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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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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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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促进竞争模式的良序化
我国现在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流动性大，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竞争的强度可想而知。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还是我国，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垄断的趋势也逐渐明显，这无疑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冲击。事实上，从古至今，不正当竞争随处可见，完全杜绝是一件可能性近乎为零的事情，而我们应当做的是坚决反对，及时遏制，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加以有力引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经典中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商家面对商业利益时要如何抉择。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不可否认一些外来价值观的涌入也对人们的道德观产生了冲击，面对金钱，商人向来是精明的，面对竞争，商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招式，其中不免有些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道”，就是在引导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序参与，公平竞争，在良性的竞争模式下寻求发展，才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社会经济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市场经济才能长久不衰地发展壮大。
(二)缓和竞争矛盾，促进商业市场和谐化，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中讲求人际关系技巧以及以和谐为目标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竞争激烈下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商业合作的信任度，商业交易达成的同时人脉资源也得以扩充，不可不谓之双赢。竞争矛盾的缓和，也为不正当竞争的存在减小了生存空间，整个商业市场向着和谐的目标前进，秩序运转良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才能真正从市场经济中分一杯羹。相反，人与人之不信任，贸易往来中多欺诈多混淆多胁迫，交易是否能达成尚且不说，整个交易秩序都被打破，长此以往，秩序形同虚设，反倒凭借武力一类能独占市场鳌头，整个国家经济岂不是要乱套?儒家经济思想中注重交易中“信用”和“义利”，对整个商业市场的有序化和谐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规范了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贸易行为，自身的信用，相互间的信任，都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一)减弱竞争意识，市场活力不足
中国人奉行人际关系优先主义策略，愿意把机会留给亲人或朋友。不得不说，这实在太常见，人人碍于情面，高风亮节，把机会拱手让人。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整个市场竞争力下降，活力不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人情，放弃竞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并非一言两语就能化解。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意识不足，也算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弱点。
(二)传统家庭模式掣肘，产业化创新化进程缓慢
儒家经典中强调家庭式社会的基本单位，我国农业中实行恰恰例证了这一点。举农业一产业来说，家庭模式的生产制度，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高，团结度强，生产热情高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应当是现代化，机械化，不仅仅是春种秋收，更要寻求与商业化国际化接轨的路径，而传统的家庭模式过于简单，没有专业的商业管理技巧，也缺少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满足于小富即安，不适应现代化进程。放眼商业市场，特别是我国南方的一些轻工业加工业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多为家族式，企业起步时，活力充沛，资金充足，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与发展模式，严重滞后了创新进程，竞争意识不足，竞争力也亟待提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陷入瓶颈，企业规模如何扩大也仅仅是一个空壳而已。
(三)家庭变成家族联合，垄断态势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并不适合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特别是一旦家族联手，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些小微企业更没有生存的空间，整个市场秩序，生产秩序被垄断、被打破，何谈良好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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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出口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29日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此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逐渐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探索进一步开放的试验田，对“倒逼”国内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严复《原富》按语中的主要经济思想
1.生产自由思想
《原富》按语中到处体现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反对中官商垄断，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自由。“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其积极性，使他们更多地生产。他主张以一种契约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产关系，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他主张市场调节机制和自由竞争，听任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并指出正是英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才会保持了长久发展。对于自由主义之理念，他甚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当中自由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在《原富》按语中写出：“乐其事，若水之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2.贸易自由思想
在按语中，严复深刻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他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悠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另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不得不出口原料，进口工业品，这样的贸易方式对中国十分不利，因此他主张运用自由的经济思想理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不利的贸易地位；而且他还提倡发挥传统产品的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这有这样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成功；他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例如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
3.金融发展思想
