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关于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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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产生和应用极大的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和方式，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各种相关的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对人们的沟通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改变。这种情况下，档案管理也摆脱了原有的传统管理模式，实现了信息化的管理。要想实现对现代电子文件的有效档案化管理，就必须要明确其同传统的档案管理的区别。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二、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的基本含义
所谓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就是在档案管理的过程中，使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对其文件进行数据形式的存储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用到传统的纸质档案资料，也可以实现对相关的档案的有效管理，一般来说，电子文件的档案化管理要通过一定的网络系统和管理软件来实现。
由于电子文件的特殊性，使得其不能采用传统的文件和档案的管理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不能够按照传统的文件管理的方式对各种资料进行存放。但是同所有的档案管理活动一样，电子档案也需要经过文件的形成、文件的管理和文件的处理等几个阶段。而我国的相关档案管理办法也对文件档案的管理形式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在落实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该根据电子档案的特点对其进行档案管理的灵活调整，以更好的适应自身的特点和档案管理的流程。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的是电子文件同传统的纸质档案文件有着非常明确的本质区别，他们的存储形式和处理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的认识到电子文件的编码和解码的特点，并且由于不同格式的电子文件对于介质的要求是不同的，不可以采用传统档案管理方式的统一纸质管理。由此可见，在电子文件的档案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明确。
三、电子文件的档案化管理同传统档案管理的区别
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是由电子档案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电子文件，对电子文件采取社会化、自动化、标准化、网络化管理，它不由文件形成部门或其它非专业部门来管理电子文件，也和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有所区别。
第一、电子档案的归档时间与传统档案不同。电子文件档案可以在文件办理结案后随时归档，或在某一时间周期定时统一归档，由文件形成部门通过网络传送给档案部门，并用电子数码签名封签认证，由档案工作人员接收登记，按事由原则给出档案分类号，设定访问限制级别，以便将来用户查找利用。这样随时归档，一方面可以避免文件漏归，保证归档率和完整率，另一方面也符合电子文件自身的特点，快速便捷，还可以避免档案的流失和病毒的破坏。而传统的档案的归档则是由档案管理部门统一的搜集所填表格和报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也就是说要对某项档案进行统计时，应先制定一个固定的表格和纸质材料，然后进行发放、收回。
第二、电子文件的归档方式与传统档案不同。电子文件由于采用电子编码技术，可以编辑修改而不留痕迹，载体无法固定，某些鉴别文件原始凭证性的关键信息也可以更改，这些都使电子文件的原始凭证性辨别变得复杂而困难。因此，电子文件在形成过程中要随时进行数字签名、信息认证、身份验证和加密保护，保证文件在传输、处理过程中不会出现错误，以确保档案部门收到的电子文件的原始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的法律凭证地位。传统的档案的归档方式相对于电子文件就比较简便，是通过一定部门的证明开据，对现有的材料进行更改，在更改的过程中，由于介质是纸制品，所以没有严格的验证程序和要求，对于材料的保密性的要求也并不十分高。
第三、电子文件在保管方式上和传统档案有差异。电子文件载体易老化变质及信息多媒体、新存贮介质的产生和发展，都会影响电子文件的长期可读性。档案部门可以在接收到电子文件后打印出一份纸质档案以作备份，但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需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文件形成部门的配合，档案部门在接收到电子文件后对文件进行格式转换，以通用、统一的格式存储接收到的电子文件档案，以便将来计算机技术发展后，仍能读取以前存储的档案，保证信息资源方便利用。传统的档案的保管主要是通过对纸制品资料的存储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且要严格的控制存储的环境，避免由于受潮和其他环境因素导致纸制品的破损和损毁，所以，传统的纸制品资料的管理的难度比较大。
第四、电子文件的分类、编目等管理方式与传统档案不同。因为电子文件的特殊性，可以达到文件一级的管理，所以，档案部门在接收到文件同时，可以马上给每份文件编制一个唯一的文件号，并给出相应的分类号和档案号，根据上下行文之间的关系，再给出相关文件号，在归档的同时进行主题词标引、著录。技术条件允许时 可以编制多角度、全方位的检索工具 方便检索查询信息。用户只须给出文件分类号或主题词，即可以找出相应的文件和相关的上下级行文及附件，从而大大减轻档案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传统的档案管理在分类的过程中，需要工作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手工的分拣，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类目要求和类型的区别，对各种档案材料进行手工的逐一整理，这种情况下不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还容易导致工作失误，增加了档案管理的难度，而现代电子文件的档案化管理就有效的克服了这一问题。
第五、电子文件查询利用方式和传统档案不同。只有符合一定条件，利用者才能注册、登记成为电子文件中心或电子档案馆的会员，会员就可以通过远程登录等方式，经电子文件中心进行确认身份并确定查阅权限获得许可后，才可以查询有关的电子档案信息，并要进行借阅登记和缴纳查询费用。传统的档案管理过程中，要想实现对某一个资料的查询，必须要通过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的查找和取件，也就是说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现代电子档案的文件管理就有效的克服了这一不足。
四、总结
综上所述，现代电子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同传统档案管理有着非常明确的差异和区别，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以便更好的实现自身档案管理的系统升级和优化，更好的利用电子档案管理技术对企事业单位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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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是读书笔记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摘录的材料通常有：优美的词句、名言警句、文笔漂亮的片段或篇章，一些对自己的思想、学习有价值的数据、资料、知识等等。具体做法：（1）对精彩语段和名言警句摘录，做到一字不漏，一字不差。摘录时要上下衔接，不要断章取义。要注明摘录材料的出处书名、页码。（2）对课内外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包括基础知识、艺术手法知识、文章结构知识、语法知识、写作知识等等。可分类记录，比如设计名言警句、优美段落、优美短文，学习方法，知识百花筒，小资料等栏目。坚持经常做摘录，是读写结合的一种好习惯，是综合性学习必备的条件之一。这，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知识，增加积累，储备信息，提高语文素养，而且能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持之以恒、不断探究的好品质。
二、批注性读写
学会对课文的赏析，可进行批注性的训练。引导学生学会对课文内容进行赏析、评价，指导学生读书时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上几句话，即眉批，既可以是对课文的批语，也可以是对课文的注解。这里的“评价”既可以是对课文的褒奖、赞扬、肯定，也可以是质疑，甚至是否定等。主要有：（1）课文主题评价（概括文章主题并做评析，不少于50字）；（2）课文延伸联系（根据课文某一体会，进而联系到自己的生活或读书经历的点滴）；（3）课文赏析评价（对课文整体或某一局部进行赏析评价，不少于300字）；（4）教材批判质疑（对课文中自己不认同不喜欢的内容进行质疑批判，对文章或改写或建议）；（5）课文创意解读（一句话解读、诗化解读、对联解读、改写等等）。
三、模仿性读写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指出：“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举一反三，达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从阅读过渡到写作，从吸收转化为表达，仿写，无疑是读与写的结合点，是读转化为写的桥梁。平时仿写的形式是多样的，可根据学生形成语言表达能力的需要，模仿某些片断章句，如：开关、结尾、对话、炼字、修辞方法、句群段式结构等。首先，教师要仔细分析范例，让学生了解课文的写作方法。其次，要指导学生从生活中寻找仿写的材料。再次，要面向全体学生，降低仿写的难度。对于写作较好的学生要求仿照课文的结构，对于写作上有困难的学生则要求仿照课文的某个段落。第四，在指导学生仿写时，除了在叙述顺序或表现手法上要符合例文的样子外，其他方面可以不受约束，要鼓励大胆创新。第五，教师要注意提醒学生平时积累一定数量的词汇，尤其是同义词和近义词。这类词汇掌握的数量越多，仿写就越能游刃有余。切不可把仿写当成一种技巧，要引导学生从语言的积累上来加强这一能力的训练。让学生仿写也是高考语文检测的常见内容，高考复习时，要通过持续性练习，促使学生做到：（1）学会正确分析被仿句的句子结构，把握整句和散句的结构特点。（2）能够正确分析被仿句使用的修辞手法，使用与被仿句相同的修辞手法表达应表达的内容。（3）能正确揣摩被仿句中心话题或仿写角度，拟写与话题或角度一致的仿写句。（4）能准确捕捉被仿句提供的相关语言暗示，依照语言暗示，拟写仿写句。
四、拓展性读写
1.前置性让学生设想。据课题和自读提示，在新授课之前，教师不妨以“如果让我写作此文”为引导，启发学生大胆设想，积极预测，然后让学生带着自己的“蓝图”进入课文作者创造的文章空间。这类阅读，极大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变“被动读”为“主动读”，化单一的“读”为综合的“读写”。
