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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气象为农服务机制，推动融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中央一号文对气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多年建设“广覆盖、普适性”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的基础上，江门转型升级气象为农服务，以周郡村为试点，局村合作，将气象灾害防御深度融入农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切实提升村庄应对风险能力和气象服务品质，村民满意。总结借鉴试点经验，对于基层气象部门适应改革发展新常态，探索新途径，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平安和谐村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立足乡情，明确防灾目标
1.1 村庄概况及防灾基础
周郡隶属江门市蓬江区，是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村”、省级卫生村、生态示范村和江门市标兵文明村，有6条自然村共20个村民小组，常住（驻）人口近万人[1]。原属粮食水稻区，以丰产田、基塘农业、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而闻名。现属鱼塘区和经济作物区，发展“三高”农业和乡村工业，走强村富民之路。有已征地未开发的100多hm2鱼塘和耕地，“农商工学医”自成一体，有贸易市场和大量店铺、有100hm2海滩围工业小区和80多家厂房等。2014年全村工农业产值1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2万元/a[1]。村组经济实力强，城乡一体化程度高。
周郡地处珠三角西南部的西江河网区，属广东十大堤围江新联围的天河围系，田沃物丰，水风旱多发。城镇化后，周郡因鱼塘日渐填埋、难以调蓄，依然是敏感脆弱的承灾体。村民重视防灾，将电动排涝泵站建在鱼塘区，总装机容量为350kw，排涝流量共6.7m3/s。排涝标准按10a一遇24h暴雨所产生的径流量1d排干[2]。该工程措施有灌溉、防洪、排涝、供水等多种功能。
1.2 主要灾害风险分析
1.2.1 城镇化后旱涝
周郡集水面积5.5km2，主要靠3km长的排洪水道排入天沙河。地势低洼，地面硬底化面积大，每逢强降雨，村内多积涝。小时累积雨量70mm的降雨，30min内足已使村庄地面积水超过40mm，房屋受淹，交通阻断、村民焦虑，村干救灾，水患成为困扰周郡的一大难题。秋冬春三季，又因鱼塘调蓄渐弱而干旱，影响农业生产。
1.2.2 水产养殖风险
苗种、水质、天气是水产养殖的三大因素[3]。村民在100多hm2鱼塘里养殖了经济附加值高的对虾和白鳝，需根据生物品种适温和天气变化，控制水温、水质、
盐度和投饲，需处理环境因子突变引发的应激性游塘；暴雨或内涝时，还需检查进排水口及拦逃设备，以防鱼塘漫顶、虾鳝游走。
1.2.3 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
周郡依山傍水，厂房多、人口密集，易受暴雨、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影响；学校沿山而建，山势倾斜，“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和台风暴雨期间，易使土壤含水量饱和，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需校内千余名师生重点防范。全村800多名老人、残障和低保人员等弱势群体[4]，易受高温寒害等极端天气影响。
2 找准切入点，推进试点建设
针对特定目标的气象灾害风险，气象局与村委会加强合作，着眼于风险预报预警服务和防灾非工程措施，着重解决了村民最关注的内涝和公众预警服务等关键性问题，找准了试点建设的最佳切入点。
2.1 预警预排，防治洪涝
依村而过的滨江大道地势偏高，下水道排水设计对周郡排涝影响大，受地权产权和人力财力限制，较长年限内难以实施整改工程。因此，治涝须在非工程措施上下功夫。周郡村增建了电排设施，强排雨洪入天沙河；排查易涝“黑点”及成因，清挖主河冲河床淤泥，整改流通量[1]；定期检查泵站，潜查水下设施隐患和清障，在平水期和枯水期年检岁修；主汛期加强巡查，疏浚清淤，使水道符合排灌标准。气象局把周郡村干部和排涝站负责人纳入应急决策服务短信平台，加强气象预警短信服务。村干部在收到强降水等天气预警信息和镇政府指示的第一时间，立即落实应急值班，预排水道，提高过流能力；强降雨集中期，雨势迅急积水过深，或雷电影响跳闸停电， 泵站无法抽排时，则报请镇政府协调，调用机动水泵、消防车对重点地段抽水作业。实践证明，这种重预警、抓预排、善应急、解难题的措施，是让群众得到实惠、促进村庄和谐的智慧。
2.2 公共预警，全村受益
考虑村庄人口集聚，气象局对周郡学校门口的大型显示屏进行了技术改装，实现了数据自动传输，365d每天不间断播放“三天预报”、“天气实况”等本地气象信息，广受师生、村民欢迎。校门显示屏位于村干道和中心区最显眼的位置，人流量最大，是播发预警信息的最佳场所。长效的无偿公益，增强了村民主动防灾的意识，提升了村委会组织防灾的效果，扩大了气象影响力。
3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形成本土化的风险管理常态机制
牵住风险防范的“牛鼻子”，并固化防灾长效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社会影响。为此，气象局向周郡推荐全国先进农村社区的经验和素材，加强与民政局沟通，推动周郡以创建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为契机，结合农村网格化管理，完善了气象应急组织、经费保障、应急预案、风险评估和灾情档案管理，发挥好村民自治机构、农村社会组织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构建村企联防、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治网络，形成了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平战结合、专群结合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实现了应急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
3.1 应急组织纵向到底
按“一专多能、一队多用”原则抓好应急队伍建设。村委会专门设有治保会，专职承担应急保障工作。各自然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小组组长任信息员，上传下达防灾信息和组织应急处置等。村委会书记担任村级应急信息联络员、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目前，周郡村委会防灾应急管理队伍有13人，义工队伍21人，每逢重大灾害天气，都能迅速响应、抢险救灾。2014年台风“威尔逊”、“海鸥”影响期间，周郡村委干部和防灾应急管理队伍20多人24h轮流值守，井然有序[4]。
3.2 制度完善经费到位
制定了涵括洪水、台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村级应急预案。重点突出暴雨、台风应急处置，形成了主汛期值班制度、险情巡查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恶劣天气预警时，采取“户看户、人盯人”的方式，通知到每村每户；应急临时庇护场所根据预警信息有序开闭。村委会斥资兴建了3层高的治保会大楼，加强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在应急防灾人员、技术装备保障、办公场所、物资保障、通讯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补助，发放信息员的固定月补贴。
3.3 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组织开展了周郡灾害综合风险排查，形成了灾害风险隐患清单、灾害脆弱人群清单、灾害脆弱住房清单等，拟制了灾害风险地图，标示危害类型、强度、风险点或风险区的时空分布及名称等。根据村内公园、球场、学校、医院和企业的分布情况，按照就近疏散安置的原则，制作了周郡村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方便村民合理选择避险场所[4]。
3.4 加强气象灾情档案管理
周郡村委会已通过江门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的考核验收，档案工作基础好，气象灾害资料数据可追溯至上世纪中叶。现依照全国气象灾害收集上报的规定，规范了灾害记录档案管理。根据历年灾情记录，研判本村的主要致灾指标，确定防御重点部分，设置安全标志；重视整改防灾基础设施，定期巡查并建巡查记录，为排查灾害隐患提供依据。
3.5 防灾教育细分人群
倡导“自救互救、互助互济”的救灾方针，针对不同年龄、身份的群体，分类组织防灾教育，有利于防灾优势互补。周郡学校每周开展安全教育，每学期有安全疏散演练；幼儿、老人和残障人士分别由幼儿园、老年人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提供指引和帮助，经验丰富的老人在防灾中发挥智慧性的余热。本村青年和46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由辖内各民资、外资企业和法人单位依法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培训；村委干部和治保会队员重点学习宣传各类防灾应急法律法规和防灾救灾、保险等常识；气象部门针对农村信息相对滞后的现状，适时为村民自治机构、农村社会组织和村内企业提供气象法规文本、防灾安全资讯、气象报刊等，向种养农户推荐天气自助查询方式等。现在，村民的风险意识更浓厚，企业、集市随处可见安全标识；50%的村居、民房都安装了防雷设施等。
4 村民对试点建设的评价和期待
经过调查和访谈，周郡村民对“气象入村”公共服务，普遍持赞赏和欢迎的态度，认为气象为农服务有成效。学校希望开展“特色学校气象科普”活动，培养学生高度的防灾意识；村民、商户期待更多生动的防灾知识宣传和更准确长效的天气趋势预报；种养大户希望能接收到长效详细的手机气象短信服务，以科学减少农药、化肥用量，节约灌溉用水、提高产量，旱时能人工增雨；村干部希望更多地了解防灾政策法规和先进的防灾措施，发挥骨干力量。这些期待，正是基层气象防灾工作的内生动力与源泉。
5 体会与思考
5.1 试点应有综合示范意义
1958年7月3日，霄衣旰食、人格光辉的总理到周郡视察并题词“冲天干劲周郡社，英雄人物数今朝”，可见周郡作为“最早版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意义。他视察、听课的周郡学校，如今是九年制学校和区级爱国主义德育基地。因有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周郡村在“三农”发展、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教育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一直是江门市新农村的先进典型，现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江生态村庄。选其为试点，公共服务发展潜力大，示范性更强。
5.2 农村灾害防御要“大道至简”
要充分考虑农村受众因素，做到预案手册简明实用，防灾科普喜闻乐见，预报预警精细化。预案、操作手册和气象防灾明白卡，要简明易记，使现有的应急资源找得到、调得动、用得好；防灾科普“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应生动有趣，可结合农村书屋、特色学校活动开展科普，或与村委治保会、社会组织合作培训，提高村民自救能力和科普传播效果；预报预警信息传播越广，意味着越多的人在检验和应用预报产品。气象产品越精准实用，防灾效果越好，美誉度越高。
5.4 全面融入、参与发展
借助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已有的防灾救灾应急组织和制度，突出功能互补，添加监测预报预警、跟踪服务、灾情直报和风险评估等气象元素，提供准确及时的预报预警产品，指引民众正确使用气象信息和村委会增置必要防灾设备设施，强化风险管理，是村集体最易接受的融入发展模式；突破行政壁垒，融入“大农业”、“大民政”，实现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平台与农村信息直通车、农村社区综合公共服务平台、“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广播电视通信工程等公共服务系统的对接，形成为农服务科技创新链，让防灾机构、人力、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是解决气象服务有限供给能力与无限需求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
6 结论
气象灾害防御融入农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解决目标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追求大一统的服务模式；清楚农村发展定位，气象服务的发力方向要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保持一致；探索协同服务模式，共享社会资源，不要局限于单一的气象主体思维；突出村集体组织、企业、村民的防灾主体作用，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技能[5]，建立伙伴关系；充分考虑农村社区侧重社会综合治理和生活共同体建设的特性，坚持广覆盖的普适与微观主体的针对并重，提高气象服务品质；借助社区网格化管理成果和社会救助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分析农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和防灾需求，尊重村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让气象在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邓国佑，卢有协.打造富裕文明和谐新周郡[J]，周郡刊物.
