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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它不仅渗透着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也贯穿于我国的管理实践。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企业活力逐步增强的当今,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优秀的思想并正确的运用,对促进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传统文化与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含义
要理解传统文化的含义,我们应该先要理解一下何谓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爱德华·泰勒提出的“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在我国“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之中,易经中记载:“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国《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而言的,主要是指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③。
企业的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体现,它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凝结在企业的产品、服务以及环境中的、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包括企业物质环境等,这里我们所指的物质环境主要包括生产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三个方面④。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为目的而制定的、具有本企业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和⑤。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⑥。
2和谐思想与我国现代企业物质文化管理
追求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一思想对于企业如何处理好其自身的物质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佛教、儒家的“天人合一”,“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道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无不都告诉着我们,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有着其本身运行的发展规律,我们必须遵照客观规律,以自然为法。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想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要认识并遵守自然的规律,而不能把企业与个人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此外,还需要把企业的环境、各个部门、人员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企业只有谋求了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才能拥有更好的生产环境与工作环境。
我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再次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企业不只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社会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企业在实现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同时,还要实现与社会、合作伙伴、员工的和谐发展。孔子主张“仁”、“爱人”,企业作为一个主体也应怀有“仁爱”之心,即:有社会责任感。儒家在“义”、“利”的问题上主张“先义后利”、“以义求利”,企业在获取高额的利润及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意识到社会对企业的帮助与支持,能懂得回报社会,把国家、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实现自身、社会的协调发展。企业与社会的和谐是创造好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前提与基础。
3以人为本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文化管理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当今我国的现代企业在借鉴西方管理方式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制度的建设,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制度文化的有效着力点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至重的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与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⑦。据查,“以人为本”最早是在《管子·霸言》中提出来的,“夫霸王之所使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⑧,儒家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我国自古就对人有着高度的重视,尊重人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的企业,只有把关心人、尊重人真正的放在首位,以员工为本,才能更好的凝结团队的力量,使员工领悟企业的精神,自觉的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更好的发挥制度的作用,进而建设更好的制度文化。
“以员工为本”是指企业要关心、尊重员工,重视员工的价值与意义。首先要在生活上关爱员工,不断满足和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为员工解决实际的困难问题,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其次,要使得每位员工从事着与其能力与兴趣相符的岗位,对于人才,企业要做到任人唯贤,充分的发挥员工们的才能与特长。再次,要尊重、信任员工,对员工适当的授权,为员工创造能自由展现的平台,充分的信任他们,这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4诚信、创新、自强不息与我国现代企业精神文化管理
诚信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同时也是一个企业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前提,是企业能否经营成功的关键。企业需要对合作伙伴诚信,需要对员工诚信,需要对顾客诚信。一个企业的良好信誉,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较高的经营绩效,而且为企业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正确的人才观是企业竞争力的保障。兵家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的竞争最终将要归于人才的竞争,只有拥有人才这一强大的利器做后盾,这个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企业在为人才提供发展舞台的同时,还要做到为人才服务,满足人才的需求,让人才无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人才的能力,进而增进企业的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前进的动力。庄子言:“人皆知有用之用,确不知无用之用也”,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事情有用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无用的一面,不能因循守旧,而应创新求变,力求发展。易学中的“革”,法家的“事异则治变”,佛家的“诸行无常”,都主张变革、创新的思想。世间的事情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企业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变革中有着创新的思想才能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尖端。一个企业只有不断的进行思维、观念的创新,那么这个企业才能持久不懈的向前发展。
5结语
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发挥着不可质疑的作用,但是由于文化是不同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在关注其优点的同时也需看到其本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特点,正确的运用,使管理取得较好的效果,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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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泰勒,蔡江浓.原始文化[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2):1.
②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2.
③郑质光,林宏宗.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及影响[J]·现代财经,1996(5):22～25.
④杨刚,陈国生,王志章.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9:82.
篇2
1、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思想中的反映
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发源地，在行政管理中注重的是时效性、制度性、规范性，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思想多是刚柔并济，提倡传统的仁政，同时又强调法制，用道德和法制共同来治理中国的行政事务。中国一直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以礼待人，以礼安邦，凡事都是讲究个情、理、法。讲究人情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思想有莫大关系，儒家思想提出的仁政就是让凡事都讲情理，不要追求苛刻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中有情有理。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工作者同样以传统文化中的正己化人来进行管理，管理的根据更有文化底蕴，让管理更有人情味、更加融洽，不刻薄呆板。
