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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本;仁爱;诚信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说，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为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1］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会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先秦时期，“文化”一词一直是分开使用的，“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如《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汉以后，“文”与“化”才结合在一起构成“文化”，古人认为:“文化”就是“以文教化”［2］，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其新的意义，逐渐产生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一词，现在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此外，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大多数人普遍接受把“传统文化”定位为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已逝的过去，而是凝结着过去，联结着未来。何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家、法家为内核，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或流派，都曾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优秀精神传统，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的民本思想、墨子的“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兼爱主张及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等，这些思想和理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我们只有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面对内涵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态度分析对待传统文化，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的，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客观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发掘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阐发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独特魅力，不断强化世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使其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
党的十提出的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新认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更好结合，以进一步提高和传播中华文化，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曾提出过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指的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民可拥护君主，也能君主，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本主义精神。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出孟子将人民置于国家和君主之上，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就是要求我们党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凝练和升华，由此可见，“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并没有被撼动。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虽然强调了“以民为本”、“立君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等重要思想，但是缺乏“人民的统治”的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也充分吸收了西方的民权思想，将“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统一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三、传统仁爱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取向的民族根基
“仁爱”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左传•隐公六年》中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表达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以仁爱互助、礼仪来协和天下各国。《孟子•离娄章句下》中讲:“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反映了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仁爱的实行是人人皆可为的。《论语•学而》中讲:“礼之用，和为贵”。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使彼此都能融洽，主张礼仪制度等以“和”为标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的是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抚养教育自己的小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及小孩，这才是真正博爱的体现。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引导人们要互相关心和爱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和谐”、“公正”、“友善”等理念相吻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核，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丰厚土壤，也是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如果丢掉了这个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传统诚信理念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民价值准则的理论基础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当代中国，我们应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的内在联系，规范公民的道德行为，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中，诚信作为公民的价值准则被列入其中，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导向，时代又赋予其鲜活的历史使命。《论语•为政》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人要是失去了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强调了诚信是为人之本。《孟子•离娄上》中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实是天地之大道，天地之根本规律，追求诚信，则是做人的根本原则。《管子•枢言》中讲:“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指诚信，是团结和维系天下人的纽带，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人心。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以新的形式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基本遵循。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愈加频繁，我们应当更加尊重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中赢得主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前人已有的思想文化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
作者：王晓勇 徐洋洋 单位：河南农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4］马新，杨朝明等．中国传统文化读本［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5］肖季文，欧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文史杂志，2012(3)．
［6］杨雨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J］．教育教学论坛，2013．
［7］郭齐勇．中华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和基础［N］．光明日报，2014－04－02．
［8］杜雏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
篇2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追溯
关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起点，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基本还是普遍认可的。从仅有的文献记载可知，我国上古时代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中，但随着夏、商、周之间的替代，民意民心的作用凸现出来，于是在神本主义的旁边出现了民本思想。[3]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都还是很初级的形式，思想也十分散乱，主要是一些论断，远没有形成理论，只能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态。真正的“民本”一词，源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可以说，“民惟邦本”应该就是目前为止明确记载的并被广泛认可的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此外，《尚书》中还记载有大量的关于民本思想的言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等，都是最初民本思想的典型反映。而在其之后的《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就直接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这就出现了“民”与“本”的相辅相配，展现了民本思想的最初契合。但是，这不是说，只有明确包含民本语句的表述才称得上是民本思想的论述，其实，众多涉及君民关系、国家治理和民生发展的思想都可以纳入民本思想的范畴，民本思想本身就蕴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关注政治统治的思想。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民本思想，从初现端倪到开始萌芽，再到形成确立，直至发展完善，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发展阶段，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和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进一步而言，中国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西周时期，初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实验于两汉时期，实施于大唐盛世时期，内化于北宋南宋时期，提升于明清之际，开放于近代时期，超越于当今时代。[5]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本质
篇3
1 绪论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中国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腾飞，但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有所不足。我们知道，管理，包括对企业的管理，都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植根于一定文化的社会背景之中，因此企业管理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要企业所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相适应和协调。西方的著名管理学学者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因此，要进一步探索中国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创新，就离不开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研究、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奥妙。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积淀，包含着丰富浩瀚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儒、道、佛、法、兵、墨等诸子百家文化体系，整个文化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道、佛、法、兵、墨等诸子百家与儒家思想交相辉映，极具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成功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修己安人，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企业管理者们值得深入总结并结合企业管理实践进行创造性升华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因此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要经营好企业，就应该把企业管理与中国国情相联系，做到企业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本文主要通过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通过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等的和谐思想来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非常有必要，也是很值得合理继承和深入改善的。
2 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这一理念也是广受推崇的，跟“以人为本”的国策相符，我们在平时的企业管理中应当继承这种“民本”思想，不管这是古代的“哲理”还是现代的“国策”。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笔者相信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理智的判断，关于这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
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深入挖掘企业员工潜力，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最终实现企业员工的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繁荣的双赢目标。
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3 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孔子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
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点相信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之后将深感触。
4 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
“修己安人”是以人为本古代先哲思想的逻辑演绎，体现了个人与组织的辩证关系。对现代企业而言，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在企业内部形成个人、群体的目标链条。个人管理在管理过程中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管理的目标。个人管理目标作为组织管理目标的基础。前一目标的完成是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同时，组织管理目标的达成又为个人管理目标的完成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实现企业最高战略。
先秦儒学作为“伦理—政治型”的观念形态，“内圣外王”既是其最高的理想人格、价值观念，也是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现实关怀。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功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应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则是指领导者应当极力增强自身的品质修养，且注重对企业成员的素质提升和人文关怀，通过组织内在的品性修炼来培育整个企业先进优良且契合市场变迁的经营哲学，从而依托内在的自我成长和品质塑造来实现社会的物质丰盈和精神富足，使企业得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自身的品牌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树立起光辉的形像。
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弹性柔化管理方式的理念基础之上，体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管理模式，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管理工作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态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同时管理者要以冷静、持重的态度做事，顺应自然之“道”，适时采取行动且坚定不移地实施。
参考文献：
[1]刘春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人才资源开发,2010,(8).
