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医药知识产权法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中医药概述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我国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和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
“中医药”是”“中医”与叫药”的合称，“中医”是指中医学的各种理论和治疗方法，中医学形成于中国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它的内容涉及生理(含解剖)学、病理病因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含方剂)、临床各科和养生学。中医药是我国的宝贵文化财富，也是我国较具有优势的产业
(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1、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是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中医药知识是我国传统知识的～部分。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唯有我国的中医药具有系统的理论、丰富的临床实践和浩然的文献，且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瑰宝，它是属于中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不得将其据为己有。
2、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利于中医药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使得秘方的持有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获取中医药资源及其相关知识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抑制对中医药的开发利用，因为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对中医药进行投资的交易成本。此外，秘方持有人为了防止秘方被他人无偿利用，采取家传的方式代代相传，那些具有特殊疗效的药方不可能被广泛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得中医药文化知识能够得到健康发展。
3、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可以增强中医药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中医药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而且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由于我国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致使我国中药业的发展了受到很大影响。
我国中草药的出口，大部分是原材料出口，这与中药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而外国企业又利用我国的原材料和大量的药方进行二次开发，销往全世界，占领我国的中医药市场，甚至返销我国境内，打压我国中药民族产业的发展。所以，只有有效的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才能增强我国中医药业在世界上的市场地位。
二、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一)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是作者依法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些规定为中医药文献重新整理和汇编提供了著作权保护。
(二)商标权保护
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商标不仅是一种商品标记，更是一种无形资产，好的商标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能为权利主体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现行《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都没有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只是有关医疗与药品的法律法规对医药产品尤其是中医药产品的商标权问题少有提及。
(三)专利权保护
专利保护是对药品发明保护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对药品发明的保护也主要采用专利保护。我国1985年《专利法》刚实施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需要，对药品和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给予专利保护，只保护药品的制备方法，并不禁止他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相同的产品。1993年修改的《专利法》开始给予药品发明以专利保护。
(四)商业秘密保护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商业秘密法，但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获得生产或者销售含有新型化学成分药品许可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任何人不得对该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劳动法》和《合同法》对商业秘密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三、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著作权方面
现行著作权制度虽然在保护我国中医药类作品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要求具有原创性，而大多中医药创作却缺乏原创性因其大都源于生活、医疗实践，是世世代代相传的既有文化的表现，是否具有原创性常常受到置疑。而且大多数中医药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由集体智慧发展而来，著作权人的认定很困难。
2、著作权制度保护的客体不能超过一定的期限，但中医药知识大都世代相传，大都超过了著作权所设定的保护期，不符合其保护的要求。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那么，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则几乎所有的中医药古籍都大大超过了保护的期限gwyOO.
(二)商标权方面
我国商标制度在中医药领域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生产厂商意识淡薄。到l995年，我国共有2000万家企业，但仅有50万件商标注册，平均40家企业才有1家注册。
2、药品名与商标名混用。我国企业对药品名和商标名的关系处理不当，导致药品商标纠纷案较多。
(三)专利权方面
由于专利制度并不是我国传统中固有的制度，因而与传统的中医药并无较强的契合性，导致了中国中医药在专利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传统中医药难以满足专利权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个特性中的新颖性，因为大量的传统中医药知识已经处于对公众公开的状态，不具备新颖性。
2、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不适宜专利法保护的主题：(1)科学发现；(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此条规定就使得传统中医药特有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不能得到专利保护。
3、“中医药传统知识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而现行专利制度要求专利技术必须能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从这个方面来看，传统中医药也不符合专利制度的要求。
(四)商业秘密方面
1、我国现行立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而这些不同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主旨和侧重点都各不相同，这些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条文难以保证内容上的统一性、协调性和体系完整性
2、商业秘密的条件过于严格。因为条件太多，符合保护的主体就少，保护的范围就越窄，从而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保护传统中医药。
