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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孙广仁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把病因分为六、疠气、七情内伤、饮食失宜、病理产物和其他病因，这些病因思想在《金匮要略》中均有所体现。除了论述多种病因外，张仲景还进一步把临床众多的病因予以归类，使病因学理论由博返约，对后世病因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现择要如下：
1.病因的分类
在《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张仲景开篇就将病因进行了分类：
“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藏府，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南宋陈无择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因致病说，使病因学理论进一步概括化和系统化。
2.对六及其发病的认识
《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阴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末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大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该段条文结合《内经》中的理论，论述了季节气候的异常变化所致疾病的情况，为后世六为病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肤，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金代张从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病因分为天地人三邪，天邪为天之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人邪为人之六味，即酸苦甘辛咸淡；地邪为地之六气，即雾露雨雹冰泥。天邪侵袭人体上部，人邪侵袭人体中部，地邪侵袭人体下部。张子和的这种分法显然是受到《金匮要略》的影响。
3.对疠气的认识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此段条文对阴阳毒的论述与后世所论之烂喉痧相仿，为温热病的论治有一定指导意义。
4.对病理产物的认识
4.1 痰饮。《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痛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周仲英主编的《中医内科学》中的四饮划分显然是继承了张仲景的学术理论。
4.2 瘀血。《惊悸吐血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状，是瘀血也，当下之。”
4.3 结石。《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5.对饮食失宜的认识
《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疢竞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之。《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论述了果实菜谷的禁忌及其食物中毒的治疗方药，后世的本草学著作中多列有果实菜谷。
6.对七情内伤的认识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妇人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7.其他病因
篇2
1 《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
《素问·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刺法论》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
2 古今治疫，均按“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也曾设想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近代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3］治疗 SARS等。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
3 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中医学仍然离不开这两个学说。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从实体上来认识事物，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病因学说也不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物质，而是根据人体患病后的反应，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的的六类证候。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辨证求因”，是以“证”为中心推理出来的，钱天来将中医病因学说立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精辟归纳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可以说六病因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说明其病理演变的规律，对辨证论治有着无可取代的指导价值。而吴氏的戾气学说试图寻找导致疾病的各种不同物质实体，吴氏通过对众多温疫的发病规律和临床特点观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疫病的论述，客观地预测到了致病物质的存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染流行的本质，虽未明确疠气就是病原微生物，却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惊人的相似。由于疠气学说是通过对温疫传染流行的实践调查而推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证候表现探求的，因此也就无法用中医理论体系内的知识明确其病因性质，与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辨证求因的病因体系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不符合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学观点，加之疠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缺少与临床沟通的中间环节，疫病治疗无法以戾气为依据，不能指导临床治疗，所以未能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4 戾气与六的区别与联系
中医对疫病的治疗未脱离“六学说”，在临床上戾气所致的疫病也表现出寒、暑、燥、湿等六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气和六从理论上合二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六邪气的流行性和强烈的传染性，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其二，起病急剧，病情险恶，传变快，致死率高，与一般六邪气致病大不相同，吴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就是对致病的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除此两点，戾气致病还有一些与六致病不同的特点，吴又可《温疫论》论述较为详细，兹不赘述。吴氏的戾气学说虽不能用其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科学预见，为中医的病因学说注入了新鲜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唯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之说，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的联系，有矫枉过正之弊，古今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证明，疫病虽与六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临床上常表现出风、寒、暑、湿等六气变化的特性，这些六气特性说明戾气与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从六气推究，因六属六气变化所致，可以说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变化到了极端就会产生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不会完全割裂与旧物质的联系，必然带有一些旧物质的特性，六与戾气的关系正是如此，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当属量变的范畴，当这种变化到了极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戾气，戾气虽与六气、六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气、六的临床特性，概括起来就是六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5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的意义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在中医理论未能突破精气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之前，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理论上可根据其寒热等属性确定其病因属性，能使戾气学说与现有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理论贯通，使其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从临床上来说，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联系，结合疫病的临床表现，确定疫病病因的寒热等属性，为疫病审因论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区别，进一步探讨疫病与普通六所致疾病的不同特点，为从临床上更加准确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3.