篇4
中国传统文化为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表现在：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德教，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另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其实就是建立在每个人内心自省的基础上。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要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灌输是外部因素，内省是内部因素，外要通过内才能发挥作用。大学生群体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应该教育他们要通过内心自省，从内心深处认同这种思想道德，没有学生自己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二，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社会，由于世俗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不良风气渐渐渗透到高校校园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重考验。传统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唤醒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记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价值观，这些传统思想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价值取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可以获得广泛的文化知识，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将来走向社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会一辈子受益不尽。第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失。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其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各类高校尚未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完善机制，传统文化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断层与缺失。大学生虽然在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认知层次较浅，所掌握的传统文化的涵盖范围较窄，而到了大学阶段，本应该强化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补给却缺乏系统性、制度化，这就造成了当代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认知程度不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观念越发淡薄的现实。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融人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留下了极为丰硕的文化遗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具体表现为：积极的影响：（1）它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和人本主义的哲学社会观为基础，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倡导人性的回归，有利于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架构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意识、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宽广博大的民族胸怀，而这种民族主体意识中积极进取的优秀因子，正为今天的社会所需要。（2）它可以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法。高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接受社会道德规范教育的同时，形成道德的能动性，最终升华自己的品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等，都重视知行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在道德修养上的主体自觉，突出道德践行，这种思路本身值得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借鉴。消极的影响：（1）中国传统文化重情轻法，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德治的重要性，忽视法在国家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深深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这对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意识将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2）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片面强调“仁义”，强调和谐的概念，也不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传统思想中，崇固保守是最大的缺陷，表现在人的思想上就是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不思进取和革新，自我陶醉，也会对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注意传统思想特质中的不良影响，去粗取精，正面现实与未来。要以史为鉴，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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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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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模式是综合、整体模糊性的，而不是分析和推理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所以重直觉而不重科学理性，重体验而不重科学实验，以致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第三，启良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亦可视为人文主义的差异。中国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本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主要是人本主义。而强调“人本”，人成其为人，强调“民本”，人则容易沦为非人的状况。二者的对应物不一样，“人本”对应的是神权或技术极权主义；“民本”对应的则是专制王权及其官僚系统。启良教授严厉批判儒家基于“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的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由于立论上的致命弱点，所以落实于社会政治之实践，只能出善花恶果，不仅不能开出“外王”，而且使中国社会长期地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同时对比西方基于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这一价值观的历史，指出西方人本主义迥异于中国“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价值观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自由繁荣的根源。第四，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祖先崇拜是因为特殊的政治伦理需要，未能由自然宗教过渡到普世伦理宗教。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其政治形态必定是专制主义，君王必以父亲家长身份统治全国。在轴心文明时代，其他文明民族大多能完成由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换，与此相反，西方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淡薄，正是他们的上帝崇拜的出席。西方人之所以可以建立共和制度，很大原因就在于把天神当祖先，而不是把祖先当天神，这于传统中国信仰迥然有别。将天神当祖先是对家天下的否定，将祖先崇拜神化是对家天下肯定。基督教产生后，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都是上帝的造物，在造物主面前，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卑微渺小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基督教教义中就不存在祖先崇拜而让位于上帝，正是这种西方社会基督教取得领导地位，于西方人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大，更对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很明显两种不同的崇拜信仰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五，从中西法律制度建设上，启良教授深入剖析中国政治历史，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从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可视为“政教合一”之人治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为“政教合一”而构建思想体系。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结合思想控制。作者又从西方政治史的角度，指出西方法制体制是建立在“政教分离”理念之上，“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在西方社会正是教会不能干预俗权，俗权亦不能管社会教化之事。君主、国王的权力限定在理性的法律之下。因此中西文化最大层面表现为人治和法治的重大区别。作者从历史和观念的层面理解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社会自由民主之意义，跳出权力话语，反驳以往教科书体系，具体论述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最后，启良教授在著作中还就中西神话与英雄崇拜，中西法律建设基础，所有制同人的自由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客观公正评述等等，都有较为精辟透彻的论述。
二、《真善之间》中西文化基本观点评析
启良教授中西文化以上多方面比较和剖析，立论深刻，横征博引，才情横溢，理论厚重，思想严谨，学术眼光敏锐。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中西历史、政治、宗教、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有较为深度的研究。作者对中西文化有深刻理性的认识，与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自身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但赞叹之余，笔者觉得该著作对中西文化精神某些方面缺乏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或者是情感僭越了学术理性。
（一）求善和求真。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讨论的热点,新儒家代表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台湾学者张荫龄提出“海洋的文化恰如智者尚智；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很明显，这些观点与《真善之间》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应该说，以求善与求真视作中西两种致思路径的不同是基本合乎学术理性和历史事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沉淀历史悠久，将其主调定位于求善的“仁性”文化有一定合理性，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三教相合形成几千年来超强的稳定体系，事实也正是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为主体致向。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求善，服务的是主在政治伦理而非普世伦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传统文化的致善取向，从孔子、孟子的仁政学说，魏晋玄学的清谈，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重修养功夫等等，传统文化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强调“自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修身”或“修养”。重视人的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个个都在精神修养方面有成就，但两三千年来中国社会能维持大体的稳定，不能说与它的独特的道德即求善传统毫无关系。说这种求善传统完全服务于政治伦理有失学理和历史事实，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复杂关系,不能将文化问题与政治完全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屈从于政治伦理，是不合实际的。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都在内心认同人的“天地良心”之重要，这是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积淀。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不能因为中国历史出现不少的“恶”的事实，否认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追求的现实意义。