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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职业教育之表现形式
职业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目标、职业教育的形式、职业教育的内容和职业教育结果等因素深刻地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方式经历了“游牧―农耕―小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生产”等阶段,直至今天的知识或信息社会,职业教育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
职业教育的萌芽阶段也称“前职业教育时期”,是指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前的游牧、农耕和小手工业生产阶段,以“学徒制”为特征。这一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前职业教育局限于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一般采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职业教育的功能主要在于使个人获得一种能立足社会的生存方式,也兼有技艺传承和个人才艺发展的功能。在那个时代,虽然前职业教育活动渗透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但并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形成正规的制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
到了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社会,职业教育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学校取代了“学徒制”,学生也不像“学徒”那般花费大量时间去练习手工技艺,而是要不断充实复杂化了的生产过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职业教育可以说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活动。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世界各国以传授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称谓有“职业技术教育”、“技术职业教育”及“技术教育”等。多数国家的职业教育从高中阶段开始实施,大致分为单轨制和分流制。单轨制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在美国,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是分开进行的。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现代公民,接受职业教育是每个人的权利。职业训练则是对毕业的学生进行特定职业的专精训练。实施分流制的国家有德国、日本和中国。其中以德国的双元制最具特色,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其特色是将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合二为一,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几乎就是职业训练的代名词,因此也被称为“现代学徒制”的教育。
直至今天这个知识经济占主导的信息社会,各国的职业教育更是在目标、层次、形式、内容等方面提供了多种选择,成为满足各阶层人群多种学习和发展需要的教育。
二、职业教育之一般属性梳理
职业教育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外在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相应地也会表现出一些多样的内在属性。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职业教育主要有九大主流属性。它们分别是“社会性”、“生产性”、“职业性”、“适应性”、“中介性”、“产业性”、“多样性”、“大众性”和“平民性”。
“社会性”指职业教育乃属于社会范畴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是一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生产性”指职业教育负担着劳动生产与再生产任务。此外,职业教育通过“产教结合”,创办生产实习基地,建立教学、生产、科技推广或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教学体制,直接参加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
“职业性”指职业教育是为适应职业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是围绕着培养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人才而开展的一项培养应用人才的活动,是从对劳动后备力量在就业前进行的就业准备教育,其教学紧密结合生产实际,走产学研合作办学的道路,在教学过程和办学形式都体现出职业性。
“适应性”指职业教育的制度、对象和办学模式等对职业的依赖性和服务性。
“中介性”指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教育和职业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有传递职业知识、职业技能与培养职业道德的功能。
“产业性”指职业教育即产业,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应面向市场,运行投入与产出分析,并对其成本进行核算,简而言之就是要按照产业的运作规律办事。
“多样性”指职业教育在办学目标、层次、形式、内容等方面的灵活多样性。
“大众性”指对受教育对象条件限制的宽松性,即入学门槛较低。
“平民性”指职业教育是全民参与的教育,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息息相关的。
以上“九大属性”都是为大众所公认的职业教育所具有的属性,但是其中若干属性与其它教育类型的相关属性有交叉,所以并不能将它们全部视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其本质应该是一贯的、稳定的、深刻的,不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试图从职业教育现象中所包含的特有的、一贯的、稳定的因素出发,用“现象―本质判定法”来探寻职业教育一贯的、稳定的、深刻的本质属性。
三、职业教育之本质属性判定
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都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但在其现象之下必有与其它事物相区分的稳定因素。事物的本质基于三个要点:首先,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内部联系构成的;其次,本质所反映的矛盾是一贯的、稳定的、深刻的,不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最后,事物本质的改变,就是质和质的规定性的改变,是对事物的彻底否定。因为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不同于其它一切事物的特有属性,这种特有属性正是该类事物内部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将职业教育现象之下稳定的、一贯的“特殊矛盾”作为切入点来考察职业教育的特殊属性,以期探明职业教育现象之下的本质属性。
透过对职业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的,我们发现了两个相对稳定的属性――“社会生产性”和“职业能力提升性”。
本质属性之“社会生产性”作为社会分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之一,职业教育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服务的关系和活动的实质上来说,职业教育与生产和服务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职业教育是在教育领域内所进行的一种技能培训和谋生就业活动,直接任务是为社会生产培训合格的劳动者,为经济发展服务,从而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服务。衡量任何教育活动的根本标准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所以职业教育服务于社会实际上就是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服务,促进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最终达到为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殊性之所在。
本质属性之“职业能力提升性”从历史进程来看,职业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为适应职业需要而进行的教育。在职业教育萌芽时期,师傅授徒弟以谋生技艺。到了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社会,职业教育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直到现在,职业教育一直是围绕着培养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人才而开展的一项培养应用人才的活动。职业教育对劳动后备力量在就业之前进行的就业准备教育;对在职人员为适应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以及个人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在职培训、在职提高教育;对因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而需要专业的人群进行职业转换、转岗教育。
个人不具备的或不完全具备的职业能力和某种职业所需的职业能力之间的差距决定了职业教育开展的必要性。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技术,使人们适应各种职业需要成为适应社会各类职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在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国家产生了能力本位的职教课程,这种课程模式至今仍在起着主导作用。至此,职教课程越来越重视其职业特性。
从对教师的要求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职业教育的教师应具有职业教育学、心理学、职业指导等方面的知识,具有熟练的实际动手能力,具有必要的生产现场知识和实践教学管理经验,专业课教师应具备“双师型”素质。只有具备“双师型”素质的教师才能引导学生掌握扎实的职业技能、熟练的动手操作技艺,使学生掌握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和职业素质。
职业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一般都紧密结合生产实际,注重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知识,具有必要的基础性、鲜明的针对性、实用性。教学手段注重现场、注重实践、注重开放。教学过程注重开放性、专业性、实践性。有条件的学校还具有健全、完善、功能齐备的实训场所,以及充分、实用、先进的实训设施。
就职业教育教育的办学形式来看,世界各国的许多职业学校采用产学合作的办学形式。这种模式在国外是很成功的,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这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企业积极性高等。日本的“产学合作”、美国的“合作教育”、德国的“双元制”被世人公认是当今职业教育成功的范例。在我国,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走上了产学合作办学的道路。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构建、学生实训等环节各学校都十分注重与企业的合作,不少学校都与企业合作成立了董事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充分利用企业的场所、设备等资源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适应生产一线工作要求的人才,缩短学生上岗的“实习”、“试用”期。
通过正规的职业教育,学生可以在学校学习和企业实习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职业能力提升性”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又一基本属性。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职业教育现象中所包含的特有的、一贯的、稳定的因素出发,运用“现象―本质”判定法,得出的结论为:职业教育一贯的、稳定的、深刻的本质属性为“社会生产性”和“职业能力提升性”。
参考文献:
[1]欧阳河等.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6.
篇2
一、何为艺术的社会本质
艺术的社会本质即社会性，社会性是艺术的首要本质和第一层面的本质。因此，艺术之花并非是开在天空的，没有社会作为土壤，艺术是无法生根发芽的。何况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多数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虽然是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并借此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但它仍属于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并不曾脱离过生活独自存活。
而且艺术的创造主体是人，艺术家虽是创造艺术的特殊人群，但艺术家终究也和社会脱不了关系，所以艺术具有社会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时代出现的艺术形式也不同，这正说明了艺术具有社会性，艺术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没有哪种艺术是横空出世找不到来源的。什么样的艺术出现在某一个时代都是有其特定根源的，并非是一种历史偶然性，所以有人提出艺术的作品性就是社会性，且社会性比艺术性更加重要。
二、艺术家的个性对艺术的影响
艺术家有千千万万，何其多也？但所创造的艺术却千差万别，究其原因便是艺术家的个性。因此有人认为艺术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决定的，完全取决于创作者的审美、艺术气质和艺术修养，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艺术是高雅而神秘的，与世俗的社会生活关系不大。其实不然，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性体现在它与政治、道德、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因此艺术的创作与形成是受到很多的社会因素影响的。
当然这与艺术家的个性决定了艺术的创作并不起冲突，因为艺术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无时不刻不受到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艺术家的个性形成也就和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艺术家的个性在给艺术创作带来影响的时候，恰恰也正是社会生活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而艺术家正是这中间的媒介。关于这一问题，艺术的地域性风格就很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艺术家的个性和他所生活的环境，周遭的风俗习惯有着必然联系，而艺术家的创作也并非凭空而来的，这是有着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社会风俗熏陶才在激烈碰撞中迸发的。所以那些将艺术作品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和社会生活不沾边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
三、艺术的社会本质与艺术家个性之间的关系
社会是人类的社会，没有社会性的艺术不是艺术，离开创造主体――人，亦没有艺术，而没有个性的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也不能说是创造，只能说是对别的艺术家的模仿和抄袭罢了。因此，艺术的社会本质便和艺术家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艺术和人一样，要有血有肉有活力就要从社会生活中汲取养分，没有社会性的艺术不能称之为艺术，因为它是虚空的，正如那无法站立的稀泥。而没个性的艺术家也不能称之为艺术家，因为其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创造力，哪里会有什么艺术作品面世？所以那些一个劲高喊着个性一点再个性一点，只讲究自己个性而脱离现实存在的艺术工作者是不能称之为艺术家的，就算要说也只是个伪艺术家。
我认为艺术家在培养个性的时候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只有充分汲取社会生活的丰富养料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而在艺术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时创作出来的作品又终将对社会生活起影响，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前进。因此艺术的社会本质和艺术家的个性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欣赏和创作时应保持对艺术的清醒认识
篇3
引言
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问题，即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名实之争”。该问题的实质就是语言与现实、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即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象似的还是任意的。
从20世纪初至60年代，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占据上风，乔姆斯基的天赋假说更是将索绪尔的“任意性”推到极致。20世纪7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象似说得到承认，并且研究日盛。如雅可布逊（Jakobson）、格林伯格（Greenberg）、雷科夫（Lakoff）、海曼（Haiman）等学者对语言结构的象似性都有专门的论述。
目前，两论之争逐渐形成三种观点：1）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2）语言符号是象似性的；3）折中化趋势。
一、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
（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但他也同时认为“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把任意性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并指出“……符号是相对可以论证的”，这其实是对理据性的一种“复归”。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述概括而抽象，以至后世对其任意说的解读多有不同。归纳起来，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从语言符号的产生过程来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一种是从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似程度来看它们之间的联系。
（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在分析哲学衰落，认知语言学兴起的背景下，“象似性”的概念横空出世。
1988年许国璋先生将iconicity首次在国内译为象似性后，王寅在《象似性与语言世界观》一文将语言符号象似性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语音方面，发音与其所指之间存在很多自然相似的关系，如：各种语言呈现出的语音性理据，法语中r多表粗糙、沉重、暴力等；汉语中ong，ang韵多能显示豪放和雄伟。词形方面，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有象似性现象。如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意在找出字形与字义的理据关系；结构方面，语言结构在某些方面会反映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直接映照着人们的概念结构。汉语中语序与时序之间存在较高的象似性，一般是先发生的事先讲，后发生的事后讲，直接反映了现实的时间结构。
