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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在我国经济学中“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
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大多数还是比较注重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现象在出版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随处可见。例如，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表明，在各类经济刊物以及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等过程中，相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相反，许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怎么看好，对投稿的作者态度也相对冷淡。有些出版社甚至颁布了许多硬性条件和规则，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高额的资助金，这就致使许多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无法公诸于世。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也是制约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出版界则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严重导致了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
二、经济学畸形发展的原因
由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现象，严重制约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这一现象也必将制约应用经济学的日后长远发展。其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对人们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行为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理论经济研究收益少，见效慢，因此大多数人比较看重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潜力，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人才与资源偏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二是观念认识落后。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管理者，企业界，都缺乏全面认识。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进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畸形发展。
三、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改变学术界的观念及其现状
目前在学术界“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平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过分倾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支持。可以为理论经济学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提供研究基金，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等。这样的做法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学术工作者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学术上研究片面思想问题，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提供保障。
(二)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要想改变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必须改变教师以及学生对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之间关系认识片面性的思想观念，明确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深刻体会到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坚定基础理论经济学学习的思想观念。只有学生自觉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与实践，才能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不平衡发展的现状。
(三)创新教学手段及学习方法
众所周知，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理论经济学教授过程中，不能光靠教师讲课，而是教师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相互讨论的方式，到达启发思路，开拓视野的作用。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创作，例如学习心得，学习感悟，评论文章等。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始终发挥其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以此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主动应用于实践当中，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从而达到锻炼应用能力以及思考能力的目的。
(四)理论联系实际
要时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基础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时，并不是提倡将基础理论经济教学与经济实践教学分开，而是在经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基础理论经济知识教学。争取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学而无用。理论经济的学习必须具有服务于经济实践的价值，因此基础理论经济的学习与经济学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实践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基础理论进行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刻认识，体会到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为应用经济学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力与推动力。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知识，那么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可言。没有基本经济学作为指导和基础，那么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则无法实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下，以及“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式下，必须注重对理论经济学的支持，增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以此来保持我国经济学的平稳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保障。
作者:张镇川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篇2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篇3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篇4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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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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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特征，可以把区域分为多种类型，常见的有三种类型:(1)自然区域。地表自然界存在着地区差异，其空间分布具有由量变到质变的性质。由此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并按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区域自然环境是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一个要素的区域变化往往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任何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是各自然地理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行政区域。行政区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区域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自然区域相比，具有可变性和不稳定性。(3)经济区域。经济区域是指以大中城市为核心，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地区专门化部门为特征的经济地域。经济区是客观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构成现代经济区域的要素，包括经济中心(指各级城市)、经济网络(指交通网、流通网和通讯网等)和经济腹地(指中心和网络的吸引范围)。经济区域内的各要素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经济区域的特征是由区内各要素共同综合作用形成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不是单指某一种区域类型。依据研究的需要，既可以是行政区域，也可以是经济区域，还可以是自然区域(如流域区域等)。