正因人性的种种缺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坚守道德价值的追求，不能将这份价值同政治领域完全相混。因此，启良教授认为中国求善传统文化服务于政治伦理，出于某种情绪而忽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趋向的正面意义。将西方文化的主基定位于“求真”，符合西方历史文化的事实。从最早的古希腊学者主要是对自然问题的思考，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以科学理性反抗神权，到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始终灌注理性地求真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自然、社会政治诸多领域，由此造出西方的发达科技、民主政治、繁荣经济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几千年来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追问，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为知识而知识”“以真理为师”的学术精神，倒真的是传统文化所不足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中国文化主“天人合一”，西方重“天人相分”，符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就人于自然关系而言，我们大概可以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两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关系发展出“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中国人当然也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求生存，但“利用”是“尽物之性”，顺物之情，尽量和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而不是征服，这与西方近代对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异。启良从中西天人关系作详尽的文化比较和理解，批判和审视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特点，科学精神的缺乏等等结论，是确切的。但启良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缺乏同情和深入地理解，忽视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对什么是“天人合一”，启教授的理解：“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完全出于道德考虑，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之色彩”，很少见到启良教授对中国“天人合一”的深层内涵和作用有精确深入地表述，是出于学识的不足，还是情感的偏向？不得而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何为“天人合一”，仅仅从客体主体之分来看，是领略不到其中的真实内涵。“天人合一”，是东方智慧的典型表达，而几千年的中国，将这一精神发展到完备的形态，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是历史的事实，但发展出了优秀的生命智慧等多方面。如道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展现的智慧深刻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于内在道德性的理路，以实现天道和人心的一致。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在艺术和道德，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在科学和宗教。以此来观照中国的“天人合一”价值，或许有所启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具有普世文明的重大价值，将这一精神价值仅仅视作道德伦理和政治教化的辅助，不符合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历史实际。
（三）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启良取民主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对中国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梁启超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并认为是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有学者就鲜明指出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可见,中国民本主义思想本质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文中从传统民本主义展开去，批判由周公所创立的民本到孟子的发展而至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文化。其立论鲜明深刻，很明显针对传统中国没有走上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深刻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特殊背景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中，有着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义、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与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总体上中国传统没有摆脱封建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纲常意识、尊崇先祖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等。传统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智慧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梳理和挖掘，开发现代化政治体制建构路径的借鉴。启良以民本和人本为点，强烈批判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德治情结，如此以点带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纵观此节，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论述历史深度和梳理是欠缺的，以民本主义为基，进而全盘否定传统专制政治，是作者字里行间很明显的价值取向，忽视中国历史上有开明政治出现的历史事实，如汉唐盛世，国力强盛，吏治清明，民生富裕安详，足以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和实践有其可供现代政治借鉴之处。我们不能以专制二字对传统政治文化全盘否定。
（四）祖先崇拜和上帝观念。中国人崇拜祖先，西方人崇拜上帝，两种不同的崇拜影响政治生活，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启良批判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专制社会的紧密关联，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此说有一定道理，也符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有一点我不同意的是，否定了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积极意义，从政治的角度完全抹杀这一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孝亲敬祖”，已经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一种牢固的传统习惯，亲和祖都在故土，孝亲敬祖观念和传统自然衍生出爱国主义，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应该这种精神力量不是为政治所左右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华人回乡祭亲祭祖，祭奠炎黄和孔子，这说明祖先崇拜的巨大感召力。几千年来，正是认同共同伟大祖先这一心理，才使得华夏民族血脉相连，绵延不息，中国的祖先崇拜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地传承下来，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缺陷，而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根之所在，从炎黄到现代社会，祖先崇拜形成了民族象征符号的“龙的传人”，就是在祖先崇拜中，中华民族找到自身的归宿，在民族象征符号中，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的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重大意义不能等同政治专制的帮凶而一概抹杀。
（五）中西政教、法治和人治关系。启良教授对中西政治和宗教关系不同形态的理论梳理，如拨云见日，对我们正确认识人类文明中宗教之于政治的作用赋予深刻思想启迪。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启良这里就中西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作两种形态的不同比较，批判地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如何将政治专制和教化有效结合，从而实现之人治政治目的，而西方基督教有效地促进法治、民主自由和平等地实现。从客观事实角度看，中国儒教，道教和禅宗三教并立和融合，的确在历史上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如唐朝将道教定为国教，为维护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道教推崇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百姓修养生息，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斗争中相融合，命运也是极为复杂的。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中国人治和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宗教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完全用政教关系而统之。在现今中国，我们党坚持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坚决贯彻公民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相适应。“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宗教团体和政治运作保持高度和谐一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宗教政策既保证宗教事务的正常开展，又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坚持和发展宗教观，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和政治和谐相处，这在启良著作中是没有提到和忽视的。
三、结语
《真善之间》全书以大量的笔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政治领域的深层弊端，批判新儒家学说的缺陷，褒扬基督教学说的奥妙之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学术和思想的繁荣、发达经济某种理想和期待等等。文中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传统文化矛盾甚至痛楚的心理，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明面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明建构。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和民主的因子，不少学者尤其新儒家也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试图改造儒学，开出现代化的民主之路。如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牟宗三认为现实途径就是“转理性的作用表现而为理性的架构表现”，摒弃“隶属关系”，开出“对列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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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生成是一个家的社会政治体系逐步趋于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是后发家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公民社会“引入”中近20年来，内就公民社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92年开始到世纪之交，学者们主要介绍西方公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并围绕中有无真正的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建构中的公民社会等重要问题展开探讨；二是自21世纪以来，中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着重在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探析当代中公民社会发展中的方向和路径。从逻辑转向看，前一阶段注重公民社会的价值研究，即从市场经济发育、民主政治建设、社会转型等方面来探析其生成的缘由和意义；后一阶段侧重于本土化之“公民社会”、色的公民社会，在当代中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成的路径和作用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内外的高度赞赏，“中模式”的高效率似乎化解了“五?