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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指农业土地经营者以所承包农地的经营权为抵押来获取信用向金融机构融资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为破解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融资难、难在无抵押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型农地金融形式。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试点工作证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效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但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还属于试点阶段，部分地区存在法律禁止、农地评估体系不健全、评估机构缺乏和农村社保未跟进的问题（胡晓农，2009；陈晓夫和李孟军，2010），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博弈行为，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不完全成功，造成部分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因此，本文通过运用博弈理论，建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探讨分析影响两者借贷博弈行为的因素，以此探索规范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行为、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的建议。
二、博弈模型说明
（一）博弈模型的前提假设
博弈的参与人为农户和金融机构，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也是风险规避者。将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划分为两类，即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传统贷款（传统抵押或担保贷款和小额贷款）。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所拥有的信息集具有不对称、不完全的特性。农户对自身和农地的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对融资经营项目有着充分的认识。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渠道则相对单一，只能通过评估机构了解农地的信息，根据农户提供的信用状况和经营项目现状甄别农户的信息。因而，在此借贷博弈过程中，农户处于信息优势地位，金融机构处于劣势，无法轻易地、准确地、完全地获取农户的信息。金融机构的博弈过程成为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动态过程：金融机构根据农户行动获得新的农户信息来修正调整之前对农户的判断和认识再做出行动。即博弈参与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当然，农户也十分清楚这点，会有意识地采取措施掩饰自己的信用情况、经营项目风险、还款意愿、农地情况等不良私人信息。基于以上假设，本文为农户和金融机构的借贷博弈行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二）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
对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相关记号、博弈时序和收益函数的说明如下：
1.N={F，P}为博弈参与人集合，其中F代表金融机构，P代表农户；
2.G={θ0，θ1}为农户的类型空间，θ0表示低风险农户，θ1表示高风险农户，即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高风险农户信用差、虚报农地信息、还款意愿低、经营项目风险高等，金融机构不知道农户的类型G，但是知道农户类型G的概率分布p{G=θ0}=α，p{G=θ1}=1-α；
3.M={Ω0，Ω1}为农户的行动集合，也是农户的信号空间，Ω0表示农户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Ω1表示农户申请传统贷款；
4.D={Φ0，Φ1}为金融机构的行动集合，Φ0表示金融机构贷款，Φ1表示金融机构不贷款；
5.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农地的评估价值为V，用β1和β2分别表示在金融机构预期农户为低风险类型和高风险类型下给予农户的抵押率，且β1>β2，即金融机构根据农地评估价值V和抵押率β确定贷款本金，利率为r，农户融资经营项目的收益为i，金融机构进行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为C，用A代表高风险农户为成功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
6.在传统贷款中，用L1和L2分别表示金融机构预期农户为低风险类型和高风险类型下给予农户的贷款本金，且L1>L2，利率、农户融资经营项目的收益以及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相同；
7.根据博弈时序，第一阶段，农户根据G的取值选择信号m（G）=Ω∈M，第二阶段，金融机构根据观察到的信号Ωk（k=0，1）形成关于类型G的推断π，即πk=p{G=θ0│m=Ωk}，1-πk=p{G=θ1│m=Ωk}，k=0，1；
8.对于给定的θk、Ωk、Φk（k=0，1），博弈参与人的收益函数和博弈树如图1所示。
三、博弈模型分析
（一）金融机构推断依存的子博弈精炼贝叶斯策略
由于农户和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属于动态博弈，可以采取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在博弈的第二阶段，金融机构观察到信号Ω0或Ω1，形成推断π0或π1，选择行动d（Ωk）=Φ∈D时，期望收益函数应最大化。
当农户选择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Ω=Ω0时，金融机构选择贷款或不贷款的期望收益分别是π0（Vβ1·r-C）+（1-π0）（Vβ2·r-C）和0。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条件是贷款的收益大于不贷款的收益：π0（Vβ1·r-C）+（1-π0）（Vβ2·r-C）>0，即π0·Vr（β1-β2）>-（Vβ2·r-C）。由于抵押率β1大于β2，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Vβ·r大于贷款风险管理的成本C，所以上式必然成立，也就是说不论农户的类型，只要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就会贷款。
当农户选择传统贷款，Ω=Ω1时，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的条件为：π1（L1·r-C）+（1-π1）（L2·r-C）>0，即π1·（L1-L2）r>-（L2·r-C）。同理，上式也成立，即不论农户的类型，金融机构均会贷款。
（二）农户推断依存的子博弈精炼贝叶斯策略
根据博弈第二阶段金融机构选择贷款策略，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不同类型的农户也会选择最大化期望收益的策略。低风险农户选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或传统贷款的期望收益分别为Vβ1（i-r）和L1（i-r）。若Vβ1小于L1，将导致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额度过小，农户融资难的困境得不到解决。因此，Vβ1会大于L1，低风险农户选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另一方面，高风险农户两种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Vβ2（i-r）-A和L2（i-r）。相同的，若Vβ2（i-r）-A>L2（i-r），即A
（三）博弈模型的精炼贝叶斯均衡结果
根据上述两个步骤的分析，若A
四、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影响因素
就目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情况来看，A所代表的高风险农户为成功申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基本不存在或极小，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的策略组合是混同均衡，农户的申请行为无法传递农户的风险信息，导致部分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而要实现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模型的混同均衡向分离均衡转变，关键在于区分高风险农户两种贷款申请策略的期望收益，让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收益小于传统贷款的收益，即Vβ2（i-r）-A
假设贷款到期，E={φ0，φ1}为农户的行动空间，φ0表示农户期偿还贷款，φ1表示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O={γ0，γ1}为金融机构的行动空间，γ0表示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γ1表示金融机构选择不变现。农地评估价值的高估部分为h，农地实际价值为V-h，农地价值波动率为f，贷款到期时农地价值为（V-h）（1-f）。以抵押贷款为例，传统贷款到期抵押物的价值为U。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时，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耗费的成本为W，农户自身遭受的信用损失为S。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因素，博弈参与人的博弈树为图2所示。
（一）农地评估机构缺乏，评估价值不准确
由于专业农地评估机构和相关规范的缺乏，农地价值评估中主观判断成分较大，农地实际价值难以合理确定，以致金融机构可能不信任评估机构，进而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1.评估机构道德风险
现实中，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评估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高风险农户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A基本为零，其对农户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行为的影响甚微，博弈模型中也就不存在A。而评估机构按照农地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评估费用，使得评估机构高估农地价值以获取高额收益的动机较强。高风险农户预测到这一点后，为获得较传统贷款更高的贷款额度会支持评估机构高估农地价值，人为激励了评估机构的高估行为。高估农地价值不仅加大了贷款风险，还可能使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
2.农地价值被高估
贷款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时，金融机构采取变现抵押物的条件是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大于成本。确定抵押农地经营权的变现价格需要依据农地实际经营收益状况核定，此价格更接近农地实际价值，也更容易暴露贷前高估农地价值的行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高估农地价值使金融机构变现农地经营权仅能收回相当于农地实际价值的贷款本金，即：V-h
而评估业务的专业性促使金融机构外包该业务以减小成本，农地评估由农业局下属部门独自承担使得金融机构难以监管，加之评估机构的道德风险，难以及时根治农地价值被高估的问题。
一旦金融机构遭受损失，信息积累使其在下一次博弈中减少对评估机构的信任、下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率β，减少贷款本金。当β足够小时，可能导致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获取的收益小于传统贷款的收益，即：Vβ（i-r）
3.农地价值波动
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受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严重损坏农地或地上附着物，造成农地价值下跌。若金融机构在贷前核定贷款本金时信任评估机构，预期农地价值波动率f小，而确定了贷款本金。当风险事件发生后，农地价值下跌，变为（V-h）（1-f）。此时，农户既无意愿也无实力偿还贷款，金融机构选择变现抵押物的前提是：
（v-h）（1-f）-c-w>-vβ-c（v-h）（1-f）>vβ（1+r）
即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大于不变现的收益，如上述第一个式子，此前提显然成立；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应该足以抵偿贷款本息，如第二个式子。
实际上，即使贷前考虑了农地价值可能被高估，假设V-h=V，第二个式子变为：V（1-f）>Vβ（1+r），即β（1+r）+f1，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不足以全部抵偿贷款本息，形成贷款损失。此后，信息积累促使金融机构在下一次博弈中下调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率β以降低贷款本金。但金融机构并不能下调所有农户的抵押率，否则将导致贷款本金过低，陷入上述农户融资难的循环，不利于破解农户融资困境也不利于自身发展。
另一方面，农户拥有信息优势，会积极掩饰自身的风险因素，如激励评估机构人为掩饰农地的风险因素，并通过良好的信用状况传递自身诚信的形象。致使金融机构无法合理判断农户的风险类型，耗费更多的成本搜集更多关于农户和农地的信息，或者只择优选取农户贷款，部分满足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无法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困境。
（二）农地流转体系不健全，变现抵押农地难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基础是农地规模经营，涉及农地价值评估和抵押农地变现两个方面，农地价值评估的不准确易导致金融机构遭受不良贷款损失，农地流转体系的不健全易造成无法变现农地经营权，给遭受不良贷款的金融机构雪上加霜。
我国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慢，流转中介少，流转信息不畅，农地流转无法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运作。加上当前缺乏明确的管理部门，农地经营权的登记不规范，农地私下流转、“口头”流转的行为较多，未及时办理相关登记和变更手续，造成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效用不强，变现力差。当贷款到期农户不偿还贷款，金融机构获取的农地经营权变现率不为100%，即前述金融机构通过变现农地经营权能收回的贷款本金，在农地实际价值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变现率ρ，为：（V-h）（1-f）·ρ。而且当金融机构欲变现农地经营权时，往往因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促使金融机构不能变现农地经营权，或为变现需耗费更多成本，即W增大。导致金融机构为继续追讨未归还贷款而采用法律手段，耗费更多的诉讼费用和执行成本，而执行成本包括现时的货币费用和未来的时间成本。维权追偿涉及县乡基层，耗费时间长，审判结果执行难，因此最终实现债权的可能性低、成本高，W进一步增大。
另外，现行农村金融机构在运作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时，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没有结合业务特点，一定程度上照搬大型银行的经营方式和贷款管理方法，促使其经营成本高、效率低，为进行贷款风险管理耗费大量成本C。加之变现率ρ小于100%，当其足够小时，以至变现农地经营权得不偿失：（V-h）（1-f）·ρ-C-WVβ（i-r）。最终影响金融机构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甚至拒绝贷款，即不贷款的收益大于贷款的收益：0>-Vβ-C。从而陷入农户融资难的循环，制约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发展。
（三）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农户失信损失小
由于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开展，农户的信用状况信息无法及时被金融机构获悉，农户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直接导致农户到期不偿还贷款后所承担的信用损失S几乎不存在，后续在与金融机构借贷博弈中的成本不变。农户会掩饰自身的风险因素，传递良好信用状况信息，以获取高额贷款本金。
因此，农户预测到金融机构变现抵押物的收益并不显著大于不变现的收益，选择到期不偿还贷款时无需考虑自身的信用损失，即S为零：Vβ（1+i）-0（S）>Vβ（i-r），即Vβ（1+i）>Vβ（i-r）。造成金融机构为获取真实的农户信用信息，加强农户贷款申请的审查程度，向农户发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下降，农户贷款难度加大，农户仍陷于融资困境，甚至导致农村信贷规模萎缩。
五、结论及影响因素解决对策
综上所述，由于农地评估机构的缺乏使得现行农地评估价值不准确，不健全的农地流转体系造成难以变现农地经营权，以及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农户失信损失过低，致使金融机构在与农户的借贷博弈中处于劣势。出于自身风险和收益的考虑，金融机构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不强，无法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的困境，失去大力发展和扩大试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义。
为规范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行为、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借贷市场、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首先应加快加强农地价值评估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专门服务于农地评估的专业机构，制定和完善相关评估标准、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合理确定农地评估价值，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严格的评估责任追究制度，规范评估行为；其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体系，加快建立县乡农地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推动流转中介机构市场化发展，健全基层法律仲裁调解机构，提升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效率；最后，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农户违约的信用损失，改善农户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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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引言
