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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为何会出现国内民众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或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这里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安排的原因。而后者更为重要。比如教育制度、户口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都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不进行这些制度重大改革，要真正实现让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是不容易的。因此，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的增长点，并与民生结合起来，这是正确的经济战略选择。不过，作为经济战略是一种长期行为，扩大内需只能是一种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
那么推动2012年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从表面看，现在的货币政策及房地产政策不会过多放松，但这些政策细微的调整是一种趋势。特别是早几年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畸形现象将在这种细微的调整中回归常态。比如存款准备金率，早几年的货币政策价格机制不动用，老是在数量工具打转，从而导致国内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因此，2012年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会比较频繁。更何况，市场上认为2011年十分紧缩的银行信贷增长仍然与2010年相差不多，因此，在此基础上2012年的银行信贷增长会远远高于2011年，市场的流动性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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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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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业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
在温饱问题解决的情况下，追求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成为老百姓的新的目标。住房问题的解决和改善是提高百姓生活的关键方面。同时，住房水平提高和居住环境改善，可促进生活消费的多方面，拉动多方面产品销售和劳务交换。只有拥有了最基本的房子，人们才会有进一步消费的心理，比如，家庭装潢、添置家具、电器、娱乐、健身等，这样在无形当中就拉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因而，发展房地产业，从住房综合消费方面讲，为人们生活其他方面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促进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高。因而，全面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房地产必然要成为新的增长点。
3、房地产开发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
房地产开发可以带动相关建筑材料和运输行业的发展，我国建筑成本中70％是材料消耗，由其他部门和行业出售产品配合的。发展房地产业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机械、冶金、陶瓷、化工、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和劳务提供相配合，从而“波及”、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起到带动作用。
二、房地产市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我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对外宣布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之时,就把1000亿保障性住房投资列在第一位。加大房地产投资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刺激消费有双重促进作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的建造一方面要消耗如钢铁、水泥等多个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品，避免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能增加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来居民收入增长，通过居民财富的积累促进居民消费。由此可见，房地产投资拉动众多上下游部门的发展，从而能拉动经济的增长。这样，房地产的兴衰与经济的繁荣萧条休戚相关。
2、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消费造成的影响
房地产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价格的变动，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会对房屋所有者产生财富效应，所有者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出售或再融资，此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直接推动了实际财富的增加，扩大了当期的消费水平；即使所有者虽没有变现或再融资，但是由于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了的潜在价值上升而使人们感到了财富的增加，从而对未来产生一个良好的预期，增加当期消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又会对需求者产生预算约束效应。对于租房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引起租金的上升，进而使租房者租房成本提高而会压缩当期其他消费；对于潜在购房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增加还款压力，从而使欲购房者减少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储蓄和预算决策，结果便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
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仍然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在干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首先是房价上涨幅度太大，导致了一些投机者看到了炒楼的利益巨大，出现了许多违规操作、投机炒作的行为。这样，导致一些恶性结果：一方面房子还是供不应求，房价还会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一些工薪阶层还是买不到合适的住房，基本的生活还是没有保障。其次，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商机促使一些企业不管自己有否具备建造房产的能力，纷纷建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样导致一批不合格工程的出现，给未来的居住者带来安全隐患。而且由于土地有限而需求过旺，僧多粥少，会出现一些恶性竞争，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混乱。那么，如何才能有效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国有土地的管理力度，保持国有土地买卖市场的稳定
众所周知，没有土地，建房也无从谈起，要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和谐稳定，加强国有土地的管理非常重要。现在房价为提升地如此之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价也在不断地攀高。所以我们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国有土地的调控。国有土地管理部门要有完善的土地开发利用的衔接制度，完善土地供应的流程，实现土地的有节奏和科学投放。要建立起土地拍卖最高限价，以便控制土地价格的不合理上涨。
2、加强供需结构的调整，保证有效供给
房地产开发商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加大对一些高档住宅和小区的开发，这样使得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开发力度明显不够，供需失衡的情况日渐突出。社会中普通阶层所占的比例较大，经济适用房和普通住房要保证一定的比例，满足老百姓的需求，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一些高档住宅的管理力度，保证相关费用的征收，避免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偏向开发，忽视中小阶层的需求。
3、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管理，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
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就要对房地产市场信息有一个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使各个部门和投资者能够有效的把握全局，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参照依据，避免盲目投资。有关单位应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预警与监测，通过有效手段进行数据、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积极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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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结构看，形成顺差的主要有三大块: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其他贸易。近10年的数据显示，加工贸易顺差基本逐年提高，而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几乎均为逆差，这意味着顺差来自于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占比重的96%，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一般贸易(见下页图2，JG代表加工贸易，YB代表一般贸易)。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持续稳定增长，且在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其他贸易方式相比，加工贸易增长速度快，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441.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534.91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出口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29.2%上升到57.6%。同时，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进口的增长，并且出口长期大于进口，净出口大幅提高(见下页图3)。