[2]百度文库-专业资料-工程科技-电力水利.排涝流量计算/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EB].关于蓬江区棠下镇大岭美电排站重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3.
[3]林瑞强.养虾与养水[Z].中国水产频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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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资产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区划界定的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地资源。包括林木以及依附森林生存的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如人参、中草药材、林蛙等;还包括灌木林、灌丛林、荒山、荒坡等宜林地及被开荒耕种的林业用地。做好集体林资产清查工作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今后林资产管理的基础。因此,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初期,乡(镇)农村经济管理站应积极参与并组织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彻底清查所拥有的集体林资产,对林地面积、林木株数、森林蓄积量、林副产品数量、宜林地面积、开荒地面积等都应清查登记,分类汇总,乡(镇)农村经济管理站及村委会分别归档管理,为进一步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加强集体林资产管理提供详实的资料。
2.做好承包合同管理
做好承包合同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指导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县、乡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机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合同的管理机关,要对承包合同的签订进行指导。要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共同负责这项工作,集体林资产承包合同要符合《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吉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承包经营的标底、承包期限、承包林地用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与终止等合同条款要进行审定,对不符合要求或不完善的要及时指出并纠正完善。
林地承包合同签订后,县、乡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机构要根据需要做好承包合同的鉴证工作。合同鉴证是合同鉴证机关依法审查、鉴定当事人的履约能力并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一项管理制度。所以林改合同签订后,乡(镇)农经站要对合同的合法性、合同的完整性、条款的公正性等内容进行审核,对当事人的合法资格和履约能力进行甄别,对完整无误,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承包合同履行鉴证手续;对违法、虚假的承包合同要予以否定;对不完整或有缺陷的承包合同要提出修改意见。
抓好承包合同的档案管理是长期的工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形成的承包合同、文本资料和影音资料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有些要保管50～7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加强管理、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要及时整理,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归集存档;并建立严格的保管、借阅、移交等档案管理岗位制度,确保档案完整、不丢失、不损坏;确保林地承包资料完整连续,有案可查。
3.依法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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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常常被认为是务“虚”，这个“虚”要务得有水平，悟出实效，推动实践，这才是务“虚”的境界。赵华录书记的讲话紧密结合实际，给我们明确了任务，掌握了规律。是的，基层党建工作亟待加强，我们这些村干部更是责无旁贷，要不断学习，提高能力，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贡献精神，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农村党建工作之路。而朱莉副书记从形势到组织建设问题的分析引人深思，“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回想这朴实而又发人深省的三句话，提醒我们：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名称职的农村干部。
二、丰富了自身党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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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建设现状在党和国家坚强领导下，“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教育强国不能只是硬性指标数据的提升，更是要在教育内涵上体现教育的质量高、结构合理。目前，“三区三州”教师队伍硬件层面现代化速度较快，但在软件层面现代化难度较大，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1．1教师队伍建设高度依赖特殊政策支持
“三区三州”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非常有限，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据国家教师发展报告2019来看，“三区三州”地区教育支出90％以来来自中央转移支付，云南省怒江州全州各类学校拖欠教育工程款11．97亿元，其中福贡县拖欠2498元，州县财政存在的财政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和还贷压力问题，为当地教师队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1．2教师队伍师德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极大的影响，师德建设是好老师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三区三州”地区出台的多个教育政策文件都强调师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缺乏精细的可操作措施。从福贡县历年的教育建设文件来看，师德建设的措施都是十分模糊的，许多文件只强调师德的重要性和简单地提出加强师德建设，并无具体的师德建设方法，这既不利于当地加强师德建设，也会导致推动师德建设的内源性动力不足，使教师对师德的价值和功能认识不充分。
1．3教师队伍结构失衡
近年来，“三区三州”教师补充力度进一步加大，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由于缺乏精确的教师引进机制，“三区三州”教师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严重。首先是年龄结构不合理，据国家教师发展报告2019来看，“三区三州”地区30岁以下教师占比均未超过25％，低于教育部2019年公布的同类数据43．4％。福贡县无高速、无铁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自然条件艰苦，难以吸引优秀年轻教师长期从教，目前，福贡县多所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年龄老龄化趋势十分严重，45岁以上教师占比在27．8％左右，未能形成合理的“老中青”教师队伍结构．其次福贡县学科教学结构不合理、结构性缺编问题也比较严重，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的专任老师数量不足。拉甲木底小学、架科底小学、腊竹底小学分别仅有6名、5名、3名音体美教师，有些小学甚至存在没有音体美专任教师的情况，数语老师几近包揽了所有科目课程。
1．4师资力量分布不合理
“三区三州”地区教师队伍除结构失衡外，还存在突出的师资力量分布不合理问题。一方面，“三区三州”城乡师资力量失衡问题明显。在“三区三州”，补充的优秀教师、教师职称评定、教师培训机会常常向城市学校教师倾斜，相比城市教师，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通道更加狭隘，师资力量仍是乡村教育短板。另一方面，“三区三州”乡村中小学校与校间师资力量也不合理。以福贡县来看，拉甲木底完小现有学生730人，教师62人；马吉完小现有学生365人，教师30人；亚佐洛完小现有学生467名，教师28人；旺基独完小现有教师242人，教师18人；阿路底完小518人，教师30人。无论从我国师生比标准还是校间师生人数对比来看，福贡县校间师资力量失衡的问题都较为严重。
1．5教师队伍培训质量不高
“三区三州”地区缺乏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缺乏骨干教师队伍及学科带头人，缺少专家引领，教师培训面十分有限。截至2019年，福贡县教育局政府官网公布显示福贡县教职工共1095人，但2020年国家级专项培训时，福贡县仅有150名教师参与，仅占总数的13．6％，在当地开展的“一课一优”活动中，共有693名教师参与，还有36．7％的教师无法参加当地优质的基础教育培训与教育交流活动。在这些培训活动的背后，教师职业培训机会分配失衡、培训内容泛化，无法满足当地教师教育者的角色需求、缺乏完善的培训制度机制、培训手段单一的问题更加严重，深刻制约了当地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
1．6教师队伍教育理念落后
“三区三州”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教师培训机会失衡、社会教育理念淡薄等问题使当地乡村中小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仍以“升学主义”为主，许多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不考虑学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常以分数作为教学内容衡量的主要标准，不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采用机械的应试化教育手段，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常常是一知半解，使学生对课堂失去兴趣。
2“三区三州”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路径
2．1多方争取，积极筹措项目资金
针对“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中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薄弱的问题，“三区三州”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强请示汇报，积极争取中央、省、州教育发展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和均衡发展公共财政投入体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稳定增长机制，千方百计加大县级投入，切实落实教育经费，同时，政府应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多方位寻找、吸引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公益组织支持参与当地教育发展建设。
2．2加强师德建设
