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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现行无形资产评估方法及其存在的不足
对于无形资产的评估,目前有三种较为常用的评估方法,即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和收益现值法,但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成本法是指在评估资产时从被评估资产的现时重置成本中,扣减其各项损耗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成本法的主要缺点是重置成本的确定缺乏客观性。在重置成本数额确定过程中,往往会带有一些主观因素。再者,如果无形资产评估的是交易价值而被评估的无形资产适用时间已经很长并是独一无二的,则成本法就不太适用。因为买主通常是对无形资产的效益感兴趣,而不是对创造无形资产的成本感兴趣。同时,重置成本法未能体现无形资产所具有的超额获利能力。
市场价格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资产与可比类似资产(可比参照物)的异同,并对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市场价格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有两个缺点:(1)无形资产市场交易活动有限,市场狭窄、信息匮乏,交易案例很难找到;(2)可比性差。无形资产的非标准性,使我们很难确定参照物资产与被估资产的差异即可供比较的相关指标和技术参数很难搜集并且很难在价值形态上量化。
收益现值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将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收益现值法存在的不足如下:(1)收益额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性;(2)收益期的确定比较困难。无形资产损耗的价值是确定无形资产收益期的前提。由于无形资产的损耗抽象难确定,显然无形资产收益期的确定比较困难;(3)折现率的确定。实践证明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适合各类无形资产评估的折现率,各个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折现率来适用自己的情况,从而使评估结果缺乏可信性。
二、基于期权理论的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一)期权的定义及其分类
期权是一种合约,该合约赋予持有人在某一特定日期或该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以固定价格(执行价格)购进或售出一种资产的权利。通俗的讲,期权是一种预期的约定的权利,该权利赋予持有人以固定价格将来买进或卖出资产。
按照合约授予期权持有人权利的类别,期权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两大类。
看涨期权是指期权赋予持有人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以固定价格购买标的资产的权利。其授予权利的特征是购买,因此也可以成为“买入期权”或“买权”。
看跌期权是指期权赋予持有人在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以固定价格出售标的资产的权利。其授予权利的特征是出售,因此也可以成为“卖出期权”或“卖权”。
(二)无形资产的看涨期权特性
企业购入无形资产,目的是进行后续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为无形资产付诸实施所支付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方面的投资总额,就是这种特殊标的资产的约定价格。该投资项目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标的资产的约定价格时,企业就投资获利;当预期投资项目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标的资产的约定价格时,企业就放弃投资。这些就是典型的看涨期权的特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形资产具有看涨期权的特性。
篇2
对于商誉的定义，有多种看法。有的认为，商誉是商业信誉的简称，是一种企业的优良品质，这一解释的基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这种信誉来源于多种方面，例如管理人员的信誉和业务能力，或是企业独有的地理优势等等。当然，这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的。有的认为，商誉是无形资产的一种，因为它符合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还有学者认为，商誉是一种“评价”，包括对企业盈利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估。
针对商誉是否可以作为股东出资形式的一种，也有多种看法。其中，认为商誉可以作为出资形式的不乏少数。他们的依据来自于，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股东的出资并不限于货币形式，可以以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商誉等折价出资。理所当然地，不限于货币出资的形式就是非货币资产形式。很多人认为，商誉属于无形资产，类似于土地使用权甚至是信息管理系统等非货币资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允许以商誉出资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商誉出资，这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效益和自由。他们认可商誉出资所隐含的风险和弊端，但认为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防范和消除的。只要做到限制商誉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并做好商誉评估机制等设施建设，则利大于弊。
以上观点是否妥当？这实际上涉及商誉的本质特征问题。这决定了，不能单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或是从商誉的字面定义上来理解其内涵。公司法第27条的规定应当作为最后的评判标准，这一项工作应当在分析商誉在特定情况下的本质和内涵之后进行。商誉在其存在及利用维度上不存在过大的分歧，即未来将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公司声誉，它是企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最佳状态”。但是，在考虑其作为出资形式的时候，应当对其本质特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分析。
二.商誉出资的现实可行性
我国公司法27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比照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商誉作为出资方式的充分必要条件有三：首先，可以用货币估价；其次，可以依法转让；最后，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备受争议的要点在于第二条。因为法律并无相关的禁止条文，这也是争议的起源所在（对这种经济现象的漠视）。另外，商誉的货币估价也并不困难。事实上，割差法、超额收益法、超额收益折现法等等，都是实务中常用的商誉估价手段。而对于第二条即商誉能否依法转让，在理论上应当持反对态度。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27条的规定，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一些学者在不考虑下位法和现行规定的法律标准的情况下，从理论层面和现实的可行性入手，得出商誉可以作为出资方式的结论，主要观点是：商誉是无形资产；商誉具有投资价值属性并适合作为出资。然而，即使不考虑公司管理条例第14条的规定，商誉出资在现实中也不存在可操作性。
一方面，考虑商誉和无形资产的区别。众所周知，在出资时，无形资产是可以作为非货币资产出资的，那么商誉是否属于无形资产？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二条规定，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适用企业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不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形资产和商誉是分别单独列示的。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否定“商誉是无形资产的一种”这一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商誉是企业所得到的综合经济能力评价，是最无形的无形资产。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无形的资产”不等于“无形资产”。他们仅仅关注到了商誉的“无形”这一特征，而没有将商誉和真正的无形资产进行深层次的区分。“无形性”是无形资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二者具有交叉性，但是相互交叉并不能说明二者具有相同的边界，要结合其适用范围和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上是会计视域对其进行的界定。另一方面，我国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第十六条（2009年7月1日）规定，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专有技术、销售网络、客户关系、特许经营权、合同权益等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这一点上两个准则规定的区别应当这样理解：前者的无形资产是狭义的无形资产，而后者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对无形资产进行定义。二者并不矛盾。
那么在商誉用以出资之时，对无形资产是应当采用广义概念还是狭义概念？可能有人认为，既然商誉出资需要评估，自然应当采用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采广义概念为适。然而，评估的目的在于作价入账，其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评估那么简单。所以在出资时，理应采用狭义观即可辨认的无形资产观，不包括商誉。亦即：评估时将其作为无形资产，但是入账时则排除在无形资产范围之外。对于“商誉属于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这一表述，并非完全错误，而是视角问题；这一观点仅在管理分析时适用，在商誉出资这一特定情形下并不正确，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另一方面，商誉的不可单独转让性。值得注意的是，商誉并非是不可转移的，只是不能单独转移。事实上，商誉无法脱离企业本身，它需要依附于企业的总体资产而存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号――企业合并第十三条，企业合并（非同一控制合并）之时，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这就是商誉的最初始来源；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商誉仅仅出现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其转让也仅仅以合并为基础，不存在单独买卖商誉的情形；而在出资之时，母公司对于作为对价的资产是视同销售处理的，不能单独买卖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商誉出资的不可行。
基于上述条文及其分析，可以看出：在作价出资时，商誉确实属于资产的一种类型，但并不是无形资产；另外，事实上，商誉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资产，是“掌握在控股股东手中”的，并列示于控股股东合并报表中，不可以单独转让作为交易的对价，也就不能作为出资的方式。
对于“商誉可以用作出资”和“商誉出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自由和公正”等言论，其问题也在于视角的选择错误，以及没有从本质上分析商誉的资产特征，且没有结合出资这一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商誉出资有一定的比较法支撑。例如德国公司法规定：“......可转让的著作权、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商誉权.......可以作为出资标的”，又如我国台湾公司法也规定可以用技术、商誉作股。但值得重视的是，这仅仅提供了一种参照，而不能照搬照抄。理由在于，商誉出资完全违背了我国的会计准则，这会造成资产确认与计量的错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会造成企业披露等各方面的问题。至于限制商誉出资的比例等等说法，更没有可行性――这不是比例或者程度等充分性的问题，而是适当性问题，即适格问题。在性质不适当的情况下，改变其充分程度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用处。要使得商誉出资可行，关键的点在于完善其现实的可行性。
三.商誉出资适格性的弥补路径
1.明确商誉的定义边界，及其与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
只要商誉在实际操作中与无形资产存在矛盾，无论这一矛盾的大小，商誉出资就不可行。如上文所述，只有从管理学等角度入手，商誉才能并入无形资产的范畴。但是在实际计量的情况下，商誉就过于特殊，在企业设立和合并的过程中难以进行处理。只有确定商誉和无形资产的关系，明确其概念边界，商誉才能在现实中进行自由地转移，作为出资才具有可能性。一种做法是修订现有的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完善相关的科目设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同时也应当明确商誉所载的权利边界，明确转移的是商誉的使用权还是所有权等。
2.完善商誉评估模式，探索商誉计量方法。
现有的商誉评估模型主要有割差法、超额收益（折现）法等等，前者认为，商誉=企业总体评估价值-各单项资产价值总和，后者则认为，商誉的价值应当等于其未来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总折现值。这两种方法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为企业总体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用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进行计算的，而未来的现金流和未来收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的自主性、估计性；不确定性就会产生风险，这容易导致高估资产，进而导致的结果将是对资本三原则的侵害。所以，若要使商誉出资具有可行性，完善其评估模式和模型（计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商誉本质上就是企业经营和各方面高度不确定性的总和，对其进行评估必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这确实是必经的道路。
3.建立商誉出资监管制度。
正因为商誉的不确定性和评估主观性，其会给设立后或是合并后的公司带来不确定的风险。这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路径可以包括：完善商誉的转移制度，利用公示等方法确认商誉的转移；建立商誉的责任承担制度，即转让方应当针对转出的商誉增值能力及其维护对受让方负责，即瑕疵担保，以及该项风险承担的责任与所有权的分离。在合并的情况下，如果前述要求难以达到，受让方应当有拒绝接受商誉资本的权利。
结 语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商誉作为企业的一项特殊资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其出资适格性的争论也层出不穷，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为薄弱。针对商誉出资的分析，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可行性的层面，应当结合其现实的可操作性进行探讨，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厘清商誉的资产特征。在明确其本质的特殊性之后，问题也就不再复杂。
【参考文献】
[1] 论商誉出资，朱仕，广东商学院，2012年6月.
