12节课整合教学以后，及时做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196份，反馈情况如下：
三、整合课程改革后对教学改革之思考
从上述调查表中可以看出，有96%的学员喜欢这种教学模式，认为对他们进行知识提炼、拓展动手能力的作用帮助很大或有一定帮。有94%以上的学生认为整合课改教学更容易形成能力，更贴近公安基层实战。所以俩位教师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在本学年加大课改力度，具体做法是：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授和区队小组研讨为主，多用于前期刑事法律文书和刑事诉讼法的结合知识点的基础理论教学。利用案例分析、音像教材和多媒体演示讲授等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研讨、答疑解惑。
2.课后答疑。学员自学，查找疑难症结，找出刑事法律文书和刑事诉讼法的疑难问题、任课教师利用自习和课余时间，适时进行答疑活动。这种方式利用的时间较多、学员的自主性较强。
3.实训教学。整合课程教师要有计划的组织学生通过网上案例模拟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将已学过的两门课程理论知识转化为执法动手操作能力。以最新案例为引导，培养学员提前进入执法角色，网上办案，网上填写和上传执法文书，教师利用计算机媒介这种教学形式，当堂纠错，当场点评，互为补充。让学员体会如何运用公安信息平成刑事执法任务。
四、课改效果的评估
课程改革效果应注重于能否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运用能力为目标。
《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文书中的应用与操作》整合课程教学教师通过授课、提问、答疑、组织实训、反复调研后等及时对课程的内容进行修改和改进，对总体情况进行客观的把握，并适时召开整合课改教师教研会及研讨会，对课程改革的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并随时解决新的问题。课改责任教师应注重对课改意见的反馈，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使课程改革方案日趋成熟，真正做到以教学练战一体化为目标的这一公安教学中心的理念，不仅在技战术课能够得以贯彻，同时在其它课上也能够结出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 孙大明. 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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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理论根据
某一法律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按照我国法理学界公认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行政诉讼法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核心的问题在于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分析，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根据：
(一)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不同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
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张“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组成部分”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同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关系、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调整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不服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政诉讼关系，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是不同的社会关系，要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人民法院与行政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行政诉讼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关系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行政管理而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的根据不同。行政诉讼关系是基于诉权和审判权而形成的。没有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就不会有行政诉讼关系的产生，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关系形成的前提，并且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法院的审判权，是行政诉讼关系的重心所在，因为行政诉讼的主要任务在于法院行使审判权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因行使行政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行政权是行政关系的核心，也是行政关系形成的根据。二是主体的范围不同。行政诉讼关系主体的范围除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以外，其他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并且人民法院、诉讼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是行政诉讼关系的主体。行政关系的主体仅包括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三是主体的地位不同。在行政诉讼关系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明确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因而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与原告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凌驾于行政相对人之上的优越权力，如处罚权、决定权、裁决权等，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此外，“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一部分的理由。一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功能，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权的行使并不能认为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二是因为行政诉讼法虽然对行政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但这只是不同部门法作用的不同，就像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刑法、民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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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仍缺乏对公共利益保护的诉讼渠道，而对个人权益保护也基本处于“法定权利”标准阶段。《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此规定立意在于拓宽原告资格，但由于“法律上利害关系”属高度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拓展的方向并不明朗。
在我国，实现对原告资格的拓宽，首要目标是争取实现从“法定权利”标准向“法律上的利益”标准迈进。自然，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更为困难的是，如何能将这一标准落到实处。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修订《行政诉讼法》更多的努力是能在立法上尽量明确“利益”的界限和运用这一标准的基本方法下功夫。
（四）充实和细化相关证据规定：
《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条文不多，但其中确立的由被告对被诉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却有领先意义，对充分保护公民、组织的权益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细化《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9年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证据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继而又在2002年制定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对行政诉讼证据问题作了系统性规定。相比之下，后者不仅内容充实、具体，而且更符合行政诉讼法立法精神和发展导向，值得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吸收。
（五）明确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行政诉讼能否附带民事诉讼，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和适用条件，在我国一直存有争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此规定似乎隐含着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认可，但适用范围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行政裁决。
从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来看，除行政裁决这类典型涉及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行政行为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被诉行政行为也都涉及到双方甚至多方的民事权益之争；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源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民事争议的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或部分撤销，原告胜诉，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仍无从解决，即所谓的“官了而民不了”，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从根本上得以保护的结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行政诉讼的审理和裁判对象是被诉行政行为，而不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争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去解决双方的民事争端就超越了行政审判权的界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提出即是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为当事人提供一条便利的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机制，它除了具有达到实现诉讼经济的功用外，从根本上说目的在于能更有效地发挥行政诉讼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作用。