3、存在不可预期的泄密风险。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药品要想进入市场，必须把有关的秘密数据提供给主管部门。而我国没有规定政府的保密义务，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不负担保密义务，则技术秘密很可能从专有领域流入公有领域。此外，商业秘密还存在着其他重大问题，主要有：(1)缺乏对商业秘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使用。(2)违反与权利人的合同约定。(3)以占有为目的的违法获取。包括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采用利益引诱的手段；采用威逼、胁迫的手段；采取违反商业道德的手段。
四、完善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建立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
从目前的《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专利法》来看，我国已经建立了与WTO的TRIPS协议相一致的新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健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缩小有关法规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纵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除了《商标法》、《专利法》和相关通则之外，还有一些规定，其中有的内容与《专利法》相冲突。如《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其目的在于保护和支持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发展，但是其中有些内容与《专利法》有相悖之处。因此笔者建议，尽快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二)提高中医药的著作权保护
1、将中医药知识编译为数据库，从而获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保护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并非思想内容本身。如果把中医药知识编译为数据库，就可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2、对于中医药古籍文献的已公开的知识，按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已过了保护期。但很多中医药古典书籍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可以考虑对中医药之类的国家历史精华采用特殊对象特殊对待的方法，另定其保护期。
3、中医药企业在其商标设计过程中，应该确定其版权的归属，及时给商标设计人以奖励或报酬，以免后患。
(三)强化中医药的商标权保护
1、强化中医药驰名商标的商标权保护。商标权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塑造中医药驰名品牌，才能与国际上的名牌进行较量，也才能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2、重视中医药商标侵权的法律制裁问题。如果在立法中没有法律后果的规定，那么就会导致责任不明确，实践性受限。因此，必须针对中医药商标侵权行为设计具体明确的法律后果与法律制裁，只有极大地增加商标侵权的成本，加大处罚力度，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治理对中医药的商标侵权行为。
3、增强人们的医药商标法律保护意识。现代法律意识对于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为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具体到商标法领域，药品企业必须具有鲜明的商标保护意识，及早申请注册商标。
(四)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专利保护
针对中医药专利审批周期长的特点，应积极推进相应的专利保护措施，加快审批速度，缩短审批周期。目前，药品专利的审批周期太长，申请人要获得药品专利需要等待的期间过长，不利于中医药的专利保护，可以考虑在修订《专利法》时，根据中医药本身的特点，加快中医药专利审查的速度，缩短从申请到授权的时间。
我国现行《专利法》规定了申请专利必须具备”三性”。然而，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特殊的规制，对”三性”标准作适度调整，并尽快制定出比较明确的审查指南，以利于提高中医药专利申请的审查通过率，使中医药专利获得名副其实的、更为周到的法律保护。
(五)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保护
1、提高中医药行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加强对中医药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的普遍培训，明确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和竞争的武器。对中医药的研究、开发、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秘密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对知识产权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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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概述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在充分汲取我国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理论和对疾病防治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医药学体系。
“中医药”是”“中医”与叫药”的合称，“中医”是指中医学的各种理论和治疗方法，中医学形成于中国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它的内容涉及生理(含解剖)学、病理病因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含方剂)、临床各科和养生学。中医药是我国的宝贵文化财富，也是我国较具有优势的产业
(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1、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是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
中医药知识是我国传统知识的～部分。世界四大传统医药体系中，唯有我国的中医药具有系统的理论、丰富的临床实践和浩然的文献，且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瑰宝，它是属于中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不得将其据为己有。
2、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利于中医药利用效率的提高
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使得秘方的持有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获取中医药资源及其相关知识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会抑制对中医药的开发利用，因为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对中医药进行投资的交易成本。此外，秘方持有人为了防止秘方被他人无偿利用，采取家传的方式代代相传，那些具有特殊疗效的药方不可能被广泛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得中医药文化知识能够得到健康发展。
3、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可以增强中医药业的国际市场地位
中医药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而且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由于我国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致使我国中药业的发展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中草药的出口，大部分是原材料出口，这与中药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而外国企业又利用我国的原材料和大量的药方进行二次开发，销往全世界，占领我国的中医药市场，甚至返销我国境内，打压我国中药民族产业的发展。所以，只有有效的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才能增强我国中医药业在世界上的市场地位。