（三）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互补关系
笔者查阅了期刊网有关两论的代表文章发现，两论的争论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表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象似性的观点总结。象似性研究其实是对任意性研究的补充。
从理论基础来看，象似性理论克服了任意性理论的诟病，重新建立起认知—语言—世界的三维关系；从研究层面和研究角度看，象似性研究涉及到语言的几乎各个层面，并从历时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克服了任意性研究的片面性；从语料支持来看，象似性理论从汉语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象似性，这是对原有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如王铭玉指出，汉语更注重形象思维，象似性倾向在中国的原始文化里就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图腾、偶像崇拜、某些礼仪、某些魔法等都是象似性的体现。而稍具系统的象似理论则可追溯到《易经》的象似主义、庄子的言意之辩以及儒家的正名学说，尤其是《易经》的象似主义可以说是象似符号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指称理论视角下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
（一）指称理论
当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语言的“本质”问题。20世纪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使指称理论成为解决语言符号根本属性的有力论据。20世纪最有影响的指称理论如下。
1.指称的摹状词理论。语言指称的摹状词理论由弗雷格提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把名称与摹状词同一，认为名称的指称对象通过摹状词，这导致名称没有直接与实在相关，而是直接地与相应的摹状词相关，也就是说名称实际上并不直接指称对象。这一结论将引起许多严重的哲学问题。
2.指称的历史因果论。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共同创立了指称的历史因果理论。该理论主张把名称和摹状词分开，他认为名称是固定标示词，摹状词是非固定标示词。名称是通过一个最初的命名式和一条历史因果链指称对象的。与摹状词理论相比，因果指称论的确揭示了指称的许多本质特征。但语言指称的许多重要现象甚至构成了因果论的反例。如，名称的指称在传递中会发生转移、中断和消失的情况，仅有外部因果关系不足以完成对对象的命名。所以，名称的传递必须在相应语境中伴随并依赖于相应的意向内容才能实现。
3.意向指称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语言哲学的心智转向，塞尔等人开始从心理意向性的视角探讨语言指称问题。其要点是：用一个名称指称一个对象必须有关于对象的独立的心理表征。这些表征可以通过知觉、记忆、摹状词等各种方法实现，但是它必须有足够的意向内容识别这名称被附于哪个对象。意向指称论解决了摹状词理论和因果指称论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但也存在问题，如名称的指称在现实的语言实践中会发生变化，起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说话者非那名称赋予了新的意向内容，但说话者为什么要给某个名称赋予新的意向内容？这意向内容是如何产生的？说话者意向内容的转变规程是什么？意向指称都没法完满说明上述问题。
（二）指称论对任意论与象似论的启发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三种指称论中，除了摹状词理论是对后面两种指称理论的铺垫外，历史因果指称论与意向指称论，对我们认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把“任意性”等同于“约定俗成”、“不可论证”，而“象似性”理解为“理据性”的话，那么，从后两种指称论的描述中，我们会发现，历史因果指称论向我们证明，对对象从最初的命名到最后通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这个过程是任意的。但意向指称论认为，仅有外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完成对对象的命名，因为名称的指称在传递中会发生转移、中断和消失的情况，所以，名称的传递必须在相应语境中伴随并依赖于相应的意向内容才能实现。而这些又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理据性，即广义的“象似性”提供了依据。我们有理由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名称传递的过程中，由无理据变为有理据，或相反，理据消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提供了有力的声援。
表面看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有点矛盾，但实际上，这两者可融合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两种性质可存在于这个统一体的不同层面上。索绪尔所指的任意性主要针对语言符号——语言系统的最基础层面而言的，即语言符号（除某些象声词和叹词外）的能指与所指不存在如同指示符号或类像符号所具有的某种自然或必然的内在联系。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意性是绝对的。另一方面，这种任意性并不排斥语言在其他平面存在着某些可论证性。比如在句法层次，就表现出较多的象似性。
赵刚为了说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画了一个圆形，假设圆心是所指，圆上的各个点就是能指。他指出：“对于一个相同的概念（所指），可以有无数个能指，它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任意性原则”。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任意性本身也是有理据的，因为能指的任意是有限制的，不能从圆外找一个能指来指称所指，即绝对的任意性存在相对的理据性之中。任意性和象似性是语言符号的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任意性是象似中的任意性，象似性是一定任意性的象似性。主张任意性的学者强调的是所指和圆上的能指不是一一对应的，是可以选择的。主张象似性的学者强调的是所指只能在圆上的能指中选择，不能从圆外找能指，所以不是任意的。所以，他们争来争去都只是在强调的是一个事物不同方面而已。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语言的确在某些层面、某种程度上是可论证的。但是如果把任意性与这种可论证性对立起来，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去看待，就会得出因可论证性的存在而否定任意性的结论。然而这种可论证性同不可论证性即任意性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可以说，语言符号既是任意的，又是具有象似性的。
爱因斯坦在《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观点》这篇论文中，把普朗克1900年提出的“量子”概念推广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情况，提出“光量子”假说：对于时间平均值，光表现为“波动性”；而对于瞬间值，光则表现为“粒子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统一，即波粒二象性。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希望，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定位问题，也能像“光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理论那样，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统一起来，并提出新的学说。
参考文献：
[1]顾嘉祖，王静.语言既是任意的又是非任意的——试论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的互补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6）
[2]郭贵春，刘高岑.指称理论的演变及其语境重建[C]//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华邵.语言经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篇4
2、能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学会把一个分数化成用指定的分母作分母或指定的分子做分子而大小不变的分数，为学习约分和通分打下基础。
3、培养学生迁移推理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和观察思考能力。
教学重点：合作探究推导分数的基本性质，并会运用分数的基本性质。
教学难点：自主探究出分数的基本性质。
教学准备：课件、每生三张完全一样的长（正）方形纸片。
教学过程：
一、故事引入（播放动画）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去取经，途中唐僧感到饥渴，就叫孙悟空去化斋，不一会，孙悟空就抱来了三个西瓜。于是唐僧给悟空分了一个西瓜的1/2，给沙僧分了第二个西瓜的2/4，给八戒分了第三个西瓜的4/8。八戒乐了，他说：“师傅就是疼爱我呀，给我分的西瓜最多。”同学们，八戒说的对吗？
二、合作探究
下面请同学们拿出准备的三张完全一样的长（正）方形纸片，分别折出1/2、2/4、2/8，并把它们涂上颜色，然后比较一下，你有什么发现？
生：1/2=2/4=4/8。
师：为什么相等？
引导观察它们的分子、分母的变化规律。
从左向右看：1/2=2/4 2/4=4/8从右向左看：2/4=1/2 4/8=1/2
小组交流你们的发现，比比哪个小组表现得更出色？
生：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数，分数的大小不变。
师：能乘0吗？为什么？
生：不能。因为分数的分母不能为0，所以0要除外。
师：分数的基本性质应该怎样修正更准确？
生：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不为0的数，分数的大小不变。这叫分数的基本性质。
师相机板书后提问。
师：掌握分数的基本性质必须明确什么？
生1：分数的大小不变。
生2：分子、分母同时进行乘或除。
生3：分子、分母乘以或除以的是相同的数。
生4：分子、分母乘以或除以的数不能是0。
三、巩固练习
1、完成教材第76页做一做，并说出自己是如何想的。
2、完成教材第77页练习十四第一题，比较大小并说明理由。
3、完成教材第77页练习十四第二题，说说是怎样比较的？
4、完成教材第77页练习十四第三题，两人一组，一问一答。
四、课堂作业
篇5
熟悉的情景具有很大的亲和力，能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教学中我运用故事巧妙地导入新课，既新颖有趣，又激发了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热情。“同学们喜欢听故事吗？”“喜欢。”课件出示：熊妈妈有一块饼，它想把这块饼平均分给自己的三个孩子。老大说：“我只要一块。”老二说：“我想要两块。”老三说：“我要三块。”熊妈妈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同学们，你们知道熊妈妈是怎样满足了每只小熊的要求，又做到公平合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故事里有没有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谁来说说故事里提出什么数学问题？”“熊妈妈是怎样分饼的？”“把饼平均分成三块，给老大一块。”“把其中一块饼再平均分成两块给老二。”……学生学习气氛活跃，学习兴趣一下被激发起来了，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样的学习活动兴趣盎然，激起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激活了学生的思维，现在的学生已不是被动接收者，他们已切实感受到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了，这样的生活化教学，课堂更具生命活力。
二、动手操作，自主探索
课堂教学应让学生动手操作、自主探索，拓宽成功的渠道，让他们有着丰富的体验。教学时我提供材料，先让学生自己通过折一折、涂一涂表示，再让学生自主探索这三个分数的大小。“请同学们比较一下这三张纸条大小是不是相等？”“相等”“也就说‘单位1’相同，涂色部分的长度怎样？”“相等”“那么就说明这三个分数的大小？”“相等”。在这种活动中，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解决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探究。
三、讨论交流，发现规律
学生根据“自学思考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交流，发现分数的基本性质。“通过同学们动手操作、观察比较，我们知道，这三个分数的分子、分母都不相同，为什么分数的大小却相等，你们能找出它们的变化规律吗？请同学们根据‘自学思考题’分小组讨论学习。”学生的思维在跳跃着，“从左往右看，分子分母都乘以相同的数”“从右往左看，分子分母同时除以相同的数，分数的大小不变。”“刚才同学们发现的这两条规律，谁能把这两条规律全面完整地总结成一条？”“分子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数，分数的大小不变”“不对，不对，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或除以相同的数，还要0除外，分数的大小才会不变。”“为什么”“因为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0，则分数成为，而分数的分母不能是0；又因为在除法里0不能作除数，所以0要除外”……
[课后反思]
1.教学中要启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儿童年龄小，活泼好动、好奇、好胜，自控能力差，激发兴趣就更为重要了。因此，教学中我运用故事巧妙地导入新课，既新颖有趣，又激发了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篇6
对于本案二被告人所处的犯罪阶段及犯罪停止形态,检察机关与法院存在不同认识。检察机关认为本案二被告人系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法院认为二被告人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1、关于抢劫罪所处的犯罪阶段的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四犯罪嫌疑人尚未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应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在本案当中,进入室内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尚未实施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劫取财物,也就是说,尚未着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因此本案应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四犯罪嫌疑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应处于犯罪的实行阶段。入室抢劫是四犯罪嫌疑人经过制定作案计划、购买作案工具、对作案地点踩点观察后决定实施的,因此在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假冒维修工进入被害人室内起,就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了,此时犯罪的预备阶段已经终止,进入犯罪的实行阶段。
2、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未遂的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属于犯罪中止。在本案中,进入室内的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系两名男子,与被害人汲某一名女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黄某、王某完全有条件及能力对汲某实施抢劫,且汲某的警觉并不能对二人起到强制作用,不足以阻止犯罪意志,二人只可能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才能停止继续犯罪行为,因此应当属于犯罪中止。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由于被害人汲某的警觉,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因自身心理问题,对自身能力估计不足害怕罪行败露而不敢下手,属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犯罪未得逞,所以应认定为未遂。
三、对争议的分析
对于本案的分歧,笔者倾向于检察机关的认识,即二被告人的行为系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下面具体阐述一下理由:
1、对于犯罪阶段的认识,本案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行为是否已着手实施。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是分割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行阶段的临界点,这也是正确区分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的主要标志,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已着手实施,可以借助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本质和作用的区别来分析。犯罪的预备行为是为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行为的实行和犯罪的完成创造便利条件,为其创造现实的可能性;而实行行为则是要直接完成犯罪,变预备阶段的实行和完成犯罪的可能性为现实性。这种主客观统一的区别为正确区分两种行为提供了一个原则标准,依此标准,并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分析界定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就可以正确认定着手实施犯罪与否。在司法实践中和刑法理论上常存在争议的途中行为、尾随行为、守侯行为、寻找行为,实际上都属于犯罪的预备行为而未着手实施犯罪,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在为具体犯罪创造便利条件,而不是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本身,因而应认定行为人为预备犯而不是未遂犯。
本案当中二被告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二人预谋作案计划、购买作案工具、勘察犯罪场所等一系列行为是为实施抢劫罪进行的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预备活动,属于犯罪的预备行为。二人假冒维修工进入汲某室内假装维修管道,一直在寻找机会靠近汲某,伺机对其施以暴力、胁迫或其它强制方法劫取财物。但由于汲某警惕性很高,对二人的犯罪意图有所察觉,始终与二人保持较远距离,且勒令二人赶快离开,使二人没有机会靠近汲某,也没有实施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即退出汲某的房间。正因为二被告人从始至终都未着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抢劫罪的实行行为,所以我们认定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
