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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6日。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重大任务。这样的转变使河北省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择业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河北省是高等教育大省，大学生就业工作面临巨大压力。据河北省人事厅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河北省的高校大学生一次就业率维持在80%左右，就业难问题依然凸显。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1000名河北省大学生的择业就业意向进行实地调查，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归纳研究，并提出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和建议。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以河北省为例）
2015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总体情况可概括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局面基本稳定可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为“两不变、两降低”。两不变：一是毕业生总量高位运行的局面未变。二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未有根本改变。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仍然存在差距，部分用人单位“招工难”与部分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存。并且有常态化趋势。两降低：一是部分行业用人需求降低。二是受经济形势下行因素影响，经济拉动就业能力受到限制，新兴产业未形成有效支撑，导致适合毕业生就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数量有所降低。
局面基本稳定可控，主要表现为“一提升、三稳定”：一提升体现为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比去年提升0.32%（2014年为94.78%）；三稳定体现为一是全省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情况基本稳定。二是就业情况基本稳定。三是毕业生就业心态基本稳定。
二、大学生择业意向的影响因素调查
按照现行的大学生就业的统计口径来看。大学生的实际就业是以签订三方协议为依据。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针对大学生的求职经历和求职意向进行调查，从学校服务、单位选择、个人观念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四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设置。问卷设置了很多的多项选择，根据出现的频数统计出概论较高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炼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
（一）高校的就业指导能力
由图1我们发现，有27%的大学生希望从学校就业网站获得相关企业招聘信息，这充分体现出了学生对于就业指导中心的信任以及就业指导中心在同学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指导技能方面；有接近30%的同学都需要就业和面试方面的指导，可以说学生非常重视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并希望能从实际的指导和学习中获得就业中所需要的技能和本领。
（二）大学生就业观念
由图2可知。大部分大学生希望能一次性就业。并对经济收入有着强烈的预期。在客观因素方面就业的地点是重中之重。对于工作的性质和企业性质也是大学生就业中考虑比较多的因素，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还比较保守，过于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能够选择自主就业的大学生只有13%。这也说明大学生对于创业的认识和指导还有待提高和加强。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给河北省大学生提供了更多择业就业选择的机会和挑战，同时改变了大学生择业的心理，对其择业就业有很大影响，见图3。
由图可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在北京和天津就业。24%的学生选择留在河北省。可见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省带来了很大的机遇，更多的机会随着协同发展会逐渐呈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更应该顺应潮流.适应新h境，调整就业观念，改变就业方向，尽量满足社会需求，这样才能把握机会，迎接挑战。
三、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和国内外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大学生择业就业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本文从政府、用人单位、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和学生个人四个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和建议：
（一）明确政府职能
政府应该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尤其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京津冀各个政府间要积极合作，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充分调动和整合京津冀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努力创造机会促进大学生的就业，从而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1）建立京津冀大学生就业整体联动协调机制。依托京津冀各政府部门之间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不断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制定统一的就业规划或者联盟，协调一致地加强合作，从而推动大学生的就业。
（2）构建京津冀高校毕业生就业平台。京津冀三地政府要共同整合各自就业平台。建立统一的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为三地高校的毕业生提供资源互通、信息共享就业服务平台。
（二）规范企业用人制度
在现实情况下。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垄断和高消费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很多的用人单位都缺少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都希望能上手快，希望能够一来单位就高效地发挥作用，为企业创造价值。用人单位非常看重大学生的工作经验。然而事实上。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继续学习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员工，企业不想为学生的再培养买单，就会把这些转嫁给学生。同时，用人单位还设置经验、性别等就业障碍来把应届毕业生拒之门外。因此，规范企业的用人制度，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用人制度。会对大学生的就业后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建设
调研显示。超过1/4的学生希望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提供面试礼仪和技巧类的指导。部分学生希望学校能进行职业生涯指导与职业规划。超过1/3的大学生从学校就业网了解最新的消息。近1/3的学生不满意学校当前的就业指导服务，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建设。
（1）高校都要设立就业服务中心，并大力加强其建设的力度，并把工作落到实处，落到广大学生的急需之处。
（2）要加强就业网站和就业平台的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发挥三地的联动作用。努力建成京津冀大学生就业共享平台。
（3）按照“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的要求提高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
（四）树立多元化就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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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应用型为目标的本科教育理念下，对高等数学课程的批评大多是缺少应用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目标除了传统的目标，没有建立新形势下的教育目标；应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课程内容以及评价方式，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并对此能力的提升作出综合评价等。本文就下面提出的课程问题进行探讨。
一、高等数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1、在讲授数学课程时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重视方法的训练，注重法则和过程的介绍，忽略数学本质及其实际价值。
2、教学中的许多例题、习题，多样性较差，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问题就更少，导致学生不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价的方法也存在问题，设计的考试题型仅仅是选择题、简答题，这样学生便会采取“死记硬背”的方法应付考试，学生的分析技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3、阐述问题的方式有四种，包括几何图形、数值规律、解析表达式和语言叙述。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对于这四种方式并不是给予同等的重视对于解析表达式给予更多的重视，像数值规律、语言叙述很少涉及。
4、在教学中注重强调逻辑推理，既注重数字游戏和应用公式如何计算，很少结合不同的数学软件，例如绘图仪等，来帮助学生建立数学思维。
总之，传统的数学课程模式过于重视方法的训练而忽视了其他品格的养成；教学方式还是采用填鸭式讲授法，考试只注重事实性知识的记忆，缺少批判性思维的考查；课程内容设置使学生感受不到有助于提高分析问题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发展，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不会使用数理推理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二、高等数学课程应用性教学的几点建议
1、注重数学思想及其实际应用价值
数学思想是数学课程教学的精髓。数学课程固然应该教会学生许多必要的结论，但绝不仅仅以教会定理、公式和计算程序、解题方法为目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这些结论的过程中获得数学思维。
例如，在讲解定积分时，曲边梯形的面积通过分割，近似代换，求和，取极限的积分思想而得到，学生也可以通过微积分基本公式求解定积分，介绍的应用大多是几何方面的应用，很少涉及其实际应用价值的介绍。
类似地，像利用积分的思想求函数 在区间 上的平均值，二元函数的的等值线图在天气图，地形图，某地区农作物受当地总降雨量和平均气温影响的产量等方面的应用。通过数学思想在实际应用中的案例介绍，有助于激发和培养学生将数学思想创新性的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
2、课程内容配置的应用性与启发性
在教学中，应借鉴国外优秀数学教材的内容编排，提升课程内容的应用性和启发性。力求做到：对重要概念都尽可能介绍实际背景；重要结果都尽可能地举出应用实例。设计与课程目标紧密相关的平时作业和测验；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以及还需要做什么。
习题的配置应具有多样性，给学生所布置的作业，不能只是通过寻找“已经做好的”例题来完成。以文献 5 为例 该教材除了配置大量的练习题外 还配置了四种类型的小课题 它们是应用课题（ applied project），探索课题 （Discovery project），实验课题 （Laboratory project）和写作课题（Writing project）。
例如，在研究导数应用，求函数在某一区间的拐点时，给出了求解及判断方法，我们还应进一步让学生了解其应用性。即研究类似下面的问题：
图2表明某个种群向极限人口L增长，人口达到L/2的点为图像的拐点，拐点说明人口的什么特征？
通过这样问题的学习，学生不但知道如何求解拐点，而且理解拐点给函数带来怎样的变化。
下面气压与海拔的例子，不但具有探索性，也具有实验课的特性，同时通过完成这种问题，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
例如：海平面的气压是30英寸汞柱，在海拔 的高度上，气压P（单位：英寸汞柱）为
（a）画P关于h的草图
（b）求在h=0的切线
（c）旅游者们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海拔高度每上升1000ft，气压下降1英寸汞柱，请写出这条经验法则所确定的气压公式。
（d）（b）和（c）的答案之间有何联系，请说明经验法则为什么有效。
（e）经验法则所做的预测是过大还是过小，为什么？
3、注重培养采用多种方式阐述问题的能力
学生掌握算术、数据、计算机、建模、统计学、概率、推理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并强调要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若以此为目标，则在教学中，老师需在概念、模型和技巧间做出合理的安排，尽可能的培养学生在面对不同问题时，采用适当的方式阐述问题。
函数的表现形式有四种方式，在介绍一些概念、对一些公式进行解读及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描述时，学会运用四种方式相结合的形式来描述，通过这几种方式相结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概念、实际问题有清楚的认知。
学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数学模型所用的公式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公式是利用数据拟合得到的。
例如：随着对稀缺资源的关注，对人口的准确预测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每10年通过人口普查记录人口，下表给出17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问题：根据统计数据分析美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并给出其增长的函数表达式。
问题的求解应该完成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将表中数据利用散点图描绘出来，可初步观察出人口的增长变化情况，并进一步结合数据说明；
（2）根据人口增长散点图，选用合适的数学函数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拟合可得到其函数模型中的参数值；
（3）分析拟合的误差。
在上面问题中，确定美国人口合适的数学函数模型时，人口增长的散点图表明，在1860年以前，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图形为上凹形状，在1860年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变慢，图形为下凹形状，人口由于受到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趋于一个较稳定的数量，这些特征要求所选的函数模型也应具有这些特性，具有这种特性的人口学函数是Logistic函数。
在教学不能只停留在给出数学函数公式，应更加注重强调公式的性质、图形特征，分析其参数对图形的影响，对于特殊点处的含义给出解释。通过教会学生将阐述问题的四种方式结合应用，可以使学生学会用文字说明想法，用图形解释答案。
在信息化时代，数学教学的信息化也不容忽视，利用不同的数学软件工具，例如，例如绘图仪等，帮助学生建立数学思维，提升对问题的认识。
要大力推进数学应用型教学的改革，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和学生评价方法的改革。否则，我们的教学就始终停留在灌输知识的层面，而很难形成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只有使学生获得对微积分知识的真实理解，才能创造性地使用微积分。
【参考文献】
[1]章勤琼，谭莉， Max Stphens.澳大利亚数学课堂中的个性化教学及启示.数学教育学报， 2013年12月. 第22卷第6期：p49-52.
[2] 张荣 ，过榴晓，美国微积分教材的应用性和启发性赏析.大学数学， 2011年12月. 第27卷第6期： P2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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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4）10-0024-03
一、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不科学性和不可操作性
民事诉讼评定证据要达到何种标准与程度，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是“民刑同一”的一元制标准，即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追求客观真实。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该条沿袭了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这一提法仍未做实质性改变，仍采用“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具体要求为：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互不矛盾；形成证据链；论证唯一性。“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我国主流法学研究诉讼法要坚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证据制度，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应是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要与客观事实相吻合。
至今为止，学界对“盖然性”的概念仍无法确定，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利用统计学或概率学来确定概念的内涵，该观点主张将“盖然性”合理量化：（1）初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51%-74%，表明事实大概如此；（2）中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75%-84%，表明事实在一般情况下如此；（3）高级盖然性，心证强度为85%-99%，表明事实几乎如此。对于普通民事案件而言，应运用中级盖然性标准，对于特殊民事案件应分为两类：较低证明要求的适用初级盖然性证明标准，较高证明要求的适用高级盖然性证明标准。二是，从经验的角度出发，认为盖然性应符合“经验法则”，即法官依照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反映事物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事理作为认定待证事实的根据的有关法则。这种事理作为一种事物的发展常态，并作为法官的主观经验作用，它应具有一定确实性和合理性作为其客观基础。法官在审判中的事实认定程度必须达到内心确信，并且该确信要符合事物发展的盖然性规律，并以一个通常的、善良的、合理的第三者判断为标准，检验法官事实认定心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盖然性要求过高将导致真伪不明的案件增多，不利于民事关系的稳定；要求过低又可能导致当事人长期不服法院的判决频繁启动诉讼程序，浪费司法资源。把高度盖然性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任何民事案件均适用同样的标准。从国外的立法及法学理论看，不同性质的民事案件应有不同程度的盖然性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理论中的“盖然性证明标准”是在反驳客观真实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我国民诉讼法典中没有明确体现，只是在最高院的《证据规定》中有所隐含，并且学界对“盖然性”内涵仍无法确定，可见将“盖然性标准”确立为证明标准是不科学的，也不具操作性。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所确定的证明标准，容易使法官将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理解成“客观真实”，将有碍于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证据规定》第63条如此规定实际上是混淆了诉讼证明目的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当事人纠纷，其证明目的是努力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并以此作为裁判依据。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具有不可逆反性，不可能被法官重复感知，因此，法官惟有通过诉讼中所能获得的各种证据来发现案件真实，至于最终是否能准确发现事实，取决于所取得的证据量与证据证明力。并且在这种错误理解情况下，在追求“客观真实”思想指导下，当事人举证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时，如果由法官负担调查取证法院势必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客观上减少其他当事人享用司法资源的机会，导致司法资源无端浪费。法官超越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无疑影响法官中立的地位，也破坏诉讼结构的平衡，使人们对司法不信任。而《证据规定》却在第15条至第17条规定了关于法院调查取证的事项，这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的理论精神。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证明标准规定不明确，势必影响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相信《证据规定》的制定者是知道以上法理的，可能由于措辞上的不明确，造成司法工作者误解，但在我国司法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中，《证据规定》修改其措辞，明确证明标准是必要的。第二，《证据规定》所确定的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在立案阶段，当事人根据条件，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往往比较简单，只是一种初步证据，而此时要求法院以“高度盖然性标准”来决定对案件是否受理，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诉权。民事诉讼价值在于保障当事人司法救济的途径，如在立案阶段以如此高的证明标准作为当事人纠纷进入司法领域的门槛，难以达到解决纠纷的民事诉讼目的，又如：在一些特殊案件中，如合同欺诈，此类案件性质比较严重，应采取较高的证明标准，而以一元化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无法查明此类案件事实的。
二、统一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不准确性
在民事诉讼中，统一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成为通说。其主要理由有：（1）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真理具有相对性。在诉讼活动中，要求法官对证据和案情形成的反映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具有近似的不完全性质，这就是高度盖然法则，这体现真理相对性的认识论，并且法官是在占有大量证据材料的前提下，运用判断、推理等来形成高度盖然性认识的，也体现了真理的客观性，达到主客观的统一。（2）由于法官素质不一，表现为法律意识、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的局限，业务能力、生活经验的有限，制约其对证据的认定达不到绝对客观真实，因此只能以高度盖性标准来认定证据。（3）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存在具有其客观必然性。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事人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和保护当事人利益，成为法院的首要目的，为了使当事人合法利益尽快回归市场以获取效益，法院必须以高度盖然性标准来消除对案件客观真实的盲目追求，法官被限制在审查核实证据上，避免法官过分干预当事人私权。
高度盖然性是从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中推定案情、评定证据，它以确认的事实联系其他合理性考虑前提，是在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达不到逻辑必然性条件下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但简单地将证明标准概括为高度盖然性标准是不准确的。“高度盖然性”实质是将“盖然性”进行量化，试图体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内部层次，然后使法官在评定证据和推定案件时，达到一定的认识“高度”式标准。要运用高度盖然性标准，首要解决的是“高度”如何判断，“盖然性”如何量化。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概率原理将“盖然性”量化的方法不可行，“经验法则”也不能完美地使法官准确把握“高度”问题，如何在具体案件中实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该标准面临问题之一。
确立高度盖然性标准面临又一问题是该证明标准不能运用于全部民事诉讼，并且对于民事案件中实体性事实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标准也不能统一。对于特殊侵权案件，受害人证明标准比普通案件证明标准要低，无法用唯一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给予统一。对于同一案件中的程序问题，比如，申请法官回避，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证人出庭等程序性事实的证明标准，通常需对此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相关证据，并予以必要说明即可，并不要求达到与证明实体性事实那样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这也决定了民事诉讼中只确立单一证明标准是不现实的。
