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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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篇1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篇2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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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

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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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

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

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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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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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提高环保服务水平为核心,努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央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把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一段时间里,全县范围内将有一大批新建项目。为此,我们环保部门要主动抓住机遇,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积极服务、主动介入项目前期。以“两年”工作为契机,大力支持技术含量高、低污染排放、对地方贡献大的项目。加大对重点项目的帮扶力度,主动上门服务,主动与上级环保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帮助跑项目,鼓励重点企业向园区集中。帮助现代园区医化企业提升装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

(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多为企业着想,多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优化审批程序,完善一次性告知制度,对符合产业政策的轻污染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力求在最短工作日内办理。进一步提高建设项目“三同时”的管理水平,并对近年来省市县审批的项目进行梳理,改变重审批轻管理的观念。

(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完善局中层以上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制度,指导、帮助企业开展工艺改进、污染防治、政策宣传等工作。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对环境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后果的,可以教育为主,不予行政处罚;对主观上存在偷排直排等违法企业,要从严查处。帮助企业做好各种监测,提供技术服务。同时,通过监测,帮助企业查找产生相关污染问题的原因,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二、以污染物减排促生态环境承载力提高为导向,努力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深入开展“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削减和防治污染物排放,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经济发展,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一)加快推进产业集聚集约发展。充分利用环保倒逼机制,加快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步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加快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步伐。加强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杜绝建设项目未批先建、批建不一、批小建大等环境违法行为。会同县工艺品协会,推进工艺品企业环境污染整治,确保2010年完成市级重点监管区的“摘帽”工作。督促工艺品城做好“三同时”验收的前期整治工作,开展工业园区的规范化整治。二是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坚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消耗、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在医化行业、规模上重点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引进先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改善管理,从源头上削减污染。

(二)加大工业企业污染整治力度。编制实施“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年度方案。深化医化行业整治,巩固150家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整治成果,重点抓好未完成整治任务的49家企业废水达标整治,全面规范企业废水排污行为。

(三)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严格执行总量替代方案,从严控制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努力实现增产不增污。

(四)突出主要污染物减排。一是健全污染物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建设。全面完成污染源普查任务,加快普查成果总结开发和利用。帮助督促企业建立污染物增量、减量、变量“三量”账。二是大力推进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加强污水处理厂和热电厂的正常性运行管理,完善减排支撑材料;加强工业废水入管论证管理;督促重点污染企业设施规范运行。配合建设部门加快推进污水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荷率。推进横溪、白塔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帮助做好县垃圾填埋场环评审批。三是严格监督管理。加强对工艺品城、现代、永安、城南、下各创新等园区的环境监督检查,使用好维护好在线监测设施,落实好重点企业减排责任,控制排污总量。四是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排污申报,拓宽监管面。同时,扩大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规范排污行为。

三、以统筹城乡环境保护为重点,加快推进生态县建设进程

加快推进生态县建设进程,能有效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县域形象和品位,我们将把生态县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有效的载体和抓手,作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来抓,力求改变农村环境保护严重滞后的局面,大力加强农村生态环保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环境保护一体化建设。

(一)宣传普及生态文化知识。创新宣传方式,做好“六·五”世界环境日及“节能减排”等主题宣传活动,建立环保志愿者队伍,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和千家万户。对重点企业环保员进行培训,开展环保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农村)、进学校、进家庭的“五进”活动,营造生态县建设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加大生态系列创建力度。筹备召开全县生态县建设工作会议,加强对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生态县建设完成情况督查。大力推进生态县、生态村镇创建,确保建成1个省级生态乡镇,1个市级生态乡镇,5个市级生态村,30个县级生态村,完成创建11个生态示范点。积极开展绿色系列创建,争创环境友好企业、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等绿色系列细胞工程,力争建成5个村村级污水处理设施,并对前三年用于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生态专项资金进行现场核查。

(三)大力培育生态经济。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和生态乡镇建设规划。狠抓优势产业培育,积极推进生态工业发展。促进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有机食品基地的发展和认证。积极推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发展;推进括苍省级自然保护区申报工作,促进生态林业发展。

(四)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入开展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包装,加快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力争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的鼓励政策。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继续推进农村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和农业面源治理工作。严防污染行业向农村转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提高乡村污染防治水平。

四、以环境综合执法为手段,全力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强化环境综合执法是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全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

(一)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一是完成“三废银”回收行业的整治。开展“三废银”回收业环境污染的专项整治行动,主动邀请人大、政协进行监督检查,加强与部门、乡镇联合执法机制和重大案件通报督办机制,形成综合执法局面,确保完成市级重点监管区的“摘帽”工作。二是加强执法监管。加强对城南、现代、工艺品城等区域、医化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执法监管,重视解决石材加工行业的污染问题,对敏感企业定期排查,消除环境隐患。三是创新执法方式。根据省市要求,积极开展飞行斩污、环保后督察等专项行动,逐步规范排污收费行为,依法行政,完成处罚和排污费征收任务。加强案卷审核,努力提高案卷质量,增强行政处罚的严肃性、时效性和公正性。

