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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和金融衰退,阿根廷开始进行经济和银行监管改革｡银行监管政策鼓励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在自由化进程中创立了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戏剧性结合的BASIC银行监管体系｡BASIC银行监管体系提高了阿根廷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阿根廷经受了亚洲､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的考验｡阿根廷现行的银行监管体系被认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到三个最成功的案例之一｡1998年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监管质量的比较中,阿根廷与香港评级(21分)并列第二名,略次于新加坡｡阿根廷的银行监管改革经验对于我国改革银行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阿根廷BASIC银行监管体系
阿根廷BASIC银行监管体系是债券(B-BOnds)､审计(A-AudiTing)､监管(S-Supervi-siOn)､信息(I-InFOrmaTiOn)和信用评级(C-Cred-iTRaTing)五个要素的缩写｡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信息(I)是实施有效市场约束和银行监管的前提条件｡为提高银行信息的透明度,阿根廷监管机构不仅公开披露汇总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监管比率､业绩比率,同时还公开披露各行的不良贷款和拨备的详细情况｡征信系统中包含所有50美元以上的每笔贷款的详细情况,如借款人名称及其唯一的身份编号､贷款银行名称､贷款额､贷款分类结果(阿根廷也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担保的详细情况｡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网站免费查询到每一借款人的信息｡
审计(A)指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开披露信息的审计｡信息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信息的数量和可获得性,还取决于信息的质量｡为确保银行业公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性,中央银行经审查确定了有资格对银行业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清单｡同时,为保证审计质量,法律规定审计机构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金融债券,如果出现审计质量问题,这些债券将被没收,同时被取消金融审计资格｡此外,中央银行对最低审计要求制订了严格的指引,还对审计过程实施监管,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提高公开披露的信息质量,是实施有效市场约束的前提条件｡
监管(S)是指监管者对银行实行CAMELS评级的过程｡评级结果与很多监管措施挂钩｡如评级结果要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挂钩,评级结果越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高｡
债券(B)是指法律规定,阿根廷的银行每年必须发行相当于存款总额2%的次级债｡采取这种监管措施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银行如果被迫到市场上发行次级债､吸引机构投资者参加,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向债券持有人和监管者披露信息,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二是次级债公开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可以即时反映银行的风险程度,为银行监管和市场约束提供市场信息;三是持有次级债的高级投资者对银行的索取权仅优于股东,银行如果出现偿付危机时,他们将会遭受很大损失,这将会激励机构投资者对银行实施有效市场约束｡
信用评级(C)是指中央银行要求银行必须获得国际上活跃的四大评级机构之一出具的评级结果｡信贷评级的要求可以使得广大公众在不了解复杂的银行业务的情况下,通过简单的银行评级结果对银行的风险程度做出判断,并据此通过存款转移､要求较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对银行实施市场约束｡
此外,为了强化市场纪律,阿根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严格的有限的安全网｡阿根廷的有限存款保险体系完全是由私人投资的､有限的存款保险,同时对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些都使得存款人面临存款损失的风险,从而有利于激励存款人对银行实施市场约束;二,中央政府鼓励省级政府控股的银行的私有化;三,银行必须满足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要求,且这些要求与银行的评级结果､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挂钩,评级结果和监管评价要高,则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要求越低;四,阿根廷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本国金融市场与本国银行进行竞争｡充分的市场竞争一方面有利于促进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的能力｡
二､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市场约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提高信息透明度
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要提高银行业信息的透明度,解决银行和存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阿根廷BASIC银行监管体系的5个要素都是为了提高信息透明度､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的可用性｡
而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I)的透明度不高｡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但这一系统目前只对商业银行开放,而不能对所有公众开放｡公众无法通过这一系统了解每家银行的风险程度｡系统中的贷款分类信息并没有经过外部审计师的强制审计,因此,信息的真实准确性不能得到保证｡二是审计(A)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尽管大多数银行的年度报表都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但我国尚未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进行准入管理,审计质量存在一定差别;三是监管(S)信息不透明｡我国已经开始实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CAMELS评级,对其他类金融机构尚未实施监管评级｡但评级结果并不对公众公开,不利于公众利用评级结果对银行的综合经营状况作出判断;四是次级债(B)的发行尚未成为市场约束的一种手段｡我国很多家银行都已经发行了次级债,但我国次级债仅是资本补充的一种手段,由各家银行相互持有｡由于各行都预期政府会对银行承担隐性担保,因此,各行发行次级债的利率､发行量并不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程度,机构投资者并不能通过这一手段约束银行,次级债的发行不能起到揭示银行风险信息的作用;五是信贷评级(C)制度尚未实施｡我国大多数银行没有取得并公布国际活跃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不利于包括存款人在内的广大公众利用国际评级结果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作出判断｡以上各方面都反映了我国对银行业实施有效市场约束所需要的信息仍然很不充分,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仍很严重｡
(二)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提高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的激励
充足的信息仅是实施有效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市场约束发挥效用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为包括存款人在内的广大公众提供对银行实施市场约束的激励｡如,阿根廷实施的有限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在银行倒闭时,只能得到有限的补偿｡而且,阿根廷存款保险公司完全是利用私人资本建立起来的,私人公司经营的目标必然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存款保险公司完全按照法律和商业原则操作,而不是如我国或其他国家一样为存款提供完全的隐性或显性存款保险｡由于银行破产将会给存款人带来损失,这就会激励广大存款人对风险程度较高的银行要求较高的存款利率或通过将存款转移到较为安全的银行的方式实施市场约束｡而我国虽然尚未建立完全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处置破产金融机构时,对存款人往往提供完全的补偿,存款人不必担心存款资金的安全,存款放在任何一家银行都是安全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存款人丧失了对银行实施市场约束的动机｡
(三)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提高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的能力
为促进市场竞争,阿根廷允许外资银行自由进入,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了存款人可以选择的银行范围,提高了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的能力｡我国自2006年12月11日后,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居民可以选择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范围加大,金融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大,这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存款人对银行实施市场约束的能力｡
(四)实施市场约束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的配合
阿根廷BASIC银行监管体系可以作为任何一个希望培育银行监管的市场约束机制的国家的榜样｡但这些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的支持｡很多国家,如1982年的智利､1984年的美国､1991年的委内瑞拉,尽管缺少法律支持,但这些国家仍为存款人提供了完全的存款保险｡而阿根廷在1995年的金融危机中,政府选择了关闭破产银行,允许这些银行的存款者损失了他们的绝大部分存款｡政府承诺实施低通货膨胀政策､治力于银行系统的改革,限制大规模的对银行实施救助行为的支出和对银行实施的其他干预｡阿根廷的监管体系在其他国家的成功运用也需要政府真正支持金融改革､限制对破产银行的救助行为的政治环境｡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一方面是要吸收引进先进的监管技术和方法,但更重要的､也是更困难的是创造一个使得有效银行监管体系发挥作用的良好政治环境｡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对存款人的基本存款保险制度,为维护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承担对破产机构的救助责任和对存款人的完全的隐性存款保险,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对银行业实施有效市场约束的政治环境｡
(五)有效发挥市场约束作用,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我国目前的银行监管体系仍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市场约束发挥的作用很小,而政府监管由于受到资源､技术､人力､信息等方面的限制,监管的有效性仍然不高｡因此,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有必要借鉴阿根廷的经验,有效发挥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为此,一是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在符合保密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信贷质量信息､风险程度､监管评级､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结果等各方面的信息,同时要加强对信息披露的审计工作,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二是要建立适当的制度,为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提供激励｡这就要求我国逐步取消完全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取消对破产机构的无条件的救助制度,建立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只对存款提供部分保险,允许清偿力不足的银行破产,存款人要为不审慎地选择存款机构承担损失,这样就会激励广大存款人实施对银行的市场约束;三是要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为存款人实施市场约束提供空间｡一方面要允许更多的外资机构进入,另一方面要逐步放开存款利率,使得存款利率能够反映银行的风险程度;四是要培育实施有效市场约束的政治环境｡政府要承诺不对问题机构提供完全救助政策,不再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行为,维持低通货膨胀率的稳定的市场环境,提高货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和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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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
