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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re are dynamic game and cooperation symbiosis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Signal game and repeated gam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ory， regulatory signal game model is constructed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using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as feedback signal， and effective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mechanism is analyzed under asymmetry information condi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here existing separating equilibrium and pooling equilibrium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The analysis in Repeated game model shows that financial regulators tend to choose pooling equilibrium strategies over separation equilibrium driven b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Therefore， only when fluentl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strengthened and amplified， and regulatory multiplier effect increased， can the financial markets effective operation be ensured.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egulator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1. 引言
金融市场内部联结模式的社会化特征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紧密互动使得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市场监管行为主要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演化中过程的动态博弈机制以及监管信号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传递机制[1]。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委托、动态博弈、演化博弈等博弈方法和实证方式对金融监管过程中腐败、寻租等各种违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探讨[2-7]。但是从信号传递视角分析金融监管的有限力量是如何保障金融市场有效运行问题文献还很少发现，而这个问题对帮助金融监管当局就通金融市场监管建立一个理性的期望、选择有效的政策着力点是至关重要的。信号传递理论是Spence在1974年探讨劳动力市场博弈问题时首次提出的[8]。随后，文献[9-11]分别把信号传递理论应用信息甄别、股利信号发送、融资租赁市场均衡等问题研究。上述研究文献启发了本文的研究，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研究视角，把金融市场监管过程看作是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动态演化中金融监管力度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水平下降之间的博弈，并基于此构建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分析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和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
2.模型的假设
理性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毫无疑问，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监管会增加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因而，金融监管当局对其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行为的约束和监督力度，将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选择自身行为的关键[12]；而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不仅要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还需要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各种违规和寻租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13]。所以，金融市场参与者与执行市场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会形成竞争性的博弈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参与者不完全清楚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只能依靠监管当局执行金融监管力度所提供的信号来判断监管当局的强或弱，即金融市场参与者只知道监管当局提供“强弱”信号的概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其执行监管力度来声明自己的类型，但是其声明有可能不如实反应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金融市场参与者只能根据监管当局的声明以及自己的判断来对监管当局进行识别和分析而确定自己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金融监管当局则会利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向市场参与者传达出强烈的金融监管力度信号，形成强势的金融监管效应而对金融市场众多的交易参与者进行督察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治理过程中，金融监管信号的传递和甄别构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14]。基于此，把信号博弈引入金融监管研究，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力度与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之间博弈关系的信号传递模型来分析监管信号的传递机制。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对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作如下假设：
假设1：金融监管当局是监管信号发送者，监管信号通过监管力度 表示。根据其监管力度强弱监管当局分为两种， 表示强当局， 表示弱当局。
模型中有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两类博弈对象。假设1说明，金融监管当局作为信号发送者，其监管力度 （即监管努力程度）是信号接收者――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不知的私人信息。同时，两类博弈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如果没有金融监管，那么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会去寻租；而在收到监管信号后，则都会降低其寻租水平以规避监管惩罚。
假设2：当金融监管当局 的监管力度为 时的监管成本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收益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在观察到监管当局 的监管信号 后，其寻租水平下降值（简称为降租值）为 ，对监管当局类型判断的后验概率为 。在上述假设下，监管当局效用为 ，而市场参与者得益为 。
监管当局为了有效监管必须对金融监管的组织、实施、运行做必要的投入，同时金融监管会对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交易发展受到限制而产生一些损失，它们总和即监管成本。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市场参与者稳定发展，且随着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为减少或避免受到惩罚，金融市场参与者会降低其寻租水平，它们总和则组成了监管效用。
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3.1 信息对称金融监管信号传递
当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期的降租值为 ，则监管当局博弈策略为监管力度 、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信息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是相互了解对方，即监管当局的类型 及其监管能力 是公共知识，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了解，不是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博弈均衡时，则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与金融市场参与者收益曲线相切，即金融市场参与者放弃寻租而减少的收益等于由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多给其带来收益。
公式（3）说明，在信息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实践能不断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禀赋。因而监管当局 会选择高的监管水平，而监管当局 也会努力提高其监管能力，保持高的监管力度，以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降低其寻租水平。
3.2 信息不对称下金融监管信号传递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并不相互了解对方，即金融监管当局的类型 及其监管能力 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不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了解。所以，金融市场参与者不知道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 。此时，监管当局 也会有激励选择高监管水平以获得更有效的金融市场治理水平，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在此情况下无法通过其观察到的监管信号来区分金融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
3.2.1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
分离均衡表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能够成为传递金融市场监管的信号，金融市场参与者能够根据监管当局传递出市场监管的信号准确区分出其真实类型。金融监管当局的发出监管信号（ 或 ）后，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为 ，而类型为 的监管当局选择监管力度 付出的成本为 。
命题3： 时，图1中 为监管当局 的无差异曲线。当 时，监管当局 最优博弈策略为 ；如果 时，监管当局 的净效用将小于零。
在命题3中，当 时，监管当局 会模仿当局 的监管行为以获得更高的监管效用，因而采取较高的监管力度，所以博弈策略 不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均衡策略。当 时，监管当局 通过采用博弈策略 而发出强监管信号，从而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相信这种监管力度是当局 无法模仿的。因为监管当局 如果模仿当局 的监管力度，那么它将会面临更大失。因而当局 即使选择了监管力度 也不会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
在命题3下还存在如下新的分离均衡：
金融监管当局为 ，那么它选择博弈策略 或 的净效用相等都为零；监管当局为 ，当它选择博弈策略 或 时，其所获得的监管效应在无差异曲线 下面。因而金融监管当局为 最优博弈策略为 。所以，监管当局 只有花费更大成本来提高其监管力度才能实现分离均衡。但为了使其强监管信号有效传递，监管当局 愿意花费这个成本。
3.2.2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混同均衡
混同均衡说明，无论金融监管当局类型强弱都可以采用相同监管力度，获得相同监管监管效用。混同均衡的条件是金融监管当局 模仿当局 所得的收益大于其所需花费成本，即：
因而，监管当局类型无论强弱，只要声明其监管力度为 所获得收益大于声明其监管力度 时的收益，监管当局都会选择监管力度 以形成混同均衡，并且当非均衡路径上的信息或者惩罚函数变动时也会形成不同的混同均衡。
由图2所示，当监管当局 博弈策略为 时，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过E点的 ；当其博弈策略为 时，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与 相交的 ；从图2可知，监管当局 为追求更大效用，其最优博弈策略为 ，当其选择其他博弈策略时其效用都不能满足 。监管当局 的监管效用，在信息对称时为 ，信息不对称时为 ； 、 分别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条件下的降租值，它们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先验概率有关。因而，当 时， 为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一个混同均衡。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4：金融监管当局 ，当其博弈策略为 ，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过E点的 ；当其博弈策略为 ，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与 相交的 ，在 的信息集上，其最优博弈策略是 。由图2可以看出，监管当局 选择博弈策略 给其所带来监管效用优于策略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给监管当局为 带来数倍监管乘数效应，因而选择博弈策略 产生了 的监管效应增加，所以监管当局 有激励采取更强的监管信号。