二、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一)著作权保护
著作权是作者依法对其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些规定为中医药文献重新整理和汇编提供了著作权保护。
(二)商标权保护
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商标不仅是一种商品标记，更是一种无形资产，好的商标具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能为权利主体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现行《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细则》，都没有对中医药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只是有关医疗与药品的法律法规对医药产品尤其是中医药产品的商标权问题少有提及。
(三)专利权保护
专利保护是对药品发明保护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对药品发明的保护也主要采用专利保护。我国1985年《专利法》刚实施时，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需要，对药品和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不给予专利保护，只保护药品的制备方法，并不禁止他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相同的产品。1993年修改的《专利法》开始给予药品发明以专利保护。
(四)商业秘密保护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商业秘密法，但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获得生产或者销售含有新型化学成分药品许可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任何人不得对该未披露的实验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劳动法》和《合同法》对商业秘密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三、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著作权方面
现行著作权制度虽然在保护我国中医药类作品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著作权的保护对象要求具有原创性，而大多中医药创作却缺乏原创性因其大都源于生活、医疗实践，是世世代代相传的既有文化的表现，是否具有原创性常常受到置疑。而且大多数中医药创作尤其是早期创作由集体智慧发展而来，著作权人的认定很困难。
2、著作权制度保护的客体不能超过一定的期限，但中医药知识大都世代相传，大都超过了著作权所设定的保护期，不符合其保护的要求。著作权的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终生加死后五十年，那么，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则几乎所有的中医药古籍都大大超过了保护的期限
(二)商标权方面
我国商标制度在中医药领域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生产厂商意识淡薄。到l995年，我国共有2000万家企业，但仅有50万件商标注册，平均40家企业才有1家注册。
2、药品名与商标名混用。我国企业对药品名和商标名的关系处理不当，导致药品商标纠纷案较多。
(三)专利权方面
由于专利制度并不是我国传统中固有的制度，因而与传统的中医药并无较强的契合性，导致了中国中医药在专利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传统中医药难以满足专利权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个特性中的新颖性，因为大量的传统中医药知识已经处于对公众公开的状态，不具备新颖性。
2、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不适宜专利法保护的主题：(1)科学发现；(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此条规定就使得传统中医药特有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不能得到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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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知识产权的管理工作成为了世界的焦点。对于医药企业来说，只要掌握了知识产权的主动权，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其中，知识产权涉及的内容很多，管理工作也很复杂，它主要是针对专利、商标及商业秘密展开保护，进而使无形资产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和影响的系统性的管理工作。其中，医药行业是一项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并且，具有创新性的医药行业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由此，我们必须结合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探究并实施有效措施，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促进医药行业的经济增长。
1 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医药行业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得以增强，已经成为了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医药工业方面，制造和购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由此，国家在医药行业的投资也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加强了对外贸易。虽然我国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医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是，在现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技术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国际竞争力。再者，我国医药企业一般都是规模小而分散，大部分品种可靠性差，在市场缺乏良好信誉，并且出口量小。对于药品来说，一方面，我国的新药创新能力非常弱，并且大部分化学药品是仿制品；另一方面，制剂技术和开发水平落后，制剂的生物利用度较差。所以，总体来说，我国的医药行业正处于发展阶段，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还需多下功夫，早日与发达国家看齐。
2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我国医药企业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意识不强
我国的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策略与发展经营战略没有结合起来，而是相互割裂的，进而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另外，我国的医药企业往往忽略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规划，仅仅做到了为了保护而保护，最终导致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主动权，被困于被动地位。特别是在面临知识产权诉讼时，几乎没有企业去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
其二，我国的医药企业还未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体系。大部分企业都未设立单独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并且企业的管理制度仅仅涉及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申报和简单的流程，缺乏知识产权的挖掘和运营相关的管理制度。
2.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据相关统计，我国的医药企业的新药很少自主研发，主要是依靠国外的新药进行仿制。尤其是在化学制药领域，我国的仿造品多达90%以上。此外，我国对传统的中药保护也仅仅局限在行政保护，只做到了剂型的保护而忽略了处方，进而则促使各企业只通过剂型的改变进行申报，如出现了多家企业生产各种剂型的“板蓝根现象”。