从科学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应该是经济区域，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探讨区域运行的经济学规律。从实践角度看，按行政区域(地方)来探讨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跨行政区域的研究成果，由于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行政协调，所以大大削弱了区域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可见，从经济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行政区角度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应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由于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发展历史短，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所以对其研究对象的表述差异很大，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2)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3)周业、刘再兴等(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也叫区域科学。它是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经济区域系统，并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各区域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布局，使之形成一个既能顺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又能最大限度发挥地区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以多层城市为结点，由运输网、信息网、服务点分布网等网络系统将全区城乡连成一气的经济有机体的科。”(4)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福利;如何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等等”。(5)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的观点，研究在资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的关系的科学”。(6)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7)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
通过对上述论述的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和(2)的观点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大同小异。区域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产业分布和经济地域系统的学科，而(1)和(2)强调的也是地理分布、经济空间秩序或地域组织规律。实际上，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第二，(4)的观点主要强调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即只重视区内经济的发展，未涉及区际关系问题。第三，(5)的观点与(4)的观点正好相反，它只强调地区差异和区际关系的研究，对区内经济发展问题未予注意。但是，得指出的是，这一提法没有把区际关系限制在国内，既可以是国内的区际关系，也可以是跨国界的区际关系。第四，(3)、(6)和(7)的观点既强调区内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强调区际关系的研究。但是在表述上也还是有所差别的，如(6)和(7)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决策的科学;(3)和(6)都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7)则未明确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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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支撑体系
形成一门学科，那就必然会依靠其他的学科为基础而逐渐发展形成。宏观卫生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分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研究、卫生事业管理学、系统论等。[1]在系统论的指导之下，必须要借鉴其思想，这也是更好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基础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对于卫生经济制度的研究，需要同时研究外部环境与卫生经济制度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对卫生经济制度的作用。总而言之，要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那就要形成一个系统，对这个系统进行认真的分析，从外部环境和整体上了解其内在关系，同时还要把握好系统和学科之间的作用关系。[2]
2卫生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及运行规则
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基础是制度经济学，这就需要对卫生服务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结构进行研究与分析，也是从宏观上制定卫生经济政策的基础条件之一。社会的结构和供给需求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要从供给和需求的联系方面进行研究。[3]
2.1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研究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结构，可以理解成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依据这个交易来作为中心，更好的完成这个交易的各个环节中的工作。
针对医疗服务物品，工作的核心在患者和医生，医生就是供给链，与之相对的二就是患者是需求链。[4]联系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合作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疗保障机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中的一部分。政府需要联系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链条，也就是供应链与需求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关键就是联系医生和患者。
2.1.1供应链条对于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供应链条，当患者进入医疗机构，就算开始交易，直到患者离开医疗机构为止算作终止交易。[5]一般情况下，这条供应链不是一条直线，通常是由多个线条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此时针对它的研究，将供给链条作为基本的做成单位，在根据具体的环节展开详细的研究。在这个供给链上，需要研究的是出于上个供给程序的医生和处于下个供给程序的医生，还有医院与医生，医生和医院内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医生和医院外的生产要素提供者。
2.1.2需求链条在需求链条上，有两个较为主要的环节，其中一个是“患者与医疗保证机构中的监管者”，另外一个是“患者和医疗保障机构”。[6]这中间的法人是医疗保障机构，自然人是医疗保障机构中的监管者，他们都和患者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索取的利益并不一致。[7]
2.1.3供给链和需求链的联系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需要对“医疗保障机构中的医生和监管者”，“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生”，“医疗保障机构和医院”，“患者和医生”等环节进行适当的考察。
2.1.4政府与政府官员在以上的论述中，对于医疗服务物品供给链、需求链、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的联系等环节做了具体的分析。从表面上分析，应该已经结束了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环节的考察。不过，对于宏观卫生经济政策的分析依旧不够。该环节主要是依托社会存在的，因此会给其造成一定的影响。政府扮演的角色既是执行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针对于在该过程中的某些环节都可能会产生影响。这种行为属于组织行为，对于官员的要求是必须履行。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官员就是自然人。但是政府与官员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其间存在着失效的问题，可能存在有谋取私利的可能。[8]所以，必须要将政府官员行为与政府行为加以区别，对于他们和供给链与需求链上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仔细的分析。
2.2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结构针对该结构，相比而言，它和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就要简单很多。主要是由于公共卫生条件下的为集体物品，主要是政府进行统一的分配，并且是由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者、政府和居民共同组成的。[9]因此，需要针对这一环节中的组成展开具体的研究。
3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运行规则
任何结构的运行都是有一定规则的，对于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也是如此。[10]对于卫生服务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在结构的研究基础之上，要根据制度和市场这两个主要分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分配的运行规则，以及在该结构之中的分配链条上的各个参与者在内，都是该结构运行过程中的主体，针对在该结构下的运行方式，必须要与现在的运行方式进行比较，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同时结合实际状况对我国适合的发展结构运行方式进行选择，不仅如此，在该结构运行的时候，要求各个参与者遵守共同的规则。[11]
