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劳动教育的事例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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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和失业率高低存在替代关系，高增长往往能够带来低失业，低增长则常常伴随高失业。近年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导致我国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城镇失业问题更显突出。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以及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1.2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方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不少岗位空缺。结果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矛盾却不能得到相应缓解，还形成一批就业弱势群体，如年龄偏大或技能水平偏低的劳动力。首先，表现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高级工、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明显缺乏。其次，由于培训机制的落后，技术工人的供给呈现短缺。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这一现象集中暴露了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2影响和谐的经济因素分析
我国为了促进劳动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三类政策：
2.1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主体分离和辅业改制分流安置本企业富余人员而兴办的经济实体（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经有关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一是利用原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或关闭企业的有效资产；二是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三是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本企业职工总数30%以上（含30%）；四是与安置的职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合同。
2.2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实体，在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都给予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为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举办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开办当年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超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60%的，经劳动部门审核，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一次性免征所得税3年，免税期满后，当年新安置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占企业原从业人员30%以上的，再减半征收所得税2年；从事商品零售兼营批发业务的商业零售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除外），凡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认定核准，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新办商贸企业，3年内减征30%的企业所得税。
2.3鼓励和扶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除国家限制的行业）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并领取税务登记证，免收税务登记证的工本费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自2004年1月1日起，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减轻了他们的税费负担。
3新时期劳动关系冲突的特点
3.1冲突双方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社会层面，各利益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策法规，以实现利益的协调，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劳动者与企业经营者相比，其利益诉求的影响小，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相对较少。企业经营者因其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很容易接近与影响政策、法规制定的决策层，而基层劳动者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他们的利益诉求显得比较微弱，往往不被重视。媒体对企业经营者的主张报道较为积极，但对基层劳动者的诉求反映还是心存顾虑。
3.2冲突双方法律地位上的平等与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同时并存
从广义上说，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其他劳动者一样，既是国家的“主人翁”——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也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平等的，现阶段其他所有制的经营者，包括私营企业经营者，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他们虽然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同，但也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他们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这是由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但从资源占有上看就不一样了，企业经营者往往是资本、资源的拥有者，在劳动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劳动者则只有劳动力资本而没有物质资本，使得劳动者在与资本博弈、在劳务与劳动报酬的交换过程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造成的情况是：劳动者对收入分配的主张权被剥夺。
3.3冲突双方的尖锐性与非对抗性同时并存
从总体上看，新时期的劳动关系矛盾虽然有的比较尖锐，但它仍然是具有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劳动者和劳动者、或者是劳动者和建设者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相对差异性。双方的矛盾冲突在我国现阶段不具有根本的对抗性，即使出现一些比较激烈的矛盾，也由于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经过各方面的协商和协调，基本都能得到合理和及时的解决。尖锐性与非对抗性对立统一于矛盾冲突的统一体中。
参考文献：
[1]范社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存在问题及对策[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04期
[2]吴俊培.现代财政理论与实践 [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杜政.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探析[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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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我国对高校人才用人结构和方向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构性矛盾突出，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也必须通过尽快转变发展方式来适应错综复杂的新形势，结合我国实际，认真进行深入思考和改革。
（一）加强资源倾斜力度，合理设置高校专业。由于经济和历史原因，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多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资源配置匮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这样的政策需要在范围上不断放大，在力度上不断增强，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在形式上不断完善。只有这样，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才能有追赶的时间，才不致出现高等教育发展间的“两级分化”，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急需的各类人才需求。打开门类相似大学的网站主页可以看出，我们的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竟然莫名的相似，专业设置基本是“大会堂”，“大而全”的情况比比皆是。更让人费解的是，一个普通的财经院校，居然还有模特专业、有焊接专业！请问，专业的“专”字体现在哪里？难道只为赢得“综合性”大学这一美名而全然不顾了吗？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是一种追风的行为！是一种李毅驱动之嫌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学生不负责，因为你没那么“专”，对社会不负责，因为你培养的人不够“专”；对自己不负责，长此以往就会取短补长，不利于自身的长久发展。从全国用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中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当前要在充分了解国家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开发，专业培养，易精而不求于多，易专而不求于广。管理部门要切实认真对待专业设置问题，把好方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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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2-10。
