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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状况
当前税法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征收仍旧欠缺细化规定。依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管理防治办法明确，生活垃圾为人们生活以及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废物等。我国人口众多，直接导致城市生活垃圾巨大，每年均超越亿吨标准，占到世界产生垃圾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并且呈现出每年持续增长的趋势。同时，回收可利用率却较低，成分也呈现出较大转变。具体体现为，有机物持续增长，可燃物总量上升，且可应用价值显著。目前，我国回收废品体系中，废纸回收总量在百分之三十以下，废弃金属回收则不足百分之四十五，而废塑料以及玻璃的回收应用百分比更低，仅为百分之二十左右。纵观世界发达富裕国家，其垃圾回收总量则高于百分之四十。例如，瑞士消费玻璃瓶总量有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废物实现了回收应用。在我国由于欠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集中管控，因此令收集工作仍旧置于混合管理状态，较多垃圾没有通过细化处理而是堆积至城外，形成了垃圾围城的不良状况。由居民角度来讲，则会由于分类生活垃圾的复杂性与费时性，而无法积极自觉地履行相关责任。
我国垃圾费用征收开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具体包括环卫工人挨家挨户上门收取费用以及与生活用水实现捆绑的征收等。前者方式，成本大费用高收缴率低，后者方式搭建公共收费平台，和燃气、水、电等进行捆绑收费。优势在于资源共享收缴率较高，效果显著。奖惩体制层面，由征收处理费用开始，较多企业、事业单位、私营企业按时交纳，而个别业主则拒绝履行义务，呈现出收缴费用没有全面到位的不良问题。不仅无法维护环卫员工权益，同时也对城市环境建设、优质卫生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形成了负面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该现象同征收垃圾费用管理的奖惩体制密切相关，虽然管理办法明确相关奖惩管理条例，然而其清晰具体性不足，无法形成显著的实施效应。
二、完善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策略
1.创建垃圾分类处理标准
目前，我国有关垃圾处置的技术开发研究仍旧处于探索阶段，为此应首先由城市居民的管理教育入手，提升他们对处理城市垃圾重要性的科学认识，并完善法规制度制定。应令居民养成生活垃圾按不同类别分装的良好习惯。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同时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应通过强制法律约束管理，令居民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分类，进而实现资源节约以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目标。
再者，地方管理机构应创建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管理与回收应用体系，引领居民积极投入到垃圾科学分类的事业之中，共同创建健康、文明、和谐、环保的城市环境。
2.实行以量交费征收管理
以量交费即依据垃圾的总体产量进行垃圾费征收，也就是说垃圾费同产生的垃圾总量比例固定。通过实践验证不难看出，该征收管理方式对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德国便曾经在五个不同区域通过不同征收方式的试点分析，进而营造了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三十的减量效果。芬兰通过收集垃圾容器进行垃圾的称重并进行相应的收费管理。容器装载芯片可对城市居民垃圾的总量进行记录，并利用计算机存档。依据我国国情特征，可位于一些经济发达区域实行试点管理，将居民产生的固体废物作为课税对象。针对各个类别、污染等级不同的固体废弃物应制定合理的费率标准，依据重量进行垃圾处理费用的征收管理。垃圾重量可借助相应容量垃圾袋以及容器进行称重计量。
3.研究开发垃圾高效应用回收技术，制定有效奖惩管理策略
为提升垃圾应用回收效率，应树立创新发展理念，积极研究应用热解方式、堆山造景环保技术以及填海处理手段。例如，在芬兰城市区域，较多独门住宅之前均配置了造型优美的专用绿化发酵设备，可将花园产生的植物垃圾放置其中，并可将剩余饭菜倒入其内，进而可有效地缩减垃圾总量，并可自制形成花园植物种植所需的肥料。针对我国城市垃圾之中含有易腐有机物质总量庞大的特征，可满足堆肥处理条件。因此，应大力开发研究合理的生物技术，积极利用综合处理应用方式，进行垃圾有机物质的循环开发应用。再者，应汲取国外成功经验，例如可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将垃圾进行压缩成为填充料并制成复合板衬，还可加工废塑料为塑料生产的原料以及相关制品，进而为可持续的应用发展创造丰富便利的基础条件。纵观当前技术应用状况与经济发展特征，对符合填埋标准的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填埋过程中应重点考量尽可能地增大填埋场的应用时间并降低二次污染影响。
再者，应对垃圾分类效果优秀的区域、单位实施必要的奖励，激发民众热情。在保证收率的基础上，对应用创新技术实施垃圾科学处理的单位，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提升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正面激励作用。
三、结语
总之，为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确保费用征收的合理性、高效性，我们只有针对我国国情特征、充分借鉴成功经验，制定科学有效的完善管理策略，方能真正实现科学有效的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实现垃圾的有效分类，创设显著的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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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补偿标准的不同、房屋所有人利益需求的不同以及现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影响，当前的土地房屋征收工作遇到了一些土地问题和社会问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土地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当前土地房屋征收的主要特点
1.1 土地房屋征收的面积越来越多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以厦门市为例，2014年全市的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的面积为19263.43亩，比2013年的7063.97亩增长了242%，涉及房屋拆迁1304378平方米，大大超过2013年的543490平方米。由此可见厦门土地房屋征收的面积在不断扩大。