我国学界主张的高度盖然性标准， 是照搬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第国家采用的“盖然性标准”的结果。在“盖然性”前加“高度”二字，目的是使之看起来更具有操作性。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自由心证制度，其法官在运用盖然性标准时，已经具备必要的“心证”能力，而鉴于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现实，加以“高度”二字，在于强调法官在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盖然性标准与高度盖然性标准本质上并无二异。
三、确立盖然性证明标准内部有高有低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体系
在我国确定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很大范围是行之有效的（除特殊侵权案件和程序性事实）。我国应当建立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为一般标准，特定事项以一般标准为参照，在合理幅度内适用忽高或忽低的证明标准体系。即根据不同类型证据、不同性质案件，相应在盖然性证明内部区分层次标准，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国外有区分不同案件性质而采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做法。如德国、日本在证明标准上有证明与稀明（又称疏明）之分。证明需要法官对认定为判断基础的事项取得确信；稀明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足以使法官推测大体上确定程度的证据就可以，一般限于某些与实体权利义务有关系的急需解决的事实。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民事案件，如口头信托、口头遗嘱、以过错或欺诈为由请求更正文件等，采用比普通民事案件要求更高的证明标准，当事人必须就其所主张的事实以确信且使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证明。这种基于案件性质程度上的不同对普通民事案件、特殊民事案件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做法，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划分提供着实践经验借鉴。
一是在确定高度盖然性标准的“高度”问题时，赋予法官相当的自由裁量权，但必须作出有效限制，使法官在评定证据时，本着职业道德，独立地运用逻辑推理和目前生活经验进行裁判。但这仍不足以避免自由裁量权扩大与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必须给予进一步完善：第一，提高法官素质，推进审判长选任，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以一套公开、透明、科学的方法，将道德素质高，专业修养深，审判经验丰富，工作实绩突出的法官选任为审判长，赋予其较大审判权，同时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提高法官使命感、责任感，为法官迅速审查、准确判断证据提供重要保障。第二，进一步推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改革。保持法官在诉讼中相对消极地位，实现中立，以普通、善意态度判断证据证明标准，使法官形成合理、正当的心证。第三，加强裁判文书的改革力度，应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详尽展示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建立裁判文书的公开制度，以及公众知悉案件审判结果及法官心证形成过程，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
二是区分“本证”与“反证”的证明标准，以解决不同案件存在不同证明标准的问题。对待证事实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所进行的证明称为本证。对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否认经本证证明的待证事实存在而提供证据所进行的证明是反证。对于本证，必须使法官形成较强心证，确信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才可认定事实存在，本证适用于高度盖然性标准。反证只需使法官对待证事实产生的心证发生动摇即可，反证参照高度盖然性标准，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区分“本证”“反证”证明标准，解决了在特殊侵权案件与普通案件中原告方存在不同证明标准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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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挖掘概念及技术
数据挖掘就是又译为资料探勘、数据采矿。它是数据库知识发现（英语：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s，简称：KDD）中的一个步骤。数据挖掘一般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着特殊关系性（属于Associationrulelearning）的信息的过程。数据挖掘通常与计算机科学有关，并通过统计、在线分析处理、情报检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依靠过去的经验法则）和模式识别等诸多方法来实现上述目标。其实实质是一种透过数理模式来分析企业内储存的大量资料，以找出不同的客户或市场划分，分析出消费者喜好和行为的方法。其方法如下：
（一）人工神经网络：数据挖掘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技术，神经网络的数据挖掘方法就是通过模仿人的神经系统来反复训练学习数据集，从待分析的数据中发现用于预测和分类的模式。神经元网络适用于结果比可理解性更重要的分类和预测的复杂情况，可用于聚类、关联、演变分析和离散点分析。
（二）决策树归纳算法：从关系数据库中提取关联规则是主要的数据挖掘方法之一，挖掘关联是通过搜索系统中的所有事物，并从中找到出现条件概率较高的模式，适合于探测式知识的发现，广泛用于医学、制造和生产、金融分析、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
（三）遗传算法：分类和预测是数据分析的两种重要形式，可以用于提取描述重要数据类的模型或预测未来的数据趋势。主要方法包括：决策树，判定树、贝叶斯法、BP神经网络算法、遗传算法、粗糙集、模糊集等。预测方法有经典的统计方法、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
（四）近邻算法。是对差异和极端特例的描述，揭示事物偏离常规的异常现象，如标准类外的特例、数据聚类外的离群值等。所有这方面知识都可以在不同的概念层次上被发现，并随着概念层次的提升，从微观到宏观，以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层次决策的需要。
（五）规则推导：属于无指导学习。对象应该根据最大化类的相似性、最小化类的相似性的原则进行聚类或分组。
（六）复杂类型的数据挖掘：是数据挖掘技术的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极大提升了CRM数据分析能力的深度和广度，主要包括：多媒体数据挖掘、文本挖掘和web挖掘等。
二、数据挖掘的实施
数据挖掘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它可以应用于决策支持系统，也可以应用于数据库管理系统，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实施，以下谈论数据挖掘步骤如下：
（一）理解数据和数据的来源（understanding）。
（二）获取相关知识与技术（acquisition）。
（三）整合与检查数据（integrationandchecking）。
（四）去除错误或不一致的数据（datacleaning）。
（五）建立模型和假设（modelandhypothesisdevelopment）。
（六）实际数据挖掘工作（datamining）。
（七）测试和验证挖掘结果（testingandverification）。
（八）解释和应用（interpretationanduse）。
由上述步骤可看出，数据挖掘牵涉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规划工作，事实上许多专家都认为整套数据挖掘的过程中，有80%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其中包括数据的净化、数据格式转换、变量整合，以及数据表的链接。可见，在进行数据挖掘技术的分析之前，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完成。
三、数据挖掘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数据挖掘所有处理的问题就是在庞大的数据库中找出有价值的隐藏事件，并且加以分析，获取有意义的消息，归纳出有用的结构，作为企业决策的依据。在零售业中商家从顾客购买商品发现一定的关系，提供打折购物卷等；保险金融行业利用数据挖掘可以辨别出欺诈行为；在企业中，半导体生产和测试过程差生大量数据，可以分析提高产品质量；可以电子商务网站进行分析，识别用户的行为模式，优化网站，提供个性化服务。当前引用最广的领域包括：数据库营销、交叉分析的市场分析行为，客户流失性分析、客户信用记分、欺诈发现、客户群体区分。
目前面临的问题：（1）数据挖掘的基本问题是数据的数量和维数，数据结构非常复杂。（2）面对庞大的数据，现有的统计方法等都遇到了问题。（3）面对海量数据，对数据变化的情况汇总分析做出考量和评价。（4）对于各种不同的模型应用，其应用效果进行有效的评价。（5）如何对互联网等非标准数据进行分析。（6）数据挖掘过程中必须保证涉及到了数据安全性和隐私性，加强防护措施。（7）数据挖掘结果必须和专业知识结合。
四、数据挖掘未来发展的前景
数据挖掘基于关系模式、DBMS系统、SQL查询等语言的方法理论为基础，涉及多学科技术的集成，包括数据库和数据仓库技术、统计学高性能计算、模式识别、神经网络、、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信息检索、图像与信号处理以及空间或时间数据分析。有专门用于知识发现的数据挖掘语言；寻求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方法；在英特网上建立数据挖掘服务器并与数据库服务器配合，实现数据挖掘；加强对非结构化的数据挖掘如文本、图形视屏、图像、声音乃至于多媒体数据挖掘技术。交互发现、提供交互、个性化服务；能够自动完成知识的维护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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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2P网贷平台的风险评估指标选取原则
在对复杂事务进行综合性研究时，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应做到不遗不漏，做到科学全面。P2P网贷平台的的风险具有突发性和未知性，平台借款业务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公开不透明的特点，平台对海量业务的审查涉及到工作人员的主观因素也就难免会出现纰漏。同时评判一个平台的综合运营情况，考虑的不仅仅是目前的各项成交指标，也要考虑到平台的未来前景。所以在P2P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价中，要将运营数据和平台品牌实力、风险承受能力、透明度等多方面结合，采取统一的度量方法，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用同一规则标准化。因而在建立P2P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价指标时应做到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性
科学性的原则是所有研究中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建立P2P网贷平台的综合指标时，应做到科学分类，将同类的指标放在同一风险层次加以量化，而要避免指标分类与现实不符的情况。对不同量级的定性稻莸拇理更要注重科学性，保证在数据转换之间失去原有的价值。
（二）全面性
P2P网贷平台的业务逻辑虽然简单，但处理的过程却是十分复杂。从平台对贷款人的审查，对不同贷款期限的组合，对投资者的引导，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所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从宏观方面着眼，从细微出下手，做到全面把握整个流程。
（三）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合
在构建P2P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价指标中，大量的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互交错，应该采用统计学上的方法为二者建立同一度量方法，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实现无偏差的结合，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的综合性。
二、P2P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P2P网贷平台的综合评估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决策问题。在众多维度中，部分指标有具体的属性值，但同一层次级别的不同属性的数值往往会出现巨大的数量级别之差；部分指标需要靠具体浏览各大网贷平台的按是否符合要求设置“0”和“1”的聋哑量再通过评分方法进行打分。对于不同量级的定量指标，为了避免数量差别太大的问题，统一按去自然对数进行表准化处理。
本文先从大层次的风综合评价角度出发构建一级指标，因为部分以及指标可以继续细分，因而需要继续构建二级指标，两个层次的指标评分加总即为每个P2P网贷平台的。二级指标的构建依据各大P2P网贷平台的实际调研以及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指标体系的构建最终确定为5个一级指标：杠杆率、成交量、人气、收益、分散度，9个二级指标：成交量、时间加权成交、投资人数、借款人数、平均利率、风险收益比、人均投资、人均借款、借款集中度。
第一步对综合评价的总目标进行分解，形成一级指标（层次分析法的准则层）和二级指标（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指标），最终构造层次模型；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是指需要对同一层次的指标进行两两的重要性判定，通过比较确定相对的重要性程度的得分值，并填入到矩阵中形成判断矩阵；
第三步，检验所得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并一致性进行调整；
第四步，构建平台指标数据。
三、P2P网贷平台的风险防范建议
（一）加强风险分散化机制
P2P网贷的风险分散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P2P网贷平台应教育投资者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限制采取分散化投资，对借款人进行金额限制以及标的拆分；二是P2P网贷平台在借款人身上做到一定的资产组合降低集中度，例如借款人在行业上、地域上，业务关联度上的集中的。这些因素需要对信贷进行组合化管理。
（二）建立网上监管平台
建立P2P网上监管平台，对P2P网贷平台的相关指标进行披露，检测平台的风险同时促进行业的联网合作，提供央行征信系统的对接，实现征信共享、黑名单联网公示等。网上监管平台将会在P2P网贷的资金安全和信息披露上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监督各平台控制系统风险，监督各平台的业务范围，利率水平，对不合规平台进行警高曝光监督等。
参考文献
[1]Michels，J.Do Unverifiable Disclosures Matter？Evidence from Peer-to-Peer Lend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2，87（4）.
篇6
概要
提高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效率并改用低碳的能源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减少其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些措施也可以直接减少许多由气候变化以外因素所引起的但是有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可能性。协同效益指除主要政策目标以外，由该政策方案带来的其他正面影响。进行政策分析时，要对政策方案的实施成本以及实施后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预测和比较分析。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方案之所以会面临政治阻力，原因之一是很难对政策方案能带来的益处进行量化。一方面，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带来的好处往往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的、以及不确定的。由于实施成本高，能源价格补贴往往减损能效政策可能带来的成本效益。另一方面，实施这些政策方案除可直接改善空气污染情况，其产生的协同效益（如健康状况获得的改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基础设施损坏情况的减少、当地的生态系统获得改善），通常是短期的、当地可以直接受惠的。其效果相比于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带来的好处，确定性要高，成本效益通常也高于节能本身的成本效益。所以，如果提高能效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能够纳入协同效益概念，这些政策的公众接受度可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方案能否尽早被接受 尤其重要。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如不考虑协同效益，可能因为固守在次优的技术与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成本反而更高。
提高能效和燃料转换效率是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一部分。过去二十年，很多研究显示这两方面带来气候变化以外的好处，多半介于这些政策方案实施成本的30%到超过100%。国际上，政策制定者对于分析能效政策和燃料转换效率政策同时纳入对温室气体和非温室气体两方面影响的探讨愈来愈感兴趣。欧盟、美国与日本已开发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方法。
1 协同效益定量方法的一般步骤
本报告使用定量方法计算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效益时，采取四个步骤：（1）计算政策的基本情景与其他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彼此在排放量上的差异。（2）使用空气污染扩散模型或以简化的方式对污染物浓度进行描述和比较。（3）对每个情景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和相互比较（例如使用人口经过调整的C-R方程，找出对健康的影响）。（4）计算这些影响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与其它政策方案情景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从而预估由特定的污染物造成的成本。
2 协同效益的模型、指南和应用研究
通常，协同效益的定量工作可分为三类：（1）协同效益模型；（2）事前的政策评估方法；（3）由学者建立的框架，意在改善这方面的研究，并将协同效益应用到更多的地区和政策方案上。 表ES-1将协同效益定量方面的几个重点模型、指南和框架做了摘要。
3 降低不确定性和简化方法
协同效益的理论和研究仍在发展中，即使是最先进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用于预测能耗与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情况的模型在开发时就包含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能源需求量的增长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对这两方面进行的预测，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并不是十分精确的。数据的有效性是引起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将流行病学中的数据，应用到数据采集地点以外的地区。但是，政策制定者经常面临不确定性，即便协同效益研究也含有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进一步发展与使用协同效益分析方法的阻力。敏感性分析可以作为探讨不确定性来源的重点战略，我们建议所有的协同效益研究都应该包括敏感性分析。
此外，用于简化协同效益分析的几种方法已证明对发展中国家有助益。 根据事前确定的评分标准进行的定性影响评估，可作为评估潜在协同效益的第一步，从而研究人员可以确定问题的优先顺序，然后决定要使用何种定量方法。简化定量工作，可使用简化的线性方程和指标如吸入因子来替代大气扩散模型。但使用时要注意，因为会大幅降低输出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限缩研究范围有几种做法，例如限制协同效益分析只能用在优先考虑地区（如重点都会区）；在大范围的地区使用解析度较高的模型以找出平均的影响幅度；只研究重点污染物如十微米悬浮微粒物质（PM10） 和二点五微米悬浮微粒物质（PM2.5）；对人口结构的描述不必过于详尽、缩小调研的人口类型和人口数（例如只调研成人，并视这些人具有同质性）；以及面对交通运输等复杂的行业部门时，则要根据经验法则。要简化分析方法，也可从影响层面的检验数量下手。尝试对生态系统造成的高度不确定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成本效益，协同效益分析可以仅专注于流行病学上已知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部分。一个建议的做法是：开发一套与当地相关、涵盖所有流行病相关数据的数据库，某些领域已有针对地方所开发的模型。这类模型仅专注于优先重点行业部门与技术并考量经验法则、缺省值以及适用于当地的经济效益标准。不过，经验较丰富的国家在推广国际最佳实践模型软件工具包，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GAINS）时，收获通常比较多。再者，制定一本全国适用的指南 （参见美国和日本近几年的做法），将有助于将协同效益研究纳入国家政策方案的做法标准化和将输出结果标准化，从而利于不同研究间的相互比较。
最后，由于针对影响程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采用简化方法的争议很多，在应用到不同对象时，研究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对健康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的最新方法，如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和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有望消除关于成本效益方面的争议，并建立一套统一的、具全球可比性的影响评估方法。一些简易的协同效益计算方法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帮助作用，不过，在采用大多数的简易方法前，必须先投入大量心力进行标准化，从而确保使用简化方法但不会导致研究结果的错误或者相互矛盾的问题出现。
表ES-1协同效益定量方面的几个重点模型、指南和框架摘要
模型、指南或研究 类别 模拟空气污染物 建模步骤
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
（英文简称GAINS） 模型 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氨 （NH3）、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总悬浮颗粒 （TSPs）、粒子状物质 （PM10和 PM2.5）、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六氟化硫（SF6）、烃（HFCs）和 全氟化碳（PFCs）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对空气污染排放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从中选择多个污染控制技术、节能措施、燃料转换措施，模型可据以预测排放水平；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进行排放水平预测，用以找出新的浓度；
对多方面的影响进行建模：包括通过曝露于细颗粒和地面臭氧方法，从而减少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通过注入大量酸化和营养素丰富的化合物，从而减缓对植被的破坏；京都议定书考虑减少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人类健康损害的计算基础是减损的寿命、统计学上减损的寿命与每年死于非命的人数。
改善空气质量的简易互动模型
（英文简称SIM-Air） 模型 PM10、PM2.5、NOx、SO2、VOCs、CO2. 1. 使用者自己可对推升排放量的活动，进行预测；
2. 一个由下至上的模型，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节能技术和措施、不同的燃料、改变排放源的地点；
3. 使用者可将排放数值输入外部污染物扩散模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4. 可计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超过空气污染限度的程度；可计算健康影响的经济效益。
综合全球系统模型
（英文简称IGSM） 模型 CO、VOCs、 NOx、 SO2、NH3、炭黑和有机碳、CO2、CH4、 N2O、SF6、 HFCs、PFCs.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对空气污染排放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种类的燃料、节能技术和措施、污染控制技术、能效以外的技术、调整家庭活动和技术、选择碳封存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技术，从而预测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使用大气扩散和海洋系统模型，进行排放水平预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对环境质量改善进行建模，并模拟改善后对主要生产力的影响，但未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进行建模。
美国环保署综合环境战略计划
（英文简称IES） 事前评估指南 CO2、PM10、PM2.5、臭氧、SO2、 CO、NOx、铅 使用多种井然有序的方法，对排放量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的技术和措施，多半是应用于交通运输部门的空气污染控制技术或活动；
使用空气扩散模型或更简化的方法；
根据当地或其他地区的有关于影响方面的数据，计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可用于计算成本效益。
日本气候变化项目协同效益定性评估方法手册 事前评估指南 SOx，、NOx、烟尘、粉尘、CO2.