[2] 股东商誉出资可行性研究，吴春娅，陈香酥，中国商贸，2011年5月.
篇3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审验符合《独立审计实务公告1号一验资》及其规范指南的要求,但为了避免:(1)各个自然人之间代为出资而引起的权责纠纷。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进账单上显示的是各出资者缴款的汇总金额,不能反映各个投资人实际出资情况,如果某个出资人如丙方没有资金,私下协议由其他出资人代为垫付,这在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证据中没有办法得知,并且在各个出资人拟设立公司的良好关系下,他们也不会把实情告诉注册会计师。但一旦出资人之间出现矛盾,其权责无法私下调和需要司法介入时,代为出资方可能会控告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不实,因为实际情况是丙方没有出资;(2)出资人用借款出资,取得验资报告拿到营业执照后,立即抽逃资本还债。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l)证明各个自然人经济状况的资料;(2)由各个出资人、被审验单位签名盖章的“出资人货币出资清单”。如果某一出资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保证其货币出资,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出具验资报告;如果存在代为出资的情况,注册会计师还应取得由出资方、代为出资方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出资协议”,并关注出资方和代为出资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代为出资款的偿付条款的规定。
事项2: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组建A外商投资公司,注册会计师审验三方投入A公司的货币资金时,发现一张 3月2目的300万元的转账凭证是B公司转入A公司,A公司提供了一份由B公司出具的“B公司转入A公司的货币资金300万元是B公司欠乙、丙两公司的款项”的证明材料,要求注册会计师把300万元验证为乙、丙两公司对A公司的货币出资。
分析: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审验证明3月2日确有 300万元的货币资金进入 A公司,但对于 300万元货币资金的权属及其是否属于投资款尚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证据,注册会计师遇到这种事项必须小心,因为我国尚没有关于代为投入出资款的法规规定,而且代为投入出资款的双方串通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注册会计师最好不审验这种情况的出资。但如果现实中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这种事项进行审验,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1)乙、丙公司和B公司之间的经济业务行为及其所欠款项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2)乙、丙公司和B公司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投入出资额的协议”,并得到A公司和甲方的同意;(3)乙、丙公司共同签名的“货币出资声明书”,主要注明300万元货币出资各占的份额;(4)乙、丙公司财务状况及其资料。如果不能取得以上证据或根据取得的证据表明B公司欠乙、丙公司的款项不可信,注册会计师不能确认此货币出资。
事项3:注册会计师一进驻被审验单位S公司,S公司就给注册会计师提供了完整的验资证据和相关材料,其中包括出资方甲方货币出资的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单以及向银行询证函回国。
分析:在验资实务中,被审验单位能够提供出较完善的验资相关资料,对注册会计师来讲,是一件幸事,但验资应是注册会计师主动取证的过程,“主动取证”不是被审验单位提供什么资料,注册会计师就验证什么,而是注册会计师根据验证目标的需要,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在有效控制审验程序实施中获取有力的证据,因此,注册会计师对货币资金进行验证时,不仅要谨慎地审验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进账单和银行对账单的真伪,还应亲自寄发和收回、分析向银行函证出资款的回函,询证函不能让被审验单位一并办理,以避免被审计单位和银行的串通作弊而提供虚假证据。
二、涉及非货币资产出资的事项分析
事项个甲方以一新建的房屋建筑物投入被审验单位A公司,并提供了建筑房产的决算书、付款凭证,以及该房屋所占土地的租赁协议,土地租赁期为20年。
分析:虽然造房屋确实为甲方建造,但由于它建在租赁土地上,不能取得土地证,其权属问题容易发生经济纠纷,注册会计师不能确认甲方以此实物出资。
事项5:甲方以一批抵债收回的存货投入被审验单位A公司,不能提供存货的发票,仅提供了某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存货所做的评估报告。
分析:由于存货价值、存在性和权属的变动性大,因此以存货投资的验证本身风硷性大,初果被审验单位原合同、章程中没有规定以存货作为出资,被审验单位只是为了凑够足额出资而准备修改合同、章程以存货出资,这时在没有购买存货的发票表明存货的归属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最好不要确认此存货投资。但如果合同章程中明确规定以存货方式出资,表明存货为生产经营所必需,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地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验证存货投资:(1)实物出资清单。注册会计师应把实物出资清单镇列的存货品名、规格、数量、作价、出资日期等内容与协议、合同、章程的规定相核对,并实地观察、监盘存货的数量及其品质状况,在出资清单上记录审验情况;(2)评估报告;(3)投资各方及其被审验单位对存货评估的确认书,如为国有资产,是国资部门的确认文件。注册会计师应关注投资各方确认存货的价值是否以评估报告为基准,如果与评估结果悬殊大,注册会计师应建议被审验单位重新考虑对存货的确认;(4)财产交接清单;(5)存货发票的复印件,如果是抵债收到的发票,由于其购货方不是投资者,还需要检查债务重组协议及其相关凭证,获取投资方对该存货的所有权证明。
事项6:注册会计师承接了A公司变更验资业务。A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甲方投入的工业诀窍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0。A公司运营几年后的其无形资产一工业诀窍的账面价值为10万元。这时,A公司增资扩股,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甲方以某一专利权40万元投入A公司。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于无形资产的投入验证,除检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出资清单中的名称、有效状况、作价等内容是否符合协议、合同、章程的规定;检查无形资产的评估情况及其投资各方的确认情况;检查无形资产的权属证书以及无形资产交接手续和交接清单外,还应关注无形资产投入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即演算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投入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超过20%(如果是省部级高新科技部门认可的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可达35%)该事项中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投入所占比例为(25+40)/200=32.5%,超过了20%,注册会计师应建议A公司增资时把专利权中价值25万元确认为甲方的资本投资,专利权其余不可分割的价值15万元经投资各方的协商确认为A公司对甲公司的负债或资本公积。
事项7:注册会计师承接了对A公司的设立验资业务,了解到甲方投入到A公司的机器设备、货币资金会计数额超过甲公司净资产的50%;乙方对A公司投入的房屋建筑物、专利技术合计为100万元,而己公司近年来报表确认净资产均为负数。
分析:此事项的问题在于出资方违背了公司法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及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时,注册会计师是否可以接受验资委托企业。虽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但没有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公司不能接受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或出资方出资额超过其净资产的50%时的出资。因此,只要注册会计师取得被审验单位有关管理部门设立或变更的批准文件,以及其合同、章程、相关协议,注册会计师可以接受此种情况的验资委托,但应注意这样的验资风险大,容易出现出资方虚假出资、出资后抽逃资本以及出资方逃废债务等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地关注出资方的财务状况,并在验资报告的意见段后加解释说明段予以充分披露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或出资方出资额超过其净资产的50%等情况。
三、净资产出资事项分析
事项8:注册会计师承接了A股份有限公司的变更验资业务。A公司是由A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改制前A企业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在改制审计和评估时,净资产的确认都是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确认的价值为基础,改制后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处理时,A公司的净资产因计提各项减值而减少。
分析:注册会计师在验资时根据改制审计和评估确认的净资产折股确认改制企业的出资,与改制后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处理之间资产的差额,容易被社会公众或其他股东认为是验资不实造成的,因此,注册会计师在接受改制企业变更验资业务时,应建议被审验单位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会计处理进行改制审计和评估,确认净资产,否则,注册会计师应在验资报告的意见段后的说明段说明该事项。
事项9:A国有企业2000年7月31日为改制基准日,把其净资产1,200万元折股设立A股份有限公司,期间其生产经营没有间断,在2001年2月3日A 公d委托注册会计师对此作变更验资,截止到2001年A公司的净资产为对万元。A公司向注册会计师提供了截止到2000年7月31日的改制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以及截止到2001年1月31日A公司的会计报表及其相关账簿。
篇4
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也对专利评估及其应用作出了规定。其中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可以用知识产权出资。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知识产权出资并对其评估作价,以知识产权资产出资额度可以不得高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国内外专利评估产业的发展和现状
篇5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审验符合《独立审计实务公告1号一验资》及其规范指南的要求，但为了避免：(1)各个自然人之间代为出资而引起的权责纠纷。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进账单上显示的是各出资者缴款的汇总金额，不能反映各个投资人实际出资情况，如果某个出资人如丙方没有资金，私下协议由其他出资人代为垫付，这在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证据中没有办法得知，并且在各个出资人拟设立公司的良好关系下，他们也不会把实情告诉注册会计师。但一旦出资人之间出现矛盾，其权责无法私下调和需要司法介入时，代为出资方可能会控告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不实，因为实际情况是丙方没有出资;(2)出资人用借款出资，取得验资报告拿到营业执照后，立即抽逃资本还债。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l)证明各个自然人经济状况的资料;(2)由各个出资人、被审验单位签名盖章的出资人货币出资清单。如果某一出资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保证其货币出资，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出具验资报告;如果存在代为出资的情况，注册会计师还应取得由出资方、代为出资方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出资协议，并关注出资方和代为出资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代为出资款的偿付条款的规定。
事项2：甲、乙、丙三方共同出资组建A外商投资公司，注册会计师审验三方投入A公司的货币资金时，发现一张3月2目的300万元的转账凭证是B公司转入A公司，A公司提供了一份由B公司出具的B公司转入A公司的货币资金300万元是B公司欠乙、丙两公司的款项的证明材料，要求注册会计师把300万元验证为乙、丙两公司对A公司的货币出资。
分析：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审验证明3月2日确有300万元的货币资金进入 A公司，但对于 300万元货币资金的权属及其是否属于投资款尚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证据，注册会计师遇到这种事项必须小心，因为我国尚没有关于代为投入出资款的法规规定，而且代为投入出资款的双方串通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注册会计师最好不审验这种情况的出资。但如果现实中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这种事项进行审验，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1)乙、丙公司和B公司之间的经济业务行为及其所欠款项的原始凭证的复印件;(2)乙、丙公司和B公司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投入出资额的协议，并得到A公司和甲方的同意;(3)乙、丙公司共同签名的货币出资声明书，主要注明300万元货币出资各占的份额;(4)乙、丙公司财务状况及其资料。如果不能取得以上证据或根据取得的证据表明B公司欠乙、丙公司的款项不可信，注册会计师不能确认此货币出资。
事项3：注册会计师一进驻被审验单位S公司，S公司就给注册会计师提供了完整的验资证据和相关材料，其中包括出资方甲方货币出资的银行进账单、银行对账单以及向银行询证函回国。
分析：在验资实务中，被审验单位能够提供出较完善的验资相关资料，对注册会计师来讲，是一件幸事，但验资应是注册会计师主动取证的过程，主动取证不是被审验单位提供什么资料，注册会计师就验证什么，而是注册会计师根据验证目标的需要，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在有效控制审验程序实施中获取有力的证据，因此，注册会计师对货币资金进行验证时，不仅要谨慎地审验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进账单和银行对账单的真伪，还应亲自寄发和收回、分析向银行函证出资款的回函，询证函不能让被审验单位一并办理，以避免被审计单位和银行的串通作弊而提供虚假证据。
二、涉及非货币资产出资的事项分析
