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公共行政对公共精神的呼唤
公共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公共行政的效率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行政工作的高效率是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机关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改善发展环境，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行政效能，提高服务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能否提高，直接影响机关、企业、事业管理活动的运行，它制约着社会系统的整体效率。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行政效率低下成了严重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提高行政效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2]
公共行政作为公共部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公共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常常推诿扯皮、相互掣肘；文山会海的大量存在；行政审批程序众多，办事手续繁琐；铺张浪费严重；行政人员不负责怕负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普遍偏差等。这就直接导致公共行政效率长期低下，并制约着社会的良性发展和公共事务的有效进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公共精神。在当前社会，公共行政呼唤公共精神。[3]
二、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公共行政
公共精神追求的是公民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对自己职位与工作的一种责任与忠诚。公共行政作为存在于政治社会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则更要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并把握公共精神的内在价值。因此，基于公共精神之下的公共行政更应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即公共行政的精神。如下文所述：
1.效率精神：公共行政的任务在于高效、经济及公平的组织管理所有具有公共性质的（包括政府、准政府及非政府的）机构。[4]
2.公民精神：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公民义务的履行需要，都以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公民精神的支撑，公民精神源于公民意识，培育普遍的公民精神，最根本的是要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
3.服务精神：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5]
4.变革精神：囿于时代的局限和公共组织本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与不足，公共行政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政府必须增强变革的前瞻性，敢于直面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强化公共组织的变革能力。
5.公平、平等精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公共行政对公平、平等的承诺都应该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遵循公平平等原则能够把我们同时代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一致性。
6.公正精神：公共行政的范围是执行公共政策，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公共机构，不带任何党派偏私的支持公共机构。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而维护政体的利益。坚持公共行政的公正性，将国家的各项事业纳入法制轨道，是我们全体公民的夙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能够长兴不衰的重要保障。[6]
三、倡导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公共行政不但要关注公共权利的运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7]
1.改善公共权力的运作模式
首先，建立透明高效的公共监督机制，使政府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决定能够在一个群策群力的环境中进行。[8]
其次，要积极完善公务员的考评和择用制度，以此来引导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理念的转变，让他们树立自己是在为人民做事而非是在为政府做事的观念。
第三，强化政府内部的公共理念，实现由行政管制向行政民主的转变这就要求政府务必时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使政府真正的由“官员政府”转向“人民政府”。
第四，积极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反映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贯穿于政策执行的全过程。公民的广泛参与直接制约政府的行为取向，以保证政府行为以公共精神为依归。公共精神本质就是一种参与精神。[9]
2.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层面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着眼于构建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使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得到维护和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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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2
1、答案：形容的是加班的场景。
2、诗句出自先秦·佚名《小星》。小小星辰光朦胧，三个五个闪天东。天还未亮就出征，从早到晚都为公。彼此命运真不同。小小星辰光朦胧，原来那是参和柳。天还未亮就出征，抛撇香衾与暖裯。命不如人莫怨尤。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Key words】aggressive behavior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的攻击行为危害严重，难以预料，且发病率较高，攻击行为直接威胁着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对社会、家庭造成许多麻烦。近年来受到精神科临床普遍关注[1，2，3]。本文通过193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进行调查，并对照分析，旨在探讨其临床特征和相关问题。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2003年元月至2003年12月，对前来本院住院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共193例，按有无攻击行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有攻击行为者76例为研究组，无攻击行为者117例为对照组，入组病人诊断符合CCMD-3。首发标准为首次发病、未经系统治疗。攻击行为是从病史及临床表现观察到的。男102例，女91例，年龄12～54岁，平均25.35±8.43岁。
1.2资料分析 有攻击行为者76例，占39.38%，男48例，女28例，年龄12～46岁，平均22.63±5.68岁，对照组117例，男54例，女63例，年龄13～54岁，平均26.12±6.30岁，两组年龄经统计学处理，t =3.96，P ＜0.05，有显著差异。
1.3研究方法 使用自拟临床资料调查表，项目包括首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族史、临床症状、脑电图检查、病前性格和诊断分型，对两组病人对照分析。其结果采用一般统计学处理，并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研究组，男48例，女28例；对照组男54例，女63例，两组性别卡方处理 =6.50，P＜0.05，存在显著差异。有攻击行为者男性多。
2.2 文化程度 本调查以高中文化程度为分界，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共68例，研究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2例，占15.79%；对照组高中以上者56例，占47.86%，两组文化程度方面经卡方处理 =19.06，P＜0.05，差异明显。文化程度低者攻击行为多，文化程度高者攻击行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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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家族史 两系三代有类似病史者为家族史阳性，共52例，研究组18例，占23.68%；对照组34例，占29.06%，两组卡方处理 =0.67，P ＞0.05，无差异。
2.4 精神症状 阳性精神症状主要指幻觉、妄想和兴奋状态，共121例，研究组有阳性精神症状者73例，占96.05%，对照组48例，占41.03，卡方处理 =59.65，P＜0.05，存在显著差异。有阳性症状者攻击行为多。
2.5 病前性格 孤僻、少语、怕羞、敏感等为本研究的内向性格共86例，研究组23例，占30.26%，对照组66例，占56.41%，卡方处理 =12.68，P＜0.05，差异显著。病前性格内向者攻击行为少。
2.6 脑电图异常 本调查中的脑电图异常多为θ节律轻度异常，共49例，研究组28例，占36.84%，对照组19例，占16.24，两组卡方检验 =10.62，P＜0.05，差异显著。有攻击行为者脑电图异常显著，高于对照组。
2.7 诊断分型 研究组76例中偏执型36例，占42.36%，青春型19例，占26.17%，对照组偏执型38例，占32.48%，青春型1例，占0.85%，两组卡方处理 值分别为：4.32和294.76，存在显著差异，有攻击行为者青春型和偏执型多。
3 讨论
3.1 精神分裂症在精神疾病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住院精神病患者中所占比例更高，其攻击行为的发生率较高，精神分裂症的攻击行为直接威胁着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的安全，因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3.2 攻击行为[4] 是指伤害或试图伤害另一个体的心理、躯体状态或破坏其他目标的行为。国内有关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研究也有不少报道[5]，但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攻击行为的研究不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尚未阐明的精神病，多起病于青壮年，常有特殊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异常，发病率高，尤其是攻击行为对社会、家庭、医院带来许多麻烦和危害，本调查显示，青春型主要表现为兴奋话多，思维行为紊乱，知、情、意互不协调，本型攻击行为多缺乏目的性，随时随地都有发生的可能。偏执型攻击行为目标明确，常是受幻觉及妄想的支配，本调查也显示以阳性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者攻击行为多。这些都与既往报道[2，3]相符。
3.3 性别和年龄方面 本研究显示发病年龄早者，攻击行为发生率高，在有、无攻击行为方面，两组年龄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年龄越少其自控能力较差有关，性别方面男性攻击行为较女性多，女性发生率低，这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男女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有关。
3.4 遗传和病前性格方面 国内外有关研究认为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曾有遗传与攻击行为方面的研究[5]。本调查显示攻击行为与家族史无关，与既往报导[6]不符，曾有报导认为精神分裂症有特殊的孤僻、少语、怕羞、敏感、沉溺于幻想等内向性格[7]，曾有报导认为病前性格在精神分裂症中起一定作用[8]。本研究显示，文化程度高者攻击行为明显少，这说明攻击行为与教养有关，社会因素有攻击行为的发生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3.5 脑电图 本资料显示有攻击行为者精神分裂症脑电图异常率较高，这与有关的报导相符[2]，脑电图活动类型以慢波为主，说明精神分裂症的攻击行为可能有一定的器质性基础。
3.6 总之，精神分裂症的攻击行为发生率高，攻击行为的发生与性别、年龄、病前性格、文化程度、诊断分型和脑电图异常有关，说明精神分裂症的攻击行为的发生与生物、社会和心理因素均有关，应引起重视。 参 考 文 献
[1] 王艳，张海丽，谢虹等.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与个性特征的对照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4）：425-426.