2.过程中让学生想象。对于具有“戏剧性”的文章，如小说、戏剧，教师可诱导学生发挥想象，合理演绎，顺“势”（原文的情节、冲突、人物性格）续写。这种续写，既是对作品主旨、风格的把握和求索，也是对作品别开生面的二次创作，这突破了读写的界限，使学生的创造才华在二次创作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3.后继性让学生感悟。基本思路如下：首先，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文章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绝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文章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其次，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第三，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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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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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文化需要得到传承。但现实情况中，我国传统文化普遍存在流逝现象，此类现象在近些年的文化保护工作中虽有减缓，却依旧未能改变，说明要消除这一现象就必须加大文化传承力度，尤其是要让新一代人了解传统文化，成为文化的传承者。这时，教育作为小学生获取信息、树立认知概念的主要渠道，其完全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与小学生之间的桥梁，在教育中传播传统文化可以提高文化传承力度，这一点对于小学美术教学而言也不例外，因此小学美术教师应肩负起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将教学视作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并在该渠道上开展教学工作，同步实现教学目的与文化传承目的[1]。
（二）小学美术是小学生认识传统文化的平台
既然小学美术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则教师在教育中就不能只是单纯的告诉小学生我国有哪些传统文化，更应当让小学生去认识文化，培养小学生文化认知概念、增长小学生文化感兴趣程度等，教学过程中小学美术就成了小学生认识传统文化的平台。在美术教学平台上，小学生能知道我国各类传统文化的具体形式、艺术特征、背景故事、文化内涵，这能让小学生对文化有较深的认识，同时传统文化内部丰富的情感、有趣的故事、丰富的表现形式等能引起小学生对文化的兴趣，长时间去追求传统文化，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文化传承目的。
（三）传统文化是小学美术的“滋润剂”
在任何小学学科教学中可见，小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其兴趣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小学生的学习行为就是兴趣使然，若小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小学生的学习就会变得消极、被动，如果强迫其学习还可能引起小学生内心抗拒，这一点在小学美术教学中也不例外。而要保障小学生对小学美术保持良好兴趣，美术教学内容就不要太过单一，否则在小学生开展美术教学就会显得非常“干涩”，学习时觉得无聊，因此如何让美术教学内容变得不单一，更加丰富，是小学美术教师必须重点思考的问题，这时传统文化就能充当“滋润剂”的角色，其多样的形式、深刻的内涵、生动的故事等，全部符合小学生喜欢追逐新鲜事物的天性，因此能有效调动小学生兴趣，提高小学美术教学质量与效率。
（四）传统文化能让学生对美术进行延伸思考
丰富的传统文化不仅让美术教学内容变得丰富，还能让小学生对美术内容进行想象，而想象的产生会带动学生进行延伸思考，逐渐意识到“美术不单纯是人兴趣使然下的行为，同时也是彰显我国文化独有风采的渠道”，在这种认知下小学生就不再是单纯对美术感兴趣，而是对美术抱有较高的重视度，愿意去学习美术知识。因此在兴趣与重视度的双重保障下，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小学美术教学质量将得到有力保障。
二、传统文化浸润教育实施路径及方法
（一）实施路径
在小学美术教学基础上，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实施路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具体如下。1.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小学美术实施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必要前提，不良的教学模式会限制小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小学生无法产生体会，也不会对教学内容进行学习，因此传统文化浸润教育无法实施。但相反，若教学模式中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充分发挥，小学生就会产生良好体会，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会让自己沉浸在传统文化与美术知识编织的场景中，在感知其中魅力的同时，逐渐喜欢上美术教学，因此教学模式是实施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重要路径。2.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实现传统文化对小学美术教学进行浸润的路径，即假设小学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只讲解课本知识，只字不提相关的传统文化，就说明传统文化根本没有对教学进行浸润，相反当教师在课堂上经常使用相关传统文化来进行教学，则美术教学内容就不再单调，因此小学生会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可见，教学内容是小学美术实施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主要路径之一。3.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决定了小学生对传统文化浸润后美术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若教师采用不当教学方法，则小学生就不会接受传统文化浸润后的美术教学内容，学习表现与以往并无不同，相反能更好地让小学生去接受浸润后的内容，还能不断提高小学生的接受程度，可对教学有效性提供长期保障。
（二）实施方法
在以上三大实施路径上，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的实施方法分别为：扭转师生地位，改革教学模式、挖掘教材与文化关系，浸润教育内容、发挥教师角色作用，采用先进教学方法，各方法具体内容如下。1.扭转师生地位，改革教学模式。根据现代小学美术教学现状可知，多数教师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就是典型的不良教学模式，过程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而小学生则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小学生既没有充足的能动空间去发挥想象、发散思维，又得不到教师的指导，使得其主动性表现较弱。这一条件下，建议小学美术教师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其要点就是扭转师生地位，应当让小学生占据课堂主导地位，而教师则作为引导者开展教学工作，这样使得小学生在教学中会有良好主观能动性表现，让传统文化能深度浸润美术教学，同时保障传统文化浸润教育作用能充分发挥。2.挖掘教材与文化关系，浸润教育内容。为了让传统文化对小学美术教学进行浸润，教师应当着眼于教学内容，积极、深入地挖掘美术教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相关关系上将两者结合，由此使得传统文化浸润到教学内容当中。例如某教师通过分析，在小学美术造型内容上选择了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窗花”作为结合对象，教学中首先介绍了教材中美术造型的基本概念，其次待小学生有一定了解之后，引出“窗花”作为造型知识点的案例，开始讲解“窗花”经典造型的特征、背景故事，此举不但让小学生对美术造型有了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对“窗花”这一传统文化有了深入理解，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剪窗花、不同节日里常见的窗花造型有哪些、不同窗花造型代表了什么意思。3.发挥教师作用，采用先进教学方法。在改革后的教学模式下可见，教师是作为引导者来开展工作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这一作用必须贯穿所有教学时使用的教学方法，旨在保持小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态度、活跃思维，也让传统文化的教学作用充分发挥。实际情况中，可应用于小学美术传统文化浸润教育中，且便于教师发挥引导作用的先进教学方法有很多，本文主要介绍其中两种：①生活教学法，采用该教学方法，需要教师对小学生的生活有一定了解，知道小学生在生活中经常接触什么，再以小学生经常接触的事物为主题，提出一个具有引导性，且贴合小学生生活的问题场景，这样小学生将会进入问题场景，通过自身在生活中的认知来进行想象与思考，而在想象与思考过程中，小学生就会逐渐体会美术艺术以及传统文化的魅力。②小组合作教学法，采用该教学方法，需要教师将小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并提出一个传统文化主题，这个主题能引导小学生相互讨论，在组内输出自身观点、认知，同时教师也参与讨论，不断提出新论点，并对小学生讨论方向进行指导，若发现小学生讨论受到阻碍或者出现偏差，要及时提供正确思路。而在小学生讨论之后，教师可组织小学生围绕讨论结果进行实际绘画，要求绘画成果体现出主题中的传统文化特征，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先进教学法，值得在小学美术传统文化浸润教育中使用。综上，本文对关于小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文化浸润教育进行了探讨分析，阐述了小学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文化浸润教育实施路径及方法。通过分析可知，小学美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彼此结合能起到相互扶持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文化传承，另一方面有利于教学质量，因此小学美术教学有必要实施传统文化浸润教育。而根据文中实施路径，采用相关方法，能让传统文化浸润教育全面实施，可起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育人作用，提高小学美术教学质量，实现文化传承目的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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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感意味着企业的方向感，而权变意味着企业发展动力之源，这两者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把平衡与权变作为企业管理的两个基本特征，既是创新的角度，又是基础的思考，对一个文化中渗透着中庸之道的民族，如何推陈出新，作出现代化过程中有文化承传的管理思考，作者对平衡与权变作出了重新定义，对平衡与权变的关系论证是创造性的，又是精妙入微的。
平衡与权变如何在企业运行中演绎增长之道，这是该书的主要框架，其中平衡与权变的演绎轨迹图，演示了企业从一个平衡到新的平衡的变化过程，以及内外环境的互动过程，这使企业在如何具体求变，以及在变化中保持稳定有了一个具体的理论指导。
书中关于企业系统的认识，特别是界域的具体认识和变化是全新的，应该说在《第5项修炼》“密不可分、无边界的整体”的基础上，对系统边界界域的认识和变化提出了更进一步具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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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动词指在陈述相关事实和阐释观点时所使用的动词。在英语学术语篇的转述结构中，转述动词作为传递相关信息的转述标记，具有预示和支配语篇意义的功能。转述动词的恰当使用能够使作者有效地将自己的论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从而使得自己的论述更具有说服力。Hyland（2002）根据所转述的动作类型，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型转述动词（表示研究的结果或过程），其中，研究结果类型又进一步分为叙实、反叙实和非叙实三小类；认知型转述动词（主要与心理过程有关），进一步分为积极，批评、迟疑和中立四小类；话语型转述动词（与话语表述有关），可以再分为三种类型：怀疑、确信和反对。
2. 实例分析