2、对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区分主要在于犯罪行为的停止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还是犯罪分子主观上自动放弃犯罪或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如何区分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着名的佛兰克公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即“欲达目的而不能”的是犯罪未遂,“能达目的而不欲”的是犯罪中止。本案当中二被告人均是二十岁的青年,身富力强,且处在公寓内一个较为封闭的空间,当他们欲对一个女子实施抢劫时,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是完全有可能实施抢劫行为的,被害人汲某的警惕并不能对二被告人起到强制作用,因此只有出于二人主观上的意愿自动中止犯罪,犯罪行为才能停止下来,二被告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犯罪中止。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如认定犯罪未遂,除了必须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使犯罪未得逞外,此“意志以外的原因”还必须满足“量”的条件,即足以阻止犯罪意志,也就是说,外界客观原因必须对犯罪分子停止犯罪起强制作用。刚才论述了本案的外界因素不足以阻止犯罪意志,不能起到犯罪行为停止的强制作用,因此认定犯罪未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但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应当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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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科学技术逐步受到重视，高新技术企业也日益凸显，已成为知识经济的新的支柱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价值体现在无形资产上。无形资产在企业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显得越来越重要。随后，企业步入了以知识要素为核心要素，以智力资本为核心创造力的崭新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智力资本受到的重视度迅速提升，对组织发展的作用越发重要，是帮助组织维持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很多企业不重视智力资本，可能引发盈亏，破产等现状，使其体会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于此，要将无形资产尽可能地转化成智力资本，使企其业价值最大化，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智力资本概述
对智力资本的界定，学术界还未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国内外的学者都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一）国内外研究观点综述
显然，智力资本作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关键，对传统资本进行了延伸和扩充，渐渐取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传统资本成为企业保持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里布里（John Galbraith）1969年首先提出。他认为，智力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智力资本不只是知识和智力自身，而是一种运用脑力的行为。智力资本是一种意识的过程，并不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智力资本，对其基本构成的认识有较大差别。李嘉明等（2004）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构成，即智力资本二元说。Bontis（2001）把智力资本看成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客户资本）构成，而Abeysekera et al.（2004）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构成，此为智力资本三元说。智力资本四元说也有两种，Guenther，Beyer（2003）提出，智力资本分成人力资本、客户资本、结构资本和创新资本，Ismail（2005）则认为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精神资本以及关系资本构成。智力资本五元说由Andreouet al.（2007）提出，他认为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技术资本、进程资本、创新资本以和市场资本五个部分构成。
（二）智力资本的特征
1.稀缺性。智力资本的所有者科技人才和企业家人才的思维活动是稀缺的资源，拥有先进性和不可模仿性的基本特征。
2.创造性。智力资本的所有者具有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
3.动态性。智力资本一经形成，就可以在企业间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目前智力资本正实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流动以追求其最高的价值。
4.长期收益性。通过学习积累新知识技能，总结和把握现实的经济规律，以及吸收总结现实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智力资本所有者带来长期的收益。智力资本一般会伴随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增值，使所有者终身受益。
5.社会受益性。智力资本在给个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带来收益。智力资本能够迅速创造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
6.高度增值性。智力资本创造出的价值的高度增值性是远非一般传统资本所能比拟的。Microsoft的迅速扩张就是因为他们更加注重对拥有智力资本的稀缺人才的重视和培养，因此Microsoft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成为国际IT行业的领军者，这就是智力资本高度增值性的典范。
三、无形资产概述
（一）国内研究观点综述
财政部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专有技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及商誉。依据新颁布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只有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企业才能够加以确认：第一，该资产必须满足无形资产的可辨认性标准；第二，该资产同时也要满足下列条件的无形项目：第一，必须与无形资产的定义相符合；第二，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到企业；第三，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被准确计量。具体来说，企业必须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定所有权，或通过法律协议保护这些权利；最后，只有可以可靠地计量计算净收益或净损失的无形资产，以获得无形资产的成本，才能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成本效益信息。
（二）国外研究观点综述
美国的经济学家巴鲁・列弗（2003）指出：无形资产是指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的要求权，可以在未来收益，比如商标、专利等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各国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传统会计制度中对无形资产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批判。而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因美国企业间普遍的并购现象受到的抨击最大。有美国经济学者指出，企业的并购行为中多数并购方并不看重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出的有形资产，而更看重被并购企业的无形资产，它并没有反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目前，国外经济学家和学者对会计制度中对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置疑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什么投资传统的固定资产可以被资本化处理，而投资地位日益重要的无形资产则进行费用化处理；第二，无形资产并不一定随着使用而损耗，甚至有些无形资产会因为使用的范围扩大而增值，但为什么也要像固定资产折旧一样进行摊销；第三，为什么外购的无形资产可以被确认，而自创的无形资产不能够被确认。
四、智力资本与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
（一）智力资本与无形资产之间的联系
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有以下共同点：无形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都不像实物资产具有固定的资产形态，而且它们的价值实现会因外部因素的改变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日益凸显，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智力资本相对于无形资产来说，能够给高新技术企业带来更高的产值和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往往大部分企业只会把眼光局限于无形资产为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智力资本价值的潜在发展空间。王宁宁（2009）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价值，在企业生存发展壮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智力资本的价值往往不易计量，传统的会计记账方式不能将其表现出来。张涛和朱学义（2009）认为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应该在资产类中设置出“智力资产”一级会计科目，智力资本是以智力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可以把智力资本以会计的资产形式设置出来。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企业的智力资产占总资产比会继续上升。Stewart（1991）认为一个企业、组织和国家拥有的最具有价值增值性的资产是智力资本。因此，高新技术企业要向追求自身的跨越发展，企业在关注无形资产的同时，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上。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对智力资本投以更高的重视度，智力资本的管理理念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企业的管理过程中，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其中不乏许多世界著名企业。
（二）智力资本与无形资产之间的区别
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有一些共同点，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大。我们把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区别开来，并总结出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由不同的起源决定，无形资产的起源是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智力资本的起源是理论知识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形资产对企业的贡献凸显，技术密集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迅速提升，也创造了空前的规模，所以学者对无形资产价值的研究越来越多，无形资产对企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得到了一致认同。而智力资本仍在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化快速发展。21世纪是个知识大爆炸的世纪，快速发展的智力资本还需要实践的配合。张虎（2006）认为无形资产虽然难以测度，但始终与企业密切相连、共同发展，而其评估也在一直稳步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得益于其实践的发展。因此，智力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学习和配合无形资产的发展，更要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加强在智力资本结合实际方面的研究。张小红（2008）认为无形资产是以获得经济效益为标志的。将智力资本运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获取经济效益，其便转化为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形成以智力资本的运用为基础。Roos G.& Roos L.（1997）认为智力资本在无形资产资源的存量中的流量是变化的，度量和管理智力资本的流量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观点把无形资产和智力资本分布定义为静态的和动态的，因此，两相比较，动态的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重视智力资本的计量和管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新和智力资本的持续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活力，正是因为创造性的智力资本，动态化、效益高，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总结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发展，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区别越来越显著。智力资本涵盖的范围比无形资产要更为广阔，有更强的价值创造力。在企业中，清楚的区别开无形资产和智力资本，更加注重智力资本的管理和计量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密切联系而又互相区别。两者的联系在于，智力资本包括无形资产的内容，企业中的智力资本是通过无形资产表现出来的，而无形资产的价值则是由企业智力资本价值决定的；两者的相互区别在于，无形资产大多表现为静态，而企业中的智力资本则表现为动态，创新的动态智力资本比静态的无形资产更强大，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价值和突破。因此，企业既要关注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还要更加关注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例如人力资本、科研创新等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培养企业智力资本成为企业效益增长、成长壮大的源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发展，智力资本将在企业发展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将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发展前景。所以，我国的企业应更重视智力资本的培育与运用，将关注着陆点从无形资产转变到智力资本上来，加强智力资本的管理，充分利用潜在无限的智力资本。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决定于智力资本的开发和培育程度以及运用恰当与否。智力资本的利用和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新的重点难点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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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制受两宋“说话”艺术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对此论者并无异议。但许多论述对“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文本形制体现出的“生命形式”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就遮蔽了建立在“生命形式”基础上、无论“说话”艺术还是话本小说所体现出的以“交流”为核心的文体、取材、叙事方式、叙事策略等的特殊性。考察明清话本小说文本形制形成的内在原因，必须还原勾栏，揭示两宋时期娱乐场的运作模式；必须走进书场，了解“说话”艺人的生存与接受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话本小说对“说话”艺术的书面化改造。
一 、还原勾栏：两宋娱乐场的运作模式
两宋时期城市文化极度繁荣，城市格局打破了唐长安的市坊格局与时间限制，使商业繁荣、人员阜盛。对此，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1]4
东京之盛还可以从张择端史诗性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直观的呈现。南宋杭州之盛又远过于东京，耐得翁《都城纪胜・序》中这样写道：
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且《洛阳名园记》后论有云，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绳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2]
城市的繁荣、人口的激增、市民阶层的壮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功能的多元化提供了基础，同时使满足市民趣味的娱乐业空前发达。两宋城市文化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面就是专供娱乐的瓦肆的出现，据《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条记载，仅这一条街巷就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1]66宋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按照地点记载了一些勾栏瓦舍的名目：“南瓦、中瓦、大瓦、北瓦、浦桥瓦。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4]支撑这些勾栏运作的是大量“说话”艺人的出现，他们有自己的行会组织――雄辩社，这是艺人切磋技艺的组织；同时还有为艺人提供“说话”底本的组织――书会，书会的组成人员多为科场失意流落京师的下层文人，同时也包括下层官吏、有才学的演唱艺人，等等。[5]
“说话”艺术的接受者“看官”遍布于各个阶层，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形成了欣赏趣味、水平参差不齐的受众群。据宋四水潜夫《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记载的“小说”艺人中有5人后明确标有“御前”二字，2人后标有“德寿宫”字，说明这些艺人至少曾经为宫廷服务，或直接就是皇帝或皇族的御用艺人。可以想见，在皇帝的爱好下，贵族阶层也会效法有供自己娱乐的“说话”艺人。然后就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包括远离京师的乡村都有“说话”艺术的受众群。这样就形成受众的层次并直接导致“说话”艺人的分层，比如高级的“御前”艺人、受贵族青睐的艺人、在固定勾栏设场的艺人，以及“或有路歧，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6]这些艺人为了生存需要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了“说话”艺术的繁荣，这种繁荣有如下几层意思：其一，竞争使艺人对自己的“说话”技艺精益求精，提高了“说话”的水平；其二，竞争使“说话”名目不断增多，产生了“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 [7]等名目，这样，很多艺人在固定的勾栏专门表演某一类型。其三，“说话”艺术的繁荣直接导致了专门为艺人写底本的书会“才人”或“老郎”的出现，他们所写的“话本”有时不但供艺人表演的底本，而且会作为阅读消遣的文本。比如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8]