2.3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国家修订了专利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的提高了专利的保护力度，找到了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新途径，同时也规范了著作权的保护规则，进而使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得到了完善。然而，与欧洲、美国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保护力度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格；并且，我国的药品仍是以仿制为主，如加大保护力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另外，我国还缺少行政执法及司法队伍，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我国出现的一些侵权现象。
2.4 缺少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了我国知识产权建设和战略管理的重要难题。并且，医药行业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业，对于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开发、保护及运营的各个流程来说，都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产权管理的人才进行指导和监督。另外，就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和后续配套的政策的建设而言，都需要具备药学、法学、管理学和知识产权多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则不重视对人员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培训，又加上我国许多的大专院校未开设相关知识产权的课程，所以，造成了我国花费多数资金向外国的管理机构进行咨询。
3 解决知识产权工作中问题的策略
知识产权的管理具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从财产属性上讲，它是一种企业行为；可是若以知识产权管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地位来考虑的话，它又是一种政府行为。所以，我们应把企业与政府结合起来，共同建设知识产权管理。一方面，国家政府应逐渐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配套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并加强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企业要在国家的整体调控下，制定与本企业经营策略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进一步完善管理人员的配置。从而，促进我国的医药行业稳定和谐的发展。
4 结语
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我国加入了WTO以后，我国的医药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目前，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再只是看其拥有多少资产与资源了，而是以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为标杆。由此可见，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的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因此，面对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上存在的管理意识不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有限和法律建设不健全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和分析，进而找出一条便于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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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突出讲授的医药知识产权制度的具体内容。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直接进行检索，下列内容应当在医事法学教学中重点讲授: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而设置的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制度;利用遗传资源完成的药品发明，申请专利时说明遗传资源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的信息披露制度;药品及医疗器械强制审查的侵权例外(Bolar例外)制度;《专利审查指南(2014)》对药品专利审批的规定;《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制度;《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政策中关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药用植物新品种和地道中药材的新品种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中医药产业振兴等问题。
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识产权法课程特色“线”的贯穿
(一)通过案例教学实现知识产权法课程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知识产权法课程的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在课堂教学中应当更加重视采用案例进行讲解，通过引入案例使学生加深对知识产权法理论的理解，同时通过讲解和研讨案例提高学生运用知识产权法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为医学知识的专业性较强，选取医学案例讲解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教师能力的要求较高，一方面，授课教师需要加强医学知识的学习，争取成为医学领域的内行人;另一方面，因为“医事法学的人才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应用型人才”，［2］可以由从事医学知识产权实务的律师、知识产权人来讲授实践性较强的内容，这对于提升教学效果是有益的。具备条件的高校可以编写适合医事法学专业需求的知识产权法学教材。应突出医学特色，选取知识产权法教学案例，并将其贯穿在知识产权法教学的始终，使医学知识产权案例成为体现知识产权法课程特色的一条红线。医学领域与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关联是全方位的，以医学领域的案例贯穿知识产权法教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医学领域知识产权案例选取的重点范围。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案例的选取至关重要，对医事法学专业而言更是如此。在讲授专利制度价值时，可以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发的特点及保护的必要性来说明专利制度的重要价值;在讲授专利权保护对象时，可以通过药品领域新的发明创造加以说明，如活性成分、新的药物制剂或复方、新的制备工艺及其改进等;在讲授专利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判断以及专利侵权认定的相同原则、等同原则、公知技术抗辩原则时，可以选取典型的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司法案例进行讲解;在讲解作品的独创性、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著作权的权利限制、著作权侵权判定等问题时，都可以选取医学领域的作品及其著作权受保护的案例进行讲解;对于商标法中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商标侵权的认定，可以选取医疗产品和医疗服务受到商标法保护的案例进行讲解;在讲解商业秘密制度时，可以选取医药领域的商业秘密，如产品的配方、制作工艺、方法等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案例进行讲解。“将知识产权判决书引入课堂教学环节，是教学内容进行改革的重要举措”［3］，适当引入知识产权判决书有利于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
三、基础与特色的协调:知识产权法课程特色应兼顾“面”的展开