本文在对转述动词进行分析时采用了Hyland提出的转述动词分类框架，分别从CNKI和PQDT选取4篇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部分，建立两个小型语料库，即中国学者学术期刊语料库（CEJ）和国际学者学术期刊语料库（IEJ），由于这两个语料库库存相近，因此可比性比较大。笔者首先从这些语料中统计出转述动词出现的总量，其次分别统计出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使用转述动词的次数，并将这些动词进行分类整理，得出相关数据。
由数据整理所得，CEJ中转述动词的出现次数为52次，IEJ中转述动词的出现次数为64次，中外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时使用的转述动词数量差别不大。在CEJ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转述动词分别是point out，believe，define，indicate，prove，refer to 和 so on；在IEJ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转述动词分别是define，state，note，argue，view，acknowledge，refer to 和 so on。结果表明，在这11个转述动词中，有些转述动词在两个子库中都出现过，比如 “refer to”和“point out”。
而且，CEJ与IEJ中转述动词的分布情况也相类似： 话语性动词占主导地位（ CEJ 中占28%，IEJ 为41%），高频词也以话语性动词为主，如 point out，define，state，note和argue；其次是研究性动词（CEJ 中占11%，IEJ 为9% ）；认知性动词出现频率最低，分别为6%和5%。转述动词的这一使用情况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图式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作者选择的语料库是关于跨文化交际的，它属于软学科，这一学科通常以论证为主，来理解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和问题。而话语性动词的大量使用不仅是推动论证展开的有力工具，还是作者巧妙地使用言辞来阐明观点，表达个人立场的一种重要方式。
2.1 研究性转述动词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用来描述过程的转述动词使用的情况较多，而用来描述研究结果的转述动词则较少。另外，尽管作者可以通过反叙实性转述动词的使用来表示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异议，并树立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都很少使用这些动词来挑战、质疑他人的论点，因此，此类动词在CEJ和IEJ中仅出现2次。
2.2 认知性转述动词
通过分析可知，认知类转述动词所占比例较小，而且中国学者在表达自己对被引述内容的态度时多选择模棱两可的试探类动词，积极的认知动词使用较少，没有使用批评动词。这恰恰说明了Carson and Nelson（1996）的结论，他们发现中国学生经常避免直接批评同伴的论点，也不会直接给出有效的反馈信息。这一特点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内部交流时更倾向于相互协作，而不是向对方提出有挑战性的、质疑性的问题。因此，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汇报学术成果时往往会显露出中庸的立场。
2.3 话语性转述动词
在本研究中，话语性转述动词所占的比例最大。在CEJ和IEJ中都用了state，discuss和note等词来表达自己对于被转述内容的态度，如叙实或非叙实。另外，作者常用一类动词（如question等）来表示对被引述内容的反对态度，这类动词可用来表达作者异于被转述者的意见或主张，但是作者在使用此类动词时显得较为谨慎，如IEJ中仅使用1次，而CEJ中没有此种用法。这些话语性动词的使用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作者或被转述者的立场态度。
2.4 小结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学术论文的转述动词暗含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所以，翻译转述动词时，不能只看这些词语的本身， 要通读全文并充分理解作者对各个转述内容的态度。
3. 结语
在学术论文中， 转述动词数量众多、种类多样、感彩丰富。本文只是介绍和讨论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英语学术语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发现，中国学者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转述动词来引用他人观点，以构建个人的学术认识，显示出其对学科知识的熟悉程度；而且，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不确定的、怀疑的或中立的转述动词来转述他人的论点，在评价他人观点或是陈述个人观点时，则倾向于使用温和的语气。
转述动词的恰当使用能够使作者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本研究通过语料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将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学术语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特征，从而增强其对学术语篇应用的驾驭能力。（作者单位：长安大学）
参考文献
[1]Carson， J. and Nelson， G.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ESL peer response group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996 （5）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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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小学书法教程的开设对高等师范院校书法教学的启示
项目编号：12-xj14079
同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中国画与书法，其自身均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中国画与书法也同时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石，也代表了东方艺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两者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中不断地、相互发展与创新，如今已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门类之一。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强盛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民族艺术文化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与发展。其中，中国画与书法更加具有民族艺术的特质，两者也在不断地融会贯通，相互簇拥着完善高等艺术文化教育体系。
一、中国画与书法在艺术价值上的共性
中国画与书法在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艺术价值上有诸多的共同点：首先，国画与书法的创作工具材料几乎是相同的，俗称的笔、墨、纸、砚都是二者必不可少的绘制工具。尤其是宣纸最具有代表性，国画和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大多是通过宣纸作为媒介所表达出来的。其次，两者在创作形式上均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国画中的白描与书法的墨线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国画中的皴擦点染多为线条，书法中点、竖、撇、横等比划更是由强劲有力的线条组合而成。再次，国画与书法在审美情趣上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之处，两者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艺术表现力。例如在形式章法上都讲究“虚实结合、疏密穿插、骨法用笔”等，其意境神态层面均以“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等作为审美准则。
以书法用笔提高绘画技巧是诸多画家必要的途径之一。但绘画用笔不能与书法用笔等同对待，更不能将书法用笔的练习技巧代替绘画用笔之妙处。
二、书法用笔在写意花鸟画中的应用
其写意花鸟画创作与练习中的用笔技法原则上要比书法用笔复杂繁琐。简而言之，在写意花鸟画的绘制过程中所描绘的对象要比书写的文字要更加丰富、复杂，所以写意花鸟画的用笔之道不能完全等同于书法用笔。写意花鸟画的形成与演变、发展均不同程度地随着社会审美价值进行着转变，在写意花鸟画发展的不同阶段，书法用笔的技巧也不同程度地被借鉴和吸收到绘画中。在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宋徽宗赵佶、林良等。近代画家有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等。宋徽宗赵佶其花鸟画特点为：常以瘦硬的线条描绘花草、飞禽等，其风格清新雅致，俊秀优美。这也得益于赵佶所创的“瘦金体”。林良的花鸟画风格独特之处在于草书技巧以及草书线条运用到绘画的描绘中，运用线条粗犷繁密但不失形似之妙处。时至近代绘画阶段，绘画巨匠齐白石、吴昌硕以及潘天寿均不同程度在绘画中借鉴和引用了书法用笔之技巧，在中国画的历史中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三、中国画与书法专业在高校教育中的作用
近些年，国画与书法专业在高校的教学中不断出现危机感。中国画与书法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更多地被视为艺术品，从事该专业的从业人员更多地被视为“艺术家”。然而，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国画与书法专业“教什么”这一命题会使人产生困惑，画画与写字更多地被视为该专业的“代名词”。
目前，已有的《国画教程》与《书法教程》高校教学用书可以说已形成一种形式化的趋势，其内容也大同小异。多半是讲解绘画与书写的技法与技巧，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进行讲解与分析的高校专业用书少之又少。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国画与书法教育更应关注古人笔墨形迹所承载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而对传统文化的把握和感悟，仅有技法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在中国画专业的具体的书法教学中，由于没有一个系统的、可借鉴的教学体系，学生在学习书法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教师没有根据学生的天性为学生选择适合入手的字帖，这样就造成了书法教学方式方法“简单化”“一刀切”的不良循环。同时，在书法对国画学习的重要性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为学生提供合理的有针对性的艺术方向的引导，这些都是缺乏对国画和书法之间关系的研究。
因此，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要做的就是了解书画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学生总结出共性的学习方法，使学生能够很快吸取并能用于实际操作。由于学生的视野或知识有限，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根据每个学生的秉性兴趣点，开阔学生的眼界，扩展他们的知识含量，使传统的专业与与其他专业进行学科交叉，让学生对国画与书法专业在观念上有新的改观。
高校国画与书法专业的教学，除了应有的传统、现代技法训练外，和书画相关的传统文化基础知识更应当被视为重点，例如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文字学等。书画训练不仅仅是训练笔法与墨迹的美化和熟识，更应该注重人的内在修行与完善，提高文化修养与提高技法熟练程度应得到双向修正。
参考文献：
1.邱振中.关于笔法衍变的若干问题[J].书法研究，1984，（3）.