事项个甲方以一新建的房屋建筑物投入被审验单位A公司，并提供了建筑房产的决算书、付款凭证，以及该房屋所占土地的租赁协议，土地租赁期为20年。
分析：虽然造房屋确实为甲方建造，但由于它建在租赁土地上，不能取得土地证，其权属问题容易发生经济纠纷，注册会计师不能确认甲方以此实物出资。
事项5：甲方以一批抵债收回的存货投入被审验单位A公司，不能提供存货的发票，仅提供了某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存货所做的评估报告。
分析：由于存货价值、存在性和权属的变动性大，因此以存货投资的验证本身风硷性大，初果被审验单位原合同、章程中没有规定以存货作为出资，被审验单位只是为了凑够足额出资而准备修改合同、章程以存货出资，这时在没有购买存货的发票表明存货的归属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最好不要确认此存货投资。但如果合同章程中明确规定以存货方式出资，表明存货为生产经营所必需，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地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验证存货投资：(1)实物出资清单。注册会计师应把实物出资清单镇列的存货品名、规格、数量、作价、出资日期等内容与协议、合同、章程的规定相核对，并实地观察、监盘存货的数量及其品质状况，在出资清单上记录审验情况;(2)评估报告;(3)投资各方及其被审验单位对存货评估的确认书，如为国有资产，是国资部门的确认文件。注册会计师应关注投资各方确认存货的价值是否以评估报告为基准，如果与评估结果悬殊大，注册会计师应建议被审验单位重新考虑对存货的确认;(4)财产交接清单;(5)存货发票的复印件，如果是抵债收到的发票，由于其购货方不是投资者，还需要检查债务重组协议及其相关凭证，获取投资方对该存货的所有权证明。
事项6：注册会计师承接了A公司变更验资业务。A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甲方投入的工业诀窍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0。A公司运营几年后的其无形资产一工业诀窍的账面价值为10万元。这时，A公司增资扩股，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甲方以某一专利权40万元投入A公司。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于无形资产的投入验证，除检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出资清单中的名称、有效状况、作价等内容是否符合协议、合同、章程的规定;检查无形资产的评估情况及其投资各方的确认情况;检查无形资产的权属证书以及无形资产交接手续和交接清单外，还应关注无形资产投入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即演算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投入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比例是否超过20%(如果是省部级高新科技部门认可的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可达35%)该事项中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投入所占比例为(25+40)/200=32.5%，超过了20%，注册会计师应建议A公司增资时把专利权中价值25万元确认为甲方的资本投资，专利权其余不可分割的价值15万元经投资各方的协商确认为A公司对甲公司的负债或资本公积。
事项7：注册会计师承接了对A公司的设立验资业务，了解到甲方投入到A公司的机器设备、货币资金会计数额超过甲公司净资产的50%;乙方对A公司投入的房屋建筑物、专利技术合计为100万元，而己公司近年来报表确认净资产均为负数。
分析：此事项的问题在于出资方违背了公司法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及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时，注册会计师是否可以接受验资委托企业。虽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但没有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公司不能接受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或出资方出资额超过其净资产的50%时的出资。因此，只要注册会计师取得被审验单位有关管理部门设立或变更的批准文件，以及其合同、章程、相关协议，注册会计师可以接受此种情况的验资委托，但应注意这样的验资风险大，容易出现出资方虚假出资、出资后抽逃资本以及出资方逃废债务等风险，因此，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地关注出资方的财务状况，并在验资报告的意见段后加解释说明段予以充分披露出资方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或出资方出资额超过其净资产的50%等情况。
三、净资产出资事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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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资设立子公司时出资资产溢折价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中的抵销处理
1.出资资产溢折价会计处理政策的演变
本文所述出资资产溢折价是指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出资时，资产的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对于以非货性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出资资产溢折价在母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时的处理，不同阶段的政策规定有所不同：
最早对非货性资产出资溢折价作出会计处理的法规是198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其中规定以实物资产投资的，应按所确定的价值记账，确定的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损益处理。
199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
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对外出资，评估确认的资产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支出”。
2001年1月1日起暂在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针对当时部分上市公司利用非货币易公允价值的确定操纵上市公司利润的情况，规定以非货币易换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引入了“商业实质”概念，恢复并发展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对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中投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分别不同资产类型计入当期损益。
而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中，对于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产生的溢折价是否需要进行抵销以及如何抵销，在2010年10月份《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前没有明确，在实务处理中存在争议。
2010年10月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规定：企业以非货币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或对子公司增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将该非货币资产调整恢复至原账面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持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这就从会计制度层面首次明确了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产生的溢折价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进行抵销处理，消除了实务操作中的争议。
2.以存货出资的合并抵销处理
在以存货出资情况下，投资企业即母公司应当视同销售处理，按照公允价值确认销售收入，计提销项税金，同时结转销售成本。合并抵销时，需对销售毛利（毛亏）金额予以抵销，这里分为两种情况：
（1）如子公司未将存货出售，仍留在子公司作为存货核算的，则应编制抵销分录：
借：营业收入（母公司确认收入的金额）
贷：营业成本（母公司确认成本的金额）
贷：存货（母公司确认的毛利）
通过抵销恢复合并财务报表中存货金额为投资企业的账面价值。如子公司将投入的存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则相应抵销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同时恢复子公司已计提的折旧额。
（2）如子公司已将存货对外出售，则抵销分录为：
借：营业收入 （母公司确认收入的金额）
贷：营业成本 （母公司确认收入的金额）
3.以固定资产出资的合并抵销处理
在母公司以固定资产出资情况下，母公司已将投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合并时则应作抵销分录：
借：营业外收入 （母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贷：固定资产―原价 （母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或：
借：固定资产―原价 （母公司计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
贷：营业外支出 （母公司计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
同时恢复子公司接受投资后多计或少计提的折旧。
4.以无形资产出资的合并抵销处理
以无形资产出资的合并抵销处理类似于以固定资产出资的抵销处理。
5.因出资资产溢折价合并抵销产生的递延税款的计算
由于合并财务报表编制中对用于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溢折价进行了抵销处理，造成相关资产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产生了差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需相应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调整合并利润表中递延所得税费用的金额。
二、出资设立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时对投资损益的抵销处理
1.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2008年9月《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以前，对投资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向合营或联营企业出资产生的溢折价，没有文件规定在核算投资损益时需要进行抵销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中首次明确规定：对于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予抵销。即，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应当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
合营方转移了与投出非货币性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重大风险和报酬并且投出资产留给合营企业使用，应在该项交易中确认归属于合营企业其他合营方的利得和损失。交易表明投出或出售的非货币性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合营方应当全额确认该部分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延续了上述规定。
2.在核算投资损益时对出资资产溢折价的抵销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规定的处理原则，投资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资产生的溢折价，在投资企业按权益法核算投资损益时，只能确认归属于被投资企业其他投资方的部分。
举例说明如下：甲公司2010年6月以账面价值为300万元的存货经评估作价500万元作为出资与他方合资设立乙公司，并持有乙公司50%的表决权股份，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对乙公司实施共同控制，乙公司将取得的商品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核算，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净残值为0。假定甲公司取得该项投资时，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相同，两者之间未发生过其他内部交易。乙公司2010年实现净利润为1000万元。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和所得税影响。
甲公司在存货出资中产生利润200万元，其中的100万元（200×50%）是针对甲公司本身持有的对合营企业的权益份额，在采用权益法计算确认投资损益时应予抵销，同时应考虑相关固定资产折旧对损益的影响，即甲公司应当进行的会计处理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000-200+10）×50%]405
贷：投资收益405
甲公司如存在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应在个别报表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以下调整：
借：营业收入（500×50%）250
贷：营业成本（300×50%）150
贷：投资收益100
3.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中举例说明了投资企业存在其他子公司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合营或联营企业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在个别报表已确认投资收益基础上需进行调整，即将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溢折价中归属于投资企业部分从调整投资收益改为调整出资溢折价在投资企业的原核算项目中。
但对于投资企业本身无其他子公司而不需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合并投资企业的财务报表时，是否需要在投资企业已确认投资收益的个别报表基础上进行调整，《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没有明确。如不进行调整，可能会在不同报表项目间出现不合理情形，举例说明如下：
甲公司以账面价值为0元的商标权经评估作价1000万元与他方共同出资设立一合营企业，持有合营企业50%的股权，甲公司没有其他子公司，合营企业在成立当年实现300万元的净利润，甲公司将出资时产生的1000万元的溢价记入“营业外收入”项目，假定不考虑无形资产摊销的影响，则甲公司年末核算投资收益时编制会计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300-1000）×50%]-350