命题5：金融监管当局 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 ，即 ，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监管效率损失，使监管当局 无法模仿其行为，从而形成分离均衡，如图1。为此监管当局 必须满足条件 ，即为了形成新均衡，监管当局 多付出的监管成本不大于所取得的监管效率的提升。事实上在多阶段重复博弈中，监管当局 通过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多阶段博弈后，其较强的监管力度会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效应，能有效弥补因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监管效率损失。
3.2.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准分离均衡
准分离均衡是指部分博弈参与人选择发送特定信号，而另外一些博弈参与人以一定的概率在可选策略中随机选择发送博弈信号。在准分离均衡博弈策略下，监管当局 的监管力度为 ；而监管当局 以概率 选择监管信号 ，以概率 选择监管信号 。根据贝叶斯法则，金融市场参与者观察到监管信号 时把监管当局看成 的后验概率为：
由于在金融监管实践过程中，金融监管的队伍得到锻炼与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遵守金融法规意识以及对当局监管的信心都会得到加强，从而使金融监管的氛围得到有效改善，金融监管成本会有很大的降低。因而金融监管行为具有提高监管当局监管禀赋的作用。所以，一个理性的金融监管当局不会认为监管信号在 与 之间随机选择是无差异的。上述分析说明，准分离均衡在单阶段以及多阶段金融监管信号重复博弈中都不符合金融监管实际情况，因而准分离均衡不可能成为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策略。
3.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重复博弈分析
单阶段信号博弈中，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存在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两种均衡策略。下面将通过金融监管信号多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探求金融监管当局在从 向 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均衡策略，有助于从动态视角观察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动态机制与演化行为。
3.3.1分离均衡的重复博弈分析
在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博弈中，如果分离均衡条件成立，那么理性的监管当局 则会选择较低的监管力度。当金融监管当局较低的监管力度作为信号传递金融市场中，市场参与者会这个信号看作稳定信念（即坏声誉），因而这时较低的降租值则是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选择。若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寻租达到使金融市场混乱的程度时，而金融监管当局作为金融市场管理者不可能对金融市场混乱坐视不管，必然会采取高的监管力度来维护金融市场交易机制的有效运行。所以，监管当局 即使在某个时期采取弱的监管力度，但不会总是采取弱的监管力度。在多阶段重复博弈下低监管力度不是监管当局 的最优策略，因为即使在单期博弈中低监管力度是监管当局 的最优策略，但为了获取下阶段良好的监管声誉以及更强的监管能力，监管当局 也必然会选择高的监管力度，并会坚持下去。监管当局 的选择虽然会使其当前阶段的利益下降，但当前损失必然会在下阶段博弈中获得补偿。
监管当局 在分离均衡条件满足时，为体现出其是强监管的信念也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总之，在多阶段重复博弈条件下，无论其监管禀赋强弱，金融监管当局都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因而，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多阶段重复博弈中分离均衡是不存在的。
3.3.2 混同均衡重复博弈分析
在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博弈中，如果混同均衡条件成立，监管当局 采取高的监管力度，可获得 的监管效用增加，因而监管当局 有激励追求高的监管力度；监管当局 通过采取强监管信号更好地显示了监管当局的政策意向，同时其市场监管能力会在金融监管实践过程不断得以提升。在混同均衡条件成立条件下，监管当局 必须付出更高的监管成本以采取更强的监管力度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 的监管效率损失。这实质上是监管当局 为证明自己是强的监管机构所需支付的信息成本。不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禀赋通常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当他们之间的监管禀赋差异较大时，即使金融监管当局采取强势姿态也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声誉。如果金融监管环境相同并且他们之间的监管禀赋差异不大，那么强监管信号还是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优策略。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监管信号单阶段博弈模型描述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信号选择问题，有分离均衡、混同均衡两种均衡。而金融监管信号多阶段博弈模型则描述了监管当局 向 动态演化的过程，不存在分离均衡策略，但存在混同均衡倾向。上述分析也表明，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采取强势的监管信号对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及金融市场有效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4.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政策启示与管理意义
以上利用信号博弈和重复博弈思想构建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对金融市场治理过程中的监管信号传递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必须借助金融监管，而金融监管的关键环节不仅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制度建设与金融监管惩戒，更重要的是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放大金融监管信号显示，增强金融监管乘数效应，使金融监管质量的改善、监管效率提高。因而金融监管信号放大形成监管乘数效应比金融监管惩戒在金融市场治理中的意义更重要。
4.1 提升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强化金融监管信号显示
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中有两个主要变量：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他们的可观测性是金融监管信号能否有效传递的重要环节。
第一，根据激励―信号传递模型思想，为获得金融市场信息，金融市场参与者愿意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惩罚与监督，而金融市场参与者这些行为也会增强金融监管当局的市场监管力度。因而，金融监管当局的市场监管力度不仅包括金融监管当局作出的监管努力，也包括金融市场参与者为获得金融市场信息而进行的努力。而只有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被提升，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努力才能顺畅地传递到金融市场并被那些想要寻租金融交易者观测到，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和声誉效应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机制。
第二，依据信息甄别模型思想，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分别是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因而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信息甄别过程。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行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当局是信息滞后，因而这种信息滞后造成单阶段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而经多阶段博弈后，单阶段信息不对称就会为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当局所甄别。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随之变得可观测，金融监管当局可依据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降租值对其进行惩罚。金融监管当局也可通过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制度设计，使金融市场参与者披露更多私人信息，减少金融市场信息时滞，增强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强化金融监管信号显示。
4.2 促进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形成，提高监管对金融市场中寻租行为的震慑力
在金融监管系统中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存在着类似于经济系统中的乘数效应，使有限的金融市场监管投入产生非常大的金融市场规范效应。把这种通过一定的金融监管投入而产生的超出监管投入数倍的金融监管效果称为金融监管乘数效应。
在金融监管系统中之所以存在金融监管乘数效应是因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获知金融监管当局私人信息。假如金融市场参与者确切获得其寻租行为是否被惩罚的信息，那么金融监管信号就无法发挥其对金融市场违法和寻租行为的震慑作用，金融监管信号作用也就会随之完全消失。金融监管力度乘数效应的根源是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为使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优信号放大，金融市场参与者能对监管当局的监管信号作出较大的反应，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设计中必须保证金融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不被泄漏。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防止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寻租。如果通过贿赂金融监管人员知道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那么金融市场参与者就可以根据金融监管当局真实类型对其未来金融交易行为进行权衡。当金融监管当局类型 时，则金融市场参与者增加收益为 ；若金融监管当局类型 ，且预期被惩罚的水平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则会增加收益为 。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要增加收益为正，那么金融市场参与者就会对金融监管人员积极寻租。因而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健全监管内部制度体系建设，防止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寻租以获取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
4.3 培育良好的监管声誉和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加强金融市场运行的声誉机制建设
金融市场其产生与运行的基础是以金融参与者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即信用）作为保障的。从模型分析结果可知，良好的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和监管声誉可提高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声誉收益，减少了金融参与者违规和寻租行为，有效降低金融市场运行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因而，要切实加强金融市场运行的声誉机制建设。
首先，培育金融监管声誉。从监管信号传递的多阶段重复博弈分析可知，金融监管声誉在多阶段重复博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个阶段的金融监管声誉会对下一个及其以后阶段的效用有很重要影响，且当前阶段良好的金融监管声誉通常意味着未来阶段有较高效用。因此，为了能在博弈快结束时利用监管声誉效应获得更高效用，监管当局 会有激励假装成 而建立监管声誉。由于金融市场上交易者众多，他们都可作为委托人。即使每个金融市场交易者仅与监管当局打一次交道，而金融市场中想要寻租交易者非常多，因此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容易被金融市场想要寻租的交易者观察到，并且监管行为会被作为监管信号为金融市场想寻租的交易者之间学习机制所传递。所以，金融监管当局对建立强势的监管声誉总是积极的。
其次，培育金融市场参与者诚信交易声誉。由于金融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对金融监管当局也是不对称的。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在过去市场交易中诚信缺失情况（坏的声誉效应）会很重视。因而，在信息甄别的过程中，监管当局对市场参与者中有坏声誉的将会成为重点监控对象。为避免坏声誉给其造成不利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必须诚信交易，培育金融诚信交易声誉。所以，即使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参与者仍会配合监管当局所发出的金融监管信号。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重要环节是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通过提升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促进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形成，培育良好的交易诚信和监管声誉才能真正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保证金融监管信号向金融市场顺畅传递，减少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和违规行为，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5. 结论
以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为反馈信号，构建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监管信号传递模型，分析金融市场治理中的有效监管信号的传递机制。分析表明：只有建立通畅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及反馈的机制，强化并放大金融监管信号显示，增大监管乘数效应，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因而，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有效运行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金融监管惩戒的本身而在于金融监管行为传递出的监管信号所产生的金融监管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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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