加强师德建设，首先要从树立教师职业信念入手。师范院校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广泛开展师德师风教育，除开设“教师道德修养”“教师伦理学”等专门师德培养系统课程外，还可以将师德楷模请进课堂，借助网络平台力量做好宣传教育，加强职业教师的师德师风培养。当地政府和学校应深入调研，充分挖掘当地特色，制定合理的师德考核目标，明确师德考核具体内容，既要符合国家社会发展要求，又要内容简明，突出重点，使考核标准便于操作。把师德这一理念融入每一个教师心中，同时加大对师德评选结果的宣传，大力宣传当地优秀教师事迹并给予奖励。
2．3优化教师结构
我国要继续完善特岗计划、公费定向培养和免费师范生等政策，有针对性地为“三区三州”培养更多优秀本土教师，鼓励福贡县开展当地专项师范生定向公费培养并扩大规模，特别要加紧薄弱学科教师的培养力度。推进教师编制标准合理化改革，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化编制结构，为年轻教师和稀缺薄弱型教师预留更多编制，严禁占用、挪用、截留编制和有编不补，并逐步实行教师退出机制，让真正乐教、善教的教师得到更好的专业发展和系统内流动。切实加大当地乡村教师的待遇保障力度，统筹乡村教师的住房、医疗等长效保障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此外，当地政府还应关注年轻教师特殊的心理需求，尤其关注年轻教师的感情问题，当地政府要采取多种措施帮助青年教师解决情感难题，为乡村青年教师营造舒心的从教环境。
2．4合理布局师资分布
要使师资力量分布合理化，就要进一步缩小“三区三州”城乡发展差距。“三区三州”地区要提高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乡村教师的合理需求，加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为他们配备相应设施，积极统筹乡村教师医疗、子女教育问题，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福利待遇，同时，县政府应密切关注乡村学校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例，合理分配教师，优先补充教师数量不足的乡村学校，建立长期追踪监测机制，有效对不同学校教师需求问题进行针对解决。
2．5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针对当地培训质量不高的问题，要改革“国培”“省培”等各级培训项目，福贡县应加强教师培训需求诊断，优化培训内容，合理安排培训时间，进一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行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方式，将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有机融合。扩大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集中培训，特别要将培训机会向乡村教师倾斜，使当地乡村教师都有获得高质量培训的机会。除了走出去外，还要推进教师发展机构建设改革。当地政府可以建立教师专业培训发展中心，使该中心成为城乡教师和外来支援优秀教师、培训援助机构等与当地教师交流研讨的平台。同时，当地政府要发挥多元主体治理作用，鼓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教师专业培训中心管理和活动，完善教师专业培训中心长久投入保障机制。
2．6更新教师教育理念
“三区三州”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一定要多方联动，积极沟通，破除“升学主义”影响，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借鉴其他地区优秀经验，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共同愿景，自上而下营造学习氛围，鼓励教师积极学习，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展开针对性培训和教学交流活动，让乡村教师体会、领悟多元教育价值观，同时，增强乡村教师信息技术使用能力和课堂教学适用能力，激励教师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培养真正的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3结语
“三区三州”是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最短板，了解“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整体形势，系统把握“三区三州”乡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难题，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的布局提供清晰的引导。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三区三州”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李延州，吴晶，郅庭瑾，等．国家教师发展报告2019［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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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诺姆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赢”，即网络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领域
（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教育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初引入我国是用于解决教育问题，曲正伟指出多中心治理体制在我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具有适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间均衡和突出政府责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体制[2]9。付小倩等从建设主体、建设路线、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中心思路，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3]106。
（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刘芳雄最早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环境问题中，对于温州企业忽视环境保护责任的现状，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引，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解决温州环境问题[4]139。对于我国城市地区的雾霾问题，刘菲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的参与机制，实现由传统到“绿色”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变[5]1-2。
（三）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农村事务治理问题
对于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李莹莹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改革农村公共物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6]1。张海涛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探寻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发挥第三部门、农村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中的补充作用，形成多个中心相互协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级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
对于我国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格局的负面影响，刘伟红提出了发展其他社区组织，提升社区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给格局，以打破社区居委会的绝对优势状态[8]88。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史敏应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培育社区自主治理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通过不同平台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学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福利机构、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这种“多中心”趋势，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表现为在政府这个轴心的周边围绕着几个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体，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各层级主体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层次化清晰，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较少，这种现象是根据多中心治理框架来寻找我国与之相对应的元素，通过协调政府职能与各级主体达到治理平衡，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二）与我国国情结合得不够紧密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治理模式，以美国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设计的，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但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权利运用的民主化程度、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权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与理论最初要求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本土化理论，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与我国国情结合，虽然我国学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这种结合还不够紧密，大多学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未能建立起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体系，理论的本土化推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理论应用角度的自发性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多中心主体之所以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团体是多元主体的自主组织，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会以平等的地位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事原则，这一过程确保了多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项麟通过在北京“浙江村”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对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最朴素的事实中发掘我国社会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区生活以由亲友圈和生意圈构成的系为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系”的关系网，两个圈子重叠的部分是核心系，人们靠亲友圈来组织平常的生活，多人与个人多向投资格局促使不同的亲友圈、系之间交叉重叠，增强了一些人纠纷调解和经济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声望，这些人影响范围深远，波及到它原来的系之外，这种机制促进了“大人物”的产生，这些主体构成了浙江村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们通过掌握对方的底细减少风险，亲友圈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与B是亲友关系，B与C又是亲友关系，那么A在与C开展生意合作时可以发挥B的连接与监督作用。