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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宏观目标：拉动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由此产生的内需不足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合理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渠道，完善资本市场运营，鼓励家庭闲置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投资于经济建设，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微观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家庭金融资产增值。国农村居民和贫困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出于积累性动机，所以这一群体都偏向于储蓄等无风险资产的投资，通过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来积累财富，具有较强的风险厌恶特征。而大部分城镇居民及富裕人群则相对倾向于股票、债券、保险储备金等风险资产吗，通过承受高风险而获取高投资收益，以实现资产价值保值和增值，是典型的出于预防性动机。
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实施原则
（1）市场化与政策化兼顾原则。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首先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经济面临高膨胀的压力，尽管央行多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还是不可避免的进入“负利率时代”。由此产生银行储蓄存款的萎缩，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家庭实际财富贬值。在市场不能合理调节资产价格的时候，必须发挥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使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调节市场失灵的漏洞，以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2）收益与风险共存原则。家庭投资者在将家庭金融资产进行配置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收益，另一个是风险。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广大农村居民或者较贫困居民均是高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他们将绝大部分家庭闲置资金存入银行作为资本积累，并获取稳定的利息收入，在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时，应该更多鼓励这部分人群逐步参与到较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上去，坚持收益与风险并重的原则，拉动投资增长。而对于高收入人群，在拥有较高储蓄率的同时，也热衷于风险资产的投资，所以应该引导这部分居民合理规划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建立资产配置组合，在追求高投资回报率的同时注重规避风险。
（3）差异化原则。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显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在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差异，具体表现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上。不同特征的家庭具有不同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所以在实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策略时须坚持差异化原则，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制定详细的优化策略，针对不同需求建立不同的资产配置方案，以实现微观家庭的资产的收益最大化。
三、中国家庭金融配置的优化路径
参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这三者在资本市场上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主体，虽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不能孤立任何一个主体而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优化。所以，家庭金融资产的优化路径是以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这三个重要主体而建立的。如图1，在路径①上，国家政府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与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努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从多方面规范金融机构的运营，促进资本高效率运作，打击非法交易，保护投资者利益。在路径②上，各金融机构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也是链接家庭投资者与资金需求者的中坚力量。如何更多地吸引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到生产者的融资活动中，并合理合法地实现家庭金融资产收益最大化，是金融机构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面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尽科学、不尽完善的现实，金融机构要努力推进金融创新的发展，实现金融产品的差异化发展，满足不同特征客户群体的需求。在路径③上，要针对微观家庭个体实施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丰富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图1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路径图
四、相关政策建议
（1）规范发展资本市场。 针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①，国家政府要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不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资本市场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运行秩序，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这样才能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广大家庭乐于投资的平台。
（2）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针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②，要鼓励金融工具创新，中国的金融业还很不成熟，金融产品的种类还不够丰富，而目前中国家庭的金融需求正在逐步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必须整合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来吸引家庭闲余资金。
篇2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n&Morgenstern。1944)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concave utility function)，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Mossin(1968)，Merton(1969)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常数相对风险(CRRA)效用函数的假定下，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2000)和Guiso，Haliassos&Jappelli(2003)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英国的比例是1／3，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很相似，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只是在某些年份，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赵人伟，2003)。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孙学文，2004)。
其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近七成是储蓄存款，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魏华林，杨霞，2007)。
再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孙丽颖，2008)，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符国华，2006)。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证券投资占5％，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下同)；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证券投资占比16.4％，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证券投资占比10.1％，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证券比例7.7％，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3.0％，62％，15.4％，75％。可以看出，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篇3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前，银行的税前纯利最大化模型应为：
[P=Arf×Yrf＋Ar×Yr－C =RdD×Yrf+(1-Rd)D+E×Yr-C]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后，银行的税前纯利应为：
[P=Arf×Yrf＋Ar×Yr+As×F－C]
其中，[P]为税前纯利；[Arf]为无风险资产；[Yrf]为无风险资产利差；[Ar]为风险性资产；[Yr]为风险性资产利差；[As]为表外资产；[F]为表外资产服务手续费率；[C]为管销成本。为研究方便，假设除已证券化的资产外，无其它表外资产。在不考虑存款准备率时，存款和自有资本皆可以转为放款，放款[L≤D+E]，其中[D]为存款，[E]为自有资本。在考虑存款准备率的情形下，[L≤(1-Rd)D+E]，其中[Rd]为存款准备率。在乘数效果之下，风险性资产[Ar=L]，表外证券化资产为[As=L(1-R)]。因此，在利润极大化时，在高风险、高报酬的原则下，银行会将其无风险性资产如现金、政府债券尽量减少，仅足以满足存款准备率要求，将其资产往风险性资产配置。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后，银行的税前纯利最大化模型应为：
[P=Arf×Yrf＋Ar×Yr+As×F－C =RdD×Yrf+(1-Rd)D+E×Yr+(1-Rd)D+E(1-R)×F-C]
与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前相比较，税前纯利有明显的变化。显示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除了庞大的表外收益以外，并不会减少风险性资产的收益。上述影响税前纯利的若干变量，无风险利差[Yrf]趋近于0，营销成本因为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而增加幅度极微，表外资产服务手续费率[F]一般而言为常数，以国外经验，其值介于0.8%～1.5%之间。因此，决定银行经营利润在于几个重要的因素：
篇4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多，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显得日益复杂化，如何合理指导居民家庭进行理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引导其资金流向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亦是宏观当局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内外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对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构成及其变化的研究，二是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中尤以第二部分内容研究居多，学者认为除风险因素外，影响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还有投资者的情绪、认知偏差、信念、社会信任与互动以及社会文化等。Cocco、Gomes and Maenhout（2001）认为未来收入变化将导致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风险资产更多，最终得出工资对最优资产配置起决定作用。Cocco（2004）构建模型认为交易成本存在于投资者对投资产品选择的过程当中。陈学彬等（2006）、汪红驹（2006）综合风险偏好、劳动收入风险等理论发现经济转型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投资风险较低、安全性较高的金融产品。汪伟（2008）对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进行调查后发现交易成本不对称、收入、财富差距是导致城乡居民资产配置差异的重要因素。此外，Agnew（2003）、Guiso（2005）、Faig and Shum（2006）认为，其他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年龄、财富、工作等因素都会通过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到居民的资产配置。Guiso（2005）观察到房产对其他资产的投资存在有一定的排挤效应，特别是对于可支配收入有限、存款有限的年轻投资者而言效果明显，此外在所有被排挤的资产中股票是最重要的被影响对象。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决策行为的特点，本文将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参考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家庭金融资产决策影响因素，利用调查所得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丰富国内关于家庭金融领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为促进微观家庭层面金融资产合理决策，活跃市场主体参与程度建言献策。
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回收及数据处理
研究中所需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在上海、重庆、武汉三地对20周岁以上居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以家庭为单位，以问卷为主要形式，调查地点主要为城市的住宅小区。
问卷数据处理原则上遵循以下规则：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出现信息缺失情况时，当涉及的研究变量在两个及以下时，采用众数填补法进行补充；第二部分的内容由于涉及核心的数据来源，因而若出现信息缺失情况，则直接归类为无效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删除异常值和明确混乱的值后实际有效问卷267份。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国内在微观家庭金融方面的数据较少，缺乏权威机构公开的全面的微观调查数据，为此本文在调研数据基础上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的选取主要参考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变量，分别为人口特征变量（ζ1）、经济状况变量（ζ2）、行为变量（ζ3）及实物资产效应（ζ4）。在人口特征变量类别下，文章选取年龄（Age）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观测变量。经济状况变量选取家庭年收入结余（wea）作为观测变量，行为变量以风险偏好（RA）、投资者预期（exp）、投资者信任度（tru）作为观测变量。实物资产效应选取的观测变量为房产效应（CE），相关观测值主要来源于问卷中选项的不同赋值。而资产方面货币资产（η1）包括银行存款证券资产（η2）、保障资产η3
2．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学习，考虑到文章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多为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因此在研究中选择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相关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测量模型，主要用于描述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为结构模型，主要用于描述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本文研究构建结构模型为：
三、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测量结果（数据）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程度。本文的信度分析采用克朗巴哈系数进行测度，系统运行结果显示数据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749，说明所使用的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工具能够正确测量出索要测量的特质的程度，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效标效度、结构效度。在实际操作中，前两种效度本文的问卷在设计中均参考了已有成熟问卷设计进行基本能够保证内容效度和效标效度达到标准，而结构效度方面则将通过观察后期模型中的拟合优度进行测评。