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
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
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
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
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篇3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内涵
金融监管体制是政府有关当局采取系统的机构设定、职权授予、法规制定、协调体制及制度安排等途径与措施，对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风险并有效降低金融危机所引致的损失。金融监管体制“具体包括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和监管对象以及对监管结果进行监测”[1]。实施金融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就在于维护国家或地区金融安全与稳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世界各国或地区采取的金融监管体制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分业金融监管体制、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以及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分业金融监管体制就是政府有关当局分别设置不同类型的监管机构，对金融行业分别进行监督管理。政府有关当局会设置银行业监管机构、证券业监管机构以及保险业监管机构这三大类型的监管机构，分别只对本机构所涉及的监管领域加以监督管理。混业金融监管体制就是政府有关当局只设立一种金融监管机构，该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管金融领域的全部权力，通过该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该机构对有关的金融监管领域也要承担全部责任与义务。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是介于分业金融监管体制和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监管体制，它既有明确的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机构，也有明确的机构对各种监管行为加以沟通与协调，该体制总体上兼顾了分业与混业监管的主要特点。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分析
1.监督管理成本的比较。在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主要类别的金融行业都单独设置了监管部门，这必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管理费用支出，而且监管部门之间没有信息共享机制，这也会造成搜集信息所花费的时间与费用成本，这种体制造成了实质上的规模不经济；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一个统一的部门对所有的金融领域进行监管，工作人员一般都会肩负起金融领域内跨行业的监管职责，这显然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而且在部门内各金融领域的信息都可以随时调取，这种体制在总体上而言形成了规模经济的模式；在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由于并不存在完全标准化的组织形态，这种体制究竟是规模经济还是规模不经济要视其更靠近前两种体制的哪一种。
2.工作实践效率的比较。在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各种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由于专业化理论及实践水平较高，在处理日常监管事务时工作效率会较高，而且从政府考评管理角度出发，各监管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竞争关系，但是这种体制很可能会造成重复监管与监管漏洞并存的情况；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以较少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全部金融领域监管的方式确实使单位人员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如果在金融监管任务繁重以及高强度的压力条件下长期工作，必将降低工作人员的监管效率，此外，混业金融监管体制由于监管机构职能的全面性以及信息的畅通性，会减少重复监管与监管漏洞的存在；在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如果明确的行业监管机构和协调机构能够各负其责，那么这种体制将比以上两种体制更加富有工作效率。
3.责任义务承担的比较。在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每类主要金融行业都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管，无论是银行行业、证券行业还是保险行业存在问题，都有对应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哪一个金融行业出现重大纰漏都可以向其监管部门进行问责；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即使金融监管部门的下属执行机构权责有明确划分，但由于金融领域经营的复杂化以及跨行业化，很容易造成相关部门对责任承担的推诿；在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容易形成对责任互相推诿的情况，如果协调机构权威性较高，就会在最终责任裁定方面拥有话语权，但是若协调机构仅仅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监管机构之间的这种避责行为就将难以减少。
4.适应金融发展的比较。在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各类金融监管机构专门负责该行业金融监管工作，长期发展下去会形成一种僵化的体制惯性，不能促进金融衍生产品及工具创新和跨行业的金融合作，甚至会由于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协调的不均衡对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由于该体制内部的综合性与协调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对金融创新和不同领域金融合作的监管工作，避免对新生金融事务监管出现漏洞的可能性，能够有效地适应金融的发展；在不完全混业金融监管体制下，行业监管机构会出现在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问题，但若协调机构能够及时采取措施使各行业监管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沟通，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金融发展。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及问题
1.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进程。作为中国法定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自建国以来一直承担着执行货币政策，履行商业银行职能以及监管金融行业的多重责任。这种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监管体制僵化和执法举措行政化等问题，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对推动中国国家金融安全具有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后，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纷纷建立并迅速发展，外资金融机构也尝试在中国境内设置办事处或有限制地开展金融业务，加入WTO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可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和经营领域与内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国内原有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会的先后成立，使得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正式构建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以及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而三大监委会则分别履行对有关金融行业监管的职能，这种“一行三会”体制是典型的分业金融监管体制。
2.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当前存在的问题。首先，该体制已经较难适应当今金融领域发展。“由于部分企业集团公司控股下的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往来，资金和业务往来已冲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形成了混业经营的事实，使得分业监管体制的缺陷日益显现。” [2]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衍生品创新和跨行业跨领域的金融合作也迅速开展，中国分业金融监管体制很难有效针对金融行业出现的新问题、新举措和新方法采取及时的监管应对措施，很容易留下监管漏洞与空白，使得该体制应对现实金融领域发展变化的柔韧度不够。此外，中国虽然与世界其他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有广泛的交流，但是实质性的跨国跨洲监管合作却没有开展。其次，该体制行政监督管理理念依然较强。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都是直属于国务院的正部级机构，各省或各地区的下级监管机构的行政级别依次降低，这种体制行政色彩浓郁，可能会滋长作风与习气，而恰恰会大大降低监管机构高效地开展工作。而且，各级金融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之间虽无形式上的往来，但是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很容易导致有关监管机构出现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最后，该体制工作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毫无疑问地汇聚了中国大批熟知金融领域操作流程、行业规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但是随着中国金融业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及全球金融资本开始向中国大量地涌入，各种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以及经营理念纷纷涌现。如果现有监管工作人员不能够及时学习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那么监管机构将难以做到有效监管。
四、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1.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短期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大主体之间的工作沟通与信息交流，形成正式的协调机制，并设置特定机构全权负责“一行三会”之间定期的交流沟通安排。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监管体制需要向混业金融监管体制转变，加大对金融混业经营尤其是金融控股集团和金融创新的监管力度。当然，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并非非此即彼，中国要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汲取各类监管体制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
2.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监督。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有关金融经营机构实施监督管理，一旦监管机构自身出现了权力寻租或等严重问题，就会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非常重大的威胁。因此，对金融监管机构“还应该建立起有效的权利制衡和约束机制，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3]。可以尝试多种途径来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本身的监督，比如可以赋予现有监管机构内部纪律检查部门以更广泛的监督权，也可以专门设置由非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独立于监管机构之外的监管机构监督委员会，还可以充分调动舆论媒体的监督积极性。
3.积极培养高素质的监管工作人才。金融经营业务愈加复杂化与跨行业化，对金融监管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业务素质要求。监管机构要通过在岗学习培训、不断吸纳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以及不同部门之间轮岗交流等多种形式来提高监管机构的人力资源素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特别要注意招聘那些有着丰富金融行业工作经验的人才，这样在开展具体监管工作时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效率更高。
4.扩大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许多金融控股集团的金融业务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无形中给金融监管机构加大了信息收集和打击金融犯罪的难度。因此，中国要继续扩大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交流范围，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金融信息互换和跨国监管的协调。此外，中国还要积极参加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篇4
[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
[6]参见《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1》.