广泛的亲友圈不仅可以对对方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和纠正，人们在亲友圈与生意圈的互动中锁住客户，一个系的人共享这组具有锁住能力的亲友圈。浙江村内不同的关系之间构成了关系丛，使人们有很强的互相帮忙意识，认为互相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A帮了B的忙，C又来帮A的忙，因此帮助别人实质上是在给自己的“关系丛”投资，“助人者人助之”，这个“人”在村内所包含的主体是相当广泛的，同时浙江村内的生活透明度极高，如果不帮会遭人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们互相帮助的积极性。村内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和调解内部纠纷，是社区组织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内部关系的编织构成大人物的权威基础，对于不能解决的纠纷都要找大人物进行调节，同时大人物也乐于为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计回报，这样反过来也能提高他在关系丛中的威信。浙江村的这种自主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结”，促进了自身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扩张，也积极改变着外部社会的经济格局。这样源于社会内部自发性的自主治理是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符合的，从这种自发性的角度出发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挥治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解决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环境内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广大学者加强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主张多种制度规划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做出良好的响应，这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层次多，复杂性强的现状相吻合，为解决由政府单一管理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还会有所差别，所以在引用针对美国国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实际。
学者陈剩勇、马斌在《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对多中心治理实现的制度机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分析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时，显然还应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构[10]33。温州民间商会是相关业内人士为在行业混乱无序，政府无力解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绩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根据奥斯特罗姆自主合约治理的八项原则：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1]17。分析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变迁与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困境及其发展出路，最后总结与探讨了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这样一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及解决我国社会自主治理的生发机制及存在问题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需要广大学者进行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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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二，维持乡村财政运转，其财政收支缺口必须有资金弥补。其途径有二条，一是各级政府帮助解决；二是乡村从农民那里解决。从第一条途径看，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限，无力承担乡村庞大的支出需要，所以各级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缺口。从第二条途径看，如果财政收支缺口从农民那里解决，则轰轰烈烈的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因噎而废，无功而返。难以走出“黄宗羲”定律。这两个途径都无法解决乡村财政问题。财政问题不能解决，乡村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假设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立即会产生此消彼长的效应，乡村财政收入会减少，乡村出现较严重的财政危机。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代价不菲。
假设四，停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又抛开了讨论的前提。因为现在讨论这个两难的选择，其前提就是必须推进税费改革。
上面四种假设可以得出两种选择思路，一是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让乡村不能正常维持运转；二是停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维持乡村的正常运转。这就使农村税费改革陷入了“囚徒困境”。
二、“囚徒困境”反映了税费改革的局限性
农村税费改革的“囚徒困境”，集中暴露出了中国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单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局限性。，
农村税费改革性质的改良性。一是农村税费改革预期设计，没有打算要从根本上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在保留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来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干群矛盾。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二是回避了核心制度的变迁。笔者曾经分析过，鉴于目前农村制度供给有跌入供给陷阱的可能，必须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农村税费改革的效率会打折扣。从现在的试点情况来看，如果不能及时推进其他核心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改革难以突破“囚徒困境”。这就使农村税费改革有跌入制度供给陷阱危险，新安排的制度边际效率将会趋于零，甚至为负。因为如果其他的制度变迁不能继续跟上，农村负担反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改良性，三是税费改革只是税收体制内部的一种改革，并没有改变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税收体制和分配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是国家有意无意地对农民实行了身份性税制，其结果是收入低下的农民承担了比高收入的城里人高得多的税赋，而目前的税费改革并没有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和分配格局。
农村税费改革目标的投机性。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想将此作为类似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革命性创新。大家可以从汗牛充栋的赞誉中体会得到。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来看，至少现在还看不到税费的革命性能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迹象。其后成效我们拭目以待。一是虽然农村税费改革措施酝酿了很久，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当初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这一项制度变迁来代替所有制度变迁，如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农村财政制度、农村民主制度等等。二是想改革成功，但是又不想花费太大的成本，如在农村转移支付上，不大愿意为改革支付更多的改革成本，当然本身也不具备大规模转移支付的财力。三是想改革，但是又不想对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作伤筋动骨的创新。
农村税费改革策略的渐进性。农村税费改革在策略上是先从税费改革上着手，而其他的改革则慢慢来，即先将税费改革一步推到位，然后再分步分阶段分流干部（这也与干部分流难密切相关），再来考虑推进农村财政体制改革，推进乡村民主化，如果税费改革效果比较好，后二项改革就没有必要改革了。这是一种传统的渐进改革方式。渐进改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就是渐进式改革，成效明显。但是农村税费改革与当初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明显不同，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开始是对农村的核心制度土地制度进行创新，同时调整各种分配关系，当时对核心制度的改革比较到位，只是分配制度则是通过渐进方式来调整的。这不影响整个改革进程和改革效率。但是现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是在保留现有的行政制度和财政制度前提下的子制度改革，这种改革无法替代母制度的改革。渐进性不仅不能成为改革的优点，反而成了改革的致命弱点。因为这使改革产生的问题无法通过其他制度来配套解决，加剧了乡村的矛盾。
农村税费改革成本分摊的不合理性。一般而言，改革成本的分摊方式有多种，如改革成本制度化、改革成本向外转移、改革成本政府垫支、改革成本向后推移、改革成本外部化，等等。农村税费改革，国家开始还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分摊问题，直到安徽省试点改革后，乡村二级出现了严重财政支付危机后，才考虑用财政转移支付帮助乡村渡难关。除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支付部分改革成本外，其他的成本都由乡村这二级组织承担。而此时的乡村组织，在不能向农民摊派的情况下，已经是“山穷水尽”，根本没有能力来承担改革成本。由于没有进行其他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本不像其他的改革的成本一样，可以由农民以外的其他主体来承担，或者向后累推移，或者通过改革发展来逐步分摊。这些改革成本都是即期的，必须支付，否则乡村的工作就会停摆。