当前“三农”问题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资金作为现代农业投入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来源是我们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资金不但包括国家投入的支农资金，也包括农民自己投入的资金，对于农民而言，资金的一般来源或是农民自有资金的积累，或是来源于借贷资金。借贷资金包括了民间的私人借贷和向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借贷。一般来说，农民自有资金积累非常有限，因此大多数资金短缺的农户不得不求助于伴有高额利息的私人借贷，这无疑会让农民的担子加重，同时会阻碍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1]。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没有可以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保证或是抵押品，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则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能够彻底打破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2]。以土地为切入点，着手与农村金融相结合，既可以顺利解决“三农”的资金问题又可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这对研究我国农村土地金融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意愿是影响其开展的根本因素，因而对影响农户参与农地金融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
作者于2015年10-12月在山东省东明县进行实地调研，调研主要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并依据所取得的调研结果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本次调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240份问卷，样本分布在东明县的东明集镇、刘楼镇、三春集镇、小井镇、菜园集镇、沙窝乡、陆圈镇、马头镇、武胜桥乡、大屯镇、焦园镇、长兴集乡等十二个乡镇，每个乡镇发放二十份，收回有效问卷211份，问卷回收率为87.9%。调查样本分布见表1[4]。
在本次有效样本的随机选取中，男性159人，占75.4%；女性52人，占24.6%；样本年龄皆大于20岁，大都分布于30-60周岁，占76%；家庭人数多为4-5人，占62.1%；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主，占到94.7%；调查中发现，少数人有过贷款经历，占比约为36%；家庭平均年收入大都分布在2-4万元之间，其中农业收入约为1万元，占总收入的35%左右，收入主要来源为外出打工，由于劳动力人数和技能的差距，每个家庭的打工收入差距较大，占到总收入60%的居多；同时根据结果我们也发现，75.8%的被调查者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不够了解。
（二）数据描述与分析
1.农户家庭收入与借贷情况。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农户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外出务工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其中以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农户最多，占到52.1%，以种植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次之，占到28.4%。农户借贷水平比较高，借贷现象普遍，一个年度内借款2万以上的有73户，占到34.6%，其中将贷款用在为子女建房购房和婚丧嫁娶的有46户，占63%。对农户借贷渠道的调查中发现借贷途径主要有两种：向亲戚朋友借款和高利贷，仅有36户农民曾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占比约为26.5%。
2.农户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意愿。根据收回的的有效问卷，农户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将农地抵押出去获得贷款时，仅有104名调查对象愿意接受，占总数的49.3%；107名农户不愿意抵押土地，影响其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最主要原因主要包括手续复杂、利息高、怕失去土地、对政策不够了解等方面，分布如表2所示。
3.农户关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受宣传程度[5]。根据获得的调研数据，相当一部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知之甚少，有的农户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农地金融制度，对该政策非常熟悉的是少数家里有学历高、做生意或者是干部的家庭，了解方式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当地政府的宣传得知，而来自当地金融机构的主动宣传却很少，说明金融机构对农村的金融扶持有待加强。
（二）变量的选取和基本假设
本文首先选择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同时把自变量分为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变量、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外部环境特征变量三个方面。结合走访调查结果和相关理论研究，把影响农户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因素汇总于表3，主要包括变量的定义、描述和影响效果等方面。
1.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
（1）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根据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被调查对象的年龄大都分布于30-60周岁，向两端递减，大致符合正态分布。同时也可得出，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也会不同，通常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的投资意愿逐渐降低，对抵押土地进行贷款的途径也比较抵触。因此本文假设，年龄越大的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抵款的意愿越低。（2）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直接关系着他的眼界、知识面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因此我们假定，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投资意愿和管理风险的能力越强，进而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有更强烈的需求。
2.农户家庭特征
（1）劳动力人数和家庭规模。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人均收入也就越高，对贷款的需求相应降低；相反，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所需要的资金相应增加，进而会对土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上升。（2）人均收入。一般来讲，农村地区消费水平差距不大，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户需要的额外资金相应降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农户对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制度的意愿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3）耕地规模。一个家庭的耕地规模越大，耕地的边际效用越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会随着耕地的增加而降低，进而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会降低，所以会更倾向于将土地进行抵押。（4）借贷经历。这里的借贷经历主要是指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经历，如果一个家庭曾有过贷款经历，那么他对新兴的融资渠道会更容易接受，对抵押贷款的意愿也会相对强烈[6]。
3.外部环境特征
本文调查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贷款的优惠力度、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关于农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优惠力度越大，农户从中取得的收益越多，进而投资意愿越强烈，最终导致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大；通常情况下，政府的政策直接关系农户的决定，农户相信政府，一项政策从政府得到的扶持越多，农民对该项政策的信任度会越高，因而我们假设，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与政府的扶持力度呈正相关；一般来讲，如果一项政策的宣传力度越大，越有可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进而被目标群体熟悉进而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同样假设政策宣传和抵押贷款意愿呈正相关；通常，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低，农户就越敢把这项沉睡的资产流动出去，进行土地抵押获得贷款[7]。
（三）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了SPSS19.0对211个样本数据进行了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从模型结果可以得出，所选模型取得了的良好的整体拟合效果，检验基本可行。影响农户土地承保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主要因素如下：
1.被调查对象个人特征对农户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首先，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的wald量的显著水平sig=0.714>0.05，说明模型无法拟合数据，因此性别变量对我们采用的模型没有显著性意义，所以应该剔除。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625，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抵押土地来获得贷款的需求呈现降低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年龄大的农户通常具有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差、风险规避倾向性强、投资意愿弱等特点，进而造成贷款需求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往往对60岁以上的借贷者比较谨慎，所以导致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与年龄因素呈负相关，并且sig=0.0000.05，说明文化程度因素数据的拟合效果不好，对模型贡献没有显著性意义，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农村教育落后，以致于被调查者绝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和知识去了解和接触到有关土地金融方面的事物，进而造成文化程度不能显著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的局面。外出务工经历因素的回归系数B=0.712，并且wald的显著水平sig=0.001
2.农户家庭特征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劳动力人数、家庭规模、耕地规模和借贷经历的统计量Wald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
3.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农户对政策宣传满意度和农户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满意度的统计量Wald的显著水平sig均为0.000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东明县13个乡镇的211户农户的样本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了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外出务工经历、耕地规模、劳动力人数、家庭规模、借贷经历、年人均收入、政策宣传、贷款优惠程度、政府扶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同时，通过本次实地调查和模型结果分析发现，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面临着潜在需求低、农户认知少以及农户恋土情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旨在解放农村生产力、打破资金瓶颈的金融创新途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已是大势所趋，故根据该次调查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研究发现，虽然相当数量的农户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日趋下降，农业收入来源也日趋多元化，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农户对土地的精神依赖程度却没有降低，他们把土地当做保障其基本生活来源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对土地抵押贷款业务保持谨慎态度。因此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消除农户的后顾之忧，让农民脱离靠地保障生活的现状，使“沉睡”的土地资产流动起来[8]。
（二）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
首先，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农村中低收入农户提供土地抵押贷款服务，提高这部分人群参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9]；其次，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实行财政补贴、降低营业税等措施来使农户享受到切身利益，进而推进土地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最后，应该经常性的在农村开展专题讲座、发放手册等活动，尤其加大对没有外出务工经验、年龄较大农户的宣传力度，使其转变观念，尽可能提高政策认知度。
（三）开展农地抵押贷款试点
在我国开展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是适应未来趋势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必经之路，通过在试点地区实行政策优惠，加大扶持力度，解决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来推进当地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以点带面，提高其他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最后在各地有序推进农地金融业务的开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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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农户贷款难问题一直是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瓶颈，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农户缺少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供抵押的财产。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地方在探索并化解农民贷款难、抵押难的实践中，积极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1其中，青海省以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推进城乡金融统筹发展，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成为了新时期金融支持牧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而开展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有利于激活牧区沉睡的资产、丰富牧区融资渠道、满足牧民金融需求，是解决牧民贷款难问题的有效渠道。为此，青海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牧区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
宁夏、湖北、河南、贵州和重庆等省（市、区）的部分地区已进行了试点工作。国内众多学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研究。周振海（2009）认为作为金融抵押资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加快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引导土地流转价格和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璐筠、冯宗容（2010）认为我国推行农地抵押贷款制度满足了拓宽农业生产融资渠道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符合解放农民和发展非农产业的要求、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发展农地承包经营制度。郭路明、蒲春玲等（2013）认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有利于农村金融业务发展、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就农民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盈、申彩霞（2010）以重庆开县、忠县为例，根据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项分布的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农地抵押贷款的因素，结果表明：耕地面积、经济活动类型对农户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刘婷婷、刘钟钦（2013）从农民抵押贷款的需求角度出发，采用二项分布的Logit模型，结合辽宁、河南两省237个样本农户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共13个变量对农民农地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