［2］李 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53.
篇3
我国传统中医理念是分形阴阳五行学说，藏象五系统学说，五运六气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及养生学说，分形经络说等。
中医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于2018年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中医理论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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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 中医学“痰“的概念
提到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产生于气管或支气管,由其黏膜分泌,经由口鼻咯吐而出的黏稠、混沌的液状物质,即平时所说的“吐痰”之痰。而中医学所论之“痰”,除了上述涵义之外,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因学涵义,即指稽留在体内脏腑、组织、肌肉、经隧、脉络、关节内的无处不到,无物可证,无形可见,能引起某些特殊病证的致病因子[1]。痰能阻滞机体气血,流窜经络,妨碍脏腑功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2“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
从文字学角度加以考证,《说文解字》(成书于100年到121年)及《释名》(成书于194到203年)中均无“痰”字记载[2]。《内经》全书中也无“痰”字。我们现在看到的,“痰”字出现较早的医学典籍是《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150～219年)的《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其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原始资料,但成书不早于东汉。在《神农本草经》中有“胸中痰结”、“留饮痰癖”之类的记载。其云:“巴豆,主伤寒,温疟,寒热,破症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张,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内,除鬼毒蛊注邪物,杀虫鱼。”“恒山,味苦寒。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中则记载:“膈上病痰满咳嗽吐。”从上述内容上可见,当时的“痰”指的是呼吸道之痰。有学者推论,张仲景书中之“痰”字,系后世传抄者或刻书梓人所为。其文献依据为: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载有惠苑《华严音义・风黄淡热》之文:“《说文集略》曰:‘淡为胸中液也’,骞师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另外,晋・王叔和《脉经》、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痰饮俱作“淡饮”称[3]。但是,《校订神农本草经》序文中指出:“其经文或以痒为养,创为疮。淡为痰,注为蛀,沙为砂,兔为菟之类,皆由传写之误,据古订正,勿嫌惊俗也。”因此,可以认为不论称之为“淡”、或“痰”,秦汉时期之“痰”,其所指为呼吸道之痰,“痰饮”、“痰癖”为与呼吸道之痰有关的一种病症。
魏晋南北朝时期,《脉经》、《名医别录》、《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等著作中虽然“消痰”、“去痰”、“除痰”、“治痰”、“破痰”的药物记载逐渐增多,但其所指之痰,仍为吐痰之痰。但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痰实”、“痰热”、“痰厥”、“痰壅”等词汇,如《名医别录》云:黄芩“治痰热,胃中热……”《本草经集注》云:芒硝主治“腹中痰实结搏”;《肘后备急方》云:“其病亦是痰壅霍乱之例,兼宜以霍乱条法治之”等,其本意是对吐痰之病证进行虚、实分类或寒、热分类,但这种提法为此后“痰能致病”思维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肘后备急方・治胸膈上痰・诸方第二十八》中云:“治卒头痛如破,非中冷,又非中风方……此本在杂治中,其病是胸中膈上。痰厥气上冲所致名为厥头痛,吐之,即瘥。”将痰相关之病证从咳嗽、胸腹部疾患扩充到头部之头痛,可以说是“痰可无处不到”观念的端倪。
从咳吐之痰发展到病因学涵义的痰,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赋予其致病的属性,这始于隋代的巢元方。在其所著《诸病源候论》(成书于610年)有云:“痰者,由水饮停积在胸膈所成。人皆有痰,少者不能为害,多则成患”;“水饮停积,结聚为痰,人皆有之。少者不能为害,若多则成病”,明确提出“痰能成患”。并且,痰的部位已不仅仅局限在胸膈、心下等,开始具备无处不到的性质,如痰能到各个脏腑:“夫风邪所伤,是客于皮肤,而痰饮渍于脏腑,致令血气不和,阴阳交争。若真气胜,则邪气退。邪气未尽,故发疟也”;痰可上注于目:“阴阳之气,皆上注于目。若风邪痰气乘于腑脏,腑脏之气,虚实不调,故气冲于目,久不散,变生肤翳。肤翳者,明眼睛上有物如蝇翅者即是”;痰可逆上到咽喉:“咽中如炙肉脔者,此是胸膈痰结,与气相搏,逆上咽喉之间,结聚,状如炙肉之脔也”;痰可乘经络:“夫心痛,多是风邪痰饮,乘心之经络,邪气搏于正气,交结而痛也”。总之,痰生成以后,随风、随气的运行可在机体内无处不到,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其次是痰的微小化,认为痰是体内生成的病理产物,咳吐出来后可以肉眼看到,没有咳吐出来虽然肉眼看不到,但是仍存在于体内。这种属性是在对咳吐之痰形成机制和痰的致病性、流动性的认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为“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诸病源候论》),痰是津液不通的产物,而津液是微小的,故痰亦具有相同属性。因而,痰可以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结聚在经络、血脉、脏腑后会导致疾病。可以说,在《诸病源候论》中确立了痰无处不到性质的同时,痰的微小性已经有了基础,只不过我们在古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论述。金元时期以后的医家,明确论到痰的这种属性的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清代沈金鳌。在其所著《杂病源流犀烛》中将痰譬喻为云雾,其云:“人自出生,以致临死,皆有痰……而其为物,则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试罕譬之,正如云雾之在天攘,无根底,无归宿,来去无端,聚散靡定。”现代以来,不少医家和学者基于痰的微小性的认识,研究其本质,提出了血浆脂质即是“微观之痰”、淀粉样变似“痰”、异常糖类与糖复合物为“痰”等[4]。
3“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的临床意义
目前临床上,具有形体肥胖,面色晦暗无光或光亮如涂油,皮肤油垢明显,前阴、腋窝或手、足常泌液渗津,体表皮下可触及肿块或结节,溃疡、糜烂或流黏稠脓液,大便黏腻不爽,舌体胖大、舌苔腻滑等体征者多考虑为痰证。这些体征具有黏滞不爽、凝聚成块、感觉秽浊等类似咳吐之痰性质的特点。从中可看出病因学涵义的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中医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总结和发展临床实践的结果,而这些理论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指导临床实践。因此,不仅具有咳痰症状的肺系病从痰论治,其他呕吐、反胃、痞满、呃逆、遗精、遗尿、健忘、耳鸣、心悸、胸痹、不寐、癫、狂、痫、眩晕、瘿瘤等多种病症都可从痰论治,并且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又形成“百病皆由痰做祟”、“怪病从痰论治”等学说,为从痰论治疑难杂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病因学涵义的痰概念的形成,使化痰药物的功能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目前被认为具有化痰作用的药物很多。化痰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中仅记载巴豆、恒山两味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化痰作用药物,如朴硝、茯苓、白术、细辛、柴胡、兰草、蕤核、吴茱萸、黄芩、前胡、厚朴、大黄、巴豆、芫花、荛华、旋复花、半夏、恒山、盐等10余味药;而在《证类本草》中化痰药物则有矾石、芒硝、朴硝、石胆、白石英、赤石脂等170余味药。化痰药物的增加,固然与对药物种类及作用认识不断增加有关,但也与痰的涵义扩展密切相关。因为,有些药物虽然已记载于之前的古书中,但并无化痰作用的记载,而实际上药物对咳吐之痰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容易观测和体验得到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唐宋之前记载的化痰药是针对咳吐之痰的,而在此后的化痰药的功能则不仅仅局限于此,这在临床应用化痰药物时,是要留意的。
总之,“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是依据临床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的结果,为很多病证尤其是一些疑难病症从痰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乔振纲,韩冠先.实用中医痰病证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
[2]孟庆云.痰病原道说解//潘桂娟.中医痰病研究与临床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序1.