(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
(3)居民人口不太多；
(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
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
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
(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
(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
(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
(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
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最后，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
(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
(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
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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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资银行与监管溢出效应
外资银行进入主要有两种形式：分行(Branch)与子行（Subsidiary)，不同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机构间的债务关系及各国监管机构间的责任划分。分行是外国银行在东道国开设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东道国法律上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只是外国银行经营实体在东道国的延伸，其法律责任由总行承担。分行与总行在债权债务上存在连带责任，按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外资银行分行流动性的监管责任主要在于东道国监管机构，清偿能力的监管责任主要在于母国监管机构，同时在银行于各地所从事的全部业务的基础上，母国监管机构对其所辖银行或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分行的主要监管责任在于母国监管机构。子行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在东道国内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东道国可以采取适用于本国其他银行的监管手段如资本要求、检查、审计、贷款限制等措施以确保子行的安全稳健经营。
银行监管限制了银行某些业务的开展，因而，监管不利于银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在实行监管收费的国家，这一影响更为明显。外资银行进入后，与本国银行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本国银行的利润不但取决于本国监管机构对它们自身的监管强度，也取决于外国监管机构对外国竞争者的监管强度。由于银行监管可增强银行系统稳定性，提高金融体系效率，进而增进社会福利，这可视为监管所带来的收益。外资银行进入后，在本国与外国之间存在监管的溢出效应，即一国更高的监管强度不但增加了国内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而且通过降低银行失败的可能性，使在本国经营及与本国银行往来的外国银行受益。但监管显然需要监管成本，对银行体系而言包括体制成本、服从成本和结构成本等，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比如压制金融创新、损害竞争等。监管溢出效应意味着，本国付出监管成本带来的监管收益，不单由本国所享受，而且被外国获得。也就是说，本国不能将其监管收益内部化，为避免这种免费搭车现象，一国监管者可能选择比最优监管更低的监管强度，各国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金融系统安全性降低，从而降低总福利。因而，为有效监管外资银行，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
二、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流
监管合作应采用分权制还是集权制，即由各国监管机构行使监管职责，还是各国监管机构组成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实施监管?针对这个问题，尚没有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权制与集权制都提出了可接受的理由。主张采用集权制的观点认为，由于监管的外部性，监管机构关注的是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本国银行的利润，因而各国单独监管将导致监管的宽松与监管不足。正如前文所说，在不能将其收益内部化情况下，各国监管者将选择低于最优状态的监管强度。进一步地，监管者会竞相降低监管强度，为本国银行获得某种竞争优势，在总体上降低对银行的监管，从而带来外部性的次级效应。从危机处置角度，如果外资银行陷于困境，各国监管机构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容易忽视对方国家的利益。因而，在银行危机处置中，可能出现谁都不愿先行动，而等待对方先行动，搭对方便车现象。因为后行动方可以通过先行动方的行为获得更多信息，进而采取策略行为，使自己处于更优地位。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往往贻误处置的最佳时机，造成损失扩大。
主张分权制的主要理由来自于监管俘获理论，即监管机构可能被其监管的机构所俘获，从而为受监管机构谋利而损害社会整体福利。有研究者发现，监管者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监管俘获。存在多个监管机构时，被监管机构对监管机构的俘获成本更高，俘获难度更大，而单一监管机构更容易被俘获。
笔者认为，即使集权制更为高效，但除非政治上紧密联系，而且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高，否则很难形成统一的监管联盟。实际上，即使在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尽管有超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制定区内银行监管的共同标准，但各国仍然享有相对独立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欧盟本身也允许这种差异的存在，并提供正式的渠道与组织对这种差异进行协调(Stephanie Stolz,2002)。因而，国家之间的监管合作，更为现实的形式是双边之间的安排，比如谅解备忘录。
监管合作中，重要的是监管信息的交流。巴塞尔委员会作为推动国际银行业监管协调的最主要的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的协定，对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1990年巴塞尔补充协定，认为只有在双向信息交流可靠时，才能实现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信任；1996年的“跨境银行监管”，提出了一些减少跨境有效监管障碍的建议，要求东道国有义务向母国监管机构提供必要的信息，而母国监管机构则要保证银行总行提交的信息的准确性；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准则”，重申母国并表监管原则，母国监管机构应确定母行不但对其海外分行而且对海外合资银行和子行实施了适当监督，而东道国则必须要求在其境内的外资银行至少达到本地行的监管强度，同时在各个监管机构间建立信息交流制度，东道国监管机构有权获得母国监管机构所掌握的信息。
按巴塞尔协定，外国银行分行的主要监管责任在母国的监管机构，而母国监管机构要能实施有效的监管，必须及时获知有关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信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母国监管机构对海外分支机构难于获取足够信息。首先，对海外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的获取有赖于东道国的合作，而东道国银行保密法的存在使母国监管机构无法获得银行的详细资料，特别是在一些国际金融中心，严格的保密规定是其兴起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也得到所在国政府的坚决维护；其次，银行业作为信息高度密集行业，信息对其经营至关重要。对于银行本身而言，监管信息存在着大量商业秘密，不仅包含了外资银行分行在东道国市场的大量经营信息，也与外资银行母行在母国经营密切相关，跨国银行有隐瞒信息的内在激励；对监管机构而言，各国监管机构主要为本国利益负责。东道国与母国监管机构分别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提供的监管信息将对本国利益不利，那很可能不愿提供完全信息。作为具有与母国监管者不同利益偏好的东道国监管者，具有向母国监管者错误报告其所拥有的私有信息以达到其结果的动机。同时，银行业仍是管制最严格的行业之一，各国监管者也存在防范他国监管者获取本国银行业信息的内在动机。第二，母国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实施的并表监管原则，可能导致母国监管责任的某种延伸(巴塞尔委员会，P502)，母国监管当局认为东道国不能有效监管东道国境内的母国银行时，可以将其监管权适用于该银行。监管延伸可能使东道国监管机构拒绝合作，不及时提供东道国分支行的信息，还可能拒绝母国监管机构到其境内实施现场检查。没有足够的信息，并表监管也就无从谈起。实践上，限制母国监管机构对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实施现场检查是很多国家的通常做法。退一步说，即使东道国监管机构主观上愿意就其信息与母国监管者交流，但在资产负债表上的硬信息易传递而软信息则不易，如借款人的非正式信息、对有关银行机构可能陷于困境的市场传闻却难于量化，传递过程中必然出现失真。
另一方面，母国东道国监管机构对监管信息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也可能影响信息交流。由于不同国家从事监管的方法和深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东道国监管者可能无法确定什么信息对母国监管者是有关和有用的；而对母国监管机构来说，它们可能觉得没有必要联络东道国监管当局以获取信息，当外国分行与母行相比很小且活动不引人注目时更是如此。当母国监管机构是以并表报告为基础且不存在母国检查时，母国监管机构可能无法发现国外机构的重大问题，东道国通常更容易发现这些问题，但往往难以判断哪些信息对母国监管机构是重要的。
三、监管合作的完善
外资银行进入后，由于母国监管机构与东道国监管机构利益的不一致，监管信息交流存在障碍，在难以完整地获得监管信息的情况下，监管的有效性也就无从谈起。银行跨国经营过程中，监管合作不足已经并还将对一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在银行跨国经营活动更为普遍、银行集团经营行为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完善监管合作显得犹为迫切。在目前的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鉴于“委员会的决议不具备，亦从未试图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各国并无遵守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各种决议的法定义务，即使认同决议，各国也保留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完善监管合作更为现实的做法是，母国监管机构与东道国监管机构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对一些关键问题予以明确。