2.林木.笔墨论[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56.
篇8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篇9
钱穆（1895-1990），生于江苏无锡。名思嵘，字宾四，1912年改名为穆。钱穆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洋深造，他是自学成才，先是在无锡、苏州等地做了十几年的乡村小学老师、中学教师，然后经推荐，走向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1949年，钱穆先生只身前往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湾。1990年逝世于台北，享年95岁。
钱穆先生学识渊博。按现代学科门类分，他的治学范围广及史学与历史学、哲学与思想史、文化学与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按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其学问兼及经、史、子、集四部，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最后一位读书人”。他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吸取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建设中国近现代新史学，他的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体系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二、作品简介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根据1961年在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的八次讲演稿修改汇集而成的，是钱穆讲述他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的主要著作之一。作品从通史和文化史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六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从这本书中我们尤其清楚地看到，钱穆先生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推崇。他认为，相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无法比拟的特殊性。并且，他一改以往认为中国历史发展落后于西方，甚至什么都不如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传统说法。我在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经常体会到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学到钱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此书是一本既有史学学术价值又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好书。
三、作品特点
本书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得当地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本书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文化这一总主题。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空间。
钱穆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得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如钱穆先生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这一比喻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的，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以“七巧板”的板块移动规律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对比手法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钱穆先生更好地宣扬本书内容和思想。
四、作品的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钱穆先生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而是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钱穆先生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钱穆先生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每一个国民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钱穆先生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钱穆先生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曾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钱穆先生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钱穆先生更强调：“世界上唯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钱穆先生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钱穆先生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强、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借鉴意义。钱穆先生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钱穆先生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看法。钱穆先生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钱穆先生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五、局限性与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
1.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厚爱，钱穆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于倾向于理想化，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六、结语
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钱穆先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守大成的人物出现，往往被当成守旧者形象的代表，但是现在许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钱穆先生是旧中有新，是老树发新芽。他研究古书古籍，并不是想回到旧时代，而是想从中找到一条线索，为中国近百年的求新活动提供历史的依据。他是从旧的立场出发，寻找新的路子。他实际上是在理旧萌新。
篇10
中图分类号：G63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2-0070-02
在学生身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虽为戏语，却形象地指出了应试教育下中学生语文学习的薄弱环节。不仅仅是学生，对很多教师来说，虽已执教多年，但作文教学始终像在大海中游行一样茫然，不着边际，没有“抓手”。然而高考语文150分，仅作文一项就占60分，其地位之重可想而知。本文探讨如何在高考重压和学校管理的条条框框之下“戴着镣铐舞蹈”，希望在作文教学方面实现有效突破。
一、多种渠道积累，丰富素材储备
1.生动视频带你走进不一样的语文课。随着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进，教学也进入新的科技时代。在常规化教学中穿插视频教学，无异于在死水中注入“活泉”。尤其是在浅阅读时代，“读图”虽不可避免地会让文化流于肤浅，但其利远大于弊。搁在三四年前，笔者一定会在假期推荐学生读一些大部头的著作来瞻仰大师渊博的学识与闪光的人格魅力，如《南渡·北归》、《乔布斯传》等，因为学生只有靠寒暑假来接触新鲜、厚实的“大部头”。但现在除了上述做法，还会在高一、高二时每周安排一节视频课，利用鲜活的视听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拓展素材的积累。
本届高一到高三，笔者和同事们精选了《大师》、《开讲了》、《感动中国》、《文明之旅》、《中国青年说》等一系列经典教学视频，提前审查并设置写作训练的角度与题目，供学生学习，实现视频与议论文写作的有机集合。学生透过动感十足的画面及声情并茂的讲解，仿佛穿越到了大师生活的年代与大师对话。在完成与大师的亲密接触后要“趁热打铁”，当堂或课下完成写作训练，或基于视频材料展开的议论微写作型素材积累，或进行人物评论，或拓展的话题作文写作，等等。很多学生看后深有感触，写出了完全超越自己课堂作文水平的文段，情真意切，洋洋洒洒。
2.精美时事汇编，引你密切关注热点。从高一开始，笔者意识到学生写作素材奇缺，之后便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广播，甚至利用家长会灌输思想。虽多次强调，但终不见起色，很少有学生在繁重的课业负担中主动去实践。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光明时评》关于“布衣院士”李小文、“漫画助产”等问题的评论，觉得议论纵横捭阖，语言犀利。笔者认为，只有让学生读到好的议论语言，他才有可能模仿得好。因此，匆匆将《光明时评》近期所有的文章浏览一遍，精选出有代表性、有议点、语言老道、犀利的文章并附上相关新闻及材料，汇编整理，发给学生，便于学生利用零散时间阅读吸收。值得注意的是，为方便学生捕捉写作灵感，笔者特意在每则材料后留下一定空白，供学生进行时事热点点评。教师可将学生的时事点评做多样化的评价，或教师评判，或小组互评等。尤其是小组互评值得提倡，教师设置评价标准，学生在自评、互评中交流思想，深入思考，在“观人”与“观己”中实现了写作与评价的共同进步。
二、化整为零，层层突破
如果一开始就要求学生把整篇作文写好，未免有些苛刻。考虑到学生的畏难心理，教师可以化整为零，由段到篇，从立意到结构，从论点到论证，每次设置一个训练目标，让学生不再一提作文就感到恐慌，逐渐实现层层突破。
比如，在“立意与首段”的写作训练系列中，笔者专门设计了根据给出的作文题目写出标题与第一段的习题。标题基本能够反映出学生的立意，第一段要求学生由材料切入话题，点出中心论点。在反复的针对训练后，大部分学生基本能够写出合乎要求的文段。
又如，在练习《居里夫人的椅子》这一作文时，将本次的训练目标定为论点鲜明。关于论点鲜明，一方面是针对拟定标题的训练，标题即观点，不要一味追求华丽与朦胧美，写得似是而非；其次是关于论点及分论点的表达与照应。论点及分论点要鲜明，可置于段首或单独成段；此外还有事例论证之后的点题与归纳。
三、创作始于模仿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的确美丽，但如果没有初始阶段高密度地模仿、消化与探索，也不会有莫言最终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实践证明，多数写作程度偏中下的学生还是能够通过范文仿写获得进步。教师在作文讲评后可分层设置要求，对于写作能力较好的学生，可以让学生依据范文仿写，并将前后两次的习作装订，做好写作后记及反思的整理，教师针对两次习作及修改情况进行评价；对于程度较差的学生可以先从抄写范文中体味教师的讲解，帮助消化吸收。