篇5
伏邪发病在临床上屡见不鲜，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都与伏邪有密切关系［1］。通过对伏邪的认识，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针对心病中有关伏邪的致病特点和病理机制，丰富中医学病因病机理论，为防治疾病奠定基础。
1 伏邪概说
人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保持着机体内部及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协调，机体就呈现健康状态。疾病的发生是正邪相争的结果。若正气不足，未能及时清除邪气，或邪气潜伏于正虚之所，则致邪气留连，潜伏于人体，待机而作。
1.1 伏邪溯源 早在《内经》已有关于伏邪的记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张仲景对《内经》伏邪理论加以补充，《伤寒论·平脉法》：“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 为伏邪病因病机学说奠定基础。后世医家如王肯堂、吴又可等均有相关论述，使伏邪学说日臻完善。《羊毛瘟疫新论》曰：“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可见中医伏邪与外感疾病、内伤杂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2 伏邪的内涵 伏者，匿藏也。任继学教授指出：“伏邪即隐藏于人体之虚处”［1］。狭义的伏邪指伏气温病。广义的伏邪则指一切伏而不即发的邪气，如清·王燕昌《王氏医存》言：“伏匿诸病，六、诸郁、饮食、瘀血、结痰、积气、蓄水、诸虫皆有之。”由于邪气尚未超越人体正气的自身调节范围，不立即发病，伏藏于内，受诸因素触动发作，或进一步加重，或引发他病。
1.3 伏邪的分类 伏邪不仅有外感所致伏邪，如清·刘吉人的《伏邪新书》所云：“感六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中。……”还包括内伤杂病所致伏邪。如经过治疗的内伤疾病，病邪潜伏，可引发他病。或者某些内伤疾病经治疗，但未能彻底祛除发病原因，致使余邪遇诱因反复发作。或某些患者因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逾时而诱发。再者由于先天禀赋各异，后天五脏失调，自气生毒，渐而伏聚，遇因而发等［1］。
1.4 杂病伏邪的致病特点 伏邪藏匿，待机而发，具有以下特点：
1.4.1 禀赋不足 男女媾精，伏邪内遗，适逢后天失宜，伺机而发。
1.4.2 失治误治，邪气未尽 后天失于将养，邪气未尽，匿伏体内，待机而发。
1.4.3 伏邪入络 伏邪有病程长的特点，久病入络，除暗耗正气外， 还易成瘀，加深伏邪的毒性［2］，使正虚无力抗邪， 加重疾病的难治性。
1.4.4 匿藏待发 与现代所言“潜伏期”比较，“伏邪”致病是客观存在的。若因某些原因导致人体的抵抗力降低，病原就可引起疾病发生。这里所说的病原，类似中医之邪气，又与伏邪概念基本一致。
1.4.5 伏邪传变 先天不足，男女媾精，阳气不足，寒邪内伏于肾，在男合八，在女合七，时值盛衰，待机而发；寒为阴邪，气机易滞，津液失布，聚而为痰，伏痰内结，日久入络，气血失和，又为伏瘀，变证生矣。
2 胸痹心病与伏邪
现代医学中的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等均属难辨、难治的疾病。其病理表现为病情重，病位深，病程长，不易察觉，难于治愈，且具有反复发作、正气多虚、脏腑多损等特点。其病因病机的多样化与临床症状的复杂性常使医者无法辨清疾病的主次与本质。面对诸类疑难杂证，在任继学教授指导下，提出伏邪病因学在心病辨治体系中的重要应用价值，应用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伏邪内藏”，“毒损络脉”学说为中心的诊治思路，以及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复法方药的治疗思路。
3 从伏邪论治冠心病的理论依据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真心痛”之疾。多由动脉硬化所致，此病多见于中年以上患者。轻者劳累或情绪波动而出现心绞痛，休息后症缓；重者致心肌梗塞。因邪毒伏于心脉，复受外邪、烦劳等因素诱发。
3.1 冠心病伏邪病因的客观性
3.1.1 饮食、劳逸失度，脾胃有伤，中轴升降功能失常，尤其是久食膏脂肥腻之品，腐化为脂液，久则蓄毒自生。毒邪内伏，气机壅涩，脉道瘀窄，血气不畅而成。
3.1.2 情志失调，喜怒不节，引发气机阻滞，五脏之道不畅，致五脏失和，气化功能不全，气血不利，津液循行受阻，生瘀生痰，痰瘀互阻，毒自内生，邪伏心脉。
3.1.3 先天禀赋不足，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邪毒植于脏腑经络，复因六入侵、情志过激、劳作太甚、饮酒过度，造成心之络脉发生阻滞，津血、清气循行障碍，或呈绌急状态，造成心失所养，神气内闭，清气不入，浊气不出，致胸痹心痛。重则营气不能顺行脉中，逆行于脉外，血滞痰结，阳郁毒生，心肌受害，致真心痛。
3.2 冠心病伏邪的临床特征 针对伏邪这一病理现象任继学教授提出“男女媾精，阳气不足”的假说，认为先天伏寒于肾是其病因所在，存于虚处，在后天环境和社会等因素影响下，表现出动态的发病规律。其病性属阴邪，易损阳气，阻遏气机为特征，并引发伏痰、伏瘀、气滞等后天伏邪逐渐产生，形成同一疾病共性的不同个性。此漫长的演变过程，即病人从亚健康发展到疾病的过程，但其先天伏寒之共性不变。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伏寒证候主症常见胸痛或憋闷，手足凉；次症常见乏力，气短，背痛，胃痛或胀，腰膝酸软。舌脉常见舌淡隐青有齿痕，苔薄白，脉沉弦细弱。病史常见女子从月经来潮(14岁左右)即有痛经，手足凉；男子从二八(16岁左右)出现手足凉，少腹疼痛或遗尿；至女35岁、男40岁前，出现胃痛或胀、纳呆、恶冷食或泛酸、嗳气；至女49岁、男64岁前出现心痛。规律符合《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二七……五七……七七；丈夫二八……五八……八八……”，亦即《灵枢·天年篇》所言：“母为基，父为螲”之理。不同于单纯的疾病后期的脾肾阳虚。尤其是手足凉， 从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至心病发生， 始终四季如一， 是最大的特点。
4 针对冠心病伏邪病因的干预对策
从《内经》“治未病”的思想，可联想到动脉硬化等，患者早期虽毫无症状，但致病之邪已潜伏于内，俟机而动，与“未病”有着相似的一面。正是由于临床上诸多“未病”状态的存在，导致了疾病性质的转化［3］。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具有伏寒特征的病人占冠心病病人的20%-30％，占其他疑难杂病的10%-30％。抓住这一共性，针对不同个性的辨证治疗，将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在临床上针对阴寒凝滞、痰浊阻络、气滞血瘀、心肾阳虚及寒热错杂等证候，皆可针对伏寒病因治疗并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思想，以二仙汤为基本方：仙茅、仙灵脾、巴戟天、当归等药物。据气血阴阳之虚损，寒凝气滞、痰浊血瘀之邪实的不同而随证治之。以往的临床研究初步证实，针对伏寒病因学的治疗，并结合系统干预方法，可明显提高临床效果。
冠心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伏邪(伏寒、伏痰、伏瘀)的病理状态，而伏寒是始动因素，张仲景关于胸痹心痛“阳微阴弦”的病理机制，也可理解为伏寒病因，引发痰浊阻络，而导致心脉挛急，“不通则痛”。《证治准绳·杂病》云：“心主诸阳，又主血，是以因邪而阳气郁伏过于热者痛，阳气不及惟邪胜之亦痛，血因邪泣在络而不行者痛，血因邪胜而虚者亦痛”。在临床前期伏邪内藏，蕴结成毒，伏于血络，而正能胜邪，邪气内藏，伏而待发；临床期(急性期或发作期)正不胜邪，触动而发；缓解期(稳定期)正能胜邪，邪气内藏，伏而待发(低水平的平衡)。这是许多心系疾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糖尿病性心脏病等)的共有机制和/或通路，因此在各期病证的治疗中，把握伏邪的病理机转，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疗法在预防、控制、调节乃至康复目标的整体效应，指导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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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慢性心衰实质研究的意义