贷：投资收益 -350
如甲公司的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不允许在甲公司个别报表基础上进行调整，会形成合并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为正的1000万元，而投资收益为负的350万元的不合理情形（注：假设无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益金额），因此，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在该种情况下应允许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参照投资企业本身有子公司情况下的调整做法对投资企业的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篇7
一、公司资本诉讼成因
（一）法定资本制的缺陷
“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它不但是公司存在的前提，也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基础。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创新，都是围绕着制度安排的公正、公平、安全和效率等价值目标而展开的。”我国资本制度是典型的法定资本制，虽然《公司法》已对注册资本进行修改，规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并采用分期缴纳的方式，使股东认购资本公司即可成立，不需要一次性缴清，避免了“皮包公司”的产生，但是对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公司法的规定，我国限额还是过高，容易造成公司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顺利设立公司并有效进行运作，我们应进一步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将资本为中心的公司信用制度变为以资产为中心的公司信用制度。
（二）股东出资规定存在不足
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履行方式较为简单，只需将货币存入设立中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即可。然而，公司在设立中的开户人只是经登记机关事先核准的名称，并非真正存在的法律主体，公司发起人、股东向临时账户缴纳货币出资时，是将出资货币存入临时账户，并不等于向适格主体缴纳出资。股东以非货币形式出资时，有时只办理了权属变更而未实际交付等情形时，极易导致出资纠纷。
（三）股东退股制度规定不完善
股东退股，是股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其主动方为股东，被动方为公司。《公司法》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股制度，在立法上肯定了封闭公司股东的退出途径。但是，有限公司股东退股的规定来看，适用范围过窄，规定较为谨慎并且配套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程序保障。当公司经营不善、出现公司僵局等情况时，股东顺利退股往往比较困难，以退股为目的而发生的资本诉讼越来越多。
（四）诚信缺失、违法成本低
诚信问题不仅停留在个人的道德层面，而且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股东、投资人的诚信直接关系到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实践中一部分股东及投资人诚信缺失，投资主体自律意识淡薄，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通过非法途径对非货币财产进行低值高估或者拖延出资、拒绝出资等方式，违反资本制度所规定的义务，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为此，应加快建设全社会个人诚信制度，提高股东、投资人的违法成本，培养良好的诚信意识，使其不愿、不敢违反法定义务，使这些违法现象从源头上得以制约。
二、虚假出资之诉
（一）虚假出资
虚假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并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而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由银行出具收款证明，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串通由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出具虚假出资证明，骗取公司登记的行为。
（二）股东虚假出资行为方式及认定
《公司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九条之规定，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出资的，出资人对于出资不享有权益。
1.货币虚假出资认定。货币出资是股份认购人最主要的一种出资方式，任何公司类型都离不开货币出资。货币出资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如果以货币以外的财产出资，无论是现物出资还是劳务出资、信用出资，都有纵、高估的可能，而货币出资的价值是客观明确的。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注册资本中货币出资的最低比例。但总体上还是有些过高，在经济利益与投资愿望的驱动下，有些投资者为了规避此种较高的进入壁垒,往往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采用欺诈性的手段进行公司设立，导致对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
2.实物虚假出资认定。实物出资是一种与货币出资、知识产权出资并列的独立出资形态。实物主要包括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用于出资的实物可以通过估价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和计算，可以依法转让，该实物对被投资公司应具有有益性以及实物上未设担保实物。实物虚假出资包括：以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实物进行出资；未到有关部门办理转移财产的法定手续；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没有向公司登记办理实物出资的转移手续，并由有关验资机构验证。实践中，对实物的虚假出资，大多虚假在评估步骤上。
3.无形财产虚假出资认定。我国2001年9月1日施行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无形资产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无形财产出资包括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出资方式。由于无形资产出资作价困难给股东虚假出资留下了空间，虚假出资的股东往往联合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与实际价值相比过高的评估报告，采用虚有的产权入股或者并未实际办理产权转移手续，或与验资机构合谋骗取注册。
（三）虚假出资责任
1.虚假出资人对公司的填补责任。我国《公司法》第31条和第9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也有类似规定：发起人未履行或者未适当履行交付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出资义务，公司或者股东起诉请求其向公司交付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公司的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虚假出资人对其他已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和被追偿责任。公司成立过程中，发起人协议自然对所有发起人具有合同约束力，违反该协议而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即构成违约。公司成立后，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质对所有股东和公司都有约束力，若股东虚假出资则构成违反股东义务，公司设立中己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有权要求因其过错导致公司设立失败的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和已经发生的公司设立费用，发起人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违反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追偿。
3．虚假出资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虚假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民事清偿责任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虚假出资导致股东们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之和虽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但已达到法定最低限额，此时公司具备独立法人人格，虚假出资的股东应在实缴资本与应缴资本的差额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已经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不能履行的范围内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是虚假出资导致注册资本未达法定最低限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之规定，因公司设立无效不能履行，给合同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由公司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虚假出资人、验资机构对公司以及其它合法出资股东的责任。依据我国《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验资机构和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的主观上有共同过错，客观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验资机构应当和违反出资义务股东一起负侵权责任。
三、抽逃出资之诉
（一）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是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形式之一，是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已缴纳的出资通过某种形式转归其个人所有或长期使用的行为。抽逃出资的财产既包括股东原始出资时提供的特定财产(如用于出资的设备)，也包括公司成立后取得的其他财产(如货币)，抽逃出资本质上属于股东直接支配和处置公司的财产。抽逃出资损害了公司、股东、债权人等主体的合法权益，危害了社会信用，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
（二）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方式及认定
实践中抽逃出资往往与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相混淆，由于其是一种带有很强隐蔽性和欺诈性的违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设立时，股东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股东出资后，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偿还债务；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股东向公司出让股份，公司未按法律规定进行减资或者处置股份；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财产：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等行为均是抽逃出资行为。
（三）抽逃出资责任
我国对抽逃出资法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本文依据《公司法》以及《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规定，对其民事责任进行分析。
1.股东抽逃出资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违法了公司章程，实质上是对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合法权益的侵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起诉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抽逃出资的股东追偿。公司债权人起诉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2.股东抽逃出资对公司的资本填补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公司成立后拥有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公司有权行使返还请求权，如果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给公司带来损失，那么行为人还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存在股东和董事、高管合谋抽逃出资的情况，资本填补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应当由其承担连带责任。
3.股东抽逃出资对公司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公司资产是公司偿还债务的重要保证，对于债权人而言，公司资产的减少无疑增加了自身获偿的风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恶意减少了公司资产，实质上就是侵犯了债权人获偿的权利。若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遭受损失，那么理应获得赔偿。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若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管合谋抽逃出资，则应在所抽逃资本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他未抽逃出资的股东无需承担责任，除非其他股东同意或者协助该股东抽逃出资,则应当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和抽逃出资的股东一起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整理
参考文献：
［1］范叶青．浅论公司资本制度．经济师．2006(7)．
篇8
Extract:By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patent use righ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by patent use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C legal system and PRC accounting standards.