（二）模型的识别
为判定结构方程模型中相关待估参数是否能由观测变量数据求出唯一的估计值，我们需要对方程进行识别。识别规则如下：
式中，t为待估参数个数，p为内生观测变量的个数，q为外生观测变量的个数。将本文构建的模型带入上述识别规则中可得：p=6，q=7，t=41，则：
（三）模型的拟合
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主要用于评价模型和数据的拟合程度，主要包括用于评价模型预测协方差阵和相关矩阵程度的绝对拟合度，评价模型简约度的简约拟合度和评价理论模型与虚无模型比较的增值拟合度。本文选取以下指标进行度量，模型拟合结果如下：
对照各指标评价标准，本文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在绝对拟合度、简约拟合度及增值拟合度的测量值均处于标准范围内，体现了文章构建的模型和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可用于进一步研究使用。
（四）模型的参数估计
前述模型的识别及拟合分析表明文章所构建的结构方程组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因素间具有较好的关联度，为进一步评价因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此部分将对结构方程组中的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的相关参数进行参数估计，并在参数估计基础之上对其结果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般而言，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有ML、ULS、GLS、WLS等，其中以ML法应用最为广泛，其估计满足无偏、有效等特征，且估计值渐近服从正态分布的同时在估计过程中亦不受量纲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进行模型参数估计时将选用ML法。Amos系统中除P值外还提供了CR值用于测量显著性，一般要求CR值大于2。
1.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模型参数估计
从结构模型参数的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特征变量对证券类和保障资产均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其对货币资产的参数估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CR值小于2，即人口特征变量对于货币资产的投资影响较小。从影响程度上看，人口特征变量后两者的影响程度相当，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388及0.214。
考察经济状况变量，该变量对货币资产和证券资产影响分别通过检验，但是其对保障资产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其作用更多体现在对货币资产和证券资产的影响上，而保障资产变化较小。而这一结果与我国保险市场的现实状况具有一定的联系，由于我国保险行业存在社会信用度不高，保险产品同质，多样化产品供给不足以及人们对于保险功能存在认识偏差等原因，部分家庭不愿意购买或是不信任相关保险产品，而另外一部分保险意识较好的家庭可能并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真正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而这些都是有关部门及保险公司需要思考及解决的问题。
考察家庭行为特征变量时，实证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对证券资产投资的影响较大，参数估计值为0.805，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货币资产和保障资产，证券资产的投资风险程度更大，投资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能够通过对市场行情的判断选择最佳的投资时机进行操作以获取收益，因而家庭的行为因素如风险偏好水平、对市场的预期以及对政府等的信任度等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交易策略。一般而言，风险偏好型的家庭更倾向于通过承担风险，追逐高额收益。而当家庭对市场行情走势有着较佳的预期时可能更愿意投入资金，一定程度上增加在证券资产上的投资比例。而相应的家庭行为特征变量对于货币资产的投资比例产生有负的影响，该项参数估计值为-0.219，即预期市场形势向好时，可能会出现资金在各类资产之间的重新分配，但是由于此部分系数未经过标准化，相关问题将在后续进行讨论。
考察实物资产效应时，实证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下，该因素对证券资产的投资影响参数估计值为0.994，而对货币资产和保障资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货币资产的相关参数估计值为0.260，保障资产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CR值只有0.506，从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实物资产对于货币类和证券类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均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考察家庭资产选择因素时考虑实物资产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2. 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模型参数估计
在人口特征因素方面，假定年龄因素的回归权重为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实证得出相应得到的受教育程度的参数估计值为1.421，可见在家庭进行金融资产选择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年龄因素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对于金融资产投资选择的知识储备将不断提升，能够更好地掌握相应的投资技巧，权衡风险与收益。
在行为特征变量方面，关于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参数估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各参数是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假定风险偏好因素的回归权重为1的条件下，行为特征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中，预期因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相应的参数估计值为1.245而信任度因素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家庭的投资决策过程中，一方面风险偏好的影响较预期的因素影响更大，而家庭对于政府或者其它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水平高低对其进行资产决策的影响不大，而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家庭在资产决策时对于政府行为的敏感度不高，而这可能直接影响到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强弱。
3.结构方程模型系数的标准化
前文分析中涉及的路径系数及载荷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其存在依赖于有关变量的测量单位，在进行比较时无法直接使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标准化，标准化路径系数及载荷系数见表2。
实证结果表明，在资产构成方面，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具有明显的单一效应，在货币类金融资产和证券类金融资产的配置上，尽管各类别资产均有一定量的配置，但是货币资产主要集中于银行存款，而证券资产主要集中于股票，相关标准化系数分别高达0.812和0.711，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我国家庭在资产配置上开始出现一定的多元化，但是层次依然较低，家庭投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资产配置方面，货币资产的配置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在该项目下投资资金总额一定时，家庭投入到储蓄与投入到债券和银行理财产品中的资金会相互替代，这点从债券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参数估计的负值可以看出，但是替代的程度并不相同，债券类的系数为-0.214，银行理财产品的参数估计值为-0.106，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普通家庭参与的程度不高，而相比于债券，银行理财产品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因而其与储蓄之间的替代效应也更为明显。相应的在证券资产投资中，这一效应并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在基金投资和股票投资在风险上差异比较明显，一般的基金更多追求的是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率，而家庭投资股票往往是希望从股价的较大波动中赚取资本利得收入，因而对两者的投资目标不同，所以在选择时替代性不明显。
货币资产和证券资产的财富效应明显。从表5中的实证结果显示，经济状况变量对于货币资产和证券资产的影响程度较大，相应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883和0.815，而对于保障资产而言其标准化系数估计值为0.173，明显低于前两类资产。本文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家庭年收入结余作为经济状况的测量变量，从中可以发现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在前两种资产的配置上体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即随着财富的增加，相关资产的配置值亦有较大的增加，而保险类资产的增加之所以较小一方面与前文分析的保险市场现状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家庭的保险意识有一定关系。
表2 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系数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在武汉、上海、重庆三地发放调查问卷获得的一手数据，从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各类因素出发，实证检验了各因素与家庭资产决策之间的关系，结合本文第四部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家庭货币资产及证券资产决策的财富效应明显，应不断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增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物质基础。只有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前提下，才能使其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更好地利用闲置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因而为进一步提高增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
（二）家庭多样化投资理念逐渐显现，但投资构成依旧单一，各类金融机构应不断开发适合不同阶层、不同风险偏好家庭的金融产品，丰富家庭金融资产决策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强金融市场交易的活力。
（三）保障资产投资因素敏感性较低，总体参与度不高，应加大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挖掘家庭深层次保障需要，开发多种多样的保障类产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加大宣传，扭转社会对保险行业存在的认识偏差，提高家庭的保险意识。
（四）实物资产市场变化对家庭证券资产投资具有较大影响，在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注重两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充分利用两者之间的这一紧密联系，以期通过恰当的工具运用获得最优的政策调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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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等( 1998) 研究了资产组合变动频率与企业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相对于资产组合高频率和低频率变动的公司，中频度变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要高, 资产组合中等频率变动对公司的总价值影响更大。虽然资产组合理论强调了资产组合对企业的有效运营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资产组合变动频度的研究尚属较陌生的研究领域。资产要对企业业绩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不是由企业对某项资产的投资规模决定，关键在于对某项资产的运营效率，自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学者渐多，近期Debasish Sur（2011）、Sonia（2011）采用各个国家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营运资本效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Enria(2004)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在市场上升期，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计入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利润提高，投资信心增强，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容易造成金融资产价格高估；而在金融危机引起的市场下滑期，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企业股票价格下跌所致的损失会恶化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公司预期盈利率下降，投资萎缩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从而加剧金融危机。
我国学者对该领域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企业财务活动各个环节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资产配置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不同类型资产的有效组合使企业实现最大化增值，依据不同资产跟企业绩效的关系可将资产分为三类: ①直接形成企业收入的资产类别,包括产品、商品等存货资产、应收账款等结算资产、有价证券等投资资产；②对企业一定时期内的收益不产生影响的资产, 如货币资产；③抵扣企业一定时期收益的资产, 包括非产品资产、非商品资产、固定资产、支出性无形资产等（余坚，1998；曲远洋、刘岩，2004)。 所以企业的总资产中应尽可能增加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资产结构中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越大，一定时期内不产生收益的和抵扣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相对变小，将有利于企业收益最大化。如果固定资产或长期投资比率过高, 资产结构流动性差、弹性小, 转换现金困难, 势必加大经营风险；反之, 如果流动资产比率过大, 虽然经营风险降低了, 但盈利能力却受到影响（倪红霞、许拯声，2003)。
企业资产配置的结果不仅形成了资产结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刻画出企业的成本结构，成本直接减损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固定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经营杠杆的大小，所以在常态经济环境下，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马永强，2009），经营风险越大的企业，在遭遇外部负面冲击时，每股盈利就会下降的越快，利润波动就越大。王咏梅( 2001) 的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投资资产收益率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和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的比值也呈显著正相关。该文献将企业的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分立讨论，同时肯定了金融资产的高收益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关注最多的是其高风险性，所以对其敬而远之，无疑过于保守的资产配置策略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然而刘巳洋（2008）则将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视为一种“危险的游戏”，他对一些过度投资金融市场的公司进行了剖析，认为这些公司所持金融资产的目的有三种：短期逐利；战略性投资；同行业投资，牵制竞争对手。他的研究告诫上市公司，如果过大比例的资金投入主营业务之外的渠道，势必影响其主营业务的主导地位，而且他认为任何上市公司都不可能依靠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必须坚守主营业务的发展。