农村税费改革的系统性不足。整个农村制度是，一个整体，改革前虽然各项制度相互之间配合并不是太好，但是由于各种制度之间是兼容的，还能勉强维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的状态。但是税费改革后，减少了许多萝卜，又不能从外面大量补充萝卜，还要坚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显然是一厢情愿。这就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系统性不够。从理论上讲，农村税费改革是相互配套的，“农民减负，乡镇减人，民主支持”，一减对一减，正好还可以维持“一个萝卜对一个坑”。但是百密一疏，始料不及的是负担好减，人难减，而且还不仅仅是一个减人的问题，还要减债、还要提前支付减人成本，等等。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农村税费改革当时只是认为，只要将农民负担减少，改革就成功了，农民就会欢天喜地。但是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农民负担的确减少，但是反弹的势头还很大，因为负担减少是以减少其他必要的支出的为前提的。减负造成的乡村财政收支缺口就成了乡村的“硬伤”，而这些“硬伤”在改革前是没有预案的。一是没有预料到，改革后乡村二级的财政缺口会如此大；二是没有估计到到期的乡村债数量是如此多，而且乡村根本没有偿还；三是没有想到乡镇干部的分流如此难，而且分流干部还必须花费成本，连财政缺口都无法弥补，更谈不上用成本来分流干部，但是如果干部不能分流，缺口就会更大。这就使改革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虽然农村税费改革较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农民的负担依然很重，这个制度设计仍然是对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群体征税的制度，这与世界上对农业进行低税甚至负的税收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二是与支持保护政策背道而驰，加入，要使我国的农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大对农业的保护，不取消和大大降低农民的负担，又怎能谈得上保护呢。三是农村税费改革加重了多种田农户的负担。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是地税人费，按土地面积征收农业税，按人头征收乡统筹、村提留及其他费用。改革后，农业税费是按农村第二轮承包土地面积征收，而原先按人头征收的费用，合理的并入了农业税，不合理的都一律取消，所有的农村税费负担都落到了土地上。同时，农业税率从提高到（含附加）。承包土地的农民既要承担以前由土地承担的税，又要承担保留下来的以前按人头承担的费。因此，有地、多地、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负担增加。这与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四是统筹提留产生的原因一种租的形式，即乡村让出土地所有权而得的回报，现在将这种因为所有权的经济收入变成了税收，就混淆了土地所有者与国家之间的身份与位置。农村土地产权更加不明确了。这些都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在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存在不少问题。
三、农村税费改革“囚徒困境”的治理策略
中国农村问题盘根错节，税费制度正处在一个关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村税费改革的上述局限性也说明：要理顺农村税费关系、理顺政府跟农民之间的关系，单单依靠农村税费改革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把税费问题解决好。其主要思路就是从整体上推进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扭转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局面。
撤销乡镇政府，推动乡镇自治。首先要将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不应沿袭以前的思路建立一级完全的政府，应按“强县弱乡”、“实县虚乡”的原则，将乡镇定位于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类似于过去的乡公所），主要的职能就是协调民事纠纷，宣传落实国家的政策，承办上级政府的委托事宜，其编制、人员、经费由县政府统一掌握，政府要办的事（如应由县级财政支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转移支持）由县财政统一纳入预算。将乡镇及其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或者把相关站所直接改为社会中介组织或者行业协会。乡镇机关年轻的、素质比较高的充实到工商、税务、公安的部门，以强化行政执法。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民协会、行业协会和专业协会，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与基层政府、企业集团和垄断行业的对话能力。
如果认为上述机构改革方案过于激进，也可以在保留乡镇这一级政府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极限”目标，即按照乡镇有多少收入，养多少人，办多少事的方法。大力削减人员。笔者认为，一个乡镇包括站所最多只需要个人（不包括工商、税务和公安）。个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宣传党的政府、为农民搞好服务、协助其他执法部门搞好执法。
剥离乡村所承担的农村公共品和公益的责任。不管是保留乡镇这一级政府还是撤销这一级政府，都需要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进行重新安排。否则矛盾是更多，问题会更大。要重新界定乡镇的职能，对于民兵训练、乡村公路建设、计划生育、农村义务教育、跨区域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公益品应该由乡镇以上政府为主来承担。
其中，民兵训练和计划生育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应该由国家财政来负担，由国家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
农村义务教育应由省级以上政府来承担。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县级政府还是农业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于农村、农业，由县政府负责也是农村自己负责。这与改革前负担主体大致差不多，都是农民。因此，笔者建议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省级政府负责统筹，并以省级政府为主。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跨地区的基础设施由省级财政或者中央财政负责统筹建设外，其他的应该以地级政府为主来统筹和建设。其中，乡村道路以县级政府为主，地级政府协助解决。对于国家商品粮食地区，中型以上的水利设施和乡级道路都必须以省级为主解决。只有从根本上减轻了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才能使农村税费改革真正改到位
重构农村财税体制。在保留乡镇政府的前提下，必须重构农村财税体制。这也是解决当前改革中矛盾的关键（如果撤销乡镇政府，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前二项改革都无法解决迫在眉捷的乡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必须扭转非农化偏好的财政制度，重构乡村财税制度。
农业税收制度改革分二步，第一步，近五年的农业税收全部留在乡村，用来化解当前的财政危机，即用来填补乡村财政缺口和清偿乡村债务。第二步，五年后，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当然为了使农民有一个税收意识和社会义务观念，可以将其农业税收上来，然后，再以支持保护的形式返还。但是这需要较大的成本。笔者主张前一种方法。
篇7
近年来，我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带动力和辐射力初步显现，先后荣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湖北旅游强县，九资河镇成为湖北旅游名镇，圣仁堂村成为湖北旅游名村。据统计，已建成休闲农业旅游景区景点106处，其中自然山水类51处，人文历史类15处，民俗风情类12处，现代农业类28处;已发展农家乐500多家，极具规模和特色的100多家，年接待游客量20余万人次。我县发展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一、适中的区位优势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条件。武英、麻阳两条高速在我县都有出口，武冈城铁通车，罗田进入武汉1小时经济圈，周边2小时左右的大中城市10多个，数以千万计的客源市场，区位和交通条件好。境内路网主干道路全面升级改造，新建有大别山旅游公路，乡乡镇镇和主要旅游景点通二级公路，村村通四级水泥公路。
第二、宜人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现实基础。我县动植物品种繁多，是大别山植物多样性核心区，是华中地区重要生物基因库，也是国家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境内山岭纵横、河谷幽深，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森林覆盖率达71%，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净土、天然氧吧和洗肺公园，是休闲度假的胜地、养生养老的天堂。
第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开发乡村旅游的潜在动力。乡村旅游产品齐全，有板栗公园、甜柿公园、葡萄采摘园、十里荷塘、燕儿谷等农业观光体验园;有李家楼、登场坳、石井头、新铺等农业新村;有大雾山桐花、天堂红叶、黄狮寨杜鹃、冰臼群遗迹等农村风景观光旅游点;有滕家堡明清古街、紫薇山庄等历史文化村落;有金盆地和潘家塆的梯田，白莲河、天堂湖水上娱乐等农业胜景。
第四、淳朴的乡土文化是打造乡村旅游的发展灵魂。有胜利烈士陵园、金凤楼、红一军军部旧址、肖方故居等革命遗址的红色文化;有河铺吴氏孝子牌坊、坟等源远流长的孝德文化;有板栗炖鸡、吊锅、汽水粑等罗田十大名吃的饮食文化;有以徐寿辉、万密斋、王葆心、余三胜等为代表的地方历史名人文化;有手工油面、东腔戏、畈腔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的民俗文化。
二、存在的问题
我县乡村旅游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全国其他发展较好的地方相比差距太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系统研究不够。当前，我们在大别山森林公园景区景点的开发和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对乡村旅游的产业地位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指导思想不明，定位不准确，特别是缺乏对如何科学规划、突出重点、打造特色，包装卖点、营造氛围，如何将政府扶持、政策引导、培训教育和市场运作等各项措施有机结合的系统研究，导致目前各自为战，小打小闹，形不成气候，打不出品牌。
二是规划指导不力。虽然2017年制定了《罗田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没有通过评审，论证不充分，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制定详规。大多数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既没有规划作指导，更谈不上有效利用资源，基本上是自发组织，自行设计，自己建设，自主经营，甚至一哄而上、盲目开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
三是环境功能不适。农村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有的塆落臭气熏天，可进入性差。有的乡村道路不畅，又窄又陡，景点分散，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厕所、标牌标识、给排水、卫生防疫、垃圾处理等公共设施极不配套;有的农家乐用餐环境和住宿条件较差，吃住行游购娱等不可或缺的六要素差距大。有的游客来了，有钱花不出去，想玩没地方玩，想体验农家生活，却无处安身，导致老人不敢留，小孩不愿留，中青年人只得走的局面。
四是体制机制不顺。乡村旅游涉及农业、林业、环保、交通、旅游等多个部门和机构，与新农村建设、社区发展、小集镇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息息相关，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部门和行业之间不能协调联动，谁都管谁也不管，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牵头，无法协调和调动部门、乡镇、村组和农户的积极性;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政策和法规，许多开发和经营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
五是特色打造不力。目前，只处在吃农家、住农家的基础阶段，罗田本地文化没有得到挖掘，有的在开发乡村文化，但没有上升到商品的层次，提供给旅游者的服务形式单一，缺乏拳头产品和核心吸引物。由于经营管理人才奇缺，在景点打造、旅游商品开发上没有做出特色，产业链条过短，对乡村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同时，由于营销主体不明确，经营者对营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现代营销理念和专业团队，投入少且乏持续性。有些乡村旅游产品和景点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没有经过精心包装和营销，知名度不高。比如瑞源、燕儿谷、十里荷塘，主要以园林和农业为主，注入旅游元素的意识不够浓，呈现农旅脱节现象。
三、对策与建议