严复的金融思想集中体现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他肯定了银行的贷款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方便了人民，有利于生产，但点名了银行贷款的宗旨是借给缺钱的人作为资本，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他反对大规模向国民借债和以款作抵押，认为只有在商业和制造业已发展到高水平时才能这样，否则国家会遭到覆灭的灾难。另外，他反对滥发钱币，指出弊病，提出整顿币制，强调政府应该在稳定币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法制手段建立完善、稳定的币值以结束币值混乱的局面，将经济推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在银行建设领域，他竭力主张商民自办银行，他认为银行兴办可以疏通滞财，鼓励节约，辅民善治，帮助民间投资，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满足消费，因而是求富、务富之道。严复还主张以流通刺激农业生产、举办保险业、统一度量衡。
二、严复经济思想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1.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一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提出自由竞争和经济由市场调节，减少垄断和政府干预，这种思想对于自贸试验区改善投资环境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繁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干预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不能在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束缚，实现产业更加自由，发展更加便利。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推进事后事中的监管体制，加强司法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设，扩大对外贸易
在按语中，严复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张扩大贸易。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国内产能过剩，产业创新力还远远不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倒逼改革，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实现自由竞争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应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实行备案制，扩大对外项目，目前我国大部分自贸试验区已经开始着手推进；另一方面我们应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海关行政效率，努力实现关检合作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资源共享，为货主节约成本，提高码头场地的使用效率以及创造出中外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开放创新
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主张商民自办银行和币值稳定。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我们依然要发挥好银行的作用，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实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战略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贸易和融资便利化。严复竭力主张的商民自办银行对进一步探索私有制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道路，放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使其发挥好的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应逐步尝试加大社会资本准入，另一方应正视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在“一线放开”和金融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审慎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币值稳定。
三、结语
一百多年前，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引进中国，表达了他对国家“求强”“致富”的强烈愿望，其翻译的《原富》及按语中所体现的关于经济、外贸等思想对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严复的经济思想，深刻挖掘其思想内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1980（07）.
[2]严复.《原富》按语[C]//王蛑鞅.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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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想之源的传统路线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创新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毁灭”特征的内生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脱离均衡的系统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就是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创新经济学兴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就被普遍视为创新理论的发端，熊彼特则被中外学者广泛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根源何处，由何而来？传统上，研究者主要由两条基本路线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条是追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某个关键概念或某个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见的探索是对“企业家”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沿着这个路线对“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做过梳理。当代研究则通常将熊彼特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最终追溯到尼采。这位德国哲学家强调“超人”，强调“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创造和毁灭与停滞不前对立。
第二条是从熊彼特的求学和学术经历入手，考察个别经济学家或学派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目前诸多学者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深受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创新和演化思想的影响。费格伯格就认为马克思内生演化和技术竞争思想对熊彼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概括出一种关于持续的内生经济演化（变迁）的“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评价中也能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他曾经说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均衡。有关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思想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这种思想在理论目标上与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的影响则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被关注。熊彼特的理论的在社会整体观、经济发展观、方法论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在中国，围绕“施穆勒纲领”，贾根良和黄阳黄的研究阐述了“施穆勒纲领”所包含历史学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经过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在“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毁灭”等关键概念上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