2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亚当•斯密的“剩余产品出路”学说，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用来生产产品以供出口，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这样这个国家可以很小的代价，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需按照国内资源的供给优势或比较成本来安排出口生产，从而打破国际专业分工限制，利用闲置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一国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加工贸易净出口增加会导致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当利用剩余的资源生产加工贸易产品并出口时，获得货币收入，这会使生产加工贸易产品的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根据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最终使得由一次性的静态贸易利益增加的国民收入总量会等于最初增量的若干倍。若再考虑由于生产的扩大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时，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缓解了中国劳动力有余而原材料不足的矛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生产要素不均衡的严重束缚，加工贸易是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据统计，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直接就业人员在3000万以上，加上依托贸易从事配套产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总计达4000万以上。另外，加工贸易带来许多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业，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国内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3］。
此外，从近几年来加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系来看，直接投资有一定加工贸易倾向，同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我国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有可能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进步。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与其投资主体大多是先进技术的携带者等特点，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他国家学习的渠道。通过加工贸易的技术扩散，能够减少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在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的阶梯上得以提升。
3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了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下面就用Eviews3.1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3.1经济指标数据的选取
加工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是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有关;二是与加工贸易净出口有关。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实证分析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加工贸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实证分析浙江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选取的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加工贸易进口额(IM)、加工贸易出口额(EX)，且都以亿美元为单位［4］。用于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和中国加工贸易指南网，样本数据为1989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见表1)。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是:IM代表加工贸易进口额，EX代表加工贸易的出口额，ALL代表加工贸易总额，NET代表加工贸易的加工贸易净出口额。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观察，发现GDP分别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加工贸易净出口之间呈非线性关系。通过散点图(见图4、图5)比较分析，趋势线最接近于对数形式，所以对原变量取对数，并通过Eviews3.1用最小二乘法运算，建立对数模型:lnGDP=3.819575+0.722307lnALL(1)lnGDP=6.147649+0.546882lnNEX(2)通过回归方程(1)、(2)中GDP总额对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加工贸易净出口的简单回归模型，自变量(GDP)和常数项的回归系数t都小于0.05，表明加工贸易出口GDP的影响是显著的。GDP与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复相关系数为0.954246，与加工贸易净出口的复相关系数为6.147649。回归方程的F也都小于0.05，也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净出口额与GDP总额之间都具有很密切的正相关性，而且拟和优度很好，说明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我国GDP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又由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体现主要在出口创汇方面，所以在此选取加工贸易净出口额作为加工贸易的数据，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作如下计量分析。
3.2净出口额和我国GDP的计量分析
3.2.1平稳性及协整分析
为消除异方差，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GDP、lnIM、lnEX，lnNEX，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M为加工贸易进口，EX为加工贸易出口，lnNEX为加工贸易净出口。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经典的回归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必须是平稳的，以避免由于“变化趋势”存在而导致的“伪回归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不满足经典回归分析中对数据平稳性的假定。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从检验结果看，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序列ADF的值大于临界值(10%)，说明原始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二阶差分序列，ADF的值小于临界值，可以认为经过两次差分后序列达到平稳，即lnGDP、lnEX、lnI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表明，加工的净出口及GDP的对数序列数据都是二阶单整的，所以它们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加工的净出口及GDP之间应该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做出其趋势线，如图6所示。可见加工贸易净出口的对数和我国GDP的对数有相同的趋势，所以有理由相信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下面通过对式(2):lnGDP=6.147649+0.546882lnNEX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看是否平稳。如果平稳，即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的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ADF值通过10%临界值，所以可以近似看成它是平稳的。协整方程如下:lnGDP=6.147651+0.54688lnNEX从协整方程可看出，经济增长与加工净出口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54，即加工贸易净出口增长1%将导致经济增长0.54%。3.2.2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由上可知，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若干个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些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因为本文的两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所以，设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如下:D2(lnGDP)=β0+β1D2(lnNEX)+β2ECM－1+u根据式(2)可求出ECM的值，再代入上式用最小二乘法即可求得，该方程为:D2(lnGDP)=0.0036+0.1069D2(lnNEX)+－0.2713ECM－13.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结果只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加工贸易净出口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DP增长不是加工贸易净出口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以上所有的实证部分，可以看出，加工贸易顺差额与代表经济增长的GDP都是不平稳的经济变量，但从单位根检验中得出，其都符合二阶单整，且残差平稳，所以加工贸易顺差额和GDP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也具有短期的平稳关系，最终加工贸易顺差额还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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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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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个世纪的增长，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习。