[2]盛来运，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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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对于取得良好培训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训要根据农民不同需要划分不同的类别。参与培训学员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的，应注重针对粮食增产技术、集约化科学养殖技术、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等进行培训，以提高农业附加值为目的，并将培训作为推广发展生态农业的窗口。对于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学员，要做好前期课程宣传与介绍，使学员在参加实际培训前，了解相应课程，明确学习的目的，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培训开始后，学员才产生不适合自己之感。培训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采取不同方式、内容进行。农民培训，对象不同、需求各异，应当结合农村干部、农民的实际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首先，可以按农民实际需要区分短期班与长期班。大多数农民适宜短期培训，而对于种养专业户、致富带头人，就有必要组织长期培训。其次，是课堂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安排教师或聘请行业专家上大课，可根据农民的实际组织专场讲授或直接进入农户开展现场教学。培训还可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咨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具体的培训手段上，需要借助现代教学技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可通过图片、视频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学员，增强培训的直观性。板书与讲解同步，便于学员记笔记。通过远程技术，可将其他地区的成果、经验予以展示。也可以请当地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进行实际操作演示讲解。
3注重质量，培育特色，创立学校培训项目品牌
几年来，学校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内抓办学质量，外树学校形象，努力创造职业技能项目品牌。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抓培训基地特色。主攻1～2个优势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尤其是在社会上需要量大的家政和保安专业下功夫，形成特色基地，这样在吸引劳动者参加培训利于单位招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抓劳务输出优质服务。在信息提供、人员招收、就业培训方面，开展跟踪服务，做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以质量育人，以特色引入，以诚信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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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量不断扩大，而且转移途径和方式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具体有：第一，技校、中专和高等院校在农村招生，毕业以后在城市就业。许多农民和农村学生把此戏称为“跳农门”，认为这是改变本人农村和农民身份，乃至人生命运的重要方式。第二，参军当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农村学生，有一部分应征入伍，参军当兵。按照我国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军人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复员退伍后，想办法进入城市就业工作。第三，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实现农村户籍身份向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城市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向农村人口出卖城市户口，农民东借西凑，给自己和孩子买个城市户口，试图改变人生的命运。有些城市规定：凡是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职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解决一个或几个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也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途径。第四，进城打工，即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也最为悲哀的一种社会群体。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劳动收入比较效应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二、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内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高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分析，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从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效果来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工作后取得的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而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技之长或劳动技能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月收入水平可达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效应。
其次，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转移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比较少。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限的同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又对外来优秀人才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采用种种优惠和鼓励政策，如户籍接收、住房优惠、安家费补助等，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第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效应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农村形成巨大的转移效应。所谓劳动力转移效应或转移的后续效应，是指农村每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家乡所产生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能带出一户人；培养十个大学生，就能带富一村人。转移的后续效应十分明显。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农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转移的后续效应明显要差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教育的职业取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当前城市、县镇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情况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91∶1.01∶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37∶0.55∶1。另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数超过95%。而同期日本同行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我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农村的民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化解“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下，如何确定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地讲，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呢，还是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呢？
笔者认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必须以职业教育为目标导向，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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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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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法案例教学模式概述
