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民事诉讼法调解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
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二、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及和解的关系
法院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调解方式，除此之外，调解还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统称诉讼外调解，它们与法院调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矛盾，这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和搞好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如下：
1、调解的性质不同
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调解，它们虽然都有相应的调解方式和程序，并形成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这些调解活动应分别依照人民调解法律规范，仲裁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
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
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诉讼外调解的主持者则是人民法院以外的民间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
3、调解的效力不同
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在诉讼外调解中除仲裁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经过自愿协商，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终结诉讼的活动，它既包括诉讼中的和解，又包括执行和解两种。当事人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诉讼制度，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具有不伤感情，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优点，但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和解是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意活动；而法院调解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行为。
2、参加的人员不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动行为，不需要任何组织或第三者参加；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和当事人在一起进行的诉讼行为。在调解中，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居于主持者的地位，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以使双方公平合理地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3、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和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法院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重新或执行的可能性不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又的应当应允。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也就不存在重新的可能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意义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和运用调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因而有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彻底解决纠纷；这种调解协议送达后即刻生效，不存在上诉问题，这就减少了诉讼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促进经济建设
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纠纷发生后不及时加以解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通过调解，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三）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纠纷
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以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从而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准则，才能使调解工作顺利进行，从而及时合法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8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可见，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调解不得违反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参加调解活动自愿，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人民法院不得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式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违背这一原则，往往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难以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的义务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确认或处分，从这一点上讲，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是对民事争议的一种实体裁断，只有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严格审查，对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调解协议，不得以调解书予以确认。
合法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始终应坚持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自愿是调解的前提，合法是调解成立的基础和调解有效的保证，因此，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搞强制调解，也不能为迁就当事人而违反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违法调解。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所谓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内容。所谓分清是非是指帮助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划分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民事责任。查明事实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的前提；分清是非是查明事实的继续。在调解中坚持这一原则，既是调解的基础，又可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上述三原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当事人双方出自自愿，并由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能保证调解活动和调解协议合法有效。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程序，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步骤方式。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也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因此，调解与其他诉讼程序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申请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开始还必须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为前提，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
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这样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不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能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
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帮助双方解决矛盾，消除争执，早日达成协议。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由审判人员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对立情绪，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思想基础。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当事人协商时，审判员一般应参加，进行正确引导，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时，也应当一起参加协调。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
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
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当事人应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排列，诉讼人应分别列入各个当事人之后，案由，既案件成立的理由。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
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调解理由，即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公正、合理地作出评判。一般来讲，案情简单，调解协议顺利达成的可以不写调解理由，或者把调解理由与案件事实写在一起。但案件复杂重大的、当事人坚持人民法院明辩是非的，则应写明调解理由。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是案件的调解结果。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
调解一经成立，表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进行调解和达成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认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家兴著《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潘剑峰著《诉讼法与律师》，2001年版
3.柴发邦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篇2
二、我国现行民诉中的法院调解制度的主要弊端
（一）调解中法官的职权效应大于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掌握主动的调解权，逐渐形成了法官主导的诉讼调解模式，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双方必须处于自愿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法院调解活动，不得强迫任何一方当事人，但有些当事人在面对严肃的司法程序时不能完全掌握诉讼中的支配权。
（二）案件事实不清，当事人权责不明只为不伤和气而去解决当时事人之间的纠纷就成为了一种混淆判决和调解界限的不适当的选择，而如果只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而草草结案，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即以一方当事人作出让步而得以解决，就违背了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价值理论。正如民法学专家徐国栋教授所说的，“调解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的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就违背了法治的一般要求”。这是对法院调解的一种亵渎。《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如果当事人选择使用自己的处分权从而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是非不分的标签可能就会落在法院的头上，也就是说当事人即使达成了调解协议，当事人和法院的双向选择都不能够尽如法意。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有相关的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可以进行调解。
（三）调解过程中合法原则得不到遵守合法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就是一切活动都用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包括调解双方主体和行为。但是，对于法院的审判人员来说，降低案件的影响及复审率的同时，也使得案件的内容审核得不到保障，往往在权衡个人、集体、社会的权益中选择性地触碰到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这其实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案件的纠纷，反而使调解陷入不可调和的僵局，彻底地破坏了司法审判程序的肃穆外表和一向公正的审判要求。
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调解制度,使调解制度重新进行整合为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那么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的支配权与处分权与自愿原则的联系就成了关键。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在与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为帮助双方当事人重新定位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法官对证据举证的责任分配以及出示就成了影响当事人选择哪种方式结案的一种因素。所以强调调审分离的制度是有必要的也是具有一定期待性的。
（二）收紧双方当事人的“反悔权”如果在调解完成后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严格的司法行为，笔者认为法官在运行这个程序时就需要强调其司法的严肃性。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应该知道法律效力的形成。反悔权辐射到的不仅是法律的威严，同时也是对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因此一定要双方当事人收紧心理的反悔的想法，当然，这也需要法院在其运行调解过程中专业以及合法化的透明的操作，真正地完成诉前调解的使命和意义。除了法院依职权主张进行调解之外，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的申请，当然，调解的方式、期限最好以一定为宜，不能拖拉更不能暗箱运行。
篇3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 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 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 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
种称为“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 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主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
解期限，可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 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 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篇4
该院通过随机抽样调查100名具有民事审判经历的法官、100名律师关于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意见，结果有55%的法官和62%的律师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还突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
2、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因为客观上调解往往不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就行，由此造成部分是非不分甚至违法的调解案件。
3、不利于培育当事人法律观念和诚信观念。调解中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让步方会认为执法不严，老实人吃亏；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少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可以蒙混过关，甚至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4、不利于当前倡导的对抗式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上主要问题还是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现象比较突出，且难以被发现和受到追究。因为他们属于“隐形”违法，即除法官、当事人心知肚明以外，其他人或机关难以察觉。
产生问题的原因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法官独立调解审判难，外界因素干扰作用较大，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作崇 ；二是法官素质不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审判专业训练；三是关于监督制约法官和当事人遵守“自愿、合法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调解原则的法律规定甚少，调解程序过于简单导致法官随意性很强，等等。但主要的客观原因还是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缺乏监督机制，也是本文想重点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1、再审条件过窄，如案外第三人、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检察机关都无权提请再审。譬如甲诉乙离婚案件，甲、乙针对财产房屋分割等问题已达成调解协议，但有意或者无意侵犯了乙兄丙的房屋所有权或者居住权，丙事后诉至法院。从实体上看，法院应再审改判；但从程序上看，法律没有赋予案外第三人的申请再审权，从而无法启动纠错改判程序。2、调解生效后，当事人既使反悔也无上诉权，缺乏上级法院的监督。3、调解无审级限制，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调解。当一审判决结果对当事人双方都不利时，当事人双方往往不顾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合意推翻原判决，通过二审调解来修正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不利，从而致使调解不合法，损害了司法机关裁判的严肃性。4、缺乏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具体监督措施。如调解原则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但调解书又不要求写明调解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5、对法官违法调解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达成调解协议缺乏监督制约的法律规定。6、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内容重复且缺乏法律权威性。主观原因是法官的素质不高，特别是由于法官的主观心理作崇，也直接影响调解案件质量，其主要表现在：（1）偏袒心理导致法官压服式的非自愿调解。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审判职权采取压制、胁迫等办法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使双方当事人往往达成一个表面上自愿合法其实并不公正的调解协议，其实让步当事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2）功利心理导致法官“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调解结案快捷又安全，得不到上级法院的监督，导致部分法官不履行审查调解协议的职责，不管调解协议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追究，只要能够调解结案，就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时将这些违规违法行为作为调解的筹码。这种“和稀泥”式调解，往往导致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反悔，协议不能履行，拖延了诉讼，同时也助长了违法犯罪，削弱了法律的惩戒功能。（3）趋利避害心里导致马拉松式的无限期调解。拿得准的案件，调不好就判，甚至不调就判，片面追求诉讼效率；拿不准的、难判的案件拖着不判，调解结案。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但没有限制调解期限。
解决问题的对策
调解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当事人双方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必须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当事人处于受支配地位。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决定了民事诉讼调解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中，在如何正确处理既要充分遵循当事人处分权又要充分行使民事裁判权的关系方面，确实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措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阶段即近阶段应该在强化当事人“权利应受保护，义务应当履行”的观念上下功夫，完善关于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监督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审判干预为辅的诉讼和解审判机制；第三阶段通过严格调解监督程序，简化判决审理程序，从程序和实体上不断缩小调解和判决的距离，最终完成民事审判方式由传统的“调解型”向“ 判决型”的转变。近阶段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监督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调解范围