[2] 姜小琴，谢斌，诸索宇等.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对照研究.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0，26（5）：262-264.
[3] 王丽娟，蔡成华，高素文.具有凶杀行为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9）：804-806.
[4] 杨德森主编.行为医学[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90-191.
[5] 吕建周，杨静娟，王惠丽.18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行为的临床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4）：422-424.
篇4
已有关于失歌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失歌症者的行为和神经基础研究。在下文中，笔者将就这些研究进行述评。
一、失歌症者音高加工的行为研究
(一)失歌症者无法感知音高之间的细微差异
第一例关于先天失歌症较为系统的个案研究来自佩雷兹及其团队。研究报告了一名中年妇女，名叫莫尼卡(Monica)。她是一名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护士，自称在音乐方面具有障碍。研究者发现，她的智商达到111，居于中上水平。脑成像显示结果正常。据莫尼卡自述，从儿童到少年时期，她一直是教堂合唱队队员，高中还参加过学校乐队。研究者通过多项测验(即MBEA的前身)，结果显示尽管莫尼卡具有正常的听觉能力、记忆和语言技能，但她无法辨认不同的旋律。尤其在音高辨认方面具有极大的障碍，无法感知小于一个全音的音高距离。
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杰西卡-福克斯通(Jessica M Foxton)等以10名失歌症者为被试对象，探究他们的音高知觉能力。在音高分辨阈限、音调辨认(四个音一组)、声部分辨(pitch stream segregation task)三个实验任务中，研究者发现，与正常组相比失歌症者在音高分辨和音调辨认方面显示出不足，分辨阈限高于一个半音(即阈限处于两个半音的音高距离)，但声部分辨表现正常。该结果验证了细微的音高差异是失歌症者知觉上的障碍。
失歌症者无法分辨音乐音高之间的细微差异，这个结论已经得到许多实验的支持，目前已成定论。但是，失歌症者在节奏加工方面是否也存在障碍?据海德・克莉丝塔(Krista L.Hyde)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失歌症者并不存在节奏的知觉障碍。然而，福克斯通等人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不同的结论缘于两个实验刺激的差异。海德等人使用的实验刺激仅仅存在节奏的变化，音高始终不变。然而，在福克斯通等人的研究中，实验刺激既包含节奏变化，也包含音高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节奏知觉的不足可能缘于音高的变化，即音高加工的障碍影响到节奏的加工。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定论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二)失歌症者的音高知觉缺陷是否仅限于音乐领域?
音高既是音乐的一个构成要素，也是语言领域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言语来说，音高变化直接影响到言语韵律。人们常常将音乐的旋律轮廓与言语的语调相类比。既然有--研究已经得出失歌症者在分辨细微音高差异方面具有困难，那么这种缺陷是否也体现在言语领域?
由于失歌症者音高分辨的局限，导致他们在没有歌词的情况下无法辨认出熟悉的歌调，同时也导致他们唱歌跑调。然而，他们对西方语言(主要指非调性语言，诸如英语、法语等)语调的辨认并未表现出异常。那么，为什么失歌症者在知觉音乐和言语音高方面存在如此的差异?佩雷兹是这样解释的：语调中不同音高距离通常在六个半音以上，而音乐旋律中音高差异的最小距离则为一个半音。这种音高距离的差异导致失歌症者音高知觉缺陷没有影响到言语的知觉。
如果这种解释是合理的话，那么失歌症者对由言语语调派生出的音调片断(mu-sic-like pattern)的加工应该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些音调的音高距离完全与言语语调一样，也在六个半音以上。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帕特尔(Aniruddh D Patel)等人以语调及其派生的音调片断的分辨作为实验任务，对7名失歌症者进行测验。结果表明，失歌症者对音调的分辨较差。此外，帕特尔等人还对10名英国失歌症者和11名加拿大失歌症者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显示，30％的失歌症者对句子语调分辨弱于音调片断的分辨。有意思的是，在语言情感韵律的敏感性实验中，汤普森・威廉(William F Thompson)发现，在47名被试中，失歌症者的操作表现逊于正常组。研究者认为，失歌症音高知觉缺陷不仅与音乐相关，也与言语语调相关。
显然，以上研究结论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些研究都以非声调语言为母语的失歌症者为被试(比如英语和法语)。近年来，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声调语言背景对正常人音高加工具有积极影响。由此，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项目，以汉语背景下失歌症者音乐和语言音高加工为研究中心，并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学者开展研究合作。我们的研究团队在2009年对汉语背景失歌症者对音乐和语言音高加工能力进行考察。目前行为研究结果显示，以汉语为母语的失歌症者不仅在音乐音高加工存在障碍，而且这种障碍已经波及到汉语言语的加工。该结论暗示了潜藏在失歌症者音高加工神经基础的复杂性以及基因研究的重要性。二、失歌症者音高加工的神经基础
众所周知，音乐加工是大脑颞叶的功能 之一，音高加工主要定位在右脑听觉皮层，但如上的个案结果表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并没有揭示出失歌症者在听觉皮层的加工异常。这无疑加大了失歌症神经机制研究的难度。
在8名失歌症者和10名正常人组成的被试中，通过21个音调片断(每个片断均包含5个音高)，佩雷兹等人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简称ERP)分析得出，对于一个半音之内的音高变化，失歌症者的脑电没有反应。同时，失歌症者在N100上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但是，与正常组相比，失歌症者在N200和P300上呈现出更大的振幅，尤其表现在音程距离较大的音调中。研究者认为这可能由于任务的难度造成的，并不是音高加工障碍的真正原因。该研究暗示了失歌症者音高加工的神经异常可能不发生在听觉皮层。为了探索失歌症者的大脑皮层，海德等人运用像素形态分析技术(voxel-basedmorphometry，简称VBM)探究失歌症者的大脑中白质(white matter)与灰质(grey matter)分布浓度。研究表明，与正常组相比，在右脑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ms，简称IFG)(BA47)区域，失歌症者大脑白质浓度减少，灰质浓度增多。在另一项研究中海德等人又发现，失歌症者右脑IFG和听觉区域的皮层比正常组更厚。研究者认为，失歌症者皮层异常(诸如不正常的神经元迁移)可能会危害右脑额颞部位的神经通道。
然而，曼德尔・杰克(Jake MandeH)等人运用VBM技术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左脑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简称STS)(BA22)和IFG(BA47)区域，失歌症者大脑灰质浓度明显减少。曼德尔等人对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进行解释：第一，通过改变经胼胝体纤维的成分，大脑某一侧的灰质数量可能间接影响另一侧相同区域的白质数量；第二，潜在的神经异常是双侧的，由于被试的数量和分析技术的差异，它对白质和灰质的影响亦存在差异。
最近，在前期ERP研究的基础上，佩雷兹等人以160个旋律片断为刺激，再次运用ERP技术探究失歌症者大脑音高加工的异常。研究表明，失歌症者大脑已具备正常的加工细微音高差异的神经回路。由于失歌症者大脑没有引发出晚期P600脑电成分，研究者认为失歌症者的早期音高加工并没有导向晚期高级、意识参与的加工阶段。这也是失歌症者大脑对音高加工与正常人大脑加工的差异之处。
有趣的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关于失歌症的遗传学研究。卓亚纳・丹尼斯(Dennis Drayna)等人以双生子来探究基因和环境对音乐音高加工能力的作用。研究者以136名同卵双生子和148名异卵双生子为被试对象，运用DTT(Distorted Tunes Test)进行测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同卵双生子来说DTT的成绩相关系数是，67，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是44。该研究暗示了音乐音高知觉能力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缘于遗传的差异。国在9名失歌症者的家庭中，佩雷兹等人选取71名成员进行测试，研究结果也验证遗传因素对失歌症的作用。
三、未来的研究趋势
以上研究无论是从行为，还是从神经基础角度出发来论证失歌症者对音乐和语言音高加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揭开失歌症者音高加工障碍的本质根源。不容置疑，已有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失歌症特性的行为和神经基础研究，并已开启失歌症遗传学研究的新领域。尽管如此，关于失歌症的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第一，失歌症者音高加工的行为研究。从音乐艺术角度来说，音高知觉仅仅是音乐认知和情绪体验等活动的初始，属于音乐能力中的基本维度。这种障碍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失歌症者的音乐活动，目前尚未出现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唱歌走调属于失歌症的主要障碍之一，尽管目前该项目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但系统的研究结论尚未出现。此外，失歌症者音高加工障碍是否影响音乐情绪的体验?麦克唐纳・克莱儿(Claire Mc Donald)和劳伦・斯图尔特(Stewart Lauren)的研究已经表明，失歌症者尽管在音高加工方面存在缺陷，但是他们对于音乐情绪的把握能力并没有丧失。而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定论尚需更多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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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features and nursing of Psychopath's attack behavior