综合整理现存的相关文献后可以发现，目前理论界主要是对农民抵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对于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影响因素的专门研究还很少。鉴于此，2014年6月人民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对辖区5个县的253户牧户进行了专题调研，旨在了解影响牧民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因素。本文拟从经济学中传统的供求分析出发，通过构建Logit模型，分析相关数据，试图发现影响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描述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描述
本文的调查数据涵盖了青海省海南州5个县、20个乡镇，调查对象为这些区域内随机抽取的253户牧户，共涉及农牧区家庭人员1015人。调查主要采取了随机抽样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总共发放问卷997份，问卷收回率为100%。经重新整理后，最终确定样本总数为986人，其中有效样本数为983人，样本有效率为99.70%。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的设定。本文将牧民是否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设定为因变量。牧民是否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是牧民主观意愿的反映，笔者将它作为因变量，进而考察不同因素对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影响。在随机抽取的牧户样本中，牧民对于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的意愿或是愿意，或是不愿意。因此，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本文将“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的因变量设值为“1”，将“不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的因变量设值为“0”。
2、自变量的设定。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影响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外部因素主要指牧户的社会经济环境。本文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将影响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个人特征归纳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分别设为X1～X4;家庭特征归纳为距乡镇距离、是否愿意进行草场流转、家庭收入在本村处于什么水平、是否以养殖业作为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目前是否有借债和是否愿意用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方式获得贷款，分别设为X5～X11;外部因素归纳为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和目前是否愿意抵押更多的承包草场，分别设为X12～X13，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Logit模型构建
基于变量的设定，本文拟构建一个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又称为Logit模型，对影响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因变量为0～1型二分变量，“1”表示“牧民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0”表示“牧民不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解释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距乡镇距离等X1～X13共13个变量。Logit是概率单位模型，可以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牧民愿意或不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的概率，分析什么样的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的意愿更强。Logit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Logit（P）=b0+b1x1+・・・+bpxp （1）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Logit回归模型的误差项应服从二项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因此，该模型不适合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而应用最大似然法。
（二）计量结果分析
从估计结果看，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检验基本可行，如表2所示。模型如下：
Y=-4.272+3.277X1-0.133X2+0.091X3+0.712X4-0.208X5+0.470X6+2.020X7-0.375X8
+0.520X9-1.356X10+1.660X11+0.281X12+1.673X13
对影响牧民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意愿的因素分析如下：
1、牧民个人特征变量。在牧民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男性较女性更愿意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年龄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牧民年龄的增长，选择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减弱，这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客观规律，牧民的年龄越大，其对草场的依赖程度越明显，传统的保守思想使他们不愿意冒险用最后的生活保障进行抵押贷款。受教育程度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牧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眼界和见识也就越广，也就有更多去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和创业的技能，从事牧业生产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选择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就越强。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牧民更愿意选择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这可能是因为有过打工经历的牧民见多识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因此更容易接受新的政策和法规。
2、牧民家庭特征变量。在牧民家庭特征变量中，距乡镇距离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牧民家距乡镇距离越近，牧民获取消息越灵通，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越强，因此选择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意愿就越强。承包的草场面积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牧民的草场面积越大，其边际交易成本越低，进而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就越强。是否愿意进行草场流转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愿意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民更具有冒险精神，因此更容易接受与利用新的制度安排。家庭收入在本村所处的水平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低的牧民更愿意抵押草场获得贷款，这主要是因为海南州所辖5个县均属于贫困地区，大多数牧民正处于贫困边缘或已陷入贫困之中，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还款能力较弱，因此在缺少抵押物向银行告贷无门的情况下，其更愿意利用草场来进行抵押获得贷款，进而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是否以养殖业作为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牧民长期受藏族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大多数牧民从事养殖业，其在进行牛羊育肥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为解决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难以满足其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大额资金需求的问题，牧民更愿意用草场经营权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较大额度的贷款。目前是否有借债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有借债的牧民在未还清上一笔贷款的情况下对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的态度更为谨慎，这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客观规律。是否愿意用抵押方式获得贷款与牧民的抵押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愿意用抵押方式获得贷款的牧民相对更具有冒险精神，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因此也更容易接受新制度。
3、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变量。在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变量中，牧民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与牧民抵押草场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表明牧民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越高，其抵押意愿也就越强烈，这可能是因为一旦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牧民可以从中获得实惠，进而促进其抵押意愿。目前是否愿意抵押更多的承包草场与牧民的抵押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这与近年来海南州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密切相关，在这项政策的影响下，牧民会认为抵押更多的草场会影响政府对其草场的奖补金额，因此就不愿意抵押更多的草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牧民个人特征变量、牧民家庭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牧民对草场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意愿，其中牧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这3个变量对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影响较大，影响程度均在70%以上，且影响力排序为：牧民受教育程度>牧民年龄>牧民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宣传为先。结合本次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牧民对金融政策不甚了解，尤其对于抵押贷款政策更是知之甚少，在对其进行了简要的政策讲解之后，牧民对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理解程度有所提高，大部分牧民表示愿意向银行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获得贷款，这也仅限于本次调研区域，而其他牧民的情况并不在本次调研掌握范围内。因此，现阶段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是牧民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从具体操作上看，可以联合辖区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农牧局等相关单位深入牧区进行政策宣传，通过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如进入牧民家中讲解、组织座谈会、发放汉藏双语宣传册和建立手机微信宣传平台等。
2、准确定位。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牧民在缺乏有效抵押物向正规金融机构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主要还是采取亲友以及亲友以外的民间借贷方式来获取生产生活所需资金，尽管在乡风民俗的约束下牧民会倾尽全力归还借款，但仍然存在着极高的道德风险，极易引发社会纠纷，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这是其一。其二是牧民的贷款主要用在了养殖业上，如利用贷款进行牛羊育肥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因此，对于想要发展养殖业而苦于无钱投入的牧民，将草场承包经营权这一生产资源转化为金融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是联保贷款和信用贷款作为牧区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的主要贷款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贷款额度较低难以满足专业大户、经济能人和专业合作社等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大额资金需求的弊端日益凸显。针对上述问题，目前准确定位成为牧民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具体看，结合海南州实际，应从制度安排上将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作为今后金融机构的主要贷款形式之一，并将这种抵押贷款逐步扩大到满足牧民生产投资性需求上来，从而拓宽融资渠道，减少道德风险，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3、有的放矢。上述实证结果表明，牧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对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希望程度这3个因素对牧民抵押草场承包经营权意愿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做到有的放矢，将这些主要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制定出真正符合牧民意愿的政策。从可操作性上看，可以针对牧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轻以及支持国家出台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且贷款需求旺盛的牧民量身定做相关贷款产品，并先行对其开展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一旦试点效果明显，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就可以在海南州内全面推广实施，从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拓宽牧民融资渠道，切实发挥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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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Herders’Desire for Mortgage Loan of Grassland Contracted Management Righ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of Hai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WU Yan
篇4
时至今日，这类巨额债务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困扰。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地方政府行政债务余额约为30万亿元，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累积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顺势承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类贷款，虽然扩充了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学界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判定商业银行是否处于高效率状态。基于“经济理性”假设，商业银行在拓展中间业务等新的市场空间的过程中变得“懒惰”，在无形中降低了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王建旭，2015）。
通过动态地研究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Li（2005）通过32个国家政府公共贷款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存在公共资本挤出私人投资的可能性。Bartels（2009）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观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32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贷款数据，认为政府贷款会挤出私人贷款。
较国外实证研究而言，国内关于政府公共贷款对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商业商业银行效率的文献相对不足。张志艳（2012）等学者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视角出发，通过静态和动态两种维度观测国内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商业银行寻求利润不能只以赚取利息差为主，应提倡金融改革与创新。唐雪松（2012）对中日两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比较性研究，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低于日本商业银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商业银行来自于中间业务和金融市场创新能力的非利息收入与净利差水平较高。
然而，国内学者多以案例分析的定性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市场风险，没有将政府公共贷款与银行效率的关系纳入实证研究范畴，缺乏衡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扩张对商业银行运行效率的研究视角，构建了观测我国商业银行在新时代背景下，纳入地方政府投融资贷款业务后经营效率的测度模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融资与我国商业银行