Key Word:Patent Use RightCapital ContributionEquity Joint Venture
据商务部官网数据显示,2008年1至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915家,实际使用外资427.78亿美元,同比增长54.97% (1)。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产业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吸引了众多国外资金进入中国,更引入了大量国外领先的专利技术。
在旧《公司法》和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的体系下,外国投资者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出资方式原则上仅限于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随着新《公司法》(2006)的出台,股东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方式更多样化、更具灵活性。除了上述5项列举的财产外,新《公司法》以概括的方式允许其他非货币财产的出资方式。虽然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法规没有根据新《公司法》作相应地调整,但2006年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等四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原则上肯定了新《公司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适用。
虽然新《公司法》在公司出资制度领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尚未能为专利使用权出资方式提供一个理想的制度规范。法律没有禁止专利使用权出资,但同时法律也没有以列举的方式从立法上明文肯定专利使用权的出资方式。这就使法律工组者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遇到诸多法律障碍。本文就外国投资者以专利使用权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出资的法律问题加以探讨。
1 专利使用权出资的涵义
1.1 专利使用权的涵义
专利权人实现其权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专利权人自己实施专利技术;二是专利权人将专利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给他人使用(2)。据此,专利使用权出资的方式就分为两种,学术上分别称其为狭义专利使用权出资和广义专利使用权出资。前者指专利权人以其自有的专利使用权对公司出资入股,成为公司股东,而公司享有该专利的使用权,但出资人继续拥有该专利的所有权;后者除包括前者外,还指专利权的被许可使用人以其获得的专利使用权对公司出资入股,成为公司股东。本文仅就狭义专利使用权出资展开讨论。
1.2 专利权出资与专利使用权出资的比较
专利权出资已较为普遍,新老《公司法》和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法规都明文认可专利权的出资方式。但专利权出资和专利使用权出资在法律上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为出资客体不同:以专利权出资的,客体为专利所有权,一旦出资完成,出资人须将专利转让给公司,从而丧失对专利的所有权;以专利使用权出资的,客体为专利使用权,出资完成后,公司仅获得该专利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而专利的所有权仍为出资人所有。
2 专利使用权出资的可行性
2.1 中国法律体系下专利使用权出资的可行性
2.1.1 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新《公司法》对出资方式的表述由旧《公司法》中的列举式改为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表述方法,由此丰富了股东的出资方式,为股东提供了更多可自由选择的出资方式(3)。也就是说,如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只要符合“可以用货币估价”和“可以依法转让”这两个法定条件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任何形式的非货币财产都可以对公司进行出资。在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禁止性条款仅出现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8条,即“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很明显,专利使用权没有落入法律、行政法规明文禁止的行列。换言之,只要专利使用权出资符合“可以用货币估价”和“可以依法转让”这两个法定条件,该行为就合乎新《公司法》对出资形式的硬性要求。
(1) 评估作价
在司法实践中,专利权人通过专利权许可的方式从被许可人处获取收益的做法已屡见不鲜。既然存在现实的收益,这其间就必然存在合理的评估方法。实践操作中对专利使用权出资之投资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润分享法－即接受投资的企业将引入的专利技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期间,将生产经营所获得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提成来确定该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价格;二是提成率法－即接受投资的企业在使用该专利技术期间,按照其产品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提取,然后累计相加来确定该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价格(4)。实际上这是将专利使用权资本化的一个过程。资本化后的专利使用权被量化了,这其实就是对专利使用权的评估作价。
(2) 依法转让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构成了所有权的全部内容。根据民法理论,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能都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交由他人行使。一旦该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即具备了流通性,也即可转让性。此外,新旧《公司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均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出资。既然土地使用权可以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作为出资,笔者认为专利使用权同样可以从专利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作为可流通的财产对公司进行出资。
此外,作为就新《公司法》对外商投资企业适用问题而出台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十条规定:“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东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27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就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作出规定以前,股东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第二款所列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应当经境内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尚未出台任何对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第二款所列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规定,但该执行意见却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前提下,对专利使用权依法、公正地评估作价后,其完全可以作为非货币财产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行出资。
2.1.2 地方层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2006年4月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浦东新区商标专用权出资试行办法》,该办法第5条明文肯定了以商标使用权出资的方式。
虽然目前还没有与该办法相类似的针对专利使用权出资的规定出台,但从政府部门出台该办法这一行政行为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使用权出资的合法性是持肯定态度。换句话说,该办法的出台是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知识产权使用权出资的合法性。如果商标使用权可以出资,那么笔者认为专利使用权同样可以作为非货币资产对公司进行出资。
2.2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专利使用权出资的可行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六号第3条将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该条同时规定“资产在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符合可辨认标准: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a)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或(b)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该准则第4条又规定:“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a)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b)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很明显,专利使用权完全符合上述可辨认性的标准。就确认无形资产所需的条件而言:首先,以专利技术使用权出资的目的之一就是企业在使用该专利技术后能提高自身的生产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以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和客户。无疑,公司将被许可的专利技术投产后,一定会有与该项被许可技术有关的经济利益流入企业(5);其次,对该专利技术使用权成本计量的实质是将专利使用权资本化,即为对该专利使用权评估作价。评估作价的可行性已在上文阐述,此处不再重复。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会计合规的角度,专利使用权出资也是完全可行的。
3 立法呼吁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下以专利使用权出资是完全可行,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可遗憾的是,法律未以明文列举的方式允许专利使用权出资,这就给法律工作者在实践操作中带来诸多不便。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会基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以专利使用权出资为由拒绝批准和登记该等出资方式,导致审批和登记时间冗长,更甚者使项目无法继续进行。
有鉴于此,笔者呼吁立法者能够出台相关规定,以明文列举的方式肯定外国投资者以专利使用权出资的合法性,以便各地政府官员在实践审批和登记操作过程中有法可依靠,有据可寻,从而加快相关审批和登记程序。
4 结束语
正如吴汉东先生在其《关于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经济学思考》一文中所写:“知识产品在经济学上是资源,在法律上则可视为一种财产。知识产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财产,成为财产法的保护对象,从经济动因来说主要有两点:(1)知识产品的有用性;(2)知识产品的稀缺性”(6),在当前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只有充分利用好知识产品,才能最大化地提高其社会价值;专利技术是知识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专利使用权资本化作为出资投入公司,无疑是对专利－这一知识产品中的重要资源－最有效利用的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08年1－5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访问日期:2008年6月16日.
[2] 郑成思.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3] 胡丽丽,陈儒坤.论公司的出资方式》,载.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21期.
篇9
在公司法领域，股东出资是指股东在设立公司或者按需增加资本过程中，为了取得股权或者股份，依据设立公司时协议的约定以及公司章程和法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股东出资是股东的基本义务，也是股东对公司的一项重要义务。股东的出资方式主要分为：1、货币：即指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2、实物：即指有形物，我国法律中的财产又可分为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两类，实物属于有形财产的一部分。3、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知识产权是指民事主体对智力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4、土地使用权：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因此，公司股东可以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以上为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出资的几种方式，然不得作为股东出资的财产或者权利主要包括：信用、劳务、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上述形式或者因为具有人身性不能转让，或者难以有效估价，或者在现有条件难以实现债务清偿功能。
二、股东虚假出资的认定。
虚假出资是指公司发起人、股东并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所有权，而与代收股款的银行串通，由银行出具收款证明，或者与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串通由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出具财产所有权转移证明、出资证明，骗取公司的登记的行为。[1]从我国公司制实施开始，股东虚假出资现象就屡见不鲜，新《公司法》从2006年实施起，对于股东虚假出资这种瑕疵出资做了明确的限定，确实保障了公司以及其他足额出资股东的切实利益，因此，明确界定股东虚假出资行为以及其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对于公司法律研究以及保障公司及其他足额出资股东的切实利益至关重要。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虚假出资情形可做不同的类型划分，依据具体的出资形式主要从货币出资、实物出资、无形资产出资三个方面的虚假出资做出认定。
（一）货币虚假出资的认定
在公司设立及增资过程中，股东最直接的出资方式就是货币出资。货币出资在几种出资方式中属最具真实性的一种出资方式，公司运营和操作的实质就是盈利，而货币是盈利的最好表达方式。这种最真实的出资方式同样也是最容易产生虚假出资嫌疑的方式。
（二）实物虚假出资的认定
实物出资又称为有形资产出资，是指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是以具有直观性与感官性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品作价出资，并且实物构成公司资产的主体。实物必须是公司生产经营的物资主要包括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等。
实物出资往往具有两面性，其一在于实物出资形式较为确定，人们容易理解；其二即是这种出资方式容易出现虚假出资的漏洞所在，因为其流动性较强，难以辨别实物所有权，使得投资者容易利用这点虚假出资。对于实物的虚假出资还多数发生在虚假评估步骤上，而把握这一点的关键是看由谁去行使估价的权力。公司的股东以实物出资必须经过评估作价的步骤，这也是法律的一项强制性规定。
（三）无形资产虚假出资的认定
无形财产出资，包括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股东用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是通过折价的方式成为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而折价过程中，投资者因出资作价具有困难性和复杂性，他们惯用虚有的产权和虚假的产权转移手续骗取验资机构，或者一些投资者串通验资机构骗取公司注册资格。
三、股东虚假出资的责任
（一）对债权人的责任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尽管规定了股东首次出资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最低法定限额为3万元，且股东可以分期两年进行资本缴纳，但虚假出资现象仍有发生。
（二）对公司的责任
从《公司法》理论上分析可知，股东的责任独立于公司的责任，股东仅对自身的认缴的资本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然而实质上债权人在向公司主张债权时，因股东的虚假出资导致公司资本失实，公司则难以应对债权人的主张，于此同时，公司的信誉也受到资本失实的影响，虚假出资股东在实质上间接损害公司的利益，对于公司管理和运营上产生巨大损害事实。
（三）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的责任
股东虚假出资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的侵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责任：
1、虚假出资股东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2、虚假出资股东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同时也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在股东的各项权利中自益权和共益权是股东的两项重要权利，笔者认为，虚假出资股东在事实上拥有和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同等的权利，因此股东虚假出资侵犯了其他足额出资股东的股东分红权利、公司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摊权利、依法转让出资权利、购买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优先权等多项权利。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可以依据这点，要求虚假出资股东承担损害赔偿。（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旭东：《公司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版
[2] 顾功耘：《最新公司法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
篇10
《新理财》：资产评估在企业上市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权忠光：资产评估在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确定股东权益和股本大小。最普遍的，发起设立股份公司，各个出资人的权益以及股本结构都是通过评估来量化的。有时候，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份公司也需要进行评估。比如，为了改善股东结构，通过增资扩股或转让部分股权引进新股东，这就需要对出资人的资产进行评估，以便作为对价的依据。第二，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评估是确定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重要依据。第三，评估不仅反映了企业的资产质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过去，第三方面的作用常常被忽视，现在来看，尤其是对于那些准备登陆创业板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作用将非常明显――评估实现了企业创新能力的量化。
无形有形双配合
《新理财》：您是否接触到一些正在筹备上市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资产状态如何?