因此，修订《行政诉讼法》，应明确确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其适用范围、条件、审判方式及裁判方式作出具体规定。当然，对因行政裁决引发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与其他类型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启动条件和审理等方面是否应有所区别，需要进一步研究。
（六）完善判决制度：
现行《行政诉讼法》为一审判决设置了四种判决形式，即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并对每类判决形式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这些判决形式，尤其是维持判决与撤销判决的存在及适用条件，首次系统地确立了判断行政行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不过，《行政诉讼法》所设定的四类判决形式基本是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忽视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一定障碍。《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引入判决所考虑的因素，增加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两类判决形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缺失。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除吸收司法解释的成果外，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细化：
1、明确履行判决的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该规定确立了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类似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课以义务判决。然而，由于这一款规定的简单和模糊，造成认识上的不统一，不利于保护公民、组织的权益。有些学者和司法部门，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行政不作为，认为行政机关明确拒绝相对人申请的行为，不属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如果错误，法院不应适用履行判决而应适用撤销判决，而此规定中“不履行”仅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注：参见林莉红著：《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246页；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9页；章剑生：《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29 页。）。按照此种理解，我国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被分化，导致履行判决的适用范围缩小。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来看，均是从实质意义上理解行政不作为和确定课以义务判决的适用范围的。我国台湾地区在修订“行政诉讼法”之前也曾采用撤销判决制度，但鉴于撤销判决救济的不充分性和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而改为现在的课以义务判决。目前日本学界和司法界也热烈倡导改革日本对不作为的救济途径，代之以课以义务诉讼形式。我国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充分注意这一点，进一步明确履行判决的适用范围，以利于法律的真正实施。
2、进一步确立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判效果。
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不附加任何条件予以撤销，这是《行政诉讼法》的一项重要贡献，凸显了程序与实体在判断行政行为合法与否方面的同等地位，从而推动了行政程序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但行政行为仅因程序违法被撤销之后的法律效果如何，并不明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同时在实践中有不少行政机关即使没有法院判决也在自行重作行政行为。不过，《行政诉讼法》为被告重作行政行为设制了限制，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制定的司法解释和现行的司法解释均又作出例外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条第2款）这样规定造成的结局是，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判决撤销，但行政机关可以不受限制作出同样的行政行为。这一结局对不单追求形式意义胜诉的当事人来说，意义甚微，结果使当事人丧失了起诉的动力，行政机关单纯的程序违法得不到追究，最终置程序低于实体的地位。
为改变程序不被充分重视的状况，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都要求追究造成程序违法的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不过，从《行政处罚法》实施情况来看，鲜有这样的事项出现，这些责任追究机制被束之高阁。
为发挥程序对行政机关的约束机制，使行政机关能认识到程序与实体的同等重要性，制定《行政程序法》和修订《行政诉讼法》必须重新考虑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责任追究机制。一个基本设想是，在现阶段，在行政机关程序观念淡薄、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下，除强化《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实现机制外，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责任追究力度，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主要机制实现：一方面，对不涉及第三人利益而单纯对原告施加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后，法院不得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不得自行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授益行政行为，除非受益人存在过错，法院和行政机关均不得仅以该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为由将其撤销，但如果此授益行政行为的实施将给第三人带来不利影响，在第三人起诉（或向行政机关提出撤销请求）的情况下，由法院（或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驳回第三人诉讼请求或撤销此行政行为的裁判（或相应的行政决定），不过无论结果如何，行政机关均应补偿或赔偿受益人或第三人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有关以上两种机制的设计细节，特别是如何演化为具体规定，或许需要在修订《行政诉讼法》和起草行政程序法过程中继续深入加以推敲和斟酌，但以下理念和精神应当始终予以坚持和贯彻：即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应以不损害无过错的公民、组织（包括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为前提，行政机关必须为因其过错而遭受损失的公民、组织承担赔偿责任。惟其如此，公民、组织的权益才能得以保障，正当程序的观念才能在行政管理中转化为现实。
3、对显失公正作出界定。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但对何种情况下可构成显失公正，没有具体规定判断的标准，造成司法实践中理解和掌握的尺度不一致，理论界的看法也很不统一。修订《行政诉讼法》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归纳、概括出一些典型情况，给显失公正一些基本的判断标准。
自然，除以上内容和制度外，还有许多内容值得关注。随着《行政诉讼法》修订的展开和讨论的深入，修订的重点也会有所变化。
三、修正所要处理的两个关系
（一）行政诉讼法与单行法的关系：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第12条第（4）项、第37条第2款、第38条第1款和第2款、第39条、第44条第（3）项、第65条第 2款、第66条等条款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允许单行法就有关行政诉讼事项作出例外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这些例外规定具有优先适用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渊源除从《行政诉讼法》来寻找外，不少情况下还需要看单行法的规定。大量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有关行政诉讼的规定，构成了我国行政诉讼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初期阶段，基本是靠单行法推进的。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始建行政诉讼制度时，就明确了单行法在规范行政诉讼中的作用。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前，已有上百部法律、法规对有关行政诉讼事项作出规定（注：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修订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单行法的地位因其为我国制定《行政诉讼法》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被《行政诉讼法》所认可和接纳，从而造成了《行政诉讼法》与大量单行法共存的局面。
允许单行法对某些行政诉讼事项作出规定，可以通过单行法发展新型的行政案件，给予特殊领域的行政诉讼予以特别规定，能够使行政诉讼制度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避免《行政诉讼法》单一规定的僵化。但大量例外规定的存在所导致的结果，是行政诉讼制度支离破碎般的不统一，既给普通公众了解和使用行政诉讼制度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麻烦，也给法院受理和审理案件造成不便。从上述允许例外规定的条款来看，除第11条第2款、第44条第（3）项和第66条具有积极作用外，其余规定所带来了的负面影响似乎更大。典型的是有关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是否需要先行复议的规定，不仅数量庞大，内容极不统一，且例外规定的层次也不统一，有些是法律，有些是法规。
以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为起点，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开始了对一般法与单行法关系调整的尝试，其目的是努力构建相对统一的行政法律制度。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承袭了《行政处罚法》精神，继续推进此种统一工作。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同样需要审慎考虑《行政诉讼法》与单行法的关系调整问题，一是要研究允许作例外规定的单行法的范围，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哪些规范可以对有关行政诉讼事项作出规定；二是要研究究竟哪些事项由单行法作特别规定具有意义和价值。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二）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