二、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三本历史性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解释了经济周期的轮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创新的含义、作用和运作，大公司的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毁灭等内容，对经济现象和本质有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这三部作品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树立了熊彼特传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经济发展理论》借助“企业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新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确的提出静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循环流转，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经济进化理论既要研究本质问题，也要从实证分析入手，用历史的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或模式。在书中，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与作用，实现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结果和运作等问题，开创性的论述了“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充分运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根据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概念为基础，形成熊彼特的“多层次”的经济周期论。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经济周期的长、中、短三周期论，并认为周期的交织并存解释了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个别企业家的行为是具备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创新，再一次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理论，企业家创新的“模仿稳定”是熊彼特传新理论拨打、深刻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运用“创新理论”，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资本家来获取他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领头的创新家获得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崩溃并不是应为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衰落，利润将收敛到趋于零。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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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谈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在具体实践中充分贯穿了这一观点，强调即使是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也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挥好经济个体的自主行为，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因势利导，进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因此，可以说自利主义正是《管子》经济思想和理论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富民强国思想
《管子》特别强调百姓休养生息之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从正反方面提出了以农为本、开垦荒地、爱惜民力、轻徭简赋、勤俭节约、安土重迁、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处在一个农业文明社会，他极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推广普及科学的农耕技术，注重农田的开辟，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主张。“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提出要爱惜劳动力，并反对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无端浪费。“民毋余积者，其禁不能止……则危亡随其后矣”，以及“无事则归之于民”，提出要让百姓有余粮，主张国家无事的时候就藏富于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提出要适时向农民提供贷款或必需之农具，避免“大贾蓄家”趁机对他们进行巧取豪夺。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管子》一系列的举措可以看出，他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采取了具有鲜明的注重巩固根本、注重发展生产特征的供给主义主张。在当今的时代，我们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同样需要对市场主体采取这样“保育式”的扶持政策，比如，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减少行业垄断，扩大中小企业主体数量，树立更多的行业品牌，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降低土地和资金成本，等等。
三、轻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强调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开展动态管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买卖、国家举债等方式，有效调剂市场余缺、平衡物价、稳定币值，畅通经济发展活力。“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这些观点要求把各种闲置和囤积起来的资源充分流通起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有余则轻之，故君子敛之以轻；民不足的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等，主张要利用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推动实现供需平衡，并且“衡无数也，横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阐明了宏观管理的时效性、连续性，以及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
轻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贱伤农，钱贱伤贾”，管子深刻地认识到了物价和币值之间对应关系。他建议，当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时，就增加财政购买和货币发行，以市场价格收储一部分粮食，同时，伴随着政府购买的增加、市场供应的减少以及货币发行的增多，粮价因之得到提高。当粮价过高时，为防止出现大商人通过垄断来哄抬价格、小商人因物价过高而销量减退的问题，国家就应该增加粮食的供应，并回笼一部分货币，这样便实现了一种供需平衡方面的调和。同时，在低买高卖的过程中，政府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
四、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
奢靡消费的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创举，管子在一次与齐桓公的对话中提到，在帝尧的时候“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意思是说那时地广人稀，耕地也足够自足自给，并有余粮可以上缴国家，因此无需官府，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载，毁弊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即：人口增多，土地相对稀缺而昂贵，百姓生活贫困而食养不足，但若能大力发展工商业，则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进而刺激农产品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段对话揭示了从单纯强调扩大生产转向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两者并重的现实根据。
刺激需求是有条件的，他讲“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的话，强者智者占有和操纵珠玉，使贵重的物品降价、轻贱的物品涨价，很多人就会因之不得生计，这从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奢侈品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时，用于购买必需品的货币数量就会相应减少，导致粮食等必需品价格下降，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所以，《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提出之初就先做了消费阶层的划分，只要求在显贵大富阶层提倡奢靡消费，因为显贵大富阶层多余的货币本来就不该追逐粮食等必需品，而用于奢靡消费，可以避免对必需品市场的冲击。同时，提倡奢靡消费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比如“巨棺椁，所以起木工；多衣衾，所以起女工”，实现从富有人家到贫困百姓的财富转移。贫困百姓拿着这笔收入，增加的是对必需品的消费，属于必需品市场需求的合理增长，有利于刺激生产，且不会造成必需品价格的过分波动。