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产业中广泛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19世纪末期钢铁工业的兴起，冶炼技术的兴起，推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普及，使美国走进了工业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计算机的发明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给美国经济强大的动力和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广纳人才，造就美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个是大家所忽视的，美国金融体系对美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美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和以往相比较，不仅可以通过它的开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资源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础，就美元的国际化，美元的国际化加上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吸纳全球的资源，通过这种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可以把风险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金融体系除了有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外，还有非常结构化的、强大的风险分散的功能、风险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话，我想这两条是成就美国百年梦想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要维持一百年的增长，应该学习美国，我始终认为应该学习美国，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来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否定，千万不要回到一个古典的时代，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慢慢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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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经济飞速增长，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增长为国防开支提供了来源，而一些国家国防开支的飞速增加也惹来争议，一方面，国防开支的增加对国内来说抵御侵略的能力增加了，安全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安全的威胁增加了，也可能导致他国国防开支也相应增加，而国防开支本身是没有生产效应的，可能会导致一场恶性循环。基于这些，对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的方法各异，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二、理论回顾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benoit在研究44个欠发达国家1950-1965年的经济数据样本时发现，“国防负担重的国家通常具有最快的经济增长率，而那些国防负担最轻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却往往是最低的”。从此以后国外学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在实证层面主要通过三种模型：凯恩斯模型，两部门模型和公共产品模型。防务经济学家faini，annez&taylor（1984）运用凯恩斯模型和基本的结构主义原理分别研究了军费开支对于投资、进口、工业生产和税收的影响，得出国防对农业所产生的负效应会妨碍经济的发展；stewart（1991）用凯恩斯的需求效应理论研究了军费开支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正。Biswas&ram（1986）首次采用两部门模型，用20世纪60-70年间58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发现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Deger（1986）在公共产品投资的基础上，使用非线性关系，提出了若干经验分析方法；landau（1993）以1969-1989年人口在200万以上的非社会主义的71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军费开支将会有利于经济增长。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国防费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对国防费用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进步，形成了以陈明志为代表的国防费用相关论、以姜鲁鸣为代表的国防费制约因素论、以库桂生为代表的国防调控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国外的三种经典理论模型，再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同时也有一些创新。陈波（2005）在凯恩斯模型结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储蓄、贸易平衡与国防负担在内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我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李双杰、陈渤（2002）利用私人部门、非国防公共部门和国防部门的三部门的费德尔-拉姆模型，对中国1980-2000年的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适度增加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涛雄、胡鞍钢（2005）采用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将中国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效应两部分，利用中国1960-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为正，外部性为负。
也有不用理论模型只从计量的实证角度研究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陈波（2006）通过对国国防开支与GDP时间序列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国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做了研究，认为在1954-2000年样本区间内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长期的均衡关系，1980-2000年样本区间内则存在这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一区间内，经济增长是国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国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魏华等（2007）以我国1952-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我国国防支出和GDP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本文拟采用尚发光（2009）采用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y=α+β0x0t+β1x1t+β2x2t+μt，其中y为实际产出增长率，x0t为t时期的税率，用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x1t为t国防支出份额，即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2t为非国防支出份额。由于x1t+x2t=1，从而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改进后的模型为：y=α+β0x0t+（β1-β2）x1t+μt。
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收集到的数据主要包括从1952年到20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防开支、税收。经计算可得财政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防开支与财政支出的比率、产出的实际增长率等。
四、实证检验
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检验结果为：y=3.56-0.35x0+10.13x1
0.83 2.17 2.13
可知变量的T统计量均大于2，F统计量也很大，表示模型显著。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可知税率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国防开支的增加则会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陈波.国防经济学前言专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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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Robinson（1952）宣称，“企业走到哪里，金融跟到哪里”。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常常通过忽视金融系统而表达其怀疑态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歇过。辩论的结果使得这一领域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与经验文献。尽管这些先导性工作改变了理论思维的方向，但因果性问在此后的理论争论中依然悬而未决。
本文回顾有关国内金融自由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大量文献，它们包括金融与增长的先驱性文献、McKinnon-Shaw学派的基本观点及其推广、McKinnon-Shaw学派所遭受的批评。
2、金融与增长的理论先驱
在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上，金融抑制观点多年以来统治了理论界。在1960年代以前，理论界压倒性地支持金融发展追随经济增长的假说。Gerschenkron（1962）将银行部门的作用置于被他称之为“经济退步”的背景之下。根据其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银行部门的作用。Patrick（1966）甚至比Gerschenkron更具体地聚焦于金融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识别出“需求追随”和“供给拉动”等两种模式，并将两种模式分别赋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Patrick的观点，供给引导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居支配地位，并且随后逐渐转化为需求追随模式。Patrick通过这个框架提供了一个经验上可验证的清晰的假说。