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运用该方法对案例进行解剖，能够将深奥的理论变得更加简单，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使学生主动的融入到学习中来。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综合实力的重要形式，改变了传统理论教学中存在的轻实践重理论现象，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劳动法案例教学能将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变为双向的交流，促进知识的有效反馈。
二、技工学校劳动法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教学素材。当前，我国的劳动法教学缺乏有价值的教学素材，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关系契约化时间相对较短，由于经验不足，导致劳动判例的个性化不明显，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的司法判决书内容过于简练，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正当性的阐述，导致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会出现机械而又俗套的判决。
（二）教师和学生在案例教学中两级化严重。当前的劳动法案例教学主要以课堂讨论为主，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承担着案例筛选和问题提出的职责，教师作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在我国的案例法教学中，讨论会占用学生大量的课堂时间，无法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造成该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受我国教育体制影响较大，我国的技校学生大多都是初中、高中升入过来的，对劳动法内容不理解，并且缺乏实践锻炼的机会，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案例法教学的内容，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与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不相适应，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批判创新意识无法得到培养。
（三）教学内容不规范。当前案例教学法要想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需要结合技校当前的发展情况，依据自身的条件和认识程度进行探索，但是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统一化的标准，没有统一化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问题，导致各项工作无法顺利开展。我们在课堂引用的案例通常是通过启动仲裁或者诉讼救济的形式，使案例获得裁决，来以判例的形式展现出来。当前在我国的技校中也缺乏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课程的建设，甚至有些学校减少开设相关课程的课时，导致技工学校的实践教学无法顺利开展，不能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因此需要教师制定合理化的纲要和标准，确保案例教学法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
三、技工学校劳动法案例教学模式的反思
（一）确保案例认知与选定的合理性
案例教学法的开展受案例的数量和质量影响较大，要想确保案例法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案例范围，对案例做好认识和界定。其中，狭义的案例主要是指存在权益纠纷的案例，需要对案例与判例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将判例归纳为案例的范围内，将其作为案例教学素材来使用，充分的展现出案例教学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为了满足案例教学的需要，需要对案例教学的范围进行拓展，将其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对案例进行合理的搜寻和筛选，有针对性的指导学生运用劳动法理念和知识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强化学生的独立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二）合理选择劳动法案例教学对象
要想确保案例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正确选择教学对象，解决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展现出案例教学法的个性化教学风格，结合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学生进行分层次教W，确保案例教学法的合理性。由于技工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是从事实践性的工作，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劳动法，甚至劳动法使用不当会造成劳动纠纷事件的产生，掌握劳动法，有助于强化学生择业和维权权利，充分发挥了案例法教学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该选择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作为劳动法案例教学对象，将教学方法和教学风格贯穿于案例法教学的整个过程，对确保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准确把握劳动案例法教学内容
第一，对劳动关系进行定位，案例教学的主要任务分为应否适用劳动法和如何适用劳动法两种。其中应否适用主要是指对劳动关系进行判定和定位，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劳务关系，需要确保在劳动法规定的范围内去实施，防止由于法律适用不当造成的法律制度混淆。但是如果作为劳动关系，则需要对适用民法进行调整，需要正确适用法律规则，对社会关系进行准确定位。第二，对适用管制规范和自治规范进行合理调整。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脱离于司法框架而使用，确保劳动法在工时、工资和安全卫生方面的基准化，使劳动法向着公法化方向发展。需要将劳动契约中只能适用于劳动规范的行为进行调整，确保契约规定和选择行为是在劳动者自愿的情况下实现的。
四、结语
案例法教学是当前技工学校实践教学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促进了案例教学法的改革，克服了以教师为主导的案例教学法的弊端。在技工学校教学中的运用，主要是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特点，对教师的教学风格和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确保多种案例教学法的正确合理运用，确保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实践教学中来，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孔令仙,刘艳.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劳动法案例教学理念的改革[J].鸡西大学学报,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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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能转的动、转得出、有事干、干得好、有钱挣，就必须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近几年来，吉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通榆县分校在农村劳动转移培训中，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了专业教师、专业教学设备、教学场地的优势，拓宽了我们的办学渠道，增强了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了学校自身发展的提高，并探索出来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好路子。
1 实行“订单式”培养，提高劳动者就业率
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才和劳动者，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之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也是通过技能、技术的培训使劳动者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最终，农民由一产转向二、三产业，由农村转到城镇。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必须与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结合起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订单式”培养，把教育教学、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把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证书培训与短期培训结合起来，探索“学校+公司+农户”和“边学习、边实践、边创收”的办学模式，重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强化技能和技术培训，努力和企业架起劳务输送、培训的桥梁。几年来，尤其是在餐厅服务员、加工等专业培训中，实行“订单式”培训，按照企业需要的专业，进行培训，培训出来的技术人才，输送到餐饮服务行业和水产品加工厂就业，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率。
2 发挥优势，拓展职能，提高学校开展培训能力
近几年业，我们强化了培训教师素质的提高，农民培训对于参与培训的教师来说是一种挑战，它既要求培训教师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与过硬的技术能力，又要求教师有良好的沟通传授能力。应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培训教师的综合素质。首先，农民培训教师要具备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更新理念和知识构成，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其次，农民培训教师要具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能力。涉农民问题不仅涉及市场、经济，还涉及政策制度，培训教师要扎实提高所任课程的理论深度与广度，深入了解农业发展动向、时政热点、国家地方重要文件、市场信息。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儿，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夯实教学基本功。熟练掌握现代办公软件的操作与使用，提高教学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多用“乡村话”授课，不断提高教学技巧，提高培训质量。