从以上论述可以使我们勾勒出两宋时期以“说话”艺术为中心的城市娱乐场的基本运作模式：城市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构成了“说话”艺术形成的客观条件，加上当时农村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和城市贫民一起构成了城市的低级阶层；两宋文人制度发达，很多下层文人流落京师，这些人出于生活所迫从事技艺生涯。受众群上至皇帝下至贫民的层次划分，直接导致了“说话”艺人以技艺高低来划分的层次性，层次性带来的收入、地位的差异使他们为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9]在表演的技艺上精益求精，这使“说话”艺术水平获得了提高的动力，这样就为后来的话本小说提供艺术上沿袭、借鉴、发展的可能性。书会的出现、文人参与创作话本使“说话”艺术在文化品位上大幅提高，这在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有精彩的描述，此处不赘。“说话”艺人为提高“说话”水平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与表演技法，一方面从书会才人处购买“话本”。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创作――“说话”艺人表演（相当于“出版”）――看官（受众）”的运行链条。当然，由于“说话”表演艺术的特性，所谓的创作其实很复杂，话本作为底本，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故事框架，要想获得好的书场效果必须加上艺人根据书场情况进行的创造性表演。也就是说，创作是书会才人或老郎的“话本”创作和艺人现场创作相结合的。同时，这种创作受“看官”影响很大，同一故事在不同的书场氛围会有很大不同，因此“说话”艺术基本的程式是在说话人和看官的长期交流磨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走进书场：“说话”艺术的生命
形式 对话本小说文本形制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方面，即话本小说书面化的文本形制其实是“说话”艺术长期形成的一种“生命形式”。“说话”艺人首先把“说话”艺术看做自己的生存之道，通过表演给别人提供娱乐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本；同时，“说话”艺术不同于商品买卖的是，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娱乐，即所谓“娱人耳目”，因此必然在精神上有一定的品味、价值。因此，笔者把这种既有生存需要又追求精神价值的艺术形式称为“生命形式”，以区别纯粹为获得生存资本的“生存形式”。对于艺人表演和其生活的关系，历史上著述并没有太多的记述，清咸丰、同治时期著名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其《出道录》中对艺人从生活、道德等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早起莫迟，恐使声音哑涩；夜眠休晏，须防精气衰疲。幼而不肯用功夫，老亦难成事业。试思青春不再，岂容片刻荒疏；白日易过，全杖少年习学。当初游戏，无益身心；日后饥寒，攸关面目。况且三条弦索，播入四处声名；一部南词，容我半生衣食。……登台以秽语诙谐，先丧雅道，到处则大言狂妄，易惹祸殃。当以克己待人之气度，兼之劝人为善之心肠，而作稗官玉尺，野史金。[10]
从这里的“当初游戏，无益身心；日后饥寒，攸关面目”、“ 一部南词，容我半生衣食”，可见艺人们对于生存的忧虑与对于技艺的刻苦训练的关系。并且，对于“雅道”、“为善”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从事精神娱乐的说书艺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品质。
两宋时期的“说话”表演场所，即书场，在《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书多有记载，形式多样，有瓦子勾栏、茶肆酒楼、寺庙、街道空地、宫廷、私人府邸、乡村，等等。这些书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一个开放的场所，听众可以随意出入。听众不是先付钱后听书，而是先听书，在此过程中说书人在某个适当时间收取费用。《醒世恒言》卷38“李道人独步云门”中记述了这样一个说书过程，李清遇到一位瞽者说书，瞽者：
念了这四句诗，次第敷演正传，乃是“庄子叹骷髅”一段话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挤近一步，侧耳而听，只见那瞽者说一回，唱一回，正叹到骷髅皮生肉长，复命回阳，在地下直跳将起来。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叹的。却好是个半本，瞽者就住了鼓简，待掠钱足了，方才又说，此乃是说平话的常规。谁知众人听话时一团高兴，到出钱时，面面相觑，都不肯出手。又有身边没钱的，假意说几句冷话，佯佯的走开去了。刚刚又只掠得五文钱。那掠钱的人，心中焦躁，发起喉急，将众人乱骂。
此为类似“打野呵”式的“说话”表演。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说书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说话”艺术的程式一般为：题目、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这些显在的程式其实是一种书场交流模式，不妨列表来说明这些程式各个层面的书场交流作用：
上表简单勾列出了“说话”艺术形式与说话人生存的关系，也就是说，说话人时刻处于失去听众的焦虑之中，他不断采取各种措施与听众形成良好的交流关系，使他们时刻处于继续听下去的心理动机之中，而不至于中途退场。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听众对于“说话”艺术形式的反向塑形作用，听众的嗜好、心理、行为直接影响了“说话”的形式。比如题目的“广告化”，在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载的“说话”名目都极为简单，如“《葫芦儿》、《芭蕉扇》、《鸳鸯灯》、《三现身》”等，这些简洁的题目使人过目不忘；对于入话和头回则是一方面等待听众，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了听众游走于不同书场选择时的时间迟延。由于两宋时期“说话”艺术的发达，艺人竞争的激烈，“说话”的这种艺术形制无不体现了一种策略性的措施。换句话说，这种艺术形制无不体现了“说――听”交流过程中的长期的筛选与磨合过程。
说书人的这种时时刻刻的听众交流指向，不仅仅表现在“说话”艺术的这种显在的形式上，而且已经深入“说话”艺术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以“交流”为核心的内在艺术机制。在题材选择上，说话人往往选择听众最爱听的“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等故事，并形成了一个说话人专说一类故事的局面。这就印证了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载的以“小说家数”来分类，而不是以“小说”来分类的原因，即艺人常常在固定场所表演固定的故事类型。在主题选择上，说话人往往选择一种大众的主流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并把这些进行“显在”的处理，即在入话部分就会首先说明正话要表达一种什么主题思想，这种故事深层主题结构的表层化处理使听众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价值期待”之中，吸引他们为这种期待带来的好奇心付出金钱。这种深层结构的表层化，由于其大众化与主流化使其获得了穿透故事本身与听众进行交流的力量。在“说话”艺术的情节模式方面，其交流性更加明显，比如采取表演性情节、场面化情节使书场变成了一种故事实景的存在，听众仿佛置身其中。说话人的这种要保持听众的焦虑还表现在不时穿插于故事中的议论与设身处地为观众解惑的品评。所有这些都作为“说话”的内在的艺术机制运行于“说话”的整个过程。
综上所述，书场的客观情形直接影响了“说话”的艺术形制，这是建立在说话人生存基础上的一种“生命形式”，是一种交流性的艺术形式。正因为说话人表演的好坏与其生存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对于讲故事、表演的技巧的探索便成为他们非常注重的一方面。这客观上促进了“说话”在艺术的发展与进步。同时，由于“说话”艺术是一种精神性的娱乐，讲究思想价值，比如对道德、伦理等的宣扬，使“说话”艺术区别于一种简单的谋生手段而具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说，“说话”艺术的形式是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生命形式”。
三、说话模拟：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制
话本与话本小说的不同之一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接受群。鲁迅先生指出，“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具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作凭依，是为‘话本’”。[11]可见，话本是作为说话人的“底本”，面向的是说话人而非普通读者。由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来看（比如《醉翁谈录》中的话本篇目、《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篇目，等等），其文本形制和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作为“底本”的话本对一些说话人常用的套语、叙事程式并没有呈现出来，而且内容很简略，这要靠艺人在表演时的现场“敷衍”与“捏合”来使故事更加丰满与动人心魄。因此，称明清话本小说为“拟话本”，即对话本的模拟并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因为明清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制是一种“说话模拟”，而非“话本模拟”，即是把一种具有现场感的艺术进行了书面化的改造，也就是说，这些小说是一种“书面化”的“说话”艺术，笔者将此类作品命名为“话本小说”。这样，话本小说就包括宋元文人创作的供人阅读的模拟“说话”的小说与明清文人创作的模拟“说话”的小说作品。“话本小说”是一种文体意义上的命名方式，它既包含了这些小说与“说话”的渊源关系又包含了作品的“写――读”特点。
话本小说对于“说话”的模拟与书面化改造可以从文本形制的模拟、叙事方式的精化、题材的调整、内在精神的改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话本小说具有一种现场感极强的、模拟“说话”的文本形制，甚至比“说话”艺术的形制更加规范。因为“说话”艺术有很大的灵活性，说话人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调整说话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顷刻间的“提破”与“捏合”就反映了这种灵活性。比如对于入话和头回的处理，如果说话现场人员爆满，那么说话人很可能选择在开场之后直接进入正话。但作为一种文体规范，话本小说在规范的同时失去了“说话”艺术的灵活性。从话本小说，比如“三言二拍”的文本形制可以看出，话本小说对“说话”艺术题目、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的沿袭与书面化形成了话本小说固定的文本范式，并在文本进程中模拟“说话人声口”，比如随处可见的“话说、且说、却说、正是”等口头语；再如为表明故事结构的“话分两头”或“按下不表”；以及穿插于故事之中的大量议论等。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作者把自己想像为一个说书人，把写作看做面对听众的“说话”，这种“听众意识”使话本小说具有了“说话”艺术的读者交流品质，而且这种交流品质不仅仅存在于文本形制的表面，它还存在于文本的叙事方式、结构模式、文化模式以及意识形态模式之中。
其次，话本小说作为一种书面文本，作为以读者为接受对象的艺术形式，其不同于“说――听”艺术，或者说对“说话”艺术书面化改造在叙事方式上表现为叙事方式的精化。“说话”艺术在叙事方式上往往随意性较强，对故事的“提破”、“捏合”、“敷衍”表现了这种随意性特征，话本小说对“说话”的书面化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随意性，对叙事采取了精细化处理，这样使故事看起来更加合理，更具有可读性。比如《喻世明言》卷35，“简帖僧巧骗皇甫妻”采取倒叙的叙事方法，使故事在一个悬念的背景下展开，这样便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味。再如在全知视角下采用限制视角用来表达悬念或者表达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在语言上，更能体现书面化与口头艺术的不同，比如《初刻拍案惊奇》卷6“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采用浅近语言的骈体进行叙事：“见男人问讯称呼，礼数毫不异僧家，接对无妨。到内室念佛看经，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语言的这种书面化特性在场景描摹、人物描写、心理描写时更加明显，语言的雅致体现了“写――读”模式的特点，因为阅读的快慢、重复、时间等在于读者，也就是说主动权在读者一方，他可以在字词之间留恋琢磨，语言的雅化使阅读更具兴味；而“说话”艺术的“说――听”模式主动权在于说话人，听众基本随说话人的语速对故事进行体悟，语言的通俗化和口语化有利于降低理解的难度和减少理解的时间，这样听众不至于因理解时间过长产生跟不上故事进程的情况。因此，话本小说叙事方式的精化一方面是小说创作文人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书面文本交流方式变更的支配。
第三，话本小说对于“说话”的书面化改造还表现在对题材的选择上。在明清之际繁荣的话本小说与两宋“说话”艺术在题材选择上的不同，表现了时代的差异与接受群体的不同。明清话本小说作家对于题材有着自觉的追求，他们往往取“巷闾近事”来“新听睹、佐谈谐”。翻检大量的话本小说，可以看到里面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商人形象，日常琐事成为话本小说叙述的中心。这与话本小说读者群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有很大关系。题材的调整，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接受群的变化和以读者为交流对象的文本追求的变化。题材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方面是对的描写。“说话”艺术的接受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进行，因此说话的题材往往对有所顾忌；而话本小说的读者阅读一般是在一个私人空间进行，接受环境的变化使书面文本容易摆脱公共的道德约束而为取悦读者的阅读趣味进行一些描写。这同时与明清之际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
第四，话本小说的书面化最为核心的是内在精神的变化。明清之际文人生存环境加速恶化，社会动荡，加上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的影响，社会思潮向着高扬人性精神发展。明清之际，江南特别是江浙闽一带，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性质的萌芽，商业的发展打破了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和流传千古的“义利”观，弃儒经商已经成为许多文人的选择。因此，时代精神的转型使文人的传统精神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话本小说中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商人靠劳动和智慧获得利益的肯定，对弃儒经商者所持的赞成态度与不避追逐经济利益的心态。对于妇女问题则更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男女平等思想，如《二刻拍案惊奇》卷11“满少卿饥附饱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写道：
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好色、宿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这里把男女不平等看做天下的“不平事”，体现了在人性觉醒的明末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明清话本小说中表现女才子的故事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女性表现出了使很多男性不如的才华。话本小说对于妇女贞节问题也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许多小说站在传统的立场维护妇女的；另一方面很多小说还表现出了对于妇女再嫁的肯定。所有这些内在精神的变化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读者群变化后的一些交流性调整。
综上所述，话本小说对书场“说话”的书面化模拟存在模仿和调整两种同时性的维度，话本小说继承和发扬了“说话”艺术特有的文本形制，使“说话”艺术以“交流”为核心的艺术特性得到保留，并根据时代特点和接受群的变化进行了符合“写――读”交流的书面化调整，这种调整体现在各个层面，从而确立了话本小说以“交流”为核心的艺术特色。“交流”不但作为一种具有读者指向的写作目的，而且是一种文本的叙事模式和组织模式，是一种艺术方法。
四、结语
两宋“说话”艺术的艺术形制是建立在说话人生存和“说话”艺术精神特性基础之上、在长期的表演实践和与听众交流磨合下形成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生命形式”。说话人的生存和时刻有失去听众的焦虑，直接使“说话”艺术从表层艺术形式到内容呈现出一种“交流”的艺术特征。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以“交流”为核心的艺术形式，“交流”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核心意义的艺术方法。话本小说对书场的还原和对“说话”的模拟使其具有了“说话”书面化特征，这表现在对于“说话”艺术文本形制的继承和针对“写――读”交流模式进行的书面化改造，这种改造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同时展开。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话本小说以“交流”为基础形成的独特的文体模式、结构模式、情节模式、文化模式，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话本小说对“说话”艺术的书面化改造过程无不受到来自读者群的反向支配，因为读者兴趣往往成为话本小说追逐的目标，这是一种“读――写”交流模式，话本小说的发展与没落无不体现出“读写/写读”两种交流模式之间的此消彼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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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Discussion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e Attribute ofMedium Struggled Events
――The Cultural Theory of Ball Games
YU Fei1， ZENG Yu-hua2， LIU Yang2， XU Wan-lin2
（1.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Base，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Shaanxi China;
2.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Shaanxi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ranscendent essence of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struggled attributeof even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ideas for medium struggled events and culture characters of ball games. Beginning with of ball games something substance prescribed， it discusse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and culture attribute of medium struggled events with symmetry-breaking theory. Results indicates that the ball which has the perfect symmetry becom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medium in antagonism because it has the most stabl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he ball activitie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derivative attribute such as antagonism medium，non-scale of judgment standard， complicated act process. Besides， the ball games which objectively have a function that can improve human abilities of comprehending and rebuilding nature direct at mediu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valueof ball games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the domain of theory knowledge but also to categories of goodness.