Cameron et al.（1967）指出，金融系统可能既诱导增长，也追随增长。但是，他强调金融系统的服务质量及其提供效率的关键作用。Cameron等人主张，大部分技术创新是通过建立能获得银行融资的企业而引进的。然而，Cameron等人的研究的优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论判断，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Cameron等人的分析中，有两组国家显现出来：在苏格兰、比利时、俄国、和日本，金融系统积极地促进工业化；在德国（1870年以前）和法国，金融发展受阻于错误的政策，而在英格兰，不恰当的政策未能阻止迅速的金融发展和创新。Cameron et al.（1972）提供了更多的国别案例研究，它们包括未能在1914年以前实现显著工业化的国家（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工业化不彻底或滞后的国家（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和日本）。第二组案例研究在表明，不当的金融部门政策阻碍了工业化进程，而且金融并不能补偿其他部门的瓶颈。
Goldsmith（1969）断言，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们同时提高了投资效率和数量，尽管他指派给投资数量的作用相对较小。Goldsmith最先提供了显著的证据，显示金融与增长之间在一系列国家存在相关关系。通过构造一个定义为金融资产价值与GNP之比的金融发展指标（称之为FIR或金融相关比率），Goldsmith 为该领域后来的经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对于由35个国家构成的一个样本，他发现了金融发展变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大致的相关关系。
Gerschenkron、Patrick、Cameron以及Goldsmith等人的研究引发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学术辩论，该辩论同时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理论框架尚属相对简单，关于金融和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还依然粗糙。然而，他们导致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们大量涌现。
3、McKinnon-Shaw学派
在详细地描述McKinnon-Shaw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经验证据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地概括金融压制政策的主要特征并解释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该项政策。
3.1、金融压制的特征与原因
金融压制是McKinnon-Shaw学派的主要焦点。他们宣称，这个政策减少了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数量，因而有害于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压制政策以Keynes（1936）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为基础。Keynes认为，充分就业均衡的实际利率水平往往低于由流动性偏好决定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为了避免收入的下降，政府必须让利率降下来。在Tobin（1965）模型中，存在小型的家庭生产者，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在货币和生产性资本之间进行配置；金融压制减少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并使经济增长加速。
不过，Fry（1995）声称，金融压制是一种严重而无意识的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对于征税能力低下的政府来说是一种次优政策。法定储备要求或利率上限帮助政府当局低成本或无成本地将储蓄转移到公共部门。在这个方面，银行和信贷部门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从私人股票和债券市场攫取铸币税的难度要更大。
3.2、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
1973年，R.McKinnon和E.Shaw向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压制论学派发动了抨击，主张实行利率自由化并取消其它金融压制政策。他们的基本模型由金融中介、储蓄者和投资者构成。该模型是一个内源货币模型，因为发放给私人部门的贷款由私人部门的内部债务所支撑。名义利率是固定的，实际利率被保持在均衡水平之下。储蓄是实际利率的正函数，投资是实际利率的负函数。当实际利率因为通货膨胀加速或者固定的名义利率下降而降低时，储蓄趋于减少。在存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形下，必然会发生非价格的资金配给。信贷分配取决于交易费用、感觉到的违约风险、抵押品的质量、政治影响力、借款人声望、贷款规模以及给予贷款官员的隐蔽利益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而不是投资的预期生产率。投资的平均效率下降了。此外，当贷款利率上限设置在足够低的水平上，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了。于是，逆向选择发生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受到负面影响，信贷配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所以，McKinnon和Shaw提出的政策处方是取消对名义利率的制度约束并降低通货膨胀率。
McKinnon-Shaw辩论的结果是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以特定的方式推广了初始框架。Kapur（1976）、Galbis（1977）、Mathieson（1980）以及Fry（1980）发展了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各国政府通过将存款（而非贷款）利率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而实行金融压制。货币需求依赖于固定的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用真实单位衡量的银行负债从而收缩了，这就减少了用于投资的信贷供给。
Kapur和Mathieson引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压制：即使利率没有上限，法定准备要求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法定准备的下降会提高银行系统借贷活动的余地。Kapur、Mathieson和Fry还建立了动态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说明利率自由化作为稳定政策的手段所具有的效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金融压制状态出发，利率自由化具有双重优点：除了对长期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之外，还弱化了货币稳定项目的紧缩效应。
在所有McKinnon-Shaw类型的模型中，使得增长率最大化的存款利率是来自自由市场均衡的利率。这类模型的支持者建议取消利率上限，放弃选择性的或指导性的信贷项目，降低法定准备要求，保证金融部门的竞争条件。
4、对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批评
Mckinnon-Shaw学派在受到广泛关注和传播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者是针对其效果不良的政策主张，或者是针对其缺乏微观基础的理论结构。
4.1、新结构主义者的观点
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效果好坏参半，引发了新结构主义学派。该学派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批评金融去管制化。在Taylor（1983）和van Wijnbergen（1982，1983 a，b）提出的模型里，首先，受管制的或无组织的货币市场在决定金融自由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实际存款利率上升导致资产由无组织的货币市场流向正规的信贷市场，而法定准备金的存在则引起金融中介活动的下降。其次，实际利率提高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有可能导致实际信贷量和有效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新结构主义模型建立在无组织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假设基础上，尽管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这些模型的另一个成问题的特征是，它们考虑的是信贷和投资总量，而不是投资效率，后者可以通过信贷成本的提高而得以增进。
4.2、信息和市场的不完善性
另一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上。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信贷市场非均衡的原因除了政府干预之外可能还有其它因素。信贷价格可能影响交易的本质，从而可能不能使市场出清。高的或市场出清的利率可能会吸引劣质的借款者，或引致借款人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其结果是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就更大。这会导致银行选择不将利率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结果是可能发生信贷配给，而且仅仅配置那些大规模的贷款。造成这些不利结果的原因是自由信贷市场的微观经济缺陷。
Mankiw（1986）在逆向选择背景下讨论了金融崩溃问题。在他的模型里，利率的微小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性。如果贷款申请人群体的风险高到不能向银行支付其必要的收益率的水平，则可能会引起信贷市场的崩溃。与此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并不仅仅是让经济沿着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移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Shleifer和Vishny（1986）以及Stiglitz（1985）研究了委托人―人问题。他们认为，在一家公司拥有许多小股东的情况下，对于任何小股东来说，去监督管理层都是划不来的事情。这种搭便车问题源于个别股东为了获取信息而做的昂贵的努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然而，有关市场失灵的另一分支的文献讨论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是因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金融中介机构只有在花费监督成本之后才能核实投资的成功与失败。信息不对称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资本的错误配置和监督成本。
道德风险是一个人们经常讨论、与存款保险安排相关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原本是被用来纠正银行业务活动对其客户所产生的外部性的，可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它可能鼓励银行经理承担风险。例如，Gennotte和Pyle（1991）指出，在有存款保险时，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导致资产风险的上升。通过监管当局监督和控制资产风险的安排必然会抵消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Bagehot，W.（1873），Lombard Street，Homewood，IL：Richard D.Irwin.