首先，相互认可对方工作，确保监管信息交流。针对目前跨国银行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及可能导致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的互不信任，在外资银行设立前，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应达成监管合作协议，相互承认彼此的监管工作。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银行的负担和成本。同时，签订协议的过程，也就是对对方监管能力互相考察的过程。只要双方签订了协议，就意味着认可了对方的监管能力，从而避免由于监管延伸而导致双方之间的不合作。Enria与Vesala提出建立各国监管机构间信息交流的显性安排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个监管机构间作出事前承诺，在各自法律允许条件下，能向对方提供哪些监管信息，这一承诺可经事后证实。例如，通过规定东道国业务在银行机构整体中的重要性标准，确保来自于东道国的市场监管信息能及时传递给母国监管者；当资本低于某一比例时，母国监管者应通知东道国监管者；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连贯性，谅解备忘录应标准化，明确监管信息交流的程序、内容与频率等；二是通过对违反协议的某种惩罚机制，以确保得到遵从。
其次，明确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影响一家银行稳定的，不仅有流动性、清偿力问题，最后贷款人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对外资银行分行，由于母国与东道国的不同利益，东道国可能等待母国救援，而母国则希望东道国救援，当外资银行分行对其母国影响较小而对东道国影响较大时更是如此。因而，明确哪方该承担外资银行分行的最后贷款人责任，在防止损失扩大方面意义重大。是否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关键看危机银行的倒闭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无论是由一方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还是双方按比例分担，都应事先做出规定，防止一旦出现问题时等待观望的机会主义行为。
另外，如果跨国银行在母国的业务在其整个业务中所占份额明显偏小，则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的不是跨国银行的注册地监管机构而应是其主要业务所在地的监管机构。此类银行一遭遇失败，其主要损失是由注册地以外的存款人或存款保险机构等相关利益人承担的。假如由其母国承担主要监管责任，存在的问题一是其母国不愿承担监管责任。一些离岸金融中心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其宽松的监管环境。如果实行严格的监管，此类金融中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只要其仍然希望作为金融中心获得利益，该国就不愿承担主要监管责任。况且，银行失败的主要损失由他国利益相关人来承担，母国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地对其监管呢?二是其母国无力承担主要监管责任。银行主要业务不在当地开展，母国监管当局难以获知足够的信息对其进行适当的监管。这种情况下，应由其主要业务所在地的监管当局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避免某些银行为规避监管竞相到监管宽松的金融中心注册，而其主要业务却在海外开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1]Stephanie Stolz. Banking supervision in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MU. CESifo 工作论文，2002
[2]Dag Dalen and Trond Olsen.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multi-national banking. CESifo 工作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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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的概念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麦考利在2007年率先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一整套被杠杆化的非银行投资管道、载体与结构"，意指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与传统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分为政府支持的影子银行体系、"内部"影子银行体系和"外部"影子银行体系，主体为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机构等。中国金融创新程度相对较低，资产证券化发展并不成熟，影子银行的发展刚起步，尚未规范成熟，但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新焦点。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典型形式及其影响
根据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分析当前我国影子银行的基本类型，可总结出我国当前的影子银行主要有以下五大类。
（一）委托贷款及其风险分析
委托贷款是指由委托人提供合法来源的资金，委托业务银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业务。在实际运作中，委托贷款基本上与商业银行信贷无异，只是利率水平随行就市。其中，上市公司参与委托贷款最为典型。2011年以来，宏观调控趋紧以及上市公司存在超募资金，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委托贷款。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披露的数据，剔除上市银行和保险公司后，2013年有41家上市公司发放贷款及垫资金额合计319.24亿元，较上年增长46.21%。委托贷款的巨幅增长已经对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利影响。
从各上市公司公告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在对外提供委托贷款时，贷款利率都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有多笔委托贷款的利率甚至超过了20%，存在较大的利率风险和贷款逾期风险。同时，部分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业务带来的利润甚至超出了主业的利润增长幅度，成为公司整体利润的重要构成部分，导致部分企业热衷于委托贷款而主业衰落，不但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而且不利于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二）银行理财产品及其风险分析
近几年随着居民保值增值的投资意愿增强，购买理财产品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渠道，快速发展的理财业务也成为商业银行调整收入结构与开展业务创新的着力点，部分商业银行还以此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2013年，211家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4.3万余款，募集资金规模约达28.6万亿元人民币，分别较2012年增长了40.3%和29.5%。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快速发展对人民银行宏观调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货币政策执行力度有一定的对冲效应。随着理财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趋于雷同，收益率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但是商业银行普遍存在宣传理财产品高收益、低风险性质，对投资人产生了一定的误导和纠纷，侵害了投资人的利益。部分理财产品已经异化，期限趋短，在功能上有涉嫌变相以高收益违规揽存之嫌。
（三）担保公司及其风险分析
目前国内约有6000余家担保公司，且随着各地高利贷问题的产生，担保公司扮演的影子银行角色日益凸显。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急剧增长隐藏着较大风险。一些融资性担保公司资本实力较弱，风险抵御能力有限，法人治理、内控机制等也有待健全完善。有的银行未严格审核担保公司资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以有效监测和判断担保公司的保证能力。部分资本金不实、结构不合理或将资本金违规投入资本市场等的担保公司可能会对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风险。而且，有的担保公司担保杠杆放大倍数过高，风险加大，甚至还存在违规吸存等问题。
（四）典当行及其风险分析
近年来，典当行作为我国非常典型的影子银行，虽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但其放贷不以信用为条件，不审核当户的信用程度，只注重当户所持典当标的的合法性和价值大小，所以酝酿着较大风险。部分典当行会因为商业银行对其授信门槛较高，资金短缺而卷入高利贷以及违规吸存放贷，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另外典当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加剧，恶化了行业发展前景。部分典当行为了追逐利润，不顾自身实力，在费率的收取上只执行一个费率，没有按规定将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与典当行的综合服务费分开计算。
（五）其他类
除上述几种典型的影子银行外，部分逐利资本也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影子银行。比如，一些没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企业热衷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使得小额贷款行业出现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贷款对象垒大户、贷款额度超过正常水平以及利率越来越高等，甚至有些小额贷款公司有违规吸存现象。作为一种新型的影子银行形式，网络借贷也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井喷增长态势。由于网络借贷市场准入、信息披露以及内部风险管控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规范性文件，网络借贷的经营模式及风险管理还不够完善。
三、我国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建议
（一）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由于影子银行涉及主体较多，对其进行全面监管还存在难度。目前应构建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化影子银行系统风险预警与动态监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并有效的减少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具体建议可分为三点： 第一，监管者应树立宏观监管意识，充分理解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要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社会融资总量统计体系，为宏观审慎分析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数据；第三，要尽快开发并完善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探索逆周期调节机制以及杠杆率动态调节的方法和策略。
（二）稳健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要认真分析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产品的创新。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基础较弱，市场化进程中投资者风险意识和投资行为与成熟市场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应该在强调基础资产真实性、质量等方面的基础上合理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市场推广的过程中要建立严密的评价和检测体系，防止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果减至最小。
（三）加强影子银行信息披露
西方发达国家对影子银行监管的重要经验是强调影子银行体系的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信息披露机制将成为未来对影子银行监管的重点。建议央行充分发挥其市场决策者作用，广泛收集、整理并及时公布影子银行机构的系统性信息，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完善新型影子银行金融监管
针对新型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加快立法进程，逐步探索新型影子银行监管体系。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在属地化管理基础上，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小额贷款行业发展协调机制，要进一步明确行业发展趋势与监管动向，引导小额贷款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网络信贷等新型影子银行，鉴于其对网络的技术性要求较高等特征，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实施注册地属地管理，明确网络信贷的信息披露要求；对有资金沉淀的网络信贷模式，明确资金沉淀的风险管控要求以及利息归属。
参考文献：
[1]李扬.影子银行体系发展与金融创新[J].中国金融，2011（12）.