《管子》的奢靡消费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支付。当前，区域发展不均衡，群众收入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可以运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实现对各种不均衡问题的有效调节。
五、结构治理的双向互补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的辨证思维，比如，有的政策出台貌似是矛盾的、对抗性的，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但是他能够在结构治理过程中找到一种结合点，使冲突的两个政策，成为重要的互补关系。比如，“知侈俭则百用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即：过于节俭，就会抑制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反之，过于奢侈又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惟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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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党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是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永恒动力。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对我们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关键是要以解放思想为重要突破口，着力破除制约和影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障碍，把思想解放的成果落实到思路谋划上、方法创新上、作风转变上，进一步提升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一、推动思想解放，着力解决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工作的力度、发展的速度。我们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做到“四破四立”：一是在观念上，要破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得过且过的懒惰思想，树立“奋力赶超、争创一流”的拼搏意识。二是在工作上，要破除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求稳怕乱的保守思想，树立“敢想敢为、敢闯敢干”的进取意识。三是在作风上，要破除眼高手低、抓而不实、抓而不死的飘浮思想，树立“不干则已，干就干出成绩；不抓则已，抓就抓出效果”的实干意识。四是在环境上，要破除患得患失、部门利益至上的本位思想，树立“人人都是环境、事事关系环境”的招商意识。
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县域经济的强力支撑。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撑，产业的竞争力决定着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宣化县来讲，就是要“发挥三大优势，主攻四大产业”，立足区位、交通、资源优势，坚持矿业抓整合，提高效益；煤化工抓开发，加快进度；机加工抓规模，增加总量；农产品加工抓升级，提升水平，推动支柱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为提高矿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全县矿业税收实现翻两番、突破2亿元，成为全县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三、加快项目集聚区建设，打造县域经济的发展平台。树立集约化经营理念是现代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是优化经济要素配置和降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成本的必然要求。园区是聚集功能优势和各种生产要素，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集约化经营的重要平台。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大力推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四、推进城镇化建设，破解县域经济的发展瓶颈。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宣化县有县无城，我们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强化经营城镇的理念，通过开放的办法、市场的手段，以产业聚项目，以项目促开发，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为经济跨越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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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扩量提质，强力推进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以重点项目为支撑，引进增量、盘活存量、扩张总量，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业化发展路子。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管理机制，推进重点项目，突出园区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围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培育发展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重点扶持以水泥为主的建材业和采矿业；利用得天独厚的麻黄草、山杏等自然资源，加快发展以麻黄浸膏粉为主导产品的生物制药业、饮品加工业。突出抓好50万吨水泥厂建成达产，加快天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扩产等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以骨干企业拉动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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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良好，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此，讨论如何促进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1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协同理论分析
1.1生态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1988年成立的国际生态学会（ISEE）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探索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规律的一门学科进入科学范畴。生态经济是站在经济学立场上，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结合的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方式的研究，其内容包括能量传递、物质交换、价值增加和信息沟通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体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愈加突出，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并统一于现代化建设，成为学术界的崭新课题。
1.2思想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增长点
思想文化产业既与思想文化相联系，又与经济相结合，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产业日益重要，思想文化已成为国际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不到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思想文化产业概念，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1947年）首次提出的（Culture Industry）。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思想文化产业思想文化产品就是生产、再生产、分配、储存思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这一活动在工业标准下进行。我国提出思想文化产业一词是在国家《思想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2004年）中确定的，其中对思想文化产业做了详细阐述。思想文化产业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思想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以及与这些过程相关的内容。