我县的山水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没有十分突出的优势，知名度、美誉度没有完全叫响，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为此，我们建议：
(一)科学规划。要在全面普查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迅速对2017年制定的总规进行修编，并分乡镇、分景点制定出详规，进行科学论证。修编时，要本着突出乡土特色、保护与开发并重、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协调的原则，做到与旅游总规、土地利用、农业发展、村镇建设等规划相衔接。
同时，规划一经论证和评审，要维护其严肃性，坚决按照规划来建设，避免遍地开花、无序建设，浪费资源和投资。
要突出发展重点，树立保护好现有的原生态资源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更前瞻的思维、更宏观的视野、更高的定位来谋划，可以选择最有潜力的乡镇、村和景点，率先发展，以点带面。在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上，对瑞源、燕儿谷、十里荷塘等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要提档升级，打造亮点;对温泉、冰臼群、黄柏山、古村落等优质资源，要一次规划到位，分步实施，分批次开发。在政策上，要给予扶持，规划和旅游部门要派专人指导，着力打造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
(二)政策引导。成都锦江五朵金花现已成为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每年吸引数百万人前往休闲度假，还引发了一场全国人民考察运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科学规划是龙头、产业支撑是根本、农民增收是动力、有效融资是保障，从建设到管理，始终体现了的政府的主导作用。就我县而言，就是要立足资源优势，放眼全国、全省，准确定位;要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由旅游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落实责任，将乡村旅游工作纳入考核内容，形成发展合力;要在用地、税费、建立发展基金、财政补贴、融资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同时，要大力招商引资，以商招商，以一些大项目吸引城市资本和工业资本，探索村民以资源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共同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三)彰显特色。土才是乡村旅游魅力所在。决不能不能搞人有我有、千人一面，而应当扬长避短，因陋就简，就土避洋，突出自我特色。从吃来说，要发展有罗田特色的饮食业。蜀南竹海的特色是观竹、吃竹，用竹子的附属产品做出全竹宴的熊猫大餐，让游客流连忘返，值得借鉴。从住来说，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客店、平原水乡的草屋茅舍、山中小寨等都可以作为旅馆，我们的农家旅馆同样可以利用乡野民居，以现代生活设备为内饰，与自然融为一体。从游来说，要提高品位，提高游客参与度，既要留得住老人，又要留得住孩子。要精心设计出能够让旅游者深入农村乡间，观赏山水画景，体验民情风俗的乡村旅游项目。比如参与打板栗、采摘、耕作等一切农事活动，体会老米酒、篼子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的神仙生活，食宿农家，餐桌上能够吃到罗田十大名吃的美食，穿街走巷，能够听到男女老幼传唱罗田民歌。从购来说，要加大地方风味、工艺品、纪念品等三大系列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延伸产业链。
(四)规范管理。要结合我县实际和市场需求，制定《乡村旅游管理办法》，规范经营行为，确保乡村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要通过挂职、聘请等举措，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旅游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要加强乡村旅游从业者的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整体素质和接待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有计划地组织培训一批乡村特色景点的导游;要加快推进农村环境的综合治理，建设整洁、卫生、和谐、优美的旅游环境，增加游客的游玩兴趣和滞留时间;要鼓励能人返乡，聚合人才、资金、资源优势，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和协会，提升管理水平和建设档次。
(五)精心包装。一部电影《刘三姐》能够传遍桂林山水，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让人们熟知山西祈家乔家堡，一曲《纳西古乐》让人们永远知道丽江古城。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发展乡村旅游同样要注入文化内涵。要打造出像成都的五朵金花、云南的丽江古城一样的名镇、名村、名景。当前，重点是要做活板栗、甜柿、红叶三大文章，激活万密斋、王葆心、余三胜三大历史名人。我县素有全国板栗之乡、甜柿之乡的美誉，甜柿品质无与伦比，板栗漫山遍野，红叶声名远扬，其开发和炒作价值远远超过麻城杜鹃。建议在旅游公路沿线及景区栽植甜柿和乌桕树，让游客走进罗田的山川原野，放眼满是秋阳照彩、金果凌霜的甜柿和秋林尽染、红叶烂漫的美景。要加强包装宣传推介力度，整合媒体宣传攻势，全方位扩大品牌效应，吸引游客秋游都来罗田打板栗、摘甜柿、赏红叶。要围绕我县丰富的旅游资源，选好主题，面向全国组织开展电视剧、电影、歌曲、文艺作品等一系列创作、征集和评选活动。
最新乡村旅游发展调研报告二
县政协于2017年4月下旬，在冯兴钱副主席的率领下，就如何发挥农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我县城乡统筹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一)自然资源特色鲜明。苍南县旅游资源独特，境内有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滨海-玉苍山景区，同时还有石聚堂、燕窠硐、鲸头等多个县级风景区。金色沙滩、彩色岛礁、山巅石海、古老村寨，构成了苍南独有的自然旅游景观。
(三)生态农村建设成效明显。目前，我县已建成(或已通过生态镇现场核查)国家级生态乡镇4个，国家级生态村2个，省级生态乡镇5个，市级生态乡镇1个以及县级以上生态村324个。特色农业发展讯速，如灵溪观美桃湖的农业观光园、马站农业园区等农业基地和观光园区建设初具规模;马站四季柚、炎亭梭子蟹、苍南翠龙茶等特色知名农产品声名远播;拥有中国四季柚之乡、中国蘑菇之乡等多张涉农国字号金名片。优美的环境和特色农业基地，为乡村休闲生态游、农业观光游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活动载体。
(四)乡村农家乐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县农家乐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截至到2017年底，农家乐累计总投资规模达4280万元，接待餐位数7840个，床位数258个。全县已发展农家乐旅游特色村5个，农家乐旅游特色点72个，2017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直接营业收入4856万元，游客购物收入108万元，直接从业人员745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效的推进了我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创业增收。
虽然我县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但还存在对开展乡村旅游重视不够，缺少科学的发展规划，农家乐布局不合理，功能单一;对民间民俗、农耕文明、抗倭文化、畲乡文化等旅游产品的挖掘和开发不深;对外宣传推介力度不够;乡村景点档次不高、分布较散、旅游服务能力不足、经营管理欠规范、发展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发展乡村旅游工作还需强力推进。
二、大力发展我县乡村旅游的几点建议
发展乡村旅游业，有利于促进地方传统文化发展,保护古民居、古村落等;有利于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山区群众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目前，我县的乡村旅游还处于发展初期，应按照科学发展理念，将政府扶持、政策引导、培训教育和市场运作等各项举措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推动乡村旅游上档次、高效益。
(一)加强部门协作，支持乡村旅游发展。各级乡镇政府应加大力度，将发展乡村旅游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兼顾，合理开发，加快发展。要发挥乡镇政府属地管理的主导作用，加强与交通、建设、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工商、宣传、广电、教育、文化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乡镇、部门协作联动的管理机制。
(二)科学编制规划，合理开发资源。要根据现有乡村旅游资源，制订出我县乡村旅游的中长期和近期发展计划，合理布局乡村旅游景点和线路，明确全县乡村旅游的板块特色、项目重点和发展目标。要引入先进的乡村旅游文化理念和创意，结合美丽乡村打造、农业产业化建设、农房集聚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做好我县国字号涉农品牌资源文章，稳步发展农业观光型、休闲度假型、民俗文化型和美味佳肴型农(渔)业旅游产品，逐步形成一村一品一户一特的发展格局。要选择一些条件好，有潜力的乡镇和村庄，策划好之后率先发展，以点带面，全面突破。同时要鼓励支持本地企业、农户加强对乡村旅游商品特别是特色农产品如金乡同春酒、本地笋干、席草制品、海鲜产品等开发经营，不断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增加乡村旅游附加值，为农民带来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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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45号文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宁政发[20*]4号）精神，我处制定了《汉延渠管理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结合灌区管理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实施，20*年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划分单位类别，严格定岗定编
根据所承担的任务和收益状况，将单位内部职能划分为纯公益、准公益和经营性三种类型。一是把承担灌溉试验任务的红星试验站定为纯公益性类型；二是把承担灌溉、工程管理任务的处机关及下设5个所、20个段定为准公益性类型；三是把汉延水电工程公司定为经营性类型。
按“两定标准”，采用中限值测算，干渠管理定岗定编186人，其中单位负责、行政、技术和资产管理以及水政监察等岗位定编34人，运行、观测和辅助类岗位定编152人。在编制总额内合理定岗，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建立全员聘用制度，对中层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一律实行竟聘上岗；二是实行全员劳动聘用合同管理，签订聘用劳动合同；三是建立考核制度。依据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年底进行民主测评考核，不称职的中层领导责令辞职或解聘，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解聘现职岗位，不合格的一般职工待岗学习，考核末位者工资下浮，停发次年奖励工资；四是安置分流人员。对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的实行内部退养，并通过发展壮大工程公司，将工程公司同干渠管理剥离，安置分流人员。同时委派职工到农民用水者协会延伸服务；五是落实社会保障政策，为职工办理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
（二）落实“两项费用”，积极推行管养分离
汉延渠是自治区骨干工程之一，属于自流灌区，实行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养护两项费用由自收水费解决，但由于现行水价还达不到供水成本，每年政策性亏损在240万元左右，两项费用还不能完全落实到位。通过推行管养分离，精简管理机构，提高养护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可以缓解两项费用紧张。