使用者评估影响时，可选择要使用定性或定量方法；
使用者进行定量分析时，可选择不同的技术和活动，并依据数据输入要求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 ；
模型提供空气、水和废弃物污染方面措施的输出值，但不对影响评估使用扩散模型或定量分析。
黄金标准程序模型 事前评估指南 NOx、 SOx、 铅、一氧化碳、 O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汞（Hg）、氯氟烃 （CFCs）、卤素、可吸入的悬浮颗粒物（RSPM）、NH3、PM10、挥发性有机物、 TSP、灰尘、异味
符合技术和活动（可再生能源、能效或对废弃物的处理）相关规定的CDM 项目开发人员，可在黄金标准程序模型项目注册内设立一个项目账户；
项目规划人员与当地社区合作，根据多项评估影响程度的标准，确立社区欲达成的目标；
申设项目账户一旦获准，项目开发人员可根据项目指南，设立基准线并规划如何对影响程度进行计算；
项目开发人员针对各项标准，建立监测系统；项目获得当地社区或第三方审计人员核准后，该项目会收到由注册区寄出的证书。
让交通运输协同效益方法成为主流：交通运输政策评估指南 事前评估指南 NOx、PM、 CO、CO2 使用者会看到多个由下至上的建模方程，这些方程可计算实施交通运输相关技术、更换燃料种类和方法（如状态切换措施）后所产伤的协同效益；
在入选措施的执行力度上，将取自经验或来自使用者的数据，套入方程中，从而预估排放量或调整的活动内容；
使用者可使用简易的定量公式，对影响程度进行评估。
气候成本项目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SO2、 NOx、VOCs、 NH3、PM2.5 使用由上至下的” 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对推升排放量的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不同的节能技术、换用不同的燃料、使用传统的污染控制技术等技术措施，要符合既有的节能规定以及控制非温室气体污染的相关规定；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
计算对人类健康、实体基础建设与主要农业生产力等方面的影响，并计算经济效益。
欧洲环保署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在空气质量方面的协同效益之分析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NOx、 SO2、PM10、PM2.5、CO2、CH4、N2O、SF6、HFCs、PFCs、NH3、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用于预测推升排放量原因；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上限、用尽所有可用的技术、持续使用空气污染控制技术等条件，预测排放量的变化；
使用空气污染扩散模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每个情景涵盖的影响层面包括：人类健康、植被受损面积、由于酸化受损的森林面积、由于水体富营养化受损的土地面积。有关于人类健康影响方面的经济效益计算。
ExternE 项目模型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SO2、NOx、PM10、PM2.5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H3、 特定重金属、 CO2、 CH4、 N2O、SF6、 HFCs、PFCs 能耗需求数据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湾门委员会”（IPCC）的估测值；
使用者可根据换用不同燃料，选择能够符合用能需求的燃料组合；
使用大气、土壤、水污染扩散模型；
就健康、农业生产量、造林进度、地球暖化与其他危害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健康、农业、实体基础设施成本、气候变化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方面造成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看不见的能源成本 学术框架 SO2、NOx、PM2.5、PM10 根据现有的用能需求，对四个行业部门的发电做法，进行建模，并对建模结果互为比较；
根据使用的燃料组合，计算工厂的用能和排放量；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分析排放量；
对人类健康、谷物与木材的收成情况、建筑材料、休闲、能见度、生态系统服务与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
中国模型内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协同效益 学术框架 PM、 SO2、NOx、CO2 根据发电成本，使用混合模型对用能需求与用能需求趋势，进行预测；
由于本模型对价格做出约束，所以可以根据选用的技术，预测排放量；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估算排放量；
使用吸入因子找出健康受损程度并从成本效益角度进行分析。
美国电力行业减碳政策使用Future模型进行协同效益评估的相关资源 学术框架 NOx、SO2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用于找出电力需求量；
更换燃料种类造成排放量的变化；根据对碳价格的预期和必须符合污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高效发电技术的执行情况；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找出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进行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其他影响包括减少使用传统污染控制技术的成本。
篇7
吴秋琳读者：
很多人对免疫力一知半解，主要存在以下四个误区：
误区1：免疫力越强越好。免疫力就像血压和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太高也是病，对人体有害。免疫反应太强烈，破坏力太大，人容易患上红斑狼疮、类风湿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好的免疫力是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要有好的自我调节能力。
误区2：免疫力就是抵抗力。抵抗力包括免疫力、排异能力、修复能力（愈合和再生能力）等众多能力，免疫力只是其中的一种。简言之，抵抗力范畴更大。药店推销员“增强免疫力就能提高抵抗力”的说法不正确。
误区3：老人及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不必服药，因为药物对免疫系统的干扰最大，特别要反对随意服用激素类药物和滥用免疫球蛋白。对于一些声称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保健品，因为没有衡量标准，更不必服用。
误区4：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需要特别保护。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对成长十分不利，因为免疫力需要不断刺激和锻炼才能提高战斗力。
通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系统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只有当孩子反复出现感冒、肺炎或腹泻，成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皮疹、发热长期不退、关节肿痛等症状时，才需要去医院检查。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孩子不必过于干净。免疫系统会对传染病原形成免疫记忆，如果下次遇上相同的病菌，可以很快将其消灭。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太干净，会减少感染产生抗体的机会，抵抗力反而减弱。
第二，警惕情绪的影响。中青年人的免疫系统虽然强大，却容易受不良情绪和压力的干扰。保持乐观的情绪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压力则会对免疫系统产生抑制作用，使人体受到感冒或其他疾病的侵袭。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应从最基本的睡眠、饮食做起。良好的睡眠可使体内白血球增多、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
第三，均衡补充各种营养。对老年人而言，吃一些增强抵抗力的保健品不如均衡补充各种营养，因为营养是免疫力的基础。每天吃一个鸡蛋，饮用250毫升牛奶，可以保证优质蛋白质的供应，增加动物性食品和豆制品的摄入。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和水果，其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第四，运动能增强免疫力。适当的运动对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延缓机体组织的老化和免疫系统功能衰减的进程都有好处。
医生 刘智艺
假期
如何预防胃病复发？
我有胃溃疡的老毛病，久治不愈，每到春节假期就发作，非常苦恼。请问，在聚餐较多的春节，要预防胃病发作，我该注意些什么？
读者 侯海涛
侯海涛读者：
在中秋节、春节等节假日期间预防胃病发作，建议你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细节。
第一，饮食规律化。饮食应该定时定量，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食用过酸、过辣等刺激性食物及生冷不易消化的食物。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使食物充分与唾液混合，有利于消化和减少对胃部的刺激。若已经患上胃病，在饮食上更应该注意。尽量做到定时进餐，每日可定时进食5～6次，进食量少，能减轻胃的负担，避免胃部过度扩张；进餐次数多，可使胃中经常存有少量食物，以中和胃内过多的胃酸。病重的患者最好食用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的松软食品，如面条、米粥、牛奶等。如果有条件，还可多吃点蜂蜜，因为蜂蜜有抑制胃酸分泌、促进溃疡愈合的功能。
第二，少吃对胃有刺激性的药物。长期服用对胃黏膜有刺激作用的药物，如红霉素、强的松等，易造成胃黏膜损伤而出现炎症或溃疡。烟草中的有害成分能促使胃酸分泌，对胃黏膜产生有害的刺激作用，过量吸烟会引起胆汁返流。过量饮酒或长期饮用烈性酒会使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糜烂，慢性胃炎发生率明显增高。所以，建议你戒烟戒酒。
第三，积极治疗口咽部感染灶。除治疗外，日常注意勿将痰液、鼻涕等带菌分泌物吞咽入胃导致慢性胃炎。
第四，保持精神愉快。胃是否健康与精神因素有很大关系。过度的精神刺激，如长期紧张、恐惧、悲伤、忧郁等都会引起大脑皮层的功能失调，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和胃壁血管痉挛性收缩，进而诱发胃炎、胃溃疡。
第五，遵医嘱服药。目前治疗胃病尚无特效药，胃病患者要遵医嘱定时定量服药。如果症状好转，也不可擅自停药，最好复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或停药。
医生 罗军民
什么情况下
再有两周我就要分娩了，医生建议我选择剖腹产，理由是“胎儿情况不理想”。这样模糊的说法让我不能接受。请问，什么情况下需要选择剖腹产？
读者 王彩霞
王彩霞读者：
剖腹分娩即经腹部切开子宫取出胎儿。当胎儿或产妇出现以下14种危急情况时，医生会建议产妇选择剖腹分娩：
1.胎儿窘迫。胎儿由于缺乏氧气而处于危险状态，有可能胎死腹中。倘若胎儿心跳少于120次/min，则属于十分危急状况，必须剖腹分娩。
2.胎儿过大。胎儿体积过大无法经由骨盆腔生产，必须剖腹分娩。糖尿病母亲多会有胎儿过大的分娩障碍。
3.产妇骨盆过小。有些身材过于矮小的产妇，因骨盆过小没有足够空间让胎儿经由骨盆腔生产，只能剖腹分娩。
4.胎位不正。最安全的自然分娩胎位是胎儿头先露出来，称为头先露产式，不正确的胎位包括臀先露产式、面先露产式、枕横位等。
5.产妇患有轻度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有高血压、蛋白尿、水肿综合征的产妇，胎儿无法从胎盘获得足够的营养与氧气，也不能承受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压力，必须选择剖腹分娩。
6.自然生产无法继续进行。因产妇子宫收缩程度过小，子宫颈扩张不足，胎儿无法产出，只能选择剖腹分娩。
7.胎儿未成熟。未成熟的胎儿会较虚弱，通常孕期小于36周，胎儿体重小于5磅（2.3千克），不能承受自然分娩的压力，必须选择剖腹分娩。
8.胎儿体积不达标。胎盘不健全使胎儿营养及氧气供应量不足，结果导致胎儿虚弱，体积达不到实际月份应有标准。
9.前置胎盘。如果胎盘附着在子宫的部位过低，会导致出血以及阻挡胎儿出生通道，必须选择剖腹分娩。
10.胎盘剥离。通常情况下，胎盘剥离是由产妇高血压或创伤所引起的，会导致阴道出血，属十分紧急情况，必须选择剖腹分娩。
11.卵巢囊肿。产妇的卵巢患有囊肿，阻碍胎儿的出生，需要剖腹分娩。
12.子宫肌瘤。产妇子宫患有肌瘤，阻碍胎儿出生，需要剖腹分娩。
13.产妇有病症。如果产妇患有糖尿病、肾脏病等，正常分娩对母体和胎儿都会形成压力，多选择剖腹分娩。
14.产妇曾经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以前曾接受剖腹分娩的产妇，子宫较易受伤，选择剖腹分娩可降低子宫破裂的风险。
遇到以上14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医生通常建议，甚至替产妇决定施行剖腹分娩，以保护产妇和胎儿的生命。
医生 万琳
跑步
会导致关节炎吗？
我听到一种说法：人在跑步时，膝盖承受的重量可达体重的8倍，所以长时间或长距离跑步会对关节造成严重损伤；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常跑步锻炼的人容易患上关节炎。请问，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读者 韩湘珺
韩湘珺读者：
跑步不但不会导致关节炎，相反，跑步能预防人衰老后出现各种关节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对1000个成人进行了21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跑步者和非跑步者的膝盖健康程度没什么区别。医学教授詹姆士·福莱德说：“事实上，功能良好的关节能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关节软骨中没有供血的动脉，它依靠运动产生抽吸作用而获得氧气和营养。运动对于维护软骨健康至关重要。”另一项针对1279位老人的长达9年的研究也表明，爱运动与不爱运动的人患关节炎的风险相同；经常运动的人，膝盖软骨更厚实、健壮。
基因和肥胖，特别是肥胖，才是导致关节炎的真正元凶。研究显示，肥胖者患关节炎的风险比非肥胖者高4倍。运动医学的研究显示，单纯的跑步对膝关节的损伤并不大。从生物进化理论的角度来看，膝关节足以完成它的终身使命，之所以会出现损伤，主要是因为现代人体重普遍超标，让膝关节承受的压力过大，再加上跑步姿势、关节退行性病变等各种原因，使其受损后难以恢复，才有了“跑步损伤膝关节”的说法，其实这是所有因素加起来导致的结果。所以，建议肥胖、关节有退行性病变的老年人不要单纯用跑步的方法来运动，可以跟游泳等其他运动方式相结合。
加强腿部力量练习也很重要。小腿肚（腓肠肌）肌肉力量越强的人，越不容易发生运动损伤。每天做高抬腿12次就足以增强腓肠肌的耐力。另外，跑步要坚持，尤其到了冬季更不能松懈，突然运动和突然停止运动都容易伤害关节。
医生 师昊君
冬季怎样治疗痛经？
我经期不规律，每到冬天痛经就特别严重。医生诊断我患的是“宫寒”。请问，宫寒是怎么引起的？冬天怎样治疗痛经？
读者 仲晓晴
仲晓晴读者：
天气变冷，不少女性就会出现痛经，或原有痛经更严重的情况，一般是由于女性体质虚寒，或不良生活习惯使喜温的子宫受凉所致。比如，一些女性冬天还穿短裙，容易受寒着凉，导致子宫和下腹部血液循环不畅、子宫肌痉挛。
中医称痛经为“经行腹痛”。痛经有虚实之分，临床可分气滞血瘀、寒湿凝滞、气血虚弱、湿热下注四个症型，治疗方法有所不同。
第一，气滞血瘀型。症状是：经前一二天或月经期内小腹胀痛，拒按，或伴胸肋胀；或经量少，或经行不畅，经色紫暗有块，血块排出后痛减，经净疼痛消失；舌紫暗或有瘀点，脉弦滑。治疗思路是理气、化瘀止痛。
第二，寒湿凝滞型。症状是：经前数日或经期内小腹冷痛，得热痛减，按之痛甚；经量少，经色暗黑有块；或畏冷身疼，舌苔白腻，脉沉紧。治疗思路是温经、散寒除湿、化瘀止痛。
第三，气血虚弱型。症状是：经后一两天或经期内小腹隐隐作痛，或小腹及空坠，喜揉按；经量少，色淡质薄；或神疲乏力，或面色无华，或纳少便溏；舌淡，脉细弱。治疗思路是益气、补血止痛。
第四，湿热下注型。症状是：经前小腹疼痛，拒按，有灼热感，或伴腰骶疼痛；平时小腹时痛，经来疼痛加剧；低热起伏；经色暗红，质稠有块，带下黄稠；小便短黄；舌红，苔黄而腻，脉弦数或濡数。治疗思路是清热除湿、化瘀止痛。
冬季一般寒湿凝滞型痛经较多见，因此在寒冷的天气里，女性一定要注意经期保暖，保持身体暖和可加速血液循环，松弛肌肉，尤其是易痉挛及充血的盆腔部位。只要注意下半身保暖，女性可以避免许多妇科疾病。
医生 马明云
中医穴位按摩
能治疗性冷淡吗？
我今年32岁，婚龄6年。我感觉自己性冷淡，却羞于看医生。听说中医穴位按摩能治疗性冷淡，您能告诉我按摩的手法吗？
读者 云菲菲
云菲菲读者：
性冷淡的基本症状是对性刺激反应比较迟钝，不主动要求性生活，甚至可能对伴侣的性要求感到排斥。中医穴位按摩对治疗性冷淡有一定功效，手法有以下四种：
第一，性敏感部位按摩。性敏感部位是指能够激起与性兴奋的体表部位或穴位。女性的敏感部位有耳朵、颈部、、腋下、、等，穴位有会阴、会阳、京门等穴。按摩性敏感部位时要缓慢轻柔，感觉舒坦惬意为佳，可用指尖、掌面按压，以柔济刚，达到激发起的效果。每天按摩一次即可。
第二，腰部按摩。直立，两足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拇指紧按同侧肾俞穴，小幅度快速旋转腰部，并向左右弯腰，同时双手掌从上向下往返摩擦，约2～3分钟，每天2～3次。
第三，神阙按摩。仰卧，两腿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掌按在神阙穴上，左右各旋转200次，以自感深部微热为度，每天2～3次。
第四，导引体操。两腿伸直坐好，自然放开，两手放在身后着地支撑身体，向外开足尖，同时于吸气时反弯上体，即躯干、头部后仰；接着足尖扭入内侧，同时于呼气中向前弯曲，但双手不能离地。这样前屈、后仰3～4次。
以上按摩疗法，可以交替进行，但不可操之过急，应持之以恒，只要坚持1～2个月，性冷淡完全有治愈的可能。
医生 陈文静
肾虚
有哪些日常表现？
我今年34岁，在机关办公室工作，作息不正常，精神压力比较大。前段时间参加单位的例行体检，医生说我有肾虚迹象，日常生活中要留意观察。请问，肾虚有哪些日常表现？
读者 马冬
马冬读者：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精神易紧张，肾虚逐渐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白领的健康杀手。肾虚的人容易出现腰酸背痛、神疲乏力、心烦易怒等症状。判断是否肾虚，有三个小妙招。
1.注意健忘程度。如果领导问起让你办的事情进展如何，你说“我忘了”，一次、两次可以，但是如果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仅是件丢脸的事了。健忘程度是判断是否肾虚的重要标准。如今，因肾虚引起的健忘现象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不要以为健忘只是个老年病，它应该引起所有年龄段的人注意。
篇8
1、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国际商业理论认为，国际化的战略决策完全是理性的，所以研究者经常忽略投资决策研究，过往的研究都主要关注决策转变的理性及可衡量的贡献方面，而忽略了高管团队(TMT) 作为决策制定者的作用，但恰恰此类研究能够解释外商投资如何做决策。海外扩张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一部分特定的决策制定者们的协商结果。然而，过往的研究主要都关注决策转变的理性及可衡量的贡献方面，而忽略了高管团队(TMT) 作为决策制定者的作用。当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市场准入模式决策的实证研究被无数预测变量(例如公司、行业和国家特点)验证后，研究的侧重点就开始偏离个人和团队对决策的贡献了。
国际化视角的高管团队被认为能够积极应对多元的文化、制度和竞争环境，比起只具有本土视角的高管团队来说，决策的质量更高。
跨国经验和国籍多样性有可能影响国际化决策，因为他们的经验会带来不同的参数选择和决策结果。特别的，跨国业务经验给决策流程带来了诸如国际化市场的知识、技能、非正式工作组等好处，但是，这些经验都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另一方面，国籍多样性影响的是决策者本身的价值观和认知。国籍就像观察东西的透视镜：认知、收集、解释和利用信息，由此来给战略决策提供基础。在高管团队中，由于国籍的不同导致的认知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对战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
2、已有文献综述
2.1 国外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