Zhang Genfang, Huang ping
(Henan Kaife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 Henan Kaifeng, 475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sychopath's attack behavior and nursing of it. Method 86 hospitalized patients of our hospital during 2010.01.01-2010.09.30 were taken in random to b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attack behavior were summariz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nursing and prevention of attack behavior. Result 86 patients who are mentally ill, 42 patients of them have attack behavior (48.83%), in these 42 patients, 28 of them are p 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66.67%), 10 of them are affective psychosis patients (23.81%), 4 are mentally disorder in epilepsy (9.52%).Conclusion Attack behavior of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re most common, the analysis in Psychopath attack and development of nursing measures can decrease the patient hurt themselves and other ones, is helpful for their recover.
[Keywords]Psychopath； Attack behavior； Clinical features; Nursing
冲动攻击行为是精神病患者一种常见的病理，精神病人由于受到诱发因素或者精神症状的影响，突然发生伤害他人或物体的攻击，严重威胁着住院病人以及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1］，其危害程度严重，难以预料，给医护人员及患者在心理上造成不安全因素。现就我院86例住院精神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临床特征，提出有效地护理及预防措施，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自2010年1月1日～2010年9月30日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86例，其中男32例，女54例，年龄19-46岁，平均年龄32.5±1.3岁，偏执型精神分裂症34例，神经症20例，情感性精神病10例，癫痫性精神障碍12例，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2例，人格障碍4例，精神发育迟滞4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相关诊断标准。
1.2 攻击行为倾向的患者临床特征 患者攻击行为最易出现的精神症状是幻觉妄想，其发生与精神症状高度相关，占所有精神主导症状的39.5%,部分患者常常周密计划，有明确目标，并且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妄想内容，具有高度危险性，其次易激惹、思维障碍、敌对猜疑、情绪不稳定是攻击行为产生的另一高危因素，被强制入院、拒绝治疗及检查等而攻击行为发生时，约97%的患者缺乏自知力，入院时表现烦躁、兴奋、拒绝住院、易激怒、不合作、敌意、治疗依从性差、不承认自己有病及情绪不稳的病人易发生攻击行为。
1.3 攻击行为的临床特征 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受病理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攻击行为发生前常表现一些征兆，如常常表现情绪不稳，坐立不安，为怀疑一切，不信任他人，目光中露出敌意，挑剔，骂人，无理要求多，活动量较平时增加，拒绝住院和治疗，存在精神症状如妄想、幻觉、意识障碍等。由于精神科病房对危险物品管理较严格，病人很难得到施暴工具，所以病人攻击行为的方式主要有拳打脚踢，撕咬、卡勒颈部、啐口水 、企图及言语性攻击，病人攻击行为的对象多为与其有密切接触史的病友、家属或陪护、病房工勤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等，尤其以医护人员受攻击的频率最高，居攻击者首位。
1.4 护理干预措施
1.4.1 评估病人的病情 全面地了解掌握入院病人的病情，包括病人的诊断、病情、治疗、护理及心理状况，并全面准确评估病史及症状变化情况，认真做好入院评估，全面掌握其治疗及存在的护理问题，根据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切实落实护理措施是防范攻击行为的基础，发现病人的攻击倾向，及时告知医生，以便及时有效进行医疗处理。
1.4.2 建立有利于疾病康复的休养环境 创建一个安静、舒适、美观、安全、整洁的休养环境，将患者安置于安静、宽敞的隔离室内，遵医嘱及时给予保护性约束，避免竞争性的工娱活动，患者的活动不脱离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对具有攻击行为史或现有暴力行为征兆的病人给予加强攻击行为的防范措施。 1.4.3 完善的健康教育 根据患者病情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的向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入院初期，向患者做好入院宣教，介绍病房的环境，安全制度以及有关检查内容及检查的注意事项；病情稳定期，向病人讲解有关患病的原因、疾病症状、有关治疗以及预后及预防知识，使其正确认识疾病，主动配合治疗安心住院，提高治疗效果。
1.4.4 加强病房的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由于住院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突发性、危害性和不可预测性， 良好的组织管理工作不但是一项积极的预防措施，同时也是预防攻击行为的重要手段。值班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认真落实岗位职责，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技术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和完善安全管理，杜绝危险物品进入病房，是防范病人攻击行为的保证。
2 结果
精神病人86例，存在攻击行为42例，发生率为48.83%，其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分裂症发生28例，占66.67%，其次情感性精神病10例，占23.81%，癫痫性精神障碍4例，占9.52%，经药物和心理治疗及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均达临床康复出院。
3 讨论
精神病人由于遭受精神症状或者诱发因素的影响，常发生突然攻击伤害他人或物体的行为，能够造成患者、周围环境以及他人各种损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具有攻击行为的患者进行精心护理干预，对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2-4]。本组资料显示，患者的攻击行为常存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如病人对医院环境陌生，作息制度不适应，过分拥挤，进出不自由，饮食不习惯，有被监禁的感觉，产生紧张恐惧被害情绪都会增加患者攻击行为。本组资料显示精神病人86例，存在攻击行为42例，发生率为48.83%，其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居首位，为28例，占66.67%。据资料显示[5，6]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对象医护人员占41.66%-68.3%、家属、病人及其他人员占8.34%-31.7%，可见医护人员成为精神病人的主要攻击对象，与本组资料基本一致。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强制治疗手段例如保护性约束，也与病人的攻击行为有密切相关[7，8]。因此分析精神病患者的攻击行为临床特征，采取正确的护理干预及防范措施，采用恰当的沟通方式，减少病人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精神科医务人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以减少对自身、他人造成的伤害，减少医疗纠纷，维护良好的住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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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该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大型新建工矿企业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在预防性卫生监督中，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与审查工作发展较快，已形成了以《职业病防治法》为法律依据，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导则》等一系列规范、标准为技术支撑的较为成熟完善的制度体系。文献评阅显示，现有为数不多的建设项目卫生评价与审查的研究均集中于职业卫生。2011年职业卫生“三同时”审查职能调整至安监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审查项目以公共场所、医疗机构、集中式供水单位、住宅与办公楼等其他类型建设项目为主，其中又以公共场所的数量比例最大。相比职业卫生而言，这几类建设项目卫生评价与审查工作发展缓慢。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卫生学预评价虽然开展工作多年，但始终未建立一整套全行业公认的、切实可行的评价技术体系，如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质量控制及报告书格式[1]。与《职业病防治法》中突出强调卫生学评价的重要性不同，2011年颁布的《公共场所条例实施细则》却淡化了卫生学评价制度。为全面了解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卫生学评价审查的政策环境开展本次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关于公共场所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是指一切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规划开发建设项目的总称[2]。一般包括选址、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和竣工验收五个阶段。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包括宾馆、旅店、影剧院、体育场、博物馆、商店等七类28种场所。