1.2 各级土地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具体行使征收土地权 宪法赋予国家土地征收的权利。征收的主体是国家。但国家无法直接使用土地，所以在具体的征收过程中，各级土地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具体行使征收土地权。
1.3 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趋于统一 2011年颁布并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统一了我国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制定了相应的细化补偿标准制度，为房屋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据。厦门市出台的《厦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厦府办[2011]75号）进一步明确了厦门市土地征收的主体、程序、补偿。
2 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1 被征收人将征收安置工作与原单位、村组遗留问题挂钩 例如因以前与村、小组有利益纠纷，把征收工作组当成村、组的上级，要求“主持公道”，在征收时将这些纠纷一并给予解决；一些企业下岗职工则将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甚至改制前企业没有解决的诉求向工作组反映，并要求工作组承诺解决。很多问题既不符合相关政策，也超出了征收工作组的职权范围。
2.2 工作人员不能够有效执行相关政策 部分被征收人对征收方案一知半解消级拖延，心理期望值过高，影响整体征收工作进度。有的人错误和片面理解中央和省里的政策法规，对征收方案断章取义，误导群众。部分被征收人对补偿标准要求过高，或存有“拖得越久，补偿越高”、“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侥幸心理。
2.3 触动利益，容易引起抵触 被征收人由于既得利益丧失、征收后生存的不安全感等因素对征收工作产生心理抵触惯性。被征收人所在位置往往地理条件优越，生活较为便利，有的甚至是家庭谋生的重要依托。不论是上学、就医还是出行都非常方便，住房如果出租，租金也较高，这些都是被征收人原来住房和土地的优势，现在将他们重新安置，要做好他们的动员工作有较大难度。极少数人鼓动被征收人抵制征收，制造不稳定事件。
2.4 被征收人对协议签定身份、自搭建筑认定、补偿费用等存有疑虑 很多被征收人对整体征收工作持肯定态度，但是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具体协议却存在异议。比如，一些被征收人认为自家的自搭建筑虽然没有到城建部门报批，但在当时都经过原单位或村、组书面或口头同意，或当时根本就没有出台规范的审批制度，这些建筑不应该算违章建筑；有的人对征收后的安置补偿和过渡费是否合理、是否能按时到位、采取何种形式发放、安置房选址是否偏远及选房规则是否透明等放心不下。因为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情形，仅靠一份征收实施方案有时难以概括全部，一些特殊情况，由于特定历史原因，还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征收方案却不能因为个案而网开一面，造成部分规定和情、理的不相统一。
3 对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的几点建议
3.1 充分发挥被征收人中党员和基层干部的作用 被征收人中的党员和基层干部，首先是被征收对象，同时也是原改制企业和村、组、居委会的骨干，有较强的理论知识，比一般人更懂政策法规，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征收工作首先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对征收方案，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首先要获得他们的认同。另外，也可让他们成立征收监督工作小组，由他们代表被征收人对征收全过程进行监督，对征收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签字协议时的一些争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党员和基层干部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他们不和征收工作组配合，将会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将他们组织起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人会觉得受到尊重，认为还能“发挥余热”，激发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由他们去协助做群众的工作，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 应加强前期准备和应急建设工作 要在征收工作的前期准备上下苦功夫。以征收工作组进驻前的培训为例，很多征收指挥中心只是组织工作组对征收方案进行学习和解释。笔者认为，要加强一线工作组同志的系统培训，不仅要学习市里有关征收工作的文件和征收方案，还要学习中央和省政府的征收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本市乃全国各地征收工作的经验或概况，甚至社会保险、工伤保险、低保补助等社会保障知识，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法和组织法等都应该组织学习，还要告知被征收对象的基本情况，如村委会近几年的选举情况、征地情况，企业的改制时间，改制具体政策是什么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对征收工作组培训的内容。可尝试在被征收对象中建立信息员队伍，帮助宣传政策，反馈群众意见，对少数人组织聚会、教唆闹事等不良苗头及时通报。要建立征收进程评估机制，指挥调度中心对征收进程的评估、可能突发事件的预计要做细、做实，发现新问题，马上研究解决。
3.3 完善社会保障、就业扶持、统筹发展等配套措施 被征收人如果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也会自觉地支持政府的征收工作。所以，完善医保、养老保、失业保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对被征收人的就业培训，介绍他们到工业园区工作，在安置点培育就业岗位等配套措施是征收能够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3.4 认真贯彻执行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管理条例》 目前有个别从事征收工作的同志片面地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管理条例》的出台是给征收工作上了“紧箍咒”，使程序变得繁杂，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与以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新条例更加遵循了征收工作的客观规律。从事征收工作的部门应该认真研读好新条例，挖掘新条例的内容实质，转变观念，克服畏惧心理，以积极态度学好用好用活新条例，促进征收工作上新台阶。