1.3协同理论
物理学家哈肯，于1971年提出了协同理论，依据这一方法，规模化、差异化的子系统在开放环境下，相互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交互活动，从而产生新的复合系统，由于各个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使得整个开放系统有杂乱无章变得整齐有序，也正是由于这种非线性关系，两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产生的综合效用增大，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因此，我们应借鉴以上理论，统筹协调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两个正外部性系统结合产生的放大效应。
2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不强。参与国际市场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相关监管没有同步到位。在专心工作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进行监督等，其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仅停留在表面。当前国内公司之间、业务之间现行体制没有理顺，没有完善的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业务货币供给、转移渠道的可控制监管，根据政府政策、市场调节的反映速度慢。经济发展快速时，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滥投资，也客观给建设中的洗钱创造了温床。
（2）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投资管理不够完善。市场经济逐步放开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企业对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中，所得投资汇算清缴的理解偏差，对自身经营的理解情况，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各种风险。企业绞尽脑汁多方吸取投资者资金，但往往通过不记或少记利润、多计虚报成本等“对策”，以逃避利润分红。这些方式及时在一定的时期中，能够让企业减少分红、多多吸金，降低企业的经济负担，然而从长远看，是无法真正的让企业有效建设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反而伤害了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声誉。
（3）人才的匮乏与制约因素。如今，互联网教育的加速发发展，许多部门的待遇有了保障，例如现在有的大学生宁愿到北上广做简单工作，也不愿进“生态气度”。加上许多思想文化产业于生态经济地区属于贫困地区，地形复杂、工作相对艰苦，在引进人才方面，就没有竞争力。加之目前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引进的程序较以前复杂了很多，按事业单位进人的程序引进人才，各方限制因素较多，例如空编数的核定等处于严格监管，对教育部门又作出了清晰的限制，而教育机构在进人和待遇方面都缺乏自，以及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收益见效慢，客观造成了人才缺乏。
3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注意之处
（1）与自身经济结构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以此，我们从谈两点：第一，投资者价值纳入生态经济之上，思想文化产业纳入经济价值当中，综合“经济生态思想文化”价值，使其统一体协同进步；第二，是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市场管理中，使投资者对建设项目目标综合思考，遵照循着资源投入产出最优的模式，利用各种管理方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投资者的投资产出。
（2）建立健全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经济风险评估机制。本世纪以来，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被人们关注，并最终在各地遍地开花，但许多属于盲目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在具体投资中，投资者要依据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市场的运行情况、业务、行业等相关信息做好风险等级和程度等级评估。对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信息应该从全方位考虑，规避投资的主观盲目性。
（3）多方引进优秀人才。目前许多生态经济于思想文化产业地区的工作较为辛苦、待遇比较欠缺是现实，拥有良好技能并具有相当研究开发能力的毕业生还不满足新疆许多地区的现状，更别提认真从事工作，再者拥有资深教学经验的教师更是人心思动。因此，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待遇问题以留住人才值得探讨。首先，从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来说，要积极与各大专业院校联络招收人才；其次，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要提高相应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完备基础管理设施，尽量做到设备齐全，保证设备的高效利用。
4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析
4.1多种方式发展生态经济，奠定生态思想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形态取决于特定经济基础，伴随着这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为工业思想文化转变到生态思想文化奠定经济基础。顺应时代要求，生态经济要走循环化、低碳化之路。要依据各地生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本地优势产业，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制定本地生态经济规划，发挥其指导扶持作用，推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能源集约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推动产业经济循环发展，重点培育壮大低碳产业集群（如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等）；推广生态循环型农业，积极研究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和模式，制定农业产业化标准，引导节能与环保产业发展。通过以上途径，推动生态经济发展，奠定生态思想文化基础。
4.2发展生态思想文化产业，构建生态思想文化发展的产业载体
随着生态思想文化的发展，生态思想文化逐渐形成一项产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产业，正逐步引导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地应大力发展生态思想文化产业，以此促进生态思想文化建设和发展。一要立足各地地域思想文化资源优势，加强地域生态思想文化产品宣传和推广。挖掘地域思想文化中的特色元素、生态元素，把各地区域特色思想文化多样化地融入各项基础设施设计中，融入餐饮、商贸、会议等项目中，打造标签化的地区生态思想文化产业；二要建立标志性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节约型优势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旅游服务型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等三大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群。加快生态思想文化旅游业、休闲业、广告生态思想文化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各地的自然条件，推动生态经济，打造更多有机品牌，并努力提高有机产品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水平。挖掘各地生态环境优势，利用体现各地地理、人文特色和普及生态文明的思想文化产品，也要努力发展娱乐、演出、展览等精神思想文化产业，还要加快发展生态思想文化软件、通讯、计算机等信息思想文化产业。
4.3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品牌，培育生态思想文化特色
创新是思想文化的关键，是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的力量，要创新生态思想文化的品牌，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应该选择合适的载体。一要以创建文明城市为载体，创建时代华、特色化的生态思想文化名城，发挥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优势和特色。在加快推进生态化进程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要打造好生态思想文化名城效应。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学习并推广，以取得更大的生态效应；二要以生态家园建设为载体，打造农村生态思想文化发展品牌。“恭城模式”、“大新模式”等在生态家园建设方面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农村生态家园建设推动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三要实施生态思想文化精品战略。创新生态思想文化品牌数量固然重要，品位和质量更加重要，实施精品战略尤为重要。为此，要保障生态思想文化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推出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和生态特色、水平较高的生态思想文化产品。在思想文化特色中，要避免一味求新求洋，要注意挖掘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