[2]蒋虹.浅析中国式影子银行[J].经济研究导刊，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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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塞尔协议Ⅲ概述
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对巴塞尔协议（主要是巴塞尔II）做出的更新,它是一套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敦促银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改革措施。与巴II相比，巴Ⅲ在推动单个银行加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同时，更强调一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即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在银行系统层面进行风险监控，防范银行间的风险传递以及风险推移造成的顺周期效应，从而维护金融稳定。
巴Ⅲ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提高了最低资本要求。巴Ⅲ把资本分为3类，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最低要求分别为4.5%、6%、8%。留存超额资本（conservation buffer）为2.5%，逆周期超额资本为0-2.5%，且其必须全部用普通股权益来补充。同时针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二是计划从2013年开始测试双轨运行3%的杠杆比率；三是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两个指标尝试建立流动性监管标准；四是对实施巴Ⅲ安排了较长的过渡期。
二、 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在逻辑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巴Ⅲ出台的还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案和措施，其中以发达国家为主。应该说，巴Ⅲ和这些措施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即通过减少银行风险承担和收益获取的不对称，从而抑制银行，特别是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过度风险追逐。对单个银行来说，巴Ⅲ和其它监管措施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留存或缴纳一定费用来限制金融机构的分红，减轻其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从而防止风险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纳税人；对整个金融系统来说，则是通过将政府给银行，尤其是系统性重要银行的救助成本内部化来避免风险传递和“大而不倒”问题，同时在经济的上下行周期内实现风险平滑，防止经济金融运行的剧烈波动。
目前巴Ⅲ主要成型的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改革，主要措施是通过引入超额资本来达到其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目的，而非大幅提高最低资本要求，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巴Ⅲ的核心思想。留存超额资本和最低资本要求的主要区别在于：最低资本要求属于刚性约束，是认定银行是否具有经营资格的标准，而超额资本属于弹性约束，引入超额资本相当于银行购买了数额相当于其风险溢价的保险，也就是说，最低资本要求防范的是一种必然性，而超额资本防范的是一种可能性。由于此次金融的主要诱因是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因此超额资本一方面对金融体系的风险扩散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缓冲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对银行体系造成较大冲击。应该说，巴Ⅲ对发达经济体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其传统产业优势日渐式微，新技术创新优势尚未显露，发达经济体在短期至中期内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加之其资本市场发达，融资渠道丰富，不需要较快的信贷增速支持经济增长；因此银行信贷增长相对较为平缓，引入超额资本既可满足其资本约束要求，又能缓解银行的风险转嫁行为，而不需要加强银行的硬性资本约束，避免对银行体系造成过大的冲击。
三、 中国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银行业监管政策
为响应巴Ⅲ及国际监管趋势变化，中国银监会也拟定了新的监管框架，引入了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四项新的监管工具。银监会监管要求与巴Ⅲ的比较如表1所示。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始引入差别准备金率工具对银行业进行信贷约束。
四、 中外银行业特征比较分析
考察监管政策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首先要分析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特征。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银行业的地位和职能来看，发达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以及在客户中进行风险和收益的再分配。而中国，到目前为止，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是主要的融资渠道，加之中国对资金价格存在一系列管制，因此境内银行的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资金中介。
其次，从客户结构来看，由于大型企业多选择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银行客户集中在中小企业，甚至是小型或微型企业。如美国本土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其为数众多的客户为小型企业，甚至是3人-5人左右的微型企业。而中国的情况是，由于银行业具有主导地位，银行拥有对客户的选择权，因此，银行可以优先选择资产质量较优、拥有隐性政府信用、风险缓冲较强的大中型企业作为主要客户。考察中国银行业的客户结构，大量贷款集中在1%左右的大型客户中，中小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而一旦发生危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大量中小型企业，因此，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缓冲能力总体上高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
再次，从银行承担的风险来看，发达国家银行业的风险类型较为多元。而对于中国银行业，特定的客户结构和客户类型给其带来了较为单一的、以信用风险为主的风险结构，这相对降低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暴露水平。从银行的负债结构来看，发达国家的银行多承担批发性的大额负债，而境内银行负债则多为分散的社会资金，因而突发性流动性风险弱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不仅如此，境内银行投资高风险的证券化产品较少，比起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大规模风险传递可能性也较低。
第四，从风险-收益关系来看，发达国家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完全属于私人部门，采用股份制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诚然可以促使商业银行外部控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与完善，但也往往带来委托-问题，由于风险和收益不匹配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正如此次金融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而境内银行产权体制上以国有为主，即使是股份制银行，也拥有潜在的政府信用，因此，境内银行与政府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委托-问题较弱，不易产生过度的风险激励。另外，中国银行业在流动性提供方面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特征也决定了银行业利润及信贷投放能力与宏观经济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银行业享有较高的制度红利。
五、 主要监管规则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的银行业与境外银行业，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因此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为境外银行业量身定做的监管规则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对此，本文将从主要的监管规则入手，考察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首先考察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中国银监会在2009年就已经将资本充足率要求定为10%，在银监会2010年下发的《新四大工具实施要求简表(讨论稿)》(下称《讨论稿》)中，资本充足率要求一度超过10%，而2011年初国务院的批复放宽了《讨论稿》中的相关标准，基本与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持平。其中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平衡救助银行的成本和收益。如果资本要求太高，则会对银行业造成不小的负面冲击，有“矫枉过正”之弊，对中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一方面，由于在融资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境内银行信贷增长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定速率的信贷增长，也就是需要保持适当的银行资产扩张规模，而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规模扩张具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境内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小于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如果资本充足率要求过高，将明显加大单位风险资产的救助成本。巴塞尔委员会的研究成果表明，虽然提高资本要求有益于防范风险，然而该措施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当资本充足率从7%提高到 8%所减少的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于资本充足率从10%提高到11%的3倍。2011年国务院对《讨论稿》的批复将银行的各级资本要求保持在基本与巴Ⅲ相当的水平，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的判断，以及防止对银行体系造成过大冲击，让银行保持一定的扩张速度，以满足我国经济正常增长、经济结构转型要求的考量。
其次，流动性两个相关指标和拨备覆盖率。境内银行体系拥有隐性的政府信用，银行负债结构较为分散、客户质量相对较好，且银行的抵质押率政策均较为严格、杠杆率较发达经济体低、表外业务有限，加之金融危机后，银监会又对银行的表外业务实施了较为严厉的控制措施，因此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小于发达经济体，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措施影响有限。而拨备覆盖率的计算是以风险加权资产为基础的，对高风险资产较为敏感，因此拥有较多高风险权重资产的银行将面临更大资本压力。
第三，银监会的新指标，2.5%的拨贷比。拨贷比的计算公式为：拨备/贷款余额。在国务院的批复中，对该标准也做了一定弱化，改为“原则上不低于2.5%”，并明确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作差异化安排。
我们认为，拨贷比的指标，意在作为拨备覆盖率指标的补充。拨备覆盖率的计量以风险加权资产为基础，而资产的风险具有顺周期特征，风险的爆发具有滞后性和集中性，有可能造成在经济上行周期拨备计提较少，不足以覆盖银行资产在经济下行周期的风险。而拨贷比则有助于弥补拨备覆盖率在此方面的缺陷,该指标忽略了资产质量的差异,主要作用在于对经济上、下行周期的平滑，是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补充措施。总体来说，拨贷比约束属于刚性约束，该指标对资本补充能力本身较弱、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放贷措施较为激进的银行压力相对较大，也就是说，与大中型银行相比、拨贷比对股份制银行、以及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城商行冲击相对较大。
第四，75%的贷存比。该指标目的在于遏制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防止刺激性政策下信贷的过度扩张。考察境内银行体系的存款来源，具有存款创造功能的是两个主体，即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通过对冲外汇占款、购买债券等措施直接创造存款，而商业银行则主要通过贷款派生及购买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来创造存款。75%的贷存比约束意味着，当分子上的贷款增加，分母也必须同步增加，即除贷款以外的债券购买和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发行量增加。这就带来一个弊端，即流动性紧张，贷款收缩，流动性充裕，贷款扩张。因此，该措施作为宏观审慎措施的导向存在一定缺陷。
第五，差别准备金率。我们认为，差别准备金率提出是基于两个动因，一是克服以往银行信贷中存在的“季末效应”，更好地保证全周期内信贷的平稳投放，以及更关注信贷质量，防止商业银行以数量替代质量的放贷行为；二是尝试用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监管，使监管措施更吻合个体银行的资产、经营状况，避免“一刀切”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该指标的提出，总体上标志着指令性监管向市场化监管的过渡，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差别准备金率机制是为央行实现信贷投放总量控制服务的，其效果取决于央行的信贷控制目标和对贷款增速偏离的容忍度。另外，我们认为，银监会和央行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对该措施的效果有一定影响，原因在于差别准备金率机制有别于其他监管措施，属于央行的监管措施而并非银监会的措施，因此，如何在监管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和协调，从而避免“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也是该措施实施效果的重要影响变量。