国际贸易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司如何进行海外扩张，诸多理论都已经用于解释海外扩张模式时不同的决策方法，其中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理论应用的最多。这些理论多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理性决策与成本最小化和风险调整后的投资回报率的关系。
各方的争论焦点在于解释为什么合作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相对于全面控制模式有相对较小的风险。合作型，股权在各方分享，这样，每一方承担的风险就较小。全面控制式市场准入带来高回报的同时，必定来带高风险。
近年来，作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延伸，制度理论被广泛应用到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中。根据这一理论，环境不确定性是国外市场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制度和文化背景变量决定着这种不确定性，并与传统的交易成本变量共同解释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文化的差距可能影响目标市场的管理成本和不确定性的评估。文化差距越大，国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感知性最高。
全面控制式的海外扩张模式更易于受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进入风险的影响，因为它不是很灵活且需要更高的不可逆的投资。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母公司会选择减少控制权的治理方式，而不是全面控制模式，为的就是控制风险承担。同时，本国和目标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产生的风险容忍度和成本控制的差异，也可能通过共享产权而缓和。
2.2 管理特点和行为管理战略决策
之前的海外扩张模式研究都以理性决策模型为基础，对管理特点关注较少。于此相反，组织行为学理论意识到有限理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决策制定者。
高管团队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是在高不确定下制定战略决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经常是模糊的刺激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刺激因素都不能带来清晰的理想的决策；高管团队面临来自组织内外部太多的信息量，以至于这些信息不能被他们完全的理解和吸收。研究已经表明人类试图通过启发法(“经验法则”)减少认知努力和改变认知结构来整合各种信息做出某个决策。尤其是，高管团队应用他们已有的认知模式有效的组织和加工信息，简化决策流程这样，决策制定者能够在未检查所有已知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相对准确的决策。
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可观察到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能够推断心理认知基础和价值观，而心理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可以看作战略决策的有力预测因素。四个高管团队的特征已经可以拿来影响战略决策: 高管的任期，任职经验，正式教育背景和跨国经验[1]。一些研究报告系统的说明了高管团队任职经验和组织战略的关系，例如，与组织的运营国际化倾向或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有关。处于同样的原因，高管团队的跨国经验已经和组织在国际市场上有效的运作联系在一起。
2.3 民族文化和战略决策
一个重要决定高管战略方向和喜好的因素却经常被忽略的是国籍。跨文化心理学认为，原始的国籍影响潜在的定位、价值观和认知[2]。 这些由国际产生的素质，反过来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和如何被一个集团接受[3]。许多文化的思维、感情、行为都是在儿童时代习得的，因为那时候容易受到学习和同化的影响。这种模式深深的植根在心理，一旦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建立起来，在后续的一系列经历中很难再去改变 。
很少有研究民族文化和高管团队战略倾向的关系。Geletkanycz证明文化价值观显著的影响高管的组织现状变革的开放性[4]。类似的Hambrick et al认为跨国经验的习得和接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克服国籍带来的差异，但是国籍带来的差异很难改变[5]。出于同样的原因，饱经风霜的高管们因国籍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在我们已有的数据中要比年龄，教育背景等变异多得多。因此，由于国籍不同带来的价值观不同强烈影响者高管团队对战略行动的偏好。所以，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影响者市场国际化的进入和运营。
3、研究模型与假设
3.1 跨国经验和海外扩张
海外扩张决策的交易成本非常不确定且风险高。扩张所需要的信息，由于“经验的鸿沟”很难到本土和目标国家传递和解释。结果，海外扩张决策很可能受到决策制定者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
先前的经验告诉我们，高管团队国际业务经验水平帮助减少国际扩张的不确定性。例如，跨国经验帮助增加跨国市场机会的识别意识。所以，跨国经验可以作为文化知识的，这种知识是成功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必要条件。
高管团队中已经积累外国文化和国际业务经验的成员能够更好的应对国际运作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通常会比没有此背景的成员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更小。
高层梯队理论强调团队层次的经历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跨国经验更能够影响跨国战略决策，当高管团队成员都有类似经历。如果团队中成员拥有完整的国际业务经验，他们可能分享相同的海外扩张模式的偏好。总的来说，这些论点都表明，TMT拥有国际经验更可能选择全面控制而非合作控制模式当国外扩张时:
假设1 ：TMT 跨国经验与尤其是全面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正相关。
假设2：TMT 跨国经验与尤其是全面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负相关。
3.2 国籍多样性和海外扩张
在团队架构设置，战略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和认知模式，当他们识别问题时，能够从各个方面的看待问题。当给到他们不同模式去选择，他们会选择不同的战略并期待不同的结果。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对于不同战略决策的争论和主导。高层梯队的认知的多样性经常与冲突和意见不一致有关。当我们发现高层梯队情感冲突会负面形象决策质量，认知冲被认为能正面影响战略决策[6]。
在国际决策过程中，不同的观点和富有意义的争论大多因为高管团队，他们的国籍的不同能够帮助产生和精炼选择。例如，Watson, Kumar, and Michaelsen发现文化群体的不同会比统一的文化群体在观点和选择上表现的更有价值。高管团队拥有不同的国籍背景更有可能参与到建设性的争论，因此考虑独资公司而非合资公司或者合作企业，忽略他们进入市场的风险[7]。
国际合作企业的特点是至少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相互融合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性。国际合作企业的成功依赖于文化的融合和统一。高管团队代表了国际合作企业中文化团体，他们作为国际合作企业生存的文化载体。高管团队文化差异导致了他们更容易选择合作形式的海外扩张模式。因此，高管团队国籍多样性更易于接受国际合作形式的风险和复杂性，比起国籍同一性的高管团队来说。
此外，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都是经历过国外市场的洗礼才能够准确的评估制度和文化的风险。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能够更好的评估环境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关注过很多国际的市场环境由此提升了他们扫描，翻译和利用相关信息的能力[8]。因此，依据认知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更愿意强调合作控制和分享成本的好处，他们愿意与国外企业合作来减低不确定性和获得更多本土市场的信息。于此同时对与跨文化差异更加自信的，合作的不平等也会消除：
假设3：TMT 国籍多样性与/尤其是与合作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正相关。
假设4： TMT 国籍多样性与/尤其是与合作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负相关。
4、研究样本
4.1 样本及变量
数据来源于165个公司7年内的数据。高管团队的特征来源于企业的年报和网站。公司和行业信息来自专业网站。
之前国外海外扩张模式可分为两个类别：合作控制 (设定为 1)和全面控制 (设定为0)。 国际合作企业，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公司资产组合在一起，投资公司获得部分的东道国实体所有权。因此，国际合作企业认为是合作控制。新投资收购被认为是全面控制海外扩张模式，这里投资公司占有东道国实体95%以上的所有权。
我们公司规模取了对数，公司规模一直是影响海外扩张模式的标准之一。我们控制组织规模，通过取对数来做比较。公司的规模是海外扩张模式的影响因素。之前的国际化参与程度可以影响之后的类似决策。因此,我们控制国际多样化，我们用熵的概念来衡量国际多样化，计算公式为∑Pi ln(1/Pi), 其中 P 代表区域销售占公司总销售额的百分比。
由于行业的特点也会影响到国外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我们把这个变量称为行业活力，它会反映环境的波动和行业的动荡。
与之前的文献一致，所在国家的环境不确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衡量，这两个方面都能影响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基于Hofstede's的文化分数，一个基于四个文化规模的复合指标(例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男性主义/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差距由以下公式算出CDj=∑[(Iij-Iiv)2/Vi]/4, 这里 Iij 代表第i个文化维度和第j个国家，v代表瑞士，Vi代表第i个维度的方差。
东道国治理质量是基于Kaufmann, Kraay, and Mastruzzi在2009年建立的理论之上。我们把以下东道国治理质量的6个维度（话语权和问责权、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规则和腐败控制）取平均数并用单指标测量方法。值的范围从-2.5到2.5 ，更高的值代表更高的治理质量水平。国籍认为是高管出生的国家。高管团队国籍多样的程度性依据Blau指标,这是一种群体一致性的测量方法，在TMT 研究中非常常见。Blau指标应用公式 B=[1-∑(pi)2]，p是第i组人数的百分比，B的值越高该变量的异质性越高。TMT 跨国经验 通过TMT成员不包括CEO的国际经验的比例 CEO 跨国经验 被看做一个虚拟变量，如CEO 拥有跨国经验，虚拟变量为1否则为0。过去研究经验表明 CEO 跨国经验影响海外扩张模式决策。我们进一步研究，TMT 人口统计学分布被证明能够影响战略决策。TMT 高管团队职责多样化 和TMT 教育程度多样性是通过 高管个人现行的功能和教育背景Blau指数测量出的。功能是依据Wiersema and Bantel 的十个类别变量测量的：(1) 产品(2)营销销售 (3)工程 (4) 财务会计 (5) 综合管理 (6) 研发 (7) 法律 (8)人力资源 (9) 物流(10) 其他。教育背景分为四类：(1) 商业 (2) 法律 (3) 工程(4) 其他。 TMT 行业经验多样性 由高管团队成员先前的行业经历来衡量。TMT 任期多样性 通过高管的任期的相关系数来测量。最后，我们控制高管团队的规模，通过成员数量来测量。
4.2 分析策略
文献表明海外扩张模式决策-尤其是在全面控制模式和合作模式之间的决定，它们所依据的变量必须属于不同层次水平。海外扩张模式受到母公司水平的影响例如，主流逻辑或者历史经验等，然而扩张决策由国外直接投资和母国的情况共同影响。由于母公司有许多其它的国外市场进入，这些决策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这种非独立的观察数据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不正确。
研究的设计旨在研究一款嵌套结构，这里国际扩张决策植根在公司决策里。由于有一些管理方面的一致性，国外扩张更有可能与之前的相似而不是每次扩张决策都不一样。所以，在7年之内控制多个国际扩张之间的互独立性非常必要。 这让我们收集一个结构化的数据，包括2个随机的变量：公司内部的国际扩张决策（第一个水平）和公司之间的国际扩张（第二个水平）。嵌套的数据结构包括两个层次不能解释的变量以及不能完全被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代替的变量。相反，多层线性模型是多次回归的扩展，包括了嵌套的随机系数，是我们推荐的方法。
我们应用多层伯努利分析合作控制或全面控制模式。模型包括母公司水平的变量例如，公司规模，公司国际化程度作为公司层面的变量。TMT特点和母所在公司国家的情况（文化距离和治理质量）作为决策变量的第一个水平，在外国直接投资时测量。
5、研究结果
表格 1 提供了均值，标准差和变量的相关分析。样本中的公司，涉及在88个国家的190个国际合作、450个国际兼并和419个新建投资，历时7年 (2001-2007)。TMT 团队中外国人的人数是1.99, TMT组成中不同国籍的平均人数是2.41。
表格1 : 均值、标准差及均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公司规模
8.99
1.90
1.20
11.73
1
公司国际化程度 1.22 0.34 0.00 2.17 0.25 1
行业活力 0.03 0.03 0.00 0.27 0.23 0.01 1
CEO 跨国经验 0.41 0.49 0.00 1.00 0.24 0.15 -0.20 1
TMT规模 7.10 3.02 2.00 21.00 0.37 0.17 -0.04 -0.05 1
TMT行业经验 0.41 0.32 0.00 1.00 -0.24 -0.12 0.09 0.06 -0.08 1
TMT任期多样化 0.47 0.24 0.00 1.29 0.16 -0.08 -0.13 0.10 0.00 -0.02 1
TMT教育多样化 0.47 0.19 0.00 0.72 -0.29 -0.09 -0.07 -0.00 0.08 0.00 -0.10 1
TMT职责多样化 0.57 0.20 0.00 0.88 -0.17 0.08 -0.26 0.12 0.16 0.03 -0.19 0.25 1
TMT跨国经验 0.32 0.30 0.00 1.00 0.31 0.15 0.01 0.40 0.08 0.04 0.00 -0.24 0.04 1
TMT国籍多样化 0.45 0.26 0.00 0.90 0.51 0.19 -0.12 0.18 0.38 -0.08 -0.05 -0.02 0.14 0.33 1
文化差异 1.26 1.65 0.05 21.61 -0.01 -0.01 0.04 0.02 -0.15 -0.06 0.05 -0.03 -0.02 0.18 0.05 1
管理质量 1.13 0.66 -1.66 1.96 -0.10 -0.06 -0.06 -0.07 0.13 0.04 -0.03 0.06 0.03 -0.23 -0.16 -0.51 1
进入模式 0.18 0.38 0.00 1.00 0.06 -0.08 0.02 0.09 0.03 0.04 0.05 0.02 0.12 -0.06 0.06 -0.03 0.00 1
所有的相关性都大于0.7，显著。
表格2: 多层线性伯努利结果分析：TMT特征对合作控制或全面控制海外扩张模式选择可能性的影响
分析水平 变量 样本1 样本2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相关系数 标准误差
分析水平2:
公司层面 公司规模 -0.05 0.13 -0.07 0.13
公司国际化程度 -0.70 0.57 -0.47 0.60
行业活力 -2.02 7.09 -0.09 7.09
分析水平1：
决策层面 CEO国际经验 -0.07 0.38 0.37 0.42
高管团队规模 -0.06 0.05 -0.08 0.05
高管团队行业经验 0.70 0.58 0.56 0.61
高管团队任期多样化 1.54* 0.68 1.31 0.74
高管团队教育程度多样化 -0.56 0.96 -1.20 1.06
高管团队职责多样化 2.07* 1.00 1.96 1.05
高管团队跨国经验 -2.63*** 0.78
高管团队国籍多样性 1.96* 0.86
文化差异 -0.01 0.10 0.01 0.10
管理质量 -0.23 0.19 -0.21 0.20
截距Intercept -1.6*** 0.27 -1.94*** 0.33
表格* p < .05*** p < .001
表格 2 显示的是假设测试。假设1和2，我们发现TMT 跨国经验与选择合作模式的可能性成负相关，全面控制模式(b = -2.63, p
6、研究结论
海外扩张模式是国际扩张的关键决策。国外海外扩张模式是合作控制还是全面控制对于投资风险、组织控制和资源非常重要，而这些决定最终由高层管理者决定。之前的研究没有高管团队的组成对国外市场准入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动力在于补全这个空位，通过研究高管团队的管理特点可能影响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
通过调查研究理性因素的角色、高管团队特征和国际战略的关系，共同研究海外扩张模式。我们的研究结果认为跨国经验和国籍多样性在高管团队的层级上来说，是国外是海外扩张模式决策的相关预测因素。
本文研究的贡献是建立国籍多样性的有效性作为理解TMT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尽管雇佣外国国籍的高管呈上升趋势，TMT国籍多样性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至今没有被广泛研究。我们用理论模型和经验共同证明，国籍多样性与其它的TMT多样性特点不一样，例如，跨国经验，教育背景，它对研究TMT 多样性更有价值。如图1，国籍多样性会导致合作控制式海外扩张模式偏爱而不是全面控制，拥有国际经验的TMT组成则容易选择全面控制式。总之，这些发现证明跨国经验和国籍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不断的应用在国际战略决策流程中。
我们的研究对于实践者来说意义重大。当国籍并不是选择高管团队成员的主要因素的时，这篇文章给他们强列的冲击，国籍对国际海外扩张模式的决策影响非常重大。所以在选择高管时，在关注国际业务经验的同时也应注意到TMT国籍的组成结构。进一步说，能够意识到潜在战略方向来自个人的背景和经历，能够帮助解释国际贸易中战略决策的有限理性因素。国际扩张的决策不仅依据的是理性的成本利润和风险的考虑，还受到决策制定者个人特质的影响。理解和注意到高管成员的特质，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们制定战略方向的理性动机。
最后，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长期以来的努力，证明文化身份在高管团队研究中的地位。事实是，高管团队的战略视角，深深植根于他们国家的文化里，对与高管本身的培训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当跨国经验能够通过出国实践获得，这种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身国籍影响。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旨在通过外派出国来获得国际经验的方式，还要认识到拥有这种经历的人不能替代高管团队中所有的外国国籍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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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letkanycz, 1997 M.A. Geletkanycz, The salience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values on executive commitment to the status quo, Strategy Management Journal 18 (8) (1997), pp. 615－634.