鉴于此，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思想文化与民生发展的基础，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多年来，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市场资金保持较快增长。未来，要综合各种方法来打造我国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建设的助力，初步出现国内一批先进的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单位。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股的大潮中，只有充分利用好多方面助力，处理好各种管理情况，才能保障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合力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的建设具有长久性，不是一蹴而就。真正让生态经济与思想文化产业场为我国经济、民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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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篇11
一、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修养高低决定着思想教育工作开展的程度，以及开展的成功与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人本的理念，虚心向员工学习，关心员工，心系员工，成为员工的贴心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必须成为学习的带头人，努力学习先进的文化与技术，用自身的行动带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建立并坚持多层参与制度，完善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在企业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创新。不但要努力提高职工干部素质，同时要培养管理团队，实现管理能力的高水平、高效率。也必须完善监督机制，广开言路，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死角和空白点，接受大家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意见，达到思想政治工作全覆盖并完善其创新。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
人力资源管理是重要的管理环节。人力资源管理以发展与利益为目标，而思想政治工作则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两者都是以人为中心，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因此，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互补充作用，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相结合，能够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有效性。若想调整整体员工的积极性，发挥个人的最大价值，激发员工的潜能和创新精神，具体的实施起来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根据以下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第一，组织进行规划：遵循组织计划目标的设定，科学的建立组织机构，渗透到管理阶层的建设，根据工作性质分配工作，明确各阶层及其工作人员的只能所在，对于各阶层的工作人员随行进行沟通协调，不仅能掌握员工对组织公司的满意度，同时能够合理正确的分配员工职责；第二，员工计划和工作岗位分析：要了解组织的需求，近几年员工的需求，员工是否需要进行岗位的调换。掌握与岗位有关的信息是分析工作岗位的根本，例如，岗位内容，员工素质等。要让员工有尽其所能之地。招聘、绩效、分配资源以及报酬补助等因素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第三，职业发展规划：组织有没有发展？个人有没有发展？这肯定是员工思考的问题。组织要帮助他们实现个人的人生的理想，必须使组织的目标与员工的目标结合起来。促进员工的职业潜能达到最大化是组织整个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实现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强调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因为，思想品德的形成除了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塑造之外，更多的是在其生活过程中形成。通过社会实践能够使得受教育者将正确的思想内化为自身价值追求与道德信念。将受教育者的内在认知外化为实践活动，做到知行合一，自然能够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受教育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思想认识是否正确，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只能靠相应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在具体实施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首先要统一企业内部思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的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局面，把自身体系建设推向纵深。其次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要积极鼓励广大职工参与，做到各层面共同参与管理，对于员工思想政治出现问题要在改革过程中要及时发现解决，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得到建立和完善，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创新，推动改革的成功实施。
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创新
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想提升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更好的服务“工作体系建设的大局，就必须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实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为客户服务的的工作方法，为推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升客户的市场满意度与认可度奠定基础。结合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方法、机制、作用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拓宽路径，建设和谐文化，实现“软治理”。思想政治工作从机械化向电子化方向转变，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监督评估机制，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管理。多层次激发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在“软治理”方面不断探索，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调节和优化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初衷。
五、加强对于人的激励