2007年会计准则改革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使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王义中、何 帆（2011）认为公允价值下会计信息能准确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因而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然而,鉴于金融市场固有的不完全性,公允价值将当前利润与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及损失混在一起,增加了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确定性,公司价值更容易波动,加大了股票价格与基本面价值间的差距,使得长期经济价值与当前金融资产价格出现持久差异。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企业资产中各个部分对业绩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以前文献对企业金融资产与流动资产对业绩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企业的流动资产多被定性为盈利能力不高的资产类别，并没有挖掘其在非常态环境下的正面价值；同时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金融资产的态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对金融资产处于相当陌生的认知状态，学术界多是将金融资产当做研究公允价值时的载体，并未对金融资产属性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出正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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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投资业务
公司于1993年开始涉足金融投资业务领域，出资3.2亿元投入中信证券，后因中信证券上市，股价大幅度提升，雅戈尔通过减持中信证券股份套利80亿元，获得巨额收益。2014年公司投资业务实现净利润 24.2亿元，占整体净利润的 76.68%。雅戈尔金融投资业务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在金融资产分类方面，雅戈尔将多数金融资产归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2006-2014年财务报表得知，雅戈尔将金融资产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据绝对比重。2006-2011年，雅戈尔交易性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0.02%、0.01%、0.01%、7.36%、8.53%、0.01%，2012年之后，公司金融资产均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损益外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只对企业当期净资产产生影响，不影响当期净利润，可以将当期利润隐藏至该金融资产处置后才转入当期损益，所以管理层可能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从数量及金额方面看，雅戈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买入和卖出相对频繁，金额变动大，对当期利润有较大影响。
（二）在投资品种方面，雅戈尔热衷于股票投资，包括上市公司股票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6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资，市值合计55.7亿元；投资15.5亿元持有PE等项目9个。雅戈尔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取得了很好效果，对公司业绩的贡献远远大于其品牌服装业务。这样的结果主要归功于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同时，雅戈尔聘请专业投资团队和参与增发及 PE 投资等策略也发挥重要作用。
三、雅戈尔多元化战略存在的问题
多元化经营战略已经成为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但企业实行在多元化战略的同时也可能会对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雅戈尔的多元化战略带来的财务风险。
（一）偿债能力角度
2012-2014年雅戈尔的流动资产均小于流动负债，营运资本为负，这表明雅戈尔有部分长期资产是由流动负债提供其资金来源。由于企业长期资产在一年内不能变现，企业短期偿债所需资金不足，企业需要从其他途径筹资，这可能会造成企业财务风险加大。同时在多元化经营发展模式下，雅戈尔库存大幅上升，这使得企业速动比率较低，在0.22～0.3之间波动，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流动负债/负债指标可以发现，雅戈尔接近90%的负债是流动负债，短期偿债能力压力较大。在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方面，雅戈尔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0%，呈现出房地产企业长期负债率高的特点，这与其将房地产作为其主营业务的战略密不可分，说明雅戈尔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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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监管环境和利率机制深度改革，不断强化的资本约束显著加大了风险资产的资本耗用成本，利率市场化对依赖于资产生息的传统收益模式提出严峻挑战，甚至威胁到部分银行的生存，银行必须寻求业务结构的深层次调整。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方向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各商业银行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普遍加大了发展的力度，成为战略发展的重点。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环节，必定要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进行重点关注。
一、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审计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不足
（一）内部审计的业务能力难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是体现战略转型的业务，而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的重心习惯性地放在业务的操作合规性上，缺少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在全球化经营战略下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其服务能力水平仍与管理层的期求存在一定差距。大量审计实践表明，内部审计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风险、信息不对称等新兴风险的识别判断能力尚缺；对商业银行提供综合化金融资产服务中可能面临的“长尾风险 ”缺乏全面的研究；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在商业银行集团层面的风险关联情况关注不够等等。
（二）内部审计的“咨询”职能缺乏足够的延伸
确认和咨询是内部审计的两大职能，两者相辅相成，脱离确认谈咨询，咨询也是无本之源；只谈确认不提咨询，内部审计的服务价值含量就会降低。目前在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审计中往往出现 “重发现确认，轻价值咨询”的倾向，审计发现较多地集中在系统和流程层面，在组织分工、创新发展等容易提供咨询职能的层面显得力度不够。
与传统业务相比，金融资产服务类业务产品新、模式新、发展速度快，监管要求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相对于业务发展速度来说较为滞后，与传统业务审计主要按照监管和制度要求开展确认审计的模式不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审计应将更多精力放在促进相关业务管理机制的完善方面，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咨询职能，推动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实现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的协调发展。内部审计人员不仅要通过业务看风险，通过风险看控制，通过控制看管理，通过管理看机制，从全局高度和综合视角揭示有关风险隐患，更要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和决策支持功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并推动管理层去解决问题，实现由“风险检查确认”职能向“战略业务顾问”职能的延伸。
（三）“风险导向原则”在审计资源的配置上体现不够充分
首先，目前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程度不断加大，除了传统的分支行外，还包含有不同的业务种类的控股子公司以及海外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海外分公司将与母公司一起为商业银行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资产服务。但同时，金融集团综合化经营中的风险隔离问题也亟需重视。因此用站在集团层面上的审计视角来看“风险防火墙”构筑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商业银行的审计实践在此层面上还没有太多的建树。另一方面，从总分行机构层级上来看，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中的部分业务品种，特别是由总行直接负责资金运作的业务，其风险暴露容易堆积在总行层面。如一些代客金融交易业务。分行与客户签单后，均是与总行进行平盘（与总行平盘后，分行基本不承担风险）后由总行金融市场部再从外部市场寻找交易对手。后期的运作包括估值都是由总行来操作。分行主要保证前端的销售合规性以及风险揭示充分性。再如，私人银行部各个分部向高端客户销售的很多理财产品，其产品的投资运作却集中在私人银行总部，后续的信息披露也是由总部传递给分部的。还有，代客账户贵金属交易业务，交易系统是总行统一开发的，业务参数也多集中在总行统一控制，分行更多的是营销推广。如果总行在操作中出现差错，必然引起全行性的风险事件。因此总行层面在代客交易或理财资金运作中，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复杂程度更高，这对总行机构层面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着以风险导向的原则，审计应当更多地关注总行机构层面的风险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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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等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导致资产泡沫扩大，风险蔓延和经济失控。经济能否健康发展，风险能否可控，其关键之一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制[1]。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原理、结构、关系和功能构成的系统。研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金融资产是持有方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法凭证。
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fas157par.5)。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定价;公允价值是由假想交易(现行交易价格的非实际价格)形成的估计价格[2]。
自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mpt），资产计量研究便拉开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资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ross得出：资产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动态异质模型[3]。2008年，hull给出确定金融衍生产品价格的方法[4]。
在国内，陆静，唐小我( 2006) 构造了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 la- capm) [5]；孙有发(2007)提出了随机波动定价模型[6]；易荣华, 李必静 (2010)从四类定价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价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们囿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与方法，而对其定价原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够，迄今未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即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原理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不可能凭空产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演变过程昭示了：金融产品“源自”实体产品，因此，金融资产定价与实体产品定价同源，所以，同理。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应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的现实基础角度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一个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问题。从现实上看，目前“市场多一点”成为不争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金融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供求定价”原理。公允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同类资产的脱手 “市场价格”。如果市场上的同一项资产在第一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一个价格（最高价），在第二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另一个价格（最低价），那么，在第三对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成交价格不会是最高价，也不会是最低价，应该是中位价，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参照同类资产定价可以理解为以同类金融资产的平均价作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来论证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经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资产期望收益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在概率论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价值作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计价格，当然是需要点估计的，而最一般的点估计就是认为总体平均数约等于样本平均数，这样，这个估计价格同样是平均数。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大、行为显著地从众，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变得更加有限。此时，“救市”成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干预供应和需求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价格，当然也不是由政府确定的价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预价格”同样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只能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这仍然离不开以市场这一基础。总之，金融资产定价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二）结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众所周知，价格是价值的表现，通过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结构就能够了解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结构。亚当·斯密 认为“利己心和竞争的作用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不会相差太大”[8]，这意味着价格与成本之差存在，这个差数实际上是毛利润。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但是，我们根据上述商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商品价格的基本结构是：成本+毛利，从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本结构也是“成本+利润”。
（三）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见的手”决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虽然已有三个层次定价法，但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定价，其定价方法有待经过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订；在第三个定价层次上，企业有了较大的定价“自由空间”，由此容易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从而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具体来说，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原因，当企业有定价权时，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责任的定价策略，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当管理者面临政治影响时，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会选择低政治成本的定价方案；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在有机会时，通常会充分利用外部性，尽可能地选择利润最大的定价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面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等，这些无不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2.投资者行为
