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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的旅游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旅游管理理念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旅游管理上存在着一些不足,而如何协调旅游管理理念和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了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来,传统文化影响与旅游管理理论构建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
(一)重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
旅游业想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自然风光,而是应该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提升其内在的美,从而使旅游业能够向高层次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旅游管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对那些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的开发管理,对旅游资源中蕴含的文化特质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建立起能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要的旅游文化。然后让员工将旅游资源中的传统文化牢记于心,这样就让员工拥有了一种责任感,认识到旅游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就更加认真地管理旅游资源,开展更为高效的旅游管理工作。
(二)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提升旅游管理工作水平
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以人为本”,正因为如此,在对旅游管理进行完善时应该充分利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从“人”出发来管理和完善旅游管理工作。比如旅游管理中可以采用“参与式管理”的模式,让旅游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使每一名员工都拥有主人公意识,能够真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旅游管理工作做好提供支持。
(三)重视将“以和为贵”的理念融入到旅游管理工作中
旅游管理工作需要旅游企业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过程。对于旅游产业来说,其要管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娱乐项目、餐饮、住宿以及购物、安全等。可以说,这些环节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旅游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为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管理的质量。“以和为贵”的思想能够让管理者重视互相间的合作,能够增强员工之间的凝聚力,从而可以让整个旅游管理工作更加协调,让所有的员工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去,从而让整个管理工作更加和谐、更加高效,从整体上达到了“无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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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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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它不仅渗透着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也贯穿于我国的管理实践。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活力逐步增强的当今,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优秀的思想并正确的运用,对促进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传统文化与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含义
要理解传统文化的含义,我们应该先要理解一下何谓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爱德华·泰勒提出的“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在我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之中,易经中记载:“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国《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而言的,主要是指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③。
企业的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体现,它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凝结在企业的产品、服务以及环境中的、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企业物质环境等,这里我们所指的物质环境主要包括生产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三个方面④。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为目的而制定的、具有本企业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和⑤。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⑥。
2和谐思想与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管理
追求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一思想对于企业如何处理好其自身的物质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佛教、儒家的“天人合一”,“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无不都告诉着我们,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有着其本身运行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遵照客观规律,以自然为法。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要认识并遵守自然的规律,而不能把企业与个人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此外,还需要把企业的环境、各个部门、人员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企业只有谋求了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才能拥有更好的生产环境与工作环境。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再次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企业不只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社会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企业在实现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同时,还要实现与社会、合作伙伴、员工的和谐发展。孔子主张“仁”、“爱人”,企业作为一个主体也应怀有“仁爱”之心,即:有社会责任感。儒家在“义”、“利”的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以义求利”,企业在获取高额的利润及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意识到社会对企业的帮助与支持,能懂得回报社会,把国家、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实现自身、社会的协调发展。企业与社会的和谐是创造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前提与基础。
3以人为本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管理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当今我国的现代企业在借鉴西方管理方式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制度的建设,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制度文化的有效着力点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⑦。据查,“以人为本”最早是在《管子·霸言》中提出来的,“夫霸王之所使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⑧,儒家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我国自古就对人有着高度的重视,尊重人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的企业,只有把关心人、尊重人真正的放在首位,以员工为本,才能更好的凝结团队的力量,使员工领悟企业的精神,自觉的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更好的发挥制度的作用,进而建设更好的制度文化。
“以员工为本”是指企业要关心、尊重员工,重视员工的价值与意义。首先要在生活上关爱员工,不断满足和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为员工解决实际的困难问题,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其次,要使得每位员工从事着与其能力与兴趣相符的岗位,对于人才,企业要做到任人唯贤,充分的发挥员工们的才能与特长。再次,要尊重、信任员工,对员工适当的授权,为员工创造能自由展现的平台,充分的信任他们,这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4诚信、创新、自强不息与我国现代企业精神文化管理
诚信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前提,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企业需要对合作伙伴诚信,需要对员工诚信,需要对顾客诚信。一个企业的良好信誉,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经营绩效,而且为企业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正确的人才观是企业竞争力的保障。兵家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的竞争最终将要归于人才的竞争,只有拥有人才这一强大的利器做后盾,这个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企业在为人才提供发展舞台的同时,还要做到为人才服务,满足人才的需求,让人才无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进而增进企业的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前进的动力。庄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确不知无用之用也”,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事情有用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无用的一面,不能因循守旧,而应创新求变,力求发展。易学中的“革”,法家的“事异则治变”,佛家的“诸行无常”,都主张变革、创新的思想。世间的事情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企业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变革中有着创新的思想才能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尖端。一个企业只有不断的进行思维、观念的创新,那么这个企业才能持久不懈的向前发展。
5结语
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发挥着不可质疑的作用,但是由于文化是不同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在关注其优点的同时也需看到其本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特点,正确的运用,使管理取得较好的效果,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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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泰勒,蔡江浓.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2):1.