医疗服务产品在生产和分配的链条上，需要各个参与者作为经济的主体。当然在现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应该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势，采用两种方式中的优势，当然也不能完全的照搬市场经济或者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一定要加以适当的改革，这样才能尽可能的保证医疗单位与社会的互惠互利以及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既然形成了基本的模式，那就要针对该模式形成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严格的遵守这个规范才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形成这个规则的过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首先要将医院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要使患者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还要取消医疗服务物品交易的限额，政府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位置，积极的促进与维护交易的自由性与平等性，做好社会合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为全体的居民提供一个好的医疗服务物品购买能力，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公正中立的要求，对于各个链条上的参与者都需要遵守对应的行为规则，政府要在规范中要求自己和各个参与者，实现自身的职能作用。[12]
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制度
我国的政府并没有明确的宣示出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不过，我国实际上有着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针对于我国的这些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其实是散在了很多相关的条例、文件与法规中的。
社会合作区域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疗保障适度，另一个是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医疗保障制度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有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自费医疗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是计划经济制度，不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这种制度也是由国情所致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5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展望
宏观经济学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仍旧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才行，因此对于该学科的发展前景也是令人乐观的。
宏观卫生经济学需要建立一个微观基础。对于我国宏观卫生经济学，研究的是其对全社会卫生服务物品生产总值的影响，以及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还有对分配公平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早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根据其环境的变化，以及卫生服务物品生产的总产值、生产效率、分配公平制度等之间的因果关系，依靠以上提到的分配结构作为基础，政府作为该结构中的桥梁，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仍旧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13]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加以分析国外其他国家在宏观卫生经济学方面投入的研究，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我国宏观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投入的仍然不够，但是在某些领域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取得重大成果之一，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未来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6总结
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学仍然是处在一个正在发展的阶段，对于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主干和次干分支等，已经提出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领域。对于宏观卫生经济学体系的建设，最基层的应该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理论支撑体系，然后分别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宏观卫生经济学的主干分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次干分支。[14]展望我国未来的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相信，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与积极探索，宏观卫生经济学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会给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学体系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对于其发展的前景也是令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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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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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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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在当前是一门有着较短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因此并没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
（二）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
（三）刘再兴、周起业等（1989）认为：所谓的区域经济学也有另一个名称为区域科学。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建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再根据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方法原则对区域的各类型产业进行布局，进而保证该区域的经济能够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接轨，又能够将当地的优势产业发挥到极限；得出一个企业大小规模大小都有的多层次区域经济，进而让当地的城乡经济连接成一片的有机经济体。
（四）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该区域内的一些进行生产工作从而来收获利润的个体产业或者企业；让当地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扩大化；当地区域的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得到有效改善和衡量让该区域内的资源能够得到每个产业的合理利用等等。
（五）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在经济学观点下研究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科学”。
（六）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
（七）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科学”。
因此，针对以上研究与论述的比较可得：首先，（1）、（2）两者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分布。并且两者主要强调内容都是低于组织、地理分布与经济空间秩序的规律。不过实质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着一定去别的。再者就是（4）的观点中对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和市区内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主要强调，但是却忽略了区际的关系。然后就是与（4）相反的（5），主要强调了区际关系与地区差异的重要性，而对区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忽略。不过（5）观点中有一点创新就是区际关系没有被限制在国内，即区际关系是可以跨国界的。还有就是（3）、（6）、（7）三者的观点都对区内经济及进行了重点强调和研究，同时也注重对区际关系的研究。不过各自的表述有所差异，（3）（6）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而（6）（7）则是将区域经济学认为是决策类型的科学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一）属于经济学科论。