1.2关于预防性卫生审查
预防性卫生审查，也被称为设计卫生审查、预防性卫生监督，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对城乡规划、城乡建设中的卫生问题，在设计、施工、验收的过程中，进行卫生审查和卫生监督。通过对建设项目进行预防性卫生审查与监督，把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和可能产生的不卫生问题消除或者控制在选址、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从源头上控制建设项目的健康危害隐患，保障人群的健康。
1.3关于建设项目卫生学评价
建设项目卫生学评价是第三方评价机构在可行性论证阶段，通过系统评价，识别可能存在的健康危害因素，预测健康危害的程度，评价拟采取的控制健康危害的措施，综合提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和建议，并从公共卫生角度评估建设项目是否可行；同时，在竣工验收阶段，通过检测健康危害因素的浓度或水平，评价控制健康危害因素措施的效果，综合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1.4数据来源
本文所参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均来源于《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法律法规库》(http：//law.cnki.net/)，检索时间：1979年—2014年，检索条件：全文含“公共场所”且含“卫生学评价”，全文含“公共场所”且含“卫生监督”。
2结果
2.1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学评价审查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立法情况
2.1.1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没有关于预防性卫生学评价的强制性规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均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应进行预防性卫生审查。然而，现行法规与规章中并没有关于预防性卫生学评价的强制性规范(表1)。只有已废止的1991年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有规定：凡受周围环境质量影响和有职业危害以及对周围人群健康有影响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必须执行“建设项目卫生评价报告书制度”，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应将建设项目卫生评价报告书报卫生行政部门审批。2011年的《实施细则》淡化了这一制度，全文没有涉及预防性评价的内容，将预防性卫生审查程序和具体要求交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2.1.2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预防性卫生学评价审查体系
鉴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影响的特殊性，2006年的《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当进行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的卫生学评价，评价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同时，颁布了相应的卫生规范、评价规范及清洗规范，并称“一法三规”。2012年重新三项卫生行业标准替代了2006年的版本(表2)，形成了一套较为明确完善的评价与审查依据。
2.2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评价审查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制定情况
2.2.1预防性卫生审查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制定概况
2011年实施细则后，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陆续出台了有关公共场所预防性卫生审查的规定(表3)。经检索与整理，目前有三种类型：(1)独立成章的预防性卫生审查程序和要求；(2)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预防性卫生审查的程序和要求；(3)表3中没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则是尚未出台新规定，或新规定正在研制中。
2.2.2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关于预防性卫生学评价的内容分析
就公共场所建设项目是否需要进行预防性卫生学评价这一问题而言，15部地方性规范文件中要求不一(表4)。根据义务的强制性，可以分为五类：(1)强制性规范：广东省与山东省对公共场所进行分类，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卫生学评价的建设项目，如广东省规定的一般项目与大型项目，只有大型项目需要进行评价；(2)任意性规范：“凡受周围环境质量影响和有职业危害以及周围人群健康有影响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应提供卫生评价报告书。”这种原则性表述沿用了已废止的1991年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3)仅在应提供材料中提及卫生学评价报告，这种弹性表述看似默认了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均需要进行卫生学评价，但又含糊不清；(4)要求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报告，未提及预防性卫生学评价；(5)全篇都未提及卫生学评价相关内容。最后两类具有同一种性质，即预防性卫生学评价政策上的空白。根据卫生部的强制性规定，无论地方性规范文件中是否有相应内容，公共场所建设项目均应进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
2.3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标准、规范情况分析
与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港口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规范、公路建设环境影响评价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规范等其他系统的评价规范相比，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体系外，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目前还没有完整的技术导则和评价体系。评价依据的主要卫生标准颁布年份均较早(表5)。在标准的适用中存在卫生标准覆盖面不完全、卫生标准可行性不够、监测条件规定不明确、标准值设置不合理、检测项目可适当增加、概念表述不科学、缺少相应的质量控制、数字修约未明确规定、样品取样量、标准不够详尽、标准与方法不配套等问题[3-4]。
3讨论
3.1公共场所设计卫生审查中是否需要进行卫生学评价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无关于预防性卫生学评价的强制性规定，实质上，1997年开始实施的“建设项目卫生评价报告书制度”逐渐淡出。2007年国务院法制办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曾规定：在申请卫生许可证时，住宿、沐浴、游泳、候车(机、船)等公共场所应当提供可行性论证阶段或设计阶段和竣工验收前的卫生学评价资料，但这一修正草案并没有正式。而在2011年颁布的实施细则中删除了1997年关于“建设项目卫生评价报告书制度”的相关内容，将预防性卫生审查程序和具体要求交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预防性卫生审查中，建设项目是否需要进行卫生学评价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而在地方性规范文件仅山东与广东两省有明确的强制性规范，其他省份或原则性条款或模糊性表述或完全空白带来的结果是设计卫生审查人员自由裁量是否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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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会议的学习，我深有感触。作为邮政储蓄银行的一名普通员工，我会牢记自己的工作职责，不辱使命。勤奋严谨，求真务实。认真学习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操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努力抓发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要从服务上完善自己，体现出客户之上，做到与用户交流时，保持面带微笑，目光注视用户，让用户感到我们的诚意。接待用户时热情周到，和睦友善的为用户服务，耐心解答用户询问。不得对用户态度生硬、冷淡、表现出不耐心、搪塞、敷衍的心态。规范使用文明服务十字用语。我觉得“要想别人善待自己，首先是自己善待别人”与用户之间也是如此。其次就是认真、正确宣传邮政储蓄银行中间业务。如：保险、基金、理财等。要遵循自愿和诚实的信用原则，自觉维护双方的利益。合法经营，自觉接受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上级机构制定的业务发展计划。负责产品的介绍、宣传、营销，受理客户对产品的咨询和解释，真诚地帮客户理财，并做好如实告知义务。
风险管理也是金融行业的重点，它包括文化、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我们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技术和制度固然有很大差距，然而首先最重要的是风险文化的不成型。在认真总结自身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首先引用建设银行的风险理念“了解客户、理解市场、全员参与、抓住关键”。在操作风险上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要做到心中有数，要知道也许我们一个微小疏忽，可能给客户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微小失误，可能给邮储银行带来巨大损失；贪欲、失德、腐败必然给自己、亲人和邮储银行带来耻辱。
我想：过去，我们过分重视编写制度条例，各级机构和每个环节“层层加码”，比如有的交易要客户按十几个手印，签几十个名。这种做法看似很安全，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目的。近年来，我们主要业务流程优化，找出关键的风险点，取消不必要的控制环节，在方便客户的同时又加强了风险控制。针对过去粗放随意的工作作风，我们应该做到“务实、高效、严谨、廉洁”的，认真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提高风险意识，严密内控。