2、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目的中的体现
管理目标的设定往往是与利益直接挂钩的，这样就使得管理目标变得狭隘，管理目标的制定应该是要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符合人民权益保障的，同时也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此来实现中国梦，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制定管理目标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传统文化有许多与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让行政管理目的更具人性化，不在只是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的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目标制定。当管理受到法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为谨慎，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并会因为蝇头小利而降低管理目标，坚持遵守规范性，拒绝越雷池半步。当管理目标受到道家影响时，管理目标就变得更具备道德性，坚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具有道德性的管理目标。
3、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方式中的运用
传统文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在于，传统文化必然要与管理过程进行相融合，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求所进行的。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的要求就是进行和谐社会的发展，这就相当于道家思想所提出的“无为而治”，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将更多的实至权利下放到个人手中，这样会更为有效的发挥各个环节的管理机制，更为有效的提高整个管理过程的能力，进而提升管理的实际效果。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强调“人性可朔”人的性格都是会根据周围的人或事物发生改变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运用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根据不同事件的特性进行具体的管理措施。
4、传统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管理背景
古代选拔人才通常是通过科举制，同时以举孝廉、推大儒来进行国家人才选拔和召集。让这些人才参与到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中，让这些贤明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提出的儒家思想就是提倡“举贤才”来治理国家，让有德有才的人来进行国家的行政管理。传统文化中还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人民群众要合理利用道德和法制来管理人民群众，让人民处于一种德、法结合的社会，在这个环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人格。传统文化管理人民的背景同样适用于今天中国的行政管理中，也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文化依据。借古通今是完善现代中国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更应德、法相结合，在社会树立一个充满正确价值观的大环境，让人民群众自律，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行政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法制，制度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民的权益，最大化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
5、传统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负面遗留
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客观问题，比如重形式，轻效率；重权利，轻人民；重等级，轻民主；在现代中国行政管理中这些情况屡见不鲜，新闻报道的钓鱼执法、、效率低下、营私舞弊等。这些传统文化负面的遗留都与中国现代行政管理相悖，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要摒弃这些，学习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提倡德政，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之中，更好地发挥行政机构的效能，才是社会进步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要时刻紧跟世界的变化，同时也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
篇3
一般来说，傈僳族中老年妇女的穿着是头打绕子，用一丈二尺长的黑色直贡呢包扎成三面人字（前额和两侧）叠层式包头。年轻妇女包头分三层，底层包三尺长的黄色或蓝色长毛巾，第二层包一块新的带花毛巾，第三层用一尺或一尺五长的黑布或青布带包扎成人字叠层式包头；上身穿黑色或蓝色的右衽襟镶花边短衫，下身穿白麻布或青布百褶裙，裙子长及脚踝，走起路来摇曳生姿，腰系自织的白麻线彩布腰带，脚穿胶鞋。妇女无论年龄大小都爱戴耳环，手戴镯子。年轻妇女则再配以用贝壳、珠子、银币穿成的胸饰。男子头绕黑、蓝色包头，穿对襟式火草麻布衣，下身着大筒裤，裤长及膝，走起路来精干利索。成年男子出门一般又在左腰上配长刀，在右腰上挂狩猎用的箭筒或用熊皮或羊皮缝制的皮包，显得英俊豪爽。
3.饮食
包谷、小麦、荞子为傈僳族的主食。他们把包谷面煮成稀饭，称为“神仙饭”“搅搅饭”。蔬菜主要有套种、间种在田间的瓜、豆、洋芋、萝卜、蔓菁等。肉食主要是鸡、羊肉、牛肉及猪肉，其中尤喜吃羊肉、牛肉。傈僳族嗜好喝清酒和浓茶，男子还喜欢抽旱烟。
4.居住
白龙潭傈僳族传统住房有土掌房、垛木房、茅草房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向瓦房和钢筋混泥土房发展。土掌房、茅草房、瓦房均隔成三间，中间是堂屋，左侧为卧室，右侧间做厨房。垛木房一般隔成两间，一间置火塘作客堂兼厨房，一间为卧室。也有的是一通间，在侧边开门，中间置火塘，火塘上架铁三角，火塘的上方置灶神，火塘的左右两边铺床，以左边为大，男人睡左边，女人睡右边，一家人以火塘为中心，围火塘而卧。
5.节祭
（1）传统节日
七人节在每年的正月初七进行，傈僳语称为“时阔木”，汉语称“七人节”。七人节的来由，源于傈僳族对天、地、人关系的原始认识。傈僳族始终把人与自然合为一体，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把大自然的生物按民族习惯的生态链排列：一天、二地、三猪、四牛、五羊、六马、七人、八谷、九豆、十麦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民俗观念，而傈僳族人把正月初七排为人的本命年来过，留传至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七人节”。在“七人节”活动中，包括祭祀、传统的绝技上刀山、下火海表演、民族服饰和舞蹈展演、唱歌对调、全村集体摆傈僳传统青松针坐地宴，歌舞狂欢等多个内容。活动顺序为：初五开始祭祀、初六立刀杆，初七清晨正式开始七人节活动，到初七深夜结束。刀杆节每年三月十三日，是傈僳族传统的刀杆节。据说，明代兵部尚书王骥，为了保护边民，率领部下作战异常英勇，“刀山敢上，火海敢下。”傈僳族人民非常敬佩这种精神。为了纪念王骥和他的将士，便立下了这个“刀杆”节。如今，这项惊险的传统祭奠仪式，已演变为傈僳族好汉表演绝技的体育活动。上刀杆前要先做祭祀，祈求神灵保佑在上刀杆时能够平安。熊熊烈火映红天际，声声芒锣在山谷回荡。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火堆，参加刀杆节的开幕式──“跳火海”。在猎枪声和锣鼓声中，参加“跳火海”的人们脱去鞋，光着脚板跳进火堆。他们毫不畏惧地在火堆里跳来跳去，并用舌头舔烧红的犁头，将烧红的铁链在手上传来传去，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中午举行上“刀杆”活动，他们把磨得十分锋利的36把长刀，刀口向上分别用藤条横绑在两根20多米高的木头上，每把相距一尺左右，每十把中又用两把长刀交叉起来，这便是“刀杆”。上刀杆时，双手抓着刀梯，脚板蹬在锋利的刀刃上，一步一步往上爬，有的嘴里还含着烧红的犁头。上到杆顶后，鸣枪，放下犁头，表演动作，并把杆顶插着的小红旗抛向四方。最后，上“刀杆”的人到杆顶，以示胜利。
（2）祭祀活动
祭祀天神傈僳族人认为天神统管宇宙万物，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均由天神供给，所以祭祀天神要多用祭品，并以大南瓜为主。时间在每年农历冬月（十一月），地点选择在村中空地或附近山坡上，全村男女集体祭祀。祭灶神火塘是傈僳族烹调食物的重要场所，也是十分神圣的地方。每户傈僳族家庭中都置有火塘，火塘上放铁三角，在火塘的上方，靠近里墙的地方，放有三块石头，称为“支锅石”。支锅石被傈僳族人视为家中的灶神。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每个傈僳族家庭都会举行祭祀灶神活动，祭祀的时候，先砍一尺长青松枝，树条分三叉，程山字形状，代表着食物来源于大山，取于大地。祭祀时候，男主人点燃三柱香，烧燃黄钱纸，口中祈祷平安丰收之类的吉祥语。祭祀山神，时间在农历的腊月（十二月三十日）。由于傈僳族多居住在深山峡谷中，在长期的迁徙的过程中，经常遭到风、雨、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为了求得大自然的护佑，逐步形成了一套祭祀山神的仪式。祭祀时，每家到村中的山神供奉地集中，在祭祀地宰杀一只公鸡，敬奉饭、茶、酒、水各三碗，烧香、黄钱纸等祭祀，希望通过祭祀祈求山神护佑全家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祭祀猎神，在远古时期，狩猎是傈僳族主要的生活方式。至今，祭祀猎神仍然是傈僳族家庭中的祭祀活动内容之一。祭祀时，男主人在火塘正上方的墙壁中钉上一块方整的篾笆，并将猎获的野兽头角、脚、飞禽羽毛等粘在篾笆上。然后，把猎枪挂在旁边，布置成“猎神堂”。男主人带领家中男性成员祭祀完后，猎神堂就被保留下来。每当外出狩猎或获得猎物归来，家中成年男性都要在猎神堂前祭祀，希望下次出猎能够满载而归。
6.礼俗
婚俗，傈僳族举行婚礼的头一天，新郎打扮得整整齐齐，身披彩带，由媒人陪同来到女方家娶亲。娶亲者受到女方家的盛情款待。第二天早饭后，所有长者与新郎新娘相聚堂屋，口念祝福语，此时，新娘表示不忍离别父母姐妹，要礼仪性地哭泣，但哭声一般持续不长。随后，女方家组成热闹的送亲队伍，抬、背着嫁妆，村中帮忙的亲友便在院起舞打歌，欢送新人。到男方家门口时，到处都聚集着男方迎亲的人。人们分站两旁，以打跳的方式来迎接新娘和送亲的客人。等送亲的客人进屋就坐后，围坐在火塘边的老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傈僳族的传统调子，以歌声教育新人不忘民族的历史，不忘祖先创业的艰难。之后，男方家的歌手和女方家的歌手开始对歌。时而个人对唱，时而一个领唱众人合唱，只听歌声阵阵，此起彼伏，并夹着阵阵的欢笑声，营造出浓烈的喜庆气氛。歌手们演唱时右手搭在歌伴的肩上，左手放在耳根的下部，随着曲调的节拍一左一右地摆动。曲调明快活泼，旋律优美流畅。婚礼这天，女方家送亲的人们在男方家受到盛情款待，除酒肉尽量享用外，男方家的人还一拨一拨地过来敬酒、劝酒，致使不少送亲者成了醉翁。送亲者喝醉的越多，男方家越高兴，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津津乐道，视为快事。