区域经济学在多数的经济学家眼中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相融合的学科，即被分为了应用经济学范围内。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关注和研究宏观、围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但是都却不注重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布局和运动规律问题、产业与空间方面的区域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管理的主要运行机制问题。所以对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实质就是对经济学进行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包括我国官方的大多数区域都认为经济学科内包括区域经济学。
（二）属于地理学科论。
针对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是最近多数地理学家的观点。尤是针对区域地理经济学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经济地域内如何建立较为完善的经济系统、布置地域内的产业布局，进而使得空间内的产业布局结构较为合理。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是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布局。因此，比较二者可发现研究对象几乎相同，且很多的经济地理学家后来都开始事区域经济研究工作。所以地理学内应包括区域经济学。
（三）属于边缘学科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既不是经济学范围又不是地理学范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边缘性质的学科。虽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与地理学内容类似，同时也对区域差异和条件分析持重视态度；不过区域经济学也是与经济学相同，对经济学内的企业、产业、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也是比较注重。研究者的群体中包含着经济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因此，将区域经济学看作为两者的边缘学科，对经济学与地理学两者的精华内容进行吸取，并对进行全面发展。
我们的观点则是，看一门学科是否有这比较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实践功能强大与否。即根据问题出发，结合实践内容而跨学科的主要攻关是奔着学科、市场以及实际实践的需要而说的，也是未来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所以将区域经济学科视为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边缘学科是更有利于将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功能发挥极致。
三、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规律性
（一）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区域资源由于受到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方面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与空间配置开始出现不平衡性。虽然平衡是暂时性的，但不是绝对性的不平衡。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的空间不平衡分布的恒久性在全球角度下来看主要是自然环境对进行了主导作用。而部分地区和国家不平衡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则会由于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条件的综合作用出现相对稳定；如果再根据一个国家的一级行政区进行分析，则区内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不平衡，由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之间的差异而使得存在普遍性。因此，那种盲目的追求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而忽略了实际情况，除了让预期目的实现出现困难之外，还能够让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使得宏观效益得以下降。
（二）时间规律的阶段性。
根据时间规律来分析，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过程，分析每个区域的以前、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过程都会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的变化而表现出每个时期各个的特点，所以就会由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也是当地的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主要体现。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发展阶段的，深圳就是一个发展的特殊例子，不过该种跳跃式、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现的。
（三）动力机制人地互动性问题。
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时间规律是区域的阶段性，那么空间规律就非不平衡性莫属了，区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人地互动性。而人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则就是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地之间关系的互动和综合平衡是区域发展应重要关注的，同时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
四、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一）新区位因素研究。
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生产技术以及地理位置等是研究传统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区位因素，并且对于自然资源、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重视程度更大，但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忽略了，该状况在我国区域研究和原苏联的区域研究突出更加明显。新型的区域经济学在对传统区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网络、市场、信息技术、政策、外资等新位因素研究重视程度更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一系列新区位的影响因素。并且他们试着想根据数学相关模型来解释这些新区位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这与传统区域经济学对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有差异。
（二）新地域运动规律研究。
1.新地域运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要探讨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地域运动之间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主要原因，发现限制因素，并分析几个因素间的互相作用模式。
2.新地域运动的空间模式及演化规律研究。要研究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之间地域运动的功能与构成要素、空间组成模式，并分析这些空间模式的不同演化规律。
3.新地域运动的城市效应研究。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分析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规模、性质、空间组织所造成的影响机理，并根据这个基础，分析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三）新空间集聚研究。
1.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研究。对报酬递增和集聚空间的研究内容在早期是阿瑟、维纳布尔斯和克鲁格曼等人开展的。根据形成专业化和贸易方面的报酬递增、经济规模以及不完全竞争相比于报酬更加稳定、完全竞争的相对优势是更加重要。使得报酬递增的主要因素、技术、市场等并不是国内也不是国际上的规模，而是一个区域经济通过集聚而逐渐形成的。每个学者对于报酬递增在空间集聚过程中的形式强调是不同的。例如，维纳布尔斯、克鲁格曼研究得出的模型里将技术溢出、劳动力市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三个外在因素作为集聚的动力，是这些外在因素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开始集聚。
2.区域成长与空间集聚研究。区域增长与空间集聚两者存在的内在联系是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强调对象，人们研究区域集聚的兴趣来源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在增加内生增长变量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改进大前提下得出了新增长理论。据分析沙拉马丁和巴罗的研究成果，国际之间的新古典集聚模型没有国内的区际之间的实用性强。主要是由于同一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的文化、政府管制政策、技术、立法体系等工业发展因素都是比较相似的。因此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集聚比国际方面的集聚形式实现比较容易。
市场的交通费用、波及范围、区域间劳动力可移动性等都是根据区际经济活动的扩散与集聚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得以提升，并使得空间集聚开始向更大范围发生，边缘与核心区之间的差距也将变得更大，进而导致空间不平衡性情况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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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滕少霞，骆玲.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整合与分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1）.