作为邮政储蓄银行的员工，我深感惭愧，同时更觉责任重大。我想我们不能有任何懈怠，必须付出更艰苦的努力。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相信邮政储蓄银行的明天是美好的！
篇8
1 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来自于2012年0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在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首发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年龄18～60岁；②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第十版中精神分裂症（F20）诊断标准；③病程≤1年，入组前至少4周未使用抗精神病药及其他镇静类药物；④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排除标准：①脑器质性疾病、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者；②不能配合完成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e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评定的患者。共入组80例患者，均为汉族、右利手。全体参加者（或患者亲属）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经过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由主治或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后，使用一般资料问卷采集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 PANSS）的兴奋敌对因子评估其攻击风险。取≤16分为低度风险组，>16分为高度风险组，将所有患者区分为两组。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评研究对象的人格特征。对所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假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风险和其人格特征存在关联。
1.2.2 量表评定方法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4]。共30个基本条目，每个条目均为7级评分，从1到7，按精神病理水平递增排列。组成3个分量表：阳性、阴性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包括阴性症状因子、阳性症状因子、兴奋敌对因子、焦虑抑郁因子、认知缺损因子。其中兴奋敌对因子是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常用的攻击行为风险评估工具。包括兴奋、敌对性、不合作、冲动行为控制障碍等四个条目，总分4～28分，本研究中取其均数16分作为区分患者攻击风险高低的标准。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5]。该问卷包括88个条目，分别评估外向性（E）、神经质（N）和精神质（P）三个人格特质以及一个附加的效度量表（L），因子分越大表示该项倾向越明显。目前该问卷在实践中广泛用于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
1.3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采用SPSS软件包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应用均数和标准差等指标进行一般描述统计。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采用Person相关检验进行相关分析。以α=0.05作为检验水准。
篇9
一、管理主义理念下公共行政价值探求
管理是公共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私人管理获得了很大发展，如何提高企业效率使财富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于是，泰勒、法约尔等针对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并得以发展，科学管理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管理专业化的发展，提升了企业效率。同时，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也被提上日程。这时，一批行政学家开始借鉴科学管理方法来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管理意义下的公共行政得以重视和强化。应该说，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厘清了公共行政的领地［1］，公共行政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由统治行政跨入管理行政，管理行政成为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主流模式。“政治—行政二分法”使公共行政的天平倾向管理行政，公共行政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得以分离，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得以分离，在工业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公共行政理所当然地走向了一条在技术理性主导下追求效率的管理行政道路。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公共行政沿高效率方向发展的问题，但还必须解决怎样获得公共行政效率的问题。正如威尔逊所言：“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政府能够适当且成功地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其次要弄清楚政府怎样才能够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或人力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的任务。”于是，寻求好的管理制度、技艺、技巧、方式、方法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就成为日后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主题，而最重要的是寻求制度，因为技术理性是与制度理性紧密相连的，寻求制度理性、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就成为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受企业管理的影响，管理意义下的公共行政在追求效率的价值主导下进行了一场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建构。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为追求行政效率产生了人类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大制度：一是文官制度，二是官僚制。文官制度和官僚制组织为公共行政职业的专门化，为按管理理论提高行政效率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使公共行政工作成为一门专门职业独立于政治领域。文官地位的确立使行政真正成为一门职业，达到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泰勒用职位分类代替了品位分级制度，为文官的身份独立和政治中立奠定了基础，加快了文官制度的建设［1］。英国进行吏制改革，通过两个枢密院令正式实行偏重公务员能力的考试任用制；美国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确立竞争择优的文官制度；至一战结束，西方各国已确立起了科学化的公务员制度，为选拔优秀行政人员奠定了制度基础。韦伯一直在探究如何使大型组织发挥效率，他认为，官僚制是最有效的一种组织结构，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按规办事的运行机制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等，保证了组织效率的提高，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组织框架。当然，官僚制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低效，一度成为组织低效的代名词，这另当别论，不论怎样，官僚制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奠定了组织运行的基本框架。从此，管理行政就在文官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的框架下运作，迄今为止的行政实践都表明，这是人类公共行政的基本制度和组织结构，各国的行政改革大都是在此制度和组织结构确立的基本框架下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从“政治—行政二分法”开始，管理行政一直以效率为价值追求，寻求提高效率的制度、组织和理念等。发展到20世纪末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成为管理行政追求效率的最高标志，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至此，管理主义理念下的管理行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建构起了完整的体系，科学管理理论、文官制度、官僚制组织、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从理论、制度、组织到理念的完整架构，完成了管理行政的全面建构，在行政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价值追求