葬俗，白龙潭傈僳族的丧葬一般实行土葬，唯死于非命者实行火葬。一般村寨及家族均有公墓，老人死后全村停止劳动二至三天，族人携酒肉到死者家中进行吊唁。在祥云县白龙潭，人死的当天主丧人就要杀羊祭祀逝去的先人，然后要通知亲友。死者如是女性，还要专门派人先给后家报丧，同时准备宴席招待来吊丧的人。后家的人得到消息后，要从自己家里牵着羊去奔丧，把自己牵来的羊，带来的酒，同时把包有盐、茶、黄钱纸包和香献给死者。杀羊时，在羊的两支角上绑上两条孝布，把羊牵到棺木前的木坎上杀死，以示给死者献了礼物。人死后，主丧者要请来当地有名的祭祀人员开展祭祀活动。活动中，祭祀者口授死者生前经历，传扬美德，告慰后人，祭祀活动一直持续到出殡。出殡前一天晚上，主丧者要请来当地和吊唁的人为死者举行打歌活动，打歌活动往往是通宵达旦。送葬时，所有孝子围着棺木左右各绕三圈，追忆逝者。同时，村里的人吹芦笙，并由8人轮流换着抬棺，中途不能停歇，人土后便即刻垒土成坟，告慰亡灵。
篇4
一、儒家伦理思想贵“仁”
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企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的关系，在企业内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环境。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贵“和”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按现代话说，即礼的作用，以和谐为重；先王准则，以和谐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制定，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和谐，先代尧、舜、禹、汤、文、武诸王，均以此作为自己安邦治国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主张人际之间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即“人和”。几千年过去了，“和为贵”始终是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信奉的治国方针和道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即将“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和阐述。??
和谐是一种对真善美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人际亲密强调个人以彻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体之中。管理者与其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保持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当今企业道德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敬如宾，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发扬儒家仁爱精神，就要以仁爱向善作为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引导企业员工向善，使企业内团结和睦，亲如一家。
在商业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气生财”，“和”则“旺”。要坚持以正当手段竞争，不能搞小动作或诋毁竞争对手，摈弃不道德的竞争行为。对于同行业伙伴既竞争又合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即树立合作竞争的“双赢”竞争理念。“双赢”模式正是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和谐与竞争的统一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把尊重自然规律、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态道德，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谐论”、“天人合一”于平淡朴素中有着奇迹般的深刻。
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寻求祟高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归宿。首先，企业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其次，企业要为国分忧，勇于承担社会重任和历史使命，坚持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再者，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慈善活动。将仁慈爱心献给最需要关爱的人，博施济众，兼善天下。
三、儒家伦理思想贵“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义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质利益。他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来统率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一个人取得物质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这里就包含了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思想。并且认为“义”重于“利”。认为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强调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谨尊仁义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后自己获利。“不义之财不可得”，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企业职业道德具有主观上的“利他”性和客观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础，“利己”是“利他”必然结果。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义”是“利”的手段和途径。企业员工在职业实践中视顾客为上帝，对用户负责，必须会赢得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业魂”，就要把企业成员过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祟德尚义、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引导到以企业集体利益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上来。
四、儒家伦理思想贵“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企业商德的核心是诚信，诚实不欺、重约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业立身之本。诚实守信是企业的良心之所在，是企业对顾客、合作者忠实守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日本企业奉行的”终身雇佣制“就蕴含着管理者与雇员之间内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诚关系。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重约守信、言而有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条件。企业要盈利，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获利，怎样获利的问题。企业赚钱要讲良心，获取的应该是“阳光下的利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牢固地树立契约意识和忠实履约的道德精神，信誉至上，注重商业道德。反对随意毁约、商业欺诈和言而无信。
企业成员要诚实、忠实、老实、要坦诚相待，信守承诺。要诚心待客，货真价实。要恪守信用，严格履约。企业成员要通过自律、自省、自觉，从思想上消除“机会主义动机”，减少“道德风险”。不弄虚作假，不瞒上欺下，不歪曲事实，不偏听偏信。只有诚信不欺、重约守信，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才能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欺诈、哄骗，言而无信，昧着良心赚钱，就会使企业失去信用，最终也会失去市场，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还必须指出的是，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必须摈弃儒家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和道德弱点。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义，封闭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级观念，官本位特权意识等。竞争观念、效率观念、创新意识、民主意识等，则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伦理思想之精华，兼容现代文明道德意识，就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企业职业道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
[2]宋英．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J]．经济师，2006，（4）．
篇5
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主要表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系统、行为系统、价值系统的内化不足上。而之所以如此，又与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不无关系。由此，本文主要想就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做一简要分析，并就如何改进当前我国大学课程设置，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这一问题提出部分不成熟的看法。缘于人们对课程的认识不一、所指不同，特对课程这一范畴做出如下三点限定，以免引生歧义：其一，本文的“课程”主要指“在学校情境中、以静态方式存在的、除去具体课堂师生教学活动之外的学科、经验、活动方案等”，它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类，前者主要指“作为教师与学生教学活动之基本依据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材等”，后者则主要指“物化形态上的校园建筑、活动场所和观念形态上的校园氛围、人际关系两类等”。上述界定是对国内廖哲勋、施良方、吴康宁、董泽芳四位教授关于课程界定的综合，分别参见：廖哲勋．课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59；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72-273；吴康宁.课程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4；董泽芳.教育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58。其二，课程是学校教育中师生“教”、“学”及二者交互活动的基本依据，在教育业已制度化的今天，课程的教学至少已与教师的教并驾齐驱。其三，课程乃文化之文化，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根本特性在于其文化传承的工具性，它“充当着文化传承的工具角色，并且课程文化的主体地位正是由它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而获得的”[1]。在简要表明笔者对课程及其包含内容理解之后，下面就按上述维度来对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作别类分析。