3.5 征收政策应尽可能关注民生 如果安置补偿金过少，表面上是减少了开支，但是由于长期僵持，可能会造成资金更大的浪费，比如过渡期延长造成的过渡费增加，征收工作组的运行经费，处理突发事件耗费的警力和其它行政资源、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补偿等。另外，如果政策过紧，很可能在后期出现部分被征收人的补偿金以隐形方式突破政策规定的情况，形成事实上的超支，而且还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土地和房屋征收政策应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宁松勿紧，这样做很有可能就是最大的节约，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民心，以及上级部门和媒体的好评。
参考文献：
[1]郭学磊.农村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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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情况
2009年12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94号）对个人缴费做了明确规定，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划入职工账户部分双双课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调整相当于确定了投资和领取环节免税的TEE模式的框架，标志着我国的税收政策模式从“模糊前端征税”走向“纯粹前端征税”。2014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政策。此次年金个人所得税政策出台后，年金参保者均可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还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当一部分参保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从TEE模式转变为EET模式。
二、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2014年，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为72171个，参与的职工为2,210.46万人，基金总额为7,092.39亿元 。就业总人口为76977万人 ，就业人口参与率仅为2.87%，企业参与率仅为0.5%。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我国企业年金现存以下问题：
1.缺乏明确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
（1）税收优惠比例不同。各地方政府都为企业年金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如免除个人缴税的最高比例不同，导致各地企业年金的发展规模不一致，不利于全国企业年金的统一管理。
（2）“集合计划”的缺失。部分中小企业尚未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不是因为经济效益差，而是面临着单个资金规模较小、面临的风险较高等问题，这源于集合计划的“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集合计划能够大大降低企业年金管理成本，适用于多个中小企业利用规模效应共同管理企业年金资金。
（3）与我国税法的冲突。国际上实施EET模式的国家大多是实行对退休金征税的综合税制国家，但我国实行的是分类个人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免税的项目是“退休工资”，其中不包括企业年金所得、各种地方性老龄补贴、团险和各种商业个人养老保险金等。税法上没有规定对企业年金所得进行免税，因此EET模式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与现行税法存在抵触。
2.企业经济效益影响横向公平
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并无强制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效益的好坏来选择建立与否。鉴于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过高，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居第13位，故大多数企业无力建立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分布不均匀的现象也由此导致。大型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盈利能力更强，所以相应的建立企业年金的比例越高，利用EET模式的避税作用进行收入再分配，不利于横向公平。
3.税收优惠幅度较低
现行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5%以内的部分可以从成本中列支享受一定额度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比例仅与员工实际缴费率持平。同时，我国的税收优惠力度还远远达不到实现预期替代率的目标。相关数据表明，企业年金的替代率若要提高1%，则税收政策优惠力度要相应提高0.45%。而在现行政策下，若要实现我国企业年金替代率达到20%的目标，税收优惠力度至少要达到9%。
三、针对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建议
一方面，由于在EET模式下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员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和福利水平，另一方面由于TEE模式的高管理成本以及对员工积极性的挫击，世界主流倾向于实行EET模式。我国现已实施EET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税务部门征管能力比较薄弱，而且建立EET模式的前提是需要国家有一个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能够随时监测国民收入情况和企业年金计划的运营情况，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EET模式存在困难。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现行政策。一方面逐步健全政策，完善统一税收优惠比例，避免各地税优比例不一致而导致的较高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小企业集合计划，以推动中小企业企业年金制度的建设，避免各行业、各企业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第二，提高税收优惠比例。为了实现更高的替代率，应相应的提高税收优惠比例，从短期来讲可能会导致税收减少，一旦企业年金计划完善起来，税基的增大也会保证税收水平。