例如，在讲评《居里夫人的椅子》这一作文时，教师讲解完范文，要求学生依据给出的时事汇编材料，模仿范文倒数第二段写一段联系现实的文字。范文中是从立意的对立面反观现实生活，进一步点题论证。教师范文倒数第二段如下：
反观当下，世人浮躁、功利之事屡见不鲜。有的导演为追求票房，搜奇猎艳、炮制暴力，不专注于纯粹的艺术，怎能陶冶人心，“以文化人”？有的建筑师急功近利，盲目模仿国外经典，出现“秋裤楼”、“马桶盖”，不专注于民族特色，怎能出现民族精品？有的学校攀龙附凤、沽名钓誉，挂出“祝贺本校女婿获诺奖”的条幅，不专注于传道授业解惑，怎能培养傲骨之人？他们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不专注于本职工作，事业怎能久远，社会怎能不受其害？
经过范文的抄写、消化，在随后的一次考试中，作文题目是“对牛弹琴”，立意为变通，一位中等水平的学生从仿写中得到了收获，运用自如，他写道：“但遗憾的是在生活中还是有思想僵化、不懂变通的人和事存在。例如，前段时间‘秋裤楼’、‘马桶盖’等奇怪建筑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盲目追求国外的独特设计而忘记了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是生搬硬套，而缺乏独立、灵活的思考。不仅浪费了金钱与时间，还遭到了民众百姓的唾弃。”
但需要注意的是，模仿终归是为了学会创作而设置的起跑点，如若学生始终停留在原点，不知起跑，恐怕终无起色。此外，写后反思非常重要，却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反思本身就是对范文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
四、人文性、发展性的评价更能激发写作动力
新课改实施以来，人文观和发展观备受关注。然而在现实教学中，二者却并未实实在在、不打折扣地得以渗透和应用。人文性、发展性的评价更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动力。
1.评价主体多元化。很多时候评价作文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不只是写作的主体，还是评价的主体。如学生写完初稿后，可以有自评自改；教师讲明评价标准，学生之间还可以进行小组互评互改。此外，家长、社会、网络媒体，都可以加入到评价学生作文的行列。家长的评价可依据教育程度设置简单的评价内容，如学生写作的态度、搜集资料的过程，等等。网络时代可充分利用语文学习网站、博客或QQ群，将优秀的学生论文推荐到网站或博客，如王欣老师的“杏林语文网”中，有很多学生的优秀作品免费发表，更激发了学生的写作动力。
2.评价标准层次化。在评价标准方面，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的学生，由于每个学生的基础不尽相同，因而要因人而异。教师不要一味地拿着“显微镜”找问题，而要尽可能地拿着“放大镜”发现学生及作文的闪光点，多增加几把评价的尺子。此外，横向比较固然重要，但也要关注学生的纵向发展，可以为学生建立个人写作成长袋。在使用评语时，尽量避免话语单调、老套、冰冷，不要吝惜表扬，充满人文关怀的发展性评语更能使学生在表扬中进步，在激励中成长。
（编辑：易继斌）
教育部：各地农村中小学补充教师35.8万人
2015年4月2日，教育部的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报告指出，通过督导评估，各地创新教师队伍建设机制，从教师补充、交流、培训和待遇等方面入手，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努力推进城乡间和校际间均衡。
教育部督导办主任何秀超表示，各地采取统一城乡编制标准、动态调整编制、按生师比与班师比合理核编、将编制和岗位向农村学校和紧缺学科倾斜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大教师补充力度，推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目前，已经有10个省（区、市）统一了城乡教师编制标准。
篇11
一、从教材里面找出情商因素
对教材中情商因素的挖掘，是用情商培养促进语文课堂教学的初始步骤。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教材中有人生体验的内容，也有挚爱亲情的内容，还有人和自然、咏物抒怀等方面的题材。综观初中的六册语文教材，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使教师拥有了较多的情商素材。比如，在学习《七律・》这首诗时，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通向理想之路并不容易，其间要历经许多苦难，只有像英雄一样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才能走到成功彼岸。再比如，学习杰克・伦敦的作品《热爱生命》一文时，教师和学生可以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情感：对于生存和死亡的选择，人性深处蕴含着更闪光的东西，这都是生命的坚韧、人生的顽强！
宋代范仲淹在作品《岳阳楼记》中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教学时，教师可以将这句话作为情商因素的应用引导，先从书面上对这一名句加以解释，使学生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初步印象。接下来再说明：“关于岳阳楼的诸多诗文中，为什么只有这句话能够历久弥新、传诵不衰？其深层原因在于作者的思想境界比普通人更高。”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作者能产生这样的想法确实难能可贵，进而将情商教育引入实际中来：“我们都应当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承担起时代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要有报效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志向。”按照这样的教学思路，利用阅读、讲解、分析等办法，使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得到彰显，对学生产生影响，从而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与学生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总之，语文在人文性方面的优势，能够给学生提供极其丰富的素材，若想用对情商的培养来促进语文课堂教学的进步，教师一定要将这些情感素材真正挖掘出来，让学生在学习中如沐春风、如临其境，达到和作品及其人物同悲欢、共喜乐的状态，这也为情商因素的理性发挥与实践应用奠定了基础。
二、让情商因素得到理性发挥
让情商因素得到理性发挥即研文入“理”，促进情绪激发。人类个体情绪是会随时改变的，而情商优异的关键点就在于可以妥善处理与调节自我情绪。对于初中生而言，情绪易发生波动变化，即使最初对语文怀有兴趣，也可能因某种情绪的出现，而使之兴趣丧失。因此，为达到培养情商、利用情商的目的，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教材中的情商因素，还要引导学生主动接触这些因素。在具体教学时，教师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带领学生对教材文章进行深入理解，使学生掌握理性与感性兼备的知识及其对知识接纳的手段。怎样用简单而有效的办法让学生与教材情商因素发生接触？第一种方法是朗读法。古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寻找情商接触点，自然要借助反复朗读这种简单而实用的策略。无论是诗歌，还是抒情散文，这种方法都较为适宜。比如，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等，学生通过诵读，能很快地寻找到。第二种方法是提示法。有一部分文章，仅仅依靠朗读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教师一定要适时加以提示，向学生询问“这部分内容着重讲了什么”“重点探讨了什么”“评论部分在哪里”等。第三种方法是选择法。教师可以先选出易于出现混淆的几点内容，让学生有选择地接受，如对于相对复杂的议论文，这种方法就较为实用。这一类型的文章，知识较为系统，教师应首先对知识序列加以明确，使文章的重点突出。在设置选择问题时，既不能过于高难，也不能过于简单，应当使学生在选择时能够由理入情，且使良好情绪得以长期而专注地维持，为促进语文课堂效益的真正提高而奠定基础。
三、使情商因素运用于语文实践
以情商因素为纽带，将所学内容与实践应用联系起来，这是促进学生语文能力提升的最重要一步。因此，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要把教材中的情商因素提炼出来，与学生的思想感情达到融会贯通，还要让这种融会贯通继续下去，使之走向生活应用与学习实践。比如，在学习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一文时，其中的情商因素并不难找到，文章一共分为九段，结构为“总―分―总”形式。开头总领全篇，接下来分别论述了敬业与乐业两个论点，两个分论点属于平行写法，最后则是对全篇的总结，也就是情商展现的关键点。整篇文章条理明确、纲举目张，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很快接纳了其中的思想观点。而此时并非意味着整篇文章的讲解就真正完结，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将文章思想同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继续思索并展开讨论，让学生根据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进一步理解作者写作的目的：我国传统文化涉及等级色彩，倡导官本位，蔑视普通职业者和劳动者，人们纷纷将读书做官、显亲扬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准。然而在当今时代，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生活实践中，我们应当以梁启超的启发为参考，真正做到敬业乐业。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初中语文教材里的诸多文章，都可以用理论联系实践的办法，将情商因素发挥出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其语文学习技巧。
除了利用教材素材联系生活以外，情商应用的另一个渠道就是作文。作文指导过程得当，同样能使情商发挥其促进作用。初中生的思想相对稚嫩，情绪易出现波动，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因此，教师基于情商发挥的作文指导必不可少。
第一，教师要指导学生写日记或者周记，促进学生自我意识的提升。
第二，关注作文评点过程，作文能够体现学生的自我意识，而教师的评点更能使这种自我意识同教材发生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第三，关注正面鼓励策略，用正面鼓励的办法，促进学生将所学知识、所接受的情感在作文中间接地展现出来。
四、结语
我们可以把情商看成是一种能力，也可以把情商看成是一种技巧，它在课堂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小视。相信情商所具有的创造力，如果在课堂上能够被教师恰当应用，一定能起到提取教材人文因素，磨炼学生感悟能力，促进学生将语文知识同生活实际相联系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雷颖.浅论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情商的培养[J].中国教师，2014（12）.