二
概而言之，当前我国大学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之课程因素主要有二：
1-显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的科目比例、课时少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大学课程的结构通常以专业为单位，由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四部分构成，之后进行了改革，开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通识教育课程[2]。高等院校的文化传承与通识课程休戚相关，尽管限于资料收集能力，笔者没有查阅到国家关于大学课程设置具体统一的课程计划（或许由于各高校性质、类别、程度不同，国家确实也没有就此做出明确规定或限制），但综观我国大学通识课程的设置，主要特点有二：从结构上看，主要由公共必修课和素质教育类选修课两部分构成；从内容上看，主要以公共必修课为主。从国内已有学者对大学通识课程问题的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高校的传统文化传承情况似乎比中小学更为欠缺。一是公共必修课多，素质教育选修课少。在公共必修课中，我国主要以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为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尤以两课和外语为最。有研究表明，“北大、武大、厦大、南大、陕师、上交、汕大等八所高校的素质选修课程占通识课程的比例不足30%，并且其两课和外语占公共课的平均比例高达66%左右”[3]，素质教育课程不仅比例小，而且大多还是选修课。二是公共课内容庞杂，真正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课时少。那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除在形式上是“选修”之外，其内容也相当庞杂，几乎囊括了所有自然、人文、社会、艺术、基本技能等领域，并且各校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关涉传统文化内容的仅为其中很少一部分。以北京师范大学2005～2006年度下学期的课表为例：该年度本科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31门，周总课时数为138节次，关于人文社科的有7门，而7门人文社科中真正关于中国文化的只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门，且课时只有4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3%和2%；本科选修科目共计95门，周总课时数为476节次，其中关于中国文化的有14门，周总课时为28节次，所占科目和课时比例分别为14-7%和5%；研究生公共必修科目共计15门，其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为0；研究生选修科目有35门，除长拳、太极拳、乒乓球等体育类项目外，关于中国文化的几乎没有[4]。三是国、外语比例严重失衡，外语具有超值化倾向。许多高校都十分强调外语的必修性并将其作为公共必修课予以明确安排，而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诸如国语的课程不够重视或语焉不详。不仅如此，外语科还在课时上呈上升、在考核上呈从严趋势。这一点，只要随意查阅一下当下各大学实施的课表及对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的强调便可一览无遗。
2-隐性课程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因素、内容少
隐性课程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物化形态和观念形态两方面，由于观念形态的隐性课程主要与学校中的师生、生生人际交往活动及学校各项制度相关，笔者曾在其它场所已做论述[5]，因而，此处主要就物化形态上隐性课程的传统文化缺失情况作一阐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一是校园建筑日益物质化，缺乏传统学校气质。大学作为传递知识、陶冶性情，锻造人格的场所，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学校气质，校园建筑应以一定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作支撑，要与历史对话，正如芬兰建筑师奥尔托所言，“纵然只残存一座烟囱也应围绕这个遗迹来重新建设”[6]。但近年来，在市场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不管国家和自身是否具有经济承受能力，也不问教学与科研的实际需要，把商业性建筑的处理手法照抄照搬到学校建筑中来，日益物质化，遍地透着官僚气息和铜臭味，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二是校园环境日趋商业化，缺乏传统文化氛围。如果说大学的独特气质在于其精神而非物质性，那么学校的内涵则体现在其文化上。但现在我们的校园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不仅对已有古老建筑的爱惜不够，随意拆毁，而且新建校园又不注意采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风格，却仅为追求时尚而耗财费力。“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是一种明显地代表着文化衰落、乃至灭亡的现象”[7]，因此我们的大学应该注重文化性的生成。三是活动场所日渐机械化，缺乏传统人文关怀。如今的学校在活动场所方面愈发表现出机械化特征，缺乏传统的人文关怀。教学场所由于其活动主体更多的是师生或生生之间的“人”，因而，其“机械化”程度还不算明显，但后两者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运动场所，如今的大部分学校都在一系列达标评估中，不断地圈地，购买设备，受西方的影响，各式各样的锻炼器械被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大学的各个运动场所，那些所谓的个性化锻炼设备似乎都是为个体运动所准备的，即一个人面对器材并操作器材，继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然而，这种场除了听到锻炼者对机器设备“做功”时所发出的刺耳响声、使肌肉组织变得不一般外，似乎对人的心境陶冶并无多少良效。同时，生活场所诸如食堂、宿舍等也都是为个性化设计的，不断地强调个体的空间，而相对忽视学生之间的交往，加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对学生的限制，使得在校学生的生活毫无生机可言。
三
那么，如何通过课程来加强大学教育的传统文化传承？笔者以为措施有二：
1-改进课程设置，细心呵护显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内容
首先，在课程目标上，应充分挖掘并体现传统文化因子。从纵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逐级内化到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当中。课程目标的陈述不能过于宽泛笼统，教学目标的陈述则应越细越好。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课程学专家伊劳特（M.R.Eraut）提出的课程目标密度公式。伊氏曾就课程目标密度提出过一个公式，即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并认为，一般目标应以不到1/50为好；课程目标应以1/5为适中；教学目标则应在1/2到1/6不等。参见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97。：课程目标的密度的指数＝所列举目标的数目／列举出来的目标所涵盖的课时[8]（P97）。特别要注意非人文社会学科传统文化因子的挖掘与利用，如在教授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点时，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美；在讲解宇宙万物现象的物理现象时，也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天人合一”。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有待我们的学科教学法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横向上，应将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要求分别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的方式纳入到各学科文化传承之内，将课程目标一分为三地综合表述之。如国史一科，不仅要明确要求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掌握识记的基本史实，还要培养其对中国历史的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文明的认同。国文一科，不仅要规定在单位时间内古典诗词美文阅读、背诵的数量，还要使学生由此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精深博大，从而培养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自然科学，除基本的科学知识之外，也应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精神等有所了解。
其次，在课程结构和类型上，应调整并增加传统文化的学科和课时比例。在课程结构上，应改变当前我国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比例偏低的状况，在平衡自然、人文、社会三类学科科目比例的前提下，确保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在通识课程中对半开的比例，将汉语类（如大学语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和国史类（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科目作为必修课予以开设，并赋予传统文化科目一定的课时量。在课程类型上，从总体上遵循以学科、授受、显性、必修课程为主，以活动、探究、隐性、选修课程为辅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应以选修、活动尤其是探究课程为主，因为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已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并能就传统文化中某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评价与判断。