②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2.
③郑质光,林宏宗.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及影响[J]·现代财经,1996(5):22~25.
④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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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关系
没有日本的传统文化,就没有其特有的企业管理制度。但如果说日本传统文化决定了日本企业也是不确切的。客观的说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文化在日本企业之前生成。与自然的变迁不同,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强制性的制度移植。因此,企业制度和文化之间有关系也有区别。因此,日本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日本企业制度的特性。然后,雇佣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合并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背后是日本传统的“家”的观念、独特的“继承”的思想,团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武士道精神等文化观念浮起。这一传统文化对日本近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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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为本构建学生管理思路
人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以尊重人和重视人为出发点来管理人的。管仲在《管子》一《霸言》篇中,记述了一段对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这个“本”理顺了, 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这些思想借鉴到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体现的是重视学生,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这种教育理念是最现代和最激进的教育思想,它既影响人的活动,也借助对人性的认识,由此可以建立起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有效沟通与作用的途径和桥梁。
二、老子“无为”的思想对学生管理的启示
老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见解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汉朝刘邦平天下而立汉室,治理天下就用“无为”思想,表面上看,有为和无为似乎是不相容的,但作为工作方法来看,它们能殊途同归,共同达到“治”的目的。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只是一种教育手段,真正能让受教育者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才是重点,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把任务分配给他们完成,并且给他们提供自由且不脱离组织的空间,就可以使辅导员摆脱那些繁琐的日常事务。
三、因材施教的管理理念
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山祖师,孔子早就认识到教书育人要做到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主张根据学生个性的差异和实际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反映在现代教育管理理念里,就是要求教育和管理工作者要清楚认识到每个学生因为受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所以不能追求一刀切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唯才是举、因人而异,重视每一个学生自身的建设和培养,允许学生存在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因材施教”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及个人差异进行不同的培养。
四、修生正己的管理思想
“修身正己”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端正自己的品德和修行。为了活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高校的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首先重视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利用传统文化“言传”,更应注重“身教”。这就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学习,尤其是要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努力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大学生管理工作者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直接面对学生,起言传身教和示范带头作用,自身的文化素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水准、敬业精神和思维方式及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等,都会对学生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知人善用的管理方法
高校基层管理者尤其是辅导员老师常常一个人带着4-5个班,平均人数超过200人,如果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过问的话恐怕有十二万分的精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优秀的学生干部能够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信息沟通的纽带。如何选择这些学生骨干,是一位高校学生基层管理工作者需要练就的能力。这样经过观察筛选,可以选出学生中的真正骨干,提高学生管理的效率,激发优秀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最后,由于当前大学生年龄阶段已经逐步步入95后,且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优越,个人主义思想强烈,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不太愿意服从学校的管理。提高学生管理效率,全面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修养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全体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共同责任,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和榜样力量的引领。充分挖掘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精神,引导他们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懂得自我管理和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袁涛.基于传统文化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素质的建设[J].科教文汇,2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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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一个个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从天、地、人高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理想教育,有利于树立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二、基于传统文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创新
(一)加强传统文化建设的引导、组织与规范
1、加强传统文化宣传,引导大学生进行学习、借鉴高校应该定期开展宣传会,开设选修课程,让大学生自己来体会传统文化的美,结合学生的原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合理宣传,以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校也可以通过专题学习、举办文化艺术节等形式,让大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学习,拉近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把“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传统文化符号张贴在食堂、走廊等场所,创设良好的传统文化环境。
2、合理规划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组织大学生建立系统的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代表性文化,并共同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内。在传统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充分整合传统文化,建立系统的传统文化体系,真正把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二)加强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融合
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都以枯燥的纯理论为主,没有同学生的原有文化联系起来,也缺少与学生的时代、生活联系起来,以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划不合理。同时,高校也没有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变成了“传教”的过程,学生普遍不能接受。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加强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根据学生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另一方面,学校还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规划和管理工作,防止思想政治教育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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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发展