[3]杨开忠.区域经济学概念分支与学派[J].经济学动态，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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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课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作为研究生研究的专业学科而设立起来。产业经济学是归属于应用经济学中的一个学科。从国外传入我国时，已经时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它的理论内容，已经时一个较为全面的系统。在实际经济交易过程中，是能够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重要部分，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理论是一个整体，能够起到应用经济性质。
二、产业经济学概述
（一）产业经济学概念
产业经济学结合了产业分析和产业政策，包含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内容，是相对较新的应用经济学下的一门学科。从西方的相关经济学，主要从产业内外关系以及企业组织的结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因此产业经济学，主要是产业组织理论为主，可以称为产业组织学这个称号。在国际期刊上，可以看到国外经济学上和管理学的相关内容出发，作为核心的主要学科教学中心，高校主要相关的课程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加入微观经济学的讨论，同时注入计量经济学体现其应用性质，还要就是产业经济学，这些都是学生必考或者参考较多的课程。
（二）产业经济学理论国际发展
产业经济学理论，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提到注意市场分工以及机制等问题，这样的理论与英国经济学家在十九世纪提出的经济规模效应，从垄断引起的竞争，提出一定的矛盾。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就是产业经济学的重点。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经验主义，这是产业经济学的初步组织理论化过程。到了六十年代，提出的市场的机构和行为、绩效等，这些确立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有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探讨，更多的西方学者，从产业组织的相关内容，结合了博弈论等相关内容，指出了产业经济学的战略性分析。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国内发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参与者愈来愈多。到了九十年代，产业经济学理论到了这时，才进入高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有了许多众多的研究成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学科发展的多样化，人才需求的精细化，这就促进了科目的发展。在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中，产业经济学从各个行业出发，按照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各研究机构和高校，都设定有相关的科目，产业经济学，也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科，逐渐受到重视。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一）从现代经济学科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学上看，产业经济学作为众多内容中的一个体系，内容较为完整。从经济内容体系中去看产业经济学，它随着经济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升，也越来越规范化和广泛化。作为二级学科，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殊性。产业经济学展示的是组织产业结构的特殊性，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规律的潜在规律，更能够成为人们进行经济行为的工具。产业经济学理论，不仅从概念上，展示其专业的细化特质，更从其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经济的产业分析的深入化。产业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更能够促进整体现代经济的发展。
（二）从微观经济学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产业经济学理论，也是对其深入和细化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细化分析，这些都是为了找到经济运行规律服务的。只有对各个研究，才能看到企业经济学的个体作用，更能够从社会发展中，找到其相应的经济位置，从根本规律出发，找到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组织结构地位，促进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化和完善化，这也是和产业经济学的相关企业分工特点，相符合的一个特性。
（三）从宏观经济学上分析产业经济学理论地位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可以看到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政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这样的关系，不仅仅是促进作用，还有阻碍和停滞不前的时期。但是每个时期，都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结合相关的理论框架，从而发展经济。产业经济学从这样的整体出发，结合当前国民经济的特点，从而对经济结构能够起到广域上的整体量上的促进，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和深入化。产业经济学理论，是能够和宏观经济学的个量上的促进，更能够多方面的促进。
四、产业经济学应用性质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经济性质
产业经济学理论，可以从其理论经济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学基础为导向，结合基本的研究规律能够促进整个经济制度的公平化发展，更能够提高经济理论发展的效率。从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出发，从经济体制的相关功能，能够促进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更能够使得经济发展的模式多样化。经济模式和经济活动的相关规律，可以包含众多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让其更实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经济性质，就是结合实际情况，使其更加具体化和实用性增强。
（二）产业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性质
产业经济学在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其应用经济性质，从其研究的相关课题上看，产业经济学的性质，不仅仅包括规模经济的相关讨论，也不只是相关的竞争问题和垄断问题，其中相关合并和产业结构发展问题，应该注意到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性结合。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产业经济学的应用性质，从国家的不同特点，地区的不同情况出发，应该是符合当地特殊的情况的。这样的发展过程才能够促进产业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性质，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促进产业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性质的凸显。
（三）经济学理论对应用性质的影响
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从市场的经济出发，结合经济发展秩序，从社会的实用性出发，从而得到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各种经济哲学中的相关理论的有效性。对于产业经济学的有用性质的凸显，是结合经济学理论而得出的。从凯恩斯的相关历史局限性，就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哲学的发展，不仅从经济角度，更对社会角度，能够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经济结构也是根据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出发，这样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产业经济理论和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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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贸易领域的各种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学科，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统领学科发展的理论核心，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摇摆不定，其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宽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和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从而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借鉴产业组织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成果来重建贸易经济学（夏春玉、丁涛，2011；冉净斐、文启湘，2004；石明明、张小军，2009），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受制于理论内核界定的模糊，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科学研究纲领标准的评价，理论创新路径也不够明晰。