[2]张月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情商培养微探[J].作文成功之路（上），2015（1）.
篇12
1 “过分自信”概念的提出
“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现象是在美国和欧洲最早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的[1]。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此项研究，因此也出现在很多关于判断和决策的文章中[2]。Klayman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者达成广泛共识：在二择一的题目和信心范围的任务中，人们的判断表现出一致的真实的过分自信[3]。Lichtenstein等人指出当被试说他们对自己答案的正确性有70%的信心时，其实他们的正确率比60%还要低；当他们说有90%的信心时，其正确率大概只有75%[4]。
在决策领域里，“过分自信”会影响决策质量而被公认为是不好的特质。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将决策建立在失真的设想之上，则无法做出理想的决策。因此，研究“过分自信”的意义在于探索人们的自信水平以及过分自信和不自信的原因，以帮助人们在做决策时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地避免错误。
2 “过分自信”的定义及其测量方法
2.1 “过分自信”的定义
引起研究者关注过分自信这个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如何定义和测量概率判断（probability judgment）[2]。大多数人认为“过分自信”是一种偏离校准（mis-calibration），是指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mis-calibrated），这种偏离都偏高[1]。校准是指如果一个人的校准是最理想的，那么在所有情形下，他的平均概率判断将与目标事件实际发生的比例相等[5]。
2.2 “过分自信”的测量方法
长期以来，对过分自信的测量多采用以下方法：
偏差（Bias）= 被试认为自己选择正确的平均概率（Accurate Judgment）- 被试选择的实际正确率（Percentage Correct）。其中，偏差越大意味着越过分自信。实验材料多为常识题或有客观正确答案的题目，题目形式包括二择一、信心范围（confidence-range）和分类任务等。
2.2.1 采用二择一任务进行测量
二择一任务是指被试在包含两个选项的题目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并估计自己答对题的概率。
例如：以下哪个城市人口多？
A) 新奥尔良
B) 纽约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_________%
采用二择一任务的研究诸多，最近有研究者利用此方法研究“当下自信”和“总体自信”。“当下自信”（local confidence）指在回答一个问题后立即评价自己的自信水平；“总体自信”（global confidence）即估计自己答对题的百分比。1988年，May首先发现这两种自信是不同的，前者比后者水平高[6]。此后有一系列此类研究[7]。研究认为前者表现的是过分自信，而后者表现的是不自信。此外，研究者给出了一些差异的解释[8]。其一是元理论（meta- theoretical approach）不同而不是方法不同，其二是在当下自信的任务中材料取样的偏差，其三是人们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忽略了猜测的成分[9]。2004年，Liberman的研究[10]证明“当下自信”比“总体自信”更真实的反映人们的自信水平，而且人们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没有考虑到随机猜测的影响。
2.2.2 采用信心范围任务进行测量
信心范围任务是要求被试给出一个单一的数字评估。即通过置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来研究过分自信。置信区间是自信心水平与时间间隔的结合。例如，项目经理需要预测90%肯定能完成项目的时间，即很可能这个项目在4到8个星期内完成[11]。研究者把自信分为给定自信（assigned confidence）和估计自信（estimated confidence）.给定自信是指研究者给出的自信水平，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是…到…百万有90%的自信，其中90％就是给定自信。而估计自信是在给出答案范围后再填写对答案的自信程度，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有 %的自信。测量方法与常规的测量公式相似但有不同之处。在大多数此类研究中，时间间隔的过分自信多是由正确率与给定自信而不是估计自信比较得到的。研究发现时间间隔的估计会造成更多的过分自信[12]。这一现象被称做“形式依赖”（format dependence）[13]。Teigen等人[14]研究表明，为了避免过分自信，应将时间间隔的上下限做分开估计。另外，Sieck研究发现选择的包含在内原则和相关的频率调查会降低过分自信，但是其交互影响是次加性的（subadditive）[15]。
2.2.3 采用分类任务测量
此类研究的标准任务是被试根据特定的症状表现把假定的患者按疾病类型划分，并估计患者患该种疾病的概率。通过对患病概率的估计测量自信程度。
例如：患者姓名：K.M.
患者有如下症状：皮疹，耳朵疼
患者没有如下症状：手肿胀
诊断（选择一个）：Trebitis, Philiosis
患者患这种病的概率（50%~100%）：%
人们在分类任务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与在常识题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不同。因为这两种任务是在不同的记忆系统的帮助下完成的。常识问题的外显事实信息储存于陈述性记忆系统。而在此类任务中，被试重复地根据一套固定的潜在线索把患者分入两类疾病中的一类，并在完成每个分类后得到反馈。所以，人在分类任务上的表现是被程序记忆系统调控的[16]。
2.2.4 采用文字表达的方式测量
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用言语来表达自信程度和概率判断，如：很可能，有可能，不确定等等，所以有研究者试图把对于概率判断的数字的表达和言语的表达联系起来，找出言语表达和数字表达的一致性以及言语表达是如何造成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等等。此项研究起源于1967年Lichtenstein和Newman的工作[17]。从此，其它研究者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如1990年Clark的研究[18]，Budescu和1995年Wallsten的研究[19]等等。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一句用言语表达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的话，如：我考试不通过是不可能的，然后由被试评估事情发生的概率，并给出数字的表达。Teigen和Brun在研究中发现当目标结果确实发生时，甚至在正面短语和负面短语被认为是传达同样的信息时，正面的短语被认为是更积极的、更正确的[20]。短语的选择是由语言框架所决定的。正面数量词支持表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数量词支持表达消极意义的概率短语。由数字频率表示出的正面框架暗示表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框架暗示表达消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这表明短语的选择不仅依赖于概率的水平，而且依情况和言语线索而定。
3 产生“过分自信”的原因
不同的研究者曾给过分自信以不同的解释。其中两大观点是信息加工偏差和无偏差判断错误的影响。
大多数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过分自信是信息搜寻策略和动机造成的。他们假设人们首先寻找记忆中的相关信息，并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然后记住答案并继续寻找相关信息。联想记忆机制使与第一印象一致的信息容易提取，这些印象也将改变对于后续模棱两可信息的理解。然而人们相信他们判断的过程是无偏差的，因此更加支持最初的判断[21]。在许多情况下，动机因素会加大这种偏差。人们认为自己有智慧、知识渊博，这种想法使他们在处理信息时有意无意地优先处理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信息[22]。
另一派解释强调产生过分自信过程中无偏差判断错误的作用。错误的可能来源包括不能很好地学习不同信息来源的预定效度[23]，即过分自信是由随机误差和不可靠的测量手段造成的一种回归效应，不能正确地评估获得的信息[24]，不能很好地把主观感觉的信心用实验要求的方式表达出来[24]。正确率和自信心都受随机变化的影响。对于正确率，有时即使高质量的信息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是机遇的问题。对于自信心，人们对他们信息质量的判断包含一些随机错误。考虑到准确率与自信心相关不大，较低的正确率与不低的自信心同时出现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产生的“错误校准”的典型现象：当自信程度高时可能出现过分自信，而自信程度低时可能出现不自信。同时，这也导致了难度的影响：对于准确率低的题目表现出过分自信，当准确率高时表现出不自信。人们在估计整套问题的平均正确率时也犯错误，因此过难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更难的。这导致了在较难问题上的更加过分自信[25]。这些解释并不认为判断是系统偏差，而是认为它们是不完美的。
还有研究认为研究中明显过分自信的表现不是广泛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而是有研究者选择较难问题造成的[26]。为了检验这个假设，Gigerenzer等人[6]和Juslin[26]用从一个领域里随机选择的二择一问题进行实验，这样可以使选择的问题水平与一般难度水平相当。他们发现过分自信消失了。然而，一些常见的分析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计影响混淆在一起。如果判断不完美，这种统计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研究者试图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计影响分离。实验中仍然发现信心和正确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体上的过分自信。另外，利用25个研究，Juslin等人在1997年证明过分自信与任务难度的影响只有较弱的相关。难度与过分自信的相关是否能被判断不足全部解释仍有争论[27]。Klayman等人认为过分自信和不自信随问题领域的不同而系统变化而不是问题的难易程度[3]。所以研究者的选题是否是明显的过分自信偏差的唯一原因仍有待验证。有很多研究表明即使问题不难，过分自信依然存在[19]。但过分自信是随判断类型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二择一的问题中，被试表现出一些总体上的过分自信。而在主观置信区间的问题上表现出更高的过分自信水平[3]。另外，选择性的取样会使适度自信的人表现出过分自信。
其次，1980年，Koriat等人认为过分自信是因为人们偏爱正面的证据而不是负面的证据[21]。另外，Buehler等人[28]认为在“计划错误”中表现出的预测问题是由于对外界不确定性的低估。而Klayman 等人认为在常识问题中的自信程度反映了个体内在支持和反对某一知识的论点的平衡[3]。2001年，Arkes研究表明过分自信是缺少全面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反馈造成的[29]。2005年，Teigen等人认为过分自信反映了人对自身知识的信任程度和目标价值的可变性程度[14]。