再次，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编写上，应拓充并加深传统文化知识素材。在课程内容上，不仅要将那些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知识、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选入教材，从古代的蒙学教材、儒学的“四书”、“五经”以及先秦诸子的文本中选取出一些经典之作，将其纳入国语教材；还要注意内容的社会贴近性，使所选内容与当前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如思想政治科应选取那些能够部分抑制当前过分功利化、个人化的传统伦理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国史科要选取那些与当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史实，等等；更要注意所选内容的可读性，使篇幅和内容短小精悍。在教材编写上，应根据不同学科特点采用不同的编制形式，除在总体上坚持传统文化学科教材的编制以“纵向组织与横向组织、逻辑顺序与心理顺序、直线式与螺旋式”[8](P106)三种形式相结合为原则外，还要在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如国文语一科，应采用螺旋式、心理顺序编制原则；中国历史一科，应采用直线式、以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顺序来组织其内容，特别是在中学开设过的中国历史，大学阶段不能简单重复，而应予以实质性的拓展；思想政治一科，应采用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按自身、家庭、他人、国家、社会逐次拓展的方式来进行编制。对此，传统文化中关于“修齐治平”的伦理规范渐次养成模式应该优于自小学到大学均为清一色的马克思基本原理内容螺旋扩展模式。
2-完善校园文化环境，养护隐性课程中之传统文化氛围
首先，要整体改造学校布局，适度遏制当前各校普遍存在的“非学校化”建筑运动。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而言，不仅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就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筑规模、投资预算及相关标准做出明文规定，对各超标学校建筑应给予相应处理，使其明了物质条件的优越给传统文化传承带来的负面效果，还要反思正在或业已进行的各项“学校评估达标”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制定的“达标”细则是否符合现有国家和各地经济发展实情。就各学校而言，不仅要合理布局，充分体现学校的传统人文气息，自觉抵制校园建筑商业化倾向，还要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营造静态的校园环境来赋予学校以传统人文气息，如在学校适时之处建立一些楼台亭阁、花草树木、雕塑圣像等以精雕细刻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艺术景点”，在图书馆、阅读栏、各楼廊墙壁等地尽可能镶嵌上中国传统格言警句和书法、绘画等作品，以最大限度地凸显具有传统人文精神的学校“人文景观”，等等。
其次，要全面开展各项活动，克服当前学校只关注学生“认知模式”的文化传承格局。不仅要在校内组织开展多种文化传承活动，如利用国旗下的讲话、板报、广播站、班级团队，结合各种纪念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组织开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围绕传统文化开展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各类征文竞赛等活动，引导学生自己选编并背诵一些传统名言警句，以警示自己、教育他人等；还要开发地方和校本课程，挖掘周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资源，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景点，从愉悦中自然浸润并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形成对民族文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其间最为重要的要对上述活动的具体实施制定出评估方案，切实督促各校开展上述隐性课程文化传承活动。
再次，要着力传承优良校风，精心打造学校师生的传统精神人格。在内容上，可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孝、忠、信、恕、勤、俭、毅为准绳，来指导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交往活动；在形式上，则可采取“三段螺旋式”的人格养成模式，即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提升学生的人格养成，第一阶段可以《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作为一名社会公民的基本品质，主要解决做“人”的问题；第二阶段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第三阶段可以时代要求的“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及与他人一起生活”[10](P76-85)和“培养科学的人道主义、培养创造性、培养培养社会义务的态度、培养完人”[10](P183-192)为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兼具传统人格精神和新时代品质的现代复合型人格，主要解决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在方法上，则应注重教职员工的榜样示范。教职员工特别是授课教师不仅自身要以传统文化精神来行为处事，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为学生做出表率。还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切实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对那些有悖传统美德或文化精神的人与事进行
有效监督，在校园内弘扬倡导传统人格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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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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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大地，，与西方被摧毁和沉睡的文化相比，五千多年的历史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与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贯穿整个中国历史，从历史中走来，历经坎坷，走向未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离不开的，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的奥秘所在。
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样性就能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统一性则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内核因素；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存之道，能做到坚持和创新是一种智慧，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变革性并不冲突，文化的延续性就是保留自己的精神内核并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的延续性，变革是不中断的变革；独立性和包容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性，独立性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是对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自然人文的思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心理特征、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性既是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实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根据。
二、保留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推动现代化弘扬时代价值
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理性的亮光总能带我们冲出迷雾，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高度发达，它还需要有精神文化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构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文化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经济的片面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的协同并进才是经济发展时代自身对文化内涵的需求。
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在道德失落感和价值选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受西方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像一样在蔓延，这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对于“义”“利”的选择，对于付出并得到相应的报酬，古人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的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部经典，更多的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确选择和判断，让我们不要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丢掉自己最原始的纯真。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上其他文化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德国的伦理更加完善和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因为中国的发现，他们觉醒了。社会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全球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对文化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中国特色的文化打造成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这就是时代给传统文化的客观现实课题。