六、 总结与评述
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政策主要是顺应国际银行业监管趋势的结果，总体上属于一种“规则监管”，而非“原则监管”。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明确监管目标，遵循的是一种结果导向的监管逻辑，对监管对象的具体行为限制较少，而前者则主要通过刚性措施和直接命令达到监管效果。诚然，规则监管有其优势和适用环境，特别是在银行业总体经营模式较为粗放、业务同质性较强的阶段，规则监管较为直接、见效也较快。然而，我们认为，规则监管需要向原则监管过渡，这是由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所决定的。
首先，从长期来看，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改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许多重大改革同时推进，例如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等，这些变革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将对银行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资本市场带来的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进程将使中国银行业量、价的双重垄断被打破，银行长期以来享有的“制度红利”将不复存在，这些趋势将给银行带来不小的盈利压力。然而，银行业属于长周期行业，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和金融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银行业的平稳转型，是保持经济、金融稳定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大环境的约束下，如果监管要求过于严格，为了保证银行业的“软着陆”，中国金融体系其它改革空间将被大幅缩减，而如果坚持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则多重负向压力将成为中国银行业不能承受之重。因此，监管措施必须统筹兼顾，立足于自身银行业的实际情况，避免单纯追逐国际准则，过于强烈地挤压银行业的生存空间。
其次，从中期和短期来看，监管措施是影响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变量。适度严格的约束将使银行业内部产生一系列分化。基础较为雄厚、资产质量较好、资产结构更为均衡的银行将保有较强的资本内生能力，实现持续增长；而以拉存款、放贷款为主要手段，实行粗放式扩张的银行，其资本内生能力在严格的约束下将进一步下降。此时，是通过改善战略执行力、改变增长模式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是通过不断增发，保持粗放式“饮鸩止渴”的扩张模式，将凸显银行经营能力的差别，从而使银行系统内部因能力而产生分化。而如果监管措施过于严厉，则具有成长潜力的银行也难以寻找到发展空间，余下的则可能是由于长期享有垄断溢价，其资产规模可以缓冲监管冲击的银行。而究其发展能力，这些银行则未必是高效率的。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与一切经济活动一样，银行监管也具有监管收益和监管成本，而监管的主要目的则是在其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从自身具体的约束条件出发，寻求二者最佳的平衡点，以此来服务经济结构转型、促进银行业的功能发挥、提高其整体竞争力。
注：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科研成果，项目编号20100479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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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主要表现在：
1、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2、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3、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4、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5、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的借鉴意义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1、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
2、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分依赖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所以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3、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分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4、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建立符合谨慎经营和审慎会计原则的呆账准备金的计提和冲销制度。近年来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财务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目前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仍不能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累积风险。因此，尽快改革我国银行业呆账准备金制度已刻不容缓。
首先，可适当提高普通呆账准备金水平。可以规定按银行年末贷款总余额1％~3％的范围实行差额提取，在浮动范围内，由各银行根据经济发展、贷款总量、构成以及预计损失情况等，自主决定提多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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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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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鉴于银行业在一国经济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性、银行破产将产生的重大影响，对银行业的监管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的核心所在。银行监管的内容涵盖了对市场准入、资产质量、内部控制、市场退出的监管，此外还包括银行准备金监管、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等内容。其中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各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当局对商业银行进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因此研究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问题。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从巴塞尔协议的内涵与发展历程角度作为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研究的切入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避免大而全的泛泛之谈；第二，全面分析“新资本监管标准”对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三，根据2011年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新资本监管标准”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含义。
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涵义及其标准的确立
（1）资本充足率监管涵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就是指一国监管当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及其计算方法、资本充足比例要求以及当商业银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后的相应惩罚措施进行规定，从而对整个银行业进行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主要监管手段的一种监督管理机制。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脆弱性和内在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便像一个“承担未来不确定损失的缓冲器”，为存款人和债权人提供了这种担保。（2）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确立。对于存款人和银行监管当局而言，银行持有的资本充足率越高越好，因为银行持有很高的资本，将大大降低银行经营的风险；而对银行家和股东们来说，资本充足率不应过高，如果银行自有资本过高，财务杠杆比率会降低，不利于每股收益的提升，最终影响银行的利润。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或程度必须维持在适当的范围和水平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监管收益、最小化监管成本，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并不一定硬要照搬巴塞尔资本协议所规定的8%的资本充足比率，而是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比率确定在一个恰当范围内。
（二）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的发展——以巴塞尔协议为线索
（1）巴塞尔资本协议Ⅰ。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明确了银行资本的定义、银行各项资产的风险权重以及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从此，各国银行监管当局开始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提上日程并日益重视起来，其对银行的监管也由表内扩展到表外。协议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资本的组成；二是风险加权制；三是目标标准比率。银行资本被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其中，对附属资本的要求明确规定不得超过全部银行资本的50%，其中一般准备金不得超过风险资产的1.25%，特殊情况下可达到2%。在面临信用风险方面，协议根据信用风险的大小将商业银行的表内资产划分为五大类，其对应不同的风险权数分别为0%、10%、20%、50%和100%。（2）巴塞尔资本协议Ⅱ。2006年12月底开始正式实施的巴塞尔协议Ⅱ（又称新资本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新资本协议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不同的衡量方法。依据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或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定结果来确定风险权重，基本上消除了国别歧视，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国际融资环境。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重点解决银行作为利益最大化主体而有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第三支柱：市场约束。市场约束是资本、监管要求的有效补充，强调以推进信息披露来保证市场对银行的约束效果。（3）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唤起全球金融监管的新一轮改革，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国际银行资本监管改革。2010年9月12号，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举行，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银行体系资本要求达成最新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根据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及时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协议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各家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该规定将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外，协议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但低于7%标准的银行，应执行较为谨慎的利润留存政策。
三、新资本监管标准对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
（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分析