用排除方法明确民事诉讼调解范围，不适用调解的几类案件有：
1、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
2、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
3、有一方不同意调解的案件；
4、调解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案件；
5、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
6、民事行为无效应当采取罚款、追缴或其它民事制裁的案件；
7、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的案件。
（二）补充完善能够确保“自愿”原则实现的规定。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要求。如果让步是自愿作出的，无论让步的幅度有多大，也不会与合法性发生冲突。但若让步并非出于权利人的自愿，而是在法官或者另一方当事人或明或暗的强制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则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法院调解工作能否健康发展，调解功能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保证自愿原则实现的法律监督措施。
1、明确规定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以强凌弱、威逼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禁止法官采取强迫、威胁、施压、拖延等方法让当事人产生心理压力从而接受调解协议。将此作为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很重要。因为在调解无效即行判决时，当事人往往担心拒绝调解会招致法官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判决，因此，最后只好违背意愿地迎合法官的调解意见。
2、规定调解书生效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书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悔，要求法院判决。
3、规定受案时应告知当事人双方的申请调解权，并要求愿意接受调解的在法定时间内必须递交书面申请，有一方当事人不书面申请调解的迳行进入判决程序。这一规定主要是保障尊重原告的诉权，有效防止法官压服原告搞变相调解、行政和解和非自愿撤诉。
4、规定调解书必须简要写明调解的过程和当事人放弃让步的权益内容，以约束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循自愿调解的原则，同时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
5、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若一方当事人迟迟不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则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追加执行原在调解过程中已经让步放弃的合法权益部分。过去，合法权益受损失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作出较大的放弃，但对方当事人为了拖延时间作出虚假承诺，而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当调解生效，便拖着不履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意义。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受损当事人已无法申请执行原来因调解放弃的合法权益，而被申请执行人以合法的方式从而侵占了这部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6、规定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他们真正自愿地和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弱势群体在诉讼费用、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往往受对方当事人胁迫而妥协答应实际上不平等的调解协议。法院应该视其困难情况在诉讼费用和法律咨询等方面予以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补充完善能够确保合法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1、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定程序或审判纪律，导致调解协议明显不公的，所附条件未成就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义务人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反悔，要求法院裁定调解无效，再行判决。
2、规定具有下列调解协议内容的调解书无效：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除当事人自愿行使处分权的以外，违反实体法规定的；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等强行性法律规范的。明确这些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明白双方协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也可以引导当事人监督法官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
3、规定调解期限。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法官和当事人无故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在现有审限期内再限制规定调解期限和次数，超过法定调解期限不能达成协议的，迳行判决。离婚案件除外，因为离婚纠纷案件原因复杂，变数很大，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极其充足的调解和好的机会，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该离的离了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4、规定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条款 .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以诉讼调解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如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对这类调解案件，一旦发现不但裁定调解无效，而且视对其他债权人损害利益大小予以相应的民事处罚；属于其它部门主管的案件，应该依法移送，否则追究法官的审纪责任。
（四）补充完善确保“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不少学者主张废弃，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是：该原则可限制法官“和稀泥”调解，确保调解合法、合情、合理；有利于当事人对自身利益的权衡，通过理性思考达成调解协议；有利于调解由谅解性调解向平等性调解的转变，由庭外调解向庭上调解的转变。在实践中遵循该原则查明的事实，应该是重点针对有争议的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当然不须查明。过去没有规定调解书要写明调解理由和法律依据，考虑的是有利于当事人搁置争议，，提高法官工作效率。但现在某些法官调解不管是非曲直，只要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协议就行，造成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反悔率越来越高，其中不乏有对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资源不丰富导致对自身权益合法程度不明的原因。如果我们强化落实这一原则的监督措施，就能促使法官在引导、指导这些信息资源较差的当事人深化理性思考，权衡利弊。现在明确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调解理由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此举仅仅是给法官在认定事实、研究审查合法合情合理的调解协议方面增加了工作量，这是法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应有的题中之意。
（五）、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监督程序的规定。
就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监督问题来看，主要是关于违反调解自愿、合法原则两种情况的再审监督，而这种监督又过于笼统。因此应该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有关规定。
1、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申请再审的主体。案外第三人、检察机关、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上级法院作为启动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程序的主体。
2、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条件。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依法合理纠错？譬如说，调解生效后，当事人发现调解依据的其它判决书已被撤销，而原调解结果又确实损害了自己的部分利益，当时让步是因为有判例作依据，出于息事宁人。现在当事人申请再审，笔者认为应当再审，从本质上看原调解已违反了申请当事人的自愿。因为关于调解再审和判决再审的标准不可同日可语，因为前者的标准是是否遵守调解原则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这个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不好掌握。以下几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而又难以启动再审，应该将其列入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条件。一是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如非法剥夺当事人的权，公开审理案件未经法庭公开调查即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等。二是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等违法行为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三是调解依据的重要证据系一方当事人伪造或一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调解结果的。四是作为调解依据的有关裁判、调解、公证文书及鉴定结论被撤销或被推翻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五是调解结果和已生效的裁判、调解结果相矛盾且有可能影响调解原则的。
3、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对象及程序。民事调解再审对象，原则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针对原调解书涉及有关重大错误的方面，如发现原调解书侵害第三人利益的，审理对象 应是关于第三人利益的争议部分。再审管辖程序，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由再审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法院承担，除出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公正由上级法院指定的以外。
篇5
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由于现行立法制度存在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现行立法没有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当缴纳诉讼费用的规定，这样一来，被害人在提起赔偿要求时便无需顾虑请求过高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会以远远超出实际损失的数额提讼，导致了滥用诉权现象的发生。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用，“作为一种公益性的服务，如果当事人对审判制度的利用完全不用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就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的过度利用或不该得到服务的人不当受益，即滥诉现象的发生。”i所以当事人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都提出了较高的诉讼要求，甚至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希望获得更多的物质赔偿。此外，司法实践中有些律师及法律工作者也趁机哄抬数额，以抬高原告人诉请标的的方式来多收取诉讼费用。被告人面对数字庞大的赔偿要求，难免会产生“反正赔不动，大不了坐牢”想法，这必然给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带来很大障碍。
再者，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包括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两项内容，其工作量必然超过单纯刑事案件。同时，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常常会在庭审之前、之中或者之后多次进行，即使调解成功了，被告人的家属在凑钱物时也会耗费很多时间。这些都是影响案件能否在审限之内审结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附带民事诉讼首先应当适用刑诉法，故在审限上与其他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法释（2000）29号《关于严格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条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两个月。”但是由于该规定不是刑诉法的审限规定，需要履行报批程序，法官一般更重视法定审限内结案，不愿意再额外延长期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包括刑事和民事两方面的内容，其工作量要明显大于单纯的刑事案件，加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需要对双方当事人做大量的协商工作，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往往为了在审限内结案，不得不压缩调解的工作时间，一旦调解存在困难就匆忙判决，从而大大减少勒调解结案的数量。
最后，由于我国立法没有明文规定积极赔偿的法律效果，被告人往往担心赔偿后得不到从轻处罚，导致在调解过程中犹豫不决。其实，将赔偿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是许多国家刑法规定的普遍做法，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条规定：“在审判前，通过赔偿，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恢复原状，完全弥补了损害；或者，除第56条最后一款规定的情况外，在审判前，主动并有效地消除或者减轻了犯罪的损害或者危险结果是普通的减轻情节。”ii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完善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存在的缺陷，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率，应当对该项立法予以完善。
1、规定适当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从法理上说，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与民事诉讼同样的私权救济问题，也同样利用了法院的司法资源，理应由原告人预先缴纳诉讼费用。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需要交纳诉讼费用，在外国的法律规定中也比较常见，如在法国、德国，法律都明文规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收取诉讼费用。iii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收取诉讼费用，必然会促使原告全面衡量案件事实情况，预测自己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考虑到如果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或者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诉讼请求远远超出判决数额，从而这些费用只能由其自己负担的不利后果，原告人便会慎重行使诉权。因此，收取诉讼费必然会对滥诉现象产生一定的遏制效果。
2、适当延长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期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项在一次程序中同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程序法律制度，iv由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需要较长的审理期限，为了提高审理质量，提高调解比例，有必要在立法中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在审限延长的情况下，必然增强法官调解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这类案件的处理效果。
3、将赔偿情况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法定情节。为了鼓励被告人主动赔偿，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被告人己经赔偿被害人或其他权利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在量刑时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因为正义的实现，并不仅仅表现为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刑罚处罚，而且被害人得到了应有的抚慰补偿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对于被害人来说，获得应有的物质补偿往往比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更能产生心理上的慰藉，更能萌生案件己经得到公正处理的心理认同。v另外，“自愿的损害赔偿还常常表明，就预防行为人继续犯罪目的而言，不需要对他施加持续的影响。也就是由于行为人的损害赔偿努力，刑罚的多种目的已经实现，制裁可被（在特定情况下明显地）减轻”。vi
注释：
i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81.
ii 转引自[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290.
iii 邵世星，刘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77.
iv 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J].法学研究，2001（6）：55.
篇6
2007年，迎泽区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4685件，结案4594件，其中调解结案1554件，以撤诉方式结案973件，调解撤诉率为55%。受理执行案件919件，结案887件，其中，执行和解173件，和解率为20%。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8件，其中，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22件，调解率为79%。审结行政案件21件，其中，和解后撤诉结案9件，协调撤诉率43%。
截至目前，2008年迎泽区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5019件，结案4566件，其中调解结案1612件，以撤诉方式结案987件，调解撤诉率为61%。受理执行案件1281件，结案768件，其中，执行和解189件，和解率33%。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35件，其中，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28件，调解率为80%。
近年来，该院各类案件的调解撤诉指标始终名列全市基层法院前茅。
调解工作呈现新特点
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分析，迎泽法院诉讼调解工作整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调解率稳中有升。近年来，该院案件调解率始终保持在50%以上，特别是三个派出法庭的案件调解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调解这一极具传统人文特色的诉讼制度，不仅使诉讼效率得到提高，也被大多数当事人所接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提高很大。全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近年来年均受案25件左右，主要以交通肇事案件居多。从结案情况统计，年调解率以15%递增。其中，2006年为63%，2007年为79%，2008年已达到85%。
执行和解率因受“执行难”等多方面因素的困扰，始终在20%上下徘徊，未能取得较大突破。分析这种情况，主要是义务人与权利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较大等客观因素影响执行和解工作的开展。
诉讼调解工作的发展不平衡。在全院调解率上升的大趋势下，调解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均衡。主要表现在派出法庭善于运用调解解决纷争，派出法庭的调解率普遍高于其他业务庭。如桥东法庭、庙前法庭调解结案率始终保持在70%以上，而个别业务庭的调解率不足40%。分析其原因一是受审限管理的限制，审判人员在调解上不愿付出太多的时间，调解的力度被削弱；二是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一些法官应接不暇，没有过多的时间调解，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三是一些当事人对立情绪大，不愿接受调解；四是发动一些组织或个人参与调解的力度不够。
诉讼调解的六项做法
加强调解工作要转变观念，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迎泽区法院成立了诉讼调解工作领导小组，院领导亲自抓调解，并确立了三条工作思路。第一，将调解作为处理诉讼工作的优先目标和首选方式，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第二，把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审理案件时不局限于眼前的纠纷而更注重双方的长远关系和整体利益，并以此作为劝导当事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的理由；第三，把说服动员作为主要工作方法，处理案件时要深入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和协商解决纠纷。从去年年初开始，该院将案件调解、和解率作为量化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目标管理，并作为年终综合考核和评先评优的“硬指标”记入审、执人员的执法档案。该院执行庭今年执行和解率达33%，比去年同期上升15%。
健全调解制度，规范调解程序