三、推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推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呼唤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需要，更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铺好路，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结合现阶段的国情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展状况，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赋予文化发展新的内涵，用文化来深刻撰写着经济基础现状，使文化的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第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从传统出发，注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内化成为中华儿女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次意识中，不是说消失就能消失的东西，相对于西方外来文化而言，还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民族认同价值，传统文化只有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才能使传统文化更加接地气，才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主动这传承，也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再造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三，在继承传统文化原创性的基础上，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到“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提高民族自信心”，用批判的眼光“兼收并蓄”。这种批判式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既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我们现代化文化建设可以借鉴和引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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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首先在于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具有利用价值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所提倡观点复杂多样。但从整体来看，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有人将儒家代表的人生价值取向特征作了归纳如下：群体本位，中庸之道，强调集体，以和为贵，人情关系的重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等。这些特征与西方所倡导的个体主义和极端的思想相抗衡，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大亮点。利用传统文化，需要首先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内容，并对其进行分析。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所以，在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时，我们应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从微观上看，现代企业管理仍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应用。
2.现代企业管理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批判地继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应用。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文明和现代化企业文明也向传统文化发起冲击。此外，现代企业的分权化和社会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提出了挑战。面对多重文明冲击的背景，传统文化还能一帆风顺吗？当然不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需要与社会接轨，与市场融合，与法律统一。为此，我们在利用传统文化管理现代企业时，必须保持适合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不变，加以改革其形式特征，且对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进行摒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所在
1.法制与仁制结合
法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和利益驱使与儒家倡导的仁德至上的观点成为了历史上自相矛盾的话题，但其思想对后来的君王治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将二者集合起来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大一统”的他礼法并用，阳儒阴法，创造了汉朝大一统时代。直至唐朝时期的“礼律并重”，二者思想的融合还得以体现出来。国家治理如此，企业管理亦是如此。法学思想表现了管理中的“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儒家思想体现了管理中的“仁义道德，民主平等”。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总结为：制度法律法家化（严格，专制），态度方法儒家化（开明，亲善）。
2.和谐思想
佛教与儒教的“天人合一”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都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在其中表现了一个道理：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人类做什么事情，必须遵循这种规律，顺应自然的发展。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和谐思想还重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在企业管理的运用使得员工与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
3.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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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刚柔———企业管理的良方
关于“刚”与“柔”关系的论述，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详细的分析与理解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刚柔并济”和“以柔克刚”。道家学派认为，刚柔思想体现了为人处世之道，即当柔则柔，当刚则刚，既要有所收敛忍让，不逞匹夫之勇，又要随机应变，圆融做人。刚柔思想既是做人的道理，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广西玉柴集团的“人为本、争第一和零起点”的企业精神，还有TCL集团、飞利浦等多家国内外大型科技类公司在“刚柔并济”中成功运行，充分体现了刚柔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意义和作用。
2.2和谐———企业旺盛的法宝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讲究和推崇和谐思想，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譬如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在人才管理战略方面，真可谓“伯乐”相中“千里马”，给他宽广的原野，让他日行千里；同时为他补充足够的营养，使其后劲十足。正是这种“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的人才管理战略使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为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2.3方圆———企业对外的形象
方圆思想同样包含着为人处世之道，即在为人处世上一方面对内要正直有礼，不虚伪；另一方面对内应该谨慎干练，把事情做到圆满。方圆思想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社会良知的人格体现。这里以沈阳飞龙集团的兴衰为例，当初沈阳飞龙集团总裁姜伟率领一千人等经过刻苦钻研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开创了中国中医药保健品市场，带动起了轰轰烈烈的中国保健品市场，然而就是因为没有真正领会“方与圆”的科学内涵，则在短短的三年前功未成却宣告“引退”。
2.4中庸———企业定位的根本
中庸之道是孔子最为信奉的思想之一，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孔子认为，人在为人处世时应该坚持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既要展示自我，也应适当保留。松下集团作为日本企业之首也非常推崇中庸之道，认为提倡中庸之道，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3打造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加强现代企业人才科学管理
3.1人事管理———儒家之人本思想
企业在进行人事管理时，应该坚持儒家的人本思想，信任和尊重员工。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①对儒家思想“和”的吸收。儒家思想一直强调要积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相处。因此，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时，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和尊重，强化其集体观念和责任意识。日本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践行者和支持者。日本企业在进行人才管理时，通过创建以“和”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来鼓舞和影响员工，使其自觉形成集体主义观念，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②对儒家思想“仁”的吸收。“仁”思想强调关爱他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企业可以将这一思想引入其人才管理范畴，主动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积极为其排忧解难，使其感受到来自企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更好地为企业建言献策，贡献自身力量。日本企业把儒家人本思想、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