另外，很多证据表明储存和提取于程序性记忆系统和陈述性记忆系统的的信息类型是不同的，这暗示人们在分类任务和常识题上所表现出过分自信的原因是不同。所以随之产生了一些解释分类任务上过分自信的模型。例如，联结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分类和自信心是基于症状与疾病学术上的联系强度。还有Sieck和Yates的范例提取模型（ERM）（exemplar retrieval model）[16]。它发展了Medin和Schaffer在1978年提出的分类内容理论，它除了考虑分类行为还考虑到自信心的判断。根据ERM，范例是指人们记忆中对于类别的表征，包括各类个人经历概要。当测验开始时，一些范例被提取，越接近于测验内容的记忆的范例越有可能被提取。然后被提取的范例进入一个提供证据的评价过程，在这里人们评估证据的重要性并权衡它们[9]。
4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原因
4.1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
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华人在过分自信和追求风险的表现与传统的“中庸”“谦逊”刻板形象大相径庭。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中表现出的“过分自信”更甚于欧洲人。例如，1984年，Wright报告了多国决策行为比较。他发现英国学生对不确定性的评估能力强于香港、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学生。同样，英国的政府职员的不确定性评估的能力也强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经理。Wright认为比较教条式的文化，例如：马来西亚，往往比较没有弹性，也比较不能够去估计事情产生的概率[30]。又如，新近发表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追求风险；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过分自信[31]；Yates等人1996年的研究表明外行人很可能认为美国人比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上更过分自信，然而真实的判断数据却与之相反[1]。
Yates等人的研究想要确定已观察到的东西方的差别是否也存在于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判断中。怀疑这种差异的普遍性的原因之一是，在某些判断情景下，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确信程度也有差别。曾要求瑞士驾驶员和美国的小汽车驾驶员比较他们的自信程度及其同胞的开车技术。69%的瑞士驾驶员感到他们的水平比中等水平高，但是却有93%的美国驾驶员认为其技术高于中等水平[5]。Yates通常采用概率推断的任务来比较判断质量的文化差异。他的研究大部分是依据常识题，被试在两个选项中选一个，然后做出一个对于自己给出答案的正确性的判断（50%―100%）。
例如：土豆在什么气候下长的更好？
A） 温暖的天气
B） 凉爽的天气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______%
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大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被试过分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小且差异显著，这说明被试过分不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与其答题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则说明被试的校准水平较好，即不过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例如：一人回答对了60%的问题，但他推断自己答对了70%的问题。研究者则认为他过分自信，因为他的判断百分数大于他答题的正确率[32]。这种过分自信水平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高[1]。
另外，Lee等人借助以下“同伴比较问题”，对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和美国被试的过分自信进行测量，并发现其中新加坡被试的过分自信水平最低。
如：请设想随机选取100个大学生，他们的性别和你相同，毕业的学校也与你一样。假设你是这100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按照这100人找到工作的日期给他们排序。你认为有多少人（0-99）会早于你找到工作？
根据Lee等人1995年的研究，如果被试既不过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他们对相对于同伴的自己排名的平均估计应该是50%。过分自信表现在高于这个点的估计，不自信则相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被试回答的数字越大，过分自信的程度越低[33]。
4.2 “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的原因
4.2.1 “论点采纳模型”
Yates等人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论点采纳模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用来解释过分自信在常识问题上的文化差异。研究者认为，当一个人在面对常识问题时，他首先要提出一些支持和反对这一问题的论点。例如，对于一个二择一的常识题，被试要提出支持和反对这两个选项的论点。然后，他要权衡和评估这些论点。如果这些论点都支持其中一个选项，他就会认为这个选项是对的。另外，论点越支持这个选项，被试做出概率判断的百分比越高。过分自信被认为是来源于这一模型的一些特别的特征。例如，因为认知启动和工作记忆的能力有限，这一过程被局限于首先呈现于被试的论点[34]。
4.2.2 “论点采纳模型”的后续研究
Lee等人[32]认为在论点采纳模型中，常识问题上过分自信的文化差异至少可部分地归因于教育传统的不同，因为它影响了论点采纳的习惯。研究者分析出了两大教育策略[35]。一个是“直接指导”（direct instruction）的方式。此方式强调教师把信息直接传递给学生。另一个是建构式(constructivist)学习。这个方式不鼓励记忆和背诵，而鼓励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原则和规律。建构式学习一个共同特点是辨证思维，教师要求学生在面对不同的事物时要考虑事物正反两个方面[36]。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建构式学习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比在直接指导式学习方式下的孩子更能锻炼广泛地平衡地提出观点的思维方式。因此，根据论点补充模型，后者比前者在常识问题上更加过分自信。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建构式学习者多于东方国家，然而日本例外[35]。这正可以解释Yates, Lee和Shinotsuka在1992年对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即，在1992年Yates的研究中，尽管中国台湾被试已经很努力，但他们能想出的论点比日本和美国的被试明显地少。而且，中国被试对于自己认为是错误的选项提出的论点更少。一个简单解释就是中国被试几乎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答案是错的，所以他们表现出对于答案正确性的强烈的自信。
Li的研究认为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或叫做“应试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的观点，而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34]；以提问题为基础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的观点，而不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在西方国家，家长在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后经常问他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你今天都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孩子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得了多少分？”。在西方国家，一个教授对于问题回答“我不知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但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是不能被接受的。亚洲的家长和学生希望的是教师可以引领学生掌握正确的知识。另外，中国传统的文化鼓励人们坚定信念。即，无论其它的观点是多么支持另一个选项或多么反对已做出的选择，这个决定都不应改变。正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外，Li和Fang在2004年做了关于预测美国人、中国内地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和新加坡华裔在估计Y2K问题是否引起空难时的自信心程度的实验，结果表明，预测冒险的排序与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是相同的。预测的最过分自信的群体是美国人，其次是香港人，然后是台湾人，再次是新加坡华裔，最后是中国大陆人。这个结果与1996年Yates 等人关于外行人对跨国的过分自信的判断均与事实相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实验还发现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高相关[37]。
另外，依据Yates的论点采纳模型，能提出更多论点的家庭决策应该可以降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然而Li 和 Fang[34]在有关个人决策与集体主义家庭决策的对比研究中，并没有找到家庭做决策可以降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的证据；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选择的论点数量与过分自信水平之间有联系；而类似谚语的“远景口号”（如，家和民旺）则更鼓励、促进被试规避过分自信，使得被试的过分自信的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在李纾和房永青2002年的实验中，被试阅读《新加坡21》后明显地表现出规避过分自信。其原因可能是《新加坡21》的五大核心价值确实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之导向：自信而不骄傲，谦虚而不自卑[38]。
5 应用与展望
5.1 “过分自信”研究的应用
对“过分自信”所做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概率判断精确性的跨国变异对投资经营实践有着现实意义。设想以下商业对话：
A: “如果他们按时交货的概率大于75%，我们就达成协议。概率是多大?”