(二)处理好群众投诉工作。畅通投诉渠道,规范环境程序,注重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环境问题的解决,继续完善局领导包案负责制度。积极办理人大、政协提议案。

(三)切实保障饮用水源安全。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增加巡查频次,对饮用水源地不法排污行为严加打击。加强对西岙水库、北岙水库等饮用水源的水质监测,确保饮用水安全。

(四)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完善应急设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性污染事故的能力。督促企业建设应急设施,并加强突发性事件的信息报送工作。

五、以环保能力建设为保障,不断夯实环保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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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农业即农业建设的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前人类生存严重遭受生态危机威胁的情况下,建设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农业,是保持生态稳定的重要方面。在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人与自然竞争、共生与自主的三原则,大肆的攫取农业资源,导致匮乏,而人类的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面对这种情况,加快农业建设结构的改善,大力推进农业资源的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一、和谐农业的概念

和谐农业这一概念包含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总体要求各子系统能够均衡匹配,各个成员之间共生共荣。具体而言,林内人要能够充分发挥自我潜质和创造力,获得全面发展;林内人与林外人要实现互相体谅、宽容,共利共赢,平等协商;实现人与野生物、农业、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协同共生、和谐发展。

二、农业建设在生态保护中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过度索取自然资源以及工业建设严重污染自然生态系统的现象日益加剧,这导致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而且速度十分惊人;而在自然环境治理方面开展的工作根本赶不上生态破坏的进程。农业资源正是如此,树木的滥砍滥伐远远比农业建设速度要快;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很多地区只对经济的发展速度予以重视,往往不开展农业建设和保护工作,这更加剧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国家予以了高度重视,通过重要文件的下发来对我国农业建设进行指导、促进。

三、农业系统现状

1.农业矛盾冲突

农业矛盾冲突的凸显主要是由于农业子系统建设滞后、农业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具体表现为:由于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封山管护等造成农地减少、农业工人下岗,农业收入减少,进而导致农业教育的日渐萎缩。这些都属于民生民计问题,与农业从业人员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引起国家、社会的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农业子系统的建设,强化农业管理,推进农业建设,实现农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农业。

2.清洁空气和洁净水减少

由于农业的日渐减少,对于二氧化碳的吸收量和氧气的释放量也逐渐减少,农业净化空气的功能减弱,大气污染得不到控制和改善;同时农业减少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如洪涝、泥石流等多发,影响水质。

3.农业结构分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阶层的分化,农业阶层也发生分化,呈现多个层次结构,由此带来的就是利益群体的多样化,每个阶层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维护方式和利益诉求。

四、农业异化作用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其哲学思想中提到了“异化”这一概念,而后马克思予以集继承发展;这里所要说的农业异化作用,就是对当前农业的哲学解释:随着人工创造价值的增多,自然、农业自身的价值日益降低;人工农业的产出增多,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和生态安全价值逐渐降低。

1.行业建设

当前,我国农业建设尚处于较低层次,实现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而且在此之前农业建设必须解决好农业系统内部矛盾,协调各个子系统间的关系,将农业能力全面提升,逐渐建设系统的农业生态产业。

2.转变职能

在未来的发展中,农业的商业性职能要由其他经济性行业承担,而农业主要肩负对生物圈进行管理的职能。因此,在我国农业建设中,要开展分类经营,让商品林转向市场经营,大力营造公益林,为农业职能转变奠定基础,逐渐过渡到生态环境管理职能,强化对生态环境的监测和控制,开展生态工程的规划与建设。

3.加强生态意识(农业意识)建设

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对生态安全和生态保护的意识,形成全民性的生态观,积极倡导勤俭、清洁的生活方式,合理分配、使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开展清洁、节约生产,按需生产。

4.加强农业行政能力建设

农业行政能力建设是农业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农业建设要想取得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顺利的推进和谐农业的建设,发挥农业的生态和经济职能,就必须大力提高农业行政能力。首先,精简机构,明确职责;对庞大臃肿的机构进行精简裁撤,同时明确各个部门、各个成员的职权责任。其次,加强对农业职工的公德、道德和品德教育;实行优胜劣汰机制,对那些德才兼备锐意进取的人才予以任重,淘汰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加强农业队伍的素质建设,提升整个队伍的工作能力,保证农业工作的高效开展。第三,农业组织机构建设,将农业组织内企业性质的机构予以裁撤或推向市场,其他机构采取垂直式管理,实行公务员制度,从而提升农业队伍的素质,消除出现农业行政管理的阻力和干扰;第四,分离行政事务和税费事务,由财政部门收取农业行政或刑事处罚费用,将农业行政监督、行政许可收费予以撤销,农业基金由费改为税,并由税务部门予以征收,减轻税费,税收利民。第五,林务公开,是农业行政事务在“阳光”下进行,同时强化行政和司法监督。