权忠光：从目前来看，我们所做的企业，绝大多数质量是非常好的，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试图改制上市的企业大多自身就具备一个相对好的质地。另一方面，企业要改制上市，往往会由券商首先深入调研，考察各项条件和指标。如果整体情况良好，只是需要进一步通过评估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通过评估量化股东权益，那么评估审计才会继续跟进。也就是说，券商对企业的过滤是第一步的。当然，在这个过滤的过程中，券商多是从上市保荐人考虑的一些标准从发，进行尽职调查，可能会忽略到资产的实质内容。而当评估事务所介入后，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死结，比如企业产权证无法办理等，那么，企业的上市之路必然要终结。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
《新理财》：根据国家政策，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无疑是重点扶持对象。这类中小企业往往无形资产的比重会比较高，固定资产相对较少。面对这种情况，企业的价值和潜力如何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这其中，企业的哪些资产指标又将是重点考察对象?
权忠光：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最初讨论稿中，规定无形资产比例不得超过30％。部分企业对此也做了一些准备，比如到工商部门减资，以降低无形资产的比重。但是，在正式公布稿中，这一条被取消了。而根据《公司法》，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现金只要达到30％即可，其他可以是股东认同的诸如知识产权、实物资产等。从这种宽泛的定义来看，无形资产比例可以达到70％。那么，如果只是单单考察公司资产结构比例，就意义甚微了。
实际上，对于无形资产本身的评估包括三个方面。以专利专有技术为例。首先是技术的先进性;其次是经济的适用性，即使这项专利产品的技术含量很高，但是投入大、产出小，产品的市场推广肯定是会受到限制的;最后是技术的寿命。
在这三个因素的基础上，再考察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情况。价值的发挥一定是依附在某一载体之上的。同一无形资产，其产品运用到不同的规模载体，发挥的效应就不同，因此，无形资产体现的价值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同一项专利技术，市场的潜在份额是10亿元，假设企业投资能力是1000万元，其能实现5亿元市场份额，那么该项无形资产价值就是5亿元市场份额下的价值;如果企业有充分的资金供给，投资能力达到2000万元时，就可以实现全部的市场份额，这时无形资产的价值对应的就是10亿元市场份额下的价值。这就是无形资产的一个特殊性。
这个载体包括企业的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企业支撑无形资产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规模、管理水平、科研开发能力、生产技术条件、产品的社会信用度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决定着这个企业无形资产价值的发挥。换而言之，无形资产这么一个指标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管理层对此要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实践出真知
《新理财》：对于筹备上市的中小企业而言，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合理地安排自身的资产结构，达到上市要求?
权忠光：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发行人必须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此外，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这些硬性指标相互印证，实质上都是在检验企业资产结构是否合理。无论公司设立之初，无形资产占比如何，最终需要关注的是：企业的这些利润当中有多少是来自这项无形资产，与当初的评估值是否吻合。盲目地夸大是徒劳的。
篇11
一、两大法系商事法律关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
（一）大陆法系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
从大陆法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商事法律规定来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用现金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出资或者实物接收，劳务出资和信用出资仅在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中存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以劳务和信用出资，这一点我国公司法也做了相应规定。从立法上来看，德国商事法律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标准和程序进行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国公司法立法可以借鉴之处。
（二）英美法系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
从英美法系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公司法来看，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第6.21条第2项规定：“董事会授权发行股份可以采用的对价形式，包括任何有形的、无形的财产或者可以使公司享有的利益，包括现金、本票、已经提供的劳务、劳务提供合同或者公司其它证劵。”该条对公司出资形式的规定很广泛，极具灵活性，即鼓励了投资，又使公司的设立更容易、更自由。
因此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在非货币财产出资形式方面的限制对于大陆法系而言，更要宽松一些、灵活一些。它们将这种劳务及劳务合同列入到了可以作为出资形式的法律范围当中去，极大的适应了现代公司法的需要，适应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这与英美法系的契约自由、公司自治的法治的理念是分不开的，它更倾向于给股东以更大的选择的权利，充分发挥商人的聪明才智。
二、我国公司法关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及非货币财产的适格性要件
我国《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基于本法规定，结合客观实践来看，可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适格性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货币财产的可评估性
我国《公司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必须能够以某种公平的方法进行评估折价，换算为现金。通过价值评估机构或市场竞价机制予以合理的估价，不仅为非货币财产折合成股份提供了价值标准，而且保证了非货币出资财产的价值充分。但是由于繁多复杂的非货币财产的价值并非常人能够直观把握的，其确定性和充分性必须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评估。
（二）非货币财产的可转让性
非货币财产具有可转让性。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转化为公司财产后，用于公司经营所用，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债务责任。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时，其可作为承担债务的一般担保，独立于出资人予以转让。出资财产可依法转让，既包括依其客观性可依法转让，也包括没有法律规定禁止或者限制的财产转让。同时这种财产的转让应当是出资财产的全部权利的转让。
（三）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禁止
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禁止的财产。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27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正是由于劳务出资不宜强制执行；信用的商业价值不确定；自然人姓名不能依法转让；商誉评估主观性，随意性太强；特许经营权出资易导致，倒卖批文等，同时根据“法无禁止则自由”的理念，法律欲禁之，必须以明文规定，从而保证法律规则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因此对于禁止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必须以明确规定，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范围内财产。
三、特殊形式非货币财产出资适格性问题研究
（一）债权出资适格性问题
债权作为投资者拥有的重要财产，具备可评估性和可转让性的特征，具备法定出资形式的要件，不能评估和转让的债权均不得出资。《合同法》第79条明确规定了不得转让的债权范围：“债权人对于按照合同性质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以及按照法律规定不能转让的债权均不得转让。”诸如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抚恤金、退休金等因特定身份或者人身损害产生的债权、因信用关系必须由特定人受领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不能转让的债权均不得出资。
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债权出资的形式不断发展，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债权人以其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向公司出资，俗称“债换股”；另外一种是债权人以其对公司的债权转化为公司股权，俗称“债转股”。前者本质上是一种债权的转让，把债权人对第三人的债的请求权转让给公司作为出资，该债权也就成为了公司的财产；后者是债权人以对公司的债的请求权作为出资，公司以相应股权作为对价以抵消公司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是有益无害的。这是因为公司债权人和股东是属于不同的两个地位，公司债权人处于“优先受偿的地位”，而股东处于“剩余索取权地位”。债权人以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出资，转化为公司股东，债权转化为股权，债权人也就丧失了优先受偿的地位，这对公司其他债权人来说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债权拥有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债权是尚未实现的权利，债权出资具有高度风险性。因此，对债权出资必须进行严格限定，以下从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限定。实质要件主要包括：一是具有可转让性，是依法或者合同规定、当事人约定可以转让的债权。二是具有时效性，用于出资的债权必须是在诉讼时效内，否则不得转让。三是债权用于出资，出资人必须提供担保，以保证公司资产的稳定性和真实性。四是出资的债权上不能存在抗辩权或者抵消权。程序性要件包括：一是召开股东会议，由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二是债权人必须事先通知债务人。三是进行债权转让登记。通过这些要件的设置，以防范债权出资存在的风险，规范股东出资行为，保证公司资本的稳定和真实。
（二）劳务出资适格性问题
劳务出资主要是出资人将自己劳务的使用价值投入公司，在一定时间交由公司支配，由公司享有相应的收益的一种出资方式。这种出资方式在我国立法上被给予否定，我国公司法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劳务出资，但是《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第2款明确了股东不得以劳务出资的禁止性规定。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这种出资方式予以了否定，但作为一种灵活的出资方式，对其出资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探讨也是很有必要的，为劳务出资将来取得立法的通行证做好理论准备。
从国外立法来看，世界各国对劳务出资的立法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严格禁止型、区别对待型和宽松型。采用严格禁止型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意大利等，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342条规定，劳务和服务等不得作为出资标的；韩国商法第272条规定，有限责任的社员，不得以劳务为出资标的。采用区别对待型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它们把劳务分为已经完成的劳务和未来履行的劳务，并且在出资问题上给与区别对待，即允许已完成的劳务出资，禁止未来服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特拉华州公司法》等都已承认已提供的劳务出资。英国对劳务出资的态度最为宽松，属于典型的宽松型。ReEddystoneMarineInsuranceCo一案确定了以劳务换取股权的协议的合法性，可以成为公司股权的约因。
综合以上三种立法例，结合劳务出资本身的缺陷、我国信用基础较差、文明程度不够高的现状以及我国公司法的实践来看，区别对待已完成的劳务和未来履行的劳务对我国立法实践有着重大借鉴之处。
篇12
一、西北轴承厂合资中体现的合资风险
西北轴承厂（以下简称西轴）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轴承行业6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其产品占全国铁路轴承市场总量的近25%，1996年，“西北轴承”作为全国轴承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成功挂牌。在90年代的“市场换技术”背景下，西轴开始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接触，力图用自己的市场、品牌和市场准入来换取德方的技术，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依纳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德方资金久不到位，也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合资企业出现困难。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仅以2850万元（仅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营一年半左右的利润）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拥有现代化设备技术和进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的企业），变成了独资企业。[1]中方没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却已丧失了市场和自己的品牌。西轴合资中体现的合资风险主要有：
（一）中方可能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
合资的焦点主要是控股权的问题。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法》）中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但没有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这就使得德方取得控股权成为可能。在西轴与德方的合资谈判中，德方坚持必须控股，否则不会合资，最终中方让步，德方享有了51%的股权，实现了控股权进而实现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在合资后连续三年的经营过程中中方完全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完全由德方控制。