3 结合实际，方式灵活，提高学校职业培训效果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对于取得良好培训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训要根据农民不同需要划分不同的类别。参与培训学员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的，应注重针对粮食增产技术、集约化科学养殖技术、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等进行培训，以提高农业附加值为目的，并将培训作为推广发展生态农业的窗口。对于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学员，要做好前期课程宣传与介绍，使学员在参加实际培训前，了解相应课程，明确学习的目的，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培训开始后，学员才产生不适合自己之感。培训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采取不同方式、内容进行。农民培训，对象不同、需求各异，应当结合农村干部、农民的实际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首先，可以按农民实际需要区分短期班与长期班。大多数农民适宜短期培训，而对于种养专业户、致富带头人，就有必要组织长期培训。其次，是课堂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安排教师或聘请行业专家上大课，可根据农民的实际组织专场讲授或直接进入农户开展现场教学。培训还可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咨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具体的培训手段上，需要借助现代教学技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可通过图片、视频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学员，增强培训的直观性。板书与讲解同步，便于学员记笔记。通过远程技术，可将其他地区的成果、经验予以展示。也可以请当地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进行实际操作演示讲解。
4 注重质量，培育特色，创立学校培训项目品牌
几年来，学校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内抓办学质量，外树学校形象，努力创造职业技能项目品牌。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抓培训基地特色。主攻1～2个优势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尤其是在社会上需要量大的家政和保安专业下功夫，形成特色基地，这样在吸引劳动者参加培训利于单位招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抓劳务输出优质服务。在信息提供、人员招收、就业培训方面，开展跟踪服务，做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以质量育人，以特色引入，以诚信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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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篇10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是刘易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只有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使城乡经济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其次，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改善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技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最后，另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差异，还取决于成本―收益对比。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心理动机是主动转移。这显示出对他们个人的主观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品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教育培训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的难易程度和转移后的工资状况受职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转移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成为转移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受教育水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知识水平。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城市转移，这也体现了农村发展的不断进步，虽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他们进入城市后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最主要的方面是知识水平较为薄弱，因此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至关重要的。
篇11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1]。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3]。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 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4]。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5]。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6]。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7]。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囿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订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社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一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当农民流出达到一定规模时候,应适时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恢复其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功能,把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让土地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报酬。第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业的工场化经营和农业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存在。第三,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的关键是积极培植和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够顺畅流动[8]。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规范的、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扬弃过程。原有的、不规范的、不符合时展的制度应被废除,规范的,完善的社会制度逐步地被建立健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逐步瓦解,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逐步的确立。总之,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富裕、文明、现代的新农村。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尚处在转轨阶段,即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处在分化组合之中。这是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现象。良好的规则制度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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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张永丽,等.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於培.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G]//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蔡.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8]蔡,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Rural Community Structure Change Research Based On Labor Force Flowing Angle of View
SHI Bing-bing