因此，与其他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相比，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从主流经济学对贸易理论研究看，经济学说史上解释贸易产生和发展的贸易理论与分工深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这主要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国际产业间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国际分工现象是难以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来解释，而新贸易理论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商品模式、贸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研究产品生产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间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这属于早期的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随着分工深化，服务不仅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贸易标的，而且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组织和不完全契约的分析范式，进一步丰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内容和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动因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如Dixit和Grossman（1982）认为生产分割为不同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创造产品内贸易利益的基础b 3592，而卢锋（2004）则认为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存在差异。
随着分工深化，一些学者考虑分工机制的内生演进，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解释贸易的产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鲁格曼（1979）等从产品种类数的内生性分析贸易对生产规模和参与贸易国家的福利影响，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虑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性。杨小凯（1992）等对分工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特点是内生均衡的移动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比较利益会内生地创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国内贸易自然会延伸到国际贸易。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贸易经济学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学研究纲领应有一个公有的理论“内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为主线探索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标准分析贸易经济学的“保护带”和“启示法”，并试图从内核、保护带、启示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贸易经济学严整的知识体系，最后提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二、分工深化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础
自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后，分工深化不断促进贸易发展，不仅促进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种增长，而且使交换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交换是最微观和最基础的活动，贸易是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分工深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而且提升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交易效率，从而形成报酬递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为主线，不仅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
（一）分工深化扩大市场规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次，市场规模与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进的。杨格（1928）提出著名的杨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经济，或其它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论证市场的大小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分工水平，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品种和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报酬递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收益
按照杨格的论述，分工可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分工深化，在生产中不断引入迂回或间接生产方式使用劳动可增进专业化水平和收益。对个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决策内生决定，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来自于人力资本报酬递增。
另外，随着产品工序和间接链条迂回生产方式的不断引入，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高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内生地选择不同技术水平和雇佣不同类型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认为企业异质性会内生行业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链链条得到延伸，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发挥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边际贡献，减少重复学习时间和费用，并通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动技术进步
分工深化还推动技术进步。马歇尔认为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是同时并进的，机械改良使得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业习惯、流通组织的变革。
技术进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加强报酬递增的力量，从而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近几十年来流通创新为例，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极大地扩展市场范围，增进人类交易能力。而以光纤通信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而且降低通信损耗，这极大降低了由于信息传输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流，监督和协调其分散的贸易活动，并对相关业务信息快速进行存贮、分析和处理，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支持。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贸易组织的创新，催生供应链战略联盟、价值链集成商、品牌运营商等新的贸易组织方式的出现。而这些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形式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搜寻的成本和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贸易量。分工深化还不断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减少交易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产品适合引入迂回生产方式，也使产品生产工序、环节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强，并降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交易费用，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围绕分工提出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存在”、“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流通的本质”是贸易经济学不可证伪的公理，构成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商人、商业、商品、交换这些重要的贸易经济学概念也是以分工为思想内核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互换，交易是价值角度的互换，交换是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交换发展为交易（贸易），贸易和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深化不断增进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分工为理论内核也不断推动贸易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