四运动”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不断强化的对传统的敌意，中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重组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从中的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如上“转型”仅仅是公民社会生成的“外在基础”，真正支撑中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生成。近年来，在改革发展中涌现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权力腐败、等)都与现代公民意识的缺位有很大的内在关联。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要依靠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综观而言，立足传统政治文化之消解因素来探析公民社会建构的文献较少，本文即是从传统“王权主义”的视角探析当代公民社会养成中的“文化转向”，及其对未来中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中公民社会生成的现状和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也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被广泛地当作一个用于评估家权威与私人实体及组织之间的平衡问题的描述性概念”。中学界经过近20年的系统研究，就公民社会的内涵、渊源、特征、意义等相关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达成了初步共识。按照中的话语来概括，公民社会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公民社会与家政府分离，保持自主和自治，并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制约；二是公民社会的社会载体是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三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以及市场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实现结构互补与功能配合，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四是公民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具有契约精神、合作意识等社会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的非官方领域”。因此，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趋于合理化是同一历史过程：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的生成有助于理顺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关系，公民社会内含的独立平等的公民主体意识和理性对话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
中在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家，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展通常受到大一统集权的钳制和扼杀，难以提供公民社会生成的机缘和空间。新中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这种同质社会中同样没有公民社会生成的现实条件。以农村为例：从秦统一中到清王朝终结的2000多年中，农村的治理主要依靠以乡绅为主体的农村民间组织来实现；在民政府期间，在农村首次设立了村公所，作为基层政府派生性行政管理机构，期间诸如庙会、宗亲会、祠堂、乡贤会、民团等基层组织在多数农村依然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新中成立后，在经济上推行制度，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在广大农村中建立党支部与生产大队一道履行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管理工作。诸如宗亲会等传统的农村民间组织被新型农村组织(农会、妇女联合会、农业合作社、生产大队等)所代替。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基层党政机构在农村的附属组织，带有极大的强制性。正如俞可平指出：
“从1949－1980年的30余年的时间中，严格地说，在中农村没有任何自愿、自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社会阶层及利益格局的分化与重组进程中，一系列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民间组织逐步兴起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共有民间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6.91％，略低于近10年间平均增长率，其整体质量、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显著发展。可见当前我民间组织整体上平稳增长，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应看到正在生成的中公民社会与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差异性：一是中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二是中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三是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四是中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这些“差异性”正是中民间组织兴起和发展中的“特殊性”，同样也是长时期制约中公民社会良性发展的瓶颈。
考量中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社会和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尤其是公民文化的生成以及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发展方面。后者正是中公民社会生成的内在诉求和政府主导培育之的最终旨要，也是王权主义传统下现代公民社会建构与生成的枢机所在――它有赖于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公民主体的建构。
二、传统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及其消极影响
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对公民社会的生成具有根本的意义，是其最初的生长点，也是恒久的推动力。事实而论，当下中公民社会生成中面临的诸多不足和困境与传统文化之消极因素――王权主义的现代遗存有很大的内在关系。
(一)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属性与王权主义
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根本形式，是人类社会中最持久、最坚韧的组织因素。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
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和气质。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中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性。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关于对中传统社会的性质和文化属性的反思和研究中，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主义”的概念体系，并以此来概括和解读中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和文化属性。他认为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概括)，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专制权力支配中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封建帝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中大地废除已有百年，但传统政治文化在这数千年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并且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凭借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传延下来。综观而论，在长达数千年的中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作为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起着枢纽作用；王权秩序是“治安邦”的根本，王权崇拜则是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
王权主义是对于中传统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总体把握，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是“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的统一体。它把握住了中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出了中传统政治文化的主题：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和崇圣观念。以王权体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观念体系，统称为王权主义或王权意识。
(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与消极影响
中自近代以来，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一种新型价值体系的建立，但无不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甚至遮蔽。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言，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内在转型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需要数百年的社会化过程。
回望自一百多年来中现代化进程，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到“五?四”(文化心理层面)，中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层次越来越深入和开放，然而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化和西方化关系的历史难题。同样，当代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势昌盛、中发展道路备受内外关注，然而至今尚未厘清中传统文化何以实现现代转向的时代难题。就当代中的政治文化变迁而言，迄今为止“实际发生的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而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作为深层文化因素依然延续下来……仍然遗留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大众心理之中，仍然左右着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选择”。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权力崇拜、身份壁垒和特权行为。传统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家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大一统”诉求，与几千年间对王权的推崇有着天然的耦合性。在人民共和的新时代，传统“王道同体、代天牧民”的统治逻辑早已转向“权为民赋，执政为民”治理逻辑。然而，当代中在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权力崇拜、“身份决定命运”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其二，臣民(顺民)、暴民思维俱存。王权社会中的权力独尊地位是以臣民的附依为基础的，而暴民则是臣民的另一极端。换言之，臣民、暴民、君主共存于王权社会的体系当中。如果说臣民意识表现为个体对其在现实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志的无原则顺从和依附的话，那么，暴民意识则表现为对这种意志的无原则的反叛和仇恨。其共同之处是他们在精神上都没有自己正面的价值理想，因而都没有自身独立的人格。暴民意识和臣民意识以王权意识为中心形成历史周期律，实际上演绎的是权力至上的逻辑。改革开放30多年，当代中正在由“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转变，当这一过程的利益分化失衡问题累积并遭遇制度疏导功能的缺失或错位时，往往会诱发一系列诸如越级上访、请愿、抗拒和暴力对抗行为等群体性泄愤事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民意识的缺失与政治体系的欠完善，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基层民众长期蛰伏的顺民方式到暴民行为的突变，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和特权行为。
其三，个体理性和公民意识缺失。王权社会尊崇权力原则和集体原则，“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驯服为君主专制下的“子民”。社会个体的理性在王权体系以及王权意识支配下只能皈依并服务于“大一统”的制度诉求。臣民思维是公民意识的天敌，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依然会在人们的思维、观念、行为上遮蔽着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和个体理性的彰显。作为西方价值体系核心的个人主义在一百多年前传人中，一直遭到中传统道德文化的误解、歪曲和批判。新中成立后，曾一味地倡导集体主义，其道德优越性彻底遮蔽了个人主义中倡导个体理性这一应有的价值。王权社会消解个人理性，而“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