第三，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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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为例，有针对性地选择与创业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展开讨论。目的是让大学生对其创业活动所面临的法制环境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引导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依法维护企业和自身利益。
一、创业中法律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创新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最强音符，创业也已转化为大众的迫切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是，创新创业教育蓬勃开展，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有着诸多优势，也是自身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一）创业教育的重要性
创业能力是一种生存能力，创业教育是一种培养和提高生存能力的教育，创业教育被称为学习的“第三本护照”，和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了解当前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认识到创业是解决中国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培养自信心、培养积极的处事态度、培养良好的行为方式、培养社会责任感、培养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品质。这些正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律教育的必要性
对于创业者，从寻思创业伊始，必须充分认识分析创业环境，因为创业成败与创业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创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创业的影响往往更重要。
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人口环境、习俗环境、市场环境、人力资源环境等，社会环境对创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创业者要全面考虑，能利用的社会环境要充分利用，不能违反的要严格遵守，创业者对社会环境利用得越好，创业者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条件下开展的各种经济活动，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引导、规范和保护之下才能正常进行和取得预期成果。企业创业活动同样是在一定的法制环境下进行的，创业者必须考虑法律的这种影响和作用，对其创业活动所面临的法制环境要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并在创业活动的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达到成功创业的预期目标。因此，加强创业中的法律教育与培训非常必要。
二、创业初始阶段的法律教育与培训
经过一番踌躇满志的构想，开始准备创业，这就进入了创业初始阶段了，创业者首先会遇到很多法律问题，处理不当的话不仅会造成很多不可避免的纠纷，严重的话还会危及企业生存安全。创业者不必了解有关法律的所有内容，只要知道哪些法律和哪些关键内容与新办企业有关就够了，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主，要知道法律不仅对企业有约束的一面，也同样给予你的企业以法律保护。
（一）关于设立经营实体，进行行政审批的相关法律问题
设立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必须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如果从事特定行业的经营活动，还须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比如开网吧，需要得到公安部门、文化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根据《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其中以有限责任公司最为常见。设立特定行业的企业，还有必要了解有关开发区、高科技园区、软件区等方面的法规、规章、有关地方规定，这样有助于更好地选择创业地点，以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同时大学生创业需要依据《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消防、卫生等行政审批程序的一些具体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这部分相关法律的教育与培训应重点放在各种不同经济组织的具体特点，包括责任形式、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区别、设立条件要求、公司章程、投资协议、经营管理等内容，让大学生有清晰的思路和判断，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组织形式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准备资料，办理企业登记手续。
（二）关于资金、设备场地等相关法律问题
大学生在创业初期筹集创业资金时可能涉及银行贷款、财产抵押等问题。如果不是以货币资金出资，而是以实物、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或其他权益等出资，以及在企业经营也会涉及租店面及办公场所，这些都会涉及诸多的法律问题，需要了解有关票据、合同、担保、出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等相关的法律知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教育与培训，本着“必需、够用”原则，精简优化法律教育培训内容，让创业大学生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掌握应用关键的法律知识，至于较为完整的法律条文学习、熟悉及应用，有待引导大学生遇到具体的经营问题能够做到寻找相对应的法律文件，边学边用，做中学，学中做，从而在创业过程中不断提升法律水平与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三、创业经营阶段的法律教育与培训
创业初期阶段以设立某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为主，完成行政审批企业登记手续，这仅仅是创业的开始，打好基础后，接下来要进入创业经营阶段。同理，创业者不得不面对许多不可避免的法律问题，而且是稍有不慎或忽视，极有可能使新设立的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令企业经营管理举步维艰。认识把握好下面几个法律问题无疑有助于创业成功。
（一）履行好企业的法律责任
创办的企业进入经营阶段后，创业者也就是经营者要遵纪守法，履行好企业的法律责任；现有的法律体系已日趋完备，不少法律法规都或多或少从各个不同方面规范了经营者的法律责任，现举二例说明履行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就展示了对创业经营阶段中法律教育培训的意义所在。