文化旅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结合传统文化的旅游模式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带动传统文化的发展,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分析,其更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以吸引游客的目的,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内涵。而从能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也正是因为作为游客身份的国民对于传统文化也有着非常大的兴趣,才促使了这一新兴文化旅游形式的发展。从基本形式分析,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文化旅游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众多较为成功的文化旅游的案例。北京故宫作为封建王朝的历史遗产,对于我国国民而言,充满着莫大的吸引力。故宫是清代君王生活、从政的地方,人们都有一颗帝王之心,都憧憬着这一代表着权利与地位的圣地。因此,这一简单的理由,就足以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鱼参观。如此,文化旅游的游客源就有了保证,对于其发展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要真正发展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拥有了游客源这一基础后,还要进行文化的结合以及文化的旅游式传播演示。仍然以故宫为例,游客来到了故宫必然是有目的性的去探寻这里的奥秘。但是故宫的奥秘众多,如果没有一定的秩序性供游客参考,必然会如走马观花般毫无收获。因此,作为相关的文化旅游管理人员,应该从传统文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故宫的整体脉络进行必要的划分。例如,将故宫的整体景致进行分块处理,在进行游览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游览。这样目的性较强,也能保证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了解最多的文化内容以及文化魅力。让游客真正有不虚此行的感觉,并在游览过程中体味其中的文化底蕴。
总体上可以这样总结,即文化旅游的发展首先要保证有值得游客游览的文化景观;在拥有了这一基础的情况下,再进行相关内容的搭建与设计,从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业。
三.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管理
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得以大力发展,在收获利益与效益的同时,却也伴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复杂而多样化,无法从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但是,却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去分层解析,避免一些弊端的发生,减少问题的出现,从而保证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
(一)文化旅游带来了文化的破坏。文化旅游的文化破坏主要体现在一些实体传统文化,例如洛阳的龙门石窟等这样的文化圣地,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举动,造成文化古迹的损坏。很多传统文化的旅游景点经常会遭受一些有意或者是无意的破坏。因此,相关部门就要重点加强对文化古迹的保护。在一些重要的景区添加游客提示牌,提示以及警示游客注意对这些重点景点的保护。
(二)文化景区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旅游出行游客必然会携带一些用品,而这些用品就成为了景区的主要污染源。游客往往在游览的过程中,会因为比较劳累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而随手扔掉这些垃圾,造成了文化景区的污染。对于此类问题的管理,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景区内垃圾箱的分布密度,在各处路口以及不同的景区节点处安置垃圾投放设备。并采用一些劝导式话语,提醒游客要保护景区自然环境,注意环保。
总之,妥善合适的管理对于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发展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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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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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以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等主体形式广泛存在,并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思维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重要文化背景。
一 传统文化在当代医学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师授千知,铸魂为本;生纳百识,做人是根。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应秉持“人文铸魂”的理念,以重行为、养习惯求发展;点亮传统文化教育之灯,高扬起人文大纛,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着力丰富高校大学生人文精神、推动整体学风建设、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从而对整个青年一代民族精神的整理、挖掘和振兴起到积极的作用。结合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族精神、高扬的生命意识、健康的思想道德等优秀成分,在将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合的同时,进一步融入鲜明的医学高校的办学特色,使学生提高生命意识,拓宽广大学生的精神空间,催其奋进,促其进取。在广大学生之中形成积极有为、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力争使学生在情感上获得陶冶,在思想上获得升华。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力度,能够促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以人文素养的提升推动学风建设。以传统文化激发出学生在自我综合素质提升时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促进学生思想的自我升华,变“知得失”为“明事理”,变外因为内因,促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变“要我怎样”为“我要怎样”,自发地提升自身人文素养,从而自觉加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
在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的同时,应深入学习贯彻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准确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促使学生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个人梦的精神力量,感悟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责任和使命,从而自觉自主地提升自我。
二 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医学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相结合应注重的问题
第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荣誉感。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两种集体主义精神,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而高校作为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位点,在发扬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方面有着巨大的空间和需求。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会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的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而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而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而在学校日常管理中,对他们进行的集体主义教育,应该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热爱朋友、热爱学校、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第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尊师重教、尊重生命教育,树立博爱的精神理念,增强师生群体的沟通与联系,提高整体的凝聚力与竞争力。在日常教育管理中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让学生突破“小我”的禁锢,更使大学生融入大学的“大我”之中,能够与“大我”同荣辱、共进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日常管理教育中,师生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学生学习生活往往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们既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生活压力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也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因而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促进学生群体保持高度的团结一致,提高院系的向心力和整体竞争力,从而在学术及科研创新方面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第三,倡导学生借助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深刻剖析自我,从而激发出学生在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方面的自主、自觉性。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对“天理”和“人欲”的辩证、理性思考。如今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等压抑人文素养的思想已被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性与感性共存”的思考所取代。在高校青年学生群体中,人们更加简洁明了地以“智商”代表“理性”,以“情商”代表“感性”,单纯的“智商”、“情商”高低在当代学生的综合发展之中已不起主要作用,真正能够促进学生发展的是“智商”与“情商”的相结合。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但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而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在学生中广泛弘扬这一理念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片面追求“智商”或“情商”的高低,忽视两者的结合,致使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出现各种消极心理状态,对院系的正常教育管理存在抵触、厌恶的情绪。因此借助传统文化对于“天理和人性”的辩证思索,更能够在促使学生深刻反思自我、多角度剖析自我、重新认识自我的同时,引发其不安于现状、努力突破自我的意志与动力。教育管理工作者通过加强对这种自主性、自觉性的引导,激发出学生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教育。