[7]参见刘扬.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1（1）.
[8]参见楼建波.从CDS看金融衍生品的异化与监管——以瑞银集团诉Paramax案为例.《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2010》.
[9]包容MBS，ABS，CDO，CDO平方等一系列金融产品.具体参见张明《透视CDO：类型、构造、评级与市场》、《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
[10]参见何纯.进化博弈：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辩证审视.《理论探讨》总第376期第43页.
[11]参见郭敏.浅议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关系[J].《时代金融》2009（12）.
[12]参见现代博弈理论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94年出版。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3]参见《新浪财经》http：//.cn/g/20110322/23239575768.shtml.
篇5
（1）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
如果从学理的层面上来讲，一国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完整体系。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证券法》，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一些部门规章。虽然我国已对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整合，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仍需要增强协调性和系统性，其还未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有机整体。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首先表现为，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制度设计，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也存在很大的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运行的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还没有对其运行做出完善的规范，这使得它们在实践中一些操作方式已经超出法律之外，这无疑不利于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发展，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在金融监管立法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大，由于其效力不及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2）法律规范不具备可操作性
金融监管立法应当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已覆盖前述几项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方面的实施，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大多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相对较少，所以不具备可操作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出台为例，虽然破产法已对企业的市场退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金融机构与普通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破产法的许多规定就成了原则性规定。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很明显大多时候仅具有指导意义，不具备操作性。导致在实践中，出现问题了最终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和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长此以往，法律法规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中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人们会更多的依赖行政机关。所以造成当前金融监管中有法难依的问题，出现了金融监管的法律风险和法律真空。
（3）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
我国金融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大家所说的“一行三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不断在进行业务创新，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步加强。我国这种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逐步不再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市场发展的需要，旧的金融监管立法中关于“一行三会”的权责分配也就不再符合金融监管的实践需求。以银行的监督管理为例，它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根据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进行银行业监管法的融合与协调；二是实现银行监管权的重新配置与分离。但是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其规定的中央银行的权责和银监会的权则有重叠，这就会导致在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中会出现央行和银监会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局面。在监管实践中，由于多年的监管历史中央行一直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所以银监会的许多监管权被架空。这种权利和责任分配不明的立法很明显不利于促进央行和银监会积极的运用自己的权利履行本机关的义务，也不利于追责，使得监管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建议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工作重心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是做好金融机构的审查退出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立法研究。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规接轨。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稳定，当务之急应当参照国际法律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
（1）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已经进行过整合，在今后完善立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注意全局的规划，避免各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和重叠，增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性和协调性，提高立法的效率，避免在实践运用中的困难。其次，逐步降低中央银行和国务院各部位制定的规章的比例，提高金融监管所依据法律文件的权威性。然后，应当进一步弥补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针对新出现的金融产业、金融产品，加快立法，避免其在法外运行，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最后，应当进一步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推动制定期货法、保险法司法解释。
（2）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已经出台多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但是具体的每部法律的某个条文，很多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细则规定仍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针对这些已经出台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我们立法的重点应当是抓紧制定出与它们配套的具体的实施细则。例如在在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方面，2004年11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湖南调研考察时强调要推动尽快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加快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进程，从根本上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但至今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制度。
（3）结合国情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接轨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按照国际惯例和WTO金融开放规则，我国的金融市场应当对外开放，所以我国的金融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就不仅要考虑国内的金融市场还要兼顾国际金融市场。在实践中，我们应当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坚持我国特色的金融监管立法同时，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立法，为符合金融全球化的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制定一些新的法律，对于一些旧的已经不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立法予以修改甚至废除。这样才能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接轨。
（4）通过立法明确金融监管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类金融机构不断地创新金融业务类型、提出新的金融产品，混业经营的模式的不断加强，所以我国根据监管机构的类型来确定监管对象的传统做法，已经不再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混业经营的出现导致旧的立法规定已经不能再明确各个法定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在协调各法律之间关系的同时制定出符合新的金融市场的监管立法。这样由于权责的明确就避免了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现象，不仅能够提高执法的效率，而且还能达到很好的执法效果。
最后，金融监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还应当有与之相配合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再注意运用必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网络等高科技监管手段，我国必定能够建立一个运营良好的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叶之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魅力中国》，2009年第36期
[2]宋美娇，《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中国商界》，2010年01期
[3]武传德，刘鸽，《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监管完善》，《理论学刊》2007年第3期
篇6
统合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的沿革
金融发展的历史总是与金融危机相伴相随。金融危机的威胁和破坏不断推断金融监管的发展和完善。1720年英国颁布的《泡沫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涉及政府金融监管的法规。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时间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指导思想。在凯恩斯思想的指导下，金融监管的重点转向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规制。
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投资规模急剧膨胀，金融机构及其活动对效力的要求日益彰显。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金融监管理论的新潮流。
20世纪8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关注金融体系内部性问题。统一监管成为当时金融监管的一个重点。
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各国监管部门的重视。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以斯蒂格利茨与青木昌彦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以及罗伯特﹒默顿提出的功能性监管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各国纷纷推动本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改变以前分业监管体制的模式。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韩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国家也开始检讨自身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监管体系。2006年日本制订了《金融商品交易法》。2005年，韩国将资本市场监管法律统一称为《资本市场整合法》。
21世纪的今天，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推动着不同监管模式的逐步趋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不断提出挑战，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的发展对国际金融业的监管规则也提出来新的调整要求。
二、金融监管模式
金融监管的模式随着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化而变化。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的业务互相渗透和交叉，金融经营模式分为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分业经营就是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只能经营各自的业务。混业经营模式下，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可以经营不属于自身营业范围。与金融营业模式相对应，监管体制也分为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的类型。总体看来，监管模式可以分为“统一监管模式”、“分业监管模式”和“混业监管模式”三种类型。
（一）统一监管模式