20*年我处推行管养分离，将工程公司转变为企业性质的实业公司，与干渠管理分离，承担养护任务，按养护工作量和定额标准拨款。同时公司面向市场，组建专业化养护企业，对外投标承揽工程，逐步构建有效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将从水利工程管理中彻底剥离。
（三）推行水价改革，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一是改革现行水费计征方式，实行“三费合一”的“一价制”水价。将现行的干渠水价、征工折款和支渠维管费“三费”合一，统一以干渠直开口为计量点按方收费，并实行超定额用水加价的水价政策；二是改革水费收缴方式，实行“一费开票到户”和“一票收费到户”制，即水管单位统一开票到户，农民用水组织按票收费到户，农民见票付款，做到票款两清；三是水费实行统一收取，分级使用的管理办法。农民用水组织按照水管单位开出的水票向农户收取水费后，全额上缴到水管单位，按管理维护范围，干渠直开口以上水费由水管单位管理使用，干渠直开口以下水费全额返还给农民用水组织。
（四）推行农业供水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延伸服务
20*年我处率先在*引黄灌区推行农业用水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由农民用水组织自我管理，县乡村监督协调，水管单位指导服务的农业供水管理体制。一是组建农民用水组织。建立起广大农民参与、体现农民利益、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农民用水组织。二是转变乡村用水管理职能。把乡村在用水管理上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监督、协调和服务。三是改革水管单位管理制度。实行水管单位以干渠管理为主，向支渠以下延伸服务，指导农民用水组织做好支渠以下的用水管理。
截止20*年3月份，完成了灌区农民用水者协会组建工作，共组建协会92个，选举产生协会工作人员667人，管理支渠256条，灌溉面积45万亩，占灌区灌溉面积的100％，涉及用水户4.26万户。
拓宽供水服务领域，开展延伸服务。在强化原有职能和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水管单位通过岗位转换，调整出一部分素质高的人员，走出干渠，深入灌区，指导协助农民用水组织开展测量水、水费计算到户和用水计划的编制等技术服务与管理工作。延伸服务人员在水管单位身份不变，收入不减，劳动保障待遇不变。全处共抽调65名水管人员通过专兼职方式延伸服务，有30人在协会担任副会长。通过深入农户宣讲改革政策，通报水情，掌握用水信息，帮助协会建章立制，制定用水计划，核实面积，分摊水量水费，解决群众灌溉难点，落实“一费制”、支渠“一票制”等工作，使改革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同时积极探索“托管”模式，即协会同水管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委托水管单位管理支渠灌溉和收缴水费，逐步推进供水服务一体化管理，为深化水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
三、水管体制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通过推行水管体制改革，*汉延渠管理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20*年底实现了干渠连续20年安全行水无事故，连续2年被水利厅考核为文明单位，并先后荣获了全国水利系统文明单位、全国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自治区职工职业道德十佳单位、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全区水利系统行风建设先进单位、全区水利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通过实行定岗定编，初步建立以聘用制为主的用人机制，形成中层干部能上能下，技术职务能升能降，职工能出能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和奖罚分明的考核奖惩机制，职工工作热情得到了较大提高，责任心、事业心明显增强，管理处的各项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
2、通过推行管养分离，将工程公司与水管单位分离，面向市场，逐步壮大了工程公司实力，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通过工程公司对外投标承揽工程创收，缓减了单位经费不足的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人员工资和工程养护两项费用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3、通过推进水价改革，规范了水价管理及水费收取方式，切实解决了水费收费项目多、环节多和搭车收费的问题，杜绝了农民不合理水费支出，减轻了农民负担。通过实行“一费制”和“一票制”的收费制度，让农民淌明白水，缴明白费，促进了水费收缴工作，初步解决了多年来收费难的问题。
4、通过推行农业供水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管人员延伸服务的供水管理服务模式，拓宽了水管单位服务领域，解决了过去水管单位只管干渠不管灌区和与用水户脱节的问题，增加了就业岗位，减少了灌溉矛盾和水事纠纷，节约了水量，调动了用水户参与用水管理和维护末级渠道工程的积极性，减少了政府事务，实现了农户、水管单位和政府“三赢”的目标，对促进节水型灌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四、水管体制改革的体会
1、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水管体制改革是一件新生事物，具有一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所以要树立坚定的改革信心，把认准的事坚决做下去。从20*年我处推行农村水费改革工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当时思想的解放，坚定的信心、大胆地尝试，就不会有目前的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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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的“耳目”“哨兵”，基层环保监管的协调员，是解决农村监管困境的保障。
这是笔者从该市农村基层环保监管网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中撷取的几个画面――
2008年3月20日，漯河市临颍县小师村村民李富金像往常一样，一边擦拭着脸上的汗珠，一边将自行车停放好，然后走到村里的环保宣传栏前，声情并茂地给早已等在那里的村民们讲起了环保知识。这是李富金与小师村群众的一个约定：每周定期向村民普及环保知识。
在李富金的巡查日记中，记录着他学习环保法律法规的要点记录、日常环境监督的酸甜苦辣、化解邻里纠纷的心得体会。字里行间记录和折射了最具体、最细小和最繁重的农村环保工作。
其实，李富金只是漯河市225名村级环保监督员的一个缩影，225名村级环保监督员和他一样每天活跃100个村庄，覆盖了漯河市2/3的农村。
在《漯河市乡镇环保专干情况统计表》和《漯河市村级环保监督员情况统计表》中详细地记载着分别来自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县、源汇区、召陵区和高新区的6个县区的55名环保专干，他们分别任职于所在乡镇的工业办、环保办、安全办、企业办、农业办等部门，其中约80％为部门负责人。
临颍县固厢乡农业办主任郑永军谈起自己担任环保专干一职时深有感触地说：“环保专干这一平台拉近了村官和百姓的距离，使农村的环保工作有章可循”。
“宋跃辉――固厢乡固厢村1074国道以东；李富金――固厢乡小师村107国道以西；王丙西――王岗镇梁岗村村清翼河以南16个村……”每一位环保专干和环保监督员都有明确的区域分工，细化的职责分工，并肩负法律政策宣传员、环境违法监督员和信息通报员的角色。
作为漯河市环保局进行环境监管创新实践中建立的“市、县、乡、村”四级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25名村级环保监督员和55名乡镇环保专干共同构成了全市环境监管的最基层力量。他们一起走进养殖大户和乡镇企业，化解邻里纠纷，宣讲环保法律法规。他们不仅是环保工作的“耳目”和“哨兵”，也是环保治理的协调员。这种基层环境监管模式的创新是对市、县环境监管的有益补充，不但充实了基层环保力量，使环境监管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基层，更给亟待解决的农村环境监管困境提供了一种保障。
当环保顾问，当环保参谋。他们的工作得到社会认可，他们被群众当作自家人。
采访时，我们曾与环保专干郑永军、村级环保监督员李富金等人座谈，郑永军说“我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对环保并不熟悉，自从担任环保专干后，身上的担子重了，现在勤于看书学习，环保知识不断增加，我对这项工作充满了兴趣和热情”。
李富金说：“我们每到一处都能受到群众的欢迎，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家人，说话都是掏心窝子!对这份工作我每个人都有一种喜悦和幸福感”。
不管是村级环保监督员李富金、王玉平，还是乡镇环保专干郑永军，全市225名村级环保监督员、55名乡镇环保专干和他们一样，已成为行走在群众间的“环保卫士”，他们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老百姓环境意识提高，对乡镇环保专干和村级环保监督员也产生了信任感，“12369”环保热线明显减少了，而乡镇环保专干和村级环保监督员的手机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忙碌。
深化“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机制，四个‘延伸’走出农村监管治理的新路子。
漯河市环保局建立的“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机制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块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形成了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以条为主的纵向植入式垂直管理模式。在国家将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总量、重点环保工程等各项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的同时，“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机制一级抓一级，乡镇环保专干和村级环保监督员层层抓落实，确保了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正如陈鹏辉局长所说：“环境管理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这也是我们漯河市环保局制定和推行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机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围绕农村环境如何管，如何管好，完善和深化市、县、乡、村四级管理机制，就是坚持四个延伸、创新和实践一条农村环保监管的新路子。”陈鹏辉局长对“四级”管理机制的潜力充分信心，他说，从体制、执法、治理、宣传4个方面由城市向农村进行延伸，是避免“四级”环境管理机制不能流于形式，且不断完善、深化的关键。
体制延伸。也就是责任考核体制进行延伸，乡镇环保机构不能成为“空架子”，要通过定人、定岗、定职，加强对乡镇环保机构的考核，增强乡镇党委、政府抓环保工作的主动性，这也是调动乡镇环保专干和村级环保监督员工作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执法延伸。以统筹城乡环境保护为中心，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环保队伍培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加强乡镇建设项目环境监管，监督人员与项目监管人员要及时沟通、积极配合，防止手续不合法的项目建设入住乡镇，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的产生。
治理延伸。加快城乡污染治理步伐，做到投入到位、人员到位、管理到位，尤其关注规模化畜禽养殖及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农膜等造成的污染。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为契机，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大力推广沼气建设，改圈、改厕、改陋习，治理农村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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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年农村改厕项目工作启动时间比较晚，时间紧、任务重，因此，我县在省农村改厕项目启动会议召开之后，立即编印了《县2012年农村改厕项目现场技术培训班资料汇编》，详细讲解了我县农村改厕的新思路、新动向和改厕的新技术。并召集全县各乡镇召开了农村改厕项目启动会议，分管副县长在会议上做了发言，要求各项目乡镇要强化领导、加强宣传、因地制宜、克难攻艰，抓紧抓好抓落实，确保按期、按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县财政局分管局长田明才也对如何管理和使用改厕资金作了发言。