[2]Gerschenkron，A.（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4]Hicks，J.（1969），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
[5]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Keynes，John Maynard（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
[7]McKinnon，R.I.（1973），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DC：Brookings Institution.
[8]Merton，Robert，C.（2004），“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Foreword in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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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量检验结果（1）单位检验根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研究。文章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检验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项平稳，则协整关系成立。JJ检验主要根据参数矩阵的秩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文章选择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运用处理后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方程(2)和(3)，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下。其中，变参数αt的估计值如表3和图1所示。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于1985-2013年在0.2766~0.4639间变动。由于αt是随机参数，在分析时一般不看其具体的数值，主要通过观察其变动趋势，来反映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整体上看，弹性系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2766上升到2013年的0.4639。由图1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在1985-1993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4-2013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发展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刺激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正向的持久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旅游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仅为739.1元，2013年达到26955.1元，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848.2亿元，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为20692.6亿元，是1994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94年为414.7元，2013年为946.6元，是1994年的2.2倍，年均增长4.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97.6元，2013年为8895.9元，增加了18.9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175.3亿元，2012年为5583.5亿元，是1994年的28.7倍，年均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1994年为54.9元，2013年为518.9元，是1994年的8.9倍，年均增长12.2%。第二，旅游产品质量和产品吸引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旅游市场进一步规范，旅游接待条件不断改善，提供的旅游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各具特色的观光、度假、休闲、体育、健身、生态旅游等基本改变了国内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景点开发进一步加快，各地都有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景点投入运营。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包机、城际快车、旅游专线车、旅游专列、观光巴士、“一日游”车辆等发展迅速，使得旅游交通更加方面快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成为促进国内旅游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旅游宣传促销声势逐年加大。与主流媒体合作的旅游宣传广告片越来越多，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循环播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各地的高速路、地铁站、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及客流集散地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宣传，扩大了旅游宣传效应；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区域性和全国交易会基本形成体系，区域性联合促销与跨区域巡回促销接连不断；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息，自助旅游需求迅速增长，网络新媒体为旅游宣传促销开辟了新的渠道。随着旅游宣传促销手段多样化，有效地引导了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第四，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七五”时期，旅游业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旅游业放在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一些省市明确提出把发展国内旅游业作为活跃市场、扩大内需、繁荣经济的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配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消费。国家于1995年出台了“双休日”制度、1999年又出台了“黄金周”休假制度，2008年开始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加，激发了人们的旅游热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旅游，旅游消费逐步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文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13年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国内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三是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旅游产业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据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环境及旅游产品供给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旅游花费结构看，当前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中食、住、行比重较大，达66%，游、购、娱仅占34%左右。从旅游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比例偏低。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旅游花费3.7倍；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花费1.8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额远远小于城镇居民花费，因此农村旅游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支不确定性制约了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展，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阻碍了旅游消费。第三，我国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第四，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断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一要刺激农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不仅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释放旅游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旅游产品，也要鼓励旅行社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成立一些以农民为旅游服务对象的旅行社，提供低价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二要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三要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旅游消费的新观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给予旅游贷款者一定的折扣，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不断完善和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在迅速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托我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生命力持久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健康、探险等为特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要不断适应大众游客的旅游需求，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促进观光旅游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如培育和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研发旅游和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旅游。