三、以分工为理论内核的贸易经济学“保护带”和“启示法”
（一）贸易经济学中的“反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根据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规则构成，主要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告诉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启示法则告诉研究者寻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同样拥有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应用反面启示法，保卫贸易经济学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内生专业化与分工、贸易产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业态变迁等等，这些关于贸易经济过程、组织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分工这一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分工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理论硬核。在这个过程中，以经验事实不断证实和增加辅助假说保护带内容，这就保护理论内核不受谬误的攻击，从而推动贸易经济学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
（二）贸易经济学中的“正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同时，应用“正面启示法”可改进和发展贸易经济科学中的“可反驳”部分，通过调整和完善“保护带”来发展贸易经济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比如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在不同交易环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或是提高报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推动分工深化。分工动力机制有资源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有市场规模和内生比较优势。具体分工环境中新的潜在获利机会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础，也就催生新的贸易运行方式，影响贸易主体行为。“正面启示法”通过界定具体分工环境中交易条件，对某一种分工形式产生的报酬增进和交易费用节约进行阐释，从而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保护带”贸易产生原因，而分工内核则不可否定和反驳。
正面启示法比反面启示法灵活，当一个纲领进入到退化阶段，正面启示法一个小小的革命或创造性的转换会再次推动纲领的前进。例如，针对“批发无用论”，其解释主要在于，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场内生出降低产品技术信息甄别费用的需求，企业自创品牌与自建营销网络将导致专业市场的瓦解。采用正面启示法，一些学者以规模报酬递增替换规模报酬递增不变的假设，考虑批发市场拓展对分工交易可靠性影响，从而构筑以批发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内生报酬递增机制和区际分工协作网络，并寻求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力地对“批发无用论”进行反驳，推动贸易经济学批发商业理论的发展。
因此，贸易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同时存在一组保护分工内核的“保护带”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由理论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部分构成贸易经济学严整有机的理论体系（见表1）。
（三）贸易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
在分工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础上，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见表2），并通过具体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贸易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四、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依循分工的理论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的划分，按照分工一交换一（贸易、流通、商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贸易成因与发展、贸易实现以及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内容（见图1）。贸易成因与发展是贸易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根基，贸易实现是贸易经济学基本理论在总体和宏观领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是贸易资本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
（一）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
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以分工深化为主线，围绕贸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包括：（1）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从两个视角分析贸易的互利性，一是趋异视角，从价格、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二是趋同视角，从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2）贸易互利的普遍性。贸易运行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提高贸易效率的途径，主要解释分工与专业化如何增进贸易（流通）效率，侧重于解决专业化和交易费用冲突下贸易效率的发展问题。（3）贸易互利的均衡性。贸易利益的分配；宏观贸易政策体系（贸易促进政策、国际化政策、现代化政策、贸易安全政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创新。主要涉及产业链的产销衔接、国内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发展、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同。
（二）贸易实现理论
贸易实现理论具体包括贸易时间实现、空间实现、利益实现和实现形式四个方面内容：（1）贸易时间实现，即不同产业背景下贸易时间实现方式问题。包括贸易时间价值、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贸易实现中的时间差异与套利行为、流通运行速度等内容。（2）贸易空间实现。贸易空间的分工基础与运行条件；贸易空间效应（点：聚集效应；线：伸缩效应；面：网络效应）；零售商圈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3）贸易利益实现。流通效率的综合评价；流通费用、成本、利润构成与核算方法。（4）贸易实现的形式。即供求形式、价格形式、支持与补贴；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运行过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
贸易活动的人格化研究贸易资本微观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规律，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商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商业的分工体系，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商业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包括：（1）贸易活动人格化。贸易主体的投资、经营；商业企业的购、运、存、销；商业企业的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商业盈利模式。（2）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组织功能是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贸易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复制；贸易企业的经济联系方式；商业企业与非专业化商业企业的融合等方面内容。（3）商业产业。包含商业市场结构；零售、批发商业的分工。（4）商业产业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促进商业领域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包括：商业管理体制环境、商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管制目标、管制工具选择（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手段）。