Key words: struggled; essence; symmetry-breaking theory; feature; function; value
投稿日期：2010-09-03
作者简介：鱼飞，硕士，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
1 对体育文化的“超越”本质及球类项目归属的思考
1.1 体育文化的“超越”本质及竞技运动项目二分法的困境 学者易建东、李力研、周伟良等在论及体育的文化属性时，都指出“超越”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其中，易剑东认为“创造和超越是体育文化最具有文化学意义的功能”［1］；学者李力研则指出，“优胜劣汰”、“超越别人，战胜对手是“形成竞技运动比赛的原动力基础”［2］。显然，体育运动中的“超越”是人类机体本质力量的比较性差异，必然是通过机体 “对抗” 的方式达成。基于这一重要事实，“对抗”就成为体育理论和训练实践的基础理论问题，因为越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就越能清晰的对事物归属加以辨析，但我们研究发现，目前通用的两种分类法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种是将项目分为对抗性项目和非对抗性项目，这种分类实质上否定了体育的超越本质，在实践上忽视对抗环境对运动员技术运用的影响，如在训练中技术良好稳定的跳高选手朱建华在比赛环境下却往往发挥失常，美国天才射击选手Matthew Emmons也是在紧张的气氛下，两次在绝对优势中与奥运金牌失之交臂。第二种分类承认体育运动的对抗实质，将运动项目分为直接对抗类（身体对抗）和间接对抗类（非身体对抗），如：格斗类是典型的直接对抗类项目，田径和体操类是间接对抗类的代表，但是，这种分类在实践中也存在重大的缺失，即：球类运动的归属缺失。根据形式逻辑的原则，母项子项之间必须互相排斥，这样，球类项目类属就不得不被肢解，如篮球、足球、水球等属于直接对抗类项目，而排球、网球等则属于间接对抗类项目。那么，为什么根据体育的“对抗”本质依旧不能将球类运动独立分类出来呢？事实上，关于球类的归属及其分类的依据问题一直是运动项目分类上的难题，而绝大多数球类运动的文献或研究都对其避而不谈，而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1.2 竞技体育项目的三分法与球类项目的“对抗”本质 事实上，上述分类都属于形式逻辑中的“二分法”，即：“如果我们把一个母项划分为这样两个子项，一个子项具有某种属性，而另一个子项恰好缺乏这种属性，这样的划分就是二分法”［3］。在理论上，直接对抗类和间接对抗类具有矛盾关系，即符合子项不相容这条规则，也合乎穷尽母项“体育项目”这条规则，但问题是，二分法中明确的只是身体直接对抗项目类具有的属性，而后者确定的只是它不具有前者的属性，即：“间接”具有哪些属性，我们是不明确的。由此，我们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中就能发现造成球类归属“困境”的可能线索，也就是说，球类存在对抗的特“质”，只是其隐藏在混沌中，因此，只有超越二分法，对“间接”进行深入的剖析，才能找到球类运动独立存在的依据。我们认为，如果“直接对抗”意味着“以对手身体为目标”，那么“间接”就隐含两种指向，即通过预设标准或中介物比较，这样，竞技项目就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身体对抗类。参与者以身体或身体的延伸物为工具，以对方身体为直接目标，通过使对手丧失抵抗能力或取得有效得分战胜对手，如柔道、摔跤、拳击、跆拳道等；二是标准对抗类项目。参与者展示自身的能力，通过客观或主观的标准尺度进行评判，确定差异，如田径、游泳、自行车、水上项目、举重、体操、跳水、马术、花样游泳、艺术体操、蹦床等；三是介质对抗项目。参与者通过对介质物更为有效的控制，战胜对手，如球类。在介质对抗类项目中，参与者控制的直接目标是介质物，而这也是球类区别于其它类属的本质规定性。可以看出，体育实践中的人们往往忽视了二分法的逻辑特征，故球类项目出现了归属的困境，基于这种原因，我们认为在以“对抗”属性为依据对体育项目进行全集分类时应该慎用二分法，而应该将各子集的外延尽量明确，这也是我们提出“三分法”的主要原因。对于本文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抓住了竞技运动最为本质的“对抗”属性，运用对抗形态的三分法将球类项目从体育项目全集中剥离出来，这将对我国球类文化以及训练理论研究产生有益的作用。事实上，由于球类的理论归属不确定，使得我国的球类基础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研究，理论的指导优势难以形成。根据董阳，孙麒麟的研究：1987-2005年，国内球类运动的文献数量中，运动技术水平研究占85%，而相关的文化理论研究屈指可数。在1997-2005年，球类研究主要分布在技术（25.7%）、战术（15.3%）、身体训练（34.3%）、心理（10.4%），球类文化理论的研究几乎为空白［4］。同时，球类的归属问题也影响到训练理论的研究，以 “项群训练理论”为例，其竞技运动主要分类体系中，球类就肢解和约化为同场（足球、手球、冰球、水球、曲棍球、篮球）和隔网（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排球）类，由于没有将球类纳入同一范畴，项群训练理论在依运动成绩的判定方法分类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出现了五大类七亚类的庞大体系，如果面对Occam’s Razor原理锐利刀锋的拷问，这一分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所述，体育项目依据对抗属性的“三分法”发现了隐藏着的介质对抗类项目，使球类项目有了清晰的逻辑归属，但是，这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介质对抗类项目总是以球类项目的形式出现？”的问题，而这也是解释球类运动繁荣之谜和建构球类文化体系的关键。
2 球类活动繁盛之谜与球类的本质属性
2.1 球类活动繁盛之谜及其研究评析 就体育文化的范畴而言，介质类对抗类项目集合约同于球类运动，其介质物多以球体实存，从此意义上说，回答了“为什么介质类对抗类项目总是以球体出现？”的问题，也就建立了诠释介质对抗类项目本质属性的逻辑基础。关于球类运动在人类体育的繁盛之谜，学者们的回答是不同的，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卢元镇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球具有不稳定的结构，稍一碰动，就会发生位移。球又是一种非常容易稳定下来的物体，可以在任何位置上变动态为静态，变静态为动态。所以，它是最听从指挥的，把它变为游戏的器具，可谓得天独厚”。［5］但问题是，球体是自然界中最为普遍、根本的存在形式，其结构是“最稳定”的，从能量、动量和动量矩守恒的法则看，球体的运动状态是“最不容易”受其结构影响的，故在“任何位置上变动态为静态，变静态为动态”显然有悖物理的基本法则。学者薛岚的观点相对理性，他认为，“人类将球作为游戏的器物实为必然，球的重心特点决定其易于滚动，因为有了规则的外形，易于掌握其飞行的方向和速度，后来球又增加了弹性，这就使球的运动增加了许多变化，于是大大的增强了其趣味性，也更符合作为人类游戏工具的要求”［6］。在这一观点中，已经涉及了球体稳定的动力学特征，但球体“弹性”的历史逻辑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球体的物质性规定了其固有属性并不会增减，球体运动状态是遵循时间平移不变性的。刘建和先生则是从“游戏论”的观点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球类活动受人喜爱的原因恰与游戏“研究不熟悉的使其成为熟悉的东西；将熟悉的东西做有规律的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尽可能做些变异；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变异反复进行组合，以上各条均是“为游戏而游戏，游戏本身就是目的”的特点相吻合［7］。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将球类活动等同与游戏，依然没有回答“为什么只有球体能够如此广泛的介入”的问题。通过分析可知，既往的观点或多或少都忽视了对球体本质及其固有属性的研究，我们认为，对球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球体的本质及其固有属性的正确认识上，否则，我们既无法将球类从体育泛文化中剥离出来并赋予其自身的意义，也不能建立起科学的球类文化和训练体系。
2.2 对球类活动本质属性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辩论篇》、《分析篇》和《形而上学》中说：“定义是表示事物的本质的短语”，他认为，“本质就是这样一种特有属性，它能推出或派生出一切其他特有属性，但是他自身却不能从任何其他特有属性中推出或派生出来。从本质推出或派生出的特有属性，就是固有属性。”［8］这提示我们，严谨的球类科学研究必须从定义入手，从本质出发去追寻其规律，否则必然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球体最言简意赅的定义是：一中同长（的平面）谓之圆，圆之立体谓之球。沿着这一物质规定性，人们一直在关注球体，人类先哲很早就注意到了球体在感官上的和谐性，曾经提出“数学和谐性是关于物理世界基本秩序的本质核心”思想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球体是立体中最美的形态”。人们还发现，球体具有在相同体积下是所有形状中表面积最小的特征，普里高津耗散结构“最小熵增”原理和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则证实了这一形态特征具有理想的保守和最小耗能效果，因此，球、圆和运动走直线等也是宇宙最普遍、最根本的存在和运动形式。但遗憾的是，研究者时常忽视这些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丰富内涵，那么，球体“最美”、“最根本”、“最普遍”的形态能够“最广泛”的存在于介质运动中的必然性是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以用“最美”来评价球体的原因，在古希腊罗马艺术史中是有线索的，古希腊著名雕塑家波里克勒特在《法规》一书中写道：“身体的美确实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9］，从中可以看到，比例与对称是古希腊人“美”的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中世纪美学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把对称与和谐理解为美，圣・托马斯认为完整、匀称和显明是美的“三要素”［10］，其中，比例或和谐倾向于描述事物组成部分之间的抽象关系，对称则侧重于事物具体的结构或形态，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黄金分割是最美妙的比例关系，而球体则是最美的结构。众所周知，“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达”，［11］这就提示我们，探索球体最完美的结构对称性及其功能应该是解开球类运动繁盛之谜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对称――对称破缺”理论对球类文化加以研究。1951年，德国数学家魏尔（Weyi）提出了对称普遍的严格的定义：如果一个操作使系统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与之等价的状态，则系统对于这一操作是对称的，而对称破缺是指系统变换时出现的变化性和差异性。该理论认为，混沌之初，世界完全对称，没有差异亦不可不可观察。随着对称性的丧失，世界逐步分出了层次和类型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物质世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景观，正如P・居里所言“对称破缺创造了现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该理论是科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奇妙方法和富有启迪性的理论前导，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球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球体的对称和破缺具有多样性，其中最直观就是空间对称，包括形象对称和结构对称。形象对称是最直接、最普遍的对称，如球体就包含了镜面对称、中轴对称、中心对称等形式，是自然界中对称元素最多的立体形态，但是，现实活动中球类的对称又不是绝对的，如球类的缝制线、气门、色彩等非对称因素的形成及其差异使抽象的球类形象出现破缺，球类形象日趋具体化、复杂化、多样化，正是这种对称与破缺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丰富、生动、多彩的球类形象世界。比形象对称更为深层的是球体结构的对称性，它同样包含着对称与破缺的矛盾，如中国新石器早期的磨制石球、陶弹丸等实体球就具有高度的均质化对称结构特征，随着对称破缺，对称元素逐步减少，对称层次逐步加深，球类的结构形态日趋生动、多样和复杂。如：新石器中晚期南方出现了非均质结构的空心陶制球体；龙山文化期出现了实体的“胆－囊”二级结构，如充以毛发的“鞠”等；汉唐出现了充气的“胆―囊”结构的蹴鞠等；现代则形成了“胆―囊―膜”结构的球类，如“飞火流星”、“团队之星”和“普天同庆”等。结构对称的破缺也导致了球体运动功能的差异化化，使得球类活动形式趋于多样，如以滚动见长的保龄球、地掷球等；肢体可以自由控制弹性形变特征明显的篮球、排球、足球等。如艾米内特定理所指出的，在对称与破缺的理论体系中，对称现象背后有极为深刻的守恒内涵，我们这里最为关注的是“几何对称性制约着物理客体的动力学行为”［12］，物体空间对称元素越多，其功能越对称，其动力学行为越稳定。这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球体具有最为多样的空间对称元素，其结构最为稳定，其动力学行为最有规律性可循，因此也最容易被人类所认知和控制，可以说，球体在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上具有的最大稳定性（而非不稳定性）的特有属性才使得球体成为介质对抗形式中最基本的介质体。而这一点恰恰也能够被体育“fair-play”的文化伦理所印证，我们知道，“play”的价值尺度是公平，故只有在运动中能够最大程度排除偶然性的物体才能够最有效的充当介质物，对于人才具有最大的确定性和可控制性，才能够最为真切的反映竞争者真实能力和水平的差异，“play”的人才可能获得最大的“fair”，相反，绝对的不确定性只能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力量的消亡，一切都成为上帝的骰子，这属于“赌博”的范畴。
3 球类活动的文化属性
3.1 体育文化与球类文化属性研究的层级关系 对于球类文化的属性而言，界定其在体育文化体系中的层级关系是研究的基础，学者薛岚认为：“相对于球类运动文化，体育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宏观性。因此，仅从体育文化的层面考察尚不能完全反映球类运动的文化特征，球类运动的文化特征更具个性，所包涵的内容更为直接、具体。”［6］我们认为，目前球类文化属性研究在整体趋势上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歧解”，即：在逻辑层面上把球类文化作为体育文化的“部分”，而非“子类”加以研究，导致球类文化功能研究与系统的自然质、结构质和系统质层级［13］区分不对称。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球类文化的功能属性时，就忽视了研究对象所处的层级及其蕴涵的“在分类阶层中，上级特征是下级共性，下级共性是上级特性”的关系，没有从球类文化的下级形态入手归纳，而是根据体育文化的特征加以“具体化”演绎，将球类文化的功能与体育文化的“娱乐”、“健身”、“教育”、“商业”［6］等功能等同，目前，在相关的研究与教材中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该类问题在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里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被定义项应该等于种差加临近属概念”，其中种差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把被定义项与临近属概念中的其它种属区别开来，显然，目前球类文化属性研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从项目类属文化的功能角度看，体育文化的自然质功能就是“健身”、“娱乐”等，而这些也是所有体育项目自然质功能的共性特征，并不反映球类项目的种差，故无法将球类和其它项目种属的文化属性区别出来，所以，球类活动文化属性研究的问题不是球类是否具有其上位属概念的共性结构、功能与规律，而是要揭示其独特物质规定性之上的种概念，从而在抽象的、普遍的体育文化体系中建立球类文化的鲜活的、具体的、特殊的意义世界。