在我国的银行体系中，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与交通银行并称为五大国有银行，它们的资产规模及信贷总量在我国银行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们仅以这几家大型银行为代表来讨论我国银行的发展状况。由于农业银行的数据缺失，图1只给出了其余四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缺乏稳定性，其中除中国农业银行部分年份无法取得数据外，其他三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截至2003年底均低于8%，其中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最高，达到6.98%，中国工商银行最低，仅5.52%。而从2004年开始，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均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到2008年都已达到12%，远远超过国际监管要求的最低标准，即使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有所回落，资本充足率仍然超过了10%。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国有银行资本结构的构成极为单一，面临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有银行资本主要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大部分组成，我国国有银行的核心资本，即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在银行资本中占绝大多数的比重，而附属资本比率偏低，附属资本尚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在资本充足率方面，虽然目前我国五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已基本达到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但这大部分是政府注资的结果，与银行业务的发展关系不大。而且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呈现起起落落趋势，稳定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金融风险。但从图2可以看出2011年以巴塞尔协议Ⅲ为基础的“新资本监管标准”的提出与引入，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基本达到监管的要求，大大的增强了银行抗风险的能力。
（三）“新资本监管标准”对我国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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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行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对外资银行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业务范围的限制和进入程序的管理上。业务范围的限制方面，主要是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及吸收国内企业、个人的人民币、外币存款。进入程序的管理方面，一是要求外资银行携入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二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进入附加对等设行的条件；三是外资银行一般只允许在沿海开放地区设立分支；四是申请在我国设立分支的外资银行总行必须出具对该分支承担税务、债务责任的担保书；等等。应该说，这些监管措施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和发展曾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深入发展，现有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已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特别是“复关”后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修改和取消现行对外资银行过于僵化和严厉的管制措施，向国际惯例靠拢，短期内必将对国内金融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这一角度说，如何改善和加强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是关系我国金融业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强化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几点构想
1.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
70 年代以来，西方在金融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股金融管制自动化的潮流，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业风险的增加。为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性监管。比如日本将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分项、分点列入“检查表”中，以此为标准对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核对，这样在刚出现苗头时就能被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使各金融机构始终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而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以减少其对我国金融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2.建立日常报表、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赖日常报表分析，其他监管方式很少采用。今后除了应落实专门人员对外资银行进行日常报表分析以外，对报表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还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有重点的实地检查或非实地检查。对一些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还可由人民银行总行或其分行派出常驻检查组，加强监督。
3.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一般实行国民待遇，因而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并不区分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这一模式也应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方向。但鉴于我国具体国情，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仍需分开管理。对外资银行的集中管理，可以现有的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为基础，合并外汇管理局和稽核司中从事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人员，组建“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司”，作为我国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国内银行跨国经营等事宜的最高机构；对一些外资银行较集中的城市，可在当地人民银行设立“涉外金融机构管理处”，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且这种监管应归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 以树立监管工作的权威性。
4.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已颁布了几个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管理条例，但完善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远未建立，在此情况下要防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不正当行为是很困难的。必须加强立法，尽快完善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法规体系，才能使我们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从而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5.建立外资银行作用评级制度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我国的外资银行进行信用评级：（1）在华业绩。用以评价外资银行对我国的贡献。（2）遵守我国法规情况的记录。用以评价其经营的守法程度和相关风险。（3）经营素质。用以评价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内部管理质量和盈利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将上述几方面细分为多个具体指标，并规定相应权重和评分标准，由人民银行或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每年定期对各外资银行进行评分，根据得分高低将外资银行分成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在全国性新闻媒介上公布，以充分调动外资银行抵御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自觉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安全运转，而且也可减轻监管机构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外资银行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
6.建立定期外部审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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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忌贪大求全，避免内容同质化
以网上银行新推出的聊天功能为例，虽然各家银行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但是互加好友、交友聊天等等功能在支付宝、微信等客户端已经运作非常成熟。一方面，人们不会选择在不同客户端同时交流；另一方面，客户选择关注银行APP的目的更在于办理业务和能够从中获取最新资讯，实现自己的财富升值，而不限于聊天。
二、找准客户需求，针对特色需求进行定向开发
我们推出的业务很多时候是希望在大众中广泛传播，并通过“大众化”的认可实现效益。但是银行业越发展，越成熟，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越窄，越需要“小而美”，并且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精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这就要求。比如，每一个银行都会有自己特色的产品，以产品为切入，以为客户创造收益为目的的信息推广可能会收获更多的客户。
三、保障安全前提下简化流程，促进交易的方便快捷
对资金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局限于安全而忽略了资金使用的便利性。现在借助互联网推出的“一键支付”、“扫码支付”、“扫码取现”等方式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只要一部手机，就能解决我们以往银行卡、密码器、U盾等许多的设备才能共同完成的工作，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相互之间的资源共享、技术支撑、数据安全保障措施的到位。
参考文献：
[1]宋志德.电子银行业务发展的现状及出路[J].商业文化，2014，（32）
[2]马英杰，吴淑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发展策略研究[J].河北金融，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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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立足维护公众利益的宗旨，风险导向审计要求注册会计师强化审计的独立性，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但是由于风险导向过度依赖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准则下面临着审计质量与审计效率的抉择，存在着审计失败的风险与报酬的替代关系，在审计失败、诉讼风险很低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的投入也相对较低，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在某次业务的短期审计过程中，风险导向审计并不能完全降低审计风险。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商业银行而言，其经营稳定性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其银行监管也需要利用外部审计的工作，这就对审计需要保护公众利益、处理好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的关系提出了要求。
韩晓梅(2006)认为：审计以保护公众利益、承担社会责任为首要职责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审计人员应当以保护公众利益、履行社会责任为目的，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对审计客体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就审计客体提供的相关信息的质量向包括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内的信息使用者提出意见。白晓红(2003)认为：“公众利益导向审计”的要求与风险导向审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上都应有所不同，提出了判断保证服务的标准的五个条件，有助于执业会计师义务与责任界定、委托人对认证意见的正确使用、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依赖，进而提出了公众利益导向审计的框架。张梁彬(2004)则认为：我国当前的银行监管体系是不包括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但是随着监管形势的发展。注册会计师审计成为新形势下加强监管的必然要求，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在银行监管中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框架性介绍，分析了银监会在引进注册会计师审计方面的作用。
上述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公众利益导向审计为出发点，介绍审计目标及审计准则的规定变化。另一类是介绍银行监管如何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但是文献均未考虑到监管与审计的相互补充关系，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虽然外部审计和银行监管都是考虑到公众利益，但两者的具体目标不一定一致，而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对公众利益非常重要，所以基于公众利益的视角讨论注册会计师审计和银行监管的关系显得非常有必要。本文介绍了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一般关系：然后通过分析两者涉及的公众利益，得出结论：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之间并非都存在着合作的关系。据此，讨论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在公众利益上存在的不一致性，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弥补两者的不一致性。