五、结语

和谐农业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而农业建设就是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依靠科技进步来改善生态环境,谋求人类生活环境的和谐。农业建设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协调,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共同繁荣。而农业资源在农业建设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必须要予以充分保护。在和谐农业的背景下推进农业体系构建,促进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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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低碳能力建设会促使企业建立生态型企业文化,通过生态技术的创新、开发各种节能生态产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提升环境绩效进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要正视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生态营销创新、抢占潜力巨大的绿色产品市场、提高企业的生态形象和塑造企业的生态品牌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发展机遇、企业成本、企业效益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四个方面(见图1)。

1.发展机遇

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支柱产业不少属于高能耗产业,对碳的依赖性很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而这“三低”技术,对于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品牌、以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简单加工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来说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压力。而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对进口的高碳产品设置种种障碍,如碳关税、碳配额购买、碳准入、碳审计与信息披露等。因此,目前阶段是中国企业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中国企业选择低碳产品的市场机遇。巨大的市场机遇将推动我国节能环保型企业的跳跃性发展。向低碳方向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必将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低碳技术研发的投资。因此,企业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选择适合本企业的低碳产品,并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形式,逐步形成低碳企业的集团化、集群化和国际化,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倒逼机制,逼那些没品牌、没知识产权的粗放型生产企业,抓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低碳产业兴起的时机,加大科研投入,开展低碳设计,开发低碳产品,满足市场需要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只要善于把握,低碳经济将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企业成本

发展低碳经济,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从短期看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长远并不一定如此。首先,如果不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损失将比发展低碳经济投入的成本更大。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可能达到全球每年GDP的5%-20%,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但若现在就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与管理系主任邹骥预测,中国若在2030年后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抑制排放增长,那么2050年前每年的成本估计将达2840亿美元,2050年后每年的成本估计将高达5080亿美元[7]。其次,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必然要付出成本。麦肯锡的研究表明,约75%的减排能通过非技术措施,或现有成熟技术措施实现,约25%的减排潜力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成本为零,甚至为负。最后,发展低碳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企业中推行节能评估、清洁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生产流程与设备等。同样的产出,但原材料、能源消耗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减少了、污染排放物减少了,对企业来说就是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因此可以说,应用减排技术、发展低碳经济为我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3.企业效益

我国企业的低碳实践不仅有助于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例如,河南同力水泥2006年以来投入2800多万元实施余热发电工程和40余项低碳技术改造,取得了1.04亿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其全年销售收入的4.4%,全年净利润的50%。如果考虑由此带来的外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低碳企业的收益无疑会更大。今后,污水、废气等排放权将像股票一样可以自由买卖,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金”馅饼,减少的“垃圾”排放还能卖钱。因此,低碳能力建设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可以取得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最佳选择。#p#分页标题#e#

4.企业竞争力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发展不仅要面临国内的竞争,还要应对国际的竞争。现在的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多的是以倾销和反倾销来作为贸易应战方式,未来碳标准可能冠冕堂皇地成为贸易自由流动的工具。因此,中国企业要想保持行业增长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尤其要注意碳成分的含量。否则,发达国家间可能形成“低碳共同体”,设置碳排放国际规则,形成“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壁垒。现在,欧洲的一些超市开始推行商品的碳排放标识。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必然最终传导到商品的生产过程,高排放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会被市场拒之门外。因此,企业不能把低碳发展看作额外的负担,而应该把低碳发展变成我国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的竞争王牌。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高效率的和谐发展,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低碳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生产的选择、经营、盈利和竞争能力的高低。若企业能够把握机遇发展低碳产品,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和增强竞争力,而且还会在微观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应,从而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二)区域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低碳能力建设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再以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来换取一时的经济数量的增长了,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区域发展的质量。在区域层面,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产业结构及区域经济政策四个方面。

1.区域能源消费结构

区域经济系统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能源投入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保证。当前生产经济活动的能源投入以煤炭和石油等高碳化石燃料为主,因此,区域的能源消费就成为主要的碳源。这就是意味着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本质是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问题。所以,积极推进各类能源技术的研发和采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合理调整区域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区域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度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经济以资源、能源密集型的粗放性增长方式为主,过度依赖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造成对国际资源、能源市场的严重依赖,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而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逐步减弱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高碳模式造成的资源耗费和环境问题使整个社会在生产、环境、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碳排放正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限制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因此,如果不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资源和能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社会难以接受的困境。

3.区域产业结构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实体支撑。目前,中国各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高碳特征。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低碳产业链和构建低碳产业体系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低碳产业体系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新能源、清洁能源以及节能产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智能电网业务、工业节能和建筑节能等;二是环保产业。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固定废弃物的处理等;三是减排产业。包括余热回收、余热循环与余热发电等循环经济产业等。