其一，创业者必须依法纳税。任何企业，都要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缴纳各种税款，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及时、足额纳税是创业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创业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创业者要了解熟悉《税收征收管理条例》，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的基本义务和权利，这些责任概括起来为：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依法开设银行账户、依法报送财会制度、依法设置财簿、依法报送财会核算资料、依法办理纳税申报、依法缴纳或解缴税款、依法实施发票管理、依法使用税控装置、依法结算税款或提供担保、依法接受税务检查等。
其二，创业企业务必尊重员工的权益。市场竞争、企业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员工的素质和积极性，在劳动力流动加快和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优秀的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劳动力市场上争夺的重要资源，所以新开办企业一开始就要特别重视尊重员工的权益，践行以人为本的经营之道，自始至终培育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宿感，避免人才流失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和损失。
至于法律层面而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有相当多的条文明确规定了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应尽的法律责任义务，比如必须依法与员工订立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依法为员工提供劳动保护和安全、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依法处理劳动争议与纠纷等等。
（二）熟悉并遵守相关法律
进入创业经营阶段，利用企业资源，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与服务，整个经营管理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几乎都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范，创业者要尽可能地了解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才有可能做到遵纪守法，依法维护和保障企业利益，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成为法盲，不懂法不守法，会使企业陷入歧途，甚至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需要创业者了解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很多，这里着重强调几部法律法规，非常有必要作为创业教育中法律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广告法》《合同法》等，下面择其中一二说明。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言，其法律教育培训中要让创业者重点了解熟悉消费者的权益和经营者的义务，以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教育培训中侧重在于熟悉掌握法律禁止的十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竞争中触犯了法律底线；至于《产品质量法》的教育培训中则应强调创业者了解熟悉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与制度，要创业者熟悉掌握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不得违反《产品质量法》的禁止性规定，履行作为性义务和不作为性义务。限于篇幅，其他相关法律不再累述。
总的原则就是要精选核心的、与创业企业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概念与条文，有的放矢，让大学生易学易记，让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运用能力转化为创业企业保驾护航的能力。
（三）依照法律解决纠纷
创业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内开展管理活动，对外发生经济联系，都会产生各种法律关系，难免会有各种摩擦矛盾、争议纠纷。因此创业者要了解熟悉《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依法处理争议纠纷，熟悉掌握法律中规定的具体诉讼程序，更要有积极收集相关证据的法律意识，还要有各种相关预防措施及管理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法律保障企业利益。以《民事诉讼法》为例，在具体的法律教育培训中，要让大学生理解并掌握诉讼制度、原则、管辖概念、诉讼程序，实训模仿撰写诉讼文书，能够独立进行诉讼，最终具备用诉讼方式解决经济纠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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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出现，在进入法律的规制范围后，其内涵不断得到界定和扩充，而环境作为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同时也包含有废品的吸收者、效益的直接来源功能，这三个功能共同构成了循环经济体系中环境的生命支持功能。作为环境损害的内容之一，自然资源的损害问题也不断在各国受到关注，欧盟2004年3月10日正式通过的《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将此“损害”明确进行界定，表述为“可测量的自然资源的不利变化或者可能直接、间接出现的可测量的自然资源服务功能的损伤”。［1］这表明环境资源的损害事实，正不断刺激和推动着法律对资源损害修复及其市场化的反应和关注。