篇12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的选取我所88名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再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将这88名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44人，男23人，女21人，平均年龄为64.52±4.75岁，研究组44人，男22人，女22人，平均年龄为65.23±4.47岁，两组患者血糖见表1。根据统计学要求，两组在年龄，性别，血糖上均无明显差异，（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故两组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我所内分泌专科护理常规：常规的执行医嘱，每天测验三次血糖（早晨一次空腹血糖，一次餐后两小时血糖和一次即刻血糖）。研究组在专科护理常规的基础上加上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方法
?加强糖尿病认知，耐心的向患者讲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让患者对自身的病情有充分的认识，讲解饮食与运动对血糖控制的意义，明白饮食与运动对糖尿病治疗的重要性;?合理饮食，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计算患者每日所需的总能量，再按总能量的60%，15%，25%来计算碳水化合物（糖），蛋白质，脂肪的量，三餐按3：4：3的能量合理搭配，定时定量，饮食要丰富多样，多食新鲜蔬菜，粗粮，水果适量。?适量运动，由于患者均为老年人，又因糖尿病史消耗患者能量，故患者要适当运动，避免剧烈和时间过长的运动，根据患者的体重计算运动量，选择有氧运动，如慢跑，散步，太极等，每日保持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量。
1.3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监测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血糖情况，一年后回访两组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好：空腹血糖不超过9mmol/L，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10mmol/L，血糖浮动不超过3.0mmol/L，其余为不好）和饮食，运动控制力（好：能遵循出院医嘱，坚持控制饮食，定期锻炼;一般：偶尔遵出院医嘱，偶尔控制饮食和锻炼;差：不遵医嘱，从不控制饮食，不运动）。
1.4统计学处理
以上数据均采用SPSS15.0软件处理（为保证准确度数据均取三次处理的平均值），用x表示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用χ2检验计数资料，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对比
两组治疗后的血糖均比治疗前有所下降，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糖明显比对照组降低（P<0.05），详细情况见表1：
表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的对比（mmol/L）：
组 别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两小时血糖（mmol/L）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治疗前
治疗后
11.17±4.67
9.43±2.41*
11.58±3.35
8.27±2.06
15.34±3.72
11.34±2.46*
15.78±3.37
9.18±2.31
对照组对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两组患者一年后回访结果
一年后回访调查，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糖下降的明显比对照组多（P<0.05），且研究组患者的饮食，运动行为控制力明显比对照组好（P<0.05）。详细情况见表2：
表2.两组患者一年后回访结果：
组别
血糖控制好（n）
血糖控制良好率（%）
饮食、运动控制力好（n）
饮食、运动控制力一般（n）
饮食、运动控制力差（n）
饮食、运动控制良好率（%）
研究组
对照组
39
21
88.63*
47.72
38
19
11
12
5
13
86.36*
43.18
对照组对比，*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糖，脂，蛋白质等物质代谢紊乱的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多见多饮，多食，口干、口渴和消瘦等症状。老年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临床需要长期治疗，也需要患者积极配合，尤其是饮食和运动对血糖控制有重要的意义[2]。本文研究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对老年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可以提高患者的饮食与运动的控制力，而提高患者的饮食与运动的控制力有利于糖尿病的治疗。因此临床上可以推荐加强饮食与运动健康教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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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治理时代要求培养复合应用型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人才
时代变了，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变化了，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必须相应改变。从1999年大学扩招开始，我国的大学建设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大学生的数量快速增加，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各个大学都在学生数量、专业数量、校园面积、硬件设施、宿舍楼房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扩建。但是有许多大学的扩建是盲目的、跟风的，其他学校扩大招生规模就跟着扩大招生规模，其他学校增开新专业就跟着增开新专业。各个学校都竞相争取获得博士点、硕士点等。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非常严重，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人才是同质化的，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建设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现在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最大的批评就是大学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人才需求脱节。以至于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恶性竞争，企业与政府等用人单位只能在这些具有相同专业背景的大量大学生中进行择优录取。而用人单位的许多其他岗位却没有对应人才。大学的扩招和建设，更多是在扩大学生规模、增开新专业等方面，却对大学教育建设缺乏反思。大学改革和建设，需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要求，进行教育体系建设、课程内容改革和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2014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将出台两种高考模式，分别针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及学术型人才。5月，教育部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我国1200所国家普通高等院校，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这说明了我国对高等教育在进行反思，教育部对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进行顶层设计，以应对经济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和就业结构的多元挑战。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和高职（专科）院校的定位相对明确。本次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给大多数普通地方高校进行定位，实现这类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本次高等教育改革重点是在课程体系改革上下功夫，相应减少理论的学术性课程，增加实务性的实践实验课程，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实战能力等。
四川理工学院是四川的一所普通地方高校。四川理工学院定位为一所应用型综合性大学。四川理工学院的定位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2009年开始招生办学，专业建设与改革方兴未艾。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为地方基层的经济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应用型本科人才。这是时代要求、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要求所规定的。以前人们都抱有这样一种观念：在大学学习一门专业以后就能靠这门专业找到对应的工作，专业=就业。早期专业人才非常稀缺，大学生学了一门专业知识，的确可以凭借专业优势就能找到工作，甚至是好工作。但是现在用人单位的许多员工都是大学生，其人才需求是知识背景宽厚、综合能力强的大学生。许多高校开设第二专业课程体系，部分大学生在毕业时获得了两个甚至更多专业毕业证书。就业的压力对大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广泛涉猎各个专业的知识，需要具备更为宽广深厚的社会知识，而且要在社会实践中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基于此，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唯有更新观念，才能与时俱进。为地方基层的经济社会建设培养复合应用型本科人才，是四川理工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一个准确定位。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或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应用型人才是指具有宽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社会能力，并能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技术人才。这为专业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二、专业建设与改革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