投资者信心波动、投资者心理上的赢利期望、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这些都会使交易中的金融资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越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越大。当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普遍具有从众行为时，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会表现出相应的“集中趋势”，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也会非理性地“船随浆动”。
3.估价模型与计量方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估价模型就得到什么样的估价，采取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价格。由于估价模型确定欠妥或计量方法选择不当，会使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和公允相去甚远。
4.利率和汇率变动
利率和汇率调整是金融管理的弑手锏之一。由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折现值，根据未来收益折现来计算，现值直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大小和外汇市场上的汇率高低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现值，间接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5.社会与人心稳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政府为了保障社会与人心稳定，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对金融资产定价格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产品，此时的金融资产价格是政府的“维稳价格”而不是公允价值。
6.金融、经济与法律制度
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的金融经济法律制度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市场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因此，政府有时必须对金融资产实行“价格规制”。在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寻租活动屡禁不止，就会破坏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环境，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功能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资产价值的公允。通过“刨掉”金融资产的泡沫，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有序和公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并且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与决策，提高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第一，依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时有理有据，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价值会计的“信息质量”。
第二，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支撑，有助于发挥公允价值会计的“决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特别是对虚拟资产计量的规制，可以“刨掉”虚拟资产的“泡沫”，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通过发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市场价格功能，实现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资产效率。
四、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紧紧抓住“刨掉金融资产泡沫”这个“牛鼻子”
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来自何方？主要来源于“虚拟资产”上面。“虚拟资产”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将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作待摊、递延等“虚拟资产”项目，之后在持续经营期间按一定方法分期摊销转作费用时，抵减该期间的利润，并相应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有的企业利用虚拟资产账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假盈真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净额巨大，债务人被清盘，公司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巨大，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刨掉”金融资产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没问题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订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的能力，强制进行“虚拟资产”的内外部审计，严查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挤掉水分。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中小股东进入监事会的比例，通过协调，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源头上治理管理层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管理层受托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专门制定针对虚拟资产审计的责任目标，建立健全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不正当利用虚拟资产或增加资产泡沫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在抗风险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三）着力对治负的外部性
对治负的外部性的办法是“堵和导”两种办法。“堵”是使企业打消利用负外部性获利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企业知损而后退，具体可通过在金融监管条例中增加对虚拟资产运用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和产生虚拟资产泡沫时经济处罚条款。“导”是采取金融政策，将企业负外部性导向正的外部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为了对治企业负的外部性，可以适度引入金融业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形成有利消减负的外部性的局面，从而消解负外部性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影响。
（四）善用利率杠杆
“给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利率调节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控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大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决定这个现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现率，通过调整利率可以直接影响折现率，通过折现率影响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控。从宏观层面上说，如果市场上资产泡沫膨胀，那么可以通过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对流通中货币规模实施控制，比如说“次贷”量的总量控制，总量控制住了，起一点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机。
（五）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协调机制
以“刨掉”金融资产泡沫为主线，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委员会、会计学会、物价局和企业行业委员会联系起来，由金融证券监管委员牵头，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作调研，通过职责分工明确的分项治理和有序协作综合治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调管理机制，发挥其去泡沫、控风险、保经济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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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主要包括家庭拥有的房地产、汽车及其它耐用物品；金融资产主要有家庭持有的债权和权益类资产，包括现金、活期储蓄、定期存款、债券、基金、股票、保险、外币、金融衍生品等。
在资产分配比例方面，据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大约占比20%，房产占比70%，各类金融资产占比仅约10%，严重偏低。其中股市市值只有25%左右属于居民、而债市也与居民基本无关。而在美国的家庭财富配置中，房地产占比仅为30%左右，存款占比大约10%，各类金融资产占比接近60%。
造成以上资产配置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依然在低水平阶段，大部分家庭在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由家庭自身承担，为了满足预防性动机，将家庭资产更多地分配到长期储蓄中，这是导致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其次是居民金融意识较为薄弱，居民没有接受过系统性金融知识教育，基于对其他投资者的模仿，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再次是我国资本市场起步晚，目前发展现状是货币市场比较完善；股票市场经过二十年发展初具雏形；基金等理财产品也主要为证券投资基金，在家庭资产中占比偏低；债券市场规模小、产品种类较少；现货大宗交易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由于资金要求高、门槛高，制约了普通家庭进行投资。而一般家庭在风险市场缺少投资经验及相应的投资氛围，使得居民对风险市场以规避为主。
所以，从体量上比较，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家庭财富配置从存款、房地产等传统资产向大类金融资产的转移才刚刚开始。
在资产增值方面，目前居民新增财富的17%来自于银行理财、16%来自于存款，12%来自于股票，其他还包括信托、基金、保险等，这意味着居民财富配置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正在急剧上升。
二、改进家庭资产配置方式
（一）减少现金、存款在资产中的占比
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对家庭资产的配置相比，我国居民更偏好于将资产以银行存款等无风险资产的形式保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不断涌现，银行存款等低收益产品已不能满足居民收益需求，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居民实际的储蓄利率甚至出现负值，可见，这种无风险但低收益的投资品种不仅不能提高财富，而且还面临贬值缩水的风险，并不适合长期持有。降低无风险资产比重，向低风险固定收益产品和高风险市场倾斜是一种发展趋势。
（二）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种类，分摊风险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居民可以选择的投资产品种类较为单一，目前居民持有的股票资产居金融资产第二位，占比15%，远高于其他风险资产。高风险的股票市场比重偏大，低风险的固定收益市场比重偏小，反映出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失调，理财意识淡薄，片面追求高收益而忽视风险，投资具有随机性和盲目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发展，各金融机构对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投资品种可以选择，我们应根据对投资收益的需求以及风险偏好等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金融投资产品，合理配置比例，以达到在保证收益的基础上分散风险的目的。
（三）理性看待房地产投资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推动了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居民生活习惯及消费观的不断改变，除去大量的住房刚需外，房地产也越来越多成为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标的物，使得房产作为大部分家庭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基于房产投资价值高，占用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大，进一步影响到家庭总资产的配置结构。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作为一种预期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房地产投资成为居民对抗通货膨胀的强有力工具，一部分居民不顾自身经济实力，盲目扩大家庭信贷的负债规模，追求一步到位购买房产。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进入攻坚期，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不断增强，加上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的扩大，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逐渐显露出来。故应理性看待房地产资产投资，合理规划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切忌盲目跟风追求超出收入能力的房产资产，为摆脱“房奴”身份降低生活质量，同时失去更好的资产投资收益机会。
三、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
（一）制定并执行符合自身特点的资产配置步骤
在进行投资理财前，我们该如何对自己的资产进行配置呢？首先，我们对自己的状况要先有一个自我了解，清楚自己的现有资产、负债状况和财务流动性状况。第二步则是了解自己的投资类型、风险偏好等等个性化投资理财特点；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资产配置也应该因人而异。每位投资者的年龄、投资目标、风险偏好程度、流动性需求、资金量都不尽相同。其客观条件，决定了投资者在选择具体投资组合时的可能性也截然不同。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最大回撤度）日常收支情况以及准备投资时间的长短来分析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可以配置的各类基金资产的比例。一般来说年轻人的风险承受心理比较高，愿意持有高风险资产的意愿较强，而老年人则对持有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比较偏好；富裕的家庭对资产的保值增值要求更高，也更容易实现资产的分散化投资，贫穷的家庭难以做到这一点，其资产大部分都以现金、活期储蓄跟定期存款等形式持有，收益较低，风险也较小。第三步是清楚自己的投资理财诉求，即短期的理财愿景和长期理财愿景。第四步是尽可能多的去了解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投资产品和投资方式，然后选定最适合自己的几种工具强化学习。第五步就是具体执行自己的资产配置计划。
其实资产配置能否给我们带来优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于资产配置的认知，以及对生活的期望值。只有根据个人不同阶段的理财规划和市场这个大环境，不断调整自已的投资取向，才能达到理想的投资理财效果。
（二）资产配置的结构和各种资产的地位
前面介绍了资产配置的步骤，下面我们来看看资产配置的一般性比例和各种资产在配置中的地位。根据标准普尔对全球十万个资产稳健增长家庭的调研分析，得到了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该图把家庭资产分成四个功能作用跟投资渠道各异的账户。
第一是日常开销账户，占家庭资产10%，一般为3-6个月的生活费，投资方式包括现金、活期存款及货币基金，该账户用于保障家庭的日常开销、衣食住行、社交娱乐等支出。这个账户一般家庭都会配置，但往往在资产中占比过高，当该账户花销过多时，导致没有多余资金准备其他账户。
第二是风险账户，占家庭资产20%，用于保障突发的大额开销，投资方式为各种保险产品，包括意外伤害险、财产险、重大疾病保险等。该账户对于资金的使用限制要求比较严格，必须保证专款专用，确保在家庭出现意外事故、重大疾病时，能够快速有效地组织资金进行应对。该账户虽然在平时看不到作用，但是也不占用太多钱，在风险突发的时刻能够保证家庭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对冲，不至于卖车卖房，证券低价套现或者负债借钱。