慢性心衰发病率、住院率、病死率都极高，是临床常见疾病，是各种心脏病及其他疾病的最终表现，尤其是我国步入老年化阶段，慢性心衰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是我国卫生资源及卫生经济的重大负担，有效地控制慢性心衰将成为我国卫生领域的一个重点课题。深入研究慢性心衰的中医病因，对于探讨新的治疗途径，提高疗效具有深远意义。
2.病因学研究创新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慢性心衰中医归属为“心悸”、“心痹”、“胸痹”、“心水”等范畴中，目前中医研究慢性心衰较多，分型较复杂。大多从慢性心衰病因病机及分子生物学机理方面研究，对中医证在疾病的实质研究尚在探讨中。笔者根据临床经验，发现慢性心衰病人多表现为心悸，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胸胁满闷，夜间憋醒，双下肢浮肿，口唇青紫，舌质淡红或舌质青紫有瘀斑，瘀点，脉沉细或沉涩等。中医辨证属气虚血瘀水停证。通过文献研究和前期笔者实验及临床20余年经验，认为心气虚是慢性心衰的根本原因，血瘀水停是其主要病理结果。前期笔者应用特异性强的能够去除病因的“益气活血利水”中药，作用于慢性心衰动物模型，控制慢性心衰发生、发展。对动物模型病因的确立，对于确定治则，筛选方药具有支撑作用。病因研究方法的创新能推动中医病因学发展。
中医病因学研究应立足于临床症状、体征，通过“审证求因”取得一致的病因辨证，笔者根据慢性心衰的以上症状表现，分析辨别病因，用中药干预措施，控制疾病因素，消除“瘀”、“水”。“瘀”、“水”在其他疾病中也可以出现，如何通过“审证求因”、“辨证求因”分析出慢性心衰的“虚”、“瘀”、“水”，分清轻重，层次是关键所在。
3.慢性心衰研究现状及分析
3.1中医的病因学研究 中医的病因学研究主要通过直接询问，辨证求因，以疾病表现和病人感觉为依据，综合分析，根据中医理论，归属于何种病因。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慢性心衰属本虚标实证，以气血阴阳脏腑亏虚为主，以血瘀痰湿水停为标，主要分为心气虚、心阳虚、心血瘀阻、水饮凌心、阳气虚衰、心阳欲脱等证型。孟昭阳认为慢性心衰主要沿循气阳亏虚、瘀血阻滞、气阴亏虚的发展演变规律，病位虽主要在心，但与肺肾关系密切，并可涉及肝脾。陈可冀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可用“虚”、“瘀”、“水”三者概括。严夏认为慢性心衰的病机关键点是心气阳虚、心血瘀阻，提出“有一分阳气，便有一分生机”、“瘀血乃一身之大敌”的观点，进而把本病分为心气阳虚、心血瘀阻两大证型来把握慢性心衰的辨治规律。周迎春认为在心功能代偿期和心衰早期，不仅存在气虚表现，而且伴随着瘀血、痰浊的存在，气(阴)虚、血瘀(痰浊)是无症状性心衰或轻度心衰的主要病机。李瑞认为心肾气虚是慢性心衰发生的基础，且伴随着慢性心衰的整个过程。尤其“瘀血”与“水肿”均为心肾气虚的病理产物。可见气虚血瘀水停是慢性心衰的主要中医病机。
①关于“瘀”的概念：血瘀证作为人体的一种病理状态，与外界环境因素的变化有一定联系，“因于寒”、“因于热”，“心主血脉”，“气为血帅”，“气行血行”，血液的运行主要依赖心气的推动，寒热、情志、心气不足等原因均可导致瘀血。中医的“瘀”―指病人症状有胸疼，固定不移，舌质暗有瘀斑等血瘀表现。二指血脉不通，血液瘀滞的病机表现。
从分子水平看血瘀证的本质，在血液中存在以下几种分子平衡系统：凝血因子-抗凝因子；前列环索-血栓素；内皮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等。这些平衡系统受到各种体液激素的调节而在体内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旦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极有可能造成血液的瘀积。在生理状态下，它们经神经、体液和局部的正、负反馈的内调节作用，在数量、活性和效应上是平衡的，维持着人体血压、凝血、纤溶等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的正常；但在病理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发生了改变，使血液处于高凝低纤溶状态，或引发血管的高阻力状态，或产生了血管组织结构的重塑。为此，笔者就慢性心衰血瘀实质研究，必须探讨以上指标变化，找出相关血流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变化依据。
②关于“水”的概念：《素问・逆调论》说：“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是指在生理状态下，饮入之水应该在脏腑功能的作用下化生为津液而为人体所用。而《素问・经脉别论》则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是对人体津液之生成、输布及排泄(即水液运化)过程的概括性阐述。可见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水液代谢，须由肺、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的协调作用下共同完成。盖脾主运化，饮人于胃，脾为胃行其津液而转输全身；肺主气，为水之上源，行治节而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肾为水脏，主水液之气化开合；膀胱为水府，通过气化作用贮存与排泄水液；三焦司人身气化，主津液的升降敷布。病理情况下，中医的“水饮”为有形之邪，流动性较强，表里内外，无处不到，表现为饮停胸隔、水饮凌心等。中医的“水”指病人的临床表现有水停的症状和肉眼可见的水邪，如水肿、腹水等症状。
3.2现代医学对慢性心衰的认识 慢性心衰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引起的心功能减退，心排血量减少，不能满足组织代谢需要的一种综合征。临床主要表现为肺循环及体循环瘀血及脏器组织缺血、缺氧，是各种心脏病最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病因为心脏前后负荷增加，心肌本身病变等，以冠心病和高血压病多见。心衰时的基础改变是心肌在特定的负荷条件下心肌收缩的强度及收缩的速度降低。心衰的发病机制不能用单一的机制解释，还包括外周的适应、神经体液机制、代谢改变、基因表达异常等。
目前认为心室重构是心衰发生的主要机制，心室重构是心室容积改变，心脏扩大。心室重构机制包括心肌细胞减少，代之以瘢痕形成及剩余的存活心肌细胞生长。心肌重构的因素有神经内分泌激素，左室压力及容量的改变，心肌细胞的拉长，细胞凋亡，心肌坏死，心梗扩展，心室的扩张及心肌重塑等。这些变化和神经体液等多种因素有关，是一个慢性综合的过程。心室重构是慢性心衰“标实”的表现，是“血瘀水停”的结果，探讨其病机实质，为中医药应用提供客观根据。
篇7
1.1蒙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蒙医病因学认为，身体内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粘”虫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其中赫依、希拉、巴达干，被称为基本病因，是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三者（蒙医称为“三根”）处于平衡状态，共同维持健康的生理活动。但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气候、饮食、起居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三根有增多或减少的变化，由于人体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仍然保持着相对平衡，人体处于健康状态。只有当外部影响超过了人体自我调节的限度，导致其生理功能出现障碍或紊乱时，人体才处于病理状态。由此可知，蒙医学中所指病因，只是引发疾病的潜在因素。除了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外部因素在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蒙医学中把致病的外部因素分为饮食、起居行为、气候和其他四类。一是饮食过多、过少、不当会引起三根的变化；二是日常起居行为包括居住环境、居住条件、衣着、各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语言、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等，都会弓I起三根的相应变化；三是四季气候的异常变化影响人体；四是其它因素，主要指各种突发事件，包括跌打损伤、大出血、意料之外的心理打击、接触传染源等意外原因。