(卢梭语)。当下中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主体的生成、社会个体理性的充分彰显是一个社会制度安排合理化的内在要素。
三、中公民社会生成的文化机理和逻辑向度
公民社会在中的生成，不再是对西方经典公民社会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超越“传统与现代”简单二分法的前提下培育中属性的公民社会。实现这一“超越”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转向如下。
(一)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和坚实基础。纵观西方公民社会的生成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无不是在家与社会二分进程中逐步凸显社会本位的，并在社会本位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公民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公民的“权利本位”。
中传统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自周秦以来，中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巨型帝”式的金字塔结构。“以家族为本位、家一体是传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重要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的主旨是“君权至上”，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威具有压倒一切的至上性，掌控和宰制着全社会所有方面和所有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权力本位观念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属性和社会运作机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社会一直处在强家和强政府的阴影里并被其所湮没，而真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公民社会是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始萌现的。
中社会的转型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植入”现代文明要素。西方公民社会是在“社会自
组织”发展基础上、“自下而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中公民社会的生成是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在政府的引导下以“自上而下”方式进行的。相关公民社会组织依然具有“半官半私”的特性，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契约精神、公民文化、权利意识等发育得还十分薄弱，单方面依靠政府主导和主观构建，一时间则难以形成“原生态”的公民社会。为此，在深化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逐步打破传统的“身份”因素对社会合理分化和阶层良性流动的制约，逐步转向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契约社会。
(二)由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是一个凸显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和精神的社会。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的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公民社会对个人本位和价值的彰显依赖公民主体的生成，而公民主体生成的根本在于公民意识的内在支撑。这就要求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基因更新，逐步实现“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历史转变。
首先，“崇圣意识”走向“自由意识”。公民社会需要彰显公民的主体性和自由权利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生成需要在对崇圣观念和臣民意识的消解中逐步实现。臣民没能力也不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寄希望于圣人、明君和清官，他只是一个碎片性的存在，生活在权力的操纵和统筹之下；而公民则是在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规范框架内自我教育、自我负责，他拥有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也拥有自我成就的无限可能性。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是自由的，他珍重自由的价值并致力于捍卫自由的价值――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博弈中推进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改良。
其次，“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臣民”作为社会主体呈现出明显的等级依附观念，忠孝、忠君观念和义务伦常本位严重而权利意识天然缺失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尽管从法律地位上说，臣民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了，但臣民意识却还顽固地残留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而公民文化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公民主体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广义之政府)在同质社会向异质社会变迁中合理引导，更需要审慎厘清传统王权意识的现代遗存和消极影响，通过植入新的文化基因进而“弘扬”传统的积极功用，以现代公民文化重塑公民主体。
(三)由民本思想通向民主思想
公民社会被誉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温床，而民主理念和民主意识则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属性。王权社会以及王权意识下，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民主制度，与其耦合的仅仅是作为“君为政本”命题的附属要件，即民本思想。
传统民本思想渊源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战，此后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没有突破先秦所确立的框架。客观而言，传统民本思想本身并不缺乏人文(人本)精神，如周公之“敬天保民”、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然而，在王权主义视界中，民本思想并不全然是所谓现代的“以民为本”抑或“以人为本”，而是“民本”与“君主”共同构成一个刚柔并济的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这种阴阳组合结构并不完全等同于对立统一，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譬如：君主以民为本，并不是“以人民为主人”，而仅仅意味着民是君主统治的条件和基础，实际情况是“君为民主”。其“痼疾”在于阴阳之间、主副之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就是错位。如“在讨论家的来源、根本和基础的时候，人们认为‘民为本’；在讨论政治的首脑、主体和关键的时候，人们认为‘君为政本’。就家基础而言，民为本，君为末；就政治主宰而言，君为本，民为末。”“君为民主”把君奉为政治统治的最高主宰，意指君权的绝对性；“民为本”承认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意指君权的相对性。依照逻辑，君权的相对性理应摒弃君为政本的思路，从中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生命力。可惜中古代民本论者都没有从君为民主、治权在君、君为政本的思路中走出来，进而跃入民主主义的范畴。
篇8
中国法律传统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成为法的指导思想，自此中国法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对司法官员的民本关怀和官德情怀教化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中华法系的特征，即法律与道德一体。自春秋决狱，引礼入法之后，儒家伦理渗入到中国传统法制中，中国法以“一准乎礼”的法律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司法官僚体系为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科举制废除以前，科举考试是各阶层人群进入到统治阶层的通道，统治者借由科举制度为政权选拔符合正统理念的人才来治理社会，即他们不仅要帮助皇帝统治天下还要肩负着帮助皇帝教化民众的责任，于是就为此设置了统一的选拔标准。这个标准的第一要义是做官要有官德，所谓“身、言、书、判”样样俱佳，熟悉并掌握儒家的正统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只有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儒家义的读书人方能践行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传统中国的行政司法不分，治理社会的决策者兼理行政与司法职能，最终那些饱读儒家诗书并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就需要不断的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知识兼律令，并以此为裁断争议、定纷止争的知识，践行自己心中正统儒家理念中所倡导的以尊卑、位差关系为基础的正义与秩序的理念，并将之不断的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进而借由司法权力的导向作用强化这一理念。
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还是借助人的因素——主要是司法官员——来实现立法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在科举制和行政官员行使司法权的境况下，司法官员自觉地将儒家的民本关怀观念复制强化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儒家伦理法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言，观察传统司法中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和结果便成为管窥中国传统司法中司法官员民本关怀官德的一个窗口。①
案例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具体展示方式，判决书则是具体案件公示在人们面前的主要载体，其中的判词及说理，则充分体现了司法官员的学养水平、道德品质和法律技术的高低。在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案例表现形式的判词最直观地展现了国家的司法官在处理具体纠纷时所采用的治理理念和体现出的道德素养。
汪世荣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指出：“判例在中国古代的特定时期是独立的法律形式，具有规范作用。中国古代实行因案生例的判例法制度，司法官吏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封建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法律规范，遵照实施。由例优于律的法律原则决定，判例法具有优先适用的特点。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判词的形成来看，司法活动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司法状况与水平。中国古代判词反映了特定的社会与国情，反映了治人与治法的相互关系规律。”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古代判词可以管窥传统司法中的民本关怀和官德修养。清代判词代表了中国古代判词的最高成就，本文通过对清代名吏施世纶的一道判词评析说明以上观点。
一、判词
“案犯宿介：重蹈盆成括杀身之覆辙，获得登徒子好色的名声。……祸自天降，终于受酷刑，差点丧命；孽由自作，几乎砍掉脑袋，不得复生。翻墙钻洞的行，固然玷辱书生名声；李代桃僵的误会，也真难消心头冤气。责打可以稍为宽缓，抵他已受的苦刑；秀才姑且降为童生，给他自新的出路。”
“至于毛大这人：刁滑无赖，市井凶徒。……风流道上竟然出这种恶魔，温柔乡中怎会有如此鬼蜮！即将该犯暂首示众，以快人心。”
“至于胭脂：尚未许嫁，已达婚龄。以月里嫦娥之貌，自应有郎如美玉；似《霓裳羽衣》之姿，何愁藏娇无金屋。……父亲死在刀下，可爱的美人成了祸水。幸而尚能自守，终于白璧无瑕；虽然陷入牢狱之灾，还可重归闺房。拒绝非礼的行为，其情可嘉，还是清白的情人；掷果潘郎的心意，其愿可遂，也是风流的雅事。仗仰县官，担任媒人。”③
二、基本案情
以上判词说的是清代山东东昌一个卞姓牛医老年得女，十分疼爱，取名胭脂，十五岁仍待字闺中。有一风流寡妇王氏住其对面，王氏欲把胭脂许配给街坊鄂秀才并怂恿胭脂私下约会鄂秀才。
王氏与书生宿介有，便把替胭脂做媒的事告诉宿介还让其带话给鄂秀才。宿介也是色鬼一个，早就垂涎胭脂的美貌便打算冒充鄂秀才幽会一下胭脂，于是借故了解清楚胭脂家中的格局方位。一天，宿介翻墙进入卞家，冒充鄂秀才央求摸一下胭脂的玉手作为定情约定，胭脂以为是鄂秀才就打开门，宿介进屋后便要非礼遭到胭脂反抗。宿介怕嘈醒他人便要求另定日子见面并讨要一件定情物。胭脂不给，他顺手拿走一只绣花鞋。回到王氏处宿介发现那只绣花鞋丢了，便告诉了王氏。
街坊有个叫毛大的，游手好闲，早先勾引过王氏，毛大知道宿介跟王氏相好总想。那天夜里，毛大摸到王氏家门外正偷听宿介跟王氏讲卞家的事，感觉踩到一个东西，拾起来发现是一只绣花鞋，心中很高兴，心想这回拿着定情物就可以去卞家约会了。一天夜里，毛大翻墙进入卞家，卞牛医以为是贼就拿把刀追出来，胭脂听到搏斗声也爬起来跟母亲一起帮父亲时，发现卞牛医的脑袋已经被砍掉，又在墙角找到一只绣花鞋。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东西，就逼问实情。胭脂不忍心牵连到王氏，边哭边告诉母亲是鄂秀才干的。
案子告到县衙，县官派人将鄂秀才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鄂秀才经过几次大刑折磨，屈打成招，有口难辨，被判了死刑。案子上诉到府衙门审理后转到济南府复审。每次审理都要经过刑讯，鄂秀才满腔怨气要和胭脂公堂对质，胭脂见了他总是将他痛骂一通，鄂秀才百口难辨。案子最后转到施世纶手中复查，施学使对案子仔细分析和判断后，经过讯问鄂秀才发现有冤情，决定重新审理。经过艰难的审理，几经周折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于是施世纶作出了如上被后世传诵的著名判词。