第三是投资收益账户，占家庭资产30%，用于投资风险较高但高收益的产品，包括投资基金、股票、外币、金融衍生品、房地产或者进行企业股权投资等。该账户关键在于合理的占比，敢于追求高收益也能够承受高风险，无论盈亏对家庭的生存发展不会造成重创，才能做到心平气和理性操作。
第四是保本账户，占家庭资产40%，主要投资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发展基金以及一些低风险债券、信托等固定收益产品。该账户用于给家庭提供坚强的后盾，保证长期稳定的收入。
合理配置好这四个账户并且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才能保证家庭资产长期、持续、稳健的增长。当然，不同家庭的收入结构、年龄层次、健康预期、风险偏好等各异，以上四个账户的配置比例只是一个普遍均值，不同家庭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合适的比例配置，配置的关键点是平衡，当我们发现没有准备好其中任何一个账户，这就说明我们的家庭资产配置是不平衡的、不科学的。
前面介绍了大类资产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和一般性的比例。但是，这个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产配置的再平衡也很重要。这大半年来，市场剧烈变化，大家的投资理财方式也在转变。投资的确需要根据市场行情和自身需求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我们要考虑资产配置多久进行一次调整，什么情况下进行调整？笔者的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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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跨区域经营、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及其快速发展使之成为国内银行业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都存在一个共识――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是维持目前城商行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红利”则为其粗放式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黄隽、张春林（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对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决定商业银行粗放式信贷扩张的主要因素。国外学者（阿布瑞姆，2008；希拉，2008）的研究成果同样表明了宏观经济条件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宏观经济条件及增长模式下，2004―2011年国内城商行的资产增长速度达到28.72%（高出银行业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5.4%增至2011年的8.8%，税后利润更是以43.3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在经历2009―2011年异地分支机构的快速扩张后，城商行的总资产在3年间增长了1.4倍，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并已成为国内金融体系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然而，正如不可依靠粗放式增长模式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样，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边际递减效应及宏观经济红利的逐步减弱①决定了未来城商行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在经历快速的规模扩张之后，国内城商行的业务结构及盈利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城商行未来应对利率市场化及不断加速的金融“脱媒”趋势是否有利？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内城商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2009―2011年城商行负债结构及其变化分析
国内城商行根植于地方经济，有限的经营牌照决定了城商行的发展依赖于特定城市经济，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经济总量及金融发展水平。中国多样性、层次化的城市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衍生出多层次的城商行规模水平：既有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等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大型城商行，也有大量资产规模不足千亿、甚至不到百亿的中小型城商行。由此可见，针对城商行制度供给的规模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国内城商行做大规模（陈一洪、刘惠川，2012）。在跨区域经营受限的情况下，国内城商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实现规模扩张。林再兴、陈一洪（2012）对广州银行近3年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考察发现：随着规模的扩张，广州银行负债中存款占比由2009年的91%迅速下降至2011年的66.52%，而同期卖出的回购金融资产及同业融入资金在负债中的比重则达到31.56%，成为广州银行存款之外的最重要资金来源。
负债是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其规模扩张的基础。作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独特项目，存款一直是国内城商行最为传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吸收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对公存款及其他机构团队对公存款在内的存款资金是支撑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被动型负债资金，在居民及企业储蓄意愿强烈且不断上升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为国内城商行负债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通过对国内64家城商行样本的研究发现，2009年64家样本城商行存款占负债的平均比重高达89%，其中小型城商行更是高达92%。国内城商行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对存款这一被动负债资金来源依赖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在跨区域经营受限、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发展环境下，依托存款的单一融资渠道日益凸显城商行的融资困境。本文将通过对国内样本城商行批发式融资（主要包括同业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拆入款项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三种融资来源）占负债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的考察来揭示国内城商行的应对策略。
2011年，本样本包含的70家国内城商行总资产达到8.18万亿元，占当年国内城商行总资产的比重达到83%；70家样本城商行中有30家位于东部沿海，33家位于中西部，7家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样本城商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根据2011年末各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分为大、中、小型三种类型，大型城商行的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中型城商行介于500亿到1000亿之间，小型城商行不超过500亿。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9年国内城商行批发式融资占负债的比重平均仅有7.17%，小型城商行只有4.62%，国内城商行对存款以外的资金渠道开拓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商行的可用资金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规模的可持续增长。大型城商行的这一占比接近11%，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城商行规模的扩张，对存款以外资金来源的依赖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城商行而言，寻找存款以外的资金渠道是其突破规模扩张瓶颈的重要手段。
随着城商行整体规模的提升，主动吸收来自同业及金融市场资金的负债扩张得到多数城商行的认可，批发式融资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2011年末批发式融资的占比较2009年末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5.32%。中型城商行依赖批发式融资实现负债规模快速扩张的轨迹更加明显。2009年中型城商行平均负债规模为375亿元，批发式融资占比为6.99%，2010年平均负债规模激增60.8%，同期批发式融资的占比达到14.81%，至2011年则进一步提高至20.24%，与大型城商行的这一比值基本持平。中型城商行的总负债规模增长明显，2011年较2009年增长了118.13%，同期批发式融资占比增加了13.25个百分点；小型城商行的负债规模增长了73.49%，批发式融资占比增加了4.96个百分点；大型城商行的这两个比值分别为68.75%和9.68个百分点。可见，大中型城商行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对主动负债融资依赖性提升。
与存款这一被动性负债资金来源相比，批发式融资等主动性负债赋予城商行更高的灵活性，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者可以根据货币市场利率走向及本行流动性管理需求判断是否需要主动融入资金。不过，相比西方商业银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欧洲货币市场借款、欧洲金融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国内城商行的主动负债融资工具相对有限，集中于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资金融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同业存放等融资工具，这与国内欠发达的金融市场息息相关。
然而，无论是小型城商行还是大中型城商行，批发式融资在负债中占比的提升都表明了国内城商行吸收主动负债的增速高于存款。这一方面多样化了其资金来源、优化了负债结构、提高了城商行流动性及资产负债管理空间；另一方面，对于其应对未来利率市场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②。但部分主动负债成本较高，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对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依赖性的增加会降低城商行整体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下，少数银行经营状况的恶化可能会影响并扩散至相关银行，从而加大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刘春航、苗雨峰，2012）。城商行运用批发式融资效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业务扩张及盈利效率，张健华（2012）基于前沿分析法对1999―2008年国内银行机构的盈利能力及资产扩张能力进行考察指出，拆入同业资金比率较高的银行，无论是盈利效率还是业务扩张效率都比较低，从零售市场（包括居民及企业）吸收存款较多的商业银行更加有效率。金融市场业务经营运作的不成熟及相应人才的匮乏，进一步对城商行扩张非存款类资金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如何优化负债结构、开辟存款之外资金来源渠道、保持应有的流动性、确保资金成本可控和盈利能力可持续，是城商行在这一融资模式下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目前存贷比这一刚性监管指标对城商行继续施加存款刚性压力，网络布局及客户基础的先天不足将使其在未来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融资能力继续受到挑战。
三、2009―2011年城商行盈利结构及其变化分析
负债结构及盈利结构是城商行经营运作这一“硬币”的正反面，负债结构反映其资金来源、渠道这一面，资产结构则从筹措资金的使用这一面反映城商行的经营运作。“金融脱媒”的加速及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给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考察城商行盈利结构首先应关注其资产配置结构，因为资产的配置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盈利结构，不同的资产配置结构决定了不同的盈利结构及模式。国内城商行业务及盈利渠道的单一性决定了信贷资产在多数城商行的资产配置中占有主导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对样本城商行2009―2011年信贷资产占比进行初步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随着整体资产规模的快速提升，城商行对信贷资产的平均配置逐年下降。2009年国内样本城商行信贷资产占比平均为50.41%，至2011年末占比仅为43.72%，可见随着样本城商行规模的提升，其资产的配置也趋于多样化，逐步摆脱了过去信贷资产独大的局面。这种趋势在样本中型城商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家中型城商行2009年信贷资产占比平均达到52.67%，2010年迅速降至40.18%，2011年则仅有38.44%，是三类城商行中信贷资产占比最低的。
高信贷资产占比以金华、嘉兴、台州、湖州四家地处浙江的城商行为代表，近3年其信贷资产配置均在60%左右，信贷资产主导型资产配置特征十分明显；珠海、厦门、龙江、包商、昆仓等5家城商行则是低信贷资产配置的典型代表。截至2011年末，除包商银行外其余4家银行信贷资产占比均不足20%、平均仅有17.5%，但包商银行仍然保持在26%的相对较高水平。高信贷资产配置城商行代表除台州城商行2011年资产规模刚好突破500亿之外，其余3家均为小型城商行；低信贷资产配置城商行代表除珠海城商行外均为大中型城商行。
对典型城商行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商行资产的配置特征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下文将进一步分析两家低信贷资产城商行的资产配置及其收益情况。
两家城商行是低信贷资产配置的大型及中型城商行的代表，虽然都在非信贷资产的配置上投入较多资金，但其投资收益却大相径庭。
观察低信贷资产城商行的非信贷资产配置可以发现，多数城商行在返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类投资等业务上投入大量资金，还有部分城商行集中于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两种资产配置上，另有部分城商行则在上述两大类非信贷资产的配置上采取较为均匀的配置策略。BS银行与MX银行属于均匀但偏向资金业务资产配置的城商行。两家城商行近3年的信贷资产配置平均占比分别为30%和23%，在中央政府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理财产品等金融市场资产的配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两家城商行金融市场资产的配置都从2009年的不到40%升至2010年的50%左右，2011年回落至44%左右。金融市场资产的占比远超过信贷资产占比，3年平均占比分别为45%和43%。
但是，两家城商行在金融市场资产的经营运作结果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BS银行近3年金融市场资产的投资收益连年翻番，由2009年的7.7亿增长至2011年的29.87亿元，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由2009年的37.14%增至2011年的54.64%。金融市场业务已成为其支柱业务，贡献了2011年营业收入的54.64%，其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37.63%。回顾2007年及2008年，其金融市场业务投资收益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达到47.05%及40.92%，可见，BS银行较早确立了金融市场业务和信贷业务两大业务作为全行经营发展的重点，并通过积极主动的资产配置及经营运作实现了金融市场及信贷业务的两翼齐飞。相比之下，同样将大量资金配置在资金业务的MX银行，近3年金融市场业务账面投资收益均为负数，并且随着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增加，投资亏损也同步上升，这反映了MX银行在金融市场资产内部配置及交易、运作策略上的不当。因此，对于那些期望通过金融市场业务实现经营转型的城商行而言，积极主动增加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同时，需要敏锐把握市场利率的波动，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确保金融市场业务的投资收益。