4.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地域差异使得我国在低碳发展时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区域经济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则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缩减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导致能源开采产业和高排放产业出现明显的产量下降,促使产业结构朝着低碳经济方向转变。而差别碳税可使碳税税率较低的地区产业份额减少趋势有所缓和,碳税税率较高的地区情形正好相反,从而区域间人均GDP的差异趋于缩小。

总之,在区域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要以区域经济政策为激励,转变区域发展方式,减轻单位GDP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的碳强度;调整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有效地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这样,区域发展就可以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从而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三)社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思想是以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提高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并最终推动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与发展低碳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发展低碳经济旨在针对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内的资源要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体制下,通过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实现能耗降低、能效提高、低碳排放甚至碳捕获与封存,进而推动节约型社会的顺利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低碳能力建设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顺利建设。在社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四个方面。

1.社会意识意识

是行动的基础,因此个体低碳意识的合力是社会低碳发展的重要保证。许多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对低碳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保教育和宣传的力度,以引起市民对低碳生活的高度认可。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阶段可增设环保知识教程,并将其列入必选考试内容;也应在学龄前教学内容中增设环保知识教程。建议通过新颖的城市规划建设在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处设立专门的环保宣传教育展室,为吸引和接待儿童、学生以及来自社会公众的参观和学习服务。除了加强在校学生的低碳知识教育外,还应开展多层面、多渠道的“大众”环保教育。可借助博物馆、科技馆、电视等传媒加大专业低碳知识的宣传力度,使群众环保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组织走向组织性。

2.社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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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低碳能力建设要求社会生产方式着力构建以绿色产业为核心的低碳产业体系,壮大以生态工业园、绿色农业、低碳服务业、低碳旅游业等为主导的低碳产业支撑体系,建成以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为主导的循环经济框架,全面推广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8]。

3.社会生活方式

低碳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采取有效的宣传推广手段在城乡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养成文明、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城市要重点加大节能灯具的推广,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深入开展公共机构及交通节能。在农村要重点推广沼气使用和节柴改灶,稳步推进太阳能光伏利用,秸秆优质化能源利用,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和薪柴消费。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从传统的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以步代车。倡导生活简单、简约化,尽量减少“面子消费、奢侈消费”。推进住房实施节能装修。引导采用节能的家庭照明方式和科学合理使用家用电器。倡导使用消费地生产的产品。

4.社会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是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基础。因此,低碳能力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保障。这首先要以建立健全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和考核机制为基础,强有力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次要完善激励约束法规、政策,形成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定完善新能源、节约能源、节能建筑等方面的法规,在能源、节能、农业、林业相关法规中增加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关内容,对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制度落到实处。制定清晰、稳定的鼓励政策,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以及发展低碳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贷款优惠担保措施,以加快建立低碳产业经济体系。

总之,宏观层面上,低碳能力主要体现为整个社会观念、技术和制度等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的高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既然目前的发展方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首先要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提高社会责任感;其次要改变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制定严格的社会制度,激励和监督人类行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正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和谐的大家庭,人类在地球上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这正是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高效生态经济对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是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并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由此可见,高效生态经济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以清洁生产的企业、生态工业园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和区域间的经济循环为依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

(一)高效生态经济对企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企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清洁生产是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轻消耗和污染为目标,通过排污审计、筛选工艺并实施防治污染措施等技术和管理手段达到防治工业污染、提高经济效益双重目的的生产过程。高效生态经济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产值物质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即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可以改善能源结构和降低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冯相昭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在1971-2005年间约89%的CO2减排量来源于单位GDP能耗的不断降低,一次能源结构的逐步改善对CO2减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源技术创新和清洁能源的利用不但能增加产出、提高碳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且能有效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无疑是驱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清洁生产是通过对工艺和产品的持续不断改进来达到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它强调在生产、使用、处置全过程中预防污染而不是某一环节的权宜之计。许多企业用技术创新和加强清洁生产管理的办法降低原材料用量、节约管理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致力废物利用、实现效益增长,从而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二)高效生态经济对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上。生态产业园区是包含若干工业企业,也包含农业、居民区等的一个区域系统。它通过产业园区内物流和能量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和产业间的共生网络。在生态产业园区内的各企业内部实现清洁生产,做到废物源减少,而在各企业之间实现废物、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以及能量的高效利用,使得区域对外界的废物排放趋于零,达到对环境的友好。生态工业园综合地运用了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理论,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生态产业园区实现局部的低排放、低能耗和低碳发展,以此为依托,区域整体的低碳能力就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高效生态经济对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之间的循环经济发展上。循环经济要求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具体操作是,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率;在资源消耗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废弃物产生环节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在再生资源产生环节要大力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在社会消费环节要大力提倡绿色消费。循环经济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源、能源的再利用,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和环境保护,有助于加快低碳能力建设步伐。#p#分页标题#e#