3.2 球类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固有属性 事物的属性源自事物的物质规定性，球类文化现象的物质基础是球类介质的存在，这是我们探求球类文化特征的基础。我们认为，球类活动具有这样的本质特征，即：以球体或其衍生物为介质，以对球体更为有效的控制为手段，实现参与者活动的意图，展现出参与者超越对手的本质能力为目的的体育文化活动。从这一本质特征出发，可以派生出如下固有属性：一是对抗的介质性。由于参与者的直接目标都指向介质体，其行动目的在于争夺控球权，即使身体出现接触，也属于附带行为。脱离控球目的的身体对话一般是不允许的，如：篮球竞赛规则第8章第46条规定“从理论上讲，篮球运动是一项没有接触的竞赛活动”、同款注解还规定“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去避免接触是每一个队员的责任”。同样，足球［14］、冰球、曲棍、手球等同样有严格的条款对身体接触加以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属性中还隐含着介质物的唯一性或标准化的要求，以实现竞赛的公平。二是竞赛结果的相对性。球类竞赛结果只是对参与者能力的动态比较，得分只是对抗的结果，不具有尺度性，脱离了特定的时空，行为不具有类的可比性，故球类活动一般不设置记录。三是行动过程的复杂性。相对于其它项目，球类活动的行动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球类活动则必须根据或预判其它参与者的行动，动态的处理“人-球-人”关系，关注的是行动的合理性，由于介质的存在，加之人类自身感官的有限性，就决定了球类活动过程有着其它项目无所企及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这也诠释了球类活动具有最广泛参与性的原因。
3.3 球类文化的功能 在自组织理论看来，推动体育文化体系“耗散结构”生成与展开的两个“吸引子”是“竞争”和“公正”，前者是“利益最大化”原则驱动下的“超越”本能，它是体育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后者遵循“道德理性”对竞争实施“公平的理性立法”［2］，是外在的形式，二者共同作用实现了推动人类身体进化的本质功能，因此，研究球类文化功能属性的关键是理清球类种属“超越”活动的独特结构对人类机体进化产生的独特功能。从对抗结构看，标准对抗类项目是根据外在的评价标准来最大程度的展现自身在某一维度的能力，价值取向于行动所达到的物理极限性（更快、更高、更远、更准确等），这种特定的结构将其价值导向了对外在尺度的永恒追求，从而不断的拓展人类机体发展的可能极限，客观上具有推动物种在单一维度上持续进化的功能，如：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将100 m记录提高到9.62 s意味着人类移动速度达到的一个新境界；中国举重选手刘春红数破记录，意味着女性的力量素质发展可能性被推向一个新高度。直接对抗类项目保留了早期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文化基因，优胜劣汰、战胜对手是行动的最高原则，它仅对身体对抗加以定性的评价，比较的是参与者的绝对能力，由于参与者先天的身体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如散打就要求其“四肢长且粗壮，肌肉发达，体脂含量少”［16］，为了限制人体先天形态差异在体育竞争中导致的出现“起点”不公平，目前该类项目普遍采用了级别划分制度。级别制的采用限制了自然环境中身体形态庞大化的对抗优势，比较的是形态基本对等条件下身体内在“质”的规定性。由于“超越”的对象直接指向对手身体，故攻防快速且精准，参与者在身体、技术和战术环节任何的缺陷都会被对手准确而直接的利用获得胜利，因此，该类项目要求参与者“全面发展的身体素质”，并形成“得意技”，从而在于对手的较量中，“扬长避短，取得最佳整体效益［15］”。由此可见，直接对抗类项目追求行动胜利的内在效果，从“战胜”这一效果尺度上“超越”对手，这种对抗结构特征也决定了其自然质的文化功能，即：在身体素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使项目相关素质建立普遍的联系，通过综合与优化，提高内在的“质量”，实现参与者“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在内部协调的尺度上具有了推动人类肌体进化的功能。同样，介质对抗类项目独特的对抗结构与功能也形成了文化“种差”，能够将其与同位类属区分开来。在介质对抗类项目中，参与者“超越”行动围绕着“球类”展开，并通过“球体”建立合作和对抗关系。基于这种特殊的结构，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身体结构特点处理“人――球”关系，形成更为多元的、个性化的技战术特征，如：著名的NBA球员奥尼尔、姚明等凭借“巨无霸”的身体形态形成了独特的篮下进攻技术，而约翰逊、艾弗逊、弗朗西斯等小个队员则以灵活多变的控球、快速凌厉的突破技术体现了自身的价值；欧洲足球凭借高大的身体形态形成了快速、简练、实用的技术风格，而南美洲国家则基于自身特点走向了灵巧、多变、即兴表演式的发展之路。显然，在球类运动中，参与者个体的特点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基于个性“形态”形成的“娴熟的控制球类技术”就成为参与者实现对抗意图并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这在宏观人种尺度和微观个人的技术上都有体现［17］。这样，介质对抗类项目本质的自然质功能得以实现，即：通过提高人体控制介质物的能力，使人的肌体进化和认识外在自然建立联系，从而提升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本质力量。这里，人们也许会疑惑“将控制球类等同于认识自然物的逻辑基础是什么”？我们认为，球体完美的对称性不仅意味着最稳定的动力学特征，也意味着球体是物质最原始的形态，其它的结构形态都是在球体对称破缺的过程中逐步出现的，而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文化运动过程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因此，体育运动中的球类也就成为了外在自然物的文化符号。
3.4 关于球类文化的价值问题研究 一般而言，科学的球类文化体系研究并不涉及价值问题，但是近年来有学者撰文认为，球类文化的价值在于“个体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弘扬人文精神、促进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类自身的有序生存和持续发展、促进多民族文化的融合”［6］，就体育泛文化的视角看其无可非议，因为体育的功能就在于“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改善人们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文明发展。”［18］但具体到球类文化的科学研究而言，该观点就则出现了意义的虚无，因为它既没有区分出球类文化的独特价值，也无法避免功能和价值的同义反复。我们认为，该问题的出现并不在于研究的方法与手段，而是因为它已经脱离了事实认识的范畴，涉及到了价值领域。作为严谨的社会文化研究，球类活动的研究由两个领域构成：一是事实认识，它为活动提供方法和手段；二是价值观念，它为活动提供方向和动力。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属于知识论“求真理”的范畴，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唯一性，后者属于“求善”的范畴，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是事物对人呈现出的意义，它不是事物的属性，也不是事物的功能，更不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具有唯一性。综上所述，在球类活动的专门文化属性研究中，价值研究一般不能作为球类文化的尺度和规则，而只能是方向性和解释性的，故建议不做定性的探讨。
4 结束语
“超越”是体育运动的本质属性，肌体“对抗”是其实现形式。根据“对抗”的方式，我们可以将体育运动项目分为直接、标准对抗和介质对抗类项目，其中介质对抗类项目基本涵盖了球类项目，通过这一分类使球类运动首次成为独立的体系，解决了球类运动长期“悬而未决”的归属问题，为球类运动文化与训练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介质对抗类项目是以“借助于介质物展开对抗行动为本质属性”的项目类属，是通过对介质物更为准确的控制以展现出超越对手的身心能力为目的体育文化活动，这一本质属性表明其技战术的核心为人对介质球体的控制。基于这一本质属性，介质对抗类属派生出以下固有属性：对抗的介质性，身体的接触均为附带行为；竞赛结果的相对性，不具有绝对记录；行动过程的复杂性等。球类成为介质对抗类项目的介质，是球体因其“最完美”的对称结构而具有“最稳定”的动力学特征，故“最大的”排除了偶然性，从而“最容易为人类所掌控”，历史地成为了体育运动竞赛介质物最基本的形态。球类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其“人――球――人”结构使人本质力量的提高与自然物建立起普遍的联系，具有提高人类认识与掌握自然物的功能。同时，作者建议球类文化研究要妥善处理事实认识和价值观念领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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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许多先行指标已经证实了能有效解释股票收益，例如Fisher和statman用美国数据验证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和股票指数收益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消费者信心指数能解释股指收益，其他宏观指标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呢？这个问题即是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在国内也有运用基本的宏观指标去建立于股指的关系，但是往往停留在定性方面，或者选取的指标不能很好解释股指的收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PPI和股指的关系是显著的，完善和补充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行为金融学提供了一些印证。
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对9种宏观指标进行分析，发现PPI能显著解释股指收益率，PPI和股指收益率是显著负相关的。意味着PPI指数的下降（上升）能对下一期股指收益的上升（下降）做出解释。
模型与数据
本文实证所用数据来自resset、csmar数据库及通达信软件，样本期间为我国2005年1月到2013年9月，数据频率为月数据。本文选取的宏观指标有9种，如表1所示。
简单的相关系数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现实中还有许多影响因素会对股指产生影响，为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本文还选取了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分析
（一）相关系数检验
为了探寻各个宏观指标和股指收益率的关系，本文用如下公式进行回归：
Rindex，t=α+β*indicatori，t-1+εt （1）
其中R是股指月收益，本文用沪深300指数月收益代表，indicator代表宏观指数上月变化率。使用上月宏观指数变化率作为解释变量，能够表明上月指标的变化是否对本月股指收益具有预测作用。该预测具有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当先行宏观经济指标好转时，会传递上月预测到的经济好转信息到股票市场上，促使股指上涨。
公式（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得知，除了PMI增长率和PPI显著外，其他宏观指标均不显著。其中PMI增长率和股指收益正相关，PPI和股指收益负相关，符合经济学解释。
然而PMI增长率显著性水平不如PPI，故将PMI增长率和PPI同时对股指收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加入了PPI作回归后，PMI变得不显著了，说明PMI传递的信息包含于PPI的信息中，故PMI的信息是冗余的，因此本文主要着重PPI与股票市场的规律研究。
由于PPI反映了国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所以PPI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PPI能解释股指收益也是符合经济学直觉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PPI和股指收益的关系，其他变量需要加入模型进行控制。PPI衡量的国内生产者物价指数，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司特质因子。模型中仅仅具有公司特质因子是不可行的，还需加入反映行业层面、市场层面的因子，检验加入这些因子后PPI与股指的负相关关系是否依旧显著。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包含了许多经济信息，人民币的强弱充分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人民币走弱将使国内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反之也成立，最终影响到本国经济反映于股票市场。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还会影响国内资本流动，资本的流入流出会显著影响到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往往具有显著的动量或反转效应，即过去的股价往往能预测未来的股价走势，因此本文构造了一个衡量股指收益过去60天移动平均趋势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控制过去股价反映的历史信息。设置股指收益率哑变量，当股指上涨取1，下跌时取0，将60天的哑变量数据相加得到MA60指标。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信息处理和反映能力大大滞后于国外股票市场，上月的宏观经济信息并没有充分反映到上月股指上，其残余信息往往会对本月股指造成影响。为了控制该信息变量，本文将上月标准普尔500指数加入到模型中，能有效准确及时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
加入了上月人民币汇率、前60天移动平均股指收益率指标、上月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后，回归模型变为（2b）。其中，CYNt-1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MA60是前60天移动平均股指收益率指标，Rsp500t-1 是上月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