二、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的一般关系
银行监管指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在公司治理、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顾客应有的努力等方面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银行遵循情况的监督进行强制性管制。外部审计是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以获得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出具审计报告，增加除责任方以外的第三方信任的一种鉴证行为。
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存在许多共同点：从目的来看，都是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从性质来看，银行监管是政府性的强制行为，而外部审计可以看作是兼具政府性强制行为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营行为的结合，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使得银行监管具有强制力，而外部审计则不具有强制力的治理效果；从方法来看，银行监管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检查，都要收集关于银行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等以会计信息为主的综合信息，通过分析转化为相关的风险指标。从而对被监管银行的风险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可见监管机构收集到的信息是监管的基础。其中的财务报表信息就是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信息，注册会计师也需要根据银行监管的信息。分析被审计银行是否存在重大的经营不确定性，以确定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
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都涉及到一种保证的责任，银行监管保证了银行的规范、持续经营，外部审计对于弥补银行监管中的不足又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所以对于投资者、存款人、债权人等银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银行监管和外部审计都符合他们的利益。注册会计师审计中发现商业银行违反《商业银行法》规定需要向银行监管部门报告，在这种情境下，注册会计师审计就成为银行监管的又一种辅助方式。
三、外部审计与银行监管涉及的公众利益
商业银行的存款人、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银行的风险状况，并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影响该银行的利率及其资产价格，从而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但是由于银行系统作为经济活动的媒介地位，市场这种外部力量对银行机构的制约有时会呈现出效力上的不足与时间上的滞后，所以需要一个强制机构取代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这时银行监管就具备了公众利益的特征。
外部审计涉及的公众利益即审计报告的预计使用者，由于公司经营活动的复杂化，特别是上市公司涉及到众多的投资者，使得外部审计的预计使用者多元化，这使得外部审计的公众利益不断被强化，外部审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公众利益的特性。
银行的公众利益对象包括了传统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银行债权人。实际上，由于银行的特殊性，它还包括与金融系统有利益关系的人，根据金融系统覆盖面的不同，公众利益甚至可以涵盖每一位公民。考虑到公众利益对于银行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由于委托人仅仅是银行所有者，所以审计的委托关系并未体现银行公众利益的一面。外部审计与公众利益可能不一致，使得银行监管成为一种，必然需求，这是一种更持久的公共监督。
四、外部审计、银行监管的关系：公众利益的视角
从外部审计和银行监管的一般关系来看。银行监管可以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注册会计师也会向监管部门报告其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银行违规行为；从上述公众利益的分析来看，银行监管从性质上起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作用，而审计却并未体现其公众利益的一面，尽管审计最初考虑了保护公众利益的审计目标。外部审计和银行监管对于商业银行的关注面是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合作关系。
第一，银行监管重在保护银行系统
的稳定，从而保护存款者的利益。银行监管者更关注银行内部和外部系统的稳定性，关注银行合规和持续经营的能力。监管者运用其财务报表来评估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检查其经营活动和经营过程。这是公众利益的主要体现。外部审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主要关注向股东或董事会报告银行的财务状况，所以外部审计更关注银行财务报表编制的合规性和公允性，虽然也考虑管理层所使用的持续经营假设，但这不是注册会计师的主要任务。这与公众利益并未体现一致性，相较于银行监管而言，注册会计师审计更多是对银行的所有者服务。
第二，监管者关心银行是否维持了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作为其安全与审慎管理的基础；而审计师在大多数时候要对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估，以确定审计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这一制度，但是注册会计师的内部控制测试是为了计算获取审计证据的多少。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可以从注册会计师对所获信息的可信度的分析中获益。随着银行业务的日益复杂，许多实行现场检查的监管当局也被迫将重点放在财务报表上，这时，监管者需要寻求审计师的帮助。
但是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对待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决定了银行监管只能谨慎地利用外部审计的工作，因为审计合谋和商业银行经营复杂性所致。外部审计工作可能存在缺陷，如果银行监管不能有效地实行检查和监督，仅利用审计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这将不利于监管银行经营的合规性及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银行监管的产生具有国家的监督性质，而注册会计师审计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更多是经营行为，虽然审计最初以维护公众利益、承担社会责任为目标，但是这种目的被审计内在的局限性所抑制，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会因为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被打破。
第一，在注册会计师未能认真履行审计职能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与银行监管的监督行为将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行为。银行监管的监督作用在这时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在注册会计师能认真履行审计职能时，由于注册会计师与银行监管关注的侧重点不同，银行监管不仅要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关注，而且需要关注注册会计师未能考虑的稳定性及合规性方面。
五、结束语
由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可能存在与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我们必须要求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审计声誉市场的建立，恢复审计的最初面貌，保护公众利益，承担社会责任。除此之外。必须加强注册会计师与银行监管部门的联系，具体有以下两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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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系统存在诸多不协调处。这些不协调之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协调。银行已充分国际化，但大部分的监管活动仍集中在国家主权范围，监管主体的权利局限于一国境内，而监管的客体的业务却早已跨越国境，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发展业务。这种不对称的监管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效率的低下及出现监管盲区，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传导创造了条件。
2 国际监管合作困境。各国监管主体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本国金融监管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纳什均衡对松散组织下各国参与积极性进行分析：
在集体理性中，无论是A国还是B国，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纳什均衡为(W，w)，也就是如果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如无明确时间表敦促参与国实施相关政策，参与国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拖延实施或者不完全实施相关合作监管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统一监管体系的缺位，各国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而跨国银行往往倾向于选择监管较松的国际和地区拓展业务，而金融业在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在过去三十年内争相放松监管。即使在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后，仍有国家试图拖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为本国金融业谋求额外的利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本在2004年颁布并要求十国集团于2006年实施，但新协议在美国却获准推迟执行，导致欧盟银行强烈不满，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金融机构国际化日趋深化，导致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出现了德国herstatt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为营造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控制银行业国际化下导致的新风险，制定统一国际银行监管原则，1975年2月，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美国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监管国际银行活动的协调委员会，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核心内容为：针对银行国际化后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规定任何银行其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应共同负其监管的责任。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但该协议只是提出了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第一次提出使用资本监管方式进行银行风险控制是在1987年，1988年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协议影响深远，改变了世界银行业监管格局。该协议至今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纳，而8％的核心资本率已成为国际银行应遵循的通行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最低资本要求，而进行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分母战略”使银行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促使资产证券化迅猛发展。为限制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出台，新协议延续了旧协议三大支柱的结构，首次将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列入第一支柱，在风险计量方面倡导内部评级法，强化信息披露，使国际银行业监管走向完善。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特点
2006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以下简称新协议)。
1 新协议第一次提出“资产证券化框架”，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新协议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如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将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做出了改善。
2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在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新协议在风险计量方面，提出三种方法：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IRB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加强了风险敏感度，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3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