迎泽区法院制定了立案调解、民事调解、刑事自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行政协调、执行和解制度。要求全院以效率、快捷为原则加强调解工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调解期限不超过10日，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不超过20日。各业务庭也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措施，执行局制定执行和解工作5条措施，通过全程跟踪、案例引导、融入亲情、换位思考、放水养鱼的方法，既保障了债权人利益，又使债务人重获发展生机。
明确调解方向，突出调解重点
迎泽区法院以“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工作方针为指导，以“案结事了”作为调解工作追求的目标，坚持全程调解，将调解贯穿于案件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将调解的重点放在如下案件上：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对重点案件承办人调不了的，审判长、庭长出面调，审判长、庭长调不了的，院领导出面调，院领导出面仍有难度的案件，向区委汇报，商请有关部门做调解工作。如该院在处理一起36户居民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采光权纠纷的群体性诉讼中，采用冷处理法先缓和双方矛盾，之后通过有关部门做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工作，通过社区、街道做居民的工作，经过近几十次的调解，最后在区委政法委的协调和支持下，终于做通了双方的工作，圆满解决了一起群体性的诉讼纠纷。
改进调解方法，提高调解技能
迎泽区法院党组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积极探索和改进调解工作方法。用“四心”调解案件，对当事人“排忧解难要诚心，关心矛盾发展变化要细心，说服教育要耐心，评判是非要公心”。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该院将是否积极主动赔偿作为对被告人量刑的重要情节，促使被告人赔偿受害人损失。对行政诉讼案件积极探索当事人和解撤诉机制。在再审程序中通过调解理顺头绪，消除涉法上访隐患。
通过大量的实践，迎泽区法院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策略与技巧：即围绕“三个目标”——案结事了、胜败皆明、定纷止争；练就“三个基本功”——耐心的倾听者、温和的疏导者和敏锐的调停者；运用“五个方法”——亲情融化法、换人调解法、背靠背法、冷处理法、巧借外力法；抓住“七个时机”——立案调、送达调、答辩调、听证调、庭审调、庭外调、庭后调。上述方法与技巧都被法官灵活地运用到了调解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桥东法庭的调解率多年在75%以上，全庭无错案、无再审、无申诉、无抗诉、无民转刑、无超审限，创造了“六无”佳绩。
构建民事诉讼调解文化
调解制度在我国社会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底蕴。它既是一个老办法，也是一个新办法，要常讲常新，不断赋予新内涵、注入新活力。迎泽区法院桥东法庭在办公场所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辟出专门场所作为调解室。调解室的设置与审判庭截然不同，法官与各方当事人平等地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和风细雨、辨法析理，最大程度减轻当事人的对抗情绪和紧张心理，让诉讼更加人性化，让当事人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中互谅互让、达成调解。与此同时，在调解室佩挂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图案并配以“家和万事兴”、“和为贵”、“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等文字标语，让当事人在等候调解时进行一次自我教育，自我反省。并开辟法官寄语专栏，张贴一些法官办案过程中的感悟文章和搜集来的有针对性的小故事。事实证明，这种通过“亲情感人”、“道德教化”的方式对处理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相邻权纠纷等案件特别有效。
转贴于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推进调解工作开展
法院努力完善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良性互动机制，三个派出法庭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培训人民调解员。凡未经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家庭、邻里、小额债务纠纷案件，建议由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基层组织难以处理的纠纷诉讼到法院后，法院主动邀请人民调解员协助做调解、和解工作；完善调解联动机制，加强与村委会、社区、工会、妇联的联系协调，建立全社会齐动员、共参与的联动调解机制；完善调解配合机制，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各阶层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积极与律师沟通，争取律师对调解工作的配合，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主动向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相关部门汇报、联系、沟通、协调，争取社会各界对调解工作的支持配合，形成调解工作合力；完善调解宣传机制，对赡养、抚养案件、农村邻里纠纷案件，巡回办案，就地调解；法院通过案件审理，宣传和谐理念，加强信息报送工作，营造调解工作良好氛围。
迎泽调解工作三问
调解工作取得哪些效果？
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案结事了，社会效果良好。案件调解成功，可以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减少纠纷的对抗性，降低上诉率和申诉率，做到案结事了。如庙前法庭今年以来审结的近491件案件，调解撤诉率达70%，调解案件服判息诉率达100%。桥东法庭受理案件1213件，调解撤诉率占80%，无一例因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和上访事件发生。
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提高了诉讼效益。诉讼调解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缩短了办案周期，大大降低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了法院压力。
法院加强调解工作，当事人诉权得到较好维护。调解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达到双赢结果。
法院加强调解工作，缓解了执行难。诉讼调解以双方自愿为基础，当事人实际履行的主动性、自觉性较高，避免了执行的困难和压力。从全院调解结案的情况看，因调解结案无需进入执行程序的占25%，调解当庭兑现的占15%，如期履行的占30%，当事人申请、法院依法采取教育、敦促等措施，促使债务人履行协议的只占30%，效果明显。
存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目前，迎泽区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审判人员短缺一直是长期困扰该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问题。该院的民事法官平均每1.5天就要办结1件案件，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施行后，案件进一步增多，今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新规，太原市基层法院案件管辖标的由200万元提升到800万元，审判任务将更加繁重。派出法庭的审判力量尤为缺乏，全院3个派出法庭中，有1个不能组成合议庭。而调解往往比判决耗时费力，但判决案件易上访申诉，法官调判案件面临两难选择。
案多人少，办案经费难以保障。法院三个派出法庭都是租赁场地办公，每年要缴纳十余万元的房租，资金比较紧张，有时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他们不得不从办公经费中压缩开支来支付建设费用。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实行后，调解结案的诉讼费减半收取，诉讼费大幅度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法院调解案件的积极性。以2007年为例，按新的诉讼费标准计收，该院诉讼费收入减少68.31%。
今后有什么工作计划？
调查结束时，记者又就该院今后调解工作的方向，先后采访了院长李克宁和研究室主任王刚，他们谈了一下几点打算和建议：
一是继续探索进行调解的有利举措，最大限度的提高审判效率，使诉讼调解能够达到及时解决纠纷，化解审判法官的工作压力，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佳效果。
篇7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法学进行恢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期间研究的成果和进行实质性的进行当中，虽然在法学发展工程中和其他学科之间有些很大的差距，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法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对于在民事诉讼法学上的发展更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对民事诉讼法学中存在是贫困化进行重视，这就要将贫困化从民事诉讼法学的根本上进行解决，这是我们不能将其进行忽略的问题，必须对民事诉讼法学上的贫困化进行有效的改善措施。
二、民事诉讼法学和现实中的实践相背离
民事诉讼如果要从实际方向进行考虑的话，民事诉讼实际要和民事诉讼之间的理论相比是比较单独的，要根据具体实际进行操作的，这就与理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出现原因就是理论与实际现象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还有就是没有很好的进行指导的作用，之外司法工作人员是在理论条件下对实际工作进行操作的，这是非常不具备的操作方法。其次是随意性的民事诉讼，这就不能将相关的理论进行解释上的清晰，不能做到及时化。还有一些司法人员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理论解释，这就让理论研究存在的实用性渐渐失去了。很明显，民事是实研究如果与现实实践向背离，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的。从研究的目的上来看，实用性的缺乏会让研究的所有价值进行丢失，有再多的知识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研究中不能进行实践，从而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都不能进行执行，这就是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出现的原因［1］。
三、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研究方法的缺点
(一)传统研究问题的自我思考
从法律研究方向进展和成长中的新理论角度进行出发，新的理论和新的成果形成的重要方面就是新的方法。研究的方法被誉为目的实现的工具和途径，所以研究出的成果具备的价值性和真实性是研究方法的重要效果。在我国现阶段中的民事诉讼研究问题上，其研究方法还是比较的传统化，单一的角度对民事诉讼进行研究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和研究的方向，所以所谓的民事诉讼根本做不到真正的“民”，还会与现实生活进行远离。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法学的人员经常对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和应用，我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而国外大多是资产阶级，这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很显然，我国民事诉讼的实质不适合于这样研究成果［2］。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就进行着大量的法律制定工作，在所以的法学学科当中，其首先任务就是将法律研究的定义与法学存在的定义进行解释，但是这种法学上的解释一般只会停留在对其语言进行片面的分析，没有达到真正程度上的深入了解，也不能将制度和制度之间的解释进行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得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量理论不能将实际上的进行解释，在以后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就会受到现在的影响的限制，所以研究出来的新成果还是停留在原来法学的解释之上［3］。
(二)民事诉讼法学缺乏多样性的研究方法
民事诉讼法学缺乏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相对比较的单一，虽然民事诉讼法学上的现象已经进行了发现和改善，但其研究的成果或者知识只是适应在政治上的满足，这就要与进行法学研究的人员进行直接上的联系，其相关人员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存在着很多缺陷，研究问题相对不成熟，还将以前的研究方法适应在现阶段法学的研究上，这就很难满足现在的发展需求，与实际生活向背离。民事诉讼法学的本质就是将民生的问题进行解决，当前法学发展上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就是民事诉讼法学缺乏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然而今天这种观念逐渐从相关人员的意识中缺乏，导致民事诉讼法学相关人员不能将民事中的全方面进行研究，虽然其还会进行阶段性的学习，但还是不能将理论上的概念进行充分的结合，最终就会让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达不到理想化的状态［4］。
(三)民事诉讼研究问题的失范
1．将研究的方法进行失范比较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失范一般表现为对研究的制度不进行看重，还有就是理论所进行适用的情况进行忽略，无论是制度上的产生还是过程中的使用都是需要进行其特有的自身环境，自身环境还要有自身的特定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对理论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同于以往工作中的调解上的看重，而是将法学的最终判决进行看重，在一般情况中，如果可以进行调解工作的就会进行调解方式，不能进行调解工作的就会采用判决的方法，一定要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判决，而在西方国家中采用的方法和我国的恰巧相反，这就让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相关研究人员任务更多，西方的法学就是现在世界上的主流研究方式，这就导致了我国在判决方面上的减弱，也让法律成为表面化的内容方式［5］。2．民事诉讼法学历史上出现的失范民事诉讼法学历史上出现失范的例子，就是发生在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上把语境进行了错误的读法，从而导致其历史失范的起源。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对我国检察监督制度进行论述上是以前苏联为理论依据起源的［6］。说到前苏联，这就离不开列宁的重要贡献。所以要对法学进行统一上的维护时，就要对专有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设立，从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四、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研究主体将自主性进行丢失
在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研究的主体进行丢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对研究主体进行错位，并将其自主性进行丢失，让研究失去原有的方向，而不是进行科学的研究，在事实上与研究相背离，在研究的法学存在着利益和权力不能分别的现象。还有就是出现了大众的关注，这就让法学在研究时失去自主性，与民事诉讼法学最初的本质越来越远，也会导致理论依据与现实生活失去联系的现象［7］。一般比较典型的自主性丢失会表现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员在进行调解和判决问题上犹豫不决。民事诉讼法学是将传统民事上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其相对存在着随事物本身相变化的现象［8］。但在21世纪的今天，民事诉讼的调解演变成强势的一种调解方式，虽然有一部分人进行反对，但是在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潮流中，让那些理性的人变得不理性了，所有产生的学说都会进行逻辑上的不重视，相关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也会失去原有的存在，从而理论上将民事诉讼法学进行了边缘化的方向发展，就会导致民事诉讼法学上贫困化的出现。
五、民事诉讼法学程序与现实中的实体背离
在民事诉讼法学当中，一个案件的发生往往离不开当事人，也就是主体，而案件的程序是进行分析和解决，而在程序上就是对其价值定义上就是主体第一，程序是其之后的一位，从整体来看，程序对主体的影响是所有大众都能接受的现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民事诉讼上来说，其进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是从现实角度进行出发的，但从具体研究上来说，主体和程序是进行分开的［9］。法学研究上的主体和程序两者应该进行各自的发展研究，但是其本质又不能丢失，又要进行两者之间的联系，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既让主体和程序进行各自发展，又要在一定程度对两者进行联系，不能将两者进行分离，这就会导致民事诉讼法学上在实体法律和现实生活相分离，就会让民事诉讼法学事业的社会效应从而消失［10］。这就要将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人员进行实体性的研究，不能背离民事诉讼法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前进方向，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员最大努力进行两者上的联系。
篇8
一、《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司法保护请求权
在司法保护请求权方面，《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规定当事人拒绝调解的，不进行先行调解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鼓励当事人使用ADR解决纠纷，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法院强行要求当事人先行调解，不调不立，久调不立案的现象，损害了当事人的司法保护请求权。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一立法规定在先行调解中增加了“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法院在决定适用调解要以当事人不反对、不拒绝为前提。只要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先行调解的努力就告失败，法院在此情况下就应当根据第123条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纠纷，在7日内立案，以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司法保护请求权。
（二）拓展了公益诉讼的当事人资格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其中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群体纠纷更是屡见不鲜，大规模的消费侵权纠纷、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层出不穷。从诉权行使的角度来看，由各个利害关系人自己单独行使诉权往往比较困难或者不可能。因此，从保障诉权的角度看，有必要针对群体纠纷，设置科学的诉讼机制，以保障当事人司法保护请求权的实现。本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同时，新法确定了两类主体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即“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三）增设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纠纷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如果审理小额纠纷的诉讼程序比较复杂，无疑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纠纷当事人被迫放弃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维护。为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在简易程序中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新法将小额程序规定在简易程序中予以特别规定，程序的设置与案件的性质、类型、争议的金额、争议事项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案件得到妥当的处理。
二、《民事诉讼法》修改与公正程序请求权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不仅着力保障当事人诉诸司法保护请求权，还着力保障当事人的公正程序请求权。在公正程序请求权保障方面，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
为保护被生效裁判损害的案外第三人利益，有必要完善民事诉讼法上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诉讼制度。为此，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在第56条上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确立，为第三人提供了事后的程序保障，从而使他的公正程序请求权得以实现。
（二）完善了检察监督制度
加强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公正程序请求权，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首先扩大监督范围，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活动、调解书和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的法律监督。其次，增加监督方式，规定了两种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诉讼违法监督检察建议。最后，第210条强化监督手段，增加了调查核实权。
（三）增设行为保全制度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款增设行为保全制度，这一修改，丰富了民事诉讼中法院提供临时救济的手段和方式，对于法院判决内容的实现和法院提供最终救济的充分性，都会有积极的影响，最终有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得以实现。
三、结语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为了实现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和得到公正司法的愿望，运用了科学的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充分保障了当事人司法请求权和公正程序请求权。虽然尚有许多待完善之处，但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加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更好的解决了社会矛盾，化解纠纷，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社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和谐与文明。
参考文献：
[1]刘敏.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5-35.