B: “我猜大约是 80%。”
A: 好的。那么我们就同意。
如果决策者B是美国人，那么B所报告的概率判断是70%，意味着得不到合同。然而，如果决策者B是中国人，那么B趋于坚信及时交货的概率是80%，意味着很可能会得到合同。
再如，不同人群，如企业家和管理者，推论时的自信程度不同。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公司决策的全面性和外部的资产净值资金影响企业家过分自信的程度。另外，奠基人-管理者比没有建立自己公司的管理者更加过分自信[39]。这都表明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前景。
另外，Wright等人指出，由于亚洲人处理不确定性似乎与西方人不同，因此，决策分析可能对亚洲人不那么有用。概率判断校准的偏离毫无疑问降低了决策分析的价值。然而，由于亚洲人的概率判断的相对差的校准就认为决策分析不适合亚洲人，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一个原因是校准的偏离可以仅仅通过个体判断的数学转换就能改进。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被试的判断有好的分辨。西方相对差的分辨至少和差的校准一样会损害决策分析的效用。而且，改善分辨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如果亚洲人判断的分辨的确强于西方人，那么决策分析在亚洲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的[5]。不管怎样，亚洲人和西方人在做决策时都要谨慎，西方人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分辨，而亚洲人则要注意改善他们的校准。
5.2 “过分自信”研究的展望
本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过分自信”及其文化差异的证据多是混合的。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为了解文化取向的过分自信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模型。亚洲人比西方人更加过分自信的原因可能在于亚洲人对概率没有正确的认识。例如，中国人自古不用概率表示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随着对概率了解的增加，也许人们会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
致谢：文章的完稿得益于与李岩梅、刘长江、郑蕊、许洁虹、梁哲、李珍、施维等人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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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此文引发了中国画界的巨大反响和讨论，中国美术开始积极地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元素，有责任感的画家们都在认真地思考自身艺术发展的前途。如吴冠中、张仃的关于中国画的底线问题之讨论，同时也回答了笔墨问题的关键点。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这场两位艺术家的辩论逐渐升级为美术界的大讨论，影响范围由此扩大。在当时中西融合的呼声中，还有一些盲目的画家，靠一些间接的文化交流渠道引入东拼西凑的文字来了解西方当代艺术，从而造成他们对西方艺术理解的片面化，这种吸收不仅不会给中国画界带来根本性优化，相反变成发展的绊脚石。所以，中国当代国画家需冷静下来，面对“西学东渐”，既不能盲目否定，也不要全盘西化。没有参照，没有其他文化对比，文化差异性所带来的特征，都无法清淅地展示出来。一定要把风景画中对我们有利的东西，为我所用。要看到，在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弊端，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艺术评论家，提出了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画坛的新论点，客观犀利地指出西方现代艺术已走到尽头：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艺术不断个性化和不断求新求变，并越来越脱离社会大众，造成艺术与社会大众的矛盾和对立。这些危机使西方艺术家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艺术中所体现的智慧和技巧，特别是中国山水画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有很重要的补偿作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精神世界，在艺术作品中可予以弥补，艺术中呈现的精神世界，将带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使之更真诚地对待自然。又要看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流传下来，中国画的材料和笔墨语言形式符号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质，是其它艺术材料或语言形式符号所无法互换和替代的。也正因此，中国水墨艺术现代形态的创新历程自然就更为艰难。当然，谁都无法预测中国水墨艺术在21世纪中存在的笔墨语言形式符号，但经过了艺术思潮变革过程，中国现代水墨艺术既体现出吸纳各种门类现代艺术观念与形式语言的优越性，也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在我国当前艺术大环境下，开放地吸取部分西方当代艺术的美学因素、创作理念，是颇为有益的，而这与继承传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和谐对传统的否定，其实是一种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中国艺术追求的方向与西方艺术追求的方向到底是有所不同，还是殊途同归呢？
那么，我们就来构想一下，当代山水画创作者要在西方艺术中寻找哪些长处为我所用呢？
首先，要把目光投向自然生活，将主观情感与自然景物和谐地融合为一体，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状态，这是使画面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只有这样我们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笔墨语言符号才能有用武之地和不断创新的可能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谈到：“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毕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躁所受，躁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搁笔”。[4]此意不仅指出了“外师造化”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外师造化是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掌握自然规律，扩大内心容量，才能表现出造化之美。虽然这是中国国画的优秀传统，但自清末以来，山水画家很少到真山真水中去洗涤陶冶自我，满足于在前人的笔墨程式中徘徊自赏，山水画的发展历程一度陷入摹仿前人不求突破和发展的怪现象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倡“天人合一”，到自然生活中去，吸收自然给予画家们的无限信息，使之从其内心深处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那无疑将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应恢复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但在表现的过程中对自然生活的感悟表现要多于对自然生活的写实表现，试看笔者创作的《遍地柳花香》（图2）。
其次，西方风景画对近代中国山水画家的启发是对造型的关注。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神韵，讲传情，把极为普通的山村、乡野、田园、树林等自然景物与诗性浑然一体，这是十分可贵的。“神”与“情”之表现，在传统山水大师中决没有离开真实和相应的造型，以形写神，以形传情。笔墨之美之力，不是为了写形，但也不能完全离开最基本的形。否则，便使笔墨趣味失去具体实在的艺术感染力，失去画面应有的视觉效果，就成了笔墨游戏。这是近代中国山水画衰退的原因之一。当然，关注形的表现，并不是要把风景画的写实方法简单挪用到中国画中来，而是要求山水画家笔下表现得是真实的、可感知的山水，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假山假水。80年代后期，一些画家多次赴欧美进行考察，跳出了形的束缚，形成了新思维，创作了一批强调形式的作品，从而与写实山水拉开了距离，突显了视觉张力，成为革新山水画的代表。
第三，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平面构成特征和装饰性也给予山水画家一些启示。例如，1979年，吴冠中先生明确提出:“在造型艺术的形象思维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形式思维。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5]他力求探索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形式、精神美感，并一直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他的水墨画构思独特，布局别致新颖，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运用构成形式方法强调装饰性，简约概括表现对象，以半抽象的形式语言表现客观自然物象和主观心理感受。既有东方传统诗情画意，又有时代气息，如一丝春风拂过画坛使人耳目一新。这与西画的的点、线、面三个基本的造型因素有着相通之处，所以，也可以把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平面构成特征和装饰性等方法加以改造、转化，尝试着打破真实空间再重组画面空间，化物理空间为艺术空间重建秩序之美、景象之美。
再者，西方风景画的明暗与色彩的表现力，不能不对中国水墨山水产生某种刺激。西方风景画一直是色彩的世界，用色彩表现风景画是欧洲绘画的最大特征。而西方的色彩观，是将色彩与科学结合起来，将形、色、光三者和谐结合在一起，在画面上将色彩、光影、造型和透视进行完美结合。而中国山水画的色彩观念一直保持固有色的观念，“随类赋彩”是中国山水画设色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怎样，中西方的色彩观念都是关于对客观事物的直觉感知与看法认识。因此，色彩表达了山水画与风景画的视觉特征。但在分析各自表现特色的同时，适当吸收西画的科学客观的、丰富准确的色彩关系，与笔趣、墨韵相结合，来改进和扩充中国画自身的表现语言，增强色彩方面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如今，中国山水画多元共生的审美文化格局已逐步形成，它意味着不同层次、不同趣味、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之间所构成的审美文化生活景观。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都需要与时代同步的艺术，传统文化给人以民族的归属感，赋予传统文化的新生，会获得时代的共鸣，为百家争鸣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对于每一位寻求充分发展的个体来说，关注整体艺术大环境发展的新动向、新思潮，善于兼收并蓄，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抵达人与人、人与自然新和谐沟通的审美境界，这才是精神活动的理想境界。
注释：
［1］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有为先生墨迹丛刊》（2），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93页；
［2］林彦：《卢禹舜艺术研究》，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3］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