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渐远。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对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行政诉讼制度总难以脱离与民事诉讼法的关联。不少国家和地区所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并不是完全自足的，而是对与民事诉讼相同或相似的内容略而不作规定，准予援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参照执行。日本（注：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7条规定：“（本法无规定的事项）有关行政案件之诉讼，就本法中未规定的事项而言，皆依民事诉讼法之例。”）和韩国（注：韩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本法没有特别规定的事项，准用法院组织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行政诉讼如此，我国台湾地区（注：台湾地区旧“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准用民事诉讼法。”）旧日行政诉讼制度同样如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对行政诉讼法解释中都有准用的规定。现行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从历史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准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源于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初始，经验不足，而民事诉讼制度历史悠久，法典完备。行政诉讼法仅作简单规定，准予行政审判援引和准用民事诉讼规定，实与行政诉讼不发达有关。今天，在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已相对成熟，特色愈加明显的情况下，仍允许参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更多是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作为某种意义上同为解决纷争的机制，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运用程序和技术层面具有不少的共通之处和相似一面。民事诉讼法以其发展早、体系完整、内容充分完备、相对成熟的优势，居于被准用的地位，似乎理所当然。日本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制定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时，并不是将其作为与民事诉讼法并列的意义上自足完备的法典而制定的，凡与一般诉讼相通的内容，该法都没有作出规定。在这一点上，它与以自足完备的法典为目标的1932年《行政诉讼法案》有所不同（注：参见［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不过，在准用民事诉讼法情况下，如何保持行政诉讼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尤其是如何保证被准用的规定能适应行政诉讼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时常会出现在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及参照是否恰当等问题。
篇6
就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来说，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行政诉讼法已经脱离了现代法治精神，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和不利因素。行政诉讼法在内容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文本和滞后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构建法治国家进程，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以现代法治精神推动行政诉讼法修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第一章明确提出了行政诉讼法是根据宪法来进行制定和实施，主要保障三方的职责和权益：一是对人民法院来说，行政诉讼法保证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的正确性和及时性；二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 益；三是对行政机关的维护与监督，这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和立法依据进行表述的。但是由于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优先原则，行政诉讼法的第一章中的第一条要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以提高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地位，充分体现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品格和立法原则，促进行政诉讼法法律文本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以现代法治精神推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具体措施
1.构建完善的行政审查体系
构建完善的行政审查体系是推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前提和基础，一般情况下，行政案件都是相对人进行上诉和申诉的，出现明显的倾向性，造成这种倾向性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区和司法审判区的高度一致与切合，从而严重影响了行政案件的审判。
2.扩大行政诉讼救济范围
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与救济力度应根据当前实际情况不断加以扩大和细化，从而满足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与公民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在扩大行政诉讼法救济范围的同时，还要对救济程序进行简化，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从而全面提升我国行政执法的效率和质量。
3.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目标的重新定义、扩大保护范围和放开行政行为三方面。行政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必须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因此，可以对行政行为重新进行定义，可以改为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间的争议和冲突。在扩大保护范围方面，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的保护，忽略了其他权利。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权利还有劳动权、了解权以及知情权等权利，另外还要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要科学界定其含义和标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要有不同的原告资格限制。
4.提高司法裁决的执行性和权威性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条行政诉讼条款主要界定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个人、社会组织间的主要联系，但是实践效果并不明显。因此，笔者建议在其中增加“行政争议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裁决权”这一条内容，其主要目的：一是说明所有行政行为均有接受司法审查的机会；二是提高司法裁决的执行性和权威性，从而突出行政争议中的司法最终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现代法治精神推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是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为维护我国公民的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必须以现代法治精神推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不断完善。
篇7
一、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
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必须遵循两个规则：一是被告必须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即谁行为，谁被告；二是被告必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只有行政机关、被授权的组织和被委托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签署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当被告。
二、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不足
（一）忽略了行政诉讼自身的价值。
诉讼法既有工具性价值，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即目的性价值，正当法律程序或者程序正义成为诉讼法自身重要价值。一般而言，诉讼法的内在价值包括程序自由、程序公正和效益价值。通过“程序的正当化”，以程序来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是诉讼程序的价值所在。然而行政行为的实施方和被实施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要实现诉讼的内在价值，就应当在程序上给予弱者更多的保护，适当减轻弱者的举证责任。但是，现行规则简单将行政诉讼的被告限定于行政主体，明显是站在程序工具论的立场上，从方便诉讼的角度出发，缩小了行政诉讼被告范围，忽略了对于应当列入行政诉讼的部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难以保护受到非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损害的受害者的权益。
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被告认定规则设计的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已变的复杂不堪，“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概念不规范使得司法实务界对其理解有异，原告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享受不到行政诉讼中对于弱者的特殊保护，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三）参加诉讼的组织与作出行为的组织不同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
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是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为作出前，必须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才能依据有关法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经行政机关授权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到法院，被告是依照法律规定授权的行政机关。为了出庭参加诉讼，授权行政机关会要求被授权机构或者组织向其作出汇报，必要的话还要进行调查，相当于行政机关又重新作出一个行政行为，由此可能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延迟。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改革设想
（一）提高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重要性的认识。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它标志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制约的程度。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应当明确行政诉讼范围的重要性。一方面受案范围体现了分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另一方面体现了制衡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所以，确定行政诉讼主体范围，尤其是确认行政诉讼被告范围，对于加强行政权的监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