篇9
（一）增设“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必要性
（1）目前纠纷量激增，法院审判日益不堪重负。需要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大量的纠纷分流到社会救济领域，发挥社会调解机构的作用。这样无疑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法院的案件数量，有利于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
（2）规定调解前置，不会剥夺或者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当事人申请社会调解，调解不成，可以向法院，法院的诉讼大门始终是向当事人敞开的。规定调解前置，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成本，实际上是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的纠纷解决渠道，有利于他们提前解决纠纷；即使纠纷未能调解解决，也为他们更好地进行诉讼提供了准备，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纠纷的速度也因此可以加快。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成本不是提高了，而是极大地下降了。
（3）有利于促使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调解组织的发育壮大，有利于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和发达。
（二）“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正面和反面两个角度加以规定。“强制前置调解程序”可以考虑适用于以下三类案件：
（1）凡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另有规定外，均可以适用“强制前置调解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的规定，以下的案件可以直接转化为调解前置的案件，包括：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2）根据司法政策，应当首先发挥有关部门纠纷解决作用的案件，除另有规定外，可以适用“强制前置调解程序”。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5条的规定，可考虑将涉及群体利益的案件，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和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大的案件纳入“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3）专门性、技术性较强的纠纷，除另有规定外，可以适用“强制前置调解程序”。这些专门性、技术性较强的纠纷，往往是行政机关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具有解决上的优势。如医疗纠纷、建筑纠纷、环境污染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纠纷、物业纠纷、土地承包纠纷等。除上述纠纷应当考虑适用“强制前置调解程序”外，建议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同时规定，下列纠纷是不能进行调解的，因而“强制前置调解程序”不适用于这些案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这类案件主要包括：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产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三）“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立法安排
建议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一审普通程序”第1节“和受理”前增加一节规定“强制前置调解程序”。在本节中，具体规定以下内容：（1）规定适用“强制前置调解程序”的案件范围。（2）规定调解前置的机构，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仲裁机构、行业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以及具有调解职能的其他组织。对于上述机构，当事人可以根据其纠纷的性质依法选择。如果当事人认为没有可供选择的调解组织的，则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实行指引调解；受指引的调解组织，不得拒绝接受调解。（3）通过强制前置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司法审查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此外，笔者还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凡立法中规定的“既可向有关机构或组织申请调解解决，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条款，均相应改为“应首先向有关机构或组织申请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向人民法院提讼”。
二、关于小额诉讼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规定了两种一审程序。一种是第12章规定的“第一审普通程序”，另一种是第13章规定的“简易程序”。“简易程序”仅有5个条文，规定其程序在某些环节比普通程序有所省略或简化。问题在于：除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外，是否还有必要另设一个比简易程序更加简化的程序，即小额诉讼程序。笔者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设小额诉讼程序。其理由有二：
第一，小额纠纷案件呈现出数量大、速度快的增长态势。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民工讨薪、小额的民间借贷、标的额不大的金融借款纠纷、交通肇事纠纷以及损害不大的财产侵权纠纷等小额案件。这些案件数量大，标的额小，冲突一般并不尖锐，事实通常较为清楚，所涉法律关系相对简单，当事人希望低成本迅速解决纠纷，给一个说法。如果处理纠纷的程序过于复杂，他们就可能放弃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想法；有时处理不当，这些纠纷还可能激化、演变，影响社会和谐安定。
第二，现行诉讼程序难以应对小额纠纷案件快速、廉价处理的需要。普通程序对于小额纠纷案件自然不相适应；简易程序也仅仅是相对普通程序较为简便，但对于小额纠纷案件依然显得复杂不便，而又不可能将简易程序完全改为小额诉讼程序，因为简易程序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而有必要增设小额诉讼程序，使之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一起，构成鼎足而立的三大程序，使各种类的民商事案件都能有与之相应的诉讼程序可资适用。这里所体现的乃是程序相适应的原理和费用相当性原理。［5］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建议将其名称确定为“小额速裁诉讼程序”；在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3章“简易程序”后，增加一章规定“关于小额速裁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2）规定小额速裁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将其范围确定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借贷、买卖、租赁和借用纠纷；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数额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责任明确、损失金额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拖欠水、电、暖、气、物业费纠纷案件；等等。①（3）规定小额纠纷案件的标的额标准。建议小额纠纷案件的标的额由立法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加以确定，但最高额不得超过2万元。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小额纠纷案件标的额的具体标准，确定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和备案。（4）如果纠纷案件所涉标的额高于上述小额标准的，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该程序的，也适用该程序处理。正因如此，所以在小额程序的基础上加上速裁程序，构成了一种混合型简易程序。（5）小额速裁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如有不服，可以申请再审。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是国际惯例，以此区别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6）允许对小额速裁案件实行简易公告送达制度。具体指在无法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实施送达时，将需要送达的文书张贴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工作场所等，并拍照留证，逾期即视为送达，一般不超过七天。（7）凡按照小额速裁程序处理的，免收诉讼费用。但申请再审需要征收诉讼费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于小额诉讼程序或小额速裁程序的规定，不能仅仅就规定一个条文，而应当对能够反映小额速裁程序特征的程序规则均加以规定，因而建议专设一节予以规范。
三、关于公益诉讼
目前，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福利保障、公共设施保护、国有资产流失等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增多，有关公益诉讼的个案也有所出现。然而由于有关公益诉讼的立法尚不健全，尤其是关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均无明文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得不到妥善化解，执法的不统一性也很突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要不要规定公益诉讼？笔者通过调研表明，对公益诉讼除少数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可以暂缓考虑外，多数意见认为应当尽早加以规定。笔者同意多数意见，建议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规定公益诉讼。
（一）关于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
笔者认为，对于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既不可确定过宽，也不可失之过窄，而应当从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加以确定。建议民事诉讼法修改将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赋予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三类主体。理由如下：（1）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其天职。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不仅具有法律地位的保障，而且相较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它更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同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也不用担心滥用诉权或者造成诉讼地位失衡等问题。（2）社会团体应当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相对于往往处在强势地位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专业技术优势的被告而言，公益纠纷中的普通受害者无论在的专业知识还是在物质保障上通常都处在弱势地位，难以与被告进行诉讼抗衡。相较而言，社会团体在我国也处在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其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与日俱增。社会团体在其性质和职能范围内，应有权提起公益诉讼。（3）公民个人也应被赋予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赋予公民以公益诉权可以有效地补充公共执法所存在的不足，并且对公共执法状况进行监督。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进行，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公民个人已不再是袖手旁观，而是自觉地采取诉讼行动，投身于捍卫公益的过程之中。对此，立法应当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当然，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时，有可能会造成对公益诉权的滥用。对此，立法应当对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加以适当调控，并设置相应的前置程序，对于滥用公益诉权的行为，也应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在上述提起公益诉讼的三主体中，应当有一个先后顺序。笔者认为，社会团体应当作为第一顺序的主体。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则公民个人可以作为第二顺序的主体提起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可以采用支持或者督促的方法给予保障。如果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因种种原因而未提出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最后保障力量。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责是神圣不可推卸的。至于行政机关，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不宜赋予其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或主体资格。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机关提讼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司法行为，而这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属性相违背。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果认为有必要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加以解决，则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提起相应的公益诉讼。在立法中尚应明确，不同的原告所能够提出的公益诉讼范围是不同的：检察机关可提起的公益诉讼的范围最为广泛，凡是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能够提起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均可提出；而社会团体所能够提起的公益诉讼，在范围上应予以限制，原则上应限定于与该社会团体或组织职能范围相关联；立法无法对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范围加以限制。
（二）合理确定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公益”的含义和范围，立法上并未加以界定。调研组认为，在公益诉讼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公益诉讼范围的界定应当采取相对明确和严格的方法。立法上采用列举主义的方法较好。主要可考虑包括：侵害国家利益的案件；环境污染的案件；侵害自然资源的案件；损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涉及众多当事人的民事案件；涉及经济领域中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其他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公益诉讼案件。（三）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体例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案件，其程序规则有诸多特别之处。因而其在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绝非仅仅原告资格的宽松化或授权的问题，而是需要由若干特殊的程序规则和制度加以相对系统的构建。基于此，笔者建议，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增设一章专门规定公益诉讼，其名称可定为“关于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定”。由于公益诉讼的特别之处主要涉及审判程序部分，因而可考虑将其放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编“审判程序”中加以规定，具体可安排在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之后，也就是放在本编的最后一章。
（四）关于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定
公益诉讼从原则到制度、程序均有其特别之处，主要有：（1）处分原则受到限制。例如，原告的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撤诉、与被告方的和解、接受调解等权利，均应受到一定限制，人民法院对此应依职权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进行审查核实，若有与公益诉讼性质不相符合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国家干预原则进行干预。（2）提出上诉以及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适当放宽。如果一审判决原告败诉，而原告应予上诉不上诉，检察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不服一审裁判的，有权提出上诉；在二审裁判后，上述主体如认为有必要，也可以申请再审。（3）公益诉讼所适用的程序。公益诉讼无论其标的额有多大，均不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而应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4）财产保全制度。原告如果不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而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应依职权进行财产保全；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无须提供担保。（5）诉讼费用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果胜诉，被告人承担诉讼费用；如果败诉，检察机关不承担诉讼费用，其诉讼费用应从国库中支出。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不采用预交诉讼费用的制度。若其败诉，所承担的诉讼费用应当有所降低。（6）诉讼激励制度。公益诉讼应当有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民事诉讼法可以就公益诉讼的物质激励制度作出相应安排，但这种激励主要是针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而言的；对于检察机关，由于提起公益诉讼是其职责所在，因而就没有所谓的激励问题。（7）调解制度。在公益诉讼中，除非从中可以剥离出私益性质的内容，是不能适用调解制度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社会公共利益，均不得通过调解制度的适用而受到损害或者打上折扣。代表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均无权处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调解制度无法适用。（8）直接交付执行制度。公益诉讼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无须当事人申请执行，原审判组织应当将案件直接移送给执行部门进行执行。
四、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而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十分简陋，仅12个条文，而且均属概括性的规范，可操作性较差，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问题也作出了较多的司法解释，比如2002年7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就是关于证据的集中性解释。然而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较低，尤其是其中有些重要的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造成运用的混乱和争议；目前备受争议的“彭宇案”之所以形成，也与我国司法证据规则相对缺失有关。鉴于此，笔者认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加大对证据制度的修改力度。
（1）关于举证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此一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对司法实务的指导意义不强。因而建议在保留该款的基础上增加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创设权利的事实，由主张权利的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阻碍权利发生或者消灭权利的事实，由相对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此外，再增加一款规定：“按照上述原则分配举证责任显失公平的，由审理案件的法官根据诚信原则、举证难易以及弱者保护等因素，裁量分配举证责任。当事人对此不服，可以提出上诉。”
（2）适当扩大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1991年4月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对于法院职权调查取证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的法院全面调查取证原则改变为有限的调查取证原则，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要地加在当事人的身上。然而司法实践表明，全面弱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能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普遍较弱，律师制度尚不能普及，有关机关和团体、个人配合当事人及其律师取证的意识不强，当事人诉讼中普遍存在“取证难”的现象。为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通过立法强化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取证权能，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扩大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建议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与此同时，还要强化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法院调查取证的配合协助义务，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65条和第103条，加大对拒绝协助调查取证行为的制裁力度。