在我国，由于金融体制的因素，决定了商业银行贷款是公司融资所需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而大多数金融资源受政府所控制，其表现形式为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站到金融业界的半数以上（万剑，2013）。基于这一国情，政府政策和资源更为倾向于国资背景的企业、事业单位，而民营企业则较难融资。Brandt（2003）认为，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但款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信贷歧视，国有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具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国有企业。陆正飞（2009）将这种现象同宏观经济背景进行匹配，发现信贷歧视在信贷政策收紧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的国企尤其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现代企业必须进行公司化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并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服从于政府的治理意愿，与国外市场环境相比较多地参与了非市场行为，埋下了非理性经济行为的隐患（李娟娟，2011）。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人，“?H政府”的意识和行为，使得商业银行投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业务当中，商业银行受到的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行政干预导致了大规模的平台类贷款。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较其他中间业务更容易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青睐。
（二）地方政府贷款与中间业务“挤占”
基于国外的长期经验证据视角，商业银行承接地方投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经营效率受到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分布的影响。Bartels（2009）等国外学者认为，商业银行中的政府债务融资会“挤出”私人部门贷款，增加银行的“懒惰”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调整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健全，商业银行的业绩评价与绩效考核政策仍处在以量定效的初级层面，对于贷款质量的后续评价和追踪评估缺乏相应的联动机制（唐雪松，2010）。地方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人，商业银行在“亲政府”的意识下较多地涉入平台资源分配竞争，弱化了中间业务的市场空间，不利于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影响，承接有此类业务的商业银行更容易发生过度投放贷款。
综合以上两点假设，下面本文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两步实证研究，探求此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
（一）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构建
数据包络分析，即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它属于线性规划方法的其中之一，基于相对效率的概念，将拥有多个相同投入指标和多个产出指标的同类型单位或单元进行分析，评价单位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得出一个投入与产出效率的综合性结论。
假设市场有N家商业银行，每家银行包含p项投入以及q项产出。其经济效率的首先取决于每家银行的最低实际产出成本，通过下列线性规划计算得出。
MinMCi=mi xi （ i = 1，2，…，n）
s. t. xi ≥αX
yi ≤αY
上式中，mi 代表由第 i 家商业银行各种投入的经济价值所组成的 p维向量； xi 、yi 分别表示第 i 家商业银行每种投入量及产出量所形成的向量； X、Y分别表示n 家银行的投入及产出构成的矩阵。
假设第 i 家银行的产出 yi需要的实际生产成本为 Ci ，则：
E=MinMCi /Ci
式中，E 为经济效率，是最小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比重。若 E = 1 ，则银行的实际生产成本正好等于最小成本，此时银行可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银行的经营是有效率的；若 E
（二）模型中指标与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希望经过数据包络分析来测度商业银行效率值，然后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将上步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笔者在DEA方法模型中，共选取了5个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为存款总额、营业费用和固定资产净值，产出指标为银行贷款总额、税前利润总额。
本文的样本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包括5家国有银行和13家股份制银行。样本选取的银行属于经营范围涉足全国，其规模、利润水平和影响力等方面在市场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市场代表性。样本数据取自上市公司的年报，此期间为2006―2015 年。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部分通过报告和其他信息的计算得出。
（三）样本银行的效率值测度
限于篇幅，在此不对样本银行经营的效率值测度详细描述，数据分析结果（见下页表1）。
分析下页表1可以得出，样本的效率值存在明显波动，观察效率平均值，大致上是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
以上是通过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出18家A股上市的境内商业银行在2006―2015这十个年份中的效率值，也是本文的通过两步法进行实证探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是否以及怎样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第一步。本文的下一步是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将上一步算出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值看作解释变量，经过多元线性回归拟合以及格兰杰因果性检验的定量测度来检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效应。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回归分析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
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特性和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除选取了地方政府融资类平台类贷款规模这个指标外，还选择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其他四个因素作为多元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五个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分别是：
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规模指标的大小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银行贷款总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记为 GL（Government Loan）。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相关数据未得到正式统计和公布，所以本文选取商业银行各年年报中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类行业的贷款额来近似代替。
2.银行资产规模。总资产可以体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因而本文比较某一样本的总资产占全部样本总资产之和的比例来定义各商业银行的规模大小，记为 S（Size）。
3.股权结构。本文中的样本全部为A股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了探究不同所有权结构的经营效率差别，在此把股权结构设为1个虚拟变量，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数值设为0，剩余13家股份制银行设为1，记为ES（Equity Structure）。
4.净利差。指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成本率之差，反映?Y金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行为，体现了商业银行的自身效率。本文将净利差作为反映收取利息的获利能力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记为 NIM（Net Interest Margin）。
5.非利息收入水平。若商业银行过多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赚取利差，其中间业务及其他非利息业务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会不断下降，因此本文计算各家样本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减去利息净收入后所得到的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非利息收入水平，记作NI（No-interest Income）。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现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EVit= β0t+ β1tGLit+ β2tSit+ β3tESit+β4tNIMit+ β5tNIit+ μit
（j = 1，2…5； i = 1，2…13； t=2007，2008，…，2014）
公式中的EVit表示各个商业银行不同年份的效率值（Efficiency Value），β0t代表常数项，βjt代表各影响因素的系数值，μi 代表随机误差项。
本文使用逐年回归对五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相较于面板回归的优势在于各影响因素在十年中的每一个年份的系数都可得出，从而观察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在不同年份和规模下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和变化，特别是测度政府平台类融资系数值的变化。因此，使用逐年回归的分析方法比采用面板回归更具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所得的结果
经过SPS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5年的R2 都大于80%，表明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商业银行效率的变动，因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适合的。从得到的结果可观察出，本文所选的5个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变化的解释因素基本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NI和部分年份中的个别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考虑到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的共线性，可在模型中删除。另外，在结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部十个年份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GL）的值都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且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起负面作用，同时表明实证结果呼应前文所做的定性研究。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页表2的实证结果，2006―2015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关系均为负相关，说明如果我国商业银行扩大政府公共类贷款的规模会对起经营效率产生负面作用。另外，还需补充说明以下其他解释变量。
首先，??证结果说明股权结构与经营效率呈负相关，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略逊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这也与其他一些学者所研究成果是一致，国有银行若要增强竞争力还须深化改革，加强金融创新。
表3揭示了2006―2015年地方政府平台类融资规模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表中数值分别为回归模型中GL的系数值。可得到结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负面影响比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更大。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国有商业银行有能力且实际也获得了更多的融资平台类贷款，从而减少了其他类型利息收入业务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使得运行效率较低。
其次，净利差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就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的获利仍依赖着传统型业务的净利差水平，而非提供表外服务等非利息收入业务获利，结果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会逐步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若按目前状况，我国商业银行会在面对外资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实证结果，显示主要变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GL）的系数值的绝对值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
根据对结果中GL系数的分析发现，2006―2009年该系数值呈下降趋势，2009年降至最低，之后开始逐渐回升。这样的结果说明此类贷款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程度先增强，之后减缓。究其原因，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发起了4万亿元市场刺激计划导致 2009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迅速增长。此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增大。但经过2010年政府的限制和整顿后，快速抑制了此类贷款的野蛮增长，因而系数值的绝对值开始下降，对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开始变小。系数值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关系。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立足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监管和治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对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避免大范围的系统性以及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有重要意义。面对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长足发展，本文结合上述研究、前人研究以及学者的讨论，分别从监管者和银行自身两个主体，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篇5
贷款风险是金融风险中主要类型，我国银行贷款风险管理比较侧重于风险控制的事中和事后的控制，而忽视了风险的事前管理。国外大量的成功案例表明，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一些风险隐患发现的越早，对银行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因此，加强银行贷款风险水平的事前监测管理，使用数据挖掘技术――决策树算法对以往海量贷款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和完善贷款风险预警体系，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是银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 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Data Mining）目的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决策树算法是数据挖掘十大经典算法之一。决策树提供了一种展示类似在什么条件下会得到什么值这类规则的方法。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上而下根据相应规则生成而来的，每个决策或者是每个事件所产生的后果都有可能引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的事件，导致不同的结果。把这种决策分支以图形的方式画出来很像一颗倒立的树结构，所以称为决策树。
决策树包含许多不同的算法，其中最典型的算法有ID3，C4.5，CART等。ID3算法由Qullan在1986年提出的，该算法以信息论为基础，以信息熵和信息增益度为衡量标准，从而实现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假设用X代表当前样本集，用Q候选属性集，候选属性集中所有属性皆为离散型，或数值属性事先经过预处理转化成离散型。ID3算法描述如下。
ID3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决策树中的各层分支节点上利用信息增益的方式选择属性。在树的每个节点上，将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属性作为当前节点的测试属性，使用获得的属性对样本集进行样本划分之后，系统的信息量是最小的。并确保找到一棵简单的树。
设S是s个数据样本的集合，假定类标号属性具有m个不同值，定义m个不同类Ci（i=1，2，3...m）。设Si是类Ci的样本数。对于一个给定的样本分类所需的期望信息由下式给出：
其中pi是任意样本属于Ci的概率，一般可用Si/S来估计。
设Sij是子集Sj中类Ci的样本数。根据由上划分子集的熵（熵是对事件对应的属性的不确定性的度量）由下式给出：
其中熵值越小，子集划分的纯度就越高。
由期望信息和熵值可以得到相应的信息增益值。对于在分支上将获得的信息增益可以由下面的公式得到：
ID3算法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并选取具有最高增益的属性作为给定集合的测试属性，对被选择的测试属性创建一个节点，并以该属性标记，对于该属性的每个值创建一个分支，并据此划分样本。