总之,高效生态经济的实践发展,首先是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实现微观区域的低碳生态发展,然后是依托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实现中观区域的低碳生态发展,最后是通过各区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低碳生态发展(见图4)。通过微观———中观———宏观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可以促进企业———区域———社会的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

三、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相互作用机制的耦合

前面分析表明,低碳能力建设有利于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反过来,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低碳能力建设,即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因此,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之间存在着耦合机制(见图5)。

(一)微观层面的耦合

微观经济学认为,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全球低碳经济背景下,哪家企业抓住发展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企业面临的发展空间在其他低碳企业的挤压下会越来越狭窄。因此,企业低碳能力建设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企业连存在和发展的机会都没有,何谈利润最大化。企业一旦决定了低碳发展方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收益的问题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生产技术的选择,而高效生态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基础内容就是清洁生产技术,所以企业低碳能力建设促进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从而获得最佳利润,而利润的增加可以反过来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积累因果机制,这就是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在微观层面的耦合机制。

(二)中观层面的耦合

中观层面的经济体就是区域经济,其内部的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政策都在不同侧面影响着其综合竞争优势,而且其中任何一项的变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低碳能力的高低。比如能源消费以煤炭石油为主,碳排放就高;经济发展是粗放,资源消耗就多;产业结构低层次,技术采用低档,环境污染就严重,经济竞争力就弱;经济政策不支持低碳产业,碳排放就难以降低。因此,区域的低碳能力建设决定着区域的综合竞争优势。而能将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政策等综合采用、进行有效组合的就是生态产业园区,它恰好就是高效生态经济中观层面的支撑体。在生态产业园区,通过低碳生态产业链将区域的低碳能力建设和高效生态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低碳生态产业链可以实现资源在上、下游链上企业之间的循环利用、变废为零,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投入与环境污染,这样既增强了区域低碳产业发展能力,又促进了区域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三)宏观层面的耦合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能源等投入要素的使用必然产生碳物质等的环境排放。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尽量做到无废或少废而有助于低碳能力建设;而碳排放反过来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正处于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为特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进程中,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2009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即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为实现这一目标,整个社会成员都要秉承低碳理念,在自己的所属范围和领域内实施低碳行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人类本身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影响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决定着社会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社会制度则是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制定的准则,激励和保证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实现。由于地球的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社会发展又离不开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废物排放,循环经济发展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减量化有效节约利用以及废物回收再利用化来降低资源的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因此它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低碳能力建设,而社会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又可以进一步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9]。由此可见,低碳能力建设和高效生态经济在宏观层面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耦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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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生态建设推进机制,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进一步改进生态市建设的管理工作机制,继续强化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全市各级各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协作、齐抓共创、务实高效的生态市建设工作新局面,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以“六·五”世界环境日为载体,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地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生态文明,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氛围。加强对领导干部、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环保教育,提高其依法行政和守法经营意识。强化社会监督,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搭建平台,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环保工作,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使每个公民在享受环境权益的同时,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

二、扎实开展污染减排工作,确保完成减排任务。

要以克难攻坚的精神,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主要措施:

1、工业污染减排:首先要坚定不移“治旧”。更好地提升区位、产业、资源、环境等优势以及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在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污染防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面上企业污染整治的力度。加快淘汰小印染、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小冶炼等高消耗、高排放、重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能力,腾出“环境容量”。深入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立足化工、建材、制革、造纸、电力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大力推广先进成熟的污染减排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发展一批工艺先进、能耗较低、效益显著的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加强江化公司、恒昌集团公司等废水排放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提高中水回用率。加快虎山电力等热电企业二氧化硫治理设施建设和减排项目的具体落实工作。

其次是要毫不动摇“控新”。切实加强环保审批工作,严格新建项目环保审批管理,提高环保准入门槛,提高环评和“三同时”执行率,今年要认真开展好“三同时”专项行动,多还老账,不欠新账,并着力提高质量,力求从项目建设源头上预防环境问题。把总量削减指标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对化工、水泥、热电、印染等重污染的项目要严格控制,涉及公众环境权益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要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

三是加强排污费征收和排污申报工作。严格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排污费征收与管理,巩固收费源,拓展收费面,逐步扩大对木材加工、畜禽养殖等行业排污费征收范围。进一步完善污染源“三量”台帐和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2、生活污染减排:重点是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入网率和实际减排能力。尽快启动经济开发区江东区引污工程,着力解决好城区污水总管与污水处理厂的接线,*经济开发区江东区排污总管跨江建设,江贺工业走廊污水管网建设等重点区域的污水纳管问题。

3、农业农村污染减排:加快实施农村环境“五整治一提高”工程,积极采用农牧结合、“能源环保型”等治理模式。实现畜禽粪便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配合农业部门抓好年存栏猪3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治理任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4、加强污染减排体系建设。加强污染减排工作的研究,加快制定污染减排相关政策,积极探索市场化激励机制和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等机制,建立完善排污统计体系,做好排污统计基础工作,夯实工作基础。