（3）增加规定“调查令”制度。诉讼中当事人有律师的，如果其认为取证有困难，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就下发该调查令。律师持该调查令调查取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和配合。经过上海法院等地方的试行，实践证明调查令制度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对于缓和法院调查取证的压力和重荷也有助力，因而建议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吸纳此一制度。
（4）增设举证时限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采用证据随时提出的原则，当事人举证在诉讼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均可进行，而没有时间阶段的限制，这样在实践中就导致举证突袭、迟延举证，致使法院的生效裁判随时都有被新提供的证据的可能性。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实践表明，在民事诉讼法中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吸纳到民事诉讼法中是有必要的。只是对于迟延举证的排除标准需要稍加调整。为此，建议作出两款规定。第一款：当事人应当在法定时限或法院指定的时限内进行举证。第二款：如果当事人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而未在时限内提供证据的，则除非得到相对方当事人的同意，相应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5）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强化对证人的法律保护。实践表明，目前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相当低，仅占5%左右。这对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极为不利，也因此导致大量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从两个方面完善证人制度：一方面，强化当事人出庭作证的公法义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应当加强法律制裁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证人的法律保护，包括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费用补偿等方面的诉讼权利保障。
（6）增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界普遍认为，证据应当具有合法性，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实践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是恰当的，是符合实际需要的，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吸纳完善。笔者建议用三款来规定该项规则。第一款：凡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所取得的证据，人民法院不应采纳。第二款：人民法院对于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应结合收集证据的违法程度、利益衡量、证据重要性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第三款：对于违法程度较轻，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排除证据的，可以采纳该证据，但应当根据情况，对违法取证的当事人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
（7）增加“电子证据”的证明形式。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等7种证据形式。对于此一规定，实践表明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电子证据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加以规定，因为其他任何证据形式，包括视听资料在内，都不能取代和涵盖电子证据。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率非常高，立法应当加以规定。二是证据形式的立法模式不应当采用封闭式方法，而应当采用开放式方法，因而笔者建议对63条的修改除规定“电子证据”外，最后尚应规定一个兜底条款，表述为“其他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五、其他重要诉讼制度的修改
（一）关于审限制度
规定审限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创举，在世界上受到良好评价；实践也表明，有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及时裁决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该项制度应予保持。目前关于审限制度的规定，主要在《民事诉讼法》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也对审限制度作出了细化规定，强化了它的可操作性。但实践表明，审限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加以解决和完善。主要表现在：其一，有的程序的审限显得较短；其二，审限的延长不甚规范，导致具体案件中的审限长短不一；其三，法院延长审限时，当事人缺乏话语权，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改进意见：将《民事诉讼法》第135条所规定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的审限，从6个月调整为1年；将《民事诉讼法》第159条所规定的第二审程序的审限，从3个月调整为6个月；将《民事诉讼法》第181条所规定的再审审查期限，从3个月调整为6个月；将以自然日为计算期限的单位标准改为以工作日为计算期限的单位标准。因为目前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较多，以自然日计算期限，无形中减少了审限的法定长度，而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目前均以工作日为计算单位。相较而言，以工作日计算审限较为科学合理。明确规定公告、鉴定、管辖权异议、诉讼中止、调卷、回避决定等不计入审限。这些内容有的在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有所体现，实践证明确有必要，因而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吸收采纳。规定延长审限的法定事由。目前审限延长比较随意，导致该项制度的约束力不强，有时有形同虚设之嫌。因而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加强对审限延长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规定法定事由就是其中一个措施。法定事由可考虑为：涉诉当事人人数较多的；案件争议较大，并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需要做复杂的调解工作的；重大的涉外案件；等等。完善延长审限的程序。存在上述法定事由需要延长审限的，应当由审理案件的审判组织，在审限届满前至少15日，向本级法院院长或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审限延长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该申请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法院通知之日起3日内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结合当事人提出的书面意见，在审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准许延长审限的决定。
（二）关于级别管辖制度
笔者建议改变级别管辖制度，改变目前四级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模式，规定：（1）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受理。（2）高级法院仅受理极少数的民事案件。（3）最高人民法院不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这样就可以真正形成初审法院和上诉审法院以及终审法院，有利于实行各级法院的功能分工，使高级人民法院从民事案件初审的基础事务中摆脱出来，重点审理二审案件和再审案件，同时使最高人民法院有更多精力对地方各级法院进行审判指导。
（三）关于送达问题
送达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参与权。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增多，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送达制度出现了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现象，因而产生了“送达难”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修改建议：（1）适当增加法定签收人的范围。对自然人的送达，应扩大现行法律规定的法定签收人，包括受送达人本人、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受送达人不同住的成年近亲属等。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送达，除由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外，增加由办公地点的其他工作人员签收。（2）完善留置送达制度。规定在留置送达时，只要有两个以上审判人员、书记员在场，就可以实施留置送达。并且规定，实施留置送达，不仅可以在受送达人的居住场所进行，同时在任何送达地点遇见受送达人而其无理拒绝接收时，就可以实施留置送达。（3）增加简易送达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事项分为一般事项和重要事项，重要事项的送达按照通常的送达方式进行，一般事项的送达则可以实行简易送达方式，如电话、电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4）对于小额速裁案件，可以采用“简易公告送达”。对符合简易公告的案件在现场张贴开庭通知或裁判文书送达通知，并拍照留证，逾期即视为送达，一般不超过7天。
（四）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篇10
（一）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界定
所谓民事程序选择权，是指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在诉讼过程中选择有关程序及与程序有关事项的权利2 。它属于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上文中所说的选择书面审理与言词审理的权利就是一种民事程序选择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权利都有选择的可能性（行使或不行使），民事诉讼权利也不例外。但是，本文讨论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是一种实在的权利。换言之，民事程序选择权必须以存在两种以上的、功能相当的程序机制为前提。如选择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选择案件证据的鉴定人等等。这与民法中的某些选择权（如债务人或债权人对债之标的选择权）类似。
（二）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理论基础
民事程序选择权直接导源于民事程序主体性原则。“依上述国民之法主体性、程序主体性原则及程序主体权等原则，纷争程序当事人即程序主体，亦应为参与形式、发现及适用‘法’之主体。”3 近代以降，民事程序主体性原则已基本成为多国公认的一项宪法和诉讼法原则。由此，可以认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必然有意思自由，必然有处分自己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权利，民事程序选择权作为一项程序权利，是立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对当事人进行程序关怀的体现。它强调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主观积极性，鼓励当事人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程序，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程序主体性，当事人有权使用简便、快捷的程序或避免使用无实益之程序的权利。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程序利益被侵犯，也势必危及到当事人受宪法所保障的、系争标的以外的自由权及财产权。虽然，当事人选择的某些程序可能对保障其程序权利不利（如选择简易程序），但民事选择权的精髓在于让当事人自己在发现案件真实与促进程序二者之间权衡4 ，由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作决定，因此产生的后果自然也由他承担。确立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意义在于：
其一，有助于增进民事判决的“合法性”（ligitmacy），提高公众对民事诉讼的信服度和接纳度。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许多案件往往会作出“非白即黑”的判决，也就是说，无论法官如何裁判（即使依据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承担一定的责任），当事人也会觉得判决定下了纠纷的输赢，输了官司的当事人常常会抱怨法院判决不公，以致产生抵触情绪。这是司法实践中产生“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法官裁判要做到绝对的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程序只是“不完善的程序”。即虽然在程序之外存在一个终极的正义标准，但要完全实现这一标准是不可能的5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案件事实的不可逆性和法官“有界理性”的矛盾。理想主义者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的自然事实，因而具有绝对认识能力的法官能完美地发现案件真实，作出令人信服的正确裁判。这种乐观的想法现在逐渐被否认。依照现象学的理论，案件事实是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凭借对各方的交互作用来确定的。“法律”和“事实”融为一体，难以区分6 。实质上，司法中的事实绝不可能是自然事实，而是经过法官精心建构、遴选的，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确定那些事实和证据与案件有关，法院可采信那些证据，都难以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可能有所添附、遗漏。因此，法官要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决是很困难的。即使法院能做出绝对正确的判决，处于利害关系中的当事人也可能觉得判决不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判决的合法性成了一个问题。对此，我们认为，确立民事程序选择权是增进判决合法性的有效策略之一。因为，民事程序选择权是程序正义中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能使当事人接受判决的结果，而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理由，而是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7
其二，增进民事诉讼的效率，提升民事诉讼机制的社会适应性。民事程序选择权的设立为当事人提供了诸多便利，大幅度地降低了诉讼成本，当事人诉讼的积极性亦因此而增加，不致于因诉讼的机会大大降低，处于弱势的一方也不致于因高昂的诉讼费用而望“讼”兴叹，诉讼更有感召力。相应地，法院能将司法开支降到最低程度，不会因诉讼标的与官司开支的悬殊过大而为难。又如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若允许当事人选择不公开审理方式，就免除了当事人深怕案件在公开审理泄漏商业秘密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确立有助于增强民事诉讼机制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
二、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例
归纳起来，各国规定的民事程序选择权有如下几种：
（一）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
各国民事程序法一般都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讼时，法院才能受理。在发生民事纠纷时，当事人可选择诉讼、仲裁、民间调解等方式解决其纠纷。
（二）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
在诉讼法理论上，这种管辖又称为合意管辖。从各国的规定看，这类案件主要是债权债务案件，尤其是合同案件。法国民事诉讼法更进一步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本来无管辖权的法院管辖8 。
（三）选择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这种权利。该法第427条在规定了简易程序的标的后，以“但书”形式规定：“不合于前二项规定之诉讼，得以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即依法规定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亦得以合意选择知用简易程序。此外，该法第432条、第435条也有类似规定。
（四）选择第一审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权利
这一权利仅存于上诉审程序中。其条件是，行使这种选择权的目的必须是为避免上诉审因程序瑕疵而将案件发回一审，致当事人遭受程序不利益。各国民事诉讼法一般都规定，如第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的，第二审法院得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五）选择结案方式的权利
这是各国普遍规定的一种民事程序选择权。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选择以判决、调解、和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权利。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395条的规定，德国1990年《民事诉讼法》第1044条增设的在律师面前和解的权利等等。
（六）选择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的权利
在这类选择权中，最为典型的是在某些债务案件中，债权人有权选择督促程序或普遍诉讼程序来实现其债权。各国民事诉讼法基本上均设置了督促程序。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31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0条。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律”还规定，对共同海损案件亦得选择诉讼程序或非诉讼程序9 。
（七）选择言词审理与书面审理的权利
为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德国民事诉讼对传统的言词审理诉讼形式作了改革10 。修改后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2款规定，对某些案件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言词审理，法院亦得依职权采用书面审理方式。
（八）其他民事程序选择权
这一类民事程序多见于商法中。如各国普遍规定，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有选择和解与破产清算的权利。又如在票据丧失后，虽然英美法国家多规定适用诉讼程序，大陆法国家多以公示催告程序予以补救，但同时又规定了请求挂失止付方法11 。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规定了对某些特定案件（如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有选择公开审理或不公开审理的权利。
四、我国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及其完善
（一）我国关于民事程序选择权的立法
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我国确立的民事程序选择权主要有：
1．纠纷方式选择权。依《仲裁法》第2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7条、《民事诉讼法》第3条、第108条之规定，在民事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选择仲裁、调解或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2．特定类型案件中，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选择的条件同前文所述。
3．选择以调解、撤诉或判决结案的权利。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91条、第131条之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以调解、撤诉或由法院判决结案的权利。
4．选择督促程序与普遍诉讼程序的权利。依《民事诉讼法》第189条之规定，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符合一定条件的，可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当然，债权人也可不经督促程序而径向人民法院提讼。
5．选择破产和解与进行破产清偿的权利，依《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破产法第17条之规定，破产债权人有选择和解整顿或进行破产清偿的权利。
6．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中，依《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当事人有选择公开审理和不公开审理的权利。
（二）我国民事程序选择权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的现状出发，笔者认为，应完善以下几种民事程序选择权：
1．增设选择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权利
依民事诉讼法。第142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的规定，我国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比较狭窄。这与我国民事、经济案件受案数量激增的现实不协调12 ，这样势必会增大法院的工作量，耗费司法资源。因而，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必要的。目前往往强简易程序的适用限于当事人对案件“争议不大”者，但这如何判断呢？从民事诉讼的流程看，当事人争议大不大，一般要在庭审中才能断定，仅依据双方的状、答辩状来判断，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况且，如果被告人没有提交答辩状，法院又该如何判断双方的争议到底大不大呢？又如前文所述的“一块一”的案件，从对案件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的报道看，本案根本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如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成本就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简易程序，问题就简单多了。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严格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其审结期间较短，法院在规定期限内难以审结某些复杂案件。但这并非是禁止当事人选择简易程序的理由。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早已不是新鲜事，由此可见，普通程序法定审理期间的实际作用有限。实际上，关键问题不在于程序的繁简难易，而在于程序的明确性、严格性以及法官的操作。