3 利用ID3算法构造贷款风险预警分析决策树
3.1 构造决策树
抽取某银行的贷款数据，对个人贷款风险等级进行评定。为了简化仅选用4个属性值进行确定，各属性值的取值范围是这样定义的。
年龄（age）：1、2、3，（1代表20-31岁，2代表32-41岁，3代表42-50岁）；年收入（income）：0，1，2，3（0代表100000以下，1代表100000-200000，2代表200000-300000，3代表300000以上）；存款（poist）：0、1、2、3（0代表100000以下，1代表100000-200000，2代表200000-300000，3代表300000以上）；负债（debt）：0，1（0代表有负债，1代表没有负债）；风险等级（grade）：A、B、C、D、E（A代表正常类，B代表关注类，C代表次级类，D代表可疑类，E代表损失类）。表3-1给出了训练样本集。
最终需要分类的属性为grade，它有5个不同的值A、B、C、D、E，A有3个样本，B有2个样本，C有2个样本，D有1个样本，E有2个样本。
为计算每个属性的信息增益，首先给定样本grade分类所需的期望信息：
age属性的样本值分布如下所示：
最后计算的信息增益是：
类似的，可以计算：
Gain（income）=0.964 Gain（poist）=0.482 Gain（debt）=0.243
由于age在四个属性中具有最高的信息增益，所以首先被选为测试属性，并据此建根节点。用age标记，并对于每个属性值，引出一个分支，数据集被分为两个子集age结点及其分支如图3.1所示。
类似的可以计算出各个属性的信息增益，经过计算可得知信息增益最大的为收入income，其次为存款poist，最后才是负债debt。按照上述过程最终可得出决策树如图3.2所示。
3.2 提取分类规则
4 结论
数据挖掘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应用前景及发展空间十分广阔，特别对于银行业及银行监管部门。银行贷款风险预警系统有助于强化贷前管理。通过对贷款客户的收入、存款和负债情况分析，确定是否有风险。如果客户属于较重风险和严重风险的等级，则不予贷款；如果属于中度风险的等级，则需在贷款后加强贷后管理，关注客户经营情况，及时回收；如果属于轻微风险和无风险，则贷款给客户。
[参考文献]
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0025302
1 引言
“无忧时贷”大学生贷款APP是笔者团队的自主创业品牌，其在继承传统大学生贷款APP下款快、贷款利率低、程序简单的基础上，创新出具有兼职功能的特色。
2 “无忧时贷”的创业背景
2.1 大学生强烈的消费需求与有限的经济能力的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得提高，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生逐渐成为了一个倍受关注的特殊消费群体，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背景及巨大的消费潜力。然而，除了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外，他们再很难获得其他的额外资金收入。于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存的生活方式对于大部分大学生而言，成为一种较为奢侈的东西。通过调查问卷，得出当代的大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他们的消费结构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娱乐和交际所需的花销已经成为大学生每月很大一部分的支出。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学生们并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来满足这些自身需求。从消费来源来讲，由于大学生仍处于求学阶段，绝大部分大学生并无经济来源，约90%的大学生日常消费资金完全来源于家长，一方面对大学生的消费能力产生限制，另一方面，家长也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这种矛盾为大学生贷款APP提供了商机和市觥
2.2 各种大学生贷款平台受到社会及民众的质疑
尽管各贷款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需求，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郑德幸跳楼事件到借贷宝裸条门事发，这一系列与大学生贷款平台相关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透露出这种消费方式的风险。一方面大学生的固定收入来源即家庭供给的生活费在支付完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后很难再去偿债。这也是银行不愿受理大学生信用卡业务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各大学生贷款平台具有随意性，从河南学生郑德幸利用班级同学信息，私下以同学名义贷款数十万元就可见一斑。贷款平台缺乏严格的审查管理制度，不利于贷款的追回，同时若发生如上的事件，不仅对平台的宣传造成影响，更造成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这种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背景下，笔者团队希望“无忧时贷”APP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传统大学生贷款平台的不足，达到更好为大学生服务的目的。
3 “无忧时贷”的竞争分析
3.1 市场竞争
面对大学生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同行业的竞争者都在摩拳擦掌的准备进入或已经跨入。据网络搜索显示，现如今已存在200多种大学生贷款APP平台，其中比较受欢迎的有“花呗”、 “趣分期”、“分期乐”、“京东白条”等贷款平台，无抵押、无担保、放款快、操作简便，着实为大学生们解决了向父母、朋友借钱张不开口的难题。据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分期借款所使用的网站比例如图1所示。
3.2 竞争优势分析
目前市场中的竞争比较激烈，贷款分期网站相对较多，但这些网站对于大学生来说蕴藏着高风险。由于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尚未完全成熟，很容易形成盲目消费、攀比消费等不理性消费，而这些贷款网站看似方便快捷，但容易诱导大学生形成自己无法承担的消费。一旦其无法到期偿还贷款，那么违约金将会以每日叠加的形式翻倍增加，超出原有贷款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无忧时贷款”则是一款全心为大学生服务的APP，不会盲目的为大学生进行贷款，会根据其提交的材料为其设计合理的消费方案，且通过与同行业贷款利率相比，该APP的贷款利率维持在了行业的较低水平（表1）。
除此之外，目前市面的贷款网站还款方式较为单一，较为老式的现金或网银还款方式加大了生活费固定的大学生的消费及还款的压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需求。相比之下，“无忧时贷”在保证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低、放款快、操作简便这些优势的同时，又通过引进劳动还款这一新型的还款方式，让大学生在享受多元化大学生活的同时，又可以通过工作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并综合的提高自己职场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经济问题并且将还款风险降到了最低，一举两得。除此之外，与部分贷款网站只支持线上消费相比，用户在“无忧时贷”上申请所得的贷款可以直接提现，全方位满足用户多种消费方式。
同时，该项目提倡的是“先消费，后兼职”，与普通兼职“先兼职，后消费”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先满足大学生对消费的欲望，而后再通过兼职还款，也同时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经历。而且在如今大学生兼职不再是稀罕事的时代，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找兼职，骗取大学生的钱财，对大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该项目所选择的兼职地点都是资信状况良好的中小型公司企业，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大学生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同学们可以放心的在这些兼职单位里工作偿还自己的借贷。用户在这里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更加合理地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而这种新颖的借款还款方式也会更加吸引一向喜欢尝试新事物的大学生的加入。
3.3 竞争劣势分析及对策
当然作为一款全新的贷款APP软件，也存在一定的劣势。由于是刚刚开发的软件，所以客户对我们的信任程度不如一些现有的贷款平台，这就要求在项目的发展前期进行大力宣传，并对选择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优等的服务，多积累信用客户。
4 “无忧时贷”的营销策略及推广
笔者团队将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资金的吸纳。首先，会向风司介绍笔者团队的项目，申请贷款，同时项目成员也将投入一部分自有资金来入股作为启动资金。其次，会向一些手中资金比较充足的人群进行融资，进行股份制安排，而面向一些有着丰富管理经营经验的人群和拥有充分计算机、网络知识的技术人员及具有从事互联网金融资深资质的人员进行技术入股，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对该APP进行管理。
除基本的收取用户贷款分期手续费或逾期手续费作为资金来源外，将会采取和美团、美丽说、嗨淘、小红书等一些并未与贷款平台合作的购物平台进行合作。如果使用此APP的大学生需要在以上商家进行消费时，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0元购”，也就是说用户不用立即进行现金或网银支付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物品，费用将会由我方预先支付给卖家，买家收到货物后，在确认收货后的次月的10日或之前进行还款即可。若买家收到货品不满意申请退款的话，如卖家同意，买家将不用偿还此笔业务产生的贷款，货款将由商家直接退还给APP。但若此笔交易成功完成，将会向卖家收取商品成交价格1%的手续费。这不仅可以方便大学生的生活，还可以为该平台引进大量的资金支持，并且扩大笔者团队的宣传面。同时，还会与所关联的兼职公司收取用户每月兼职工资1%的手续费。当项目逐渐走向正轨、知名度逐渐变大后会面向一些刚刚起步的需要大力宣传的公司，为其开启广告服务，通过广告页面帮助他们宣传，并收取一部分的费用，作为“无忧时贷”的运营资金。最后，对于一些完成借款并选择工作还款的用户，也会为其提供“无忧时贷”产品推广的工作，根据其推广程度及所获得的用户群，为其发放绩效工资偿还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很多后期推广的费用。
5 结语
“无忧时贷”作为一款综合借款、分期、购物与兼职的全方位为大学生服务的APP，其贷款利率处于行业中较低水平，且借款风险较小，所合作的公司、企业会为在此APP借款的用户提供高环境、高质量的兼职工作机会，让用户在享受低利率借款的同时，也充分的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加自己的实习经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的潜力开发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为其日后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桂媛媛，陈彦华.大学生网络贷款调研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6（22）：78～79.
篇7
一、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概述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是指能够在超宽带的带宽上进行信号的传输。超宽带一词最初使用于美国的国防部，那时是为了利用超宽带技术来实现对某一频率范围内信号的定义。与普通通信方式相比，超宽带技术采用的是一种极短的脉冲信号，每个脉冲信号的持续时间通常只有几十皮秒到几纳秒，在最大数据的传输速率上可以实现每秒几百兆比特。
二、超宽带无线通信的优势
2.1 使用的宽带大、传输速率高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和其他无线系统相比，具有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同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所用技术简单，发送功率要比现有的无线系统要低很多。在无线通信系统发展中，其空间容量也更大。在频域上，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在跨越上具有很广的范围，能够保证在嘈杂复杂的环境中不被检测到，具有很强的安全性。
同时，无线通讯技术具有相当高的穿透力，广泛的应用于检测、定位等领域。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所提供的高速率的无线通讯数据传输速率可以同时满足许多大容量的多媒体流的传输。
2.2 具有高强度的保密性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采用的信息接收系统是采用的跳时扩频。只有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的接收机知道发送端的脉冲序列，才能在数据信号发射和接收的过程中保证高度的安全性。同时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低功率的发射优势，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信息时代，很难在嘈杂的环境中被检测到。
2.3 通电情况下耗能低
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在通电情况下，具有耗电量低的优势，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通过连续的发射载波，只需要通过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脉冲电波就可以成功的达到目标要求，耗电量极低。同时，由于在发射信号的过程中，发射消耗功率很小，会形成很低的噪声干扰，与其他通讯技术之间是可以共融的。
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发展中。如在军事系统方面的检测、雷达探析、地面穿透雷达等等方面。特比是在雷达探测信号方面，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利用本身的优势，通过无载波脉冲的方式，在穿透能力比其他无线通信技术具有高速率的快速穿透能力，在探测成像系统中广泛的应用。在医疗方面的成像系统、通讯信息系统等等方面，大量地运用超宽带通讯技术。
在家庭无线网中，通过安装宽带网，实现各种多媒体技术之间的数据共享连接，从而在个人局域网中能够进行高速的接收信号。在信号信息检测方面，通过数字成像系统，达到远程控制检查家庭周围的情况，实时检测环境的变化情况，增强居家环境的安全性。
三、超宽带无线通信的局限性分析
综上分析，虽然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许多的优势，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其他无线系统的干扰，由于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采用的是非常宽的宽带，造成了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对于窄宽带系统的干扰，例如对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同时，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也容易受到传统的窄宽带通讯机的干扰。如果超宽带无线通讯的接收门限值低于传统发射机发射的窄宽带信号，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满足超宽带的天线以及匹配滤波器的精度要求。除此之外，超宽带无线通讯技术由于接收脉冲的持续时间短，需要控制好内部和外部的噪声，这给信号高速的传输就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四、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实际应用
4.1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家庭和办公环境中的应用
目前，超宽带技术在家庭及办公室等场中应用较多。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人们对家庭和办公环境设备的快捷使用。超宽带技术实现了用无线的方式代替过去各个电子设备间的有线连接，通过大容量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实现了家庭环境和k公环境的优化。
由于超宽带技术的设备载体具有小巧方便的优点，这样就能够利用计算机的某一个设备来达到整个计算机网络的有效利用。
4.2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极强的隐秘性特点，在军事上领域中能够通过这一技术的应用实现新型雷达系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革新。目前军事领域中隐身战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及应用，而超宽带技术能够使得隐身战斗机暴露目标，所以加大军事领域内对超宽带的合理运用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精确性，这一特性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定位功能上，通过运用同步脉冲来实现对高速运动物体的有效锁定，具有非常强的实际运用功能。
4.3 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在智能交通信息中的应用
超宽带无线信息技术具有定位准、搜索快的特性，在智能交通中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制造防障碍物的雷达系统，把这种雷达装载在智能汽车中就能实现智能驾驶。装有这种雷达装置的汽车在驾驶时能够主动提醒司机绕开障碍物，在停车的时候也能给司机提供一些主动的帮助，能够实现司机不停车而进行自动收费的目的。
司机在驾驶这样的智能汽车时能实现汽车的随时定位测量以及各种道路信息的获取，还能够随时获得有效的行驶路线建议。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还可以运用到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构建中，运用超宽带技术的交管系统能够通过超宽带来达到各种通信功能的有效实现。
4.4 有线电视网络中的应用
有线电视网做为一种高效廉价的综合网络，具有频带宽、容量大、及成本低的多种优势，它的发展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清晰度电视拥有最佳的视频和音频效果，是数字电视的最高标准。与采用模拟信号传输的传统电视系统存在很大差异。
高清晰度电视对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节目的采集制作以及传输都能实现数字化管理。超宽带技术在数字电视中的运用，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实现电视的高清晰画面，达到高保真的立体声伴音效果，还能实现电视信号的有效存储。
五、结语
综上所述，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相对于其它无线通信技术来说，具有很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且发展前景较好。近年来，随着超宽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大部分运营商都开始推出超宽带技术产品，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超宽带技术将会在高速信息网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 考 文 献
[1]赵丽丽.浅谈超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J].数字技术与应用，2011（3）：30～31.