三、启动实施“811”新三年行动,着力改善环境质量。

进一步巩固前三年的环境污染整治成果,按照全省“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围绕污染减排、工业污染防治、城乡污水、垃圾和固废处置、农业面源和土壤污染防治、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生态保护和修复、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等8个方面工作目标,结合我市污染整治与减排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及时制定我市新一轮环境污染整治实施方案。继续抓好水污染防治,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土壤、矿山、河道等生态修复保护,开展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建立重点污染区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有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大江东、江贺两个工业园区环境整治和生态化改造的力度,着力解决长台、丰足、何家山等区块的突出环境问题。深入开展二氧化硫、金属表面处理废水、锅炉黑烟、农村畜禽养殖、工业固废、城区噪声、饮用水源保护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环境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深化化工、造纸、制革、热电等一批重点污染源的整治;结合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农村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减少农村面源污染,使我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四、加强辐射安全监管,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工作,全市辐射工作单位持辐射安全许可证率达到100%,已建辐射项目环保验收(核查)率达到100%,辐射工作单位“飞行检查”合格率达到70%以上,闲置和废弃放射源送贮率达到100%,使核与辐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不断强化对固体废物污染的监管,认真落实防范措施,切实做好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工作。

五、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坚持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持续深入开展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强化基础工作、深化“三查二调一收费”。进一步强化环境监督执法,环境监察机构要采取交叉检查、错时执法、后督察、重点督办等多种执法检查形式,增加日常监察频次。加强与上级环保部门的密切联系,建立完善部门联合环保执法和重点案件移送督办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依据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的法律法规,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下大力气解决一批矛盾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要将保障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突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环境监管。认真办理人大、政协议案、提案,依法做好环境投诉的调处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深入基层,破解难题,加强环境安全隐患的防范、排查和处置工作,有效化解各类环境矛盾纠纷,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为创业创新、富民强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强化基础工作,深化“三查二调一收费”,建立实施环境监察日常巡查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排污收费、排污许可等工作,健全环境保护听证、社会公示和新闻曝光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执法基本功训练,规范现场勘察记录、现场笔录、证据收集、案卷制作及执法案卷,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六、加强环保能力建设,提高环保监管水平。

一是加强监测和监察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辐射环境、应急监测和自动监测网络建设。在继续加大对重点污染源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应急监测、汽车尾气等污染源监测能力建设。加大对实验室装备的投入,切实提高常规分析测试能力。加强环境监察机构装备建设,提高环境稽查监察执法能力。加强环境监察大队和基层站所能力建设,提高队伍素质,根据环保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执法装备和必要的应急设施,进一步完善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环境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的作用。加强环境监控中心和已建成的12家企业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的运行维护,确保对重点排污单位排污情况的实时监控和整个系统的长期稳定运行。提高在线监控数据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在线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环境统计、总量核算和环境科研等方面的作用。建立自动监测系统应急预警监测联动机制,按照上级统一要求逐步扩大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和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覆盖面。

三是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和环保队伍建设。加强乡镇、街道生态环境监管站建设,加强业务指导,完善工作机制,配备必要设备,开展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基层环保工作人员在加强本辖区环境监管和环保调处、建设项目环保初审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使乡镇、街道环境监管站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生态环保工作的得力助手。加强环保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敢于压担子,促使年轻干部加快成长。不断加强机关“软实力”和“硬实力”建设,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力争环保科技人才培养工作有新的突破。

七、精心组织指导,圆满完成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和《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精神,按照1月4日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动员大会要求,健全污染源普查机构,制定普查方案,落实普查人员,保障普查经费,认真做好普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坚持全面调查,科学普查,依法普查,保证质量的原则,加强组织协调,加强部门分工协作,搞好宣传动员,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污染源普查顺利推进,认真查清全市各种污染源的数量和分布、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去向,全面掌握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和状况。对普查数据进行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建立重点污染源档案和污染源信息数据库。把普查污染源与健全环境统计体系、监测体系、评价体系结合起来,以这次普查为契机,建立更加科学的环境统计制度,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科学、翔实、全面的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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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environment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K0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前言

环境监测是随着环境污染的形成而产生,并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环境监测既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环境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 环境问题不仅包含排放污染物引起的健康问题,而且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问题。这促使人们重新审查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用新的思路和方法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本质上看,环境保护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终极目标。对环境监测, 目前单纯的理化指标和生物指标监测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生态环境监测则可弥补传统环境监测的不足。整体来说,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保护的前提,是生态管理的基础,是生态法律法规的依据,所以,生态环境监测不容忽视,要抓好每一项工作措施。