二要不断促进大众旅游由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开发出更多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温泉旅游、滑雪旅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高品位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节目等休闲度假产品。三要以现代农业、工业、生物工程、航天科技为依托，推进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形成新型的旅游产品系列。如重点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推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和工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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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派一致认为，货币量对经济发展无实质性的影响，但与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诸如证券业的建立和银行业的发展等，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出，但增进产出的方法，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Schumpeter将金融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他在《经济发展原理》中写到，金融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向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家融通资金，并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其主要论点成为了经济学家McKinnon的金融发展理论来源。在20世纪60年代，Gurley发展了Schumpeter的理论，他指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主要分析金融中介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而引发了后来大批的学者关于金融系统的比较研究：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假说。上述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他们主要观点是把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归咎于金融抑制，主张在国家或地区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计量模型，并由此得出金融自由化可快速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得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内生增长和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 直接加入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缺陷置于理论模型之中， 使模型与实际情况贴近，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Andrew Weiss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信贷配给观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了信贷资金分配效率的下降。他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在弥补货币市场的某些不足，并和货币市场一同成为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Thorsten Beck利用虚变量将市场环境、会计方法等外生变量纳入模型，发现经济增长与外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决策建议上，文中认为有效的市场管理体系可以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要求。
自90年代以来，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方法，西方经济学家还对两者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ine系统地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使用了4个指标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发展程度，并运用了全球57个国家26年的相关数据来表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效率。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发展效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反过来促进金融规模的发展，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检验。Rousseau利用VAR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与GDP的关系，回归结果显著即金融发展是实际GDP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决策不确定、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之类的影响因子，使假设的模型更加贴近与现实经济行为，由此提出的政策理论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状况。
二、国内学者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的学者运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方法和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卫国（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的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金融规模、市场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得出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708。结果说明了金融业的发展存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曹云川等（2009）利用中国31个省份的近28年来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具有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并不能促进我国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结论
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历程和成果，基本上反映出了国内外研究的概况，较充分地介绍了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看出：
1.国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成熟，而国内的文献主要采用经济学中计量方法对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关系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了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至于经济增长如何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的理论研究较少。
2.实证分析论证不足，尽管有详实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工具，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现有实证研究在相关指标设定、数据的选取、变量设置和计算方法等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各种分析结果差异较大。
3.目前，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这本身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现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但仍然显得单薄，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篇11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篇12
本文拟构建一个以一定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三元的SVAR模型。其中经济增长用GDP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因为国内统计的FDI是以美元表示，先把FDI用当年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国内投资用DI表示，由于国内没有关于DI的数据统计，在这里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外商直接投资的70%表示国内投资。以上三组数据都是以1980年为基期。第一个变量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或波动的情况，后两个变量反映的是国内外投资状况。三个变量构建成一个向量Zt=（GDPt，FDIt，DIt）。
构建的SVAR模型如下：
Zt=∑Ni*Zt-i+Dt+Φt
其中，Zt-i表示向量Zt的滞后i阶项，Ni表示待估的截距矩阵，Dt表示变量的长期趋势，Φt表示简化式冲击。
由于简化式冲击Ut的经济含义并不显著，而它是相互独立的结构式冲击的线性组合。简化式冲击Φt与结构式冲击Vt之间的关系为：A*Φt=Vt，其中A为正交矩阵。
三、实证结果及评论
1.数据的说明
本文采用1980年～2015年的年度数据，其中经济增长用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国内投资用DI表示。