篇8
一、背景资料
甲公司为境内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M国与其他投资方合资设立控股乙公司，占乙公司股权比例60%。甲公司与乙公司2013年1月1日签署股东贷款协议，约定甲公司按照乙公司的筹款通知向乙公司注入美元贷款，年利率10%，采用单利计息方式每季计息一次；贷款起息日为乙公司实际收到贷款日期，本金和利息的还款期从2014年12月的连续10年内，于每季度末的最后一天归还。
甲公司、乙公司记账本位币分别为人民币和美元。按M国税法规定，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贷款利息时，需要按15%的税率交纳预扣所得税，由乙公司代扣代缴，假设预扣所得税在中国境内可以抵扣。
根据上述情况，假设乙公司于2013年1月1日收到甲公司美元贷款，并从2014年12月31日实际偿还贷款本息。
另外，甲公司于2013年在M国设立一分公司丙公司，丙公司为成本中心，没有收入来源，只产生费用，其资金来源为甲公司拨入。
假设甲公司在M国除上述业务外，无其他业务。
二、税务及会计影响分析
（一）税务分析
根据中国和M国的税法规定，甲公司取得乙公司的贷款利息收入涉及营业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具体分析如下：
1.营业税金及附加影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56号）第十条规定：“贷款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税范围，而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无论金融机构还是其它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据此，甲公司贷款给乙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需按金融保险业税目交纳营业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第十二条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据此，甲公司在收到利息时方产生纳税义务，缴纳营业税。
从上述背景资料来看，甲公司于2013年1月1日开始计息，于2014年12月31日开始陆续收到利息，并在实际收到利息时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甲公司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按季确认利息收入，按收支配比原则计提相应的营业税金及其附加。故产生了确认利息和收到利息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税务差异。
2.所得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据此，甲公司当取得利息收入后，扣除相应的与利息收入相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等合理支出后缴纳所得税。同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甲公司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贷款利息时确认所得税费用，并于实际收到利息时缴纳所得税，产生了确认利息和收到利息所得税纳税的税务差异。
根据M国税收法律规定，当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15%的所得税，影响甲公司所得税的缴纳。
（二）会计分析
基于上述营业税金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在确认利息和收到利息的税务差异，使得甲公司在会计账务上对相应差异进行处理。
1.营业税金及附加的会计处理
由于确认贷款利息收入的时间和收到贷款利息的时间差，按照权责发生制和收支配比原则，需要根据确认利息收入的相应比例确认营业税金及附加，待实际收到利息产生纳税义务时，再实际缴纳。确认营业税金及附加时不能直接记入“应交税费”账户，设置往来账户，待实际缴纳时，再从往来账户转入“应交税费”账户。
2.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由于贷款利息收入确认时间早于收到时间，但从整个贷款合同期来看，利息确认金额和实收金额一致，所得税的差异只是由于时间差异产生，在会计上需要采取递延的方式进行处理。在确认贷款利息收入时，根据利息收入扣除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等支出，按规定的税率计算的所得税确认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收到贷款利息时，增加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并转回所得税费用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纳税金额的确定
（一）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计算
营业税金及附加是根据营业收入和一定的税率计算而得。本文中的营业收入即为利息收入。
应交营业税=利息收入×营业税税率
例一、假设甲公司营业税税率为5%，2013年3月20日确认利息收入1，000万美元，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22，则甲公司应确认营业税：
1000×6.22×5%=311（万元）
（二）所得税的计算
相比营业税而言，所得税的计算要复杂的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对境外所得税的计算和缴纳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规定，甲公司境内、境外所得需分别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税额。甲公司从境外取得利息收入后，扣除相应的与利息收入相关的合理支出后缴纳境外所得税。
就本文甲公司而言，与利息收入相关的合理支出包括直接相关支出和间接相关支出。直接相关支出指因贷款业务引起的支出，主要包括按利息收入的计算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和贷款本息引起的汇兑损失。间接相关支出是指不因贷款本身发生，但可以在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支出，主要包括丙公司的亏损。
综上，甲公司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如下：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利息收入-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贷款本息的汇兑损失-丙公司的亏损
境外应纳税额=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预扣所得税限额
1.利息收入为乙公司应付的利息，不扣除预扣所得税。
2.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为按利息收入的一定税率计算金额。
3.贷款本息的汇兑损失为因汇率变化对贷款本息的美元金额进行汇率重估发生的损益。
4.丙公司的亏损是指丙公司的亏损额。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5号）规定“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即所谓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采取分国不分项的计算方法。丙公司的亏损可以抵减来源于M国的收入。
根据上述分析，利息收入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由于税法规定的纳税时间和会计的确认时间不一致，需要采用递延的办法来进行处理。对于贷款本息的汇兑损益和丙公司亏损的处理分析如下：
（1）贷款本息汇兑损益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在货币交易中，以及纳税年度终了时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负债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汇兑损失，除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以及与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相关的部分外，准予扣除”。据此，甲公司的贷款本息发生的汇兑损益准予税前扣除，在计算境外所得时作为当期的可税前扣除项目，不进行递延处理。
篇9
美国次贷危机显示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低迷的CPI使美联储调低利率刺激需求，也使银行放松贷款审核，导致信贷快速扩张，信贷高增长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趋势反转时，美联储为抑制资产价格增长调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断裂，偿债能力出现困难，大量不良暴露。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前些年为促进复苏我国采取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因此，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的关系，Gambera（2000）[1]and Fofack（2005）[2]分别研究美国和非洲银行，发现不良贷款主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3]李思慧（2007）[4]和李麟（2009）[5]分别采用主成分回归和VAR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呈强负相关。
对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Jimenez（2008）and Ioannidou（2009）分别研究西班牙与玻利维亚银行的“风险效应”，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带来更高的信贷风险。于一（2011）采用1999-2009年50家银行数据考察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风险，风险的动态性将其延续到货币政策紧缩阶段。[6]
由此可知，大多文章忽略了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实际上，不良贷款率在随
经济波动而变化的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信贷质量，本文将同时考虑两者的作用。
三、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会对不良贷款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够多资金偿还贷款，可降低信贷风险，即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往往会采用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波动，央行会收紧流动性，这将增大银行风险暴露，不良率上升。
货币政策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如下：当经济低迷时，央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银行放松贷款准入条件，扩大信贷规模，使得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变好，拥有足够多的资金用于还贷，使得当期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实际上信贷高增长会降低贷款质量，引起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等到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央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的出现使得大量不良贷款开始逐渐暴露。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会对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效应占主导，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
四、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GDPR）反映经济景气程度，采用M2增长率（M2R）、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BIR）和存款准备金率（RE）作为货币政策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NPLR）。采用2004年Q1至2012年Q4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为使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7]将银监会网上的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的不良率，即NPLR。
2.实证研究过程
首先采用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其次进行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NPLR，GDPR，M2R，BIR，R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选用VAR模型来具体分析各宏观经济变量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滞后阶数由LR、FPE、AIC、SC和HQ值确定为2。由脉冲响应函数可知GDPR对NPLR的冲击为负，这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M2R对NPLR的冲击为负，BIR和RE对NPLR的冲击为正，这表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当经济形势良好时，虽然货币当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抵消一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但总体而言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还是下降的。根据方差分解，可得出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大，其次为GDPR和M2R，而受BIR、RE的影响较小。这也说明货币政策只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且BIR和RE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小，与脉冲响应结论相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这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故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降低不良贷款率。
（2）在货币政策工具中，M2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而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较小，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较为猛烈，故我国常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2.政策建议
（1）由于货币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所以央行要对其风险效应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把握。在衰退时，当期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较快带来经济企稳回升的效果，但这一过程积累的风险会在随后几期释放，为随后经济复苏中的风险埋下隐患。
（2）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在贷款增长较快时期投放出去的，因此为保证银行稳健运行，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央行有必要抑制信贷过快投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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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118-06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资金投入对于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不足、供求错位与结构不合理、服务效率低下，农民融资面临较大供给约束，资金的匮乏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然而农户缺乏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而难以获得抵押担保资金，农户“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的矛盾日益加剧，严重制约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2014年11月、2015年8月，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允许“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
随着以承包地经营权抵押为特征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和深化，国内学者围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曹|等[1]、兰庆高等[2]、林乐芬和沈一妮[3]分别对宁夏同心、陕西高陵、辽宁法库、江海等地金融机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试验效果进行分析测算，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能够激活土地的资产功能，而农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赋予其融资功能，将农地经营权作为有效抵押担保品进行融资，可以缓解供给双方信息不对称与信贷风险，破解农户抵押难、担保难、贷款难的难题，为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曲福田和陈海秋[4]、叶剑平等[5]也指出通过建立健全的土地产权流转机制以及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能够促使土地产权有序流转，产生规模化经营。在农户的资金借贷需求及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明道江[6]、田代臣和王骄阳[7]的研究表明，农户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资金有很大的需求，尽管农户的收入水平差异很大，但农户的资金需求均无法得到满足。惠献波[8]通过实地调查，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较好地契合了农民正规信贷需求，农户普遍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于丽红等[9]利用辽宁省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家庭年收入、贷款利率和对政策的认知、家庭人口数是影响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马鹏举和罗剑朝[10]则运用宁夏同心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户主性别、家庭人口数、土地经营面积、人均收入、社会关系等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