（一）损害赔偿1982年《世界自然》原则篇中明确指出，所有人根据其国内立法“在其环境受到损害或恶化时应能获得救济”。《二十一世纪议程》要求政府和立法机关建立司法或行政程序对那些可能不合法或根据法律侵害权利、影响环境的行为予以合法的赔偿和补偿，并为个人、团体和组织诉诸司法提供获得承认的合法权益。2010年2月《关于有害环境活动所造成损害之责任、应对行动和赔偿的国内法的编制准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1992年《里约宣言》的要求和2001年《关于制订和定期审查环境法的蒙得维的亚方案》而制定的关于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准则，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制定关于环境损害的责任和赔偿相关国内法律和程序。我国环境资源损害的个人责任承担规则，主要是基于民事侵权中的环境污染致损规则建立，其中最核心的法律即《侵权责任法》，该法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在环境领域的侵权救济规则，其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侵权损害赔偿作为最普遍、适用最广的救济方式也被立法所肯定。实践中，环境资源的损害主要是源于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也可被称为“环境侵权”，这在各国有着不同表述，如日本就称之为“公害”［2］，同传统的民事侵权相比，它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最突出的就是其对人类社会的损害已远超一般民事侵权法的规制范围，必须通过预防原则来进行制度上的妥善修正。环境资源损害多属生产经营活动的产物，除少数事故性污染，均具有一定的社会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也具有连续性和反复性特点。资源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认定，因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而行为却具有累积效应、潜在效应和滞后效应，其后果并不能明确的认定，这对于传统的一般民事侵权理论而言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以无过失责任制取代过失责任制，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实行预防性及社会化救济制度等，为其关键问题及总的发展趋势。”［3］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就正在推动着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规则的发展与进步。如将讨论范围缩限至自然资源的损害，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将集中在诉讼规则上。［4］公共自然资源的损害往往导致的是集体利益的损害，不涉及具体个人利益的损失，因而在诉讼主体规则方面需慎重考量。在我国，根据宪法和自然资源法的有关规定，自然资源权属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但实践中资源的国家和集体所有权却被不同程度的架空或滥用，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源的需求和供给没有强有力的利益约束和平衡机制，自然资源的损害程度触目惊心，资源被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浪费和破坏严重。目前，我国仅《海洋环境保护法》赋予了行使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索赔权。这也正是资源损害严重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将政府部门实施自然资源损害索赔的领域从海洋环境领域扩大到其他环境资源领域。在环境资源损害赔偿的层次上，由于私法救济扮演了主要角色，政府部门除了成为索赔主体，其他能做的就是有益于损害赔偿实现的基础性支持工作，为环境资源的保护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具体包括鼓励环境保护书籍的出版发行，推广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推动相关的环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特别是有利于防止、降低和减少环境影响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改进环境数据，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纳入公共事务执行，包括建立环境统计网络，从事环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制定环境评估规则与方法，促进公共环境信息的透明度，使得资源损害赔偿变得更加确定和可行。
（二）恢复原状及保证金条款作为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是传统理论中环境资源保护最为核心的表述，它表明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损害的人应当承担赔偿、补偿、保护和恢复的全部费用，原则上至少应该包括三种费用：应急及清污费用、私人财产损害赔偿费用、公共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费用。换句话说，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环境资源损害，而且可能继续发生损害。以民事法律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为例，污染者就应该赔偿与污染有关的损害，不论这种损害是产生于个人、企业及其产品还是产生于被污染的环境本身。但实践中，环境资源损害是难以测量的。工业产品的生态影响是累积性逐步发生的，众多因素介入并最终导致环境资源损害，准确认定环境责任的范围十分困难，企业主会认为错误操作的工人和不当使用的消费者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对于特定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的认定也同样十分困难，我们无法准确认识现有活动对未来环境的影响，如核废料处理、地下水使用、乡镇城市化、高铁磁悬浮建设等，而且，我们也不能准确认识现有资源能否满足后代的需要。所以，考虑到时间的滞后性、起因的复杂性、损害范围的不确定性，我们对环境资源损害应该赔偿到什么程度，根本无法进行准确的把握，难以实现所谓最终的公平。由此，在实践层面而言，除了依据现有法律的判断来直接赔偿损失，我们还可以采纳以恢复原状为目标的保证金制度，有力填补环境资源损害救济制度中的操作缝隙，将责任的承担能力预先予以保证。作为民事损害的救济方式，恢复原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渊源。2000年欧盟的关于环境民事责任白皮书就指出，当环境被严重污染或遭受重大损害时，必须确保被损害的环境资源得到恢复。拟议中的损害不仅包括了对人、财产和场所污染的损害，而且也包括对自然的损害，特别是对那些位于共同体内、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观点看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已经损失的而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措施来恢复它？这是一个法律适用的事实问题。实际上，环境资源损害后的恢复原状普遍是不可能的、不可行的，我们只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受损环境资源是具有可操作性的。由此，法律层面的恢复原状，仅适用于特定义务或法律规则未被遵守时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最典型的就是适用生态资源恢复保证金条款来进行把握。保证金主要用来确定当事人的法律义务，从而防止当事人无法或者拒绝履行先前的承诺而导致对环境资源产生重大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国外代表性立法是美国的《露天开采治理与复垦法案》（SMCRA），①该法要求所有的矿山开采者交纳保证金，用以保证原本是矿场的地点治理和重新开垦的费用。