（二）通过立法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
在对诉讼主体资格确认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积极呼吁立法机构及时对《行政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认 “谁行为，谁被告”的确认规则，以行政行为为标准确认被告，扩大对行政行为受害人的保护范围，同时也扩大对非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权的监督范围。这样一来，除了行政主体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外，未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人、法律法规未授权的组织等，只要实施了具有公权利性质的行为行政行为，都应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告要承担法律责任。上述被告中除了行政主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外，其它被告因自身能力过小均不能或无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要实现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价值理念，就必须建立配套的制度来弥补其不足。
总之，行政诉讼被告不应仅限于行政主体。行政诉讼的被告应由实施的行政行为的性质来决定，有行为必有责任，谁行为谁负责，只要某个法律上的主体没被法律禁止行使某项行政职权，且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则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而不必追求实体法诉讼法上的法律责任，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行政诉权。
（作者：田爽，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1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杨晓琳，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1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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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法至1989年颁布以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一直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通常来讲，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是行政诉讼法重要目的之一，但这又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立法目的出现了一些相互冲突与博弈。长期以来，学界将“不停止执行”作为我国行政诉讼一项特有的原则，比如作为《行政诉讼法》起草者之一的顾昂然先生就主张这一观点。然而，随着《行政诉讼法》多年后，学界陆续出现了对“不停止执行”的质疑。甚至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这种质疑呈现出一边倒的倾向，即传统的“不停止执行应”原则应向“行政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方向转变。其目的在于当出现以下的情形时对诉讼相对人的保护：即因诉讼程序的漫长，若诉讼程序的启动并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那么行政行为将存在违法侵害当事人权益的现实危险潜在风险。
作者认为无论是行政不停止执行的否定论或维持论，都没有摆脱单纯的对原则与例外之争，分析的都不全面。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阶段，行政诉讼中还是应采取旧的“起V不停止执行为原则”为主，但应以“停止执行为例外”，对法官的裁量权给予适当的限制，以便同时兼顾行政机关的公权益以及行政相对人的私权益。
二、行政不停止执行的现状与问题
（一）不停止执行的立法现状
1.《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总的来说，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56条中，其实是规定了我国行政诉讼是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的，但也规定了四项需要停止执行例外，但此规定在实践中的操作非常困难的。
2.《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45条虽然直接规定了在当事人申请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处罚的执行，且也规定有例外，看似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相一致，但这一规定中并没有对行政诉讼中停止行罚执行的情形作出规定。
由于《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包含了影响生产经营者财产利益的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以及对人身进行限制的行政拘留等对行政相对人产生重大的影响的措施。法律只规定了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的执行，行政相对人即使提起行政诉讼也难以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权利，在行政诉讼结束后，需要被救济的权利很可能已经被侵害而不复存在了。
3.《行政强制法》不的规定
在我国，仅有少数行政机关拥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而大多数的行政机关并无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于这些机关无行政强制执行权，他们只能通过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行政强制法》第34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后，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强制执行，但其回避了提起行政诉讼期间是否停止执行。但如果将其与《行政强制法》第53条、《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相联系，此处应当适用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
（二）不停止执行存在的问题
1.不停止执行的绝对化
即使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诉讼不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但实践中却出现的非常少。主要原因有：一是政府部门在过去几十年间大力发展经济，讲求的是效率，政府的威信，所以即使作出了不合适的行政行为，也很少有行政机关主动去停止执行。二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较为抽象，不好在实践中把控。比如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实践中往往难以界定，加之长期以来法院依附于政府，因此法院往往把行政机关的认定的利益当成了公共利益。三是没有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附于法院执行时，停止执行的发生的概率极低，使得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制度难过于绝对化。
2.停止执行的审查机制不健全
现《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了诉讼不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其中既有当事人的申请，也有法院依职权自行裁定。其实，法院基于职权裁定停止执行，更能强化对人民权益的临时保护，也能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我国台湾的相关立法主要以保障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法院可以基于职权，综合考虑各个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和申请理由，再决定是否停止执行，因此保护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同时还将行政诉讼划分成确认诉讼、给付诉讼和撤销诉讼三种类型，以此为基础确定可以停执行的案件类型。然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并没有明确区分类型，导致停止执行的范围是模糊的。
3.不停止执行救济途径与方式欠缺
如果法院或者行政机关作出不停止执行的裁定确系错误判决的情况下，如何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保护，关系到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正确有效实施。但是我国对此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三、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建议
（一）坚持不停止执行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
对于行政诉讼中的不停止执行原则，其本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博弈结果。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主要是是从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虽然保障公民权益也是作为行政诉讼的价值之一，但如果过度地追求这一种价值而放弃行政效率等价值也是不妥的。笔者认为，需坚持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并进一步完善例外的适用。
首先，行政机关的作用除管理职能外还应包含促进公共利益的增加。社会公益的体现不应只依赖法院，还应通过合适的制度设计来规范行政机关。其次，“坚持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并不否认“法律保障公民权益”的价值，公共利益不是是对个人利益劫持，也不是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它们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最后，在坚持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前提下，若行政相对人虽最终获得胜诉，但其合法权益也因原行政行为的不停止执行而产生了损害，那么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目的即没有实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应当坚持和完善停止执行的例外适用。
（二）完善停止执行的程序
1.申请形式。一般而言，相对人都是在诉讼期间提出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由于被诉行政行为在前就可能已经做出，因此行政相对人不存在来不及书面申请的情况紧迫情况。为了法律的严肃性，停止执行的申请应由书面形式做出。
2.申请对象。当事人提讼，要么在于取得利益，要不在于排除不利。行政诉讼中申请的对象应是停止相应行政行为的执行。
3.申请人范围。通常情况，提出停止执行的须为行政相对人，但学界中还有另外的观点及除了行政相对人外，有厉害关系的第三人也可以提出停止执行的申请。
4.停止执行裁定的效力。法院作出行政行为停止执行裁定后，又能否以情况变化为由主动撤销或者变更所做的裁定？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进行规定。因此，鉴于对案件事实的要求，应当允许法院在诉讼中对所做的停止执行裁定予以变更或撤销，当然必须说明理由。
（三）严格审查并规范法官的裁量权