本文对数据的检验主要是单位根检验，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经检验三组数据都为一阶差分平稳。单位根检验后使用CF滤波法，对三个变量分别使用使用CF滤波法，消除变量中的长期趋势以及不规则因素，只剩下周期因素对变量的影响。经过CF滤波后，各变量的波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看以看出，我国的GDP在观测的时间范围内持续上升，这与我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式相符合。虽然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GDP的增长率为6.9%，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为中高速增长水平，增长速度仍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从1980年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GDP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在利用外资方面仍然存在制度上限制和思想上的束缚。在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国家的计划指令而并非顺应市场经济进行调整。此外，在思想观念上人们主张“同步富裕”，在工作中缺乏效率。同时在利用外资投资方面，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有限，不能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较快。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运用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1992年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明显增加，投资会通过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促进经济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为了解决国内需求的不足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国家运用财政支出，调节经济。在2010年～2014年，我国的GDP增长放缓，一方面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的大量投资而国内的需求没有跟上生产的速度，导致近几年我国的产能过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在2015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从供给方面做出调整，生产社会真正需求的产品，所以在2015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向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受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基本上持水平状态。1992年～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增加。一方面，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减少。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1996年～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在此期间，由于我国的盲目投资在90年代中期，国家紧缩投资规模，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降低。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从2001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在此期间，我国的GDP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股市和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势较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2009年～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上下交替波动的状况。在此期间，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虽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仍保持中高速的增长趋势。在我国投资的外商也受到本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带有不确定性。
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内投资波动较为稳定。从1980年～2003年，我国的国内投资虽有增加，但增长缓慢。2003年～2014年，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较快。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过热，吸引较多的私人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国内和国外的私人投资下降，但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扩大投资，4万亿投资向世界一展实力。2014年以后，我国的国内投资呈下降的趋势。国内投资下降主要是前一时期国家的大力投资，导致我国产能过剩。此外，社会生产的产品不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即供给结构不合理，影响我国的国内投资。
2.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相关的计量经济学软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其最优滞后期为1。在构建好模型后采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函数分析分析三个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影响程度如何。
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所示：
（1）从纵向上看，在观察的时间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一直是呈递增的趋势。在前6年内，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小，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幅度不到GDP波动幅度的10%，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GDP波动的解释力度较弱。这主要是由于80年代，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较少，因而对GDP的影响力度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5年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幅度约占GDP波动的一半，即GDP的波动有一半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国内投资对GDP波动的影响开始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以后，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慢慢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在9%左右。（2）从横向上看，在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与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较小，二者对GDP波动的贡献率约为26%，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0年，二者对GDP波动的贡献率为35%以上。之后国内外投资对的GDP的贡献率约为41%。可见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投资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是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工具。（3）从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要高于国内投资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投资中政府投资的比重较大，而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从而使国内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减弱。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也会出现盲目投资，不能使投资转化成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大型的企业相比国内大多企业有着更高的技术、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的管理策略、更为成熟的营销技巧和渠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加速经济增长，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外部手段。
在分析完方差分解后，用脉冲反应函数来了解，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其各自的特点。
由上图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与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即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内外投资的增加会使国内产出增加。但是，国内外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有其各自的特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为正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第27年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20000。在第36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40000。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以通过资本形成、技术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还通过影响我国的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就业人数三个中介量对经济增长起到贡献作用。第二，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也为正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第36年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20000。第三，从上述两个脉冲反应函数图上可以看出，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相对要小，到达冲击最大影响的周期比外商直接投资长。究其原因，首先，我国政府的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较低了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政府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抚平宏观经济的波动，在经济衰退时，国家主要是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水利、教育等方面，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公共设施方面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然后，国内私人投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私人投资主要是投资于盈利性高的部门。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发展过热，一些私人投资于这些部门，房价超过社会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价格。最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国内利润高或者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在投资过程中存在技术与知识等的外溢，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幅度要高于国内投资。
3.分析结果的思考
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于国内投资的现状，对上述分析结果做出如下评论：