事实上，国内金融市场业务中最受认可的地方法人银行应属南京银行。早在2002年之前，南京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开始初露头角，但资金业务在当时的南京银行业务中仅仅作为补充，没有体现以利润为中心。2002年5月南京银行董事会开始酝酿资金业务的第一次转型，即如何使资金业务成为南京银行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2002年9月南京银行在城商行同业中率先成立资金业务的独立专营机构――资金营运中心，实现从管理职能向经营职能的转变，开始直面银行间市场的挑战。经过10余年的发展，目前南京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已形成本外币、债券与黄金、衍生金融产品联动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金融市场业务组织架构、品牌、运作模式、人才队伍逐步成熟，为南京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国内70家样本城商行近3年负债及资产结构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城商行规模的提升、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转变，国内城商行无论在负债结构还是资产结构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国内城商行由过去较为单纯地从零售市场（包括居民、企业、机关团体）吸收存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向零售市场存款与批发式融资并重发展，批发式融资在负债中的占比稳步提升，这一变化趋势在大中型城商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资产配置方面，城商行由过去信贷资产一家独大慢慢转向逐步增加非信贷资产配置，拓展除信贷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领域，突出表现在对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发上。以包商银行、南京银行等为代表的城商行较早重视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在资产配置上向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金融资产上倾斜，并通过积极、主动、有效的投资策略获取投资收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的多元化，从而为其应对利率市场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城商行作为国内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组织架构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及实践为丰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面对外部发展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国内城商行亟需突破、转型，要在立足“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广大市民”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这一核心业务开展综合化金融服务；要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在争取零售市场存款的同时，积极、主动融入银行间市场，拓展同业合作渠道，为未来批发式融资积累丰富经验。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经营转型、战略为先。战略的制定、贯彻、落实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效、执行有力的发展战略有决定性的先导作用。多数国内城商行均能针对本地区及行业的发展趋势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然而，正确的发展战略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方能有效落实，其中投资者或者主要股东的素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内城商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往往引入了地方财政、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复杂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各方利益诉求难以调和。即使地方财政一股独大也可能因为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影响战略的制定及执行，从而影响城商行的发展路径和业务选择。如果股东过于注重短期效益，那么经营层将很难从长期利益的角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因此，战略为先需强调多方对长期与短期利益冲突达成共识，不能以牺牲长期战略转型为代价取得短期规模与效益的增长。
第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先。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是构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落脚点。只有与自身定位、战略目标、客户群体相适应的商业模式才能推进可持续发展（林再兴、陈一洪，2012）。对商业银行而言，商业模式是其经营活动的基本模型，是指导其价值创造的完整商业逻辑框架。
近二十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不乏打造较为成功商业模式的先例，先后出现招商银行的零售业务商业模式，兴业银行的同业合作、银银平台商业模式以及近几年颇有建树的民生中小微行业金融及合作社商业模式。以招商银行为例，在国内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占比普遍不足20%的情况下，其储蓄存款及零售贷款余额占比在2010年末就分别达到35.95%及34.65%，位居国内商业银行之首。
当然，差异化商业模式的建立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如兴业银行在国内率先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北京银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支持等；也可以立足已有的较好的经营模式，通过组织架构的完善、流程的再造、产品的整合与创新、服务的改进等深入打造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如国内城商行近年来对中小微金融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包括立足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围绕集群行业打造的行业金融服务（陈一洪，2012）以及社区化经营思路（陈一洪、刘惠川，2012）等等。
商业模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即将来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国内城商行在继续立足中小微信贷业务，充分发挥地方中小法人机构人缘和地缘优势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未来吸存成本提高对资产负债及利率定价管理的压力，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及利率定价系统。与此同时，消化资金成本上涨压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特别是提高防范中小微信贷业务中的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风险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要延伸金融服务领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做好中小微企业的财务顾问、财富管理专家③，与中小微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真正成为这些企业的成长伙伴④。
注：
①数据显示，2003―2011年，我国GDP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速达到10.7%。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未来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长区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不再“保8”，而是设定了7%的更加平稳的增长目标。
②从国外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随着存款成本的上升，商业银行存款的增幅明显下降。同时，非存款资金来源，即拆入资金在负债中的占比得到显著提高。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1975年其负债中存款占比平均为88.67%，利率市场化改革后，2000年其存款负债占比降至67.96%。
③比如民生银行专门给小商户开辟了财富大课堂，并已成为小微金融服务的一个品牌。
④同样有借鉴意义的是民生银行的小微企业城市合作社模式。民生小微企业合作社是把同一类型的小微企业整合成一种有组织的经济体，让这些企业抱团发展，共同融资，一起抵御风险。合作社具有合作基金，由合作社成员、地方政府及民生银行共同出资。截至2012年12月，民生银行已在上海、天津、青岛、苏州、武汉、厦门、温州、泉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了近2500家城市合作社，会员超过9万人，涵盖了衣、食、住、行等与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行业。按照管理层的设想，未来民生银行将整合上万家城市合作社，联合更多小微企业，打造专属信贷产品、小微俱乐部、专属组合产品、专属结算服务、信息服务及撮合五大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1]黄隽，张春林.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6）.
[2]林再兴，陈一洪.国内城市商业银行规模扩张的路径分析与启示[J].金融发展研究，2012，（12）.
篇11
同时对于互联网金融公司，搭建全球资产配置平台，也成了行业发展瓶颈期的一个新的突破。2015年中以后，中国国内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展开了严密的监管，各项监管规则纷纷出台。“全球资产配置可以拓宽行业发展的道路。”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宏皓表示。
搭建全球资产配置平台成了互联网金融公司和中国投资者共同的需求。但是搭建这一平台却绝不容易，如今已有的平台多是浅层次的初始阶段。 新平台
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搭建的平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定的美元资产产品种类，可供投资者进行选择。它们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
比如，积木盒子做的是全球资产配置平台，多是中国境内资产品种，境外资产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是让投资者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实现各种需求。因而他们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美股和美元基金，供投资者选择。而荷马金融仅做海外资产购买，推荐给消费者的多是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一些基金。宜信则推崇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母基金，专门投资于海外证券类基金。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做境外资产配置都只是一个渠道，都不能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元的获取和流动。
中国外汇管理局规定，中国公民个人外汇购买额度为每人每年5万美元。这一规定限制了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进行投资，但是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投资者需要自己想办法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并且转到离岸市场。
所以，现在能够在这些平台上做对外投资的客户，必须手上持有美元，并且已经转移到离岸市场。
寻找第一批客户，就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重要课题。而其中最大的人群，要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这些互联网公司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在美国上市，而这些公司基本都有股权激励措施。员工为了拿到公司股份，就需要在美国股市开户。这些人就成了第一批拥有美股账户的人。公司上市后，待股票解禁，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就需要重新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而他们大部分又都在中国国内，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发的新平台就能够为他们提供便利。不要小看这一波互联网公司的人群。他们就是炒美股的中国元老，也是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创始人。
而且这一批以BAT为代表的员工并不少。不完全统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超过300家。在股权激励的催生下，持有美股的员工更是要乘数十倍上百倍了。另外还有一些有在海外工作、求学经历的人，也都持有美元或已开通美股账户。
这些人就是做境外资产配置的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批客户，但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并不满足于此，它们不断在中国国内开发新的客户。
目前北京的一些银行可以提供办理离岸的借记卡，申请人提供重要的地址证明就能够办理一张香港的存储卡，以旅游或者留学为名，把在外管局规定额度内的外币资产转到这张卡上。
不过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全球资产配置业务，面向的是高净值客户，而不是中产阶级以下的普通人。因为只有这些人需要做境外资产配置。荷马金融创始人叶程坤介绍，他们的客户大概都是身价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宜信董事长唐宁给出需要做资产配置的人士的资产总额在300万-3000万元人民币。
胡润研究院曾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5月，中国大陆地区约有121万名千万富豪，7.8万名亿万富豪。在千万富豪中，企业主占比达到55%，超过一半。这些人正是做全球资产配置的主要客户群。目前，荷马金融的客户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千万富豪。
另外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职业股民以及炒房者都是千万富豪的主要人群，也是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想要争取的客户。 好市场
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都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在这一方面才刚刚起步。宏皓给出的数据是，全球高净值人士在本国之外配置的资产平均比例为24%，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5%。其中19%的差距，成为他看好全球资产配置市场的巨大空间。
胡润研究院曾对中国平均资产为3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下来，受访的高净值人士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为16%。
尽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导致的数字不一，但是毫无悬念，中国投资者的海外资产配置比例确实非常低。
以日本为例，2014年，日本仅主动提交的个人海外总资产就有3.1万亿日元。日本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任大川提供的数据显示，日本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达到41万亿日元，个人海外房地产投资大约20万亿日元。日本个人的平均资产6600万日元，人均海外金融和房地产投资46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达到366.9万亿日元，连续24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中国虽然也持有非常可观的海外净资产，但是个人投资非常少。
不过中国个人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热情却非常高涨。尤其是在2015年。从201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当时很多分析师认为这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大笔的资金总是要找到出路的，股市肯定会因此受益。没想到的是，2015年中，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至今仍没有站上3000点，也没有看到底。
而同时自从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尤其是进入2016年后有短暂几天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
中国国内投资环境的不理想，催生了中国投资者对于海外资产的热情。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又引发了中国国内兑换外币的数量大增，尽管没有具体的金额支撑这一说法。
但是，有几家DQII基金公司已经开始限制美元份额的大额申购。比如鹏华基金就从1月12日起，将鹏华全球高收益债人民币份额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由500万元，调整为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投资者用人民币投资这只债券，通过DQ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换为美元资产。鹏华方面表示，尽管临时申赎数据不能披露，但是从开始限制大额申购，可以看出买的人比较多。
如今的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渴望，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非常相像。这是任大川对中国投资者当前情况的总结。
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人在海外购买房产的消息随处可见，房地产成为中国人投资海外的最热门产品;最近两年，对艺术品的追求不断高涨，中国人不止一次天价买画。这也跟日本非常相像，日本人在1990年的时候买走的世界名画总价高达33亿美元。
但是按照投资发展的阶段看，中国远没有达到日本的阶段。从日本人申报的海外资产情况看，股票等有价证券占比最高，达到62%，其次是存款15%、房子7%、土地3%。 投资的难题