1.2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病因病机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详细论述了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变机理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说。关于病因，《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把病因按其传变概括为三个途径：“千般疚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人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宋代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三因学说”。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在以往病因分类的基础上，将病因分为外感性、内伤性和其他等三大类致病因素。六邪气是“外所因”，情志所伤是“内所因”，而虫兽所伤、跌仆金刃以及饮食劳倦等是“不内外因”。从而把致病原因与发病途径结合起来，这种分类方法较之以往更为合理、明确，因而对后世影响较大，延用至今。
现代中医学理论中把病因归为六（风、寒、暑、燥、湿、火六种外感病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疠气、饮食劳逸不及或不节、外伤、痰饮疲血六类。由此可以看出，蒙医学和中医学的病因理论在实践中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但总的来说，二者仍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2两种医学病因理论的比较
2.1致病因素之一：气候变化
人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外因，疾病的发生无不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中医“六”病因与蒙医所说的气候方面的外因相似。蒙医认为，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或反常导致“三根”的不正常变化而导致疾患，特别是热病中的疫热与气候异常有很大的相关性。蒙医学上把一年分为六时，即初冬、隆冬、春季、盛夏、季夏、秋季。把一天也分为六时，即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半夜。疾病与季节和时辰有关，如赫依病多在夏季发作，日暮、黎明时发病；希拉病主要多在秋季发生，中午、半夜时发病；巴达干病多在春季发生，、上午时发病。中医外邪致病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地域有高下，气候有差异，邪因地而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都含有邪气因地域方位之不同而异的特点。蒙医则没有这种明显的地域特点，只局限在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而导致“生满病”而巳。
从病理机制看，中医强调，外邪致病各随其脏气所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吴昆注云：“风寒暑湿燥热，不当其位，是天之邪气也。风气入肝，寒气人肾，暑热之气人心，湿气入脾，燥气人肺，是害人之五脏也。肝与春季相应，风气通于肝，风邪伤肝，春多肝病；肝开窍于目，主筋，故其病又多有目、筋的证候表现。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客气，精乃亡，邪伤肝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风伤筋”。
蒙医则认为，不同季节气候有不同的性质。即春季温暖、盛夏燥热、季夏雨季湿润凉爽、秋季腻热、初冬寒冷、隆冬非常寒冷，周而复始。一天中的不同时辰不同性质的气候变化交替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清晨和下午呈凉性、上午和呈温性、中午和半夜呈热性。作为致病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疾病，就是与气候的这种性质有关。这种性质蒙医称为“十七效能”，具有抑制（相反的）或增多（相同的广三根“的二十种特性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三根”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变化，一天之内也有所增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往往影响着疾病的蓄积、发病和痊愈。因此蒙医强调季节养生的重要性。气候的变化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保持健康，人们要学会适应气候变化。如《四部医典》曰：“季夏骄阳之光渐炎烈，只为耗力宜进甜凉食……春秋泻吐下赞润物，低剩反常酌情可施诊。”
2.2致病因素之二：情志变化
情志又称情感，它是人们精神心理活动的综合反映，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正常的精神生理现象。所谓“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如果情志波动超越了常度，过于剧烈或持久，则将引起身体生理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七情便成了致病因素。人的情志变化有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病理因素，都是导致人们情志变动的重要因素。
中医学上把七情作为内伤，蒙医则视为外因。人们的起居行为可以概括为“身、语、意”，身体包括体力劳动、环境、穿着和临时性生理活动〈如呼吸、哈欠、睡眠、饥饿、口渴、放屁、等，不可强忍或强作〉；语就是言语，喋喋不休或沉默寡言都会导致疾病；意就是情绪变化或心理活动。这种外因一般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或心理变化，是一种常态化的行为，相对平稳’长期作用于人体才能引起疾病，如经常生气或抑郁的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志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比较剧烈的反应，这种外因包括在其他外因中。从病理的角 度看，蒙医学认为心理活动与饮食、气候变化一样，是通过影响人体”三根“的特性，引起三根的偏盛、偏衰或紊乱，进而影响三根之优势部位导致各种疾病症状。如人体的心脏、骨骼、大肠、耳、皮肤等部位是赫依的优势存在部位，因而由于某种外因引起赫依增多就容易侵犯这些部位。同样希拉增多容易引起肝脏、胆囊、血液、眼和小肠的病变，巴达干增多容易累及肺脏、脾脏、肾脏、胃、膀胱、精府等脏腑以及肌肉、脂肪、骨髓、等部位。
中医学则认为，情志与五脏相应，病则首伤五脏。情志活动归属五脏而称五志，脏腑气血是产生情志活动的基础，情志活动又是脏腑气血功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情志过用则会伤及五脏。
蒙医重三根理论，情感的变化虽属于外因，但能够直接影响三根，如喜导致人体内赫依的增多，而心脏是赫依优势存在的部位，赫依增多首先会影响心脏。发怒导致人体内希拉的增多，而肝脏是希拉优势存在的部位，希拉增多会影响肝脏等，这与中医学七情致病的“喜伤心”、“怒伤肝”的理论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知，虽然不同的民族因其体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情志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说影响的部位和出现的症状应该是大同小异，只是不同的医学体系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已。
2.3致病因素之三：疠气