三、评析
本案判词作者施世纶，字文贤，号浔江，晋江县衙口乡人，官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④
（一） 本案所涉法律问题
本案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加重情节是翻墙越户，在《大清律》是死刑中的斩立决，本案的焦点是如何查证谁是真正的凶犯。在当时的刑事侦查技术条件下，如果不能拿捕现行犯，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下查找到真凶。封建时代的官员集侦查、控诉、审判于一身，实行口供定案，罪从供定，刑讯逼供普遍化而且合法化。案件发生后，通常的手段是把所有嫌疑的人全部缉捕到案，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口供，以口供定罪，或者众证定罪。
（二）不枉不纵的民本思想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文明就有了民本思想。在《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也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汉时期的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上固，基美则上宁。”唐朝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纵观中国古人对民本思想的阐述，尽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思想是强调“民本”，即老百姓对维护国家安定，巩固政权的作用巨大，宽民是对官员们民本思想和官德情怀的要求。
施世纶能够剥丝抽茧，去伪存真地发现案件事实，进而通过一通优美而朗朗上口的判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还无辜人以公道，使作恶人得到惩罚，令民众信服，一定是心有宽民爱民司法公正的民本主义情怀，值得今人学习。自古中国就有所谓“清官”、“青天”的称谓，说明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司法官员不偏不倚，都希望官员有民本情怀的良好愿望。
（三）与当代刑事判决书的比较
施世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施氏之治狱风格及所治判牍，影响广泛的缘由一定是把判决所依据的理由细说殆尽，使人们信服。
判决理由是判决文书的灵魂。目前我国大部分刑事判决书的说理都缺乏合理性，说服力不强。例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刑事判决书最突出的问题是阐述判决理由不够，一是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二是缺乏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不同看法的分析辩驳；三是缺乏法官形成心证推理过程；四是在总结性说理裁决部分，重视认定，忽视说理，因而造成分析不透，说理不足，削弱了判决的公信力与说服力。可以说，对于判决书为何作出此种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的判定，多数情况下未能分别作出解释和说明。判决的主文通常表现为没有过程的结果，没有论证的结论，概言之，只有“判决”而没有“判决理由”。
判决书没有体现说理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事实，而不指出理由。很多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在罗列事实，判决书的大多数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定，而对当事人关注的事实认定的理由却未加说明，尤其是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加以分析、论证，只简单地用“不予采信”、“没有事实依据”等简单概括。第二，判决书不展示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大多数判决书在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缺乏法律推理，造成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之间相互分离。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的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判决书不能够以理服人，至少说明司法官员缺乏民本理念和法律技术，更遑论宽民恤民的官德修养了。
四、结论
从施氏的判词可以看出，首先直接运用了儒家伦理观念，完美的将涉案人员纳入到儒家伦理的观念下，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叙说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然后从法律角度分析他们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从法律的层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在法和礼的角度，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惩罚。施氏判词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司法官员通过伦理定案，运用律令惩罚犯罪并重教化的方式处理案件的特征，同时不枉不纵，抑强扶弱的民本主义官德。
本案判词之所以获得好评，是因为承载判例的判词有对人的教育、对社会的指引和对行为的约束之作用。借助此判词，民众更加认同儒家伦理明辨行为的是非，也正是通过分析这道判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通过运用判决说理来阐明并表达传统司法中官员的民本主义关怀。（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勤华著 《法律文化史谭》，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
[2]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注解
① 见孟子《离娄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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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4-03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并不相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而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主要指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其基本内核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源泉，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首先在第一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和”的思想，例如：《论语・学而》篇中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为政第二》篇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孔子也提倡建设美好的“大同”社会，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第二个层面，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提倡人人平等，“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正确的利义观，不唯利是图，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第三个层面，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个人修身、正己思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思想也是相融相通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发展与前进提供精神动力，儒家文化中包含有经久不衰的精神食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大家共同奋斗的坚强纽带。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本，以民本为用，丰富的传统道德观念，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下为公”体现了传统忠德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促进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仁者爱人”弘扬爱人之积极情感，唤醒道德良知，提升奉献意识，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善，彼此友爱。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多依靠自己，少依靠别人，做人要有独立担当意识；从民本来说，主张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希望统治者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博施于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重视精神的作用，从而不断推进民族发展与强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时代难题的重要启示，儒家文化中包含有丰富的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思想
首先，儒家文化中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并经久适用，同时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于社会生活中追寻真理。其次，对于如何为人处世也有很多经典语录，例如孔子关于做君子的要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闻、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告诫人们看到一种现象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要平易近人，言行一致，对工作要有敬业精神，有问题要多向别人请教，心中有不平事，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在有利可图时，要想到是否合乎义，在利益面前坚守道义，不犯错误。要“敏于行而慎于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外，孔子的“中庸”“为政以德”思想及孔子的其他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的政治智慧、治国经验等都有益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二、积极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是指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发挥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典籍浩如烟海。
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很多思想、理念直至现在还有很大借鉴意义。例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及教学组织形式等可以为现今教育提供启发，在教育理念方面，提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孔子的教学，很大部分是和学生、官员、学者进行对话，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包括老师问学生，学生问老师。采用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教学，例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采用“共享式教学”，孔子在很多场合总是当众引导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和感悟讲出来，对一些问题重点教授和引导讨论或让学生之间开展讨论，让大家实现知识共享。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形式活泼，“杏坛”教学法就十分典型，师生在树荫下、山水间席地而坐就可以上课，此外，孔子在后半生经常带学生周游列国，这种游学的方式可以让学生开拓眼界，边游边学。孑L子教学注重问题、注重研讨、激发潜能、发展个性的教学特点和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学习型组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有重要意义。
从此例来看，要善于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精华，首先应善于总结和提炼，善于从零散的知识碎片或语录、对话、或事件描述中去总结概括；其次，要把传统文化精华与时代相结合，善于比较，找找共通之处，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基本要义是相通的，比如教育思想、教学理念等；再者，要多思考与动脑，多与他人讨论交流，尤其要加强对那些不易显现、隐藏于字面的传统文化精华进行挖掘。
（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借助大众传媒和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提升文化竞争力方面，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畅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
1.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补充、拓展和延伸
比如儒家的“重义轻利”“为政以德”思想，是根源于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宗法等级社会制的存在，其原义是主张德治，强调道德和道德规范对调节人际或等级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但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缺乏权利或权利平等的观念和法制保障的，理解其内涵必须加入现代的权利意识和权利平等的价值观。再比如儒家“和”的思想，是指社会中各等级之和，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和思想，就应对传统的“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鉴别和扬弃，丰富“和”的内涵，包括分配公平、司法公正等，坚决反对特权和“官本”文化，将“和”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