[4] Hambrick and Brandon, 1988 D.C. Hambrick and G.L. Brandon, Executive values. In: D.C. Hambrick, Editor, The executive effect: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op managers, JAI Press, Inc., Greenwich, CT (1988), p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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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家军. 企业高管团队战略决策机制权变整合模型的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0,12(2)：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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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mphasis of Nationality Diversity
and Foreign Experience on TMT overseas expansion decision-making
SHEN Shu-meng, GE Yu-hui
篇9
廖开民 加拿大大元设计 设计总监
“我们和策划公司之间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他们做出前面的结果我们直接拿来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
王建军: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室内设计和商业策划之间的探讨,我想从设计师的自身出发,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懂商业策划的,根本接不到项目的。但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度”和专业性的问题还是值得讨论。希望各位设计师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结合接项目经验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廖开民:我先简单地开一个场,抛砖引玉。一直以来设计界里都有策划团队在前面做引导,发展商或者所谓的商业不动产的客户,本身应该有一个经营管理或者是所谓的策划团队在前期做引导。我们不界定室内设计还是建筑设计,简单来讲,像住宅类一开始也有营销单位在做前期策划,如果是商业不动产,会有一个更专业的商业部动产的营销团队做前期策划,给出一个产品的方向、架构、风格的指导,再交由设计师来落实,大部分是这样做的。再细的话创意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商业营销策划的专业人员,他的专业在于研判市场的喜好,但是没有办法设计出甲方理想中的东西来,就需要设计师去帮助他们完善、落实,也就形成了彼此的协作关系。
设计师做策划师的工作,很多人觉得是半吊子或者是不懂充很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做设计的要能够了解策划公司的功能、定性,但不用去取代他。国内一般认为策划师是拍脑袋想点子的工作,这在国外是非常科学的工作,需要统计学,需要问卷调查,去研究判断这个区域人口的需求是什么样的等等。国内的一般做法很简单,调查一些基本个案大概是什么状态、流程,做一些经验法则供大家参考就完了。其实,真正做策划的人,找到该物业的位置之后,要站在这个地点周边半径500公尺之内做人流统计分析,大概要派出10几20个人点人流、车流,每天24个小时,早上什么状态,晚上什么状态,放假什么状态,平日什么状态,每个小时统计数量,再把这些人流的状态描述清楚,小孩子、大人的比例,性别、年龄层、可能的职业,消费水平怎么样?可能购买什么样的产品?根据这些最后做出一个很严谨的统计报告,交给策划师做最后的统筹、定位。
在新加坡、日本甚至台北,我想远东地区都有这样的做法,他们的策划费用很高,而且策划定位的精准度和收费成正比,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所了解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和这些公司合作大概有20几次,策划公司专业不专业,在沟通的过程中会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
沈文骢:我们思亚国际基本上专门做商业项目,我们目前选客户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这个客户要对商业很了解。就像有人找你做酒店设计,你会问他要不要管理公司,他如果说我不需要管理公司,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教育这个业主,才能得出一个设计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可能不是很好,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了解。
国内经过二、三十年的拍脑袋想点子的磨练后,很多甲方也从错误当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所以目前我们大部分碰到的业主也都已经开始找专业公司进行规划。当然,我们和策划公司之间其实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他们做出前面的结果我们直接拿来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商业设计服务建议书和一般的不太一样,我们前期策划有一个独立的阶段,和一般只是单纯从概念设计开始不一样,有一个概念策划,是属于和商业策划公司配合的阶段。所以我同意廖先生的说法,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配合商业策划公司来做这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取代它,因为我们在很多专业上其实是不一样的。
Eva pan:首先我非常赞同两位的说法,我们IADC主要做地产,一类是大型的,比如说万科、金地、瑞安、海格(音)等地产公司,他们的体系比较健全,设计部和合作的策划公司对市场了解比较完整。这些案子的任务书会写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们对这个产品的定位等等。另一种是相对规模比较小的地产公司,下面的体制就不像那些大型的地产公司那么完整。有时候他们会问我们有什么建议,可以怎么做。我们一般会与甲方及其销售部门一起针对项目具体要求分析市场。
“我觉得这一块存在很大的误区,有一些设计师经常想把自己非常完美的想法强制实施案子上。有一点很重要,商业项目必须要有一个严谨的商业分析作为基础,才有可能想出贴切的设计。”
王建军:现状这一块大家都介绍得比较清楚了,刚刚廖先生也讲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度”的问题。对你们来说,这么多年经验应该很好把握,但是对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可能比较困难,会出现我们说的半桶水或者是夸大的成分,大家可以谈一下。
沈文骢:我觉得这不是反客为主或者是经验的问题,还是专业的问题吧。比如说我们今天拿到一个商场项目,这会牵涉到招商的问题,如果缺少了策划公司,无法确定(后期)是否能招商进驻的话,我们做的设计是一个空的设计,将来是不会经营成功的。
Eva pan:我觉得这一块存在很大的误区,有一些设计师经常想把自己非常完美的想法强制实施案子上。有一点很重要,商业项目必须要有一个严谨的商业分析作为基础,才有可能想出贴切的设计。
廖开民:我举一个建筑的例子,以前有一个项目是在高架桥边上的,这个基地是长型的,沿着高架桥的地方窄,不沿着高架桥的地方宽。一开始策划公司先规划这个基地,大家知道沿着高架桥的部分车水马龙噪音高,空气不好,根据这个情况,策划公司动脑筋把产品分隔开,做了所谓的量化的、科学的统计之后也进行了创意、创想的部分。在很热闹的商业的中心点住宅区就是商业策划的定位,沿着高架桥规划了一整排很小的小套房,面积缩小了总价变低了,他们想项目的客户群是有钱的白领,这些人想要住市中心,可以用低总价取得这个位置,那噪音是可以忍受,而小套房后面再盖大平数的产品。给出了这些概念后,很简单,每一个设计师都能设计,前面就规划小套房,尽量把靠近高架桥的地方做一些楼梯,后面就是大平数房子。建成后,策划公司开始行销,不卖高架桥边上的小房,先把里面大平数的卖掉。业主知道边上有高架桥,但是看了模型后原来被一排小套房挡住了,所以安心地买了。然后(策划公司)再把小套房拿出来,这么好的位置,只剩这些总价不高的小套房,一样很顺利地卖掉。实际上小套房的单价比大平数的高一点,因为面积小总价低,单价拉高一点没有感觉。所以营销策划公司对项目的策划是科学数据加创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沈文骢:我恰恰要举一个反例。商业项目尤其是现在经过了那么多拍脑袋的错误之后,很多的商场在本身空间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去年碰到这样一个项目,是首都机场开发公司在北京南三环的项目,叫大峡谷。去年我们接触到的时候,它已经封顶了,半个月之后室内设计团队就要进去装修,但是和甲方后期合作的商业策划公司觉得原来做的商业规划平面有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因为有工程压力,开发商那边除非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然不会停止工程。商业策划公司给不出很具体的答案,所以找到我们,给我们的时间很短,只有4天的时间叫我们出一些想法。因为这个策划公司和我们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我说好吧,我们试试看。这个项目前期的策划公司是给出了电影场景的概念,因为项目位置有点偏,想做出特色。商场是比较方正的,平面规划做了里外两圈的设置,外圈一层被中间的环形岛挡住了,从大平面的角度看好像是合理的,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中心和核心的地方,就会有死角,出租的时候,中间这一圈是人家最想要的,外圈被环岛挡住了,很难租出去,招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了解了这些后,我们建议把两圈之间的走道取消,这样店面相对来说会变得比较深,甲方觉得店面太深利用率很低,但是现在有很多商店采用集合式,比如说同时卖运动器材、球鞋的店,会用这种方式处理大面积的空间,经过这样解释,甲方接受了。中间的部分则处理变成基本是透明的中岛。我们通过这样的改变实际上把它的利用率提高了,提升了均衡率(音),对商场来讲这是非常基本的东西。虽然说工程滞后了3、4个月,但是甲方觉得是值得的,如果照原来的方式很可能在出租、招商的时候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不是要去取代这个商业策划公司,而是在适当的时机能够反馈很多基于商业考虑的设计手法,不单纯是为视觉效果,而是为了合理的平面规划布局、人流动线等实际的问题,这些是室内设计师必须在早期参与的。
王建军:你刚才讲的案例是验证了设计创造价值,通过专业的设计让甲方获得利益。其实这种项目,我觉得在地产这一块比较多,最明显的是样板房这一块。
Eva pan:开发商会要求设计师赋予它更高的内容。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房子原来想卖5万块,可能通过做样板房之后变成5.5万或者是6万,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做样板房就是想把客人带进他平时所想不到的生活意境中,我们要给他的是一个梦,促进他的消费欲望。
“如果说无所谓都不管了,我帮你设计没有问题,反正你让我拍就拍了,设计费全收了,最后不仅害到发展商,还害到千千万万后期想要开店的的投资人,可能他们一辈子的储蓄都投到那个店里了,结果付诸东流。”
王建军:我觉得你们讨论的是比较正面的案例,有没有反面的?自己的或者是看到同行的,比如说,不考虑项目本身的一些东西,玩创意导致最后商场……
沈文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的早期设计就是反面教材。他们在商业策划时定出电影场景这种概念,这在设计上其实是非常难执行的,代价很高,做得简单就会很粗糙,达不到效果。再说这个设计如果不成功,要重新再做,原来花的钱都废掉了。它本身不是一个有弹性的设计,原本商业策划定的目标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目标,设计公司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开始做,问题更大。等超过预算,到后期进驻的商店和这个场景有冲突的时候,就更麻烦。很多基本的东西没有考虑,弄到快要施工才发觉问题,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出错误的过程。
廖开民:我来讲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8号桥是日本人设计的,8号桥因为它的位置、区段,还有密集的就业人口使得它成为一个很好的早期的LOFT。LOFT本身是一种很准的商业定位,这种东西需要独到的眼力和科学方式去计量这块地段适合做什么样的产品,不是哪里都可以,8号桥出来后,很多想照搬的。也许有这样的甲方认为找策划公司麻烦,找名建筑师好,觉得以他个人的魅力或者他的产品的魅力,他的作品放之四海皆准,跑到宜山路盖一个类似的案子,刚开始可能红红火火,到头来不聚客,讲悬一点叫它的气场和市场对不上,讲科学一点叫它的利益条件没有办法支撑那样的理想,很多这样的案子就是以设计领导策划、设计领导商业的典型错误。
30年前,我还在学校学建筑设计,有一个老师说我们去策划公司学习见识一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建筑设计要学策划,其实策划公司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它的专业深入程度是很科学的。大家都觉得策划公司是卖嘴皮子,当然不是。我相信目前在中国,50%以上的策划公司是有专业性的。
王建军:商业策划有专业公司来做是最好的,但中国的现状是,设计师不懂商业策划不可能接到案子。
廖开民:我必须强调的是,每一次有发展商找我们去拍脑袋的时候,只要遇到商业地产,我们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商业策划团队,如果没有就不要冒这个险,如果是第一次做,更不要冒这个险。因为很多发展商是从住宅类动产转为商业不动产,商业不动产做得好是获利十倍、二十倍的,但是做得不好是一败涂地,商业不动产涉及到的专业层面是很高的,不是像住宅盖了卖,不是那么一回事,它是不管前期的定位、后期广告策划、后续的长期经营都需要很专业的,(这方面)很多设计师都掉以轻心。
如果我这样讲可能沈先生更熟悉,目前,全中国80%的商场都是评效不够的商场,也就是说它的商业能量没有达到应该有的发光发热的地步,因为前期的策划没有做好,后来的规划没有做好,后期的经营管理没有做好,这一连串专业的问题,大家都把它看得太简单,尤其是第一次从事商业不动产的发展商,在没有吸取之前的经验和教育之下就贸然投入,然后找建筑师或者室内设计师去拍脑袋,造成后期的严重后果。评效不好算好运了,大部分是一败涂地。在这里我简单地做一个呼吁,希望不管是大发展商还是小发展商都能够尊重真正专业的营销策划团队,也不要说随便地去寻找商业策划团队,因为这个行业也是良莠不齐。
我特别强调一下,不是说我们不想帮业主拍脑袋,随便是会出大问题的,个人事小,对建筑师来讲,反正我画了就收费了,但这个是不负责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忘义的事情不是好事情。如果说无所谓都不管了,我帮你设计没有问题,反正你让我拍就拍了,设计费全收了,最后不仅害到发展商,还害到千千万万后期想要开店的的投资人,可能他们一辈子的储蓄都投到那个店里了,结果付诸东流。这是我们过去做二十几年做商业不动产(项目)常常遇到的事情。
“现在据说是有很多发展商要求设计团队去做策划公司的事情,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常发生。你不能把按摩师当针灸师用,很多人觉得按摩师应该懂一点经络吧,就做针灸吧,这会针出大问题的。”
王建军:刚才大家聊到了正面的例子和反面的例子,接下来聊一下趋势,现在广东有很多设计公司,会把前期的商业策划归落为自己的设计公司的业务。我觉得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一个看法,商业策划到底是会和室内设计融为一体,比如说一个团队来操作,还是说分前期的商业策划和后期的室内设计?