统一监管模式，是指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一个机构，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均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统一监管模式的国家。2000年6月14日，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颁布，确立了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是英国唯一的独立的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的执法机构。
（二）分业监管模式
分业监管模式，是指不同的金融领域按照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的不同，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监管机构之间分工明确、权责清楚、互不干涉，对于交叉的金融业务由双方互相协商解决。
（三）混合监管模式
混合监管模式是未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对统一监管和多头分页监管模式改进后的一种模式。其优势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制约，各监管主体在其监管领域内，保持了监管规则的一致性。
三、金融业统合监管的必要性和金融监管国际立法变革
（一）金融业统合监管的必要性
1.金融混业经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为代表，金融混业经营进一步强化。金融控股公司都是一个大的集团，如花旗集团，既有银行、证券、期货，还有保险，委托理财业务。中国的平安集团、光大集团和中信集团，其经营范围涵盖银行、证券和保险三种业务。金融产品的混合和趋同，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从传统的单一业务转向多元。
2.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程度加深，要求监管的高度统一和集中。随着外汇管制的取消以及全球电脑网络技术的进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关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他国也带来巨大的冲击。
3.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漏洞。由于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之间管所属管辖范围的金融产品，对其他部门监管的金融产品望尘莫及。而监管机构的分散监管，又没有一个有效的兼容监管机制，所以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引发金融市场风险的扩大。
（二）金融统合监管的国际立法变革
英国，1986年通过了金融服务法，调整范围涵盖了针管、期货和保险等所有金融服务行业。1997年5月份，成立了英国金融监管服务局。2000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取代了金融服务法、银行法等多部法律，至此，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高度统一了金融监管职能，其监管模式进一步加强。
德国，2002年4月20日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服务监管法，同年5月1日根据该法设立了联邦服务监管局统一监管金融服务市场统一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模式正式确立。
日本，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学习英国的金融立法。1998年成立金融厅，2001年金融厅上升为内阁府的机构，成为日本最高金融监管机构。2006年制订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取代了原来的证券交易法。
韩国，1998廿月份，韩国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统合国内证券交易法和监管法律，制订了资本市场整合法，并于2007年获得国会通过。
四、世界各国的统合监管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无论世界各国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其监管之目的，旨在通过金融监管实现金融业的高效、稳健和有序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协调发展。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大趋势是金融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路劲也是沿着发达国家金融业的路径进行的。各国为了保证金融业的安全，在面对金融混业的情况下，纷纷以统合金融监管的模式以克金融混业经营存在的漏洞和风险。我国金融的监管的路径当也不应另谋他路或“摸着石头过河”。
虽然我国混业经营的规模还远不如美国等发达资本国家混业经营的规模，但混业经营的深入发展必将不断推进我国未来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程度，从长远来看，统合监管是混业经营框架下的一个较好选择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朱崇实.金融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篇7
然而，由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当前的金融监管现状，采用“休克疗法”直接转变成综合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巨大摩擦。
篇8
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碳金融的发展使资金流向低碳市场的效率大幅提高，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碳金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碳项目的金融活动，另一类是基于碳配额的金融活动。
目前，国际碳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壮大并趋于成熟，成为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我国的碳金融市场虽然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但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碳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一方面碳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碳金融风险随着碳金融业务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目前，国际上有关碳金融风险监管的研究尚属罕见，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由于金融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金融机构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具有趋利性的本质，并且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所以碳金融风险的防范是碳金融稳健发展的必要保证。
欧盟在建设碳金融市场方面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始终围绕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的范畴，而没有突破并上升为碳金融监管的研究，即缺乏政府如何控制碳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的政府的角色问题。申文奇（2011）在研究我国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通过比较欧盟金融市场以及碳金融制度，提出有关我国碳金融建设以及碳金融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他认为在碳金融市场建设上面，政府角色十分关键，政府先行引导，后续市场主导。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规划者、监督者、管理者和引导者，引导各级市场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最终保障环境资源在市场中得到合理配置。二是在肯定政府在碳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研究碳金融发展中政府如何给予配套政策，沈冰等（2011）也认为发展碳金融需要完善碳金融发展的综合配套政策。三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在国内，同样难以找到碳金融风险监管方面的研究。在把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的条件下发展碳金融是我国政府的必要选择，因此，在大力发展碳金融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如何预防碳金融风险，建立怎样的碳金融监管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年内，大的跨国经营的金融集团的出现，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融合和金融趋同的出现，使银行、保险和证券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这使得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采用综合机构模式来监控金融风险的国家逐渐增多。碳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碳金融市场逐步建立起来，政府、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公司等各家金融机构都可能开展碳金融业务。碳金融业务涉及到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采用原来的分业监管模式可能效率低、效果差、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不适应碳金融发展的要求，因此，借鉴国际上的金融监管实践和研究，讨论我国的碳金融综合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具有现实意义。
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分析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用于碳金融监管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三部分探讨采用综合监管模式的可行性；第四部分研究如果采用综合监管模式，采用综合监管哪种模式更适合；第五部分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总结。
二、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分析
我国现行的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采取了“三会一银”的监管格局。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的金融机构呈现出以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趋势。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的变化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吴思麒（2004）分析我国现行金融监管组织机构模式时，认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现实要求，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二是分业监管对上市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目标冲突。三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使分业监管暴露出许多弊端，出现了监管的内容相近，职能重复；地位平等、各司其职；信息不能共享，难以沟通和协调；规模不经济；监管真空等一系列问题。四是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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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发生风险的缘由
(1)缺少有效的法律监管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立法与监管方面还存在相对于滞后的现象,进而使患上我国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患上不到有效地监控。在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体系中,尚无对于互联网金融法有明确的规定,在监管规则上面也处于没法可依的现象,进而使患上互联网金融市场患上不到有效地监管。在1方面,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进程中,需要全权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并且还要树立健全相应的信息网络安全保护体系、社会征信体系及金融隐私维护体系等等。在另外一方面,部份存在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轨制1般为宣示性的条款,这些条款没有对于背规行动制订相应的处分机制。进而使患上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流于表面,无益于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轨制来进行规范与监管,使患上目前在发展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金融业的社会形象。
(2)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
我国目前尚无构成与树立相应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仍是沿用了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这类体制是分业金融管理体制,互联网金融采取这类体制难以进行全面有效的金融监管。分业监管没法实现互联网金融对于交叉性立异业务监管的现实需求,并且存在监管能力较为扩散的现象[四]。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机构没法从根本上解决互联网金融跨市场、跨区域、跨业务所带来的监管困难,还会发生监管缺失与监管堆叠的现象。除了此以外,监管机构不明确,监管执法不公道也使患上现行的监管体制没法真正对于互联网金融主体起到监管作用,乃至呈现多头监管或者无人监管的现象。
(3)互联网金融诚信缺失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诚信体系尚无真正纳入到银行的征信系统中,像1些电商小额贷款机构与P二P等新型信贷平台的信贷数据还游离于征信体制以外,没法实现对于征信信息的同享与征信系统的使用。进而致使金融机构对于借贷人的信誉情况缺少深刻的了解,从而致使坏账现象的产生,增添了互联网金融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1些自发组织或者是依托市场化运营的同享平台,他们的信誉信息还没法知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现实发展需求。
(4)互联网金融本身特性