疠气，是一类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病邪。对此中医早有详细记载。明代名医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说疠气是一种自然界的毒疠之气，与普通的六邪气不同，它具有传染性强、易于流行、发病较急、病情严重、一气一病〈即一种疠气导致一种传染病〉、症状不同的特点。疠气可致传染性疾病方面，古人对其发病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蒙医称其为“粘”病，粘（音nian）是译音。蒙医学病因理论中属于六个总病因之一。蒙医认为“粘”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致病小虫，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微生物一类病原体。“粘证”是具有急、烈、顽固等特点的一种病证。粘证多见于温热病中，在寒性病中亦见，其病种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痢疾、霍乱、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还包括不具传染性的一些感染性疾患。在蒙古地区瘟疫被称为“Zhar”，在蒙语中意为广而告之，说明当时对瘟疫传播迅速的特点有了相当了解。蒙医很早就认识到不同的“粘”侵犯部位不同，出现不同症状，所以一般按其侵犯部位命名。
2.4致病因素之四：痰饮瘀血
中医学病因中的痰饮疲血与蒙医理论中的病因黄水和血相似，但对具体病理变化和导致的病患以及症状描述有很大差别。中医认为痰饮是由外感六，或饮食、七情内伤等，使肺脏、脾脏、肾脏以及三焦等气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谢障碍，导致水津停滞而成。蒙医学则认为病态的黄水和血是由三根功能紊乱导致七素的正常分解生成发生异常所致。
血液是保障润身养命的基本物质。由于过多食用热、锐性和辛、酸、咸味食物，或在烈日下长时间曝晒，或高温作业、暴怒、过度用力、刃伤、跌打震荡等均能导致血热性疾病，出现双目及颜面潮红，全身发热，头痛，口舌及齿龈糜烂，鋰血、胸刺痛，尿色赤而气味大，大便发黑等症状。反之，长期缺乏营养，或大量失血等可导致血液偏衰，患者出现头晕心悸，口唇发白，耳鸣，眼花，月经不调，脉象空虚等症状。
黄水，是人体重要成分之一，存在于全身各处，尤其在肌肤及关节较多，正常时具有润泽皮肤、关节的功能。在蒙医理论中认为，黄水是血液代谢的产物，食用腐败变质和不易消化之食物，或长时间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生活，使赫依、巴达干增多，进而导致寒性黄水病的发生。反之，生活在干旱环境中，长期食用锐性、热性食物，或用力过度、过于劳累，震伤，挫伤等，引起血、协日增多，导致热性黄水病的发生。黄水病患者主要出现皮肤粗糙，湿疹，瘙痒，全身浮肿，黄水疮，肩毛头发脱落，关节疼痛，脉象抖动等症状。
2.5致病因素之五：饮食劳逸与外伤
饮食习惯对发病有一定影响，如饮食不节、过度，暴饮暴食则伤脾胃而致伤食或食滞；过食生冷易损脾。有阳气而致腹痛、泄泻；过食辛辣、油腻，易生湿热、生痰；饮酒过量，易生湿热，伤人气血。劳逸失常也是影响发病的因素，坚持劳动和体育锻炼的人，气血充盛，抵抗力强，不易生病。但持续性过度疲劳则伤气，即所谓劳则伤气。而过度的安逸少动则会引起气血不运，食欲不振、肥胖、多湿少气等。饮食劳逸，在蒙医中分别可归类于饮食和起居范围内。外伤，在蒙医里是其它外因，一般来说都是突发性的，是伤热的主要外因。而且既然是外因，它是通过三根起作用的，即外伤引起七素的损伤，如肌肉损伤、失血过多或动筋伤骨，引起三根的紊乱而出现各种症状。
另外，由于年龄性别不同，发病也有差异。如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故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妇女”产前多热，产后多虚“等。在蒙医理论中，认为不同年龄的人”三根“所占比例不同，如儿童”巴达干“占有优势，容易患巴达干病，青壮年”希拉“偏盛，易患希拉病，老年人则“赫依”增多，易患赫依病。年龄是发病原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蒙医学与中医学对病因认识的特点
作为传统医学的蒙医学和中医学，在阐释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时都强调，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在组织结构上不可分割，生理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界，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形成人体局部与整体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内外统一体。这一观点反映在病因学方面‘是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破坏、机体本身整体联系失调两方面来认识致病因素。因而，自然界气候变化，情志失调，饮食劳倦都作为致病因素来研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学提到的病因，一般是某些疾病的诱发因素，是引动某些致病因子而导致疾病的。这些病因脱离病证而独立存在，其医学认识论的意义与客体的本体论意义是有巨大差异的。“而在蒙医学中，认为导致疾病的外部原因数不胜数，因而便转向人体之内，把正常的三根作为基本病因，同时把外部因素作为发生疾病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医与蒙医比较而言，注重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主要以疾病的临床表现为根据，强调辨证论治，虽然有时也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并作为治疗依据，但应用很少。蒙医则通过分析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因素，先确定病因及病变部位，再针对病因和发病部位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差别在蒙药及其方剂的功能分类上亦有鲜明的体现。
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从脏腑的功能特点以及与经络、诸窍的关系，以阴阳失调、气血失常为主线’进行综合分析，以明辨寒热虚实为要务。蒙医学中以三根的平衡失调为基本病机，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三根发生异常变化，或增多，或减弱，成为各种临床症状的内在原因。病机多围绕三根的运行规律、优势存在部位，结合病人的年龄、体质等具体情况得到合理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中医学还是蒙医学都强调机体抗病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疾病的发生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对比以及斗争结果。蒙医学把正常状态的三根视为基本病因，也是强调了三根之间、三根与七素之间的平衡状态是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其实质是一种预设的病因。从“六基症”来看，蒙医在病因方面内在化倾向非常突出，外因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总是由内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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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发病机制的认识
以发病率较高的2型糖尿病(中医称为消渴)为例说明。
西医:糖尿病是一组常见的以血浆葡萄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内分泌疾病,其中2型糖尿病以胰岛素抵抗为疾病的主要特征,其理化特点为高血糖、糖尿、葡萄糖耐量减低及胰岛素释放试验的异常。西医以一系列检查结果为诊疗基础。
中医:中医认为消渴的发病主要与肺、脾胃和肾的功能失调有关,饮食不节和过食油腻是外在因素。各种原因引发的营养物质堆积,直接导致了消渴的产生。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图简单示意。
2.疾病分类
西医:西医按病因学分类将糖尿病分为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其治疗包括控制血糖演、保护β细胞、控制高危因素、减少并发症等几方面。近年来随着基因诊断学的发展,糖尿病基因分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使得个体化治疗有实现的可能。
中医:中医对糖尿病按病位可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上消对应肺脏,中消对应胃,下消对应肾。中医还可按辨证将消渴症分为“肺胃燥热、脾胃虚弱、肾阴亏虚、阴阳两虚”4种常见类型,当糖尿病出现各种临床并发症时,中医则称为“变病百出”,以上各种辩证分型均对应疾病的不同阶段,相应的中医治疗策略有“清热润燥、养阴生津、活血化瘀、解毒散肿、补血益精”等。由于中医辨证分型相比西医更细致,使得个体化治疗在中医中更容易实现。