2．在简易程序中，应允许当事人选择言词审理与书面审理
设计简易程序的宗旨在于增进诉讼效率，方便当事人诉讼。如能允许当事人选择言词审理，诉讼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其实，在很多依法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当事人都没有必要到法院参加诉讼。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采用书面审理，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有极大的好处。
3．在特定案件中，增设选择第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对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立法的本意可能是对当事人进行充分的程序保障。但如将其绝对化，反而会不利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试想，一审判决可能要等几个月才能作出，再发回重审，又需要几个月，对重审判决，当事人有权上诉，如此一来，生效判决作出的时间就拖得更晚了。某些当事人或许还可趁机为转移财产等危害判决执行的行为。若允许当事人选择继续适用二审程序，既能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也能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4．增设选择律师面前和解与判决结案的权利
依我国民事诉讼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撤诉或判决结案的权利。对诉讼和解则未作具体规定。在立法上，似将其与调解等同。但和解与法院调解不同，它无需法院主持，且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也更能节约司法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各阶段，在律师面前进行和解。法院对这种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可就可以了，而无需再主持。和解协议的效力与调解书的效力应相同。
5．在某些案件中，增设当事人对鉴定人或陪审员的选择权
目前，法院受理的涉及高科技和某些复杂专业知识的案件越来越多。在这些案件中，囿于其专业，法官对案件事实或证据可能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更谈不上进行判断了。我们认为，让当事人选择鉴定人或选择专家作为陪审员是一种更好的方法。这样既能减少当事人对法院证据认定的争议，也能充分发挥陪审制度的作用。
6．增设公益案件中的选择权
这里我们使用的“公益案件”包括两类案件：一是与经济贫弱者有关的案件；二是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群体诉讼案件。对前一类案件，各国基本都规定了对弱者的特殊保护，如提供律师援助等，印度法律还规定，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可以写信给法院，法院据此可取得管辖权。在印度称之为“书信管辖权”。13 我国也可在这类诉讼中，给弱者在方式、审理方式等方面的选择权，以便利当事人诉讼。另外，近年来，我国的群体诉讼逐年增多，如群体消费权益的保护、环境保护案件等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群体诉讼的规定比较粗疏，不能很好地解决群体诉讼的具体问题。如果在群体诉讼中，能允许群体方选择具体的、类型化的程序，将更能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
7．完善以撤诉或判决结案的民事程序选择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在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1条规定，如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处理的，法院可以不准予撤诉。这一规定是不妥当的。其一，从逻辑上说，这里的法律应包括民事法律，而几乎所有的民事诉讼中，都有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违反法律的情况。如果依此解决的话，很难撤诉。其二，即使对这一规定作限制性解释，认为这里的法律仅限于除民事法律以外的其它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没有必要不允许当事人撤诉，而可以由法院交由其他机关处理。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更重要的是要贯彻民法的意思自治精神，而不是强调国家干预。尤其是在我国国家的干涉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的背景下。
8．进一步完善国家对民间调解的调控，完善人民调解的相关制度。目前，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调解机构设置不完善，解决纠纷的作用很小。完善我国民间调解制度可以借鉴前南斯拉夫的经验。依该国宪法的规定，案件可由自治法院受理。调解委员会属于自治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它所作出的协议与法院判决有同一效力14 。在我国，有人提出，对某些特定案件，如邻里一般纠纷、家庭纠纷等，也可赋予调解书一定的法律效力15 。这种观点似可赞同。我们虽没有必要改变调解委员会的民间性质量，将其纳入国家司法机制中，但是，为缓解司法工作的压力，完全可以赋予部分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与调解同属民间裁判性质的仲裁，其裁判却有法律效力，为何调解协议却没有呢？仲裁程序比人民调解程序更为严格，法院对仲裁的监控更为完善能否作为否认调解协议的理由呢？我们认为不能。原因是调解也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的处分。调解程序的繁简难易并不能构成否认调解协议效力的理由。
（三）民事程序选择权行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事程序选择权的顺利实现，需要多方面的保障，这是个涉及到民事诉讼机制如何完善与充分发挥其功用的大问题。本文不予详论。这里仅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法院可判定当事人的选择有效，可以按当事人选择的为相应的诉讼行为？
民事程序选择权以权利的主体为标准，可分为单方和双方的两类。前者如一方选择了诉讼作为纠纷的解决方式，基于诉讼管辖的强制性，法院即可启动诉讼程序。后者如仲裁管辖、协议管辖等。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民事程序选择权，均实行双方合意原则。但在公益案件中，应允许弱者一方单方选择。如在前文所述的“一块一”的官司中，应允许原告方单方选择书面审理。这种作法虽然可能不为相对方所接受，但却能为整个社会接受。因为这纯粹是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这是法治国家都可能会采取的做法。毕竟，要做到完全的程序平等（不是程序正义）是不太可能的。
注释
1、 黄秋云：《一块一惹出的话题》，《检察日报》1997年12月10日第1版。
2、 “程序选择权”这一概念可见中国台湾学者邱联恭先生的论文，但邱先生未对它直接下定义，参见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69页。
3、 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载《民事诉讼法研讨》（四）中国台湾第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79页。
4、 邱联恭：《程序选择权之法理》，载《民事诉讼法研讨》（四）中国台湾第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80页。
5、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2页。
6、 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潘大松、刘丽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吉尔兹也有类似观点。参见《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7页以下。
7、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8、 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9、 参见中国台湾“海商法”第161条，《非诉讼事件法》第99条。
10、 德国改革的具体情况对我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详见沈达明：《比 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0页。
11、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2页。
12、 如199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2382174件，比1993年上升为13.89%，共受理经济案件1043301件，比1993年上升为18.1%。到199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3083388件，共受理经济案件1500674件。90年代中期以后，法院受案逐年增长的趋势更是十分明显。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篇11
2、调解协议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3、调解书
(1) 制作调解书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
调解书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2) 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一) 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二) 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三) 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 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篇12
诉讼调解，也称为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一般认为，在国外并没有与我国法院调解相对应的概念和制度。从制度功能和构造看，与我国法院调解相近似的制度在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诉讼和解。国外学者在议论诉讼和解既判力时，多以诉讼和解性质为基础，从性质上推演诉讼和解的既判力。因此，讨论诉讼和解之性质就成为追寻其既判力正当性的必要铺垫。
关于诉讼和解之性质，存在着对立的四种学说{1}（p．106—107）：即私法行为说、[2]诉讼行为说、[3]两行为并存说、[4]两性说（两面）。[5]该四种学说争论的中心议题是“私法上的瑕疵如何与诉讼上的效果发生关联”，其潜在的价值判断是：诉讼和解是与判决一样注重纠纷解决的机能并承认其既判力，还是强调当事人在解决纠纷中的意思自治，当出现意思瑕疵时即承认和解无效或撤销。由于采私法行为说者不能充分说明私法上行为之和解何以会发生终结诉讼之诉讼法上的效果；诉讼行为说对诉讼和解若存有私法上瑕疵为何会导致其无效也不能解释；两行为并存说将经验上一个事实，解释为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并存，违反生活常识，也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愿；而两性说则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二元立场说明诉讼和解，不承认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之分离，主张某一行为存有瑕疵时应相互影响。因其基本符合诉讼规律，从而成为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并为判例所采。
在诉讼和解的性质与既判力的关联性上，虽多数学者极欲从诉讼和解性质演绎出既判力的有无，如持诉讼行为说者想以此作为肯定诉讼和解既判力的理由，持私法行为说者、两性说者及并存说者想以之作为否定或限制诉讼和解既判力的理由。但由于无论从上述何种性质学说出发，经过适当修正都能推导出相同结论，[6]且不同学者往往从同一性质学说出发却得出既判力不同的结论，[7]因此，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争论与对既判力本质的争论一样，变成了仅仅“旨在进行理论上说明”的技巧性的无谓之论争{2}（p．613—632）。基于此，笔者认为，对诉讼和解既判力问题之研究必须进行学理转向，即从对诉讼和解性质之抽象的无谓之争转移至“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之结果何种效力”这一具体问题之讨论。[8]
那么，究竟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之结果何种效力呢？如果换一个角度，这一问题可表述为是否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之结果以既判力？或表述为赋予诉讼和解既判力的正当性（根据）是什么？这是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无人探讨该问题。笔者以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必须立足于诉讼和解自身的制度构造之特点并参照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标准，[9]因为要否赋予诉讼和解既判力，首先取决于诉讼和解制度之构造是否需要既判力，其次还要考虑诉讼和解之结果是否适合赋予其既判力及赋予其何种程度的既判力（是否绝对）。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要回答诉讼和解制度之构造是否需要既判力之问题，就必须追溯诉讼和解的目的是什么。诉讼和解与诉讼、仲裁等一样都是一种解纷方式，社会纠纷或社会冲突的存在是和解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纠纷就没有和解，解决纠纷既是诉讼和解的功能也是其目的。可以认为诉讼和解的一般目的，也是直接目的就是解决纠纷。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必然要求诉讼和解之结果具有“制度性效力”，即具有既判力。[10]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既然民事诉讼法已然把诉讼和解（诉讼调解）规定为一种法定的、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解纷方式，那么，诉讼和解之结果一旦确定下来，无论客观对错，它都必须具有定纷止争、终结诉讼的功能。否则，即丧失了其存在意义。诉讼和解的这一价值和功能与判决一样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
就第二个方面言之，要回答诉讼和解制度是否适合赋予其结果以既判力，又必须深入到诉讼和解制度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之中进行考量。从诉讼和解的制度构造看，自愿是其存在的正当性之基石。法官介入和解，虽可对双方当事人展开工作，甚至可说服当事人在利益冲突面前作出让步，但其原则性界限是不能强制。法院判决的正当性来源于法律的权威，而诉讼和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和解的赞同；[11]法院判决获得正当性的逻辑是只要纠纷的处理经过了以辩论主义为基础的对抗过程并由依法设立的公正、中立和独立的法院作出了判决，就推定该判决是正确的、公正的、符合实体正义的；法院调解获得正当性的逻辑是只要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自愿进行的，并且和解结果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达成的，就推定和解结果是正当的、符合正义标准的。因此自愿是诉讼和解的本质属性{3}。可见，由判决观之，除制度性效力外，程序保障是判决既判力获得正当性的又一重要条件。以诉讼和解既判力而论，制度性效力虽然说明了其必需性，而保障双方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的自愿、自治，从而达成真正的“合意”则是其获得正当性的根本所在。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解决纠纷的目的性、必要性、一次性与保障当事者达成和解的“合意”共同构成了诉讼和解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情形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解决纠纷是目的，保障“合意”是条件，缺少其中一个都会削弱诉讼和解既判力的正当性。但在特殊情形下，二者也存在着紧张与冲突。有时为追求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想，可能会忽视或轻视对诉讼和解之“合意”的瑕疵之救济；反之，有时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合意”和解之理念，可能会动摇、甚至放弃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目的。由此而产生的永恒性课题是，应寻求在何平衡点上兼顾纠纷一次性解决与和解“合意”保障之价值。对此问题后文将作进一步讨论。
二、诉讼调解既判力学说述评
在国外，理论上一致认为诉讼和解有终结诉讼的效果和执行力，实务上也基本认可诉讼和解生效后与判决具有同样的效力。但对诉讼和解是否有既判力则有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共有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限制的肯定说。
1．肯定说。[12]在日本，坚持既判力肯定说的理由主要有四点{4}（p．169—171）：第一，和解为判决之代用；第二，历史沿革上已将和解提高到判决之地位；第三，和解系在法院面前且以审判机关为中介而形成，应禁止主张和解要素错误；第四，债务人对于以判决为执行名义之强制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其异议原因之事实须发生在既判力之基准时以后。以和解为执行名义时应准用此要求。该四点理由中，后三点理由均易于反驳，惟第一点理由较有说服力。第一点理由的精神是只有存在再审理由时才可对和解提起再审之诉。当事人不得主张实体法上的和解无效及撤销原因。
2．否定说。[13]持和解既判力否定说的理由有二{4}（p．171）：一是和解为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的方式，因而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核心，法院不过加以斡旋，且就和解的内容作形式上的审查而已，并未令当事人就和解是否存在有瑕疵提出充分的攻击防御方法后作出诉讼上的判断，故不能承认诉讼上和解有既判力以遮断当事人瑕疵之主张；二是若承认和解有既判力，将发生确定和解既判力客观范围之困难。因判决既判力限于判决主文，而和解没有主文。相对比而言，第一种理由更有说服力。因为和解固然并无主文与理由之区别，但有相当于主文之结论部分。和解系以关于诉讼标的之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纷争之解决为目标，如欲承认其有既判力，只需承认其结论部分有既判力即可。
3．限制肯定说。[14]该说以日本的菊井维大、中村宗雄等为代表。其精义是只要和解中不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及可撤销原因时，诉讼和解就具有既判力。反之，若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及可撤销原因，诉讼和解就不具有既判力。
就以上三种学说而论，肯定说强调的是，诉讼和解虽是一种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的机制，但因其是以法院为中介的，且毕竟是一种解纷机制，应与判决一样具有既判力。否定说力求说明的是，诉讼和解虽是一种解纷机制，但“自主”是最主要的，既判力不应当成为其制度构造的一部分。而限制的肯定说则试图深入到既判力概念的内部并将其分解为两部分，主张当和解内容适当有效时有既判力，而有瑕疵时则无既判力。这却违反了既判力的概念之本意，因为既判力的概念本来就是绝对的，将有效、无效之问题置之度外的。因此，此说实质上仍属于既判力否定说的范畴。透过三种学说论争的表象，其实质是隐藏于学说背后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之紧张与冲突。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究应重视诉讼和解之自主的解决纷争之点，抑或应重视法院的介入之点？其紧张与冲突的价值判断是纠纷解决（一次性）目标与当事者“合意”之对于诉讼和解，何者更为重要？从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看，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而实务上均否定诉讼和解的既判力。[15]
笔者认为，纠纷解决一次性与保障和解的自主性（合意）均是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抽象原理出发，只要是诉讼和解，二者就应当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诉讼和解是该制度的外部形式，那么，二者同时存在、有机结合、相互交织在一起就是其内部结构。因此，只有解决纠纷的目的而没有当事者的合意，或只有当事者合意的保障却不是为了解决纠纷的目的之“诉讼和解”都一样是莫名其妙的，是异质化的，也是实务必须避免的。但从现实需求言之，虽然诉讼和解始终都是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院享有的与审判权同位阶的职权，其本质特征和正当性基础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笔者仍然认为，应当肯定诉讼和解的既判力。因为诉讼和解制度设置和构造的宗旨是纠纷解决，而不是为合意而合意。不管法院在诉讼和解过程中介入的程度如何，它都对诉讼和解的结果进行了审查（尽管是形式审查），并最终以法院的名义认可了该和解结果。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的自主性与法院对诉讼和解结果的形式审查（非实质性审查）不应该成为否定和解既判力的理据，否则，诉讼中和解与实体法上和解的法律效力就没有任何区别。诉讼和解与判决各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及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机理，不能以判决的正当性基础和程序机理而否定诉讼和解的正当性及程序设置。同时，承认诉讼和解的既判力与当今世界各国提高诉讼效率、缩减诉讼成本的司法改革趋势是一致的，也有利于维护司法文书（诉讼和解协议或笔录）的权威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三、对我国诉讼调解既判力之认识
就我国的诉讼调解来说，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立法论上还是从司法论上，均应肯定其既判力。在立法论上肯定其既判力，其理由与上述笔者对诉讼和解既判力肯定说的论证是相同的，此不赘述。从司法论上看，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推知，诉讼调解与判决一样具有既判力。第一，民事诉讼法第9条将诉讼调解规定为民事诉讼法的原则，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由此联想《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着重调解”的规定，再追溯此前进行民事诉讼“以调解为主”的方针，完全可以说，即便是在目前情形下，诉讼调解作为一种解纷方式至少与判决具有同样的地位，甚至更高。第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90条的规定，调解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若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调解书或调解协议所确认之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可见，法院调解与判决具有同样的效力。第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0条的规定，当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只能与错误判决的救济方式一样申请再审，而不能于调解书具有实体法上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时，申请无效或撤销并按照原来的程序继续审理。