（2a）
（2b）
同时，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本文额外选取了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公式（2）的回归。根据公式2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后上月PPI系数对每一个股指都显著为负，且系数变化幅度都不大。对于沪深300指数而言，系数估计值为-0.00747，说明PPI每上升1，股指收益下降0.747%；人民币汇率系数也是显著为负的，说明人民币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与股指显著负相关，反映了国内相对于世界经济实力上升的信息促使股指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月收益只对上证和深证指数具有解释意义，说明沪深300指数能有效的吸收及时的经济信息，为沪深300指数在学术和研究上得于广泛运用做出了印证。MA60哑变量系数在三个市场都不显著，说明股指并不存在显著的动量或反转效应信息。
篇11
一、“美在于形式”的思想及其变化
作为重要的范畴,形式美一直是西方美学史与艺术哲学中极其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仁智各见、充满纷争的问题。关于什么是形式的问题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早期,又可后延至后现代思想家。尽管有着近似的问题域,但各个时期的观点都是不同的,相互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折射出了思想自身的变化。
1.古希腊:形式作为本质。
古希腊的哲学家与美学家认为,美是形式,倾向于把形式作为美与艺术的本质。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艺术产生于数及其和谐,而这和谐就关涉形式的问题。柏拉图将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美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具体的艺术作品作为美的东西,只能是美本身的赋予和对美本身的摹仿,艺术则是摹仿的摹仿,与真理相隔三层。柏拉图把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这里的内形式指艺术观念形态的形式,它规定艺术的本源和本质;而外形式则指摹仿自然万物的外形,它是艺术的存在状态的规定。总之,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认为,形式是万物的本原,因而也是美的本原。古希腊时期,还用“隐德来希”意指质料中的形式。在温克尔曼看来,形式的美乃是希腊艺术家们的首要目的。到了古罗马时期,实用、功利之风盛行,总体而言,在美学思想上缺乏独到的成就,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进步。
2.中世纪:形式的神秘化。
中世纪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上帝成为美与一切艺术的规定性,实践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从而与古希腊重视现实生活相区分。从古代至中世纪,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学期的美学被纳入神学之中,表现为柏拉图学说、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托马斯・阿奎那从神学出发来阐发其美学思想。关于什么是美的问题,他认为,美首先在于形式。同时还认为,美是可感的,只涉及形式,无涉内容,不关联欲念,没有外在的实用目的。但丁继承了阿奎那的神学与哲学思想,也接受了其神学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美在于各部分的秩序、和谐与鲜明。总之,这一时期有把形式神秘化的倾向。
3.近代:纯形式与先验形式。
近代美学时期是从文艺复兴延至十九世纪末,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始于近代。在近代,“形式”已成为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范畴,并自觉地与理性地上升到艺术的本质的高度。自文艺复兴始,人性得到了复苏与高扬,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性,这种理性是一种诗意(创造)理性而有别于古希腊的理论理性和中世纪的实践理性。作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把美学规定为感性学,同时他也十分强调秩序、完整性与完美性。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为近代思想奠定基础,他力图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来把握美。英国的经验主义与大陆的理性主义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提出美学思想。作为德意志唯心主义美学的奠基人,康德提出并阐发了他的“先验形式”概念,认为审美无涉利害,与对象的存在和质料无关,美基于对象的形式,从此出发,康德把美与崇高相区分,认为与美基于形式不同,崇高是无形式的,因为它是混乱的、不规则的与无秩序的。在康德那里,真、善、美之间有了明晰的分界,艺术也不等同于真理。康德为西方形式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么理念作为内容,则感性显现就属于形式。黑格尔力图从这种对立中发现自由。总之,在近代,西方形式美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把形式作为纯粹的与先验的方面。这种影响远远超出近代经验主义美学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的思想。
4.现代:超越形式回归存在。
在现代,存在作为美的规定性,美学思想在存在之维度与境域上展开。同时西方形式美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结构主义美学、分析美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的产生。贝尔认为,一切视觉艺术都必然具有某种共同性质,没有它,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共同的性质”,在贝尔看来,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而真正的艺术在于创造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既不同于纯形式,当然贝尔也没有完全放弃形式,又有别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代表阿恩海姆在其《艺术与视知觉》中把美归结为某种“力的结构”,认为组织良好的视觉形式可使人产生,一个艺术作品的实体就是它的视觉外现形式。以塞尚为代表的后期印象主义艺术既强调形式感,又看重色彩感。现代美学倾向于把美看成是情感的形式,但这种观点也有自身的问题,难免被超越。由此,关于美与艺术的一些根本问题已走出传统的限制,进入存在领域。
5.后现代:形式的解构。
由现代转向后现代乃是西方思想自身的发展使然,在这一思想的历程中,思想的规定性由存在变成了语言。后现代消解了近现代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思想,其思想的根本特征是解构性的,表现为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等。后现代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精神、终级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而是转向开放的、暂定的、离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在后现代思想中,传统的审美标准与旨趣,不再有不可置疑的意义。艺术与非艺术、美与非美之间也不再有根本性的区分,从而导致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风格,即文化、文学、美学走向了反文化、反文学与反美学,而复制、消费和无深度的平面感正在成为时尚。后现代艺术成为行为与参与的艺术,似乎不再需要审美标准与“艺术合理性”。
二、形式美所涉及的重要关系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形式美的问题一直是重要的而又颇具争议的问题。该问题关涉到与形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关系及其问题揭示了形式美的一些重要方面,对它们的梳理无疑会有助于深化对形式美及其关联的认识。
1.形式与质料的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的理式论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因为柏拉图的理式与个别事物是相分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就必须在现实事物之间寻找原因,而这可归结为质料、形式二因。所谓的“质料因”就是事物的“最初基质”,即构成每一事物的原始质料,也就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如铜像的铜、泥人的泥等。而“形式因”则是指事物的本质规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质料是潜能,形式是现实,二者的关系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形式作为主动的、积极的成因,在质料的形式化过程中,给质料以规定,使质料成为现实个体。质料有待于形式的赋形。在视觉艺术的质地美中,形式与质料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一个事物的光滑、粗糙、坚硬、柔软,只有当既基于质料,又符合审美的形式要求时才成为美。
2.形式与符号的关系。
在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中,形式与符号也发生着密切的关联。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美学集中于典型地表述了与之相关的思想。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分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把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在卡西尔看来,科学、艺术、语言与神话等则是不同符号形式的人类文化的方面。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摆脱直觉当下给予的感性世界。科学基于依托在理性之上的抽象化,而艺术则关注个体性与具体化,因而艺术的符号也应有别于科学符号,它力图避免概念化与逻辑推理,以此为想象和解释留下空框。与科学进行的概念式的简化和推演式的概括不一样,艺术不穷究事物的性质或原因,而是给我们以对事物形式的直观。卡西尔把作为纯粹形式的艺术符号与其它符号形式区分开来。而在苏珊・朗格看来,“艺术符号是一种有点特殊的符号,因为虽然它具有符号的某些功能,但并不具有符号的全部功能,尤其是不能像纯粹的符号那样,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与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其它事物发生联系”。这里的问题是,艺术符号与指代符号有何关系?区分在什么地方?艺术符号又是如何体现美与艺术的形式的呢?这些有待于人们的不断解答。
3.形式与感性的关系。
在席勒看来,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是人固有的天性,感性冲动基于人的感性本性,把人置于时间之中,而形式冲动来自理性。他进而认为,只有在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之中,人才能恢复完整的人性。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美学思想发生了显著而又重要的变化。一直被人们所崇尚的思辨理性主义遭受了普遍怀疑,而人的直观感性开始得到重视。其实,早在18世纪,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创建美学学科的时候,就在感性学的意义上关注美的问题。从此之后,形式与感性的关系就一直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费希特以来,在审美与艺术研究中,“自下而上”的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审美经验受到了重视。实用主义美学家和机能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杜威认为,艺术即经验,把美与艺术作为经验的存在来看待,桑塔耶纳也是如此。而“格式塔”概念更强调这种经验的整体性。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卢梭反对所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艺术理论,他认为:“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他更重视艺术与情感的关联。而形式与感性的关联中是否涉及和如何涉及情感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形式与艺术本性的关联
形式是美与艺术的内在的表征方式,它与艺术本性发生着深刻的关联,从而揭示与彰显出艺术与美的存在。从形式美的思想历程和关联形式的各个方面来看,形式对艺术的规定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形式与艺术本性的关联是异常复杂的。
1.形式作为艺术的规定及其问题。
从古到今,关于什么是美,以及艺术的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困绕着历代的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其中主要有以下基本观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康德、席勒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黑格尔更强调艺术美,认为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列夫・托尔斯泰、克罗齐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形象认识;在贝尔那里,艺术基于“有意味的形式”;卡西尔、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符号;在弗洛伊德、荣格那里,艺术成为无意识的表现;英伽登认为,艺术是多层次的意向性客体等;而马克思则在生产劳动中来规定美与艺术。这些观点都是对美与艺术思想的丰富,都力图从各自的角度去揭示艺术的本性。当然,在各个观点与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不少的差异,这本身就说明美与艺术本性的问题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在谈到形式美的规则时,荷加斯说:“这些规则就是:适应、多样、统一、单纯、复杂和尺寸――所有这一切都参加美的创造,互相补充,有时互相制约。”其实,这只是形式美可表征的方面,形式美并不局限于此,似乎还有更深的东西。赫尔德和歌德把美规定为合规律的活生生的东西,规定为生命的形式。