公共行政最初是为了解决公共事务，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最原初的意义，公共性应是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但公共性自公共行政产生伊始就被淹没在统治行政的权力关系之中，因为公共行政产生时是以统治行政的模式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权力关系，但权力的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在这里发生了改变。权力行使者即统治阶级不再对权力的委托者负责，来源于人民的权力发生了异化，公共利益被挤压，权力主要用来实现统治者利益，甚至不惜以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力保证统治者利益的实现，这无疑将公共性排斥在国家行政之外。公共行政基于解决公共问题而产生，但在农业社会，政府解决公共事务的职能主要是依附于其统治职能的，公共事务也是有限的，还没有真正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政治与行政也是不分的，国家的管理职能依附于统治职能，管理行政还没有真正分化出来，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效率与公平的区分，公共性无从产生。到了工业化时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划分，公共利益被突出，于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成为社会治理中一个需要专门解决的问题，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除了维护统治职能外，维护和增加公共利益逐步成为政府及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2］。政府的统治职能服务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政府的管理职能则服务于公共利益，行政管理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公共行政，增加了公共性的特质，时展把公共行政带入一个按照公共性价值进行建构的阶段。但遗憾的是，工业化时代在企业管理的影响下，公共行政的管理意义被强化，管理行政成为主要的行政模式，在效率的追求下，忽视了公共价值追求，公共性也一度被弱化，只保有形式上的公共性，在行政实践中无法承载起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政治是政府的生态和环境，虽然实行“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后，行政在管理的途径上获得了很大发展，但行政问题往往受到政治价值的干扰，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必须关注公共行政的政治背景与环境。公共行政问题的“纯粹政治因素背后是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深层次的道德和伦理问题”［3］。公共行政人员“必须学会如何解释性地和批判性地评估他们将要置身其间的境况，并学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地方性叙述（利奥塔）或鉴赏系统（维克斯）或对话（罗蒂）行动”［3］。公共性是事关公共行政的性质和归属的一个政治价值问题。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解决的是公共问题，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而忽视公共性过分强调效率，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异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施政的理念沿着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的路径变迁，当前公共性的回归越来越成为公共行政的一种强烈期盼。公共行政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在价值追求上表现出与私人行政本质的不同，公共性无疑成为其价值内涵。管理行政建立起科学的行政体系，保证了行政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公共行政的发展，使公共行政抛开政治价值和公共性追求，专致于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满足了日益增长的行政需要［1］。而管理行政过度的技术理性无视人的主体性，无视公共性、人文性的价值追求，背离了政府行政的本质。公共事务成为纯技术问题，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带来诸多难题。公共性应是公共行政永恒的价值追求，“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4］。
三、公共行政未来的价值选择：宏大的科学理性
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是一部以技术理性主导的追求效率的管理行政发展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为其发展提供了工具支撑，对科技理性的张扬，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管理社会的方式［5］。应该说，公共行政为提高效率进行的制度设计、技术开发、方法与工具选择，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快速发展。但技术理性主导的公共行政的价值诉求只专注于效率而忽视对公平的期待，导致现代性的困惑。“现性描述的是一幅非常狭隘的关于人们如何经济地、政治地、社会地和行政地行动图景，它并没有实现普遍真理、正义、善、繁荣或美好”［6］。如原本理想的官僚制组织，由理性走向非理性，“技术框架现在已经被人类意识完全物化了，这一框架以忽略伦理和人类意涵的方式在去人性化”［7］180。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不足，公共性丧失；行政权力入侵私人领域；在效率刺激下，社会过分追求物质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建设，社会矛盾增多；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剧等。管理主义思维方式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缺乏回应性和有效性，管理主义的效率价值难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坚实的生活基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公共行政的主题已发生转换，这个主题向人们昭示：被技术主宰和绑架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8］。人们组建政府的初衷是为了更美好地生活，公共行政是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应不断调整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和政府的行政模式，使其朝着美好的社会前进而不至于迷失方向。以效率为导向的技术至上的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适应了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的公共行政必须走出现代性的困惑，实行与后工业化时代相符的公共行政发展路径。后现代公共行政模式还未确立，对此中外学者进行了探讨，解构原有公共行政的困境，从不同方面对公共行政进行民主的社会建构。如法默尔从语言方面探讨后现代公共行政，全钟燮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登哈特从批判理论视角分析当前公共行政，福克斯和米勒从话语理论建构后现代公共行政，张康之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建构后工业社会公共行政。张康之特别结合中国本土状况，谈到中国未来公共行政的建构，他认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从农业社会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工业社会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人类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行政将是未来主要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应持怎样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呢？服务行政应该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实质意义的公共性追求应成为服务行政价值诉求的主流。管理行政过分强调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技术关怀取代政治和伦理的关怀，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9］。管理行政只是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共性，真正的公共性难以生成。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以服务行政为主要模式的公共行政公共性生成的空间扩大，以服务为主导和以权力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三者统一为基础的服务行政大大提升了社会的动员能力，增强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公共利益成为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真正的共同利益，公共行政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性在后工业化时代服务行政模式下真正得以生成。服务行政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放在政府施政的重要地位，在致力于效率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更把关注点放到了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使公共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类谋福祉。公共行政是关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事业。我们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反思公共行政的价值，必须从人类社会终极关怀的高度建构公共行政的未来理性。未来公共行政的发展应追求一种宏大叙事，在公共性与效率的整合中适应信息化时展的需要去探求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如何探求宏大的科学理性成为未来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方向，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下和更普遍的意义上追问公共行政的终极关怀问题，如公共行政的人文和价值关怀问题，即公共性、民主等政治价值问题和如何建立和谐世界这个人类共同的问题。公共行政“是人类不断探索公共资源，有效分配智慧、构建社会发展终极价值的心灵漫旅”，“我们应用心灵去感知、体验和诠释我们所面对的公共行政世界”［7］13。未来的公共行政是服务行政模式，政府应定位在服务的角色上，强调社会主体与政府合作，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推进多元协商社会共治。其理性形式是宏大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是一种普遍意义的理性制度和科学诉求，其基本内涵是正义、民主、平等、以人为本、交互主体性、对他人尊重等价值理念。未来公共行政应致力于公共性追求，致力于人的创造性发挥，致力于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培养，正如新公共行政学者弗雷德里克森所倡导的那样，公共行政应以入世精神、批评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对公民负责，公平地、乐善好施地服务于公民。