（二）合约风险：谈判至签约中方缺乏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并列明了不予批准的情形，其中就包括第五项：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显属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权益的。法条中体现了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维护中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作为合资一方的中方在对合资风险没有深刻洞察的情况下，起到合资“防火墙”的作用，但事实上并未能控制合资风险的出现。中方由于合资经验的缺乏，没有仔细研究合同文本的各项条款，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就草率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对已有的技术、品牌及市场准入等非货币出资的价值更是缺乏准确的评估。相较之，德方从谈判到签约始终有一个专家组，并且合资合同文本是由德方专家组起草的，拟定的合同各项条款均倾向于德方。
通过德方合资上述目的的实现，使合资转化为独资成为可能。采用独资方式是跨国公司挤垮国有骨干企业“三步走”方略的最后一步狠招，这“三步走”方略是“合资、做亏、独资”，[2]暂不论外方合资者的合资真实意图：为了占有中方的市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实现对技术与管理的持有与控制，避免外溢。合资最终走向独资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是基于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的困境，因为在只有两方股东的合资企业中，董事往往都是从本方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合资企业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而在股权对等的情况下，则会形成一种共同控制的局面，很容易造成“董事会僵局”，使得合资企业无法正常运营。另外，从本质上来说，合资各方在信息和知识等方面是不对称的，合资各方往往会在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产生分歧，这将直接影响合资企业运作与管理的绩效，更有甚者会出现合资不合作的情况，影响投资效果。
（三）外资控股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在独资化进程中势必要压低中方企业资产价值，扩大自身股权份额，中方股份被收购时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方将49%的股份折价，只换回2900万元只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行一年半左右的利润。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不规范，资产评估制度不完善，评估方法不科学，缺乏公正客观的国有资产权威评估机构，低估国有资产的现象就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无形资产的流失更是不可估量。无形资产可以分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专用技术、生产许可证、特许经营权、租赁权、商标权、版权、计算机软件、土地使用权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是指商誉、技术人才、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等资源及其他一些非市场化的积累，甚至可以包括国有企业凭借政府的支持取得的垄断地位、市场限入条件、优惠融资条件等。[4]在西轴合资签约时，中方没有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以及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等无形资产准确评估，并没有在合同文本中明确载明合资企业应如何合理使用，致使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无法实现，外方通过控制合资企业获得这些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在合资转变为独资时，中方无形资产所承载的巨大价值被外资方轻易的获取和利用。
二、企业运用外资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基于合资企业的法律性质中方应实现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
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实现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实际为了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作为一项通行的国际惯例，合资企业董事会中的席位是根据合资各方投入的股权比例分配的，如果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总股本所占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则认为跨国公司取得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相应地，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董事席位也就超过了半数，由于董事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也就相应地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进而导致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跨国公司所支配。[5]我国在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中没有规定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上限，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中方必须控股，这与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的精神不符，建议国内企业在决定合资时，可在合约中明确外资比例的上限，即不高于49%，从而保证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在合资企业以后的经营管理中才能够享有决策权，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
（二）签约时须尽可能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我方若以品牌、市场准入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应由双方均信赖的评估机构作出准确的评估，而外资的资金、技术应明确规定履行期限，如若因外资的资金或技术迟迟不到位，导致合资企业出现亏损，则我方可要求外方承担违约责任及相应的损害赔偿。由于《合资企业法》欠缺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具体的签约过程中，中方可以依据《合同法》合同拘束力的相关理论，明确的股东出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等条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已经获得国家认证的中方品牌甚至驰名品牌，更要给予保护
外资惯常的策略是：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后，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品牌往往被束之高阁，而被国外品牌所取代。以“熊猫”牌洗衣粉为例。其原属北京日化二厂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个国内知名的洗衣粉品牌。1994年，“熊猫”与美国宝洁合资，北京日化二厂以品牌、厂房等参股35%，宝洁以65%的股份控制合资公司。宝洁公司买断了“熊猫”品牌50年的使用权并支付了50年品牌使用费14亿元。为加快国外品牌取代“熊猫”品牌的进程，由外方控股的公司将熊猫洗衣粉的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上提高50%，“熊猫”的品牌被合资后的新公司用经济杠杆抑制了，而宝洁却为自己旗下的洗衣粉品牌扩张铺平了道路。[6]中方若以品牌作价出资，在合资合同中可以考虑仅以品牌使用权出资，并约定合资企业成立后品牌的发展经营策略，如果合资企业运营中对我方品牌不予宣传或将品牌价值人为降低，有丧失原有价值的风险，应及时收回品牌的使用权，不能因为一时的合资之利，而忽略产品的长远发展和品牌所承载的巨大价值。
（四）改善公司治理，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剩余产权应归全民所有——因而实质上不属于任何人。从外部治理的观点来看，企业由政府官员负责；企业管理者向政府官员负责。然而这些官员一样是将自己视为人而非委托人；不是人民的人，而是任命他们的更高级别官员的人。因此，问题被进一步扩大。[7]长期以来，我国在企业改革和改制的进程中，对于由谁来行使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或股东的权力以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利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改善公司治理，就必须解决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对公司管理层的控制与约束不力的问题。新《公司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由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授权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公司。这就明确了在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情况下由谁来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问题，明确权责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有效的监督与约束。[8]避免只顾及引进外资实现gdp增长作为某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而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
三、为实现互利共赢中方需提升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
（一）从宏观角度研究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可借鉴产业安全理论模型
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利用外资对国内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合资演变为独资企业性质的转变这般简单，更深层次可能影响我国某些产业的安全。笔者在此引入朱钟棣学者对产业安全状态的研究和建构的产业安全理论模型，来分析我国产业安全问题。产业安全就是指一国的国民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该国国民在得到既有的或潜在的由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权益总量时所让渡的产业权益份额最小，或在让渡一定国民产业权益份额的条件下其由对外开放引致的国民产业权益总量最大。产业安全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9]①只涉及东道国e和向东道国直接投资的f国；②对于东道国来说，在不断吸收外资的前提下，希望产业权益总量增加，但同时又不能使国民产业权益份额过小。
n轴表示产业份额权益函数；
f轴表示外资投入占产业总投入的比例；
u表示引资后的外资权益量变化曲线；
v表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变化曲线。
如图，a点表示未引进外资时，东道国产业权益的总量。由于外资技术、管理优势，在引资（f＞0）的过程中，外资权益曲线u随f的增长而上扬。东道国权益量曲线的变化，则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外企的先进技术、管理，结合东道国低廉的人力资源、优秀品牌的号召力、广大的消费市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曲线v与外资权益量曲线u趋势一致，在该产业的占有量同步增长。
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合资外方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成套生产设备以及熟练的劳动力，而且能够突破我国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的限制，通过中方的销售渠道迅速占有市场，排挤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10]直到东道国的市场、品牌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完全释放，达到b点，无论是东道国还是外资都从引资行为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此时看似处于双赢状态。西轴合资的案例中方就是希望达到“双赢”的状态。外资利用东道国人力资源生产廉价的商品，通过东道国的优秀品牌扩展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东道国从中得到制造收益。之后，东道国的优势不复存在，对外资来说，东道国的利用价值只剩下了低廉劳动力。
第二阶段（b点后），外资技术主导开始显现。外资投入无形的技术、管理，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东道国在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付出廉价劳动力后只能拿到低收益。外资可以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点，而东道国却离不开对方的先进技术，所以u曲线上扬更快，而东道国权益量曲线v却一路走低。
本文所论述的合资风险是指在a—b点之间防范合资双方零合博弈（中方权益受损而外方纯获利）而希望能够实现双赢。在b点之后就是部分学者讨论的如何使fdi技术外溢所探讨的问题。正如上图分析，中方过分依赖外方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缺乏自身技术创新和高效的管理方式，而仅靠提供廉价劳动力、大量的生产资料获得短期收益，完全受制于外方，外方则为攫取更高额的利润更易趋向于采用独资形式或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方，对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很不利。如何在合资过程中尽量多学习外方的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并加快自身技术的革新是实现合资企业长远发展并维护企业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
注释:
[1]孙学文：《中国30年来创办外商企业反思研究报告》（上下），载《探索》2009年第2期和第3期。
[2]曹秋菊、苏艳：《国家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5期。
[3]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4]张国平：《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5]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6]贾希凌：《涉外经济管制法律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7]［英］安德鲁·泰利科特：《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技术发展》，李磊、张旭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篇13
西北轴承厂（以下简称西轴）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轴承行业6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其产品占全国铁路轴承市场总量的近25%，1996年，“西北轴承”作为全国轴承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成功挂牌。在90年代的“市场换技术”背景下，西轴开始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接触，力图用自己的市场、品牌和市场准入来换取德方的技术，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依纳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德方资金久不到位，也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合资企业出现困难。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仅以2850万元（仅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营一年半左右的利润）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拥有现代化设备技术和进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的企业），变成了独资企业。[1]中方没能引进先进的技术却已丧失了市场和自己的品牌。西轴合资中体现的合资风险主要有：