一、生态环境监测概述

1.1 生态监测,又称生态环境监测,目前的定义不很一致。有学者提出“生态监测就是运用可比的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特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或生态系统组合体的类型、结构和功能及其组合要素等进行系统地测定和观察的过程,监测的结果则用于评价和预测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为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提供决策依据,这一定义似乎从方法原理、目的、手段、意义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1.2 生态环境监测是环境监测的拓宽,除了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外,生态环境监测的理论和实践必是生态监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基本保证,并且生态环境监测是采用生态学的各种方法和手段,从不同尺度上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主要通过监测生态系统条件、条件变化、对环境压力的反映及其趋势而获得。

1.3 众所周知,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是环境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环境监测信息是否准确,分析的结论是否客观,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决策的正误, 而环境监测数据、信息是监测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分析判断环境问题最基本的前提,获取真实有效的监测数据和信息是环境监测的直接目的。重视监测全过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工作氛围,将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抓紧抓实。

二、生态环境监测的现状分析

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3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在我国环境监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监测与环境污染监测相比,仍处于落后状况。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目前,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污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但总体上看,污染程度依然居高不下,而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 10%的速率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水源污染及土壤污染、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和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等等,使得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2 水土流失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蚀、风蚀、冻融侵蚀广泛分布, 局部地区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随着城市化和工矿业的发展,地表扰动、 植被破坏等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根据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调查,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到 356 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环境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2.3 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因,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也非常严重。目前大约有 200个物种已经灭绝, 估计约有 5000 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 约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20%,有 398 种脊椎动物处在濒危状态, 约占我国脊椎动物总数的 7.7%左右。

三、环境监测问题的解决方案

3.1把环境监测做为工作重点

环境监测站承担的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和为环境管理服务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 污染物减排监测等任务十分繁重, 在保证任务完成的同时, 要十分重视监测的质量保证。在环境监测工作的各个环节从监测方案制定、 环境监测布点、 现场采样、 样品制备、 分析测试、 数据评价和综合报告、 数据传输等全过程均应实施质量管理。

3.2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工作体系

环境监测的质量管理说到底就是监测质量体系文件的建立、持续改进和严格施行。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按照质量体系要求全方位、 全程序、 全过程、 全要素的开展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工作,实现环境监测的规范运行, 持续提高环境监测质量。

3.3加强监测基础能力建设

大力加强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搞好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的储备,以项目实施带动能力建设,提升环境监测技术设备水平。推进监测装备和技术体系的现代化,构筑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由“粗放型”向“精准型”的转变。要加强对环境监测仪器的研究,加快监测仪器的国产化,做好仪器设备选型,制定科学的装备配置计划,选择适合实际工作的仪器装备。

3.4加强环境监测网络建设

要进一步优化网络结构,建立起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环境监测接轨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增强环境监测的整体实力。要在科学优化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全国环境监测网、生态环境监测网,沿海地区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长江、淮河等各大流域环境监测网,区域应急环境监测中心网,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中国网等,形成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为龙头的全国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中心体系,为全国以及区域和流域的环境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多种形式的监测报告,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展环境质量预测预报工作。

四、结论

总之,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环境污染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因此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任务非常艰巨。只有加强环境监测,才能有效遏制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生活环境,进而促进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由此可见,加强环境监测已经是势在必行、极其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单纯从理化、生物指标监测来了解环境质量已不能满足要求,生态监测是环境监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必将被广大环境监测工作者逐步认识和掌握。 从国内已有工作来看,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 还没有在生态监测中发挥作用。多数工作尚属研究性质,环境监测意义尚的常规生态监测工作尚在起步和酝酿中,急待开发和实施。 目前,特别需要一套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并且对各种生态类型监测的技术路线和要求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以便大范围普遍开展生态监测工作。

参考文献:

[1]奚旦立、孙裕生、刘绣英.环境监测(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2]《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6)114号.20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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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管理是以监测理论基础、专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为组成内容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来指导环境监测实践活动。使监测工作具有计划性,监测方案具有可行性,操作程序具有规范性,测试技术具有先进性,测试数据具有有效性,监测综合结论具有客观准确性,从而达到“科学监测”。环境检测是以评价环境质量和监督污染物排放为目的,按照环境标准,对水、气、声、土壤、辐射、生物等环境相关因子的浓度,数量等以及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和监督的活动过程。面对基层管理工作现状,在全面抓好基层环境监测管理工作的同时,应着重抓好两方面薄弱工作。

1 搞好环境监测规划,使监测工作具有计划性,监测方案具有可行性,综合结论具有客观性和务实性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环境监测手段不断完善和监测技术不断提高,操作过程越来越方便快捷,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监测成本越来越低。这些优势为开展和拓宽监测项目和范围提供了可行性。基层环境监测规划是做好基层环境监测工作的基础。是保证监测项目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重要基础。监测规划必须符合当地的环境特征、生态特征以及污染现状,必须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合理配置资源。不断健全环境监测项目,拓展监测对象。在完善原有的监测项目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新项目。比如:现在施工环境管理和生态环境管理比较薄弱。开展和加强这方面监测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1)施工环境监测管理,尤其加强人居密度比较大的城区监测,如新建、拆迁、扩路及各种管网建设等,粉尘和噪声污染十分严重,污染区多,分布广,环境条件差,环境监测比较困难,监测管理尤为重要。监测部门应积极有效地合理调配监测力量,适时监督监测,为环境管理部门对施工方实施强有力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法律依据;