3.2文化与制度的软硬结合———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历来是统治者管理人民的主要思想，它以法制为核心，强调将法制思想和人本思想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管理和约束。企业要想更好地实现其管理目标，仅仅依靠人本思想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规范和管理原则来调节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服从企业管理，遵守企业规范。
3.3企业文化塑造的战略思想———儒家理想
①修身。所谓修身，就是指通过学习和锻炼的方式不断提升其综合能力水平。作为企业领导和管理核心的管理者，要想做好其人才管理工作，提升其管理质量，，就必须要注重自身的学习和完善，树立终身学习思想，积极学习和了解新知识，同时还要有长远的眼光，能够制定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②齐家。如果将企业视作一个集体，那么齐家就是指管理好整个企业，做到人尽其用。管理者要想实现“齐家”目标，就必须统一员工思想，强化其集体意识，使员工以企业为家，自觉遵从管理制度，更好地为企业利益服务。企业管理者只有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一管理目标。③“治国平天下”。企业可以理解为一个小王国，王国生活着众多的人民，即员工。管理者要想治国平天下，就必须充分发挥员工的力量，创新企业文化建设，塑造团体积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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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德树人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然要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立德这样描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国•魏•李康《运命论》“：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由此可以看出立德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医院校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将中医药传统文化自觉贯穿于立德树人的工作实践当中，是不断提升立德树人实践成效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要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利用中医药文化促进立德树人工作在中医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医药院校承担着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重任，文化育人重在内化于心，贵在外化于形，传统中医药文化包罗万象，蕴含了丰富的思想精华和育人理念，将中医药文化运用在日常的育人工作中，能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古代对医德的论述在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充分发挥丰富的中医经典医籍对于培养中医学生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坚定学习中医信念、巩固其专业思想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甘肃中医学院在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中医传统文化的实践探索
甘肃中医学院在长期教学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医药文化资源，将中医药文化纳入立德树人工作体系之中，发挥文化陶冶人、感染人、培育人的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1.以系列中医药文化课程为核心，构建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
通过梳理学校开设课程，笔者发现，在课程设置上，主要以构建中医药文化课程群为核心，构筑了立德树人的人文基础，主要从学习中医必备的3个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医专业背景，以中医文化课程群为核心，培养深厚的中医药人才文化素养。通过不断建设，形成了以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药文化3门课程为核心，由20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群。它们分设中国医学史系列课程、专业能力拓展系列课程、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课程等，见表1~表3。中医药文化系列课程突出了中医特色，加强了对于经典医籍的学习，不断加深学生的中医文化积淀，丰富学养和人文精神，筑牢文化基础，课程群的建设，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夯基础、着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医药院校立德树人工作的人文基础。
2.以中医药文化研究为重点，打造立德树人的新领地。
学校建有敦煌医学馆，馆中陈列有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敦煌壁画中的医学内容以及敦煌医学的近现代研究成果，突出了古丝绸之路地域特色，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敦煌医学与转化实验室，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医学文献整理与应用研究中心等一系列研究机构，学校将敦煌医学研究的学术优势和特色转化为教学优势和“以文化人的”独特优势，对巩固学生专业思想、提升专业素养，树立献身中医药事业的坚定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依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十三板块”分方案项目成立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已经开展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相关性研究、中医文化传播研究、中医药行业文化建设研究、中医药文化保护与相关法律研究等。学校坚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让科研成果进课堂，把高水平的中医药文化研究融入到立德树人工作中来，这极大地拓展了学校立德树人的视野，有效提升了立德树人的层次，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新的文化高地。
3.以学校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治学思想和成长经验为基础，丰富立德树人的内涵。
甘肃中医学院历来重视中医文化传承，将老一辈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作为学校极为重要的特色文化发扬光大。在学校发展历史中，涌现出了一批名老中医，如西北针王郑魁山、真气运行学创始人李少波，以及于己百、黄正良、席与民、王文春、杨廉德、王德林、周信有、张士卿、王道坤等医学名家，他们有高尚的医德、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湛的医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学校制作了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教学录像片，2013年对这批教学录像片进行了重新数字化和抢救性保护工作，为学生学习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提供了宝贵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为了更好地传承老一辈中医专家、中医名家的治学思想和诊疗经验，学校设立了14个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和1个甘肃省名中医工作站，通过收集整理、挖掘研究、总结继承、发扬创新、推广应用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一步加强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与创新，这些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为中医学子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启迪和精神指引，进一步丰富了立德树人的内涵，在学校立德树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4.以各类文化展馆为立德树人营造浓厚中医文化氛围。
学校建有中国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国医学史馆、中药标本馆等一系列文化展馆和古籍文献室，这些展馆在塑造大学精神、繁荣校园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给学生提供了感知中医药文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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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演进历史可看出，中国文化最初思维方式与体现形式是图腾崇拜、巫术礼仪以及原始歌舞，这样的文化土壤孕育民族向善特性，处处洋溢善的思考，追求成己、成物伦理特性， 那么，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是什么？笔者接下来试浅析之。
一 、 伦理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具有相对恒定性民族性格，土地是经济基础，是财富象征，视土地为生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统治者就是高度重视农业，而当时生产力低下，农业完全依靠自然风调、雨顺，面对自然强大，人自视渺小、无奈，反倒促人养成安土重迁的性格和心理。寄希望用农业丰收果实祭祀上帝祖先，神佑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乐土知命”，祭祀本是民俗化仪式却与孝相并论，由祭祀开始孝道之风，“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1]作为一个文化早熟国家，由孝逐步衍生仁、义、礼伦理秩序是很自然，伴随其体系化，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思维中，形成民族情结，且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传统的政治生活和人伦日用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伦理意识笼罩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成为主流和核心精神，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接下来分而论之。