共同点:都认识到氧化应激的危害
篇9
逐瘀通脉胶囊：组方为虻虫、水蛭、桃仁、大黄，功用破血逐瘀、通经活络，主治血瘀型眩晕证。
行气活血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组方为银杏叶、丹参、灯盏细辛、三七、绞股蓝、山楂、大蒜、天然冰片，功用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用于气滞血瘀证。
益气活血
蛭龙血通胶囊：组方为水蛭、地龙、三七、黄芪、红花、赤芍等11味，功用活血通络、益气通络，适用于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期。
平肝、熄风、通络
心脑静片：主要成分为牛黄、朱砂、钩藤、天南星、黄芪等16味。功能主治：清心、清脑、镇惊安神、降低血压、疏通经络。用于防治中风，是熄风通络法治疗中风病的惟一药物。
篇10
1先秦――两汉时期
有关情志及其与健康和病症的关系问题，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中，已多有涉及。关于情志致病的思想，在《管子》、《左传》以及汉初的《淮南子》等古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并进一步认识到不同的情志刺激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对情志病症开始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内经》中有关情志病证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预防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为中医情志病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东汉末年，张仲景为诊治多种心理病证和情志病证确立的理、法、方、药，弥补了《黄帝内经》临床部分的不足，被后世医家尊为规范。因此可以说，到了仲景时期，中医对情志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临床医学新阶段。
2晋――五代十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医对情志病证的认识更为广泛和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由于((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在这一时期取得很大成就，因此，《内经》中有关情志病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例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注释中把“悲怒喜忧，想慕忧结……病生于内”等情志活动明显作为“病生于内”的致病因素之一，为后世中医病因学“三因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2在情志病症的临床研究方面也有进展。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中，如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侯论》以及王煮编纂的《外台秘要》等都分门别类记载了许多情志病症。此外，关于中医的心理治疗和养生保健也有论述，
2.3在药物学和方剂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本草著作和方书，在这些书籍中，收载了大量治疗情志病证有效的方药，药物和方剂的进一步积累，丰富了情志病证的治疗与内容。
3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陈无择七情学说的提出，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推动了中医对情志病证的进一步认识。南宋医家陈无择编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中医病因病机学方面的重要专著。他提出“内则七情，外则六，不内不外，乃背经常。”他的“三因学说”突出了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他还创立了“七气汤”、“大七气汤”、“小定志丸”、“营蒲益智丸”等方剂，为中医认识和诊治情志病证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思路。
金元四大家为中医情志病症学说充实了新的内容。刘完素创立了“火热论”，认为五志过极亦能化火。李皋以“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立论，他认为情志不和，内伤脾胃是导致病症发生的重要原因。他在论述“阴火”产生的病机时，也强调情志因素，、张从正对七情病机及其临床表现在《内经》的基础上重新做了归纳，在临床治疗方面重视心理因素，是杰出的中医心理治疗大师，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中有许多关于情志病症的精辟论述，并创立了治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所致健忘，怔仲的名方--一归脾汤。陈师文等人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也收载了不少治疗情志病症的方剂，其中以逍遥散一方尤为著名，成为中医治疗情志病症应用最广的一个方剂。综上所述，中医对情志病证认识的发展，到了宋金元时期，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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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心理应激模型的制作
中医心理应激动物模型的制作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目前较为成熟的动物模型有“怒伤肝”和“恐伤肾”两种。须惠仁等采用夹尾刺激的方法复制中医肝郁证大鼠模型，但根据中医发病学原理以及其造模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模型应属于急性“怒伤肝”大鼠模型。赵晓林等以束缚制动作为应激源制作“怒伤肝”模型，形成慢性激怒应激反应，此种模型从制作的方法来看，比较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的特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岳文浩等采用电刺激猫“怒吼中枢”(groaning center， GC)和破坏大鼠双侧膈区的方法复制中医“怒伤肝”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恐伤肾”的模型目前有3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以上3种方法从制作的思路上来讲，比较符合中医病因学理论，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特色，作为研究心理应激的实验动物模型较为合适。
二、心理应激的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中医的七情学说与现代应激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其扼要模式是一致的(S-R s-外界刺激，R-人体心理性的、生物性的多层面的反应)，只是二者所观察层面倾斜的不同而已。中医学注重主观体验的描述而表达为七情，应激理论多侧重于躯体反应的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检测，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
目前中医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李峰等依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研究认为在心理方面，中医虽然有“心主神明”之说，但是对于情绪变化，尤其是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肝脏通过对气机、血液和情志等的影响，调节人体的应激反应。王朝勋等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与大脑皮层的兴奋及抑制、植物神经特别是交感神经功能、内分泌系统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