（一）中方可能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
合资的焦点主要是控股权的问题。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企业法》）中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但没有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这就使得德方取得控股权成为可能。在西轴与德方的合资谈判中，德方坚持必须控股，否则不会合资，最终中方让步，德方享有了51%的股权，实现了控股权进而实现了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在合资后连续三年的经营过程中中方完全丧失对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完全由德方控制。
（二）合约风险：谈判至签约中方缺乏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我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必须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并列明了不予批准的情形，其中就包括第五项：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显属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权益的。法条中体现了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维护中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作为合资一方的中方在对合资风险没有深刻洞察的情况下，起到合资“防火墙”的作用，但事实上并未能控制合资风险的出现。中方由于合资经验的缺乏，没有仔细研究合同文本的各项条款，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就草率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对已有的技术、品牌及市场准入等非货币出资的价值更是缺乏准确的评估。相较之，德方从谈判到签约始终有一个专家组，并且合资合同文本是由德方专家组起草的，拟定的合同各项条款均倾向于德方。
通过德方合资上述目的的实现，使合资转化为独资成为可能。采用独资方式是跨国公司挤垮国有骨干企业“三步走”方略的最后一步狠招，这“三步走”方略是“合资、做亏、独资”，[2]暂不论外方合资者的合资真实意图：为了占有中方的市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实现对技术与管理的持有与控制，避免外溢。合资最终走向独资从公司治理层面分析是基于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的困境，因为在只有两方股东的合资企业中，董事往往都是从本方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合资企业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而在股权对等的情况下，则会形成一种共同控制的局面，很容易造成“董事会僵局”，使得合资企业无法正常运营。另外，从本质上来说，合资各方在信息和知识等方面是不对称的，合资各方往往会在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方面产生分歧，这将直接影响合资企业运作与管理的绩效，更有甚者会出现合资不合作的情况，影响投资效果。
（三）外资控股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在独资化进程中势必要压低中方企业资产价值，扩大自身股权份额，中方股份被收购时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方将49%的股份折价，只换回2900万元只相当于西轴过去正常运行一年半左右的利润。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不规范，资产评估制度不完善，评估方法不科学，缺乏公正客观的国有资产权威评估机构，低估国有资产的现象就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无形资产的流失更是不可估量。无形资产可以分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专用技术、生产许可证、特许经营权、租赁权、商标权、版权、计算机软件、土地使用权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是指商誉、技术人才、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等资源及其他一些非市场化的积累，甚至可以包括国有企业凭借政府的支持取得的垄断地位、市场限入条件、优惠融资条件等。[4]在西轴合资签约时，中方没有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以及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等无形资产准确评估，并没有在合同文本中明确载明合资企业应如何合理使用，致使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无法实现，外方通过控制合资企业获得这些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在合资转变为独资时，中方无形资产所承载的巨大价值被外资方轻易的获取和利用。
二、企业运用外资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基于合资企业的法律性质中方应实现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
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实现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实际为了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作为一项通行的国际惯例，合资企业董事会中的席位是根据合资各方投入的股权比例分配的，如果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总股本所占股权比例超过了半数，则认为跨国公司取得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相应地，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董事席位也就超过了半数，由于董事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也就相应地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进而导致合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跨国公司所支配。[5]我国在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中没有规定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上限，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中方必须控股，这与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的精神不符，建议国内企业在决定合资时，可在合约中明确外资比例的上限，即不高于49%，从而保证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在合资企业以后的经营管理中才能够享有决策权，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
（二）签约时须尽可能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我方若以品牌、市场准入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应由双方均信赖的评估机构作出准确的评估，而外资的资金、技术应明确规定履行期限，如若因外资的资金或技术迟迟不到位，导致合资企业出现亏损，则我方可要求外方承担违约责任及相应的损害赔偿。由于《合资企业法》欠缺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具体的签约过程中，中方可以依据《合同法》合同拘束力的相关理论，明确的股东出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等条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对于已经获得国家认证的中方品牌甚至驰名品牌，更要给予保护
外资惯常的策略是：外资在合资企业中取得控股地位后，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品牌往往被束之高阁，而被国外品牌所取代。以“熊猫”牌洗衣粉为例。其原属北京日化二厂的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个国内知名的洗衣粉品牌。1994年，“熊猫”与美国宝洁合资，北京日化二厂以品牌、厂房等参股35%，宝洁以65%的股份控制合资公司。宝洁公司买断了“熊猫”品牌50年的使用权并支付了50年品牌使用费14亿元。为加快国外品牌取代“熊猫”品牌的进程，由外方控股的公司将熊猫洗衣粉的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上提高50%，“熊猫”的品牌被合资后的新公司用经济杠杆抑制了，而宝洁却为自己旗下的洗衣粉品牌扩张铺平了道路。[6]中方若以品牌作价出资，在合资合同中可以考虑仅以品牌使用权出资，并约定合资企业成立后品牌的发展经营策略，如果合资企业运营中对我方品牌不予宣传或将品牌价值人为降低，有丧失原有价值的风险，应及时收回品牌的使用权，不能因为一时的合资之利，而忽略产品的长远发展和品牌所承载的巨大价值。
（四）改善公司治理，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剩余产权应归全民所有——因而实质上不属于任何人。从外部治理的观点来看，企业由政府官员负责；企业管理者向政府官员负责。然而这些官员一样是将自己视为人而非委托人；不是人民的人，而是任命他们的更高级别官员的人。因此，问题被进一步扩大。[7]长期以来，我国在企业改革和改制的进程中，对于由谁来行使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或股东的权力以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利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改善公司治理，就必须解决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对公司管理层的控制与约束不力的问题。新《公司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规定国有独资公司是由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政府授权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公司。这就明确了在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情况下由谁来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问题，明确权责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有效的监督与约束。[8]避免只顾及引进外资实现GDP增长作为某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而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
三、为实现互利共赢中方需提升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力
（一）从宏观角度研究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可借鉴产业安全理论模型
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利用外资对国内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合资演变为独资企业性质的转变这般简单，更深层次可能影响我国某些产业的安全。笔者在此引入朱钟棣学者对产业安全状态的研究和建构的产业安全理论模型，来分析我国产业安全问题。产业安全就是指一国的国民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该国国民在得到既有的或潜在的由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权益总量时所让渡的产业权益份额最小，或在让渡一定国民产业权益份额的条件下其由对外开放引致的国民产业权益总量最大。产业安全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包括：[9]①只涉及东道国E和向东道国直接投资的F国；②对于东道国来说，在不断吸收外资的前提下，希望产业权益总量增加，但同时又不能使国民产业权益份额过小。
N轴表示产业份额权益函数；
F轴表示外资投入占产业总投入的比例；
U表示引资后的外资权益量变化曲线；
V表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变化曲线。
如图，a点表示未引进外资时，东道国产业权益的总量。由于外资技术、管理优势，在引资（F＞0）的过程中，外资权益曲线U随F的增长而上扬。东道国权益量曲线的变化，则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外企的先进技术、管理，结合东道国低廉的人力资源、优秀品牌的号召力、广大的消费市场，东道国产业权益量曲线V与外资权益量曲线U趋势一致，在该产业的占有量同步增长。
通过合资控股的方式，合资外方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成套生产设备以及熟练的劳动力，而且能够突破我国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的限制，通过中方的销售渠道迅速占有市场，排挤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10]直到东道国的市场、品牌和人力资源的潜力完全释放，达到b点，无论是东道国还是外资都从引资行为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此时看似处于双赢状态。西轴合资的案例中方就是希望达到“双赢”的状态。外资利用东道国人力资源生产廉价的商品，通过东道国的优秀品牌扩展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东道国从中得到制造收益。之后，东道国的优势不复存在，对外资来说，东道国的利用价值只剩下了低廉劳动力。
第二阶段（b点后），外资技术主导开始显现。外资投入无形的技术、管理，就可以获得高额的收益，东道国在消耗大量的生产资料，付出廉价劳动力后只能拿到低收益。外资可以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点，而东道国却离不开对方的先进技术，所以U曲线上扬更快，而东道国权益量曲线V却一路走低。
本文所论述的合资风险是指在a—b点之间防范合资双方零合博弈（中方权益受损而外方纯获利）而希望能够实现双赢。在b点之后就是部分学者讨论的如何使FDI技术外溢所探讨的问题。正如上图分析，中方过分依赖外方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缺乏自身技术创新和高效的管理方式，而仅靠提供廉价劳动力、大量的生产资料获得短期收益，完全受制于外方，外方则为攫取更高额的利润更易趋向于采用独资形式或将生产转向更为廉价的地方，对合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很不利。如何在合资过程中尽量多学习外方的先进技术及管理方式并加快自身技术的革新是实现合资企业长远发展并维护企业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
注释:
[1]孙学文：《中国30年来创办外商企业反思研究报告》（上下），载《探索》2009年第2期和第3期。
[2]曹秋菊、苏艳：《国家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5期。
[3]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4]张国平：《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5]王涛：《契约、控制与效率——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化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6]贾希凌：《涉外经济管制法律协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7]［英］安德鲁·泰利科特：《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技术发展》，李磊、张旭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