除非该地点恢复到开垦前的状态，否则这笔保证金将不退还。即如果矿场没有按照要求复植原生植被，那么这笔保证金就由规制机构没收，用于资助第三方进行复垦，保证金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履约担保、不可撤销信用证、信托基金或现金等多种形式。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群岛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类似的矿区保证金制度，要求采矿企业在取得生产许可证之前就做出生态重建的金融安排。国内代表性范例是自治区2003年出台的《黄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规定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采黄金者必须承担因采矿而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与治理责任，预缴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用作采矿权人对矿山环境恢复承诺的抵押。该制度按照植被和土壤类型，将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标准划分为五个等级。一级植被的保证金达每平方公里1000万元，以下等级依次递减200万元，最低者为每平方公里200万元。采矿权申请人必须向指定的银行账户存入足够数额的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后，方能领取采矿许可证，并要与主管部门签订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书。最值得注意的是，主管部门还被赋予了恢复资金不足部分的追缴权，极大防止了采矿权人的掠夺性开采行为。②随即，云南省在2006年出台《云南省矿产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也了《河北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黑龙江省则在2007年出台了《黑龙江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至2009年初，我国已经有30个省份建立了矿山环境保证金制度。相比而言，尽管我国的《矿产资源法》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恢复机制也有明文规定，③但其规定仍过于简单，既未规定保证金制度，操作性也不强。
二、个体责任承担的补充性措施———赔偿基金与责任保险
（一）预防性原则及赔偿基金基于损害赔偿的局限性以及基本的预防性原则，赔偿基金机制应成为弥补环境资源损害赔偿不足的有力举措。所谓预防性原则，是指应当优先考虑和采取不产生环境破坏的措施。其根据在于有些环境破坏和资源损害是不可能修复的，况且，预防环境资源损害的费用一般要小于修复费用。我们应从末端控制转变到对资源利用的全过程管理，使得预防性原则成为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必要补充。在国外，环境资源损害的赔偿基金制度已有不短的发展历程。以欧盟为例，1984年通过有关监督和控制有害废物越界运输的第84／631指令④尝试建立环境责任体系后，委员会就在1993年3月提出了有关建立环境损害责任一般制度的绿皮书⑤，主张建立无过错责任和联合赔偿基金制度，涉及后者的表述是：由所有可能涉及赔偿的经营者缴纳或者以捐助为基础，作为补充手段或者紧急救济工具，适用于不能查明责任人、责任人没有能力履行赔偿责任、因果关系不能充分证实等情况。如荷兰就建立了空气污染基金，对于因为突发性事故或不能从污染者得到赔偿的环境损害可以从空气污染基金处得到补偿。［5］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关于有害环境活动所造成损害之责任、应对行动和赔偿的国内法的编制准则》第10条就明确规定：国内法应该通过特别资助或集体赔偿框架来填补赔偿差额。［6］除此外，类似的立法还包括美国的《超级基金法》［3］，其全称是《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该法规定了超级基金与有关补救责任，其体现的核心就是反应、赔偿与责任，“反应”就是指针对自然资源的损伤、破坏和灭失而采取的消除、清除、救济和救助行动，而随之的“赔偿”部分则成立了被称之为反应基金或超级基金（Superfund）的“有害物质反应信托基金（HazardousSubstancesResponseTrustFund）”，该基金主要就用于自然资源损伤、破坏和灭失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其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来自对生产石油产品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的行业征收的专门税，共有13．8亿元，二是来自联邦财政拨款，共有2．2亿美元。针对受害者个体，该基金的规则是：受害者必须首先向责任者追偿，如果不行，他可以向基金提出，基金获取对责任者的追索权，如责任者不明则由基金承担该费用。在责任部分，该法还允许政府向“潜在的责任人”获取恢复环境的费用，这是对传统民事责任侵权法的延伸，适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害，“潜在责任人”的典型代表是企业承继者和银行为主的贷方，甚至还可以包括参与有害物质处理或有关管理决策的公司高管。该制度遭受着很多质疑，但作为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规则，它对我国将资源损害成本有效内部化的制度设计非常有借鉴意义。总体上说，赔偿基金是由向潜在的义务主体直接或间接征收的经费组成，基金从本质上讲是潜在义务主体的责任共同体。如果致损方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应由作为责任共同体的基金承担。这尽管符合受损者受偿的社会公正要求，但由作为责任共同体的基金对个别单位或个人的特定受偿负责，毕竟损害了其他潜在义务主体的权利———他们最终分担了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日本立法的最终措辞称之为“补偿”而非“赔偿”应该也是考虑了这个逻辑。由此，赔偿基金适用的条件有着严格的限定：根据该基金具有的高度辅和补充性，只能将该基金的使用限于填补漏洞，即赔偿义务主体既没有缴纳保证金，也没有参加保险而又无力承担责任的情形。