当前《行政诉讼法》中列举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其第56条第二款中的所作的描述可认为是对法院司法裁量权的规定。不过，就语言表述而言，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何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一定就是与个人私益对立的吗？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法官在裁判时很可能忽略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的包含。
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既要要坚持概括审查，又要维护利益平衡。概括审查指法院在接到相对人停止执行的书面申请时，应就案件申诉的概率进行概括式审查。如果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时，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停止执行行政行为的裁定；如行政诉讼原告时行政机关并无明显违法行为，则法官应慎用裁量权去阻止行政行为的实施。这样做的原因是法官在裁量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相对的私人利益，还要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在涉及第三人权益时还要顾及第三人利益。另外，对于公权力的权威和利益，法院在审查时，也必须加以考虑。总的来说，为了保障行政诉讼不停止执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顺利实施，法院应严格审查相对人的申请并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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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概念界定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所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拥有何种利益的主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备何种关联才具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和能力。
西方权威法律书籍《布莱克法律大辞典》把原告资格定义为：某人在司法行政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1]该定义被大部分国家采纳，并经过本地化的改良。如我国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认为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个人或者组织"。[2]从人的角度讲，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行政争端对于人的影响是否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得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适格原告。从法院角度讲，其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界限与范围，即法院是否拥有对于某一项争端进行裁判的权力。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置的功能
一个国家的原告资格制度，往往是利益博弈和价值衡量的结果，行政诉讼也不例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其本质上来讲是平衡行政权与审判权、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结果，其背后隐藏着权利保障、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以及防止滥诉等多重价值。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设置，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筛选功能。从根源上讲，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设置，其本质目的是从牵涉的多重利益中，选择愿意保护的利益加以保护。这一选择过程，包含着"接近司法和法治原则与公共行政和法律程序的效率"[3]之间的价值对立和冲突，彰显着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与价值衡量。从这点上讲，原告资格表现出积极的导向作用。
二是限制功能。原告资格的设置确立了公民进入法院的门槛，明确了人的诉权，如闸门般将诉讼浪潮挡于门外。原告资格制度的科学设置，能够防止"滥诉之徒"擅入司法大门，从而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和保证行政秩序的稳定。从这点上讲，原告资格表现出消极的控制功能。
（三）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之间的关系
凯尔森认为，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是由两种因素构成的：属事因素和属人因素，即必须要做或不做的事以及必须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情的人。[4]笔者以为，凯尔森的属人因素与属事因素理论恰好能够解决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原告资格从属人因素出发，解决的是什么人能够成为适格原告的问题，属于主体条件的问题；受案范围则从属事因素出发，解决的是什么事能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属于客体条件问题。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虽然各自独立，解决不同的问题，但二者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二者共同构成了人进入司法领域的门槛。从实定法的角度讲，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并列于《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的条件中，二者并无前后主次之分。人只有符合了该条中所规定的的提讼的四项条件，才可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其二，受案范围对原告资格起着制约的作用。受案范围是原告资格的前提性问题，人要想成为原告，其的事项必须属于受案范围之内。
二、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演进及内部关系
（一）历史演进：实定规范的变革与修正
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无标准阶段"、"法律规定标准阶段"、"合法权益标准阶段"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阶段"。
第一，"无标准阶段"指的是我国建国以后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以前。这段时期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刚刚起步，却又遭遇无情践踏，可以说长期无法治可言。虽然我国1954年宪法对于控告权与取得赔偿权有所规定，但这仅仅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宪法基础，尚缺乏法律的可操作性规定。
第二，"法律规定标准阶段"指的是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到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自此，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步确立。但是本条并未对原告资格进行具体规定。虽然日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中的"法律"作了较为宽泛的解释，使得原告资格有所扩大，但是人能否成为适格的原告尚需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倘若没有此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不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第三，"合法权益标准阶段"指的是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实施前。我国1990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此条规定使得我国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从"法律规定标准阶段"迈入了"合法权益标准阶段"，原告资格的认定从此有了统一且宽大的判断标准。
第四，"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阶段"指的是《若干解释》实施至今的一段时期。2000年实施的《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至此，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发展到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阶段。
3. 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顺序性，即前因后果，而非前果后因。原因总是先于结果发生。在行政诉讼语境下，强调的是被诉行政行为成立在前，人利益受损发生在后。假如行政行为尚未成立，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余论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包含着利益的衡量和价值的判断，一方面要对保障基本人权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行政活动的有效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的演进过程也深刻揭示了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发展动向。
我国现行确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虽然较之"合法权益标准"，对于当事人的保护力度有所加大，但是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原告资格的限制仍然较多，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原告资格被人为限制，使得许多情况下某些利益无法进入司法领域寻求救济。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立法的趋势是放宽资格的要求，使更多的人能对行政机关提起申诉，扩大公民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和本身利益的维护。"[21]
笔者以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利益、被诉行政行为、因果关系都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变迁而相应扩张。具体而言，利益因素应对尚未进入权利范畴的正当"新型利益"给予保护，以缓和法律滞后性带来的矛盾；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扩大受案范围已经成为近几年行政诉讼领域最热的呼声，受案范围的扩大也能减少对于原告资格的制约；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不宜过严，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讲，应该让更多有利益诉求的人进入司法大门。这样，"有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人范围随之扩大，'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法律概念也具备了足够的统摄力以回应社会的变迁"。[22]
参考文献：
[1]高家伟：《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1期，第63页。
[2]胡锦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39页。
[3]Carol Harlow&Richard Rawlings：Law and Administration，p.562.