进入现代,有别于德意志唯心主义,形式不再由内容所决定,内容与形式也不再构成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形式本身就融贯了所有内容的那些因素,形式与内容的简单二分与线性决定本身就是近代经典认识论的产物,它制约了对形式的充分揭示。因此,只有走出内容与形式的樊篱,才能显现形式所蕴涵的朦胧的、宽泛的意味,在贝尔看来形式的有意味,这意味不同于内容,也有别于思想主题,在这里,题材并不是第一位的了。
2.形式与艺术本性关联的复杂性。
形式是艺术本性彰显的不可或缺的东西吗?形式是如何与艺术本性关联的?问题只是在于随着艺术的变迁,关于什么是形式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而不一定就是真正地完全取消形式。当然,关于形式究竟是如何与艺术本性发生关联进而揭示艺术本性,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当然,真正的形式也并不是单纯与简单的摹仿,正如黑格尔所说:“因此,艺术的目的一定不在对现实的单纯的形式的摹仿,这种摹仿在一切情况下都只能产生技巧方面的巧戏法,而不能产生艺术作品。”事实上,“形式”一词被人们用到各个不同的场合,分别支撑着各种不同的艺术理论。形式与艺术本性相关联的复杂过程,也是形式多元化的过程,而“形式概念的多元化本身就是形式美学繁荣的主要标志”。任何无视这种情形的研究或简单化处理都将无助于增进对艺术及其本性的认识和理解。
四、结语
形式对艺术本性的揭示在不同的艺术存在那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完成的,如美术主要凭借视觉上的形式美如色彩美、光线美、线条美、质地美、结构美等;而音乐则基于听觉上的形式美。还有许多其它的门类艺术,以及这些门类之内尚有各种各样的子类,它们所表现的形式美既有共通性,又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真正美的艺术离不开这种形式,这对于许多现代艺术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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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改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如改性剂起羧基作用、改性剂起羟基作用以及利用双键反应的化学改性等。化学改性中尤以利用双键反应的化学改性最为重要，其中以苯乙烯类改性最为典型，主要有共聚法和预聚物法两大类。
一、苯乙烯改性醇酸树脂的方法
1、共聚法
乙烯类单体改性醇酸树脂常采用共聚法。按照共聚法中苯乙烯的加入时间及加入方式不同，可分为前苯乙烯化和后苯乙烯化两种方法。
(1)前苯乙烯化法
前苯乙烯化法主要包括植物油的苯乙烯化法、脂肪酸的苯乙烯化法和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法三种。对以上几种苯乙烯改性方法的工艺要点分述如下。
a、植物油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首先，苯乙烯单体和油在引发剂存在下反应，生成共聚油这种均一产物，该产物可直接代替植物油制备醇酸树脂。苯乙烯化的植物油，先用甘油(季戊四醇或其他多元醇)醇解生成脂肪酸单甘油酯，然后用苯酐等多元酸进行酯化。
b、脂肪酸的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先将苯乙烯和引发剂滴加进盛有D C O酸的反应釜中，进行脂肪酸的苯乙烯化反应，然后真空蒸馏除去剩下的苯乙烯，再向反应釜中加入甘油等多元醇，在惰性气体保护下进行醇解，最后加入配方量的苯酐等多元酸进行酯化。
c、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法
该法的工艺要点为：以适当配比的含共轭双键和非共轭双键的混合植物油为原料，如DCO和亚麻油(或豆油)、桐油和亚麻油(或豆油)，加入LiOH等醇解催化剂，并用一部分甘油、季戊四醇等多元醇进行醇解，生成单甘油酯；然后加入苯乙烯、二甲苯和引发剂，在适宜温度下进行单甘油酯的苯乙烯化反应，生成苯乙烯化单甘油酯；再用多元酸(如苯酐)及剩余的甘油酯化，生成苯乙烯化醇酸树脂。
(2)后苯乙烯化法
后苯乙烯化法又称为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法。该法的工艺要点是：首先合成含共轭双键的基础醇酸树脂，然后用基础醇酸树脂和苯乙烯单体(有时还包括少量丙烯酸类单体)，在引发剂存在及合适温度条件下，进行共聚反应(即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直至得到我们所要求的粘度。该法的工艺特点是工艺过程容易控制，利用常规醇酸树脂的生产设备即可进行改性醇酸树脂的工业化生产。
苯乙烯与含共轭双键的脂肪酸、植物油或醇酸树脂能发生共聚反应。苯乙烯与含双键的脂肪酸共聚容易，与含非共轭双键的脂肪酸则共聚很慢。例如，桐油脂肪酸中90％含共轭双键，共聚时容易成胶；脱水蓖麻油(DCO)中25％左右的脂肪酸含共轭双键，共聚极慢，发生共聚反应的同时，苯乙烯将自聚成聚苯乙烯(Ps)而与油相分离。在共聚过程中，通常发生如下反应，它们按不同机理进行。
2、预聚物法
预聚物法主要有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法和羧基预聚物法两种。
(1)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改.眭法
该法以聚苯乙烯二醇改性为代表，它主要是通过在聚苯乙烯分子链的末端上引入羟基反应性基团，然后通过化学反应将聚苯乙烯聚合物引入醇酸树脂中。聚苯乙烯二醇在改性中起到了双重作用：第一，它所提供的活性羟基，代替了常规醇酸树脂合成所用的甘油或其它脂肪族多元醇；第二，长链聚苯乙烯的引入赋予改性醇酸树脂以较高的硬度、良好的耐水性和耐化学品性。此类改性工艺较复杂，难以工业化生产。
(2)聚苯乙烯羟基预聚物改性法
此法的工艺要点为：首先由苯乙烯和(甲基)丙烯酸等丙烯酸单体合成带活性羧基的预聚物，然后该预聚物可以直接代替部分多元酸(如苯酐等)，在植物油的醇解物的酯化过程或两步法脂肪酸酯化过程中进行酯化反应，这样，带羧基的苯乙烯预聚物将接入到醇酸树脂分子链上，该法又称作共酯化法。这样，改性醇酸树脂将集中醇酸树脂、丙烯酸树脂、聚苯乙烯(PS)三种物质的优点，所得树脂的耐候性、柔韧性和耐溶剂性优于单纯以苯乙烯改性的醇酸树脂。但此类改J眭工艺复杂，改性产品价格较贵。
二，醇酸树脂的苯乙烯化改性的工艺
篇13
The cost-effect analysis on two drugs for prevent osteoporotic fracture
LI Li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angsha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Zoledronic Acid injection and Alendronate Sodium tablets for prevent osteoporotic fracture, and to find the best medication schemes. Methods: From March 2005 to May 2008, 98 cases who were treated to prevention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from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A group and B group, each for 49 cases. The patients of A group were given Alendronate Sodium tablets and B group were given Zoledronic Acid injection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the cost-effect of 2 medication schem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rate of B group was higher than A group (85.71% vs 71.43%, P
[Key words] Zoledronic Acid injection; Alendronate Sodium tablets; Osteoporotic fracture; Cost-effect
骨质疏松症是最常见的代谢性骨病，其特征为骨量下降和骨的微细结构被破坏，表现为骨的脆性增加，使骨折的危险性增加，即使轻微创伤也可发生骨折，影响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的生活治疗[1]。阿伦磷酸钠片是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和变形性骨炎及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新型骨吸收抑制剂[2]。唑来磷酸输注液是继帕米膦酸二钠之后的第3代双磷酸盐类药物，可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和诱导破骨细胞凋亡来抑制骨吸收，起到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3]。为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本院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式对98例患者分别采用唑来磷酸输注液与阿伦磷酸钠片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同时进行成本-效益比较，为临床合理、安全、经济地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5年3月～2008年5月来本院进行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98例患者，均为退休人员，其中，男34例，女64例；年龄58～79岁，平均（68.55±8.36）岁；将98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即A组和B组，每组49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给药方法
A组给予阿仑膦酸钠片（生产厂家：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70 mg/d，1次/周，早餐前30 min空腹服用，连续应用1年；B组给予唑来磷酸输注液（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成人4 mg/次，1次/年，采用100 ml 0.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后静脉滴注，滴注时间不应少于15 min。疗程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成本进行比较分析。
1.3 经济成本计算
药物经济学成本不仅指药品价格，还包括治疗费用、实验检查、检查费用和人工等费用。由于此两种药物仅是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且给药方法简便，因此忽略其他各项费用，仅考虑药品本身的本身成本即可。
1.3.1 阿仑膦酸钠片费用（A组）阿仑膦酸钠片规格为70 mg/片，零售价为76.1元/盒，阿仑膦酸钠片费用=76.1×52=3 957.2元。
1.3.2 唑来磷酸输注液费用（B组）唑来磷酸输注液规格为4 mg/支，费用为2 650元。
1.4 评价指标
对两组患者3年内椎骨骨折、髋骨骨折及前臂远端骨折的发生率进行分析，并计算总有效率，另外运用药物经济学对成本-效益进行比较。总有效率=（总例数－椎骨骨折例数－髋骨骨折例数－前臂远端骨折例数）/总例数×100%。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种治疗方案疗效比较
A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71.43%，B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85.71%，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2.2 两种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比较
成本-效果比（C/E）表示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或者每一个货币单位所产生的效果，对于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时，有的方案可能花费的成本较高，治疗效果也较好，而增加效果需要增加患者的支出，这就需要考虑每增加1个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即增加成本-效果比（C/E），它代表了一个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个方案比较的结果[4]。本组中B组成本最低，因此以B组为参考进行比较。结果见表2。
2.3 两种治疗方案敏感度比较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将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增加敏感度分析以便验证不同条件下对结果的影响[4]。因国家对药品进行限价，因此药品价格下调10%，因此A组和B组的费用均发生改变，分别为3 561.48元和2 385.00元，进行敏感度分析结果见表3。
3 讨论
骨质疏松是以单位体积内骨组织减少为特点的代谢性骨病变，其发病缓慢，以骨骼疼痛、易于骨折为主要特征。以男性55岁以后，女性绝经后发病率较高，究其原因为老年人性激素水平低下，蛋白质合成代谢刺激减弱，成骨细胞功能减退，骨质形成减少，易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女性绝经后雌激素降低，骨吸收加速而逐渐发生骨质疏松[5]。临床对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预防和治疗已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
阿仑膦酸钠为第2代双磷酸盐类药物，该药为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安全而有效的药物，其可干扰成熟破骨细胞功能，在骨表面维持足够的浓度梯度以直接影响破骨细胞活化启动的细胞间过程，还可改变破骨细胞活化的机制性质[6]。适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症，以预防髋部和脊柱骨折以及治疗男性骨质疏松症以增加骨量[7-8]。本文研究发现，该药的总有效率为71.43%。唑来膦酸输注液静脉推注对降低椎骨和非椎骨骨折风险均高度有效，尤其适用于不能耐受口服双磷酸盐类药物治疗的患者[9]。本文研究发现，该药的总有效率为85.71%。因此唑来膦酸输注液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总有效率优于阿仑膦酸钠。
药物经济学研究发现，随着药品成本的增加，效果不一定上升，但是成本-效果分析注重防治措施的社会效果，最佳成本-效果方案并不意味着成本最低的方案，而应是成本合理、效果良好，安全性最佳的方案[10-11]。从表2中发现，产生一个单位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效果需要阿仑膦酸钠片和唑来磷酸输注液分别为55.40和30.92，本结果中A组增加一个效果单位要比B组多花费91.54元，因此唑来磷酸输注液总有效率高于阿仑膦酸钠片，且花费较低，因此选用唑来磷酸输注液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从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优于阿伦磷酸纳片。
综上所述，根据药物经济学分析，唑来磷酸输注液更适于预防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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