激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催化剂。在思想政治工作开展过程中，有效的激励必须具备多个条件。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所使用的激励方案必须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激励对象的客观需要，能够创造积极的客观条件，为完善进一步激励提供相对的导向作用。除此之外，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激励方案对于每个人的机会均等，保持其的公正性与客观性。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握好激励时间和强度。随着思想政治工作核心的改变，激励制度在不同时期有必要进行不同调整，以便能够随时调整人员的最佳状态，发挥出个人最大价值，加快达到预期目标的效力。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因此长期有效的实施激励制度需要提升激励的期限和强度。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当顺应人的独特性心理，用更多激励鼓励人，使其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信息化程度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必须依赖先进的载体。信息化时代，先进的载体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第一，能够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够被思想政治工作者所使用。第二，是联系主客体的形式，能够使工作者与工作对象形成互动，最终达到教育目的。思想必须借助载体，即利用物化形式承载与表现，才能得到反映。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化开展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首先，有效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大众传媒载体既包括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影视、电视传媒等，还包括新型媒体，即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其次，充分运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互联网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使用方便、传播快捷、交流宽松、信息丰富，能够满足人对信息的需求。第三，在文化建设和活动举行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文化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而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应当顺应人的独特性心理，用更多激励鼓励人，使其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与特点。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使得人性不断提升的工作。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价值的最充分体现，又是思想政治工作终极目标价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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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环境中的各种标识说明,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公示语,即公众在公共场合看到的文字语言说明。公示语在旅游业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旅游者所到之处,凡涉及食、宿、行、游、娱、购的处所都可见公示语。正确、生动和规范的公示语无疑会提高旅游环境的质量,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反之,错误、僵硬和不规范的公示语则降低了旅游环境的质量,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二、公示语对四川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随着国内外游客旅游品味的提高、旅游经验的日益丰富以及旅游要求的大大增强,旅游产业已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和效益型转变,旅游形式也从单一的观光型向综合体验型等方面进行转变。这些都对四川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公示语满足的是外国旅游者、外国来华公众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社会公众、旅游景区、旅游经营单位以及旅游管理部门等都必须正确认识公示语对四川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旅游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对于旅游环境的研究,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学者们多是从旅游区的植物、土壤、大气、水环境、野生动物、自然和人文景观等角度进行研究,而现在对于旅游区公示语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以旅游环境中的各种标识说明出现的公示语,人们对它的研究从翻译理论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多。中国对外旅游的发展历史还不长,再加上翻译水平与实践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四川各旅游区公示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错误和不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就破坏了四川各旅游区的旅游环境。所以保护、改善和提高旅游环境,就需要社会公众、旅游景区、旅游经营单位以及旅游管理部门等都必须重视公示语在旅游环境中的作用。
(二)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四川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四川的蜀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如今的四川旅游业也已逐渐进入了产业化和国际化阶段,很多景区的公示牌都采用了中、英文两种语言。利用公示语,把四川的蜀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以及四川少数民族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确、生动地展示给来四川旅游的各国游客,这对于他们认识、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生动和规范的公示语,有助于各国游客认识、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错误、僵硬和不规范的公示语则阻碍了各国游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认识、了解,甚至产生了各种误解和曲解。
(三)对旅游宣传的影响
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的预期对象是来华旅游的各国游客,而他们对旅游景区的认识和了解除了从各旅游景观得到一个直接的感观外,还需要从旅游景区的各类公示语中得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公示语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各旅游景区对外宣传的效果,正确、生动和规范的公示语,有助于四川各旅游景区进一步的宣传,从而加大对各国游客的影响,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四川旅游;而错误、僵硬和不规范的公示语则阻碍了四川各旅游景区对各国游客的进一步宣传,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四)对旅游商品营销的影响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商品已经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承载了满足旅游者购物需求和传播旅游地形象的双重价值。能否最大限度吸引旅游者购物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发达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今国内的各旅游商品经营企业几乎都将自己的单位名称、产品名称、产品说明等用汉英双语的形式标识出来,一个正确、规范的英文说明明显会促进旅游商品经营企业对各国游客进行旅游商品的销售,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四川地区在旅游商品的名称和说明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问题,这就对四川各旅游商品经营企业旅游商品的营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五)对旅游品牌的影响
众多的研究学者把公示语看作是一个“城市名片”,一定意义上来说,公示语就是一个旅游商品、旅游景区、旅游企业、旅游地区的“旅游名片”,这个“旅游名片”就是旅游商品、旅游景区、旅游企业以及旅游地区等旅游品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现今的市场竞争中,品牌是市场最关键、最强势的竞争力,市场竞争实质上就是品牌的竞争。各类公示语的质量水平也直接代表着旅游商品、旅游景区、旅游企业以及旅游地区等旅游品牌的知名程度。正确、生动和规范的公示语,有利于四川各旅游品牌的创建、宣传和发展,而错误、僵硬和不规范的公示语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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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其经济发展必定会纳入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一个城市有没有吸引力，直接关系其自身的竞争力和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提高城市的吸引力，关键在于打造好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