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也已经提醒我们技术至上的管理行政模式必须转换。发达国家会陶醉在他们创造的工业社会发展成就中，维护既有的世界秩序和结构。人类正走向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创新的重任已经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身上。我们不能重复西方走过的路，必须根据全球化的现实、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立足自身问题，确立自身的发展策略，同时把自身问题的解决与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联系到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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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分别选取50例正常人（对照组）和2012年3月――2013年5月在该院进行诊治的50例血管性痴呆（VD）患者（实验组）。在对照组中，男24例，女26例，年龄为47-84岁，平均年龄为61.4±3.5岁；实验组中，男31例，女19例，年龄为45-83岁，平均年龄为62.7±2.8岁。对照组的50例正常人中排除了具有影响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疾病。这两组实验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采用颅脑CT和经颅多普勒对所有的实验者进行检查，其中进行CT检查时，以检查对象的耳眦线为基准，扫描时逐层扫描的间距为1cm；进程经颅多普勒检查时，需要检测的部分包括双侧的颈内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后动脉、椎动脉以及基底动脉。并观察和记录实验者的收缩峰和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对实验者的各血管的阻力指数进行计算。血管阻力指数=（收缩峰的血流速度-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舒张末期的血流速度，并对实验者的脑血供情况和脑血管的弹性进行分析[2]。
1.3评价方法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简易痴呆筛查量表（BSSD）对这100例试验者的精神行为和认知功能进行评价。
认知功能的评价内容包括定向力、短程记忆能力、计算力、注意力、语言的理解能力、语言的表达能力、空间认知能力这6项，总分为30分。记忆力的评定方法为：即刻回忆，≤18分为异常，延迟回忆，≤6分为异常，长时延迟再认。
精神行为的评价内容包括妄想、幻觉、激越、抑郁、焦虑、运动行为异常、睡眠夜间行为障碍等12项，这12项每项评分≥1分时表示有该症状[3]。
1.4统计学分析文章所有的数据均采用SPSS13.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所有的计量资料采用（χ±s）进行表示，并采用x2对所有的计数资料进行检验，统计学差异值用P表示，当P
2结果
与正常人的注意力、短程记忆能力、计算力、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时间定向以及空间认知功能相比，实验组的患者在这些认知功能和行为症状方面显著减退，并且这50例VD患者均存在着脑萎缩和额叶萎缩的现象，同时还存在着脑血管弹性减退的现象。这100例试验者的MMSE和BSSD的评分结果见表1。
3讨论
血管性痴呆症主要是由于患者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的脑区低灌注的脑血管疾病所造成的一种疾病，其主要的表现是具有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行为障碍。处理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之外，高龄、吸烟史、痴呆家族病史等也是诱发血管性痴呆症的重要影响因素。血管性痴呆症主要包括了急性血管性痴呆症和亚急性或慢性血管痴呆症[4]。
文章选取了50例正常人作为对比，对血管性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症状进行了探究，从结果中可以发现，血管性痴呆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状态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从表2中可以看出，血管性痴呆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认知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定向力、理解力、表达力、记忆力等方面。因此，VD患者的突出行为症状是认知功能障碍和精神行为障碍，其危险因素是脑动脉的硬化和额叶萎缩，在进行血管性痴呆症的治疗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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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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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公共行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舶来词汇。最早的文官出现在英国，叫做“宫廷的仆人”。以“仆人”定位公务员，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之后，便有一个更需明晰的问题――在为主人服务的时候，需要秉承哪些服务理念，遵循哪些行为规范。此时，行政伦理以一个职业伦理的形象展现出来。与此同时，“为谁服务”的问题则体现出行政伦理的价值角度。
公共行政伦理，指的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主体为确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主性而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总体伦理准则和规范，以及所应确立和坚持的道德价值取向”。[1]公共行政伦理体现的是一种行政精神，是公务行政中正义、奉献、责任、利他的精神和品德的具体表现。
公共行政的作为一种管理实践，它的核心内核为职业价值取向，最初出发点的层面上解决行为的动机和理想；更外一层表现为公务员的职业精神，如公仆精神，奉献精神，服从精神等；进一步外化为公务员职业道德修养；而具体到公务员的工作上表现为公务员某一职业行为。因此，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是最行动最根本的初始起点，同样，研究公共行政的初衷和行政理念是非常具有价值的。正如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所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所构成。重要的是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因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做这件事情，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隐晦不明的动机去做它”。
2.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
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并非一种强制行约束规范，也不是伴随公共行政发展的社会历史性价值追求，而是从公共行政诞生伊始，公共行政伦理的品质就天然内生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公共行政的伦理品质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意识、协调与利益整合、服务精神等。
2.1公平正义
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角度来看，公共性是指政府的公共所有的属性。公民个体让渡一定的私人权利组成国家权利，因此，政府存在的目的与合法性就在于维护与保障公民的权利。正如哈贝马斯所所言：“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肩负着为全体公民谋幸福这样一种使命”。[2] 因此，与以效率价值为导向的市场制度不同，政府终极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公平正义。政府的权力运行中应秉承“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理念。由此也决定了，政府不仅要为人们表达公平正义的渴望提供广阔的渠道，而且要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正义而努力。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公共性，就是要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一个由公众承认的政治正义观念加以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3]
继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后，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从此逻辑起点出发，在此之后，马克斯・韦伯精心打造的官僚理论在技术层面上将威尔逊的思想赋予更多的实践意义，使公共行政走向专业化、科学化，此后新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典型代表，将公共行政价值追求从片面追求效率变为公平前提下的效率。社会公平正义是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是维持社会和谐团结的黏合剂，是保证社会信任的基石。在传统公共行政中，经济和效率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为重要的指标，而新公共行政运动以来，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公共行政理应考量的指标，社会公平正义是管理者的职责所在，是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2责任意识