（二）个体风险的市场分担及责任保险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近些年的环境事件所带来的后果均呈现受害地域广、受害人数多、赔偿数额大、治理费用高昂的特点。这对于企业本身及被动承担最终责任的政府而言，都是难以回避的经济压力。显然，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机制根本难以支撑这种环境资源的保护、救济和修复体系。而考虑到环境资源损害属于社会性权益侵害范畴，而环境资源的修复又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这种损害赔偿已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这意味着，除了最终的政府救济，我们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分担损害风险，建立社会化的损害赔偿和资源修复制度来救济受害人和修复环境资源。损害赔偿和资源修复的社会化，是把环境资源发生的损害视为社会性的损害，由社会分担公害损失，使受害人得到救济，环境资源得到修复，注重实现补偿和修复功能而把处罚和制裁作用减至最低。在各国建立的社会化保障制度中，环境责任保险是最为典型的制度，利用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险功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实现救济受害者和修复环境资源的目标。1．保险模式的选择。作为风险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目前最常见的形式，它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或累积性环境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它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相对于传统的环境民事侵权责任赔偿机制而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借助保险分摊风险这一特点，使得环境资源损害的责任社会化，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为此，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法国就在其综合性的《环境法》中明确规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芬兰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则是《环境损害赔偿法》和《环境损害保险法》。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有不同特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模式基本可以强制模式和自愿模式进行区分。采取强制责任保险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和芬兰。就美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环境责任保险，其《资源保全与恢复法》授权国家环保局局长可以在其依法的行政命令中，要求业主就日后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关闭估算费用以及关闭后30年内所可能引发的检测和维护费用进行投保；其《清洁水法》规定，所有进入美国的船只必须投保责任险，以保障可能因污染海洋所导致的责任承担；而且，美国在1988年还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渐发、突发、意外的污染事故及第三者责任，政府出资的股权结构使得受害人能够从保险公司获得充分的赔偿。［4］在芬兰，《环境损害保险法》明确提出要对因责任人没有支付能力或者不能查明而不能得到赔偿的环境受害人，提供全面的补偿，不仅针对因环境污染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和经济损失，而且包括因采取预防和限制措施、清除污染和恢复环境的措施而产生的合理费用。环境损害保险金由保险公司专门设立的环境保险中心支付，凡其经营活动可能造成有害环境影响的人，都必须投保；凡申请环境许可的企业或者个人，都必须先行办理环境损害保险手续。［5］法国和英国皆是自愿险为主、强制险为辅的模式［6］。法国规定，除油污损害赔偿须采用责任保险制度，其他一般情况下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保险公司自愿承保，英国要求的环境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有油污损害责任保险、核反应堆事故责任保险以及声震保险等，后者承保因声震等噪声污染而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所有的责任保险都由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自愿承保。与强制性保险的明确性相比，自愿险为主的模式中责任保险的订立与否，显然要取决于保险公司和企业各自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愿和积极性。2．我国的现实情况及问题。2007年12月，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保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在湖南、江苏、湖北、宁波、沈阳、上海、重庆、深圳、昆明等九个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至目前为止，该项保险业务进展迅速①；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险产品也在不断丰富②；相关条例意见相继出台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际上依然推动缓慢，问题突出：企业参保率低，业务量小，保险公司主观能动性不强，目前的产品大多保费过高、保险责任范围过窄、除外责任过多、理赔责任难以确定。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为例，保险责任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坏赔偿责任以及场所外清理费用赔偿责任，但其第6条的责任免除却详细列举了二十七种免责情形。目前国内报道投保额最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其投保主体是苏州66家高危风险型企业，但投保额却仅1．36亿元。《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在其第53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而与此相对应，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对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罚款数额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这个罚款金额几乎可以被利润惊人的石油公司忽略不计，其投保的积极性可想而知。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美国的ExxonValdez案，该案的清污费为21亿美金，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大约为10亿美金，而惩罚性赔偿额高达50亿［7］。而且，我国目前总体缺少污染赔偿和损害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机制也不明确，难以及时合理的确定环境资源损害责任，再加上企业主体环保意识和投保意识淡薄，保险公司面对高风险也望而却步，最为现实和可行的还是应由政府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确立适合我国的投保模式，包括设立共同承保机构、明确再保险机制，在条件成熟后，推动责任保险法律的制定，确立保险费率等基本标准，并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三、公共产品损害的政府干预———行政修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