通过梳理文献可见，学界普遍认同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试验作为我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担保制度的一种突破和尝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贷款难、难贷款”的问题，而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和家庭消费中也普遍面临资金借贷需求，并实证证实了影响农户资金需求的决定因素。其中，土地规模和农户收入水平是多位学者共同关注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已有的文献均针对土地规模、收入水平的单向作用研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而并未将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结合来研究两者在影响农户贷款需求时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户层面考察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并分析二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从而深入探讨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验情况，以期完善和进一步推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提高农村金融支农效率。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大量的文献认为，经营更大规模的土地、拥有更高的收入往往更容易获取金融机构贷款，而经营更大规模的土地也更容易获得高额收入，高收入农户也往往相对更能进行规模化经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土地规模、收入水平是同时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作用的。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处于高水平时，二者具有促进作用，能提高农户贷款需求；当农户收入水平与经营的土地规模不对等时，二者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从而影响农户的贷款需求。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作为充分利用农户持有的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的支农贷款业务，农地规模的大小对农户的贷款需求具有重要影响。肖轶等[11]指出，随着农地规模的扩大，规模化生产带来各项生产资料和设备的投入也随之增加，农户的融资需求也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黄惠春[12]也认为在缺少抵押物的情况下，农户更愿意通过农地抵押获得资金，农户参与农地抵押的意愿也就越为强烈。同时，关于收入影响r户借贷行为方面，诸多学者普遍认为农户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于借贷的需求明显不同。刘松林和杜辉[13]则特别强调，高收入农户往往较低收入农户表现出更强的农业投资积极性，借贷需求也更强烈。因此，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表现为高水平时，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当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均表现为高水平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更加强烈。
农户拥有的土地是农户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资产，对于大部分小规模经营农户而言，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远大于其融资功能。惠献波[8]证实了小规模农户依靠自有积累就能够解决资金缺口，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小。金媛和林乐芬[14]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小规模经营以非农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户没有农业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曹|等[15]通过测度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贷款意愿得出，土地规模较小时，高收入农户比低收入农户贷款意愿强。周小斌等[16]对影响中国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户自有资金支付能力对农户借贷需求有负向影响。因此，当土地规模表现为低水平时，我们预测只有低收入农户可能将农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弱。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当土地规模表现为较小规模时，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弱。
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农户而言，其自有资金规模较小，用以维持家庭消费及大规模生产经营面临的资金缺口较大，其以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获取贷款的意愿往往更为强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时，经营的土地规模越大，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越强。
2.研究样本和数据获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团队2014―2015年对宁夏同心县、平罗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农户的入户调查，选取的样本均是西部地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调查在当地人民银行、农商行及村委的共同协助下采用四阶段分层抽样方法（省―县（区）―镇―村）进行实地入户调研。样本数据基本代表了西北地区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农业类型农户的总体分布特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调查累计共获得有效问卷1 272份，问卷内容涉及农户基本信息、贷款经历与评价、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政策落实情况、未来融资需要与打算、意见和建议五个模块。
调研的数据中，农户年龄集中在30―59岁范围内，占样本总数的83.20%；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占比66.30%。总体来说，农户家庭的经营类型主要以兼业经营为主，占比74.20%；土地经营规模较小，20亩以下占比71.10%；农户收入以低收入为主，8万元以下年收入农户占比51.00%。样本农户基本特征情况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一个研究目的是分析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作用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包含一个交互项的Logit模型式（1）进行测度，式（2）是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作用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效应。
本文拟采用包含交互项的Logit回归对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因素进行测度。模型（1）包含主效应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2）包含主效应变量、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农户收入及其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3）包含土地规模、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土地规模、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模型（4）包含收入水平、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估计收入水平、交互项变量与控制变量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具体公式如下：
p（y1=1）=Φ（α+β1x1+β2x2+βiother+u）（1）
p（y1=1）=Φ（α+β1x1+β2x2+β3x1x2+βiother+u）（2）
p（y1=1）=Φ（α+β1x1+β3x1x2+βiother+u）（3）
p（y1=1）=Φ（α+β2x2+β3x1x2+βiother+u）（4）
其中，当农户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时，y1当农户具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时，y1取1，否则取0；x1表示土地规模；x2表示农户收入水平；x1x2表示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other表示其他变量；β1和β2分别表示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系数；β3表示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作用交互项变量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系数；βi表示其他变量的影响系数；u为标准误差项。
从理论上来说，除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外，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一般受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贷款的认知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判断农户家庭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各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家庭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具体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进行Logit回归。模型（1）为控制变量及主效应变量，不含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模型（2）为控制变量、主效应变量及交互项变量；模型（3）为控制变量、土地规模及交互项变量；模型（4）为控制变量、收入水平及交互项变量。通过对模型（1）―模型（4）进行对数似然比检验，显著性水平均为0.00，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从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含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时，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说在不考虑土地规模及收入水平的交互效应时，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增强，证明了本文的H1。
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考虑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时，农户土地规模、收入水平依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者的交互项变量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主效应影响下，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叉项并不能显著影响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即农户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同时上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从模型（2）交互项的结果来看，尽管其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我们有理由猜测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对模型结果存在一定影响。
从模型（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土地规模的主效应变量及土地规模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并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农户收入较低时，农户家庭土地规模的扩大能增强农户参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提高，证明了本文的H3。可见，大规模土地经营农户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为强烈，尤其是对于规模化经营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缓解农户资金困难的有力方式。
从模型（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土地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变量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收入水平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当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处于较小规模时，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的贷款积极性并不会增强，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并不会提高，证明了本文的H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较多小规模农户而言，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小，这项业务较难吸引该部分农户的参与。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其他主要因素。从上述四个模型结果来看，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类型、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是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且均通过了1%或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户主性别、文化程度，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男性户主、户主文化程度越高、有贷款经历的家庭以及有成员担任村干部或银行职员、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越了解的家庭，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越强烈。而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均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见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之降低；农户非农经营较纯农业经营收入较高，对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较低。
五、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文运用包含交互项的Logit模型测算了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项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土地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当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处于较小规模时，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并不会提高。第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类型、村干部、银行职员、贷款经历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了解度是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
2.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未来各地政府及金融机构仍需不断加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宣传力度，扩大农户对贷款业务的知晓度，深化客户管理模式，引导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有效需求。第二，针对不同农户需求的差异性特点，依据不同贷款对象和用途划分贷款额度和还款期限，扩大业务惠及面。适当结合当地农户有效融资需求划分差异性贷款额度，充分发挥抵押贷款对较高收入农民的有效性；对大规模经营农户依据其经营能力、还款能力适当实施农业生产专项抵押贷款，适当放宽还款时限，满足农户多样化的借贷需求。第三，加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贷款农民的还贷风险。一方面逐步消除中低收入农户的抵押贷款顾虑；另一方面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农户参与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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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财务公司实质上是一种金融机构。其日常业务主要是为各种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和升级、企业产品销售等提供金融咨询服务，我国的财务公司主要是指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不属于银行系统的一部分。