二、多方筹资，灵活运用资金
中央财政划拨的农村改厕资金属于补助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我们自筹经费，为此县委、县政府及时研究，科学组织，从三个方面统筹解决资金问题。
一是坚持有机整合。将改厕项目建设与三城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农村沼气能源建设、新农村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有机结合，依法、合理、规范整合利用项目资金，使改厕工作有载体、有前拉力、有后推劲。
二是动员社会捐赠。整乡、整村推进的乡镇和村社，积极动员当地致富农民、在外成功人士为改厕项目捐款捐物。
三是引导个人出资。凡改建卫生厕所的农户，根据其经济状况，以户为单位出资捐资。
多方的筹资，多渠道的经费来源，合理的资金使用，我们全县农村改厕工作整体推进得到了强力的保证，确保了农村改厕工作的高效运行。
三、强力宣传，提高效益
由于农村改厕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性，所以我县对农村改厕工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发动。
一是现场示范宣传。现场展示无害化卫生厕所的利用效果，让农村群众切身体会无害化卫生厕所方便、安全、卫生等特点，以最佳的人文传播方式宣传农村改厕项目。
二是新闻媒体宣传。在农村电影队增设映前“农村改厕专放”；在日报第21714期刊登了《“一排了之”的污水变得“金贵”》，文中介绍了我县香山镇和陈古镇的农村改厕对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同时我县还通过《记者视角》栏目随时宣传推广农村改厕的新动向、新经验。
三是发放资料宣传。编印并发送《汇编资料》、《健康之路》、《健教》、《农村改厕手册》，对农村改厕知识进行系统宣传，让全县的乡村干部、社员群众都能知晓农村改厕的目的、意义和农村改厕的具体技术操作规程。
四、监管并重，确保质量
为确保农村改厕项目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数量，我县构建了严格的监管机制。
一是配强技术骨干。县政府成立以分管领导任组长，县爱卫办、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县农能局、县疾控中心等爱卫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的县农村改厕技术指导小组，并建立技术指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三名技术骨干人员，专门负责全县农村改厕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二是强化技术宣传。为确保改厕技术管理和指导到位，专门制发《县集中成片实施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运作管理规程》、《关于严格执行农村改厕项目相关规定的通知》、《关于快速高质量推进农村改厕项目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农村户厕改造工作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对改厕项目的运作、质量要求、验收办法、经费拨付作出严格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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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投放量大面广，情况复杂。随着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惠农强农政策的不断出台，涉农资金的投放总量不断增大，仅乡镇一级涉农补助资金就包括农村公路修建、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饮水、病险水库治理以及涉农直补资金等等方面。涉农资金的大量投放，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涉农补助资金涉及农村诸多部门及千家万户，加上政策宣传力度不够，致使广大农民朋友对涉农补助资金缺乏应有的认识，这就给涉农资金分配及使用的监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政府对涉农资金缺乏统一管理调度，不利于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由于涉农资金上级管理部门不同，对涉农资金分配、使用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对于项目实施、建设、资金运行及竣工验收等不能统一进行。如农村公路补助资金，实施单位既有交通部门，也有财政部门，由于部门之间沟通不够，导致资金在使用方向、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资金使用分散，不能形成合力，致使资金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三）资金管理不规范，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益。许多单位往往重视资金分配，对资金的使用管理则相对薄弱，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乡镇涉农资金没有单独建账，没有开设专门的银行帐户，专款专用，而是与其他资金混在一起，项目间资金相互拆借挪用，资金拨付没有与文件规定项目相对应。比如涉农补助资金中的乡村道路补助资金，许多乡镇由于没有进行专户管理，造成资金的挪用，导致工程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拨付到施工单位，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甚至影响了工程质量，使道路补助资金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在广大农村造成不良影响。
（四）资金发放渠道不透明，拨付不规范，环节过多。由于资金发放公开透明度不够，真正需要补助的对象得不到补助资金，不需要补助资金的反而得到补助，有限的资金没能真正发挥作用。其次涉农资金拨付环节过多，目前需要拨付到农户手中的补助资金，它拨付的基本程序是：财政部门主管部门乡镇村农民个体。这种拨付流程中的环节比较多，资金在每个环节需要长时间流转，影响了资金的时效性。再者资金发放不规范，有的没有使用规范凭证等等。这些资金的拨付由于缺乏规范，存在着较多漏洞。
（五）资金使用监督不力，监管不到位。由于有关职能部门对涉农资金缺乏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跟踪监督，致使支农资金被挪用、截留，使用效益不佳，甚至有些项目效益明显不好，照样得到补助资金，执行纪律不严肃。一些地方涉农资金管理使用监督法规制度建设滞后，一些地方性问责办法与实际工作中的复杂情况不适应，特别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问题，如决策失误、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的问责，说起容易，落实起来难，问责效力大打折扣。
二、强化对涉农资金监督管理的对策建议
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涉农补助资金的效用，更好的支持农村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针对涉农补助资金在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深化认识，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乡镇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大幅度提高对贫困乡村的补助比例，及早从根本上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合理安排，完善涉农资金分配机制。政府要在不断完善农村发展规划的同时，科学、合理地编制好涉农项目建设规划。涉农资金分配要以规划为依据，突出重点，统筹协调，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提高实效性。对农业建设项目的财政支持，要避免资金分散，资金要相对集中投入，发挥效益性。对农业生产户的直接补助，要减少环节，做到足额、及时拨付。
（二）健全制度，理顺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对于乡镇实施的涉农资金项目，要明确乡镇政府和各分管部门在涉农资金使用、管理中的分工，做到权责分明，责任到人。要强化项目申报、评审等程序，要建立包括项目的立项、招投标、实施、验收、评价及后续管理等在内的一整套规范、科学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对资金的管理，应由财政部门及涉农主管部门建立健全系统的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要为不同项目建立不同专户，做到专款专用。要加强财政会计队伍建设，实行培训和考核制度，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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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金属污染的形成机制对构建司法保护机制的主要影响
我们所说的重金属污染指的就是因人类活动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围，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从重金属污染形成机制和特点来探析其法律机制的主要问题，能更好的对症下药。
（一）来源的多样性突显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不完善。重金属污染存在于水体、大气和土壤等。对于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立法中均有涉及，但没有形成系统的重金属产过程中污染防治制度体系。原则性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二）主体的多元化导致责任机制不健全。政府的监督责任不健全甚至缺乏；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民众环保意识不足，法律救济途径存在缺陷。（三）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彰显出法律规定顾此失彼，不全面。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注重工业排放的治理，对农业和生活垃圾污染缺乏应有的关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注重工业生重金属的排放控制，忽视生活活动中重金属的污染物的排放，也忽视对生活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物的监测、评价与管理。④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很多重金属应用到日常消费产品及农业用品中。由于这些含有重金属产品的使用日益广泛，回收困难且没有建立完整回收、处理系统，加上消费者对重金属的存在及其危害缺乏了解而容易轻视，易导致含有重金属产品在使用、丢弃、冲洗处理、掩埋中，扩散了重金属污染的范围，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四）影响的深远与严重的危害性考量着国家司法的综合执行力。我国环境法学专家蔡守秋教授指出：“我国现行的污染防治法都存在一个最大的弊端：没有有效的执行手段和责任追究机制。”污染者因为处罚力度不够大，于是污染事件时常发生。但问题的关键是法律法规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处罚力度不够大。这已经成了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大顽疾。（五）综合治理的艰巨性使得实践操作中综合治理与协调机制缺乏可操作性。整治重金属污染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影响包括重金属污染防治在内的环境保护任务的实现，一是缺乏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境保护责任及其监督的法律规定，环境管理体制有待改革和完善。二是需要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公民环境知情权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和公众监督机制。三是一些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尚需建立和完善，一些环境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存在污染防治责任不明确、违法成本低、环境健康损害救济难、环境公益损害救济难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