2.改造传统文化落后、陈旧、不合时宜的表达形式，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
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礼治”思想，“人无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等，今天仍然在讲“礼”，但是儒家“Y治”思想在表现形式上过于复杂繁缛，在新的时期，对于“礼”的形式一方面要适当规范和简化，恢复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礼仪制度，比如“成人礼”、传统婚礼、“祭礼”，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建立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并积极推广施行，比如升降国旗仪式、烈士公祭仪式、职场礼仪、商务礼仪等等。
3.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结合
实现传统文化的“两创”，必须把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例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西医结合、数字书法技术、围棋人工智能等。为顺应互联网时代要求，要将“互联网+”引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努力创建以亲民、时尚，又富含文化魅力的方式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三）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挖掘其当代价值，拓展其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生活，让人们能看到、听到、感知到，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进行文艺作品创新、文化载体创新、营造传统文化育人环境，完善传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
1.创造更好的传统文化文艺作品，不断提高创作质量，努力推出优秀作品
以儒家文化为例，可以通过动漫、影视、书画等作品对孔子的教学进行情景再创造，以多样的形式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阐释新意，创造优秀作品。
2.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旅游纪念馆等文化文物单位不仅要发挥馆藏功能，为社会提供固定的文化产品，还应积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出贴近社会生活、“实用”的文化创意产品。
3.丰富优秀传统文化载体
篇10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化秉承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理念，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结合各家（如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之所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
（一）“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为和谐思想的一脉传承
和谐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道、墨等主要思想学派都对和谐思想有深刻阐发。例如，儒家提倡“以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因势利导，合乎自然，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二）“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
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经儒家的继承并发展，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此后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多的是为君主的统治服务的，并不同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然而“以人为本”的思想内在的继承和吸收了“以民为本”的精髓，例如孟子提出的“执政为民”思想是中国民本主义思想的核心，为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所继承。
二、劳动法的基本理念
纵观劳动法的出现及其发展历程，在劳动法的不断完善中，始终围绕着“平等自由”以及“公平和效率”这两个话题。
（一）平等自由
“法理念”是“法精神”与“法实在”之间的统一，它是描述正义精神和其指引下所建立起来的法的各种实施行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各种规范体系制度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宽泛的法哲学概念。其中“法精神”是“法理念”的核心，而“正义”作为“法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对于“正义”的理解却没有达成共识，在对“正义”的各种解读中，罗尔斯所著的《正义论》无疑是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并且归纳出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平等自由原则是基础，即平等自由是正义的核心，由此可以看出“法理念”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劳动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学，平等自由理应作为它的基本理念之一，使劳资双方能够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指引下平等自由的建立劳动关系。
（二）公平与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提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社会将面临着一种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如果一味的追求公平，而忽视对经济效益的考量，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改革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所有制身份，将劳动力推向市场，建立契约型的劳动用工关系和竞争型劳动关系秩序就成为劳动法的首要任务。然而，面对日趋复杂的劳资关系、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劳动者，如何保护好他们的利益，又不降低经济建设的效率，就成为劳动法绕不开的话题。因此说，公平与效率是劳动法的又一个基本理念。
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劳动法基本理念的影响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孕育了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瑰宝，而且能够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它以其独有的优势，对我国劳动法基本理念的构建及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以人为本”与“平等自由”
篇11
“以人为本”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提出来的。当齐桓公向管仲询问成就霸业之道时，管仲就明确指出“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①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亡。可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成就霸业的基础。管仲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将百姓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为什么“民”如此重要呢？《荀子・哀公》中的一句话道破天机，“君者舟也，庶民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春秋战国的许多典籍都体现了民本思想，这也是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本思想是将人视为管理的核心，正己安人，用仁爱之心，从内在的道德感去提高人们遵守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自律性，进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达至和谐统一、天下大治将古代的民本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融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一、正己正心――对管理者的要求
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修身正心”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孔子十分强调管理者的“正己”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跟着行动；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发号施令，百姓也不会顺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④孟子也提出了“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⑤的观点，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不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在儒家看来，正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能力方面更完善了，才有治国安民的条件和本领。治理国家是一个“正己安人”的过程，管理者以“正己正心”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在任何时代，管理者的素质都决定了一个企业、组织的兴衰存亡。管理者欲“安人”，首先要“正己”；欲“正人”，首先要“正心”。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以及非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修身立德，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用无声的语言说服下属，用个人魅力感染下属，建立威信，赢得员工的尊重与信任，同心协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仁政德治――对被管理者的态度
孔子主张以“仁”的精神统治“民”，孔子提出 “仁者,爱人”⑦。爱人的原则有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自己要站住脚，也要使别人站住脚；自己质朴谦退通达，也要使别人质朴谦退通达。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⑩只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政策，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样容易。这是因为施行“爱人”的仁政，与人们本性完全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孔子从“仁爱”出发,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百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靠刑政来治理民众，民众虽然不敢做坏事却不知羞耻，只有以礼义道德教化和规范民众，民众才会懂得做坏事可耻，并知道自觉地去纠正错误。这些管理态度在告诫我们管理者要善待员工，用一颗“仁爱”之心，启发员工内在的道德感，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强员工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热爱企业的思想感情，培养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责任感。只有在企业内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三、以和为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佳境界――和谐的状态、和平的环境、和合的气氛。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强盛；强盛了，就能战胜外物。这就是优化组合之后产生合力而形成的新质，这种新质发生的作用，超过事物单纯相加的总和，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孔子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并不是盲目苟同和无原则的附和。“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平衡。
国家“以和为贵”，才能国泰民安，建设和谐社会；企业“以和为贵”，才能形成团结一致、和谐共处的企业精神。企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企业组织机构各个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才能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企业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致在工作中形成了动力，在交往中凝聚了合力，同心同德，共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明伟.中国管理文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78-85.