财务公司与一般的商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比较广泛，但也相对集中，广泛性是指财务公司可以从事集团公司的一切金融活动，集中性主要是指财务公司的活动范围有限，一般只能为集团内部提供金融咨询服务；二是财务公司要接受中国人民银行也企业集团的双重监督和管理；三是财务公司的资金通常情况下全部来源于企业集团内部，其资金的运用也必须在集团内部使用，不得单独从事与企业集团无关的其它金融活动；四是财务公司从事金融活动时必须遵循服务与效益相结合、服务优先的经营原则。
2 财务公司贷款项目的风险分析
财务公司贷款项目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运作风险和经营风险三个方面。
2.1 信用风险分析
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借款方的基本信用风险、担保风险、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
借款方的基本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借款方不能按约定履行贷款合同中的一些贷款协议，使得财务公司面临借款资金不能及时回收。由于财务公司地位的特殊性，在进行贷款项目操作时常常面临顶头上司――“集团公司”的压力，受到集团公司的行政指令干扰，造成借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疏于对借款方基本信用的审查，从而产生了信用风险。
担保风险也是财务公司贷款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担保方式主要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四种，如果担保方的财务状况恶化时，可能直接影响财务公司顺利的收回贷款资金，甚至造成贷款资金无法追回。
财务风险是指公司出现了财务结构不合理而导致贷款资金无法正常收回的风险。财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借款方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资金或者无力偿还贷款资金；由于外界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的财务风险，如利率增长直接增加了公司的资本金，增加了企业偿还贷款的风险；资金再次筹资融资的风险，这直接加大了借款方的负债比率，降低了借款方偿还贷款的预期能力。
非财务风险是指借款方除了上述三种风险以外的其它风险，如借款方的经营管理出现问题或者行业形势发生逆转，可能会引起借款方企业不能正常的回收企业资金。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直接影响了借款方的贷款偿还能力
2.2 运作风险分析
运作风险是指财务公司在贷款业务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风险，具体来说，运作风险主要来自财务人员的操作风险、财务公司贷款业务制度风险和外部事件风险三个方面。财务人员的操作风险是指由于财务公司人员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行为而引起的风险，如财务人员可能缺乏相应的业务能力导致贷款项目操作失误，一些财务人员可能假公济私、失职违规办理贷款项目，这种操作方式对财务公司必然产生重大的风险。
财务公司贷款业务制度风险主要是指财务公司贷款制度不完善而引起的风险。如财务公司的贷款业务流程缺失、或不完善，或相对完善但没有进行严格的执行而产生一些财务错误行为。
外部事件风险是指财务公司面临的外部突发事件影响了财务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经营管理损失。这种外部事件风险往往和采取公司内部存在一定的关联，如财务公司内部人员勾结借款方欺诈公司进而骗取贷款资金的行为等。
2.3 经营风险分析
财务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来自于市场方面，具体包括行业的经济运行周期、国家的财政政策变化和货币政策变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干预以及集团公司的行政干预等。
3 财务公司贷款项目的风险控制
3.1 信用风险控制
一是要认真审核借款方的基本信用信息，重点审查借款方的法人代表信息、借款方近年来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损益表、借款方以往的贷款信息及贷款偿还情况、担保方的财务信息状况和以往贷款、担保记录等。
二是认真分析借款方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财务信息重点审查借款方的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比率分析以及现金流量分析等内容。非财务信息主要考察借款方的企业经营管理情况、企业的组织运行机构、近期行业内的变化及发展趋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等。
3.2 运作风险控制
财务公司的运作风险控制关键在于认真分析贷款项目的运作风险，找到控制的关节关节，并制定相应的方法措施进行管理。具体来说，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贷款项目运作制度，认真做好贷款项目的评级授信、信贷调查、信贷审查、信贷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等工作。
二是要改变财务公司的贷款业务方式，做好贷款业务的长期规划，尽量不进行或者少进行一些短期贷款业务，贷款方式也向集约型管理靠拢。
三是耍完善现有的信贷经营管理模式，将财务公司的授信工作作为贷款业务的重中之重，针对不同的借款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每一个借款方都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信用审批体系，并形成记录；加强财务公司贷款业务工作的专业化分工，明确各个岗位的责任，做到授信、审批、房贷分离，避免权力集中出现一些违规操作行为。
四是要推行责任制度和问责任度，尤其要建立一套贷款项目主要责任人的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强化主要贷款人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责任。
五是要加强财务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提高财务公司贷款业务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3.3 经营风险控制
经营风险管理的目标主要是实现资金收益率最大化，经营风险控制的具体办法包括：
篇12
一、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意义
贷款定价，即银行合理贷款利率的确定，是指商业银行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从贷款的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两方面与客户协商确定某项贷款利率水平高低的行为。在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前提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即是银行贷款定价的目标。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其提供的相应贷款服务所需要承担的经营成本与经营风险，发放某项贷款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各种收益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核算，对向客户发放的每一笔贷款确定有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能够满足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对赢利性、安全性要求的综合价格。贷款定价不仅关系到银行的赢利水平，而且影响到银行信贷风险的高低，商业银行贷款的合理定价对银行的经营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寻找适合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模式是提高其在狭窄的、稍纵即逝的价格空间中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二、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模式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业务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其对贷款定价的自逐步扩大，同时，银行对贷款定价的方法在借鉴西方国家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改进。由于银行管理者对银行经营理念和经营目标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对贷款定价所采用的方法上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不管采用何种定价方法，最终目标都是在保证银行经营安全的条件下实现贷款的赢利性。贷款定价归纳起来主要有成本加成贷款定价、价格领导模型定价、基准利率加点、客户赢利分析等，而且在定价实践中，这几种模式往往混合使用。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针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中的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进行分析。
（一）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分析
由于成本加成定价模式简单、易操作，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使用的主要贷款定价方法，这是一种从银行经营成本的角度衡量贷款利率水平的定价模式。该定价模式提出了商业银行在确定贷款价格时要充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业银行贷款价格必须能够补偿银行为筹集资金所付出的成本；第二，商业银行贷款价格要考虑银行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管理费用；第三，商业银行贷款价格还应该能够补偿银行发放贷款所面临的潜在风险；第四，商业银行贷款价格应能够实现银行的目标利润来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该定价模式认为，商业银行任何贷款收取的利息都应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资金成本，指商业银行为了筹措充足的贷款资金而发生的成本。
2.管理成本，又称为非资金性经营成本，指与贷款业务有关的人事费用、业务费用、折旧费用。如：信贷部门的办公费用、信贷业务费用等。
3.风险成本。此项成本是指根据银行贷款申请中因该笔贷款的期限结构、贷款对象、贷款种类、行业特征和保障程度的差异，基于对每笔贷款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和期限风险应对银行进行必要的补偿。一般来说，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风险成本：
一方面是商业银行贷款的期限风险成本。商业银行贷款期限越长，利率风险越大，借款人信用状况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致使银行的风险成本越高。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贷款的信用风险成本。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往往存在着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的可能性。贷款信用风险成本的高低主要是通过相关机构的信用评级和历史统计数据得出。例如：按借款人信用等级划分为以下六种风险补偿费Aaa0.25％、Aa0.50％、A0.75％、Baa1.25％、Ba2.00％、B级及以下不能授信。
4.目标利润。即商业银行每笔贷款的预期利润，也就是银行为股东提供一定的资本收益率所必须达到的利润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可得出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下贷款保本及保利价格的基本模型：
贷款保本价格=资金成本+管理成本+风险成本
贷款保利价格=资金成本+管理成本+风险成本+目标利润
（二）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案例分析
某市一家商业银行2011年末有关经营数据如表1所示。
情况一，如果管理层要求目标利润率为1.5％，以该商业银行目前经营管理的水平和管理层的要求达到的净利润目标，那么，其金融产品平均定价应定为多少？同时，资本金回报率是多少?
情况二，如果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东要求资本金的回报率须达到25％时，那么，其管理层的目标净利差是多少?同时，贷款定价应为多少?
已知：成本加成贷款定价的公式为：
贷款价格=资金成本+管理成本+风险成本+目标利润
该案例分析如下：
情况一分析：
资金成本=65.5×（1.21％+1.75％）=1.9388（亿元）
管理成本=43.3×0.51％=0.22083（亿元）
风险成本=43.3×1％=0.433（亿元）
目标利润率=1.5％
利息总收入=1.9388+0.22083+0.433+43.3×1.5％
=3.24213（亿元）
贷款总平均定价=3.24213+（43.3×0.95）×100％=7.88％
资本金回报率=1.5％+（1.31+43.3）=49.66％
情况二分析：
当资本充足率为8％，股东要求资本金的回报率达到25％时，则：
目标利润率=25％×8％=2％
资金成本=65.5×（1.21％+1.75％）=1.9388（亿元）
管理成本=43.3×0.51％=0.22083（亿元）
风险成本=43.3×1％=0.433（亿元）
目标利润率=2％
利息总收入=1.9388+0.22083+0.433+43.3×2％
=3.45863（亿元）
贷款总平均定价=3.45863+（43.3×0.95）×100％=8.41％
根据以上分析资料，列表2。
上述案例分析显示：该商业银行筹资的成本较高，达2.96％（1.21％+1.75％）；管理成本也较高，达资金总额的0.51％，可预期的风险成本达1％。尽管目标利润率要求并不高，只有1.5％，但其内含的资本金的回报率却高达49.66％。贷款的定价须在7.88％以上，需要在基础利率的水平上浮40％以上，比目前市场上平均利率高出近1个百分点。
当资本充足率达8％，股东要求的资本金的回报率为25％时，该银行贷款的定价必须达到8.41％，高于市场平均利率近1.5个百分点。说明该银行的资本金并不能覆盖全部的风险资产，商业银行由于目前的经营管理水平、筹资水平、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导致贷款的定价过高，这样易失去优质高端客户。
从以上对商业银行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的分析来看，该银行要使贷款定价更为合理，在信贷市场上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较更具有竞争力，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以达到监管要求；其次，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和相关的费用率；再次，降低银行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最后，应按照不同的金融产品和客户建立贷款定价模型。如果该银行短期内不能提高内部管理水平，降低筹资成本和其他费用率，股东应适当降低资本金回报率的期望值，通过合理定价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
三、采用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成本加成贷款定价模式充分考虑银行自身的成本、费用、承担的风险，能够保证银行获得期望收益，能非常直观地描述银行贷款价格的基本结构，也符合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保本且有赢利的要求，有利于商业银行补偿各项成本，确保其目标利润的实现。但该贷款定价模式由于未考虑当前资金市场上的一般利率水平，同时也忽略了客户需求、同业竞争、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贷款定价低于市场标准，则可能使银行丧失本可以获得的部分收益。反之，如果贷款定价高于市场标准，则有可能导致客户流失和贷款市场的萎缩。
同时，采用此种贷款定价模式，其各项成本核算的精确性依赖于商业银行能否精确地测算并且分配其经营成本，这就要求商业银行不仅要有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成本管理系统，而且还要有一个与之相配套的、科学严密的风险管理系统及信用评级制度，拥有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能够充分地估价贷款的违约风险、期限风险及其他相关风险并合理地确定风险溢价的风险评估人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银行是复合型产品企业，很难准确地将其经营成本分摊到日常经营的各项业务中，在成本分配方面往往存在很大困难，精确地估计风险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对于贷款风险的精确度量至今仍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对贷款定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贷款价格的高低应足以保证弥补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管理费用和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并保证银行获得一定的赢利水平。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过程中应该以贷款定价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银行自身的经营环境，在经营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修订已有的贷款定价方法，从而逐步提高商业银行在贷款市场上的竞争力。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关系、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业务成本收益水平等原则，逐渐完善贷款定价机制，对每笔贷款业务进行自主的合理定价。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只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风险定价体系，才能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中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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