虽然诸多中国投资者开始热衷海外金融资产，但投资海外金融资产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投资者仍然非常陌生。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担忧成为他们踌躇不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当今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大环境下，如何选好投资产品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境外优质的投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的，中国的投资机构要获得这些产品，需要跨国监管、产品设计、投资风控等多道门槛。”宏皓说。
而这也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头疼的问题。荷马金融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对美国的各种资产进行审核，然后挑出来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稳定的产品。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资产不够安全，收益不够稳定，会影响投资者的后续投资。
根据胡润的调查，千万富豪的构成人群中――企业主的资产占了58%。“他们的企业已经是冒很大风险了，所以他们希望做的海外资产配置比较稳定。”叶程坤说。
荷马金融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目前只做海外资产投资。据创始人叶程坤透露，通过他们平台进行投资的金额已经达到3亿元人民币，他们主要推荐固定收益产品。
积木盒子则先从基金、股票开始做起，申请了销售基金的牌照。到目前为止这一块的业务量仍非常小。宜信采用的母基金形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稳定，但也是从1月份才正式提出全球资产配置的概念，仍需要时间证明效果。所以尽管做全球资产配置对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出路，但是路会走得怎么样还不确定，而这一拨海外金融产品的表现，则决定了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投资者的后续投资行为，如果平台上的海外金融产品表现不好，则投资者的后续投资也可能不存在了。
互联网金融公司在过去的两三年经过非常快速的发展，到了2015年行业问题不断暴露，监管方面在2015年底也开始收紧。2015年12月28日《网络贷款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意味着行业整顿的开始，紧接着深圳市爆出从2016年1月1日起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已经存在的不做网络贷款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对于做全球资产配置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并没有监管。在中国做美元金融资产的购买，需要拿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牌照，而不是中国监管方下发的牌照。
监管方面的空白，也是在中国国内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加强后，互联网金融公司选择做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业务的问题依然存在。东吴在线总经理李健指出，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做海外资产配置的问题，包括资金的来源、流动性的管理和资产配置策略的问题。不过到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都不涉及前两个问题，只是提供平台和咨询服务。所有的操作都是客户自己完成，对接机构。李健指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想要解决的问题。
唐宁表示，宜信有几百名理财顾问可以帮助客户解决资产配置的问题，但是对于更多的新兴互联网公司来说，它们希望能够通过技术的进步解决这个问题。跟传统金融机构不一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并没有那么强的金融背景，有足够的理财顾问能够为客户提供投资策略。所以它们都希望开发智能投资顾问的技术，由机器代替人来完成这部分工作，机器结合现代资产组合理念，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给客户提出资产组合的建议。
篇12
在传统的旧会计准则实践中，能将金融资产有效划分为四类。主要是参照公允价值计量以及实际变动计入档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资产。在全面实施新会计准则之后，原有的分类组成主要调整为三类，即是AC、FVTPL、FVOCI。将原有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转为债权投资，其中涉及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科目保持不变。对原有的债权类投资标准实施划分，将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业务模式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以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资产，原有的会计科目转变为其他多类债权投资。当被指定为FVOCI，要注重对会计科目实施变更，转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通过此类调整有助于对传统会计准则中资产划分环节中存有的随意性集中控制，能最大程度调控出可出售资产的空间，便于优化金融资产分类，提升会计实务整体成效。
金融资产减值计提变化
在全新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中，要注重将原有的减值计量基础有效调整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便于突出科学性。有助于相关管理部门参照违约问题产生概率、违约损失情况实施减值计提，便于对各类常见的金融资产风险问题产生概率集中管控。企业在长期发展中结合金融资产变动情况判定信用损失，对常见的损失阶段进行判定。实际减值准备计提时间能设定在一年之内或是完整的存续时间内。但是在传统会计准则实践中，仅仅只能对已经产生计提的金融资金实施计提，这样将严重忽视了今后金融资产会产生的多项风险问题，对减值计提精确性也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所以从相关理论层面来看，企业在长期发展中要注重组建风险评价模型，这样能有效预判一段时间内会产生的损失风险。在新会计准则中，实现了资产分类更为统一，要与实际持有意图保持一致性。基于业务模式测试、现金流量特征测试等排除多项人为要素的误导。这样便于展示出不同产品结构化本质、非标资产内核，便于促使企业多项投资决策拟定更为科学，多重条款制定更为明确。对不能通过现金流量特征进行测试的金融资产，比如结构性理财等，均可以将其归类到FVTPL类别资产中。企业在投资决策制定前，判定各项持有资产的主要意图，设定完善的战略发展目标，对资产价值波动、利润情况有效判定，做好空间压缩情况控制。
新会计准则变化对信托公司财务核算的影响分析
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在信托企业投资管理中，实现资产负债有效匹配是重要特征，但是从部分信托公司发展现状中能得出，部分公司尚未达到资产负债相匹配的发展目标。主要是由于投资端口、负债端口担负的风险较大，其次是由于期限错配导致利率风险问题提升，这样对会计利润会产生较大影响。在新会计准则要求中，信托公司要注重对信托合同实施分组，做好资产组合优化，这样能实现资产负债综合管控。强化多重金融资产减值计提评价以及会计信息披露，能保障企业发展中降低各项风险要素影响，实现风险问题综合防控。在新会计准则中，能促使金融资产分类更为标准、客观性提升。基于业务模式评定、现金流量测试等控制人为主观要素诱导。重点突出不同产品结构化本质以及非标资产内核，这样能保障多项决策更为合理，合同条款设定更为明确。
对利润表的影响
在全新的会计准则中，财务报表中各项表现相对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金融资产公允值产生变化。比如权益类资产产生变化，对应资产可调节收益空间逐步缩小，这样将会导致财务收益活动整体波动性扩大。在新时期信托公司发展中，要注重进一步优化权益资产分配、财务收益结构优化的呢过，这样能全面提升投资回报率，对利润波动情况有效控制，便于降低市场环境中股票投资对企业整体收益的影响。其次，新会计准则中引入了预期资产损失减值计提模式，企业发展中当多重风险问题不断扩大，要注重做好减值计提综合评估。在面对金额相对较大的固收资产减值计提中，会导致信托公司整体利润率降低。所以目前信托公司在各类投资策略实施中，主要是趋向于保守化发展，实现现有资产以及负债情况的有效协调。结合企业发展现状做好长期收益管控，对多重风险要素集中整合，降低利润产生的波动。
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从诸多信托公司发展建设现状中能得出，多数公司结构模式设定中主要是选取纵向直线型组织结构。而多数金融机构在发展重视选取集权制管理模式，长期发展中导致多项横向信息传递受限。在全新的会计准则中，要求企业在发展中要注重积极组建预期信用模型，对今后预期发展损失实施减值计提。但是由于专业化信息系统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受限，导致预期损失、减值计提、风险评价等活动组织开展难度增大。信托公司在绩效评价指标设定中要注重实现全面更新，主要是由于各类权益类金融工具存有利润无关性且不可撤销。
信托公司财务核算优化措施
重构会计科目体系强化会计准则渗透
信托企业在长期发展中要注重定期组织财务管理人员参与到新会计准则学习中，对多项理论知识全面整合、应用。财务管理部门要注重与企业多部门管理人员基于新会计准则中涉及的各项新规定，对原有的会计制度实施有效修订、补充、完善，重新构建适应企业发展的会计科目体系，对原有的会计报表模板进行调控。相关财务人员要注重对现有的存量资产实施有效梳理，针对包含特殊条款的债券实施SPPI测试，之后再参照现有的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有效分类。针对各项新准则中多项规定，将存量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新账面价值进行对比，将数值之间的差额有效计入到期初留存收益以及多项综合收益中。要求相关企业在金融资产分类中，全面展开对可供出售资产的浮动盈利以及对损益的各类影响。
规范化优化管理模式
现阶段在全新的会计准则中，信托企业要注重做好市场风险评估、金融应用工具分类、减值测试等。其中涉及诸多业务活动，比如设计阶段操作、审批以及合同签署环节管控等。当前信托公司在长期发展中要注重组建纵横划分合理的矩阵组织架构，这样能在各项管理实务操作中提供分类、评估、测试、减值等多项数据，便于强化会计信息整体质量。信托公司在长期发展中要注重转变传统绩效考核模式，基于资产负债考核为标准优化原有的收入费用为主的考核模式。不能片面化关注各项利润考核指标，要注重提升净资产指标变化关注度，这样能获取更为长远、稳定的投资收益。
篇13
（一）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双升的态势，截至2015年9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较年初增加3437亿元，同比增加4194亿元，连续16个季度增加，不良贷款率1.59%，较年初提高0.34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4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速加快（如图1所示）；从不良贷款余额构成情况来看，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及比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如图2所示）。商业银行当前账面上的不良贷款并不能完全反映银行的贷款质量，因为银行可以通过延长贷款期限、允许借款人借新还旧等手段推迟不良贷款在账面上的反映，寄希望于通过未来经济的好转来解决问题，这些潜在的问题贷款大多会在关注类贷款中反映，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未来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及部分正常贷款会迁移为不良贷款。截至9月末，反映商业银行潜在风险的关注类贷款余额达到28130亿元，占比3.77%，同比大幅上升9771亿元和0.98个百分点，表明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仍有下行压力。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
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很多，既有银行内部管理的原因，也有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的原因；既有增量的原因，也有存量消化不足的原因。1.前期信贷疯狂增长的风险开始暴露。前期信贷扩张过快，降低了放贷的标准，对银行整体资产质量造成负面影响。贷款的增长和不良贷款的形成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贷款在发放的当年并不会出现违约，通常在贷款发放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才会出现违约，我国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在2009年末同比大幅增长31.74%，而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12年开始逐渐走高。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前期贷款快速增长的最终影响必然是后期不良贷款的上升。2.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带来“恶性循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与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着一定的关系，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信用风险增大，信贷市场上违约率明显增加，同时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贷款抵押品价值下降，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增多，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下降。为了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可以选择增加资本金或者减少贷款发放来改善监管指标，但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内部资产负债表恶化的背景下，银行通过增加资本金改善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变得较为困难，减少贷款发放成为银行首选的方式，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其放贷能力，因此，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往往呈现出“惜贷”的行为。银行收紧信贷将导致市场上流动性不足，利率上升，实体经济资金紧张，借贷成本的提高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造成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银行和实体经济之间呈现出“恶性循环”（如图3所示），因此，只要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没有根本改观，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不会出现根本性好转，并且金融系统风险也将在这一循环中不断加大。3.不良贷款处置滞后影响消化进程。银行的不良贷款除了自身核销外，主要通过转让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省区内设立或授权的少数资产管理公司的手段来处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于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争议较大，过低的价格使得银行出售不良资产的意愿较低，同时过高的不良资产处置成本也使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意愿不高。不良贷款处置滞后影响了不良贷款的消化进程。
二、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
经验及其发挥的作用维持金融系统稳定，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是央行的一项重要职能，当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聚集到影响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时候，央行有必要对不良贷款进行逆周期调节。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央行在金融危机时期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持有和运营至下一个经济周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再将这些资产出售，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减少资产损失，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成本。处置不良贷款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业化的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机构来完成，各国普遍将不良贷款交由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如美国的重组信托公司（RTC）、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KAMCO）、马来西亚的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等都是为处理不良贷款而成立的专业资产管理公司，这种专业的服务机构是中央银行逆周期管理不良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1999年设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业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自成立以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历多次大规模的接收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贷款，为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并且每次收购和处置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剥离对象、收购价格及性质等各不相同。
（一）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