（一）城市形象是城市竞争的重要元素
美国杜克大学富奎商学院教授凯文・莱恩・凯勒在《战略品牌与管理》一书中指出：“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者一个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品牌就是形象，就是一个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口碑。城市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资金、技术的竞争。在交通信息发达手段的今天，哪个城市生态环境好，人文环境好，创新能力强，产业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哪个城市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技术和资金，就越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形象体现的是对一个城市的整体评价，整体印象，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二）城市形象是经济发展重要推手
城市形象对经济发展到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巨大的“虹吸”效应。如前所述，城市形象好，就会对人才、技术、资金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水平，夯实城市财政基础，推动公共事业发展，将城市发展导入良性循环。反之，则会引发招商难、创业难、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经济发展的难度。
（三）城市形象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增强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和自身发展的预期指数，最大限度降低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因素。经济发展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博得外界对一个城市的良好评价，增强城市在竞争中的软实力，促进城市的贸易、投资、旅游，吸纳更多的人才聚集，创业，居住，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进而提高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二、城市形象是开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开县是渝东北的重要经济板块，是长江上游重要节点的地景式城市，自然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巨大。要把区位优势、自然优势转化成比较优势、经济优势、环境优势，长远优势，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突出抓好城市形象建设。
（一）城市形象是开县的“颜值”
对开县来说，开县有四个“大”：人口大县、移民大县、资源大县、农业大县，处在三峡库区小江支流回水末端，扼守三峡库区上游，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万开云”特色产业板块，是渝东北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极。开县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美丽开州”，提升城市形象是建设美丽开州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以开县旅游资源为例，在各地争上旅游项目、争抢游客的背景下，开县的汉丰湖、雪宝山、纪念馆等一大批资源优势能否扩大为旅游优势，很大程度上靠提升自身城市形象来提升自身的吸引力。虽然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为开县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这些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并不自动转化为发展优势，而要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技术到开县来，必须先行着力提升开县的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开县的“颜值”，决定着外界对开县的第一印象，也决定着开县的魅力和吸引力。无论站在“万开云”板块还是站在开县自身看，提升开县城市形象将是长期任务。
（二）城市形象直接关系到开县居民的幸福度
城市的特点是密集，企业集中。城市不仅需要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更需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让居住在开县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开县的魅力，提高居民在开县生活的舒适度。
这些年来，开县的城市规模和人口都在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衣食住行、居民生活、卫生环境等，影响城市形象的因素也会增加。如果任其无序发展，那么城市马路再宽也要拥挤，城市再好，也要被垃圾污染，最终会损坏开县的整体形象。
（三）城市形象是开县产业发展的“招牌”
如前所述，一个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对人才、技术和资金具有吸引力，更对产业发展具有吸引力。近年来，开县先后建成白鹤工业园区、赵家工业园区等工业园区，为产业聚集搭建起良好平台。但是站在开县乃至“万开云”来看，或者站在长江经济带的角度看，开县经济的短板仍然十分明显， 经济总量不强，产业集中度不高，二元结构明显，尤其是适合本地发展的无污染、附加值高的信息产业等高端产业少，开县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同一级别的区域经济中的特色和优势不明显，产业发展的空间十分巨大。
作为开县产业发展的“招牌”，在注重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应更加突出开县的自然特色、人文特色，为城市形象不断注入新元素，让城市形象为开县产业发展铺路，为开县产品代言，打造集产品、文化、自然于一体的开县城市形象。
三、提升开县城市形象的途径
开县作为搬迁城市，在城市形象建设上集新旧两种经验于一体，探索出不少新办法，新路子，但是就目前来看，仍然需要加强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宏观统筹
提升城市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城市的外在形象，更涉及到城市的内在涵养，必须加强协调统筹，围绕建设“美丽开州”这个主题，以“美丽开州”为主线，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有机纳入这篇大文章中，从宏观规划，到城市管理，再到市民素质、对外宣传，分清主次，分清层次，上下配合，互联互通，有机衔接，而不是条块分割，互不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宏观统筹要有眼光，放眼长远，站在长江经济带和“万开云”高度来审视开县的城市形象，打破部门界限、利益分割，找准城市形象短板，突出自身特色，一体谋划，一体实施，着力打造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
（二）强化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是维护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开县的城市管理应该在解决“粗放式管理”上下功夫。一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实现管理的精细化，从地上到地下，从桥梁到路灯，从园林到绿化，每一项工作实行精准的人员定岗、定责，明确工作标准，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二是加快提高城管人员素质。针对目前人员结构、文化结构、年龄结构，实行不同的培训计划，不仅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更要培养他们的业务能力，尤其是依法行政能力。三是实行“柔性执法”。对城管队伍来说，不应该过分强调“作风过硬”，因为城管执法的对象是普通市民，过分强调“过硬”有损于城市管理部门的形象，反过来又影响到城市管理部门行政能力的实施。应该突出“柔性执法”，以劝解和疏导为主，强制手段为辅，不断增强广大市民对城管执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三）提升市民素质
一个城市的形象好坏，关键是靠广大市民共同来维护。市民素质的提升，为城市形象提供坚实基础，良好的城市形象，又反过来促进市民素质的提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因此，在城市形象建设上，必须破除重外在轻内在的倾向，破除急功近利的思想，着眼长远，抓好市民素质这一基础性工程。一是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对市民的法制宣传教育。目前的宣传形式不仅单调，而且与群众的距离远，使得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应当城市管理部门、宣传部门、文化部门、规划部门等涉及城市管理工作的相关部门结合起来，形成大宣传格局，一体谋划，一体实施，增强宣传的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二是要利用好社区这个宣传阵地，把相关法律法规融入群众性活动中，增强广大市民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获得感，提高宣传的实效性。三是可以通过征文比赛、征求意见建议等形式，加强广大市民对城市形象建设的参与度，增强市民在城市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