第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以汗水换实力,以实力换成果。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慎言力行”。“慎言力行”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因而在日常教育管理中,应积极引导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不仅对加强学风建设、促进院系教学管理工作、推动院系的整体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且对学生将来的建功立业、成长成才,都极具重要意义。
三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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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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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西宽、胡小明:《体育文化泛论》,《体育文史选集》(1984-1991),成都体育史所。
[5]王铁新:《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悖谬》,《体育文化导刊》,2002.1。
篇11
《语文课程标准》里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自由的粗放式探究”,就是关注学生的探究过程,尊重学生的探究体验,不用“挖坑导学”的方式非要让学生得出标准答案而压抑学生的个性。这正如德国教育学家戈·海纳特所说:“向学生预示结果或解决方法都会阻碍学生努力探究,因此,应该对结果迟下定论。对学生的错误不应看得过重。教师须明白,所有有活力的思想都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比如:在学习《王弗脱险记》(北京版教材)一文时,关于文章的主题,同学们各抒己见,有同学说:“本文让我想到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层面的追求所具有的力量,艺术是无界且无价的,它所改变、所触动的,是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艺术拯救人类的力量较艺术本身带给人感官上的影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有的学生则认为“这篇文章的寓意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强大的,人只有从客观世界解脱才可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另外一些学生则认为,文本主题是“真正的美是可以突破物质直抵心灵的。对大美的追求可以支持人突破一切束缚,走向自由的境地”……
二、变目标单一的知识传授而为渗透式的熏陶浸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语文学习有两条途径:课内与课外。但学习的原则相同,那就是采用渗透式的熏陶渐染,一蹴而就、寻找捷径的方法是万万不可的。
举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在幼儿园时,我们就认识了“人”这个字,会读、会写。然而,对这个只有两笔一撇一捺的“人”字的认识要穷其一生的时间。最初学会“人”的读音,写“人”的字形,是语文学科的任务,而真正懂得“人”的含义却需要一个人成长的全过程。但最终当我们要表达对“人”这个物种的看法时,还会借助幼儿园时老师交给的这个“人”字。
再比如:《小马过河》的故事,也是幼儿园时语文老师讲给我们听的,老师教我们认识这篇文章的生字、生词,带领我们或朗诵或表演其中的对话,引导我们理解文章的主旨,甚至有的老师要求把中心思想默写下来。但是有多少成年人真正懂得“小马过河”所蕴含的道理,这样的道理绝不是靠“知识传授”来达到的,因为道理不是知识,是生活的感悟,要靠生活的经历来熏陶浸染的。
篇12
由此可见, 传统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经济增长问题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径研究经济问题的, 正如保罗·萨谬尔森所总结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以上经济模型时, 一般把确定的制度、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作为暗含的假设条件, 而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 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 特别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停滞的原因时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对此评价道: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 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 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 一旦用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 它就不大济事了”。因此, 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 将原来抽象掉的假设条件还原回去, 不仅会增加经济学的解释力, 而且也是经济研究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正是在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 20 世纪初期, 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 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看, “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 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针对传统经济学“生产要素决定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特别反驳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 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是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那么, 创新的主体是什么? 对此, 熊彼特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灵魂”, 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
企业家之所以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关键在于企业家具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品质, 即“创新精神”, 亦叫做“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 (2)企业家的“成功欲”; (3) 企业家甘冒风险, 以苦为乐的精神; (4) 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 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 他们所具有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恰好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正是在他们的支配作用下, 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 而且通过其影响产生了一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从而带动区域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走向现代的工业经济。
由此可见,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是创新的精髓, 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但是, 企业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人数多于发展
二、传统文化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观念人力资本”的塑成。
现代工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较, 两者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民, 生产主体只要作到循规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从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进取的传统农业文明。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 要求劳动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须是具有创新意识的现代人, 因为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人, 要想在市场竞争的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 应该满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体意识; 思维活跃, 具有创新精神; 不因循守旧, 不满足现状; 具有进取精神和纠正意识; 眼界开阔, 乐于接受新事物, 不断补充新知识; 崇尚科学, 实事求是, 不迷信书本, 不慑服权威; 讲求效率, 重视技能, 具有敬业精神。由此可见, 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为了满足现代工业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的知识与技术水平, 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 现实情况是, 很多国家通过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 甚至出现了“知识失业”和“教育深化”的现象, 但其工业化仍然没有实现。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国, 其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 我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目前也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反观我国东南部沿海一带, 人力资本的数量并不占据优势, 其经济却高速发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在国内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这说明, 人力资本不仅仅是个数量的问题, 而且还有个质量和结构的问题。