沈文骢:就我们做商场来讲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商场一般的策划公司和后面的招商是有联系或连接的。像我们公司来讲,这个商业策划的部分可能会是我们这个服务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会另外找顾问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将这个部分变成公司一个常态性的业务。商场策划通常会和后面的招商有连接不是单纯的工作,和我们设计的工作范围差异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
廖开民:这个和公司定位有关联,把商业策划和设计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是属于管理层面的问题。其实世界前十大建筑设计公司基本上都有前期定位营销、策划团队,这是他们服务的一部分。我以前在策划公司待过,也很清楚地知道策划公司和设计公司其实需要合作无间,应该强强合作,我觉得两者结合是一个企业在扩大以后的必然。对客户来讲有好处,可以一站式全部解决。当然收费也是双向的,就像公司里面有子公司,一部分做建筑设计,一部分做室内设计,有多个团队。不过,公司没有庞大到这样的规模之前,我不建议纳入所谓的策划团队。因为策划团队要投入很大的心血,如果不专心做,会把你原本的能量降低这样反而不好,如果体量或者能量越来越大,那是可以的。俗话说兵多将广的时候,自然可以再立一个部门。不然,根本没那个实力,到时候人家说你开始很厉害,到后面越做越差,越做越烂,这对甲方对自己都会产生负面东西。
现在据说是有很多发展商要求设计团队去做策划公司的事情,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常发生。你不能把按摩师当针灸师用,很多人觉得按摩师应该懂一点经络吧,就做针灸吧,这会针出大问题的。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早期的日本和台北都有很惨的案例,现在大陆也出现很多,在二、三线城市经常能看到一片荒城,那就是商业不动产策划划错了,一条街完全没有人,像是进了鬼城一样。
沈文骢:现在很多东西都跨界,就像刚才的廖先生讲的,设计公司大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会跨到另外一个领域去。我们的公司现在做零售商业项目,也会帮一些公司打造形象,包括Logo和视觉的Image,这些本来是广告公司的事,我们做这一块并不代表我们是广告公司。我们会取代它一些业务,但是不可能取代它全部的业务。商业策划也是这样,策划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我们只是将设计、空间量等结合一些商业动产的定位来做。所以,我觉得不见得策划很适合涵盖到一个单纯的设计公司里面来。这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是好像真的是两个行业合并在一个企业那种说法。
Eva pan:这个部分其实基本上两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接触的一些意大利的设计公司,比较大型的,他们不单单涵盖了策划,还有工业设计、广告设计、室内设计。对我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当你有能力做广告、策划或者其他的,那就都可以,最主要是有专业的人去开拓这方面的市场。
“你要么就真懂,不要让人家一知半解,因为设计师,既然叫做“师”就要教人家正道的,如果你不能够做但乱讲的话,就愧对设计师这个行业,你这样跨界跨得多会翻墙,自己会翻墙,又害别人翻墙。”
王建军:各位是在设计圈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但对年轻的设计师来说,他们应该怎么样着手为自己去做这方面的积淀呢?像廖先生说的先去策划公司待上几年再来做设计,还是怎样呢?
廖开民:我觉得设计师你要了解一个行业,不一定要待在那个行业里面。反过来思考,如果你在设计行业里面做久了自然会做到策划公司,自然会遇到这一类的团队,在工作里面去体会和学习,知道策划公司会对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有价值意见。如果甲方问到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他们经常是把策划的看法和设计的看法混在一起。你可以很谦虚地说,你应该请一个更专业的策划公司给你提意见,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我们专业的一部分,这样讲就好了,这样你反而显得更专业。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你要么就真懂,不要让人家一知半解,因为设计师,既然叫做“师”就要教人家正道的,如果你不能够做但乱讲的话,就愧对设计师这个行业,你这样跨界跨得多会翻墙,自己会翻墙,又害别人翻墙。
沈文骢:设计师不可能今天要了解策划去策划公司待,中间你有别的需求,还要去很多的公司待呢,最后你会忘了你自己原来做什么了。以我们公司来讲,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甲方的商业(价值)极大化,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并不太会强调哪一个设计师的风格,今天在要这个位置做这样一个装饰面,都由它背后的商业目的和商业条件来做决定。所以设计师如果说要积累经验,比如需要商业项目的经验,就是去从事商业项目的事务所里学他应该学的东西,从设计的角度做适当的事情。
王建军:我从设计分工的角度抛出话题,大家探讨一下。现在有很多的设计师专注于做某一个分类的餐厅,或者说地产、夜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成长得更快一点呢?
沈文骢:那当然。美国有很多专业做商业设计的公司,有很多经验可以从美国过去发展过程中学到。我们也是走这样一条路,我们定位自己就是做超级市场和城市综合体的项目。因为原来什么都想做,太多想做了也做不好,后来冷静想想就是做高端产品,定位也就越来越准确,这是一个成熟设计师慢慢的积累过程。
王建军:这样对细分的知识会积累得更快一点。
篇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立项课题(08SDJ8200032)
作者简介：庄 琳(1969-)，女，江苏新沂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刑侦系副教授。
一、弗赖伊案件
(一)背景
1923年，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审理弗赖伊案件中，被告提供了自己通过进行“心脏收缩压测谎”的测试来证明自己无罪。控方反对将该测试结果作为证据使用，地方法官采纳了控方的主张，裁定费赖伊二级谋杀罪罪名成立。费赖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哥伦比亚地区巡回法院在审查“心脏收缩压测谎”结论是否可靠时，法官认为弗赖伊案中的心脏收缩压测谎的发现、发展及试验结果，尚未获得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支持了地方法院的观点，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1](P1013-1014)
弗赖伊一案所确立的“普遍接受”规则，核心在于科学专业领域对该技术的“广泛接受性”，如果该技术为科学专业领域所普遍接受，则该科学证据可以被采用；反之，则不具有可采性。有资格判断科学证据可采性的主体，不仅包括那些本专业领域内的科学专家，也包括那些相关科学领域的科学专家。
（二）弗赖伊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按照弗赖伊规则，确定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是否获得业内普遍认可需要两个阶段：（1）首先明确科学技术所属的专业领域以及相关的科学领域；（2）确定该技术或原理是在相关科学领域得到普遍接受。随后在1976年5月，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审理“People v.Kelly”案件中指出，在对提交的声纹证据的可采性审查中，既要检验普遍性和可靠性，还要检验专家所依赖的科学程序的正确性。[2](P294-296)由此确立的“正确程序”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普遍接受”的标准。
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判例中，法院对“普遍接受”的理解逐渐产生了分歧。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在“People v.Guerra”案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如果一项科学技术的应用被所属专业领域的多数成员承认就满足了科学证据的准入要求，这种解释对“普遍接受”的程度降低到最低，即不需要科学界内的观点完全一致就达到所属领域内“普遍接受”的标准。还有法庭把“普遍接受”理解为无异议，而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领域都存在困惑和质疑。[3]
弗赖伊规则对科学团体认知的遵从，使科学家在提供证据的关联性和正当性方面发挥了工具性的价值，反过来也挑战了司法的权威性和裁决性。[4](P778-779)但是弗赖伊检验的标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这给司法实践带来操作上的便利。以至于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法院所乐意采用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中叶法官引用弗赖伊规则的判案数量比二战前高出四倍。[5](P715-722)
（三）弗赖伊规则的评论
弗赖伊规则实际上是证据科学性认知和司法可操作性之间作的一个平衡。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普遍接受”标准作为判断科学证据是否可采的质疑在不断上升，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了猛烈批评。
有学者认为弗赖伊规则太过保守，不能有效接纳新科学证据。由于领域的交叉和细分，新的科学技术和原理传播速度很难让相关专业领域内的科学家短时间内达到普遍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技术和原理丧失其科学的真理性，该规则实际上影响了新科学技术的及时应用，不适应时展的需求。[6](P240-241)不同的法官常常对同一种专家证据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给了法官可以选择的借口，因为法官可以自我判定新科学技术在该科学领域是否达到“普遍承认”。[7](P875-881)似乎最终的判断权又回归到了法官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官重新介入到了自己陌生的科学领域。[8](P595)
弗赖伊规则在法庭实践中，会造成原告方举证成本高昂，实际上使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平等的保护地位。弗赖伊听证会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费用，还常常耗费大量的时间，迫使原告方常常选择放弃。例如,1987年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针对DNA检测前的血液比对方法是否科学而举行的弗赖伊听证会,由于专家之间的分歧较大,迟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听证会整整持续进行了一年的时间。[9](P180)
二、多伯特三部曲
（一）多伯特案件
多伯特夫妻的两个儿子生下来肢体有残疾现象，由于多伯特太太在怀孕期间服用了防孕妇呕吐的药物本涤汀（Bendection），怀疑由此而致，于是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药物生产商进行赔偿。围绕着本涤汀是否导致两个孩子的先天残疾的根本原因，原告、被告双方都聘请了强大的专家阵容出庭作证。
美国地区法院认为，原告方所提供的从本涤汀与肢体先天残疾存在统计学的关联、活体动物的本涤汀致残研究以及本涤汀化学结构三个方面的专家论证没有建立在流行病学界所普遍承认的研究方法，与事件之间形成不了因果关系，成为不了科学证据。相反，被告方提供的专家证人提供了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对13万人的科学研究报告。这种以流行病学界普遍承认的方法和学理为基础的研究表明，没有测量到本涤汀与肢体先天残疾存在相关性，属于典型的科学证据。原告拿不出流行病学的相关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院裁决原告败诉。
原告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1991年12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根据弗赖伊规则认定原告方专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服用本涤汀和胎儿发育缺陷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不属于科学证据，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原告对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依然不服，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查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所依据的弗赖伊规则是否与现行的《联邦证据规则》存在不适应的问题。1993年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美国地区法院对该案科学证据采纳问题上的立场。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的法律意见书中阐述道，根据美国1975年《联邦证据规则》立法的背景和该法典第402条和第702条的法律条文的行文中，并没有将某一理论的“普遍接受”性作为法庭采纳的充分必要条件。[10](P2786)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面对专家科学证言，审判法官必须一开始就依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104 条（a）来审定专家所提供的证言：（1）是否能帮助陪审团理解证据或者裁断有争议的事实，是否已经能够被科学理论所检验；（2）理论或技术是否经历同行审议并有公开出版物发表；（3）就一项特定的科学技术来说，法院通常应当考虑已知或可能存在的错误率，并且考虑是否存在对该技术操作进行错误率控制的标准；（4）供演绎用的科学原理或研究方法在其所属的专业领域里是否为科学团体所承认以及接受的程度。[11](P202-203)
（二）1997年Jonier案件
Joiner是一名电工，主要工作是维修变压器。1991 年Joiner被诊断出患有小细胞肺癌，怀疑是由变压器的制冷剂含有的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所引起。第二年，他了相关的公司，主张由于自己在工作中接触了PCBs 及其衍生物是导致自己得肺癌的直接原因。一审法院根据多伯特规则对Jonier递交的专家证言进行审查，发现证明PCBs导致其得癌症的证据不具备可采性，并作出了原告败诉的判决。
在上诉庭审中，第十一巡回法院的法官了一审判决，认为“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倾向于采纳专家证据，而不是排除，所以我们在审查初审法官的排除裁定时要运用更严格的标准。”认为本案法官在审查专家证言时滥用自由裁量权。
案件送到了最高联邦法院。最高联邦法院否决了上诉法院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最高联邦法院在裁决书中旗帜鲜明地表态，地区法院在一审中有权判定专家提供的证据是否具备可采性，上诉法院不能地方法院对科学证据可采性的认定，除非地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12]
Joiner案件澄清了多伯特检验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Joiner案件使得法庭不但可以审查专家运用的方法论，而且可以仔细审查专家的推理过程的可靠性，法庭可以自由地推断在客观材料和表达的观点之间是否存有较大的出入。其次，Joiner案件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审理案件的法官排除特殊的科学证据不属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1999年的Kumho案
Kumho案是一起民事案件。原告Carmichael在1993年7月6号驾驶一辆小型货车正常行驶时，因汽车后右轮胎突然爆胎导致翻车，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事故。Carmichael于1993年10月将Kumho轮胎公司和经销商作为共同被告告上法庭，以轮胎本身存在瑕疵导致事故为由要求得到赔偿。提供的证据是由机械工程师Carlson出具的证言，他从技术的角度排除了可能因轮胎的老化和历史磨损造成爆胎的可能性，证实爆裂完全是因为轮胎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一审地区法院认为Carlson的证言更多的依据的是技术而非科学，法庭在对照多伯特规则四个标准来检验Carlson的方法论时发现，即不能满足“公开发表的出版物”又没有“相关科学团体认可程度的评价”，于是否决了Carlson证言的可采性而准许被告的请求作出简易判决。
原告不服。当案件移送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后情况有了转机。上诉法院认为，多伯特规则适用的对象仅局限于依赖科学原理进行推演出的推论的科学证据而对依靠经验和技能作出的专家证言无效，该案不能用多伯特规则来审核，必须在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框架下重新审理，从而撤销了地区法院的裁判。
案件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确认多伯特规则是否对“该案工程师证据的可采性”有效。联邦最高法院的看法是，要想准确地区分专家证言是依据科学原理的推演还是根据经验和技术的判断不仅异常困难，而且也很难操作。多伯特规则，不但对以科学知识为根据的专家证言有效，而且也适用于以经验技术和其他专门知识为基础的专家证言。[13](P1167-1176)
Kumho案件的判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多伯特规则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带有技术性但又不属于科学知识的专家证言，进一步降低了专家证人的准入门槛，使专家证人的范围从科学家扩大到工程师，完成了多伯特规则三部曲的发展。
三、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判例给我们的启示
（一）法官的“守门员”的职责
科学证据具有理解上的超越性，这是因为得以形成证据的技术手段或是其所蕴含的科学原理，都属于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或知识体系，只有该领域的专业人士才能得以知悉，普通公众靠着日常知识是无法理解的。这使得科学证据的采信过程形成了一种技术堡垒，成为与社会大众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只可能是少数专业人士的话语权。[14]
陪审团直接来源于普通民众，而职业法官所具备优势仅限于法律知识，对于证据的审查仅仅依据逻辑与经验法则，就科学证据所体现的超越性，职业法官与普通民众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优势。[15](P736)在多伯特规则之前，美国联邦法院一直适用弗赖伊原则来判断新兴科学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但弗赖伊规则过于严格和保守，实施起来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不同的法官对同一种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很难达成一致性看法。[16](P941-943)
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多伯特规则改变了审点，弗赖伊规则注重的是对科学家是否普遍接受某一项技术进行评估，现在则要求法官对技术本身是否具有有效性展开审定。[17](P212-234)毫无疑问，对法官而言，“普遍接受”替代了对所举证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实际分析，这使得职业科学家替代了法官成为诉讼中裁判科学证据的主体，法官面对诉讼中的科学问题无所适从，不仅有违法官工作的本质，而且也不利于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各自利益，实现司法公正。特别是有的科学证据涉及的往往不是一个科学领域。法官放弃自己的职责而让专家确定科学证据的可接受性是不妥的。[18](P913-915)