从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趋势看，尽管学界已开始讨论和重视诉讼调解的私人性质，但追求诉讼调解既判力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90条的规定，调解书生效的时间和条件有两种情况，一是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二是不需要制作调解书只记入笔录的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由此看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生效条件采取的是签收生效主义，只有个别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才适用签名生效主义{5}（p．139）。正因为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主要采取签收主义，民事诉讼法第91条还赋予了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解书送达前可以反悔的权利。但根据2003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16]和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17]实质上是采取签名主义并基本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
另外，就笔者掌握和了解的信息看，尚未发现法院调解仅仅因为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的瑕疵（有民法上无效或可撤销之原因）而被撤销并被继续审判的事例，甚至也没有因此而再审的事例。
也许正是基于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和实务的影响，在诉讼调解既判力问题上，学理上的主流观点一直是，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凡经诉讼调解达成协议的，一般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产生与生效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6}（p．201）。可见，在我国生效的法院调解书或生效调解协议与生效判决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不仅能够引起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而且还更为彻底、妥当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故诉讼调解具有既判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除了规定诉讼调解外，还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当事人和解，又被民事诉讼法第51条和第211条规定为当事人的自行和解。它与调解的区别是，自行和解已经暗含着“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和解，而“自行和解”则不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和解{7}（p．29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1条和第211条的规定，我国的当事人和解有两种：一是审判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二是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首先，从审判中当事人和解的法律效力看，立法并未作出明文规定。学理上的认识是，当事人自行和解形成后，“从程序上说，一般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终结诉讼程序；从实体上说，和解协议重新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要求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全面履行。但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重新起诉，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p．250）。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和解也可能被法院书记员记人笔录，并由人民法院以调解协议的方式送达双方当事人，从而获得调解结案的效力。但我国的当事人和解并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6}（p．207）。因此当事人和解既不具有直接终结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法院执行的根据。其次，从执行中当事人和解的法律效力看，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可见，执行中当事人的和解不具有撤销执行根据的法律效力，也不具有任何强制执行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赞同诉讼调解既判力肯定说，但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对诉讼调解之实体法上的瑕疵（出现实体法上无效或撤销原因）均不予救济。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对诉讼上和解出现无效或可撤销原因时一般都采声请指定期日续行诉讼的救济方法，[18]即由当事人提出取消和解的申请，法院收到后指定日期对和解的效力进行辩论和审查，经审查若和解无效或可撤销原因成立，则继续原来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反之，则以判决宣告驳回。采声请指定期日续行诉讼的救济方法，其实质是否定诉讼调解的既判力，允许当事人对“实体法上之无效或撤销原因”提出主张。笔者认为，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形，不应采续行诉讼的救济方法，而应在肯认调解既判力的前提下，将“实体法上的无效或撤销原因”之瑕疵作为再审事由，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救济。这样做的优势是既高度重视了诉讼调解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性要求，又充分保障了当事者自主合意之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同时也与我国现行诉讼调解制度只允许通过再审途径对调解瑕疵予以救济的构造具有亲和性。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与判决的情形相比，必须扩大再审事由的范围，变更既判力的含义（本来只针对主文）。因此，将来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是能否扩大再审事由的范围？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如何？变更既判力的概念之难点何在？有无可能性？除了该种思路外，既要实现诉讼调解之纠纷一次性解决目标，又要追求其对当事者合意之正当性基础的保障，还有没有更多、更理想的路径？
结语
调解协议生效后，调解之权利或法律关系即发生确定之效果。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之内容不得为相反之主张，人民法院也不得就同一协议内容为相异之判断。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均受调解内容拘束之状态，即为诉讼调解之既判力。
诉讼调解既判力之有无虽在形式上或机械推理上与诉讼调解的性质有一定联系，甚至被部分学者认为有必然之联系，但在实质性上却取决于人们对诉讼调解之一次性解纷目的与诉讼调解过程之合意保障正当性的理性考量。申言之，诉讼调解既判力之肯定说、否定说及限制的肯定说并非理论上之必然，而是特定情势下，立法者、司法运作者及学者对其政策选择之结果。因此，本文对肯定说的支持及提出扩大再审事由、变更既判力含义的主张并非恒定的，也不是对诉讼调解既判力问题研究的终结，而只能是肤浅的尝试和引玉之开端。
【注释】
[1]在西欧法律传统的诉讼法学说上。关于既判力的理论从来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既判力的学说一直被认为是诉讼法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这个领域存在着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就诉讼理论而言，既判力的特殊意义并不限于在其拥有的一般性效力上。尽管只是作为判决多种效力的一种，既判力却从根本上最为突出地体现了判决一旦确定即不允许轻易改变的性质。因此，既判力的概念及有关的制度设计正是理解判定终局性的关键。而且，从这点出发进一步探究的话还能够看到，司法的决定相对于行政等其他权威性决定的特殊性质、通过诉讼程序以及所达到的判决对纠纷的解决而建构法的秩序等重大的理论命题，都与既判力的观念紧密相关。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正因如此，日本学者认为，“如果说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私法行为说认为，诉讼法上和解不过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面前缔结的和解，它与当事人于民法上订立的和解契约并无根本不同，其本质仍属于纯私法行为。采此说者有德国学者Rosenberg、Kohler和日本学者河本喜与之等。
[3]诉讼行为说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是完全不同于民法上和解的纯诉讼行为。学者Paul、Baul、Baumbach、Forster—Kann、兼子一、雉本朗造、细野长良等采此说。
[4]并存说认为，诉讼和解在现象上虽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并存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相互独立地发生作用。学者Hellwig、野间繁、姚瑞光、黄亮、黄栋培、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曹伟修等采此说。
[5]两性说认为，诉讼和解在法律上是一个行为，但有两面性，即具有私法性质又具有诉讼法性质。两性说不同于并存说之处在于承认诉讼和解之行为中的私法方面与诉讼法方面的互通与交流。学者Weismann、Hegler、Ortmann、Goldschmidl、Lent—Jauernig、加藤正治、菊井维大、中村英郎、蔡章麟、骆永家等采此说。
[6]例如当“诉讼上和解行为存在着民法上的无效原因之时”，如果严格遵循并存说的观点，那么无效的部分就仅仅限定于和解行为中的私法上和解方面，而并不导致其中的诉讼上合意方面的无效。但是，在民法上行为之有效性成为诉讼终结合意条件的情形下，那么前者的无效也将导致后者的无效。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页。
[7]持诉讼行为说者，有肯定诉讼和解既判力者，也有否定诉讼和解既判力者。主张诉讼中和解存在既判力者，可参见兼子一：《民事诉讼法体系》，酒井书店，昭和29年，第306页以下；小山升：《民事诉讼法》（第五版），青林书院，平成元年，第441页以下；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学讲座双书）》（新版），弘文堂，平成5年，第160页以下。而否定诉讼上和解具有既判力者，可参见三月章：《民事诉讼法》（法律学全集），有斐阁，昭和34年，第446页。转引自（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注[6]。就并存说而言，有认为此说应解释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之有效为诉讼行为的和解之前提，和解之私法上的效力与诉讼法上的效力之间有依存关系，私法上之和解如无效或被撤销时，诉讼法上之和解亦应失去效力，即私法上的瑕疵直接影响到诉讼法上的效力。这实际上是对诉讼和解既判力的否定；反之，亦有认为两行为并存说应解释为包含于诉讼上的和解之私法上的和解与诉讼行为是各受私法与诉讼法之规律，两行为之效力各自独立，私法行为之瑕疵并不对诉讼行为发生影响。这实际上肯定了诉讼和解既判力的存在。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57—158页。
[8]在民事诉讼法学之发展上，传统学说将诉讼法上所出现之现象，当作“经验事实”加以考察，以“体系化之目的”进行抽象化之理论构筑，透过概念演绎之方式，将“民事诉讼之目的论”、“诉权论”、“辩论主义之依据”、“既判力本质论”等问题加以连结而进行体系之构筑。此等发展之方向，现已受到学者强烈批判，认为其根本无法为实现民事诉讼法之诸理念，作为立法论及解释论之指导原则。学者从而开始倡议应以民事诉讼“纷争解决”之机能为中心，一方面不再单以“诉讼之结果”（判决）作为考察之重心，强调应由“诉讼之过程”进行考察，着重于“纷争类型”及“程序阶段”之个性，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程序主体”之地位，强调赋予当事人切合其“纷争类型”及“程序阶段”之“不同内容程序保障”之重要性。参见黄国昌：《既判力总论》，载《月旦法学教室》2005年第30期。
在诉讼和解的性质与其既判力的关连性上，日本和我国多数学者均欲以和解的性质来说明和解既判力的有无。认为和解制度同时跨越了诉讼法和实体法两大领域，在说明其既判力时必须考虑和解行为本身的性质。从和解的性质与既判力的关联中推论和解有无既判力，才是正途。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注82；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有反对者认为，从性质论本身来演绎诉讼和解有无既判力，及其意思表示的瑕疵之处理，实属错误，首先应讨论宜赋予诉讼上的和解以何等效果较为适切，此为先决问题。如有必要，再从其被赋予的效果，来论断诉讼上之和解的性质，方属正确。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73页注82。笔者认为，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事物的性质和本质决定着事物有形的、具体的方面，因此藉以诉讼和解的性质认识其既判力应恰切不过。然而，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一种人类思维的抽象，它不可能离开具体的事物而单独存在，且它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因此，我们必须跳出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从具体问题出发，从法律应否赋予诉讼和解以既判力，赋予和解既判力的根据出发，从赋予和解既判力会带来何种法律效果出发。
[9]在学理上，一般把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称为“既判力根据”。关于既判力的根据，在日本学界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说。该说认为，既判力是民事诉讼制度为实现其解决纠纷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装置，是民事诉讼制度性的效力。如果没有既判力确定判决的判断就会随时被推翻，败诉的当事人就可以对纠纷反复地进行争议，纠纷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为了消除这种恶性循环，并谋求判决所裁断的权利之安定，由既判力来扮演这一重要角色就成为必需。该学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一直是德国和法国的通说。在日本，则以三月章为其代表。二是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说。该说认为，应当仅仅从“程序保障与自我责任”的方面来寻求既判力之根据。其要义是当事人一旦在前诉中获得程序保障，在当事人方面就产生了在前诉中应当尽力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把握此种法律所赋予的程序保障之机会，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由于该说进一步将这种提出责任钝化为提出责任效，因此多不使用“既判力”之表述，而代之以“失权效”的称谓。且在这种立场下，不是以“在确定判决中已经作出判断”，而是以“程序已经实施”之本身作为考量这种失权效的原因，因此，对于这种失权效的论述，并不仅仅限于诉讼标的之范围，而必须着眼于整个前诉程序来展开。依此说，对于讨论既判力之法律性质为实体法效力抑或诉讼法效力，已不重要，且对讨论诉讼标的的概念以供决定既判力的范围，也失其必要性。此说所重视者，惟有于各国具体诉讼中，就当事人自己之程序责任应负范围为论断，并参酌信义法则及衡平原则，即可决定既判力之遮断效或失权效而解决判决效力之问题。此种学说为所谓的程序保障第三波学派所主张。三是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自我责任二元根据说。该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相加，是一种将既判力的根据视为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二元论的观点。该说首先肯定既判力是民事诉讼制度内在的、本质的、制度性要求，同时又认为既判力是当事人在获得程序保障前提下的自我责任。
对于上述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将既判力的根据归结为民事诉讼的制度性效力无疑是正确的，它凸显了国家审判权的权威和社会公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国家和社会运用民事诉讼消解纠纷的直接目的和需求。但仅仅以制度性效力为既判力之根据．并未揭示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协同运作、审判权与诉权交互作用的本质特征。在观念上，它忽视了对当事人及其诉权的应有尊重；在现实性上，它使判断既判力有无的诸多细微界线模糊不清。第二种学说将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作为既判力之根据，在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方面确有值得赞许之处，但将此作为既判力惟一之根据，不仅抹煞和动摇了大陆法系根深蒂圃、视作公理的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相区分之基础理念，而且还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客观现实根本不符。在理论和实践上，它必然会无限扩展既判力外延，使既判力的界限无法把握，并最终会虚化既判力的存在。因此，只有主张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相结合的二元根据说才与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相一致。它既贯通了既判力理论与大陆法系固有民事诉讼知识的联系，又在民事诉讼原有理论的基奠上拓展了法院与当事人、审判权与诉权共同作用的空间，并且在现实意义上，它使对既判力界限的把握相对明确化、精细化和容易了许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的二元上，有没有主次之分？二者是否居于同一个层面上？对此，笔者倾向于日本学者的看法，认为既判力的二元并非处于一种并列意义上的二元，“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这一元根据使既判力产生的拘束力得以“正当化”，故而，“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应当作为既判力发生之条件来予以把握。因此，笔者认为，既判力的二元根据，尤其是对裁定既判力根据的理解（裁定对象多不涉及实体法律关系），应以制度性效力为主，以程序保障为辅。因为既判力根据的本质不是当事人之间的裁判契约，而是国家的司法权威和制度秩序。同时就既判力理论的初衷和旨趣看，制度性效力作为既判力之主要根据更具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注意到，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法律仅仅是维护阶级不平等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对裁判既判力的解读只能是诉讼的制度性需求。随着民主社会对专制社会的取代，人的尊严和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诉讼自身价值的不断被挖掘，在判断和说明裁判既判力时，除了诉讼的制度性效力外，程序保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已成为必要的根据。参见许少波：“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10]有学者从“判决代用说”的角度说明诉讼和解既判力的正当性。该说认为，诉讼和解是判决之代用，法律上赋予形式上属于自治的解决纷争之和解以形式上为国家裁判权行使之判决相同之效果，故和解具有既判力。参照兼子一著：《民事诉讼法体系》第306页，小山升著：《演习》第644页。转引自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下），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1页。笔者认为，诉讼和解与诉讼判决一样，本就是法定的一种独立的解纷方式，对其既判力正当性的论证应立足于其自身的制度构造，没有必要绕过其自身制度构造而从“判决代用”的视角寻找资源和理据。
[11]法院判决的正当性建立在法律权威和依法审判上，尽管取得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有利于减少败诉一方的抵触情绪，能够使判决较为顺畅地得到执行，但当事人的认同决不是法院作出判决的必要条件。只要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程序法的规定且判决中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即便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都表示不满，也丝毫无损于判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当事人最终也必须服从判决结果。法院调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法院提出的调解方案，尽管是正确、合法的。只要一方当事人持反对态度，协议就无法达成。反之，调解方案尽管与法律规定不尽一致，只要当事人都愿意接受，调解照样能取得成功。参见李浩：“论调解不宜作为民事审判权的运作方式”，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
[12]对此学说的详细论证可参见兼子一：《民事诉讼法体系》，酒井书店，昭和29年，第309页以下；小山升：《民事诉讼法》（第五版），青林书院，平成元年，第444页以下；小山升：《诉讼上的和解与调解》，载《小山升著作集第七卷——民事调解与民事和解的研究》，信山社，平成3年，第253页以下。有学者认为，从实务的状况来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生效的和解笔录进行争执，很少会起到纠正错误无效笔录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抱有反复对纠纷进行争执之恶意当事人一种很好的利用手段，因此，既判力肯定说能获得更多的共鸣，不过，如果仅仅以此前所积累之判例为前提，采用既判力肯定说并非是一个实务性的做法。对此的议论可见之于藤原弘道：《诉讼上和解既判力与和解效力的争议方法》，载后田勇、藤田耕三编：《诉讼上和解的理论与实务》，西神田编辑室，昭和62年，第479页以下，尤其是第488页以下。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8页。
[13]诉讼和解既判力否定说是目前德、日等国的多数说，其具体议论可参见岩松三郎：《民事裁判中判断的界限》，载岩松三郎：《民事裁判研究》，弘文堂，昭和63年，第99页以下；三月章：《民事诉讼法》（法律学全集），有斐阁，昭和34年，第444页以下；岩松三郎、兼子一编：《法律实务讲座——民事诉讼法编》（第三卷），有斐阁，昭和34年，第153页以下；石川明：《关于诉讼上和解的研究》，庆应通信，昭和41年，第126页以下；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弘文堂，平成10年，第255页以下；兼子一、松浦馨、新堂幸司、竹下守夫：《条解民事诉讼法》，弘文堂，昭和61年，第718页以下；中野贞一郎、松浦馨、铃木正裕编：《民事诉讼法讲义》（第三版），有斐阁，平成7年，第407页以下；谷口安平：《口述民事诉讼法》，弘文堂，昭和62年，第468页以下，等等。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14]近年来，日本学界对“限制的既判力说”进行了再度评价。有学者认为，就既判力的作用而言，其存在着两个不同之侧面：一是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判决主文判断相矛盾的主张之侧面；二是不允许当事人对判决的形成进行攻击之侧面，即不允许当事人对“意思及陈述存在实体法上瑕疵”提出主张。在判决的情形下，既判力的作用主要着眼于前者，后者一般隐含于前者之中，后者之侧面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在诉讼上和解之情形下，由于关系到当事人的意思及陈述，因此，关于既判力作用中后者侧面的问题开始浮现出来。换言之。在考虑既判力的作用时，应当将着眼点放置于后者，而且，出于允许当事人对瑕疵提出主张之考虑，应当否定“和解笔录”的既判力。但在和解情形下，既判力作业中仍存在着前者的侧面，如果完全否定其中的既判力，就无法阻止原告就同一请求进行再诉，法院也不得不对此进行再审理，这种情形无疑是不当的。因此，对原告的这种再诉或主张必须予以遮断，即应当在这种侧面上承认其既判力。总之。在不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或撤销”的限度内，可承认其既判力。对此的具体论述可见之于松本博之：《请求的放弃或承认与意思的瑕疵》，载《法学杂志》，第31卷第1号，昭和59年，第167页以下；伊腾真：《民事诉讼法》，有斐阁，平成1O年，第406页以下；中野贞一郎：《请求承认的要件与效力》，载《判例时代》，第814号，平成5年，第11页以下。参见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15]在日本，主张裁判上的和解无效的方法，法律未作特别规定。依判例，裁判上的和解若存在错误则归于无效，或因欺诈、强迫而撤销时，当事人可主张裁判上的和解无效并要求指定辩论继续进行的新期日（大决昭和6年4月22日民集10卷380页）。若出现这种情况，法院指定期日对裁判上的和解效力进行审查，其无效或撤销主张予以肯定时，将对原告的请求进行审理、判决；相反肯定和解有效时，依判决驳回期日指定的申请。判例规定准许就裁判上的和解提起无效确认之诉（最判昭和38年2月21日民集17卷1号198页），同时，为了排除实体法上存有瑕疵的裁判上的和解报告书（笔录）以债务人名义进行强制执行，准许提起有关请求的异议之诉（大判昭和14年8月12日民集18卷903页）。参见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由于日本判例允许对诉讼和解提起无效的确认之诉，且当当事人无效或撤销的主张经审理被肯定时，原来的诉讼将继续进行，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诉讼和解的既判力。