互联网因为其本身存在开放性的特色,使患上其存在的巨大经济利益为不法份子所觊觎。进而使患上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中存在大量背法犯法行动。首先是容易发生非法集资,像P二P与众筹运作模式,因为缺少必要的监管,就会使患上其成了非法集资的首要工具,进而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秩序的不乱。还有就是互联网金融因为其拥有信息量繁杂且庞大的特色,容易成为不法份子进行网络犯法或者是洗钱的工具。因为目前虚拟货泉的交易情势日益多样化,使患上其成份与类型较为繁杂,在转让的进程中缺少必要的监管,就会致使虚拟货泉成为网络犯法与洗钱的工具。互联网金融本身的特性还有支付方面存在风险,因为互联网金融资金在使用进程中缺少有效的监管,进而致使在清理支付资金时,会造成必定比例的资金沉淀。如果这些沉淀的资金被互联网金融企业所挪用,乃至开发出了金融衍生品的话,就会带来巨大的支付风险。除了此以外,还有市场风险,互联网金融增添了金融市场风险传布的可能性,使患上金融风险传布的速度更快、规模波及更广,而且还容易引起交叉沾染。在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缺少必要轨制保障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更易引起市场失控。最后是资金风险,互联网拥有开放性的特色,但其网络技术还不够完美,在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进而使患病毒损坏、黑客袭击、网络欺骗等行动频频产生,给消费者造成为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3、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发展路径钻研
(1)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
美国目前正在不断加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监管力度,在承认众筹方式可以作为直接融资方式后,还针对于众筹平台缺少监管的现象制订了相应的规章轨制。对于众筹融资平台进行管理要从风险防范、如何有效维护投资人权益等方面来对于业务风险进行监管。法律中对于P二P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要及时表露信贷条款,制止信贷轻视、制止不公平交易或者诈骗性条款及做法、采用相应的反洗钱措施、保障消费者的个人权益等等。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有益于互联网金融交易行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能够不断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使患上金融发展更为规范化、公道化、科学化、法制化。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可以有效保障消费者的个人权益,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犯法行动,进而增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又好又快发展。
(2)树立完美的金融监管机构
目前来说,国外大多都已经经树立了较为完备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像美国树立的两级多头监管体制,可以从联邦与州两个层面上来对于第3方的支付平台进行有效地监管。在联邦层面上,联
邦存贷款保险公司还可以为有需求的客户提供必要的存款延伸保险机制,进而实现对于沉淀资金的有效监管。各个州的不同监管部门也能够依据本州的法律来采用不同的联邦监管措施。这些国外的互联网监管机构的设计方式也能够为我国所鉴戒,我国树立健全完美的金融监管机构有益于实现对于资金流转的监控,保障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监管机构还可以通过对于互联网金融交易行动的监管来避免网络犯法行动的产生,有效规范互联网金融交易秩序,从而带动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转。 (3)晋升企业及用户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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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由国务院领导下的监事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进行监管，并且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金融稳定局负责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协调发展问题，会同有关部门综合研究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评估金融系统风险，研究实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协调风险处置中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的选择；实施对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机构的复查，并参与有关机构市场退出的清算或重组等工作；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承办涉及运用中央银行最终支付手段的金融企业重组方案的论证和审查工作；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或金融重组有关的资产。如图所示，我国现行金融监管结构：
二、如何建立统一型金融监管结构
1.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必须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以市场激励的方式来确立市场秩序。因为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就得把金融监管看作是更集中、更灵活、更有力度、更有效率、个人与企业负担少的市场监管。它的具体表现是：一是监管机构要准确确定由市场失灵造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风险，是重大市场还是潜在市场失灵，是重大市场失灵，就得分析市场失灵的类型，监管的方式。二是要发展选择性的方法替代传统命令式的监管办法，依靠市场激励，使用绩效标准。三是任何金融监管规章推出，都得通过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并证明这种监管方式是有效率的。四是任何监管规章出台都得考虑对当事人的影响等。结构模式变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其他各项改革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2.逐步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确定监管制度调整和改革的时间表，并预留政策法律调整空间
金融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管理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是保证金融监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规程序实施，杜绝随意性，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其次是执行监管者缺乏监督，既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公正、合理，又无法衡量其工作的绩效。再次是影响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因素缺乏约束，使监管的效用不尽如人意。
3.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金融机构要实行“依法退出”，即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制度，包括金融机构间的购并重组规则，金融机构关闭转破产的法律通道，破产清算中对中小存款人的优先清偿原则，金融机构关闭过程中债权、债务人对债务的协商重组制度等内容。明确处置金融风险的资金来源及运用规则，对存款保险基金、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等制度的建立、运作、使用做出明确要求。通过对退出机构中投资者利益的有限保护，来防范道德风险，培养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4.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有我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金融行业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经营的风险日益加剧。因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且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存款保险制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开办存款保险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较为完善的存款保险体系。
三、结束语
我国金融监管结构的改革正在不断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健康发展，对金融监管结构的改革和完善是必须的，笔者对我国金融监管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希望可以为我国金融监管结构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乔海曙: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英国的实践与评价[J].欧洲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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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了我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成果报告——《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和《我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这是IMF对我国金融部门的首次正式评估。报告指出，我国的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受到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环境，潜在金融风险很容易被低估。IMF指出，我国的金融部门面临着几个近期风险：快速的信贷扩张导致贷款质量恶化；房价下跌；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带来进一步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改革相对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环境比较滞后，明显不适应金融发展形势要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均面临挑战，监管有效性面临质疑。2003年，银监会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全年共查处违规经营机构1242家，直接或责令有关单位对3251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分。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关键还在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金融体制变革。这些都要求我国金融业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我国亟待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思路，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监管框架。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从金融监管改革历史看，虽然各国的金融监管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但总体而言，金融监管改革都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危机推动与问题导向的，以事后的完善为主，缺乏前瞻性。对于应该如何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货币当局有新的未来的管理思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央行将更多的承担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职责。金融监管改革的历史规律决定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多需要从问题导向入手，需在有较强外部推动力下进行。就目前改革而言，可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体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推进思路，确定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
金融危机反复证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最为危险的因素之一。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正在不断加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是我国金融管理的首要任务。2003年央行就提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将会增大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示。2005年央行再次指出，我国金融业要注重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始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领域。
（二）金融创新发展受到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金融监管仍习惯于行政审批与准入限制等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金融创新发展。监管机构不能替代行业创新，但必须为行业创新提供服务，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监管改革，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开发金融产品，最大限度放大自主经营和发展空间。在政府管制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监管部门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牌照限制、对创新业务的管制、对直接金融活动严格的行政审批等手段，影响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阻碍了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例如对民营资本进行金融行业限制，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与活力，也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对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发行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下存在诸多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在行政管制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机构监管为重心的分业监管框架，这种体制具有监管专业化优势，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具有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监管重复、成本高、监管缺位、难以适应金融创新与金融混业发展需要等弊病，监管规则和监管实践中的条块切割、沟通不足，严重影响有效金融监管的实现。我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二五”规划中虽已明确提出构建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简称）监管框架下，各家监管部门也难以做到有效协调，没有一家金融监管机构是具备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需信息与权威的。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又难以对混业经营进行实质性突破，监管处于分业的状态，形成了监管体系中的各种潜在风险。