[4]李汉一：《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载《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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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 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91页。
[7]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2 期。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9] "二要件说"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三 要件说"参见张旭勇：《"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四要件说"参见前引沈岿文。
[10]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11] 参见孔祥俊：《法院在实施行政许可法中的监护作用》，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8期。
[12] 戴剑飞：《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3月。
[13]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版，第452页。
[14] 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367页。
[16]高家伟：《国家赔偿法学》，工商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7][20] 李川、王景山：《论法律因果关系》，载《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8]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97-198页。
[19]斯金锦：《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上利害关系"要件研究》，载《公法研究》，2005年第2期。
篇10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在我国行政诉讼萌芽阶段进行的。在开始时期,我国的行政法只能称之为行政法制而不能称之为行政法治。行政法治的概念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还只是一个带有萌芽色彩的概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行政法治核心概念的“依法行政”第一次在我国出现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而作为行政法治的相关概念,如自然公正、正当程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公务员法治等等在当时我国的政府文件中还不曾出现。此点表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建立时就面临着理论准备上的不足,这在后来《行政诉讼法》实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行政诉讼中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度、行政诉讼不调解的原则、行政诉讼仅审查合法性的原则、行政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制度等等就没有一个充分的理论支撑。在所有不能支撑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中,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显得更为突出。换句话说,学者们寻找不到一个非常恰当的理论对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确定的受案范围作出合理解释,一些学者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只能说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相比,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中有关原告诉权的理论更加滞后,更加不成熟。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在大胆探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走向时,也没有人从诉权的角度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和行政诉讼的其它相关问题。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的理论同样非常滞后,这个滞后对于行政法中的行政不作为理论,对于《行政诉讼法》中不作为诉讼司法审查的理论和制度都造成了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我们分析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时应当分析此方面理论滞后的具体表现。笔者试从下列方面予以分析。
(一)不作为诉讼与作为诉讼关系的理论滞后
我国学界关于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的研究都以《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为基础,[1]即以该条列举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8种情形确定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的内容及其界限。依该条文的内容,学者们一般将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许可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许可证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二是认为行政主体没有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三是申请行政主体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主体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上列三种不作为诉讼的状态与《行政诉讼法》列举的诸如行政强制、行政处罚以及其它侵权的作为诉讼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即行政不作为诉讼与行政作为诉讼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阐释,或者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二者的基本状态区别开来。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列举的行政主体在行政许可中的拒绝颁发许可证和不予答复、在行政救助中的拒绝发放抚恤金、在权益保护中的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都不具有典型的不作为性,即其与作为的诉讼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必须以行政相对人的特定性与行政主体的特定性为前提条件,而这两个特定性在作为行政诉讼中亦是必备条件。因而在笔者看来,不作为诉讼的最大特点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关系启动的不特定性,即行政相对人之所以有不作为的诉权其原因在于其对行政主体有着主观上的正当预期,当这种正当预期让他失望时他就产生了诉权。如果不是这样,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就没有质的区别。至少可以说,我国学界关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作为的行政诉讼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这是不作为的诉权范畴的第一个理论滞后。
(二)不作为诉权性制质的理论滞后
行政诉讼中的诉权在西方一些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制度问题和理论问题。 [2]诸多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在法律条文中列举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是通过确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享有诉权范畴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这些国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由其在公权与私权传统理论的支配下而为之的。即是说,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其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定位在于对私权的救济,而不是对公权行使的维护。既然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救济私权,那么,诉讼的受案范围就决定于私权的状况而不决定于公权的状况。诉讼作为行政相对人享有的个体权利是私权的基本内容,因此,通过确定诉权而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成了这些国家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最终结果有利于司法审查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合理处理与原告的关系。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的价值是双向的,即既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又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理论没有从诉权的角度解决受案范围问题,这便使我国行政诉讼诉权的一系列理论都相对滞后,尤其行政不作为诉权的性质基本上无人揭示。在行政作为的诉讼中,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罚权、强制权以及其它处置权为前提的,正是行政主体的这些处置权导致了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诉权就具有平衡和抗拒行政处置权的属性。那么,不作为诉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行政作为诉权性质即便已经解决,其也不足以解决不作为诉讼的诉权性质问题,因为不作为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起动诉讼程序并不象作为诉讼中那样主动,并不象作为诉讼中起动过程那样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
(三)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理论脱节的理论滞后
行政不作为理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处于何种地位,学界同样没有一个明确的论点。但从我国关于行政不作为研究的状况看,学者们基本上是在行政行为理论中研究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诸多学者将不作为视为行政行为的一种不当形式。当然,行政不作为理论应当成为行政法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甚至可以独立于行政诉讼。然而,行政不作为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说这个理论与行政法中的其他理论关联性不强,恰恰相反,行政不作为理论与不当行政行为校正的理论、与行政救济制度的理论,尤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于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理论去研究行政不作为理论就会失去研究的某种层面上的意义。我国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诉讼等问题有学者已经作过专门研究。但是,有关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的关系却没有专门研究。这是我国行政不作为诉权理论滞后的又一表现。此一理论滞后使我们无法将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统一起来,无法澄清不作为诉权的逻辑前提,无法在行政不作为研究中得出后续的结论。行政不作为必然会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行政相对人在不作为的影响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多大范围内产生诉权,这些问题对于不作为诉讼乃至于不作为行政救济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的法律设定
篇11
一、国内外对行政诉讼目的研究情况
国外法学界对行政诉讼目的的界定: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英美法学者倾向于认为行政法的目的主要是控权论,但是司法审查的目的却是权利保护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模式是假定个人优先于社会的,而且在注重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宪法理论指引下,司法审查的目的只能是救济法,而不是监督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和法国对目的的界定有所不同,在德国,“为公民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是德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在法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保证行政机关的活动符合法律”。