[2]李福海.管理学新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05-115.
[3]吉青.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及其现代价值[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96-98.
[4]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2005(2):56-58.
注释：
①《管子・霸言》
②《孟子・尽心下》
③④《论语・子路》
⑤⑥《孟子・离娄上》
⑦⑧《论语・颜渊》
⑨《论语・雍也》
⑩《孟子・公孙丑》
《论语・为政》
篇12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从当前学生的思想状况看，绝大多学生是独生子女，做惯家里的宠儿，自我为主心的意识、享乐主义思想比较突出，学习上、生活上都比较浮躁，因此，在语文教学中，运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学生进行思想和情操的熏陶是必要而迫切的。那些在长期历史事件中形成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传承。例如：《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论语选读》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临危受命的可贵品质，以及“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思想；《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独立人格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等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四种思想；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及欧阳修提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和“天人合一”的人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更具有现实意义。
当然，传统文化精伪并存，应去其糟粕，吸其精华，使之成为今天学生学习的思想要素。如“以民为本”的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以民为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其内存的根本动因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如今我们摈弃封建内核，则可以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先进理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身在正其心”“齐家”等命题，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凸现出现实意义。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部分指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其别强调，“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应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成长的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实现本课程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价值追求”。从新课程目标上看，要求学生“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情操、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学生在古诗文的阅读中传承文化美德的意义正是立足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基础之上的。
从近些年的高考情况来看，古诗文阅读所占比例较高，而且高考试卷中所选的古文阅读材料，是以古代那些为人正直清廉、忠心报国、乐善好施的人物传记为首选的，古诗词鉴赏所选诗歌有志存高远、精忠报国、渴望国家统一的内容，又有表现亲朋之间真挚情谊的内容，还有借史立志、借古激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中蕴含着大量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在阅读中认真体味，在日常生活中传承和弘扬。例如，2011年浙江高考卷选的是《新唐书·张文瓘传》，2010年浙江高考卷选的是《魏书·胡叟传》，2010年高考全国卷I选的是《明史·王祎传》，2009年高考全国卷I选的是《北史·魏德深传》2008年高考全国卷I选的是《后汉书·宋均传》，2006年高考全国卷Ⅰ选的是《南史·何远传》。这些古文考题中所选的人物或博闻强志，为朝廷所重用；或品性介直，为百姓所拥戴；或生活俭朴，为官一方清正廉明；或坚守节操、不徇一己之私情。在他们身上，都展现了传统美德的光辉。然而从近几年高考答题情况来看，却不容乐观。特别是我校学生古诗文阅读的基础比较薄弱，古诗文阅读能力比较差，古诗文阅读的方法还需引导。读不懂诗文，何谈传承与弘扬传统美德？所以培养学生古诗文阅读的兴趣，进而进行传统文化美德的传承与弘扬应当成为高中学生的“必修”内容。
篇13
一、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密切
（一）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中华成语是汉语言的精华，多源于神话、传说、寓言、典故，并记载于古代诗文名篇和文化典籍中，世代相传。一部《成语大词典》，一部《中华成语探源》，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文学史、中华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的反映和写照，详细记载了每条成语的释义、出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中华国学典籍中的所有成语的意蕴、历史典故。因此，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全息元”、“活化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二）中华成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在成语文化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仁者爱人、与人为善”体现了“讲仁爱”的思想；“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体现了“重民本”的思想；“待人以诚、背信弃义”体现了“守诚信”的思想；“正义凛然、义愤填庸”体现了“崇正义”的思想；“、和而不同”体现了“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这些成语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以“诚信”为例，有成语“信及豚鱼”，出自《周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原意指信用及于小猪和鱼那样微贱的东西；比喻义指信用非常好，充分体现了“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华成语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包罗万象、意蕴多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必然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成语文化“继往开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思想启蒙在中华成语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之“儒学”思想，其所倡导的“仁、义、礼、信、和”等价值取向在中华成语文化中有充分体现，与之对应的成语如“仁者见仁”、“见利忘义”、“文质彬彬”、“一诺千金”、“同舟共济”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为“友善、公正、文明、法治、诚信、和谐”等。与之对应，体现“友善”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c人为善、乐于助人、心怀坦荡、积善成德、济寒赈贫、抑恶扬善、宽仁大度、关心备至”等。体现“公正”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廉明公正、大公至正、守正不阿、刚正不阿、公正无私、大公无私、光明正大、正气凛然、正直无私”等。体现“文明”价值观的成语有“彬彬有礼、举止端庄、礼尚往来、互助互爱、见义勇为、敬老慈幼”等。体现“法治”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法不阿贵、法不责众、法不徇情、奉公守法、秉公守法、井然有序、禁止令行、军令如山、执法如山”等；贬义成语有“法出多门、目无法纪、依法治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生杀予夺、徇情枉法”等。体现“诚信”褒义成语如“实事求是、诚意正心、开诚布公、言行一致、信而有言、信守不渝、名副其实、诚心诚意、一言九鼎”等。“友善”指友爱、善良，与孔子倡导的“仁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和谐”价值观的成语有“和气致祥、家和福生、和睦相处、兄友弟恭、同心协力”等。
二、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得益彰
（一）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关键在于它活灵活现、魅力四射、灵活多样，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众广泛并积极地接受和参与。
首先，成语典故活灵活现，能够提供鲜活案例。以成语“精忠报国”为例，出自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二“岳飞精忠报国，父子就戮”，其爱国英雄“岳飞”典故，是“爱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与教育的“典范和榜样”。
其次，成语语言魅力四射，能够展现教育美感。成语大部分源于古代典籍和诗词文赋，本为熟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且保持古汉语语词和语法结构；同时又具有庄重的书面语语体色彩和古雅的语义色彩与结构。具有韵律美、结构美、形式美等特征，能够提供美育元素，让人们欣赏成语语言魅力中潜移默化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再次，成语产品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参与兴趣。目前得以广泛开发的成语文化产品主要有成语图书，如普通市民读本、故事读本、绘画读本、连环画读本、漫画读本，以及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电子成语图书。其次是成语电视产品，如动漫产品、成语综艺节目等。再次是不同艺术形式表达的成语产品，可以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篆刻、戏剧等表现形式。另外还有成语为主题的玩具、旅游产品、商品等。这些成语产品目的在于丰富教育素材，增强实效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成语文化弘扬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吸收了人类现代优秀文化成果，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思想信仰和价值取向，是道德行为规范，它能使中华成语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国与中国梦实施的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方向，发挥引领和引导作用，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方向标和旗帜，也引领着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为中华成语文化弘扬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和思想导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