孝，中国传统伦理基础，伦常主干。孝百行之源，发于情至于性，孝是对家庭而言，属伦理范畴，但由于中国特有的血缘政治，孝自觉沦为工具理性，往下推衍便是忠，移于君，移于国，对国家而言，属政治范畴，移孝作忠，在君臣关系上具体化，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膨胀，孝成为贯穿成己、成物的媒介， “天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
仁，孝的延伸、放大、提升，“仁者，爱人”，“泛爱众”，推而广之“博施于民而济众”。实质以人为起点，高扬“人”的主体性，扩展推至整个社会的过程，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宗法之爱人，是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概念。是中国传统管理基石与伦理道德秩序工具。由“仁”至“圣”辩证提升，达至“成己”境界，进而成就“成物”理想。
义，“义者，宜也”，是价值观，由仁外化的行为导向。 “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2]，成为“成己”、“成物”价值导向。
礼，行为准则，礼的人文观念，周公时代已有体现，所谓“周公制礼”，孔子纳仁于礼，为礼找到了心理依托，将礼从宗教色彩摆脱出来，成为日用之常， “立于礼”，“行以礼”， 自然是“成己”、“成物”行为规范。
二、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化伦理
“管理”（manage）一词来自于拉丁语词根“Manus”，意为“手”，在西方管理学界，对此界定最权威属法约尔：“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3]
事实上，此处“管理”属动词，是“Manus”（手）的引申义——操作，对人、事、物的操控和安排，是一种实践活动，而管理哲学实际上是对管理实践中终极问题的探究，包括人性、人的精神因素和价值，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等），从根本上说是对管理实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规律性过程从哲学层面逻辑地追问和反思， 二者区别显然。
葛荣晋《简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从传统文化角度界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其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并指出“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强调管理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过程，人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
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特征，出发点和落脚点恰恰关注是“人”， 人立于天地，是天道运行秩序一部分，与孝、仁、义、礼紧密相联，始终体现中国传统文伦理取向。显然，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相契合。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综上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是传统文化伦理一部分。
根植于是中国传统特殊土壤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其特有思维模式，宗法背景，地理环境铸就中国传统管理哲学追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孝、仁、义、礼的伦理取向。
思维模式，铸就中国传统管理思维重整体性，阴阳、五行和八卦视作宇宙秩序，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双向互动，在宇宙中寻求天与人平衡与和谐，把思想发散出去又收回，落于原点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
宗法背景，使得中国传统管理依托自然经济，维系着血缘纽带的家庭和宗族，追求家族利益至上，孝为前提，礼为人伦的等级规范，家族荣耀不仅仅在伦理上的，更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上。礼义是支柱，立德是追求。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处于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往往视中原为本土，视中国为天下之中。注定其跳不出农耕社会，宗法思维的圈圈。其思维往往表现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圣人按尚公尚同——立已立人——成已成物思维模式，以一已之“公心”发而“感天下之心”。
一语概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从属中国传统文伦理。
三、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前面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管理哲学追求不矛盾，二者都以人为中心，以孝、仁、义、礼经纬。
传统文化处处洋溢尚中求和、刚健有为的精神，自然决定中国传统管 理哲学浸透了以孝、仁、义、礼伦理范畴善恶思辨，理想人格诉求，双向流动的道德本体决定其管理实质以孝、仁，义、礼经纬，以身—家—国为脉络，由小见大，由内而外，将个体价值依附于国家，从主体的道德内求内修，再到为政之道外化，在忧国忧民的沉思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样式：道德智慧的“主体内求”和政治智慧的“道德外化”，外推齐家治国，再达至“天人合一”，是伦理政治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恰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谋合，清楚明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文化伦理内核。
四、结语
任何一种管理哲学都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中，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管理理念的哲学思考。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孕育中国传统文化特殊土壤中国传统管理哲学，同样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与中庸和谐，其从属中国传统文化已成共识，其文化伦理内核实质是孝、仁、礼、义协调和超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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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篇13
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风”和“骚”两部分。风的代表人物是孔子，“风”取之于《诗经》，代表中华民族共性。那个时代听民歌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的如何，叫审乐知政。“风”的主旨是关心别人大于关心自己。中国文化首推儒家文化，而其代表是孔子的伦理观，可概括为“修已”和“安人”，最终实现“平天下”。风的学习方法强调向群众学习，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首先要对家庭负责任，然后腰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护的话。又怎么能爱国呢?
(一)正，正心，修身。正，表现在先正身，然后正人。一个人必须自己保证自己的言行是正确的，之后才能约束别人。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他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完善了，然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
(二)清。清气，“智”在传统美德中主要指明辨善恶、并能身体力行。指的是人具有聪明智慧的品德。在尔虞我诈、陷阱很多的商海中，要靠人才、靠超群的智慧和谋略才能走向成功，这就是“智”。在现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经从市场的竞争转移到人才的竞争。凡是发达国家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这项举措。实际上是智力投资。
(三)和，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节的表化或者结果。
“礼”是指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相对于“仁”而言。“礼”是人类礼节外在的体现。礼让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仁”呼吁每个人的心中要有仁义的道德，在关键的时候，应该尊崇孝道，忠义。
二、建筑企业管理现状及几点问题
(一)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强，即没有达到“正”的要求。现在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许多企业的业务量大量缩减，从而导致企业有大量人员闲置办公室，在没有工作压力的情况下，上网成了办公室人员打发无聊时光的最佳方式。于是聊天的，QQ、MSN等；玩游戏的，如QQ游戏，开心网游戏，大型在线网络游戏等；下载视频看电视电影的；通过网络发展第二职业的，如在线炒股，淘宝网开店等等。虽然大环境下经济越来越萧条，但是整个网络却呈现出一片惹火朝天的景象。由于网络的大量使用，流量的加大，从而导致企业局域网不堪重负常常无法正常运行，企业的不正之风盛行。这时候管理者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让员工努力工作已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更要考虑员工在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的原因，然后正确实时的引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在。
(二)企业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即不“清”。现在，“大企业病”成为一个泛指的概念，是指企业规模扩大、产业类型和管理层次增多后，可能产生的信息阻隔、信息传递速度衰减或内容失真、决策得不到不折不扣贯彻、指令执行出现严重偏差、企业成本增加、制度繁琐以及组织机构官僚化等，使企业响应市场的能力降低，生存质量不断弱化，逐步走向低劣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
“大企业病”是当今世界各国大型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企业一旦患上“大企业病”。往往会失去创业的激情与冲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显得步履艰难、老态龙钟。“大企业病”的病症往往表现为：
1 身躯肥胖。表现出：企业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层次多，冗员多；企业内部壁垒严重，部门间协同松散，信息传递较慢，或信息传递失真失效；企业制度繁琐，职责不明，扯皮增多，办事程序复杂，官僚习气十足。
2 心动无力。表现出：重大决策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或实施不力，达不到预期效果；领导者陷于具体的日常业务中。企业缺乏有效的中长期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