根据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功能不同, 笔者拟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两种形式。知识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知识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一个国家的各级教育对培养劳动者的技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重要意义的。“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传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方面的人力资本, 它是通过地域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人力资本”主要由一个人的观念、信仰、习惯和思维方式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知识人力资本”和“观念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知识人力资本”
主要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正确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从生产力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那么, “观念人力资本”则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选择“做什么”、以及从经济组织上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从二者在人力资本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看, “观念人力资本”甚至超越“知识人力资本”而居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只有先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然后才谈得上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很显然, 本文的企业家是属于“观念人力资本”范畴的。“观念人力资本”源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认为, 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经济学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 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 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 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文化的内容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和习俗, 来禀赋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
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规约、激励来发挥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因此, 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 文化的规约作用表现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构成经济行为主体的潜在的行为规范, 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经济社会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文化精神的激励作用表现在: 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 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 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 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过程。
一般来说, 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今天, 一种文化是否适应工业化社会, 关键是看其是否具备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和观念对现代经济的主体即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长久的基础性的影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清楚地意识到: “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 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他认为人们对财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 二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 即工作态度, 他认为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在这里,人们对财富的不同态度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
典型的如犹太教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简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标的地步, 因此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 犹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观伊斯兰教, 其教义则认为赚人家钱是可耻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数巴基斯坦人还认为到银行存钱收取利息都是不对的。我国的温州人深受浙东“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而乐于经商, 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而西藏人赚了钱却乐于佛事活动, 很难有资本积累。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 对其一生价值观念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表明,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或工业化, 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工业化道路, 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 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缓慢变迁, 才有了“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突破性大发展。
由此可见, 在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 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 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 其生成“观念人力资本”即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三、建立在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模型构思。
本经济模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 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有效的新组合, 能够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 那么, 它就会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
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经济发展水平, c = 文化类型, i = 创新精神(系数) , t = 技术创新, i = 制度创新这种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经济发展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主导下, 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途径而实现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这里包含着层层推进的几层意思。
首先,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到经济体内部去寻找, 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创新精神。