在我国台湾地区，第380条第1项虽规定：“和解成立者，与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但第2项则规定：“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并且在司法实务中，诉讼和解因无效或可撤销而进行继续审判的案件不乏其例。可见，在司法论上，台湾并不承认诉讼和解的既判力。
[16]该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17]该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8]德国的救济方法是：“如果因为诉讼和解无效而应当继续旧的程序，则主张无效的当事人必须提起要求指定期日的申请并阐述导出和解无效的理由。首先法院应当确认是否和解无效。无效的确认可以通过第303条的中间判决作出，或者在对原来的诉作裁判的终局判决的理由中作出。如果相反法院得出和解有效的结论，则应当通过判决宣告。”参见汉斯一约阿希姆·穆泽拉克著，周翠译：《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以下。日本实践中的做法有三种：一是通过继续进行原来诉讼之途径来进行主张的方法；二是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提起确认和解无效之诉来主张和解中的“无效或撤销”之瑕疵之方法；三是依据执行法规定提起请求异议之诉，进而否定基于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之方法。参见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40页。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380条第2款规定：“和解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
参考文献
{1}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下），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
{2}（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4}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
{5}杨润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篇13
一、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问题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这是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中全新的内容。在这以前，《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此内容置于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为此，需要厘清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与审判监督的关系。审判监督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都是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法律监督权。这是两者的共性，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两者发生的阶段不同。审判监督是指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失误进行监督。这里所说的法定机关行使监督权，既包括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对生效裁判失误的监督，又包括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失误的监督。审判监督只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一种发动再审程序的方式。[1]审判监督是对诉讼结果进行监督，传统理论称之为诉后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发生在诉讼开始以后尚未结束前的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属于诉中监督。[2]其次，两者监督的方式不同。审判监督的方式包括法院决定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方式是检察建议。三是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审判监督的后果是启动再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裁判。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法律后果，立法没有明确，完全取决于人民法院是否采纳。无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与否，一般都不会启动再审程序，都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影响。
二、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与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关系问题
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系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属于公权范畴。当事人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的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请求有关机关、组织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消除侵害，从而获得一定的补偿或者赔偿，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当事人权利救济属于私权范畴。公权不能放弃，私权可以自由处分。公权与私权存在一定的交集，交集之外难免存在一定的冲突。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必然存在公权与私权的交集。
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性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角度，肯定具有监督的属性。从当事人申请的角度看，则具有救济的属性。因为对当事人而言，申请监督希望通过检察监督实现其对权利的追求，是一种权利救济途径。、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检察监督都是权利救济途径，只不过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有一定的顺位要求。由于民事检察监督与权利救济发生交集，才使问题变得相对复杂，对其定性发生分歧。
一般而言，如果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程序，此时当事人权利救济程序与民事检察监督程序重合，监督的后果既能体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也能体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程序不是因当事人申请而启动，检察机关对审判程序中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也是符合法律的规定，至少从法律层面站得住脚。如果当事人对违法的审判程序内心认可，不希望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而影响其权益，人民检察院当如何作为？民事诉讼毕竟是解决私权纠纷的程序，当事人对私权有处分权，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表现形式。为此，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绝对不能因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影响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具体而言，如果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依职权进行监督，忽视当事人的态度;如果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申请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如果当事人没有申请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但是不能否定已经发生的程序的效力，不能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即只能要求人民法院不能再犯同类错误，或者建议对审判人员进行纪律处分。
三、审判人员违法行为与审判程序违法的关系问题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之规定，民事检察监督应当既包括对事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监督，还包括对人的监督。对事的监督指对实体结果进行监督，包括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对人的监督是指对法官的廉洁性进行监督，有的违背廉洁的行为构成犯罪，有的仅仅需要纪律处分。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的内容，从字面上容易理解为仅仅是对人的监督，即对审判人员的廉洁性进行监督，不包括对事、对程序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对此解释为既包括对程序问题的监督也包括对人的廉洁性问题进行监督。这一解释在理论上难以成立。理由是：第一，两者的范围截然不同。第二，两者的监督功能不同。对于审判程序的监督效力，是启动纠正该违法程序，一般是确认该程序违法，原程序无效，重新来过。对于审判人员的监督效力，则是制裁该审判人员。第三，两者的监督条件不同。对于审判程序的监督，是指该程序客观违法，不考虑审判人员的主观过错。对审判人员的监督，不仅要考虑审判人员的行为是否客观违法，还要考虑审判人员在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在主观上确有过错，对于审判人员无过错的行为是不能指责审判人员的。
四、检察建议的监督效力以及建议的内容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的检察建议是工作建议还是监督措施，确实是让人纠结的问题。按照人民检察院的官方解释，该处的检察建议肯定是监督措施。《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更加印证了检察建议是一种监督措施。但是，《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未做丝毫的规定。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运用检察建议的形式履行了法律监督职责，但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到达怎样的法律效果。普遍认为，监督措施应有法定效力，方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措施的效力包括基本效力和附加效力，前者是启动相应的制裁违法、纠正违法的程序，后者是按暂停执行所检控的违法行为。监督措施没有法定的监督效力，检察机关就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3]正是因为如此，有的人提出检察建议就是一种工作建议。确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建议有法律监督措施之名，而无监督应有的刚性效力。传统理论认为，检察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监督，监督的效力就是强制启动程序，让法院重新审理。抗诉制度就完全符合这一理论。检察建议显然不符合这一理论。当然，人们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这是柔性监督。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2012年11月29日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两种监督方式相比，抗诉更具有刚性，检察建议则相对柔性，并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
《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可以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这对于人民检察院来说，整体上是利好的。多一种法定的监督方式总比少一种法定的监督方式好吧。结合立法前、立法期间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对此的种种分歧，以及立法机关的态度，可以这样解释：人民检察院可以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法律监督，但这种监督的效力不由法定，而由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确定。这是一种立法过程中的妥协产物。
检察建议已经是法定的措施，不论其法定效力如何，人民检察院用好才是关键。对人的监督中运用检察建议，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涉嫌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不够犯罪的，建议法院按照有关规定对违反纪律的法官给予纪律处分。对于程序性违法的监督，对于法官因主观过错而产生的程序性违法，应当按照对人的监督对待。只有没有法官主观过错的程序性违法，即客观的程序性违法才是程序性违法。对程序性违法的监督运用检察建议，必须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对待。首先，对于严重性的程序违法，只能抗诉，从而否定既往程序的效力，重新来过。这是对程序违法的最大监督。其次，对于应当启动的程序，法院没有启动的，应当建议法院启动。第三，对于已经发生的程序确有错误，尚能够弥补的，可以建议法院纠正。第四，对于已经结案的案件中程序确有错误又不符合抗诉条件的，一般都是无法弥补，只能建议法院在以后的工作予以重视，不要再出现同样的错误。第五，对于未结案件中的程序违法，但无法弥补的，也只能建议法院在以后的工作予以重视，不要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五、检察机关对调解书的监督问题
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款、第2款限制了检察机关对调解书监督的条件，只能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进行监督。那么，对于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即违背自愿原则和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的调解书，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监督？如果可以监督，又如何监督？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条文释义》对此是这样解释的：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民事审判活动的内容之一，属于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并且实践中大量存在人民法院强迫当事人调解，损害当事人利益等情形，确有监督的必要。为此，将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形规定为《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民事审判程序违法情形从而提出检察建议。
这样的解释动机是善良的，但是解释的逻辑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确实是民事审判活动的内容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书都是人民检察院监督的范围。因为，《民事诉讼法》第14条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一般性规定，而《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属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监督的特别规定。按照法理的一般要求，在有特别规定的时候是应当适用特别规定。如果忽视特别规定的存在，直接适用一般性规定，那么特别规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按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第2项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所有违反自愿原则和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调解进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1款、第2款中关于调解书的监督内容就形同虚设了。虽然，实践中存在一些调解案件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人民检察院据此就可以自设权限进行执法。立法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只能通过修法来完善。
对调解书的监督本质上属于对调解结果的监督，属于对事的监督。虽然，在调解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但并不能因为有程序违法的存在就将对调解书的监督定位于对程序的监督。正如对判决的监督一样，案件审判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但这不影响对判决的监督属于是结果的监督。因为，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不服才是根本所在，当事人申请监督的根本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检察监督，启动再审，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现在我们按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来推演一下人民检察院对违背自愿原则和调解协议违反法律的调解案件的监督：第一种情况，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以前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的规定，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可能会怎样做？人民法院一般不会启动再审程序。理由是，对结果不服，应当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直接申请检察监督不符合程序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01条已经规定了当事人对调解书可以申请再审，第209条又规定了申请再审与申请检察监督的顺位。顺位不符合规定，当然可以拒绝。第二种情况，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前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过再审，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经审查后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的规定，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此，法院也有理由拒绝：第一，《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的检察建议不是再审检察建议，不能启动再审。第二，案件已结案，对于程序性问题无法纠正，只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重视。当然，人民法院对于这一类检察建议，还可以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拒绝：检察建议也是建议，建议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况且不接受也没有法律后果。
六、程序违法监督中的抗诉与检察建议的把握问题
民事检察监督分为三类案件：对诉讼结果监督案件，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对执行活动监督案件。对诉讼结果的监督方式是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后两者均为检察建议。诉讼结果监督案件中包括程序违法事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中也包括程序违法事项，两者有所交集。程序违法监督事项中，有的需要启动运用抗诉的监督方式。《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7项至第11项规定“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这些都属于程序违法事项，也都是法定的抗诉事项。有的程序违法事项只能启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99条规定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审理案件适用审判程序错误的;保全和先予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支付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中止或者诉讼终结违反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定审理期限的;对当事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等”，这些程序违法事项不能启动抗诉程序，只能运用检察建议。
由于不同的程序性违法事项监督的方式不同，意味着案件的类别不同，因此，在受理案件时应当区分情况对待。如果当事人前来申请监督，针对的是裁判结果，涉及的问题是程序性违法事项，则应归类于对诉讼结果不服的申请监督。如果当事人申请监督时，虽然表明对结果不服，但是针对的程序性违法事项不能通过启动抗诉予以监督，则应归类于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如果当事人申请监督时，针对的是程序性违法事项，一般情况下，应将此类案件归入对审判人员违法性监督案件中。如果当事人针对的程序性违法事项属于《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所罗列程序性违法事项。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的，应运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归类于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案件已经审结的，且裁判生效的，按照对诉讼结果不服案件归类。对已经审结，但未生效的案件，建议当事人选择上诉等救济途径。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