行政责任既是一种政治责任，又是一种道德义务。在西方威尔逊、古德诺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逻辑起点开始，政治与行政两分成为可能。在公民让渡自己部门个人权利的同时，不仅授出权力，也赋予了责任。行政人员必须明确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意味着公务人员必须按照授权者的意图来行使权力。关于责任的论述，康德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中写道“：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为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意义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整价值的食物一样。”行政过程中，政府组织和单一公务人员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也表现为授权关系，公务人员拥有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作为行政个体的公务人员，客观方面要对上级、公众和法律负责，在主观方面要对责任有着明晰清醒的自我认知。
2.3协调与利益整合
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者，在行使具体行政行为时难以厘清各个部门职责边界，部门利益与具体的行政事务运行过程中常常有所冲突。处理职责边界容易产生摩擦、推诿等现象，因此，应进一步明确府部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及相应职能，进一步协调整合部门利益，政府公务员作为人民公仆，造就行政伦理公正、廉洁的价值基础。
2.4服务精神
服务精神是公共行政的和本质要求，公民个人让渡部分权利组成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作为权力行使者的国家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服务人民的精神，诸如积极公仆意识、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等。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一方面，公共行政的组织应始终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公众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 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既服务好人民，又以榜样和楷模的形象展示于社会公众。
行政伦理包括组织制度层面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工作人员个人的行政伦理。组织制度层面的行政伦理着眼于整个组织，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所说“社会基本结构方面的不平等的影响十分深刻并且自始至终应该成为社会正义原则的最新适用对象。而且，社会体系并不是超越人类控制的不可改变的体制，而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类型”。因此，基于良善正义的制度是正当行政伦理得以存在的根本环境。因此，作为政府组织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来确保公共组织的拥有正向的行政文化氛围，同时也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公民精神培养，使得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具备较高行政文化修养，实现政府负责任，公民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良性互动的政府体制，建构中国的行政伦理文化。
参考文献：
篇13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最显著的特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个光景，社会结构的转型对行政界域内公共性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和膨胀的行政组织，同时对公共行政主体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第三部门和行政外包等新形式的行政组织展现在公共服务选择的面前。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导致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有限，而受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行政外包组织则始终以经济性为首要原则。当私有制的思维沁入到公共领域中，公、私界限模糊，难免不损害到公共行政至善、至纯的公共性，使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往往接触不到真正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平价的公共产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回应相对滞后的我国而言，公共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制权的增强，而对应着公民公共行政权力的缩小，这无疑加深了公民与公共行政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我国实现民主治理的难度。
（二）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
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源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行政文化桎梏下的公共行政精神根基薄弱。家天下的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伦理教化的非理性和皇室强权专制统治之下，人情往来、个人崇拜、等级有序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强大、公民弱小和淡泊法律的意识深入人心，国民缺少自觉认知和遵守现代法律法规的精神是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与习惯。而今，这种典型的民族心理特征突然受到外来新思潮的猛烈冲击，难免不使中国上下呈现出非理性的狂躁。行政组织内部滥用公共权力、损害行政诚信、随意制定决策等，对应着公民上学难、住房难和看病难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些现象直接挑衅着公共行政的权威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于是在现实中，行政主体贪污渎职、暴力拆迁、钓鱼执法公民政治冷漠、自焚抗议、郁愤难平在如此政德面前，伦理道德不堪一击，衰微的法理精神造就了公共价值诉求的非理性表达，这急迫地呼唤完善的法治社会快速到来。
（三）公共行政目的的偏颇
社会转型带动了社会结构关系的转变，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公共利益成为集团与政府以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公民的公共利益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强大的集团利益。对利益的盲目追求，使与民争利的现象不仅显现在利益集团之间，也显现在行政组织内部，行政人员之间，致使公共行政最根本的服务目的被忽视，公共行政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发挥不彻底。在单纯利益的驱动下，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了大批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蛀虫，他们贪婪地蚕食着原本应该高效、公正的公共行政。在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下，也加重了国富民衰的迹象。公共行政的现实目的直接陷入到被质疑的危机中。
（四）公共行政观念的形式化趋同
尽管我国行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学起步晚，发展慢。在精彩纷呈、眼花缭乱的西方行政理论面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界稚气未脱。始终追随在各式各样的行政思潮之后，难以创新。尽管很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在吸收西方精华理论的基础上完善创新我国的行政理论。但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社会全面发展对公共行政能力提出的紧迫要求，使得我国的行政理论不得不受到系统、完备的外来思想的同化。甚至存在部分不负责任的学者，在没有或者鲜有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就直接照搬照抄国外的思想理论，用以指导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造成了我国的行政观念与国外思想产生形式化趋同的现象。可以说，这种学习创新精神的孱弱，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理论和治理实践的脱轨，对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百害而无一利的。
重塑中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手段
（一）扩大民主途径
本能地意识到公民的要求与呼声，这是政府必须具备的执政能力，这需要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健全。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做到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然而，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电子、数字、通讯设备、互联网等高端技术，为建立、拓宽多种“民主参与”和的渠道，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以及公民民主参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这种公开、民主的自由表达，实现公民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进行广泛参与的目的，推进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复归，进而对政府行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给予必要的回应、监督和压力，这也正是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二）加强法制改革力度
完善、正义的法律制度是公民权利实现和公共行政行为有序的最强大有利的武器。特别是对于法治基础薄弱的我国来说，维系社会主义运行秩序，规范政府行为必须要加快法律制度建设的步伐。包括明确法律原则，建立制衡机制，在法律面前保证人人平等，更新法律法规内容，做到遵法从严、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执法公正，借法律来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使行政行为有法可循，行政失范有法可究。
（三）发挥大众传媒的公益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