国内法学界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研究主要有五种观点:(一)三重目的说。该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包括三个方面: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二)双重目的说。该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两个方面,且两者是统一的。(三)监督说。该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认为,任何法律都有“保护”的目的,“监督”才能体现行政诉讼目的的特殊性。(四)依法行政说。该说主张,行政诉讼目的应当是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者和利用者共同的目的。从立法者的角度看,依法行政才能实现行政秩序;从法院的角度看,司法审查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才能保障自身利益安全。(五)权益保护说。该说认为,行政诉讼目的具有唯一性,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研究行政诉讼目的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诉讼是指“独立于或者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其他国家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运用国家审判权并依照司法程序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从而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
(一)必须对行政诉讼这一法律范畴进行界定
行政诉讼目的与行政诉讼法目的的差异在我国“行政诉讼”具有多种不同的内涵,从部门法的角度,行政诉讼被称为行政诉讼法;从法学的角度,行政诉讼被冠以行政诉讼法学;在运作的层面,行政诉讼被诠释为行政诉讼活动及其过程;在存在的层面,行政诉讼又被理解为行政诉讼制度。”
(二)必须理解两对基本范畴的关系
1.行政诉讼的价值与目的关系。行政诉讼的价值与目的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范畴。行政诉讼的价值统率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的价值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目的的选择和建构。行政诉讼的目的必须符合行政诉讼的价值,不能与价值背道而驰。
2.行政诉讼的功能与目的关系。行政诉讼的功能与目的也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范畴。行政诉讼的目的决定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进而决定行政诉讼功能的发挥。行政诉讼的具有控权功能、平衡功能、保障人权功能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功能,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目的,并促进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
三、行政诉讼目的的内容
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指“从观念形式表达的国家进行行政诉讼所要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于对行政诉讼及其对象固有属性的认识预设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目的体现了行政诉讼相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特殊性。根据平衡论,现行行政法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
首先,从行政诉讼的提起来看,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依法行使诉权,请求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行政诉讼的直接原因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为当事人所接受,当事人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来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其次,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来看,《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受案范围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并且是可能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看出诉讼的基准界定在行政行为。
第三,从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来看,行政诉讼中法院审查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直接指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第四,从行政诉讼的判决种类来看,《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维持、撤销、履行和变更判决都是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反映了司法对行政的监督。
第五,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来看,根据平衡论,行政法应该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进行平衡,行政诉讼制度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地位相比处于优势,行政权有可能对公民权造成侵害,而行政诉讼制度可以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进行平衡。
四、行政诉讼两个目的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的目的属于行政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不但可以为行政诉讼的制度建构提供立法指导,而且可以为行政审判中的法律适用提供司法指导。
首先,司法审查目的与权益保护目的是密不可分的。“行政诉讼制度既是一种司法审查制度,也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法院在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后作出行政判决,对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判决的种类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等,直接表明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但是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法院判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最终会作用于相对人,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作出合法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其次,必须注意的是,两者具有层次关系。行政诉讼作为司法审查制度,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虽然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但是并不意味着把行政诉讼作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唯一途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其实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既有司法机关的审查,又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监督,此外还有社会舆论等的约束。
参考文献:
篇12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公权不可处分"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调解毕竟是中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上行政诉讼本身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兼有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使得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协调解决问题,总是尽力地做调解工作.虽然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其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原告要求的行为,原告认为目的达到,申请人民法院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从而诉讼就此了解.或在人民法院的默认乃至协调下解决,而使原告撤诉,从而获得法院的准许.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调或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使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不断上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讼诉法》施行至今,据有关资料显示,几乎没有哪个人民法院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撤诉的裁定①.在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的方式中,原告撤诉的比例从27%上升到51%②.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国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高达81.7%③.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行政诉讼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为何如此高呢显然高比例撤诉的背后是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动员息讼工作和协调工作.人民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名存实亡.法律对有关撤诉的规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作出撤诉的裁定.于是人民法院只有变相调解,进行庭外和解常被称为协商,庭外工作等;人民法院与原告,被告"合谋"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在撤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的随意性很大,这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有人认为这种人为高比例的撤诉率已给行政审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危害:表现在(1)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所追求的社会效果(2)法官的公信度下降(3)法院的威信降低(4)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5)影响法官素质的提高④.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明文否定了调解,但事实上阻止不了当事人庭外和解以及实践中高比例的撤诉率,大量的撤诉率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解决途径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的法律基础.
(一)发展的行政诉讼实务为行政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
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看,调解其实大量存在,基表现形式为和解既通过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进而案了事了,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从客观上讲,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虽有悖于立法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取行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可用调解的方法促成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不违反,那么,讳言调解以及将调解结案的方式排斥于行政诉讼法大门之外,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初衷主要是防止被告即行政机关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而迫使原告放弃其合理的请求.但是,诚如有学者言: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⑥.在实践中,我国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以撤诉的方式结案的,相当多的案件是通过原,被告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案,或者人民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然后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倘若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那么撤诉率将会自然下降,人民法院可用"行政调解书"的方式或用其他的调解方式来结案,其诉讼功能就会显示出来.据此,一些司法工作实务者认为,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原告撤诉,实际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实施了调解⑦.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当前由于前述原因导致的高撤诉率已使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成为必然⑧.
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适用,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当中,并会运用的很好.