1.金融机构的功能边界由于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逐渐模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常常提供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按机构类型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标准不统一与监管真空现象，引起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形成金融体系潜在风险隐患。
2.随着理财产品、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和创新，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跨领域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与产品，特别是交叉性产品的创新日益涌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业务交叉与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银行广泛参与证券基金与信托产品的销售，并为证券与期货提供资金结算与存管服务，证券与基金为保险资产与银行理财产品提供投资服务等。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难以识别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跨领域的传递。单独来看，相关业务均为无风险的中间业务或资产委托管理业务，但业务交叉后通过相对分割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有效识别是否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是否会产生风险传递感染等。
3.为适应金融业务交叉和融合趋势，更有效地发挥协同效应，以控股集团或母子公司等形式开展金融综合化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纷纷出现。而基于独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难以识别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推行综合化金融平台正是目前众多的国内银行、保险等机构的发展目标。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在为客户提供了一条龙式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同时蕴含了新的风险，对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形成新的挑战。
4.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过程中，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界限也逐渐趋于模糊，但监管方式上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并未随之提高，金融市场潜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突出。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从投融资双方关系看，银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非定向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由产品购买者承担，具有直接金融属性，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项目融资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而在监管上，对银行理财产品未按直接金融的要求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资金供给方对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控制，因此存在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不当也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7.4万亿元，超过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
（四）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存在较大问题
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管理和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政府负责，2008年又逐步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交给省级政府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从最初的风险处置向推动地方金融、管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方面拓展。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省级金融办公室。截至2012年底，全国283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已有近240个成立了金融办，许多县或县级市也成立了金融办。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法律依据空白，监管方式与手段落后，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面快速增长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的新挑战，依然采取事后补救手段。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职能分散、职责定位宽泛而矛盾、风险监控不力、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近年来，我国各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地方性股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迅猛发展，很多新型金融机构实际上部分扮演了“影子银行”的角色，承担了地方企业与政府融资信用中介职能，部分股权交易市场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具备金融市场属性，但目前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由于监管力量的限制，难以对众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分散的地方性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由于法律依据的不足以及监管方式与手段的落后，重视准入环节的审批监管而轻视行为与风险监管，可能成为潜在的金融风险的累积点。
三、改革的思路
（一）明确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1.增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更好地适应金融混业发展要求，有效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为应对金融混业趋势与金融综合化经营发展要求，金融监管改革需要降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成本，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确定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权益保护为共同监管目标，对金融功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采取统一监管标准，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叠，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
2.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资本流动的变化，中央银行要进一步丰富和强化逆周期调节手段，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应当强化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包括加强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计提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引入杠杆率这一新的监管工具；实施动态拨备以及会同其他相关部门采取逆周期信贷政策等。构建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通过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责任主体，并赋予识别、早期预警、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对应权限，明确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职责。
3.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新型地方型金融机构监管职责，弥补监控空白，防范风险。通过立法或授权制度安排，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统一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下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例如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成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和金融法庭等等举措。充分发挥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分散与灵活性的特点，平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责任。
4.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灵活调整的监管方式。金融监管改革应放松管制而加强监管，逐步取消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减少金融业务与产品的审批，放松或取消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行为的行政审批，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与事后处罚，通过推动建立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调整的监管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
5.打破金融监管行政分割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创新发展的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改革重心转换以及跨领域金融创新发展要求，金融改革需要打破金融监管的行政分割与利益保护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市场创新的体制，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应对金融市场开放面临的挑战。
（二）从体制、方式以及产品监管三方面推进改革
1.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调整立法与监管等外部层面，还是从产品、服务等金融机构内部进行调整，都会面临一些难题。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的逐步开放和资本管治的开放以及国内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体制也将面临从机构型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型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一致性与适应性；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有一部分是由内而生的，比如道德风险上升为弥漫全系统的普遍现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上升等，由于金融体系特定的机制和体制安排，特别是创新因素，致使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因此也应加强对包括资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等金融体系的监管，从而有助于从内部增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从市场准入监管到行为监管转变，从合规导向型监管向风险导向型监管转变，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注重事后监管处罚与建立市场退出机制。通过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提升金融结构调整的灵活性，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弥补放松管制后的监管空白，防范金融风险。
3.从注重产品审批转移到注重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相结合。金融产品的监管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保护密切联系。过去习惯于忽视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设，而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严格审批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结果大量不适当的投资者在缺乏透明的市场中盲目投机，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真正保护到投资者的利益。建议逐步取消直接融资行政审批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确保参与主体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促进市场定价效率提高和配置效率的优化，将监管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立上来。
参 考 文 献
[1]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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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阮玉洁.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思考[D].北方工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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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收录日期：2016年1月30日
一、文献综述