2)生态监测是生态管理的基础。虽然我国关于生态监测刚刚起步,但我国脆弱的且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现状迫使我们必须加快生态监测的步伐。生态监测分门别类种类繁杂,做好监测规划任务繁重,必须突出重点,着眼现状。比如现在经济上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提倡规模化种植业,即产业化种植。过去是农作物轮换种植,现在是单一品种长期大规模种植,林业种植也类似。这种转变速度快、规模大,像这种方式是否影响生态生物平衡,还须密切观察生态状况,适时进行土壤监测和生物监测。像2008年南方罕见冻雨灾害表明,森林区混杂林抗灾强,单一品种林木抗灾能力弱,是个典型例证。做好生态规划,对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进行测定,对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森林植被锐减等灾害认真调查和监测。基层监测规划要符合上级规划和指导,根据当地实际环境和实际工作能力,积极开创新项目,

2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是监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主要在环境监测的全过程中为保证监测数据和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所实施的全部活动和措施,包括质量策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质量改进和质量监督等内容[1]。

根据基层现状应着重解决的监测质量管理问题:

1)监测能力方面的建设,它是监测管理的基础,包括仪器设备、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仪器设备是能力建设的物质基础,监测人员素质的提高是能力建设的中心,管理水平是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人才培养和提高监测队伍整体素质是加强监测能力建设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要通过岗前培训、继续教育、专职进修、专业培训等渠道搞好全员培训,使监测人员全面掌握监测业务知识、熟悉各种标准、规范、技术方法,更好地抓好质量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支持,集中资金,发挥政策优势,不断充实各类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和物资,切实加强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和专项能力建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2)努力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基层监测站常常是制度建设很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很具体,汇报总结很完美,而实际操作却往往存在偏差。突出表现为主观故意造成数据不准。如涉及政府政绩考核、上级检查落实减排任务、企业关停、追查事故责任等,为了达标或其它利益而人为改变数据。这既是行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主观失误造成监测误差。诸如工作懒散不负责任,在仪器校验、实验用品的存放、采样布点设置、操作不规范等方面造成疏忽。监测数据不能如实反应环境质量,环境监测和监测质量管理失去了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把监测工作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克服自私行为,正确认识荣辱观,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责任感和环境污染自危感。

3 结论

篇13

1.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3.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治理措施不得力所产生的工业污染。

4.畜牧养殖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二、农村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仍在加剧,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已经危及到了人群的生活和生命安全。

1.农村水环境质量恶化。

2.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发病率增高。

三、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问题形成的原因较多,有环境管理体系、有财政资金、有治理模式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1.我国环境管理体系难以适应农村污染问题的治理。

2.财政资金短缺,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3.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建立。

4.农村污染治理模式单一,套用工业污染的治理手段。

5.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管理手段落后。

6.农民的环保意识差。

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及建议

目前,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药、化肥、农业废弃物和畜禽粪便等农业自身污染,以及工业污染排放、城市垃圾等外源污染两个方面。对农业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势在必行,为此,提出以下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1.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要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修订相应的农业和环境法规,建立健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修订和完善农业环境标准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必要时可以出台单独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以利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2.提高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战略认识。

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当转变观念,把治理农业环境污染,保护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产品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措施。随着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防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污染;综合整治乡镇环境;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维护农村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确保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3.加大农村环保治理资金投入力度。

农业科研部门应当把发展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作为今后农业科研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加强力量,增加投入,通过技术攻关、项目招标引进吸收等方式,尽快推出一些技术上成熟、经济上可行、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好的技术项目,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各有关部门应当在政策引导、项目规划、管理措施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同时,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扩展农业环保资金的来源渠道,改变环保投资分配体制,提高投资效果。在支农资金或环境资金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专项用于农业环境的治理工作,也可以吸引和利用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赠款和贷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的投资增长机制。

4.明确农业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责,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限。

建议成立由各省(市)领导牵头,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农业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农业环境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限。

5.发展生态农业。

坚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农业是必由之路。必须树立农业发展的科学生态观。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生态,并以新的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的农业生态观为指导,促进农业的生态建设。

6.加强面源污染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抓紧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严格控制养殖废物的排放。对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厂),必须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督促建设单位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对于“三河”、“三湖”等国家和地方明确划定的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周围的中等以上规模的集约化养殖场(厂),必须进行限期治理。

7.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镇。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积极开展村镇环境规划。凡1999年以后新建的县城、乡镇和新村,必须编制环境规划,并与城、镇建设同时实施;对已有的县城、乡镇和村庄,应结合城镇改造逐步加以实施。要通过规划、引导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污染集中控制、加速城镇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