（1）我国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能力有限，需要在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向上进行改进。我国国内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而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近年来，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保障民生，兴建公共工程，促进就业，而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短期来说较小。我国国内的私人投资主要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投资于创新项目的资金少。在我国私人投资主要注重短期效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热，股市飙升至6000多点，房价超过供求平衡的均衡价格，国内的私人投资纷纷投向股市和房地产，一些中小型创新企业的融资存在限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私人投资紧缩。总之，我国的国内投资存在投资方向上的改进，只有投资于创新型项目，经济效益稳定合理的项目，我国的国内投资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长期的拉动作用。
（2）我国的国内投资存在较多的重复投资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为应对经济不景气现象，国家会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居民的就业问题。公共项目的投资只能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人们的长期就业没有保障。所以居民不会增加消费，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以及政绩考核的需要而引发的投资冲动，使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偏离其均衡水平。
篇13
通过对1997年至2006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区域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分组：将我国分为中部、西部、东部三个地区，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黑龙江、吉林和山西；西部地区包括：广西、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四川、重庆、内蒙古、贵州、云南和陕西；东部地区包括海南、广东、山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辽宁、河北、天津和北京；研究结果：1、全国以及各地区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对经济增长起着促进作用；无论是全国还是区域，房地产投资能带动经济增长，其中，东部、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还存在着反馈作用；2、房地产投资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当中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小，当地经济增长的快慢决定房地产投资的发展水平。
1997－200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属于上升趋势，我国不同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均超过10%，其中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贡献变化比较一致，2000－2004年间，东部地区地房地产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其他地区。从历年的平均值来看，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平均年贡献最大的是东部，为10.89%；其次为中部地区，为10.55%；最小为西部地区，为10.08%。
由此可见，从全国及各区域来看，经济的增长能引发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表现在这些区域经济增长和房地产投资存在着相互反馈的作用。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太容易引起房地产业的变化，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交投资之间的反馈作用不显著。
二、我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时房地产情况分析
从我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资料显示，在2008年，我国房地产业的投资总量是30580亿元，比2007年增长5300亿元，同比增长率20.9%，坏比回落了近十个百分点。从GDP比重看，房地产行业增加额为7174亿元，占GDP的比重是5.2%。
自第一次普查到第二次普查，房地产投资业分别从2004年的13158.3亿元增加到第二次的30580亿元，五年的时间翻三倍多，五年中的投资增长率为29.59%、20.91%、22.09%、30.15%、20.97%，全部高于20%,从而形成从1998年以来的第二年房地产业投资高峰期，期间最基本特征是2005年2006年两年中受经济调控最为明显，房地产投资有紧缩现象。但到了2007年，当调控政策出现松动时，全国的投资产业又部分回调到宏观调控前。而在2008年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房地产投资产业的增长开始有所下降。
同时，我们还发现，房地产业的增长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点的比例过大时，则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房地产投资业的贡献。另外，房地产投资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的贡献并不完全单独属于房地产业，例如消费者在购房后对家具、家电等其他消费品的刺激效应，还有房地产投资业对建筑业、金属采矿业 、交通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专用仪器设备制造业、通用仪器制造业、金属压延及冶炼加工业、等六大行业所引发的诱发效应，房地产投资业因 为产业附加值高、产业跨度大，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因此房地产投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全更大，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
根据国家发改委房地产投资研究中心的刘琳刘副主任统计，房地产开发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1997－2005年期间，综合直接贡献率、引致消费贡献率、间接贡献率得到的房地产开发业对GDP的增长总贡献率平均值达到了22.49%，这说明在每年GDP的增量中，房地产开发业总贡献的平均份额达到五分之一；在GDP的平均增幅8.94%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贡献达到了2.03%。
其次，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最初体现投资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房地产开发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行业投资的快速增加，包括水泥、钢铁等60多个行业。房地产投资业对其它行业的影响可通过指标来考虑，即影响力系数指标，此指标是某产业增加产出，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相对国民经济所涉及部门产生的产出增加影响。影响力系数的值大于1则表示该产业增加产出会给其他的部门带来更多的增长产出。系数越大则表示该部门的生产对其他产业或部门的影响越大。根据2008年的统计年鉴记载，2005年建筑行业影响力系统是1.86，排在17个行业分类的第五位，足以证明建筑行业对其他行业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
再次，房地产投资形成的房屋等固定资产最终以资本的形式直接计入了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房地产业投资规模的增加，加速了资本快速形成，所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增长。房地产业的资金占用量大，资源消费多的一个行业，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直接严重挤压着其他行业的发展。大额资金由于利益的驱动，会直接流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就此会成资源的错配，甚至会出现产业结构失调。
最后，房地产开发业的发展可促进其他产业的职工收入增长，拉动其他消费的增长，通过消费来拉动整个经济增长。最终的消费则远远大于因此增加的收入，从而带动了GDP的增长。房地产带动其他用品消费的同时也会挤压其他行业的消费。
四、 相关意见与建议
1.合理发挥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及协调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房地产业能有效地拉动经济的增长，并积极发挥它的作用；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着相互反馈的作用，即在经济增长放慢时给房地产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又将给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
2.实施区域性房地产调控政策。由于房地产投资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所以尽量不采取一刀切政策，加以实施区域性房地产调控政策。具体方面：对东部地区，可合理控制房地产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但对于房地产业已在蓬勃发展中的西部、中部地区，应积极继续发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拉动作用；
3.采取短期和长期结合的政策。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即存在短期波动影响，又存在长期影响。在短期，应减少房地产投资业大起大落时对经济增长成的剧烈波动；在长期，应该充分地认识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时滞作用，合理地控制房地产投资业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避免房地产业出现过热或过冷，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房地产开发业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许多部门的投资，但由于房地产投资利润率较高，对其他部门的投资排他作用强；房价增长速度过快远远超过了居民可以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对房地产业需要进行合理的中长期规划，这样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来做到真真实实的满足中低层老百姓的购房需求。在税收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开发满足政策目标企业的补贴及税收抵免；同样还可以放宽对中低收入者的购房补贴及税收优惠。另外官员的绩效考核，分税制财政、土地出让金等问题也极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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