五、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现实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贸易经济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对新的贸易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对贸易现象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和要素内分工深化及其与国际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贸易的范畴。为此，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遵循科学的理论创新路径，推动研究纲领的不断进步。
（一）坚持分工的理论内核
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应明确和坚持分工作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用启示法，构建辅助假说和保护带，将针对分工内核的反驳转向保护带。例如，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演进，对于分工基础变化而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可以通过修改和替换保护带（贸易产生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无论是产业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的理论内核是不容动摇，贸易是基于分工基础的交换也是不容反驳的。
（二）不断发展替换退化的保护带
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学学者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整替换保护带，一定程度上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观察现象的反对。如“无流通论”、“批发无用论”等等，贸易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反例”的观察现象，将反证据变成证认的证据，而这些反常必须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保护分工内核不受到反例的攻击。
篇13
从增值税的角度考察税收中性或许是有意义的，本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增值税是由销售税衍变而来的，它“是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奥克兰认为，“由于只对增值而不是对全部收入征税，增值税避免了许多形式的销售税所具有的多阶段征税的特点，即消除了在销售的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对同样的投人重复征税。”较之公司利润税，增值税更符合利益原则，不仅使企业在税负方面更为平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增值税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显然，增值税以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与中性税收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普遍原则是相契合的。仔细观察下来，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中，由以所得为基础的税制向以消费为基础的税制转变，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其中，尤其是要求实行增值税的呼声最大。而大多已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增值税已成为永久性税种。增值税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人们对“税收中性”思想的认同，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增值税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缺陷，其“中性”的实现程度与其税制要素的安排直接相关，不同的要素安排方式对资本积累的激励作用是不相同的。当然，最致命的是采用增值税，很可能会因管理成本和缴付成本的提高而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大。然而，又有哪一个税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呢？相对而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增值税可以在促进税收增加的同时又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中性税收思想的理念。或许，奥克兰是正确的，“增值税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人们因偏好的不同对利益的理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二、税收中性与收入非中性：效率原则的扩展
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以其内在的优势可以为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更为有意义的或许是与一些税种相比较它所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增值税虽然是由企业缴纳，但最终却是由消费者和要素提供者负担，这大约是在各种中性税收举措中，增值税被广为采用的原因之一。然而，也由于增值税自身所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奥克兰才会认为政治因素会影响这一税种的推广。政治因素的涉入，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性税收和税制改革果真是“中性”的吗？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政府为什么要选择中性税收？
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收入中性的税收理论的假定前提，即“税收水平不是税收结构本身的一个函数”是不成立的。从政府收入最大化这一前提出发，“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税基不会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改变，却会增加政府征收的收入量。”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中性税收思想思考前提是经济角度的，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所以要从中性立场出发，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布伦南和布坎南的论证，却是经济角度与政治角度相结合，认为税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同时还包括政治收益。所以他们认为“当考虑到政治体制时，由于税收的政治成本降低了，所以任何宣称以较低的税收超额负担来征收等量税收的收入中性的税改尝试，实际上会导致增加收入。”
以1997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为例，其主要内容是：（1）对资本利得减税，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调整对出售主要自用住宅所取得的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政策；（2）调整儿童扣税额；（3）提高对个人退休帐户的税收优惠；（4）增加对个人教育费用的税收优惠；（5）增加遗产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显然，这里体现了政府鼓励储蓄、促进投资、支持教育和社会稳定的愿望。很明显，美国1997年的税制改革方案事实上是一个减少税收的方案。或许“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是对此次税制改革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解。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财政赤字有了较大的缓解，组织收入的压力为之一轻，而通过减税则可以更好地刺激乃至支持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这似应是本次税制改革的着眼点。考虑到税收与gdp之间所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其结果将是政府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税制改革除了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外，还会得到较大的政治收益。这无疑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效率的实现。
税制改革从税收中性前提出发，却得到收入“非中性”的结果，这一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看来以往的那种狭义的效率原则已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效率或许已成为一种手段。对现代政府而言，税收政策已成为实现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均衡的一种调节因素。所以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税收政策，都应是政府保证社会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安排而已，其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取向。不要忘记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其政策安排的意义在于寻找到一个实现社会均衡的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