4 加强了信息披露。新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定监管当局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全面地公布各方面信息，使市场交易者能及时判断作出反应。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进程看，一直在被动适应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将成为未来国际银行监管的重点。此外，内部评级法的推行，也昭示了未来监管工作的趋势是银行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四、《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
1 新协议的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要求金融机构对风险度量和处理采用同一方法，各机构采用类似的方法度量风险及配备相应监管资本和计提减值准
备。金融资产(或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无论是抵押品，还是证券化产品，当市场处于繁荣周期时，价值趋向一致，市场各个参与者对风险认识趋同，削弱了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容易导致亲周期效应。
2 新协议过于细化，容易出现漏洞。此外，由于新协议对于信用风险部分的监管过于详细，建立新的强制执行系统成本太高，新规则提出的建议过于细化。充斥着繁文缛节的体制一定会存在漏洞，可能被银行加以利用。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可能助长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放贷、经济低迷时惜贷的倾向，从而恶化经济周期。
3 内部评级法过于复杂，执行成本高。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用新框架计量信用风险只有大银行才可能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建立、维持复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采用高级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也只有跨国银行才有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实施IRB法。而一般中小银行要实施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积累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及建立信息技术系统。据测算，按这种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平均每家银行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4 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关注不够。虽然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为各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提供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新协议对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计量方法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
5 信息披露要求会给未建立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增加更多管理负担。新协议的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纪律，其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力量的约束力。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对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及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进行披露。核心信息披露适用于所有银行，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则必须披露其他有关信息。银行要在提高透明度及提供有关资料的成本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6 资产证券化框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套利。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本意是为了限制资本套利，但市场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由于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可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法三种，在不同的风险处理法中依然存在资本套利机会。比如说，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先进的内部评级法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而内部评级法所需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少于使用其他方法所持有的监管资本，这产生了新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银行也可采用适合运用内部评级法的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即使现在设法对监管框架进行改进，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下，套利机会就总是存在的，这使通过资产证券化框架消除资本套利的目的无法实现。
7 新协议可能导致银行竞争环境恶化。由于内部评级法技术、数据要求高，中 小银行受条件限制，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的激励相容监管，使用内部评级法比使用标准法更具优势，而使用高级法又比使用初级法有更低的资本要求，目标是促进银行改进内部风险管理技术。但由于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技术复杂，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从规模效应上讲，大银行采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的成本收益比例比中小银行低，这将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使银行的竞争环境恶化。
此外，如果新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由于发达国家在风险计量与管理方面的技术也优于发展中国家，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报告》，针对金融创新产品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提出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和财务报告。出台《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
2009年，委员会对表外业务杠杆率问题加强了关注，提出应强化银行资本和流动性储备管理，先后了《新资本协议的框架完善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和《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四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要求银行将新增违约风险资本纳入到交易账户资本框架体系中。针对危机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短缺现象，提出重新评估这类产品在不同情况下的流动性差异，对交易帐户新增风险计提资本。
此外，了《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对监督检查流程、信息披露要求和缺乏流动性头寸的处理等进行了修改，强化了资产证券化及交易账户的信息披露。《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提出压力测试应成为一家银行整体治理和风险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具备可操作性，相关分析结果应用于管理层决策，此外，还对银行压力测试方法和情景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巴塞尔委员会还将积极推动银行建立资本缓冲(CapitalBuffers)，以降低新资本协议“亲周期”的负面作用，提高银行资本质量，扩大资本所覆盖风险的范围，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资本要求。
如前所述，针对新协议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其中突出处做了改进，但这些改进基本围绕资产证券化产品，除证券化问题外，新协议仍有不少缺陷仍需改进，巴塞尔委员会应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提前做出适应性调整，防止新危机的发生。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的落足点有如下五个方面。
1 应继续落实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新协议对正常情况下的三大类主要风险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为此，新协议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针对衍生产品大多为场外产品容易在极端条件下发生流动性缺失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对此以表示重视并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但这个文件仍只落足于概念化的原则，而并没有提出实际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委员会下一步应在系统性风险管理这方面拿出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的计量与管理办法。
2 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须改进。迄今为止，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几乎全是顶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
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雇用大批专家运作高度复杂的风险模型。然而，包括JP摩根在内的众多机构都未能探察到2007年发生的次贷风险。这次危机中新协议所涉及的计量模型暴露出了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等缺陷。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
3 继续增强对创新金融工具资本约束的有效性。新协议出台后的修订基本集中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上，难免让人产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而除了证券化产品外，其他创新金融工具也应引起足够重视。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流动性低、二级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低和更多依靠模型定价等特征，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因素：使银行放松了信贷标准和风险控制，使基础资产质量趋于下降；表外资产的风险更加隐蔽难以察觉；衍生资产与基础资产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为此，新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
4 要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监管合作。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势，新协议的适用对象却局限于商业银行，而由银行集团内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例如保险、证券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却难免波及到银行，混业经营的银行与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之矛盾必然导致难以覆盖的监管盲区。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讲，巴塞尔委员会应考虑扩大监管范围，或加强与保险、证券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对金融业系统风险进行管理。
5 将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纳入资产证券化化框架，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资本协议进一步改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虽然在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中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做出了有关规定，但在资产证券化框架中并未对这两种风险的关注有所体现。而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资产业务更高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委员会应考虑将其纳入资产证券化框架中考虑，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定，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从这30年的演进过程看，巴塞尔协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管理框架，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巴塞尔委员会应不断继续修订与完善，建设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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