在有关“恐伤肾”病理机制的研究，沈雁等观察了3种不同类型的恐伤肾动物模型后发现，惊恐对小鼠、猫和狗的和脑垂体等组织在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电镜观察证实，小鼠的成熟过程受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等均有胞浆内细胞器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核溶、坏死等表现。
由此认为，恐伤肾的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王米渠等以猫吓孕鼠造成恐伤肾模型，分为一、二、三级恐吓组进行恐的情绪遗传的实验研究，并 移植在遗传行为学研究中，计算二便数量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同时创立了独立钢管的行为测试方法，以动物在情绪性的应激紧张状态下站立于钢管顶端的时间作为衡量情绪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插入猫叫刺激后，一、二、三级恐吓组和非恐吓组的亮盒排便反应均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一级恐吓组二便粒次数量明显高于非恐吓造模组，其大便颗粒亦较非恐吓组小鼠大便颗粒小。在独立钢管试验中，在插入猫叫刺激后，虽然各组独立时间都相应延长，但一、二、三级恐吓组与其他组比较，在统计学上更具有显著性差异。
此外，王慧等观察了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对心理应激反应大鼠心血管和内分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中药可拮抗大鼠在应激状态下的血压升高，降低心肌缺血基础上的心律失常发生率，缩短心律失常的持续时间，并使血清中的皮质醇和催乳素水平趋于正常。说明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具有抗应激的作用，且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作用有关。
三、展望研究
从现代应激理论入手，结合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探讨中医证候及脏象的本质不仅是一条新的科研思路，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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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应激的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中医的七情学说与现代应激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其扼要模式是一致的(S-Rs-外界刺激,R-人体心理性的、生物性的多层面的反应),只是二者所观察层面倾斜的不同而已。中医学注重主观体验的描述而表达为七情,应激理论多侧重于躯体反应的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检测,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
目前中医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李峰等依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研究认为在心理方面,中医虽然有“心主神明”之说,但是对于情绪变化,尤其是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肝脏通过对气机、血液和情志等的影响,调节人体的应激反应。王朝勋等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与大脑皮层的兴奋及抑制、植物神经特别是交感神经功能、内分泌系统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
在有关“恐伤肾”病理机制的研究,沈雁等观察了3种不同类型的恐伤肾动物模型后发现,惊恐对小鼠、猫和狗的和脑垂体等组织在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电镜观察证实,小鼠的成熟过程受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等均有胞浆内细胞器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核溶、坏死等表现。
由此认为,恐伤肾的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王米渠等以猫吓孕鼠造成恐伤肾模型,分为
一、
二、三级恐吓组进行恐的情绪遗传的实验研究,并移植在遗传行为学研究中,计算二便数量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同时创立了独立钢管的行为测试方法,以动物在情绪性的应激紧张状态下站立于钢管顶端的时间作为衡量情绪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插入猫叫刺激后,
一、
二、三级恐吓组和非恐吓组的亮盒排便反应均有显着性差异,尤其是一级恐吓组二便粒次数量明显高于非恐吓造模组,其大便颗粒亦较非恐吓组小鼠大便颗粒小。在独立钢管试验中,在插入猫叫刺激后,虽然各组独立时间都相应延长,但
一、
二、三级恐吓组与其他组比较,在统计学上更具有显着性差异。
此外,王慧等观察了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对心理应激反应大鼠心血管和内分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中药可拮抗大鼠在应激状态下的血压升高,降低心肌缺血基础上的心律失常发生率,缩短心律失常的持续时间,并使血清中的皮质醇和催乳素水平趋于正常。说明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具有抗应激的作用,且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作用有关。
三、展望研究
从现代应激理论入手,结合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探讨中医证候及脏象的本质不仅是一条新的科研思路,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加强理论研究,将中医固有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同现代应激理论进行有机地结合,从而寻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如中医理论认为心、肝、脾三脏与七情内伤关系密切,而“心主神明”、“肝主疏泄”以及“脾主运化”等功能又是如何调节机体的情绪反应的,其机理如何?物质基础是什么?再者,中医的脏腑虽然是一个系统概念,而心、肝、脾等脏都涉及到调节情绪反应,那么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具体形态学上的定位?其间有无差异等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医不同治则复方的治疗机理研究,通过对药物治疗作用的观察与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反证中医脏象及其病理证候的本质,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中医治法方药的某些作用机理。
2、从心理应激角度,开展七情辨证的研究。中医有关七情辨证目前尚未有统一和规范的标准。现代应激理论,任何应激反应都有一个过程,应激反应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其生理病理也必有差异。结合中医证候的形成及特点,对于应激反应的慢性或反复过程,是否可以进行中医的辨证,即以不同的心理应激源作为病因,以机体应激状态下所表现的症状、体征并结合实验室检测和药物治疗效应作为证候形成的主要要素进行辨证,这些研究对今后中医药防治心因性疾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