正因为此，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多伯特三部曲，在多伯特案件中赋予了初审法官审查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和关联性的职责，并基于“科学方法和科学程序”的特点对评判科学理论的准确性提出了四条具有灵活性的标准。多伯特规则标志着法官重新回到了科学证据的裁判席上，但同时也给法官角色设定了模棱两可的定位，毕竟法官有其专业的局限性，更为精通的仍然是法律而非科学技术领域。但是多伯特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守门员”的职责，对专家证据的实证性检验过程提出了强化，过滤掉不可靠的专家证据。
（二）科学证据的可采标准更加宽松
事实上，多伯特规则并没有给评判科学证据的可靠性提供一个终极的标准，美国的司法实践传统上对大多数类别的专家证言可采性抱着自由主义的态度。这一放任的倾向在美国联邦高院从多伯特案件开始的连续三次针对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裁决以后似乎更加明显。对多伯特三部曲的严格解释最终形成成文法，成为《联邦证据规则》702条的修正性法典。[19](P351-357)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设计目的是减少伪科学的运用和对科学的误用。在法庭上对证据的科学真实性的追求和在实验室里对科学真实性的追求有着价值取向的差异。迅速和终结争端是法律设置的目标，司法对证据判断标准存在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因此，在设立法律上判断科学证据的标准时，必须在对证据的科学性的价值追求和对法律解决争端的价值追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这点上，多伯特规则表现出较高的柔韧性和弹性，对个案可以进行逐项分解进行可靠性分析，使可采性认定更加宽松，不必达到普遍认同的程度，只要专家给与了认可就可以采信。
多伯特规则的自由标准为众多新科学证据打开了法庭之门，让法官有机会重新审视争论已久的法庭技术性，对笔迹分析、DNA检测等普通法庭科学，轻而易举地达到审查标准而得到普遍的运用，就是一度为法庭所排斥的的测谎技术也终于逐渐摆脱争议和怀疑的态势。1995年6月，第十五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Posado案件审理中，三名涉嫌犯罪的被告进行了测谎检验，法庭认可了测谎结论的科学性审查符合《联邦证据规则》与多伯特规则。此外，1995年新墨西哥州联邦地区法庭在审查Galbreth逃税案件中，完全运用多伯特规则，认为对被告所进行的测谎所依据的理论是可靠的，技术人员是合格的，测试过程是正确操作的，其结果有利于审判者认定案件事实，承认测谎结论具有证据的可采性和可靠性。[20](P229-2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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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of the U.S.Scientific Evidence Principles
ZHUANG Lin
篇11
洪涝灾害是中国的第一大灾害之一，由其引起的经济损失占自然灾害损失的50-60%，据统计，1990-2010年由于洪灾造成的损失超过1万亿元，占同期GDP的1.7%左右，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0-35倍。面对如此严重的洪涝灾害，完全依靠政府的救济与救灾不能高效的提供给民众灾害救助和经济补偿，应该尽快建立一种保险体系来保障灾害给民众带来的经济损失。
90年代中国曾尝试建立洪水保险，但是由于洪水风险具有较强的不可控、难预测等特点，致使在试验阶段保险公司在损失评估和承保理赔方面遇到技术瓶颈，保费定价过高，承保面不大；进而刺激了投保人的逆选择动机。因而公平合理的洪水保险定价成为了洪水保险计划能否建立与实施的关键。
现阶段因为保险公司和民政部门可以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数据，对于洪水保险定价的研究还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进行，但这仅是一方面的定价，如果这个价格是市场所不可接受的，那么这样的保险产品又会面临失败。要得到一个产品的需求价格有时很困难，尤其是对于公共产品或还没有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为了能够对供需双方有个清晰的了解，本文从居民支付意愿出发，分析和寻找建立洪水保险的居民支付意愿价格，以便全面考虑洪水保险的定价问题，为中国洪水保险定价提供保险需求价格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本文借助调查问卷，利用支付意愿（WTP）和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洪水保险进行定价研究。CVM又称条件价值评估法，于1947年由Ciaiacy-Wantrupt提出，最早用于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而后被学者应用到某些虚拟商品的定价研究中。Richards， Timothy J. & Mischen， Pamela [1] （1997）认为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是导致水果和蔬菜的保险市场缺乏需求的两大因素，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对保险的需求。Johannesso[2]（1997）分析了瑞典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WT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品质的度量和WTP保费当期望寿命长度增加时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在该计划中人均最大的意愿支付保费少于1500美元，WTP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速较低。Dong（2003） [3]分析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险计划的WTP，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2414个个人和705个户主进行调查，运用双界CVM方法，得出个人的WTP为3.17-4.25美元，户主的WTP为8.6-16.03美元。Asgary[4]（2004）采用CVM方法分析了Iran农村地区的健康保险的WTP，得出户主的意愿支付为平均每个月2.77美元。B?rnighausen（2007） [5]运用CVM分析武汉市非正式部门工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WTP，得出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WTP为30元，占其收入的4.6%。Dror（2007）[6]采用间接竞价法的调查问卷来估计印度市场健康保险的WTP，发现穷人愿意支付医疗保费的工资占比要高于富人。 Jacques（2008） [7]运用双界CVM模型分析Namibia的健康险WTP，同时分析潜在市场的健康险产品，实证得出87%的未投保的居民愿意参加健康保险计划，同时愿意为家中90%的成员投保，而且处在最低收入层的居民愿意将11.4%的收入购买该计划。李伯儒（2007）[8]运用CVM分析杉林溪游乐区的休憩效益及其经济价格，得出对于这一自然资源游客的意愿支付为每年1413元。傅祖壇、叶宝文[9]以CVM法，设计封闭式与开放式问题，询问台湾竹东镇与朴子镇两地区的受访者，对于改善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WTP，采用Hanemann（1984）间断的单界二分选择模型与Hanemann（1991）双界二分选择模型分析，得出对于这些地区的家庭，平均每一家庭一年愿意花费5-6.7万元台币来改善高血压疾病，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患病率。潘勇辉（2008）[10]运用海南省1167户蕉农的经验数据分析蕉农对香蕉保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测度，实证得出了影响蕉农的重要因子、蕉农的平均意愿保费费率为0.14，蕉农的平均意愿支付保费的能力为39%，蕉农希望政府补贴水平达到60%。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CVM，该方法系通过直接调查询问被调查者对洪水保险产品的支付意愿，将支付意愿等同于该产品的经济价值。该方法从需求方出发，通过一系列的假设，采用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获得消费者的意愿支付WTP（Willing to pay）或NWTP，分析所有消费者的WTP或NWTP，可得到洪水保险产品的需求方经济价值。整个CVM的工作流程如下：
三、调查区域和研究方法
1.调查区域
本课题组的示范县地处湘中偏西地区、涟源市西部，雪峰山东南麓，资水中游。地理坐标为北纬27°31′～28°14′，东经110°45′～111°41′，南北最长直线69公里，东西最宽直线83公里。全县总面积3635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29.51亿元（2002年），辖19个镇，7个乡，人口1，291，626人（2002年），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8℃，降水量1453.5毫米，其中双林、大熊山在1800毫米左右，城区为1400毫米。县内各地年最大值2，008.9毫米，最小值0.95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雨量多集中于春末夏初。县内年降雨量大于或等于1，300毫米的保证率，多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容易形成洪涝。
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调查方式
以NOAA提出的原则为基础，结合国内外问卷设计的经验，综合考虑示范县的地理、人文、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等设计CVM问卷，经多次专家讨论调整修改，形成了最终的CVM问卷和规范的问卷调查表达方式，最终的CVM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个人社会经济信息，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是否为户主、性别、职业、家庭成员数、家庭经济收入等，以分析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对WTP的影响。第二部分为调查问卷的主体与核心部分，目的是取得受访者对洪水保险的态度信息，包括历史洪水保险经历，历史经验对洪水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采用封闭式询价法引导受访者给出WTP。第三部分为调查受访者的住房或店铺的相关信息，如地理位置、楼层、建筑物面积、结构类型等，为洪水保险精算保费的计算提供数据基础。本次研究受访者为517户家庭，82个小商业者，15个工业企业和204栋建筑物，通过询问受访者的支付意愿（WTP）来推导洪水保险的需求价格。本次调查采用简单抽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614份，采用面对面交流方式，达到问卷100%的反馈率，共回收有效问卷614份，占发放问卷的100%。
3. 分析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假设市场评估法，通过在问卷中假设洪水保险的存在及其可能的保障范围，得出居民对应的意愿支付价格。一般来说诱导受访者出价的方式大致有四种：开放式出价法、竞价法、支付卡法、封闭式出价法。
（1）开放式出价法（直接询问法），在不给予受访者任何有关价格信息的情况下，直接询问受访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此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方便；缺点是拒答率或出价为零的比例比较高。
（2）竞价法，问卷设计者设计出一系列具体的价格，依据这一组价格逐一增加或减少价格直到受访者不愿意接受的价格为止。优点是能够精准衡量出受访者的愿付价值；缺点是时间成本太高、受访者容易不耐烦以及容易产生起始点的误差。
（3）支付卡法，研究者根据各种资料而事先确定价格，并写在卡片上作为受访者参考的依据，原则上以价值卡的金额为主。其优点是改善开放式出价法中的拒答率与出价为零的比例以及竞价法中的起始点误差；缺点则是会受价值卡上金额排列顺序的影响。
（4）封闭式，又可分为单界二分法与双界二分法，单界二分法为将欲评估的资源随机给予一个价格，请受访者回答愿意或不愿意支付即可。双界二分法为重复询问受访者两次是否愿意支付某一价格，此方式类似竞价法，不过比竞价法更加容易操作。当受访者对第一次的价格不愿意支付时，调降价格再询问一次该受访者；反之，当受访者对第一次的价格表示愿意支付时，就增加价格再次询问。因此比单界二分法更加精确，但是相对在问卷设计上与应用实证上较为困难，且双界二分法会有截断效果的发生，例如当受访者在两次询问价格中都表示不愿意，这并不是代表愿意支付价格为零，有可能他只是对两次的价格都不满意而已。
本文采用封闭式单界二分法作为实证方法。该种计量方法可以表述如下：利用Hanemann提出的福利评估模型对居民对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进行分析。假设居民的效用来自于个人总财富和购买洪水保险获得的保障，个人通过购买洪水保险获得保障可以增加总体效用水平，但由于保险费得支出减少了个人的总财富，从而降低总体效用水平。总的来说，购买洪水保险的效用差异决定了居民购买洪水保险意愿的大小。。假设效用函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居民是否购买洪水保险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式中： 代表以个人社会经济信息为基础的条件效用函数；0，1分别代表不遭受洪水损失和遭受洪水损失两种状态； 代表受访者的个人财富；WTP是愿意支付的价格；X代表影响受访者支付的社会经济变量；q为遭遇洪水灾害的概率； 代表随机向量。
、 是需要估计的系数或者 、 可表示为 的连续分布。
根据 服从不同的分布，可以采用Logit或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由于Probit的假设为标准正态分布，与现实差距大。而Logit假设为Logistic函数，允许虚拟变量的应用，更加符合本文的应用研究，所以本文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购买洪水保险的效用差异决定居民购买洪水保险意愿大小。假设居民决定支付wtp元购买洪水保险，则表示前者的效用大于后者的效用，即：
由于效用具有随机性，（2）式采用概率分布可表示如下：
其中 为 服从logit分布的居民的社会经济变量决定的居民的除去洪水保险购买之后的可支配收入， 。
若效用函数中取时，居民的意愿支付为wtp，其余为，对于单一居民的支付意愿期望有：
采用Logit函数进行分析，则有：
对于无穷样本的整体的洪水保险意愿支付有
其中i为单个样本。
由于无穷样本无法实现，因此一般在一定的可信度水平选取一定的样本容量，以实现调查问卷的既定目标。若对n个样本进行调查，则可将离散化后得出
为社会经济变量决定的意愿支付概率，通过logit模型计算得出； 为第i个受访者的愿意支付价格。
四、实证分析
1.基础数据的取得与说明
在运用模型对洪水保险供给保费及需求保费进行预测之前，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相关数据，包括保险区域内洪水风险图以及建筑物、居民以及历年洪水损失信息等，由于我国洪水保险一直都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以往的洪水保险定价往往是基于经验法则或者历史数据来判断，运用定价模型对洪水保险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价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境地，由此造成可用的洪水保险损失预测相关数据极为有限。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课题组对示范县进行的实地考察和调研。本文所选变量及其定义测量值见下表：
变量定义
变量 测量定义
被访问者身份 1：户主；2：配偶或者同居者；3：家中16岁以上成员；4：店主
被访问者性别 0：男；1：女 受访者的房子是否被水淹过 0：否；1：是
户主的职业状况 1：国有企业职工；2：私营企业职工；3：政府事业单位职工；4：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5：临时工；4：；6：下岗但从原单位获得一定收入；7：无业 - 有救济金；8：无业 – 无救济金；9：退休；10：其他
家庭其他成员的职业情况
是否国有企业职工 0：否；1：是 是否下岗但从原单位获得收入 0：否；1：是
是否私营企业职工 0：否；1：是 是否无业—有救济金 0：否；1：是
是否政府事业单位职工 0：否；1：是 是否无业—无救济金 0：否；1：是
是否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 0：否；1：是 是否退休 0：否；1：是
是否临时工 0：否；1：是 是否其他 0：否；1：是
家中成员中有几人有收入 0：不知道；1：1人；2，2人；3：3人；4：4人以上
家中月总收入数 家庭总收入采取分段计量，分为0-250元；251-500元；501-750元；751-1000元；1001-1500元；1501-2000元；2001-2500元；2501-3000元等去每个区间段的中点，对于3000元以上的取3250元；其余取0
每月收入除正常花销以外的结余 0：没什么剩余和不知道；50：100元以下；150：101-200元；375：210-500元；625：500元以上
被访问者年龄 1：16-20岁；2：20-29岁；3：30-39岁；4：40-49岁；5：50-59岁；6：60岁以上
居民房子的位置 1：第一层；2：第二层；3：两层以上；4：独栋房子；5：其他
发生洪水时，受访者家是否遭遇以下情形
是否房子遭水淹 0：否；1：是 是否排水出现问题 0：否；1：是
是否屋内设施遭水淹 0：否；1：是 是否无法上班或上学 0：否；1：是
是否供水停止 0：否；1：是 是否店铺无法营业 0：否；1：是
是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0：否；1：是 是否其他（请说明） 0：否；1：是
是否停电 0：否；1：是 是否没有遇到过上述任何情况 0：否；1：是
受访者是否为财产或家庭购买保险 0：否；1：是 遭遇洪水后是否更换或修理过家里的东西 0：否；1：是
财产险 0：否；1：是 更换或修理的东西花费的钱数 按受访者实际填写的金额确定
寿险 0：否；1：是
医疗险
0：否；1：是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房子会遭受洪水损失 0：否；1：是；2：不知道
由于工业企业、小企业者与户主的财产存在较大差异，风险暴露水平不一致，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工业企业和小企业者的调查问卷部分剔除，只考虑在同一风险暴露水平的户主，因此用于分析的问卷只有517份。在调查中对于回答不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的受访者，文中将其WTP设为0。文中数据采用STATA10.0软件对取得的数据进行logit回归。
2.Logit实证结果
采用单界二元选择模型评估方法，运用Logit模型对居民对洪水保险的购买意愿分析实证结果如下，
（1）未设置赔偿限额的洪水保险支付意愿Logit回归结果
自变量：受访者对洪水保险意愿支付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值 P>|t|的概率 95%的置信水平
被访问者身份 -0.349 0.288 -1.21 0.226 -0.914 0.216
被访问者性别 -0.789 0.286 -2.76 0.006 -1.349 -0.229
被访问者年龄 -0.129 0.136 -0.95 0.343 -0.395 0.137
户主的职业状况 0.102 0.057 1.78 0.075 -0.010 0.215
是否国有企业职工 -0.599 0.622 -0.96 0.336 -1.819 0.621
是否私营企业职工 0.684 0.445 1.54 0.124 -0.188 1.556
是否政府事业单位职工 -0.339 0.499 -0.68 0.497 -1.316 0.638
是否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 0.102 0.402 0.25 0.799 -0.686 0.890