1999年成立之初，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对口收购原则，以账面价值收购对应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收购的资金来源于人民银行再贷款以及向原剥离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由于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主要由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造成，这次不良贷款剥离的性质属于政策性剥离，财政部通过债权处置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两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并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债权资产在2006年年末处置完毕。2006年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超额完成了考核目标。2004~2005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有银行改制过程中第二次收购银行的不良贷款（见表1）。2004年，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剥离中行和建行可疑类不良贷款2787亿元，信达资产公司最终中标，后经协商将中标的全部建行可疑资产包整体转让给东方资产公司；2005年6月，在人民银行、财政部和银监会组织下，采取分包竞价转让的方式剥离工商银行可疑类不良贷款4590亿元。此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人民银行再贷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不良贷款在性质上属于商业化收购，按国家有关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策性不良贷款处置和商业化收购不良贷款收购过程中实行分账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贷款成本中包括收购成本、资金成本和管理处置成本等，面临着商业化收购不良贷款成本收益的盈亏考量。在此期间，中行、建行和工商银行除了商业化剥离可疑类不良贷款外，还合计剥离了数千亿的损失类和呆账类贷款，财政部按照对口原则委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部分业务在性质上属于政策性范畴，相关资产管理公司圆满完成委托处置考核责任目标。2007年以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始收购来自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机构投放的不良贷款包，涉及金额千亿元，资金通过银行贷款，发行金融债等市场化方式筹集。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贷款中发挥的作用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债务重组、投资投行等技术，基于广泛的机构网络和丰富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等优势，在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贷款中对银行、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发挥重大作用。首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可以改善银行流动性、资本充足等经营状况，并提高强不良贷款的流动性。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和剥离数以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贷款，有力地支持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在银行不良贷款处置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发挥了托管、救助、并购重组商业银行等积极作用，例如长城公司收购德阳银行等。其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强大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在金融体系中的发挥着显著重要的“金融稳定器”功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专门的逆周期管理工具和金融救助机构，其在成立之初的核心功能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充当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器”、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和金融危机的“救火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逆周期金融技术，在经济下行即逆周期阶段，通过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并进行重组、整理，帮助银行恢复流动性，缓释金融风险；在经济上行即顺周期、资产价格上升阶段，通过出售资产实现价值，最大限度地提升资产价值、减少资产损失。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均完成了商业化转型，设立或收购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附属机构，增强了不良贷款综合处置能力，有力地提高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最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盘活存量资产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存量入手，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贷款，运用重组、并购、投资等处置技术，解决银行不良贷款及问题企业。商业化改革以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成为具有资产经营管理、银行、证券、信托、租赁、投资、基金、期货、置业、PE等综合金融业务的现代金融控股集团，具有强大的存量资产盘活能力。借助综合金融技术及盘活存量资产能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能力打破实体经济与银行体系之间的“恶性循环”，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调整经济结构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一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银行不良贷款，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改善其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放贷的意愿和能力，释放流动性，助推金融机构有序发展。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其综合金融优势，结合不良贷款处置的专业技能，对问题企业或危机项目进行关闭清算或并购重组，对于经营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通过开展财务顾问、投融资服务，助其调整经营方向和策略、加强改革和内部管理，摆脱困境、提高其盈利能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推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有效恢复经济信心，将“恶性循环”引向“良性循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
三、及时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必要性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困境
（一）及时处置银行不良贷款的必要性
当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在可控范围内，但已经影响到银行业的发展，尽管其贷款规模和净利润在不断扩大，但增速已经随着经济的放缓而下滑（如图4、图5所示）。各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越及时、越主动，不良贷款重组的难度也就越小，成本也越低，反之其难度会加大、成本也会提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就越深。美国储贷机构的不良贷款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全面暴露，但美国政府却没有及时处理，而是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措施，问题暴露初期储贷机构的亏损只有100亿美元，到1995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花费了7年的时间，以875亿美元的成本处理了4025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种拖延措施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反而加大了后期解决的难度和成本。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寄希望于银行通过自身的盈利来消化不良贷款，对不良贷款的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在实体经济与不良贷款陷入恶性循环后，才开始重视不良贷款的处置，但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不仅加剧了纳税人的负担，也推迟了经济的复苏。欧洲银行管理局执行董事亚当•法卡斯曾指出，处理不良贷款的关键，是要尽快采取行动，杜绝拖延。在经济新常态下，及时处理银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可以有效缓释金融系统中聚集的风险，降低处理的难度和成本。
（二）金融资产管理大规模收购银行不良贷款面临的困境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虽然有着专业的不良贷款处置技能和优势，并且其不良贷款收购、管理、处置行为对于防止金融风险和稳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商业的背景下，面临当前银行不断增加的不良贷款，其收购意愿并不强烈，主要原因在于其资金是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金融债等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的价格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并且负债的持续时间较短，一般不超过5年，面对市场和股东压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市场化资金进行商业化收购的不良贷款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盈利，否则将会面临亏损和较大的流动性风险。而以提升价值为目的的不良贷款收购、管理和处置需要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完成，在经济不景气中收购的不良贷款，其价格会在经济景气周期中得到提升，待经济周期好转后再逐渐处置不良贷款，才能实现盈利，有效减少经济波动造成的社会成本。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大概需要经历10年左右的时间，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之间的错配限制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大规模收购银行不良贷款的行为，以市场化方式筹集的资金开展的不良贷款收购和处置起不到逆周期调节和降低社会成本的作用，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贷款收购需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参与，更需要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收购银行不良贷款的方式探析
为克服以往交易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商业化交易原则，不良贷款的收购和处置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一）一次性买断收购模式
这种交易模式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对银行不良贷款进行全面调查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不良贷款收购价格，依靠央行再贷款或长期专项金融债提供的资金支持，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买断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处置的收益或亏损风险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部承担。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次性买断收购的优点体现为交易方式简单，交易双方权责明确，可以有效的避免各种纠纷。其缺点在于交易双方对不良贷款的收购价格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了盈利，必然对不良贷款进行较大的打折收购，而过低的收购价格对于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优化资产负债表的作用有限，此外大规模的开展不良贷款收购势必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评估定价能力提出挑战，交易双方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增加了交易实现的难度。
（二）组建合作经营公司的收购模式
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共同出资组建一家新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从商业银行以市场价格购买的不良贷款转售给该合作经营公司，公司的资金来源由商业银行提供，新成立的公司委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特别服务商进行资产处置，处置回收的现金在支付费用和偿还负债后，剩余回收额以出资人的股权比例为基础，按照协议规定，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间进行分配。在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的价格认定出现较大差异，以现金买断式的收购谈判难度较大时，利用这种合作处置、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可以促成收购交易。此外，在风险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降低一次性买断风险和出资额，商业银行可减少一次性卖断资产被大幅压价的损失。该种收购模式下新组建的合作经营公司能否获得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是关键，商业银行可以将对新公司的贷款做抵押向央行申请再贷款或定向金融工具，但需要央行在政策上支持这种收购模式。
（三）保底条款加盈利分成收购模式
该种交易模式首先以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评估测算作为交易定价基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订立收购合同，明确界定相应的保底条款和盈利分成条款，然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靠央行再贷款或长期专项金融债提供的资金按照认可的商业银行定价支付相应的价款，最后通过多种手段处置不良贷款。处置完成后，若回收的现金高于交易双方的协议价格，则高出的部分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间按比例分成，若最终处置回收额低于双方的协议价格，则商业银行按保底条款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补偿。该种交易模式由于保底条款的存在，使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提高了其参与银行不良贷款收购的积极性，同时盈利分成条款将正向激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大化的提升不良贷款处置价值；对于银行而言，由于交易价格以其评估测算为主，可以有效提高不良贷款的出售价格，有利于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该种模式规避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障碍，有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当然，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该种交易模式中承担的风险较小，其业务的盈利空间也比较小，并且这种交易方式的成立需要建立在商业银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信任基础上，相信后者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实施不良贷款最大化处置方案。上述三种商业化不良资产收购模式在收购主体、收购对价、收购资金来源和处置后的收益分配等方面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从而派生出不同的交易结构。从理论上讲这些交易结构符合市场化的原则，均可采用，但由于各自呈现出不同的优缺点，实践中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可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根据具体的情况协商选择。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交易模式，从制度安排上讲，当前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大规模剥离应当由政府提供支持，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收购、管理和处置，在业务性质上属于商业性，在收购方式上应当采取招标竞价或价格协商等市场化方式，在资金来源上可以由央行以再贷款形式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行长期专项金融债、政府予以一定的利息补贴，降低资金成本。
作者:高炜 单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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