国内目前在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郭亮（2013）在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实践，研究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制度。曹凤岐（2009）在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提出分三个阶段进行改革的建议。吴利军、方庆（2012）指出我国现行监管体系的弊端，并据此提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改进型路径。高田甜、陈晨（2013）对危机过后的英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作出介绍和评价，提出应妥善处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冲突，加强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目前监管现状和国际主流监管模式。在金融混业经营下，混业监管本就应该是常态之事。但是，由于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所影响，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刚刚拉开，在金融监管领域上，分业监管仍然是目前的监管模式，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存在的监管漏洞、重复监管、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机构间协调性欠缺等问题逐渐的暴露客观上要求我国对既有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和转换。最近几年的事例有以下几个：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使得9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监管上有一个原因就是央行和银监会不协调。2013年6月货币市场“钱荒”，也是由于央行和银监会同业业务存在不协调。最为严重的2015年6月股灾，更是集中暴露了现行监管体制的显著弊端，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备受诟病。6月中旬，A股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超过30%，直到7月9日在救市政策出炉后不久才企稳。然而，8月18日之后，A股再次下跌，沪指一路跌到了8月26日的2，850点，两个多月时间沪指近乎腰斩，逼迫国家动用超过万亿资金救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大跌中，众多个股一度连续无量跌停，市场流动性缺失。业内人士认为，股灾背后反映了银行、证券乃至其他金融主体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即彼此通过各种通道实现资金流动以及通过创新处于监管灰色地带，从而带来金融风险。由此看来，混业经营不再是争论焦点所在，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才是目前重中之重。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才能更好地为金融市场保驾护航。
我国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2013年8月初，国务院正式确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强调这一制度“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前述银行人士认为，这种淡化行政色彩的做法，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但是，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实质权利，对事实上的监管改革没有太多的帮助。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有四种：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综合监管、双峰监管，在这里美国是一个例外，不属于这四种的任何一种，但是又兼具了四种的一些特征。机构监管也称分业监管，是指将金融机构类型作为划分监管权限的依据。我国就是典型的机构监管国家，但事实证明在混业经营下，机构监管是不可取的一种模式。功能监管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就是规定某一类金融业务由某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论这种业务是由何种性质来从事的。这比较能够有效地解决机构监管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漏洞，当然成本增加，机构之间过度竞争导致的倾向性监管也是弊端。综合监管是指金融系统中所有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活动都由同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这一监管者既负责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也负责所有金融服务的行为监管。其能有效地解决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形成的监管重复或真空问题，但是效率难以保证。双峰监管又叫目标监管，是以监管目标为基础通过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审慎监管机构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行为监管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双峰监管能够保证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的一致性而避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制约关系。但是，一个金融机构会受好几个监管机构监管，从而出现管理成本上升，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这一点上与功能性监管相似。从以上综合比较来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监管模式，各种模式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论之。在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的现状下，当务之急应该是打通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渠道，尽早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监管框架。
在监管模式的设计中，风险与效率的权衡是关键，而风险与效率的权衡又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金融业在这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监管模式上，笔者认为可以选择功能监管，借鉴双峰监管的一些优点。
（二）微观领域的金融监管。笔者认为应该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将三家纳入其中，该局直接隶属国务院，负责金融领域微观审慎监管。这样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机制，加大配合力度。在信息交流和信息协作上，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信息交流机制，从而实际上减少信息缺失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当前热门的金融控股公司等新型的金融集团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联合机构独立于“三会”之外，更好地对交叉领域或空白领域进行监管。另外，在法律法规方面要制定相关监管细则和操作流程。例如，《金融控股公司法》应该被首先制定，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以及监管主体，界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宏观审慎监管上我们应该明确央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央行的独立性。
（三）宏观领域的金融监管。在宏观背景下，央行仍然要发挥其作为唯一货币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货币政策制定时还要注意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改革进程中，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央行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可以根据个别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是否引发系统性危机来选择用何种金融工具对其进行援助。这也为具体监管机构找出具体成因，采取相关措施提供了必要的解决时间。
主要参考文献：
[1]郭亮.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制度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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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就金融创新而言，是指在金融领域中，借助某种方法手段，重新组合金融要素，也或者进行合理化改革，获取更多经济利润、发展机会。金融创新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金融工具、融资方式、支付手段，其已成为金融领域中关键性变革之一，其创新的主体并不仅仅是指金融机构，不同类型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也包含其中，符合新时期金融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促使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必须意识到金融创新的重要性。此外，在新形势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日渐深入，不同类型的国外金融纷纷涌入我国金融市场，冲击着我国金融领域，加上国内经济市场瞬息万变，各类金融机构急需要优化完善，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各类风险频繁出现，各类风险系数不断提高。同时，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金融市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纷纷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不断拓展新的业务，但对某些新金融业务并不熟悉，导致其无法顺利开展，自身信用也不断降低，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必须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降低各类风险系数，有效防止各类风险频繁出现，促使多样化的金融活动顺利开展，确保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
第一，注重政府部门金融监管职能的发挥。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金融市场，政府部门必须综合分析多方面影响因素，立足基本国情，充分发挥自身具有的监管职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准确把握当下金融监管突破口，科学创新金融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要认真履行自身已有的金融监管职能，适当放宽在金融创新方面的限制，确保金融创新有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高度重视违规金融行为，加大对其管理力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合理化处罚，确保金融创新有良好的环境，最大化降低金融风险系数，促使一系列金融创新以及风险管理活动顺利开展。此外，政府部门要借助自身已有的金融监管职能，大力支持金融行业，围绕金融市场，不断开展全新的业务领域，逐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二，加强信息技术风险管理，构建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在新形势下，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已被广泛应用到金融行业中，尤其是业务以及产品创新方面。在应用过程中，金融机构必须加强信息技术风险管理，确保应用其中的信息技术更好地发挥自身多样化作用，有效降低各类风险发生率。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必须根据自身各方面发展情况，结合极易出现的金融风险，构建全新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明确不同部门以及岗位工作人员职责，有效防止“权、责、利”模糊化，科学开展多样化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借助信息化手段，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随时动态监督所开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一旦出现风险，及时进行预警提示，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存在的隐患问题。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要围绕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准确把握金融动态变化，构建合理化的金融风险预测评估体系，科学预测以及评估出现的金融风险，根据金融风险发生范围以及危害程度，进行合理化处理，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避免金融活动开展中金融风险频繁出现，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三，注重金融业国际交流和合作，注重金融创新管理。在新形势下，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日渐深入，不同类型的经济实体不断融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际金融环境也日渐复杂化，需要在多国作用下，动态控制金融风险。同时，随着国际间交流日渐频繁，我国金融业生存发展浪潮中不可避免会和国际金融合作、交流，这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需要多层次加强金融业国际交流以及合作，和相关国家政府部门签订合理化的合作监管协议，多参与到国际监管组织中，统一金融义务，明确金融监管标准以及准则，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动态变化，优化完善我国金融业务准则，全方位动态监管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加大金融风险管理力度，有效规避金融风险。此外，金融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多层次加强金融产品、金融制度等创新管理，利用已有的优质资产，科学衍生出全新的产品，丰富金融产品类型，优化创新多样化股权、债权这类产品，优化金融业开展的业务，促使金融业更好地走上长远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金融市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必须站在客观的角度，全方位正确认识金融创新、金融风险管理，要准确把握二者间的关系，注重政府部门金融监管职能的发挥，注重金融业国际交流和合作，注重金融创新管理，加强信息技术风险管理，构建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等。以此，确保金融业发展有着良好的运营环境，确保一系列金融活动有序开展，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促使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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