是否临时工 0.204 0.451 0.45 0.651 -0.680 1.088
是否无业—有救济金 0.181 0.388 0.47 0.641 -0.580 0.942
是否无业—无救济金 0.223 0.549 0.41 0.685 -0.852 1.298
是否退休 -0.235 0.463 -0.51 0.613 -1.142 0.673
是否其他 0.412 0.539 0.76 0.445 -0.646 1.469
家中16岁以下成员数 0.036 0.246 0.15 0.884 -0.446 0.517
受访者房子的位置 -0.199 0.132 -1.51 0.131 -0.457 0.059
家中成员中有几人有收入 -0.235 0.198 -1.19 0.234 -0.623 0.152
家中月总收入数 0.001 0.000 2.14 0.032 0.000 0.001
每月收入除正常花销以外的结余 0.003 0.001 3.02 0.003 0.001 0.004
受访者的房子是否被水淹过 -1.658 0.750 -2.21 0.027 -3.129 -0.188
是否房子遭水淹 -0.368 0.620 -0.59 0.553 -1.583 0.847
是否屋内设施遭水淹 -1.426 0.501 -2.85 0.004 -2.407 -0.445
是否供水停止 0.156 0.791 0.20 0.843 -1.394 1.707
是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0.252 0.345 -0.73 0.465 -0.928 0.424
是否停电 -0.742 0.820 -0.90 0.366 -2.350 0.866
是否排水出现问题 2.020 0.494 4.09 0.000 1.051 2.988
是否无法上班或上学 1.506 0.338 4.45 0.000 0.843 2.168
是否店铺无法营业 1.517 1.448 1.05 0.295 -1.320 4.354
遭遇洪水后是否更换或修理过家里的东西 2.562 0.491 5.22 0.000 1.600 3.524
更换或修理的东西花费的钱数 0.000 0.000 2.49 0.013 0.000 0.000
受访者是否为财产或家庭购买保险 1.202 0.722 1.67 0.096 -0.213 2.617
财产险 -1.758 0.750 -2.34 0.019 -3.229 -0.288
寿险 0.058 0.618 0.09 0.925 -1.153 1.270
医疗险 -0.945 0.676 -1.40 0.162 -2.269 0.379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房子会遭受洪水损失 1.491 0.222 6.71 0.000 1.055 1.926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0.023 0.113 0.21 0.836 -0.197 0.244
常数项 -2.441 0.966 -2.53 0.012 -4.334 -0.548
运用公式（8）和（9）并结合Logit分析结果，得出洪水保险的居民购买意愿的价格为
（2）设置70%赔偿限额的洪水保险支付意愿Logit回归结果
Logit回归结果
自变量：受访者对洪水保险意愿支付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值 P>|t|的概率 95%的置信水平
被访问者身份 -0.278 0.295 -0.94 0.346 -0.858 0.301
被访问者性别 -0.705 0.287 -2.46 0.014 -1.268 -0.142
被访问者年龄 -0.130 0.133 -0.97 0.331 -0.391 0.132
户主的职业状况 0.111 0.059 1.86 0.063 -0.006 0.228
是否国有企业职工 -0.766 0.593 -1.29 0.197 -1.931 0.400
是否私营企业职工 0.635 0.475 1.34 0.181 -0.297 1.568
是否政府事业单位职工 -0.337 0.559 -0.60 0.547 -1.435 0.761
是否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 0.014 0.393 0.04 0.971 -0.759 0.787
是否临时工 0.213 0.445 0.48 0.633 -0.662 1.088
是否无业—有救济金 0.217 0.441 0.49 0.623 -0.650 1.084
是否无业—无救济金 0.129 0.535 0.24 0.809 -0.921 1.180
是否退休 -0.272 0.400 -0.68 0.497 -1.058 0.514
是否其他 0.092 0.513 0.18 0.857 -0.916 1.100
家中16岁以下成员数 0.017 0.259 0.07 0.947 -0.492 0.527
受访者房子的位置 -0.231 0.123 -1.87 0.061 -0.472 0.011
家中成员中有几人有收入 -0.247 0.210 -1.17 0.241 -0.660 0.166
家中月总收入数 0.001 0.000 1.86 0.064 0.000 0.001
每月收入除正常花销以外的结余 0.003 0.001 2.72 0.007 0.001 0.004
受访者的房子是否被水淹过 -1.729 0.721 -2.40 0.017 -3.146 -0.312
是否房子遭水淹 -0.378 0.641 -0.59 0.555 -1.637 0.881
是否屋内设施遭水淹 -1.470 0.535 -2.75 0.006 -2.522 -0.419
是否供水停止 0.190 0.890 0.21 0.831 -1.558 1.937
是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0.273 0.335 -0.81 0.416 -0.932 0.386
是否停电 -0.664 0.869 -0.76 0.445 -2.371 1.044
是否排水出现问题 2.029 0.577 3.52 0.000 0.896 3.163
是否无法上班或上学 1.451 0.377 3.85 0.000 0.710 2.193
是否店铺无法营业 1.409 0.937 1.50 0.133 -0.431 3.250
遭遇洪水后是否更换或修理过家里的东西 2.536 0.524 4.84 0.000 1.507 3.565
更换或修理的东西花费的钱数 0.000 0.000 2.29 0.022 0.000 0.000
受访者是否为财产或家庭购买保险 1.246 0.713 1.75 0.081 -0.155 2.646
财产险 -1.647 0.765 -2.15 0.032 -3.150 -0.143
寿险 0.079 0.600 0.13 0.895 -1.100 1.259
医疗险 -0.841 0.671 -1.25 0.211 -2.159 0.477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房子会遭受洪水损失 1.479 0.234 6.32 0.000 1.019 1.939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0.087 0.123 0.71 0.480 -0.154 0.328
常数项 -2.512 1.006 -2.50 0.013 -4.488 -0.536
运用公式（8）和（9）并结合Logit分析结果，得出洪水保险的居民购买意愿的价格为
（3）设置100%赔偿限额的洪水保险支付意愿Logit回归结果
Logit回归结果
自变量：受访者对洪水保险意愿支付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值 P>|t|的概率 95%的置信水平
被访问者身份 -0.257 0.289 -0.89 0.374 -0.824 0.310
被访问者性别 -0.656 0.282 -2.32 0.020 -1.208 -0.103
被访问者年龄 -0.127 0.134 -0.95 0.344 -0.390 0.136
户主的职业状况 0.118 0.057 2.07 0.039 0.006 0.229
是否国有企业职工 -0.753 0.610 -1.23 0.218 -1.949 0.444
是否私营企业职工 0.637 0.437 1.46 0.145 -0.220 1.494
是否政府事业单位职工 -0.271 0.491 -0.55 0.581 -1.234 0.692
是否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 0.051 0.393 0.13 0.897 -0.720 0.822
是否临时工 0.186 0.442 0.42 0.674 -0.681 1.052
是否无业—有救济金 0.193 0.382 0.51 0.613 -0.555 0.942
是否无业—无救济金 0.101 0.541 0.19 0.852 -0.960 1.162
是否退休 -0.259 0.457 -0.57 0.570 -1.155 0.636
是否其他 0.041 0.526 0.08 0.938 -0.990 1.072
家中16岁以下成员数 0.033 0.242 0.14 0.893 -0.442 0.507
受访者房子的位置 -0.237 0.129 -1.83 0.067 -0.490 0.016
家中成员中有几人有收入 -0.262 0.194 -1.35 0.178 -0.643 0.119
家中月总收入数 0.001 0.000 1.79 0.074 0.000 0.001
每月收入除正常花销以外的结余 0.002 0.001 2.92 0.003 0.001 0.004
受访者的房子是否被水淹过 -1.788 0.741 -2.41 0.016 -3.241 -0.336
是否房子遭水淹 -0.423 0.609 -0.69 0.487 -1.617 0.771
是否屋内设施遭水淹 -1.334 0.486 -2.75 0.006 -2.287 -0.382
是否供水停止 0.402 0.784 0.51 0.608 -1.134 1.938
是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0.316 0.342 -0.92 0.356 -0.985 0.354
是否停电 -0.583 0.805 -0.72 0.469 -2.161 0.995
是否排水出现问题 1.742 0.475 3.67 0.000 0.812 2.672
是否无法上班或上学 1.449 0.333 4.35 0.000 0.797 2.102
是否店铺无法营业 1.406 1.443 0.97 0.330 -1.421 4.234
遭遇洪水后是否更换或修理过家里的东西 2.521 0.480 5.25 0.000 1.581 3.461
更换或修理的东西花费的钱数 0.000 0.000 2.21 0.027 0.000 0.000
受访者是否为财产或家庭购买保险 1.148 0.706 1.63 0.104 -0.236 2.532
财产险 -1.541 0.727 -2.12 0.034 -2.965 -0.116
寿险 0.087 0.602 0.15 0.885 -1.093 1.268
医疗险 -0.799 0.659 -1.21 0.225 -2.091 0.493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房子会遭受洪水损失 1.432 0.218 6.57 0.000 1.005 1.859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0.093 0.111 0.83 0.406 -0.126 0.311
常数项 -2.453 0.953 -2.57 0.010 -4.321 -0.584
运用公式（8）和（9）并结合Logit分析结果，得出洪水保险的居民购买意愿的价格为
3.实证结果说明
在上述实证结果中，变量（家庭其他成员的职业情况-下岗但从原单位获得一定收入）、（发生洪水时，受访者家是否遭遇以下情形-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因预测失效的原因，模型将其剔除。变量（家中16岁以上成员数）、（发生洪水时，受访者家是否遭遇以下情形-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因共线性在模型中将其剔除。
Logistic回归模型的系数是正值且统计显著，意味着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条件下，对数发生比随对应自变量值增加而增加，相反，一个显著的负系数代表对数发生比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具体来看，
（1）受访者的个人信息
受访者身份的系数估计值为-（0.257-0.349），说明对于变量（被访问者的身份）的取值越高，越不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因此对于其他家庭成员而言，户主更加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
受访者的性别的系数估计值为-（0.656-0.789），说明男性受访者比女性更加愿意支付保费。
受访者年龄的系数估计值为-（0.0310-0.039），说明受访者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支付保费，根据调查问卷，处于10-29岁这一阶段的受访者只有19人，占比3.7%，处于30岁-50岁这个阶段的受访者最多，超过50%，因此相对于60岁以上的受访者，这一类的受访者更加愿意支付保险费。因此洪水保险的购买主力军为30-50岁的中年人。
家中成员数量的系数范围为0.023-0.093，对于家中成员较多的家庭更加愿意支付洪水保险的保费，受访者家庭中16岁以下的成员越多，洪水保险购买意愿越高。
（2）受访者的社会经济信息
受访者家庭中户主职业状况的系数为0.102-0.118，说明如果户主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不会比临时工更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相反对于普遍意义上认为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职业比如无业或者临时工更加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对于那些政府或者事业单位的职工而言，由于工作单位有较健全的保障，购买洪水保险的意愿反而减少。
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状况，对于洪水保险保费的支付意愿顺序为，私营企业员工>其他>无业-无救济金>临时工>无业-有救济金>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企业>退休>政府事业单位员工>国有企业员工。这种排序说明各种职业状况对洪水保险的购买意愿呈现出的梯次关系，这基本与职业状况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成反向变动关系，而与职业状况所可能承受的风险承受程度成正比。
家中有收入的成员数量的系数范围为-（0.235-0.262），家中有收入的人数越多，受访者越不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
家庭每月的月总收入系数低于0.001且为正，说明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而且家中每月剩余的月收入系数为0.002-0.003，大于月收入的系数说明只有在受访者的月剩余的收入越高时，受访者更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同时更加证明受访者的收入与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成正比。
（3）受访者的房屋位置以及洪水损失历史状态
受访者房屋位置的系数为-（0.199-0.237），说明对于洪水保险的购买意愿随房子层数的升高而降低，这与洪水发生时不同的房屋位置受损失的程度符合。那些处于第一层的受访者更加愿意购买洪水保险。
受访者的房子是否被水淹过的系数为-（1.658-1.788），以前年度遭受过洪水损失的受访者的洪水保险保费的支付意愿远低于未遭受洪水损失的受访者。这与受访者在遭受洪水损失后对自身的房屋的建设或者在洪水来临时会比一般的未遭受洪水损失的受访者做出更好的预防措施有关。
发生洪水时，受访者家遭遇以下情形时，对洪水保险支付意愿顺序为：排水出现问题 >店铺无法经营 >无法上班或上学 >供水停止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房子被水淹 >停电 >屋内设施遭水淹；在这些居民可能遭受损失的项目中，洪水保险支付意愿为：排水出现问题 >店铺无法经营 >无法上班或上学 >供水停止>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被水淹 >房子被水淹 >停电 >屋内设施遭水淹。
遭遇洪水后是否更换或修理过家里的东西的系数为2.521-2.562，对于更换过或修理过家中物品的受访者而言更加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
遭遇洪水的损失费的系数小于0.001，为正，说明受访者曾经遭受洪水损失的数目越大越愿意支付洪水保险的保费。
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的房子会遭遇洪水，对于认为自己的房子不会遭遇洪水的受访者购买洪水保险的积极性较少，而不确定的受访者更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
（4）受访者的保险意识
受访者是否为财产或家庭购买保险的系数为1.148-1.246，说明在生活中购买过洪水保险保费的受访者更加愿意购买洪水保险保费，同时说明保险意识的强弱与洪水保险的购买意愿成正比。
对于购买保险的受访者中，若是购买了财产险或医疗险，则受访者会比较不愿意支付洪水保险保费，因为洪水损失发生时，根据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如果受访者从财产保险或者医疗保险可以获得赔偿，那么洪水保险就不会支付这部分损失，减少某一部分保险的购买，可以避免重复投保。而对于购买了寿险的受访者更加愿意购买洪水保险作为补充，实现更全面的保障。
（5）赔偿限额
本文对于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分析中设置了三个不同的赔偿限额，用于分析赔偿限额的变化对洪水保险支付意愿意向的影响，以及怎样建立合适的洪水保险的模式。本文将不同的赔偿限额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不同的赔偿限额中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存在一致性，表现为在不同的赔偿限额条件下，同一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且变化幅度不大。比如家庭月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低于0.001且为正、受访者性别的回归系数为-（0.656-0.789）等。
赔偿限额与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成正比。对于70%的洪水保险损失保障中，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64.081元；对于 100%的赔偿限额，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为81.006元。由于在第一中情况中未说明赔偿限额的情况，默认为100%，所以居民的支付意愿与100%的情况相差不大，为76.460元。
五、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本文寻找到居民对洪水保险的支付意愿价格为81元。并从受访者的个人信息、社会经济信息、受访者的房屋位置以及洪水损失历史状态、受访者的保险意识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对于支付意愿的影响。
洪水保险要成为真正可行的保险计划还有不少的技术难点需要攻破，本文从居民对洪水保险支付意愿的角度来探索洪水保险的定价基础和定价区间，期望能为中国洪水保险计划的建立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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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课题《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研究》（批准号：09JZD0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琳（1963---），女，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学位，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精算师协会正会员，研究方向：非寿险精算。
近年研究论著：2010年8月保险研究《我国洪水保险设立的路径选择研究》
2009年统计决策《我国洪水保险可保性研究》
2009年1月广东金融学院学报《基于DFA方法的洪水保险定价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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