注释:
①: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撤诉的思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参见杨海坤,朱忠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裁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④:参见罗应鹏《对行政诉讼中法官息讼行为的重新认识及评判》,裁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⑤:胡著:《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⑥:参见《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裁于《法律日报》2005年3月29日.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⑦: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22页.
⑧:申涛:《关于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探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6日.
⑨:王振清著:《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参考文献:
徐静琳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牧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篇13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概念及特征
《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针对这一条，学者们纷纷对行政诉讼第三人作出定义，代表性观点如下：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是指因与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过申请或由法院通知而参加到诉讼中来当事人。”姜明安教授认为： “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同提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参加诉讼的个人或者组织。”从应老师的观点来看，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是与原告相同的，只是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不同而已，未免有缩小了行政诉讼第三人范围之嫌。而姜老师提出概念中的“利害关系”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字面上相比范围没那么狭窄，但有些简略，内涵界定有困难，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分歧，下文会详细论述。
综合法条规定和学者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所下的定义，学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有以下几个特征已达成共识：
1、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符合原告标准的一定可以做第三人但符合第三人标准的却不一定能做原告。
2、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同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处的利害关系目前公认为是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仅限于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但不仅仅限于直接利害关系，还包括一些间接利害关系。
3、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同时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承担独立的诉讼义务和举证责任，但是不得就本诉的诉讼标的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4、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在诉讼开始之后和审结之前，否则就不发生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
5、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有两种：既可以主动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而参加诉讼。
二、对行政诉讼第三人内涵的界定
界定清楚第三人的关键点使得第三人的范围相对稳定，是对大量的第三人进行类型化的必要基础，因此首先应当确定第三人的标准。学界对其特征已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细节统一上仍存在一些障碍，现分析如下：
（一）行政机关能否作为第三人。
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不宜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理由是：将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有悖于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范围的特殊界定；将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定身份和参与诉讼条件的规定；将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人为地扩大了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法定范围。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27条并没有排除行政机关作为第三人的情形。正如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的表述：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写入行政机关可以做原告，然而实践中并未排除作为相对方的行政机关可以作为原告，所以也不必将其排除在第三人的范围之外。举例说明：甲乙两行政机关为同一块土地发生权属争议，经协商决定将争议提交土地管理部门进行裁决，甲行政机关不服作出的裁决，以土地管理部门为被告向法院提讼。此种情况下，法院作出的任何裁决都会对乙行政机关产生利害关系，乙行政机关毫无疑问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该项诉讼。
（二）如何理解“同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首先通说的“指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仅限于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笔者是绝对不赞同的。还是上文的例子，两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属争议争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由于土地管理部门的裁决创设了行政法律关系，之后当事人不服其裁决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另一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由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这就不仅仅限于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了。
有学者认为对利害关系的争议在于是否仅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不包括间接利害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也不在少数，其实不然。例如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并没有把第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司法标准，而是对这种利害关系作了广泛而全面的解释，也就是说无论是直接利害关系还是间接利害关系，只要被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已经或潜在地会发生影响，就应当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管这一解释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至少这一争议在实践中是并不存在的。
笔者认为对利害关系的认定真正的问题在于对间接利害关系广度的限定，若只是单纯考虑行政法中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价值目标，第三人的范围将会无限地扩大最终触及公益诉讼，问题将会更加复杂。
（三）审结之前是在第一审审结之前还是第二审审结之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民事诉讼中如果有独三或需要承担实体义务的无独三，由于特殊情况未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参加诉讼的，仍然可以参加二审诉讼。该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能通过调解结案的，通过调解结案，原审法院的判决视为被撤销；不能调解结案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行政诉讼中既没有有独三和无独三的划分，也不适用调解结案，这就使得实践中行政诉讼第三人加入诉讼时的无所适从。因而笔者认为当前尤其是在行政诉讼第三人未实现类型化之前应当统一将其参加诉讼的时间扩张到二审审结之前。
三、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类型化
类型化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核心内容，既是对第三人分类标准的理论延伸，又是明确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参加诉讼的程序以及各自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的首要前提。
分析现有的资料可以得知，学者们在研究行政诉讼第三人类型化的过程中都认为应当根据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确定适合行政审判实践，具有行政诉讼特点的划分方式，而不能简单地照搬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以有无独立请求权作为划分标准模式。有的学者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直接利害关系第三人和间接利害关系第三人 ；还有的学者将行政诉讼第三人分为必然性利害关系第三人、或然性利害关系第三人以及预决性利害关系第三人。 以上分类方法各有千秋，虽不免有挂一漏万指出但均有各自独特的出发点，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本文笔者并不想提出新的分类方法，只想提出一个类型化的思路。首先，类型化绝不仅仅等同于分类。研究类型化时不能仅仅为了分类而分类。其次类型化一定要具体化，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不要抠字眼地去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类型化而是要具体到如何操作，要考虑到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其三， 类型化要求在制定划分标准时要保证分类结果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能类型与类型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具体体现在如果类型划分过细， 各类型的个体特征不鲜明，一样会导致实践中的混乱。最后， 类型化还要求划分与实践中的问题紧密相连，也就是要自下而上。 也就是说必须有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综上，笔者认为只要是能够满足上述几个特征的分类标准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例如马怀德老师的权利、义务、事实三分法就符合上述要求，在诉讼中的实践性较强。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12级研究生2班）
注释：
王红岩：《行政诉讼第三人探析》；载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4期，第33-34页。
余明永：《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界定》；《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详见马怀德、解志勇著《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于《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第49-51页.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余明永.对行政诉讼第三人的界定[M].诉讼法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