传统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个靠近海洋的地区, 人们由于经常下海, 要和海浪、台风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而深居内陆山区的人们, 对外交往困难, 再加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乡, 因而缺乏对外交流, 长此以往, 必将形成保守观念和封闭性格。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区域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类型, 有的是具有丰富的创新意识的, 有的是比较保守的, 缺乏创新精神的。由此可见, 创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区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因素决定的。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内在精神对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个人的创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渊源关系表现在: 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企业家这个创新主体来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其演进路径是, 区域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创新意识及其价值观念在合适的条件下, 将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 从而在本文化区域自发地形成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群体: 由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也就决定了企业家数量多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快, 而数量少的地区经济将发展的更慢, 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型中, 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数量化的,具体来说, 公式里“i”的数据, 可以通过一个经济区域所拥有的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创新频率计算出来。
其次,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重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从内容上看, 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创新,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其中,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其作用在于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 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带来新的经济组合;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 它既可能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 也可以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从历史上看, 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也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 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新制度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区, 正是通过专业市场、民营经济、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间金融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创新, 浙江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
那么,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 往往是影响经济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路径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蕴含规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 我们的文化传统, 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从风俗习惯到观念系统, 从心理到意识, 形成了对人际关系、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独特看法: 传统文化所确认的行为规则、社会关系、思想观念在人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文化表现的习俗和惯例, 在制度创新中有两种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为制度创新借用的资源, 即将民间运行的习俗惯例升华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即它们属于惟有改变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种类型。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文化进化的结果, 是各个小群体、个人的规则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规则。
传统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观念会阻碍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可以从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训中得到答案: 而先进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则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 这也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对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再次, 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站在落后的“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里,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可以划等号的。什么是工业化? 按照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定义, 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 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
就是熊彼德所说的“创新”。由此可见, 张培刚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 实际上是承袭了其老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 认为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而把工业化定义为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
将工业化理解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的上升性变革过程, 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 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即在企业内部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从而导致了微观层次上的生产组织的变革; 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 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退出, 变成夕阳产业, 由新兴产业取而代之, 这就从中观层次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最后, 伴随着生产组织和产业结构变革而来的, 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创新或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 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因此, 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 工业化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变化过程。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 是不断前进的, 是动态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环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 这种变化是生产技术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变革, 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将一个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国, 转变为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国。
综上所述, 建立在区域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途径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 经济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上升性变革过程。在这个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 但它却通过对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影响间接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本质上说, 传统文化所凝集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观念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虽然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还受其他因素如国家政策及其经济环境的影响,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传统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迅速生成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 而西部企业家却非常稀缺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 以传统文化为源泉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 都不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们只能在完善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就是笔者对传统经济学的“悖论”, 亦或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所在。
参考文献:
[1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