(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课程在伦理与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性教学隐含着通识性教学的意味。其一，医学伦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医事法学应充分注重与医学伦理学的融合”［4］，培养学生在专业活动中辨别伦理困境的能力。知识产权法(尤其是专利法)体现了包括医学伦理在内的人类伦理，专有权利与生命、健康、教育、环境等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都在知识产权法中得到彰显，应当通过知识产权法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伦理的重要性，并训练做出正确伦理选择的能力。其二，社会发展要求医疗卫生事业的从业人员不仅应当具有医学知识，还应当具有法学等人文社科学知识，知识产权法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可以为学生展现广阔的视野，使学生领略跨学科的魅力。医事法学专业的知识产权法课程应当在基础与特色相互融合中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二)协调知识产权法基础性教学与医学特色教学的关系。一方面，应当充分认识在医事法学专业的知识产权法课程中突出医学特色的意义，并采取积极措施，实现法学知识与医学知识的融合;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对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知识产权法基础性教学与医学特色教学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应当协调好两者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医学特色的展现应当建立在知识产权法全面、系统教学的基础之上，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的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内容、权利限制、权利救济等基本范畴应当系统讲授，应当使医事法学专业的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和规则，建立起知识产权法律思维。上文阐述的知识产权法课程特色的“线”应当体现在知识产权法的基础性教学之中，知识产权法课程特色的“点”也主要在基础性教学中加以强化，但涉及医药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内容，由于融入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体系存在困难，可以采取单设专题和课后自学的方式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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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审慎对待的。
作用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 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 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实践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制定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联合国的专门工作组发表的《保护土著人遗产的原则和方针草案》、200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 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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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该自贸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三，成为一个涵盖十一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而在自贸区建成之前，广西在2006年就提出了“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概念和经济概念。将东盟中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国家纳入这一区域中，并定期召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希望通过积极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建一个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新格局。
一、泛北部湾经济区概述
北部湾，位于我国南海的西北部，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约12．8万平方公里。东临我国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广西，西临越南，与琼州海峡和南中国海相连。北部湾三面为陆地环抱，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是我国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湛江港、防城港、北海港等，都依靠北部湾这一地理优势，发挥着国际物流的作用。而所谓泛北部湾经济区，是于2006年7月在广西南宁主办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所提出的。论坛提出了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并依据地缘经济概念，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将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海上东盟国家，使得这一区域更为宽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关系在次区域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对该区域内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身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中，泛北部湾经济区已开始成为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经过泛北经济区各国共同努力，经济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成为东盟合作的新亮点。同时，区域内法律制度的一体化与法律协调机制的构建的需求也日益显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合作方面尤为明显。
二、建立泛北部湾经济区知识产权法律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和文莱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2014年双方贸易额达480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3%，2014年中国从东盟进口2083亿美元，增长4．4%;向东盟出口2721亿美元，增长11．5%，出口增速远远大于进口增速。在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额中，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居前三位。中越双边贸易额的排名由2013年的第五位提升到2014年的第二位，2014年中越贸易增速达27．7%，其中中国向越南出口637亿美元，进口199亿美元。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必定意味着知识产权方面需要不断的合作和协调。然而，就目前现状而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日益增多。一些中国公司和企业因在当地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而被当地执法机构严厉惩处，还有些中国公司企业是被其竞争对手侵权，因两国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协调机制而无法得到救济。如作为摩托车使用大国的越南，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摩托车出口量达到最大化，越南的大街小巷充斥着来自中国的各种摩托车。然而近十年，中国摩托车基本退出越南市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越南本国开始大量生产山寨摩托车，质量性能虽比中国制造的差，但价格更为低廉。更有甚者，冒用中国各大知名摩托车商标，如重庆嘉陵，使得消费者越来越不相信这些中国品牌，转而投向日本品牌，最终导致中国品牌退出，而日本品牌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占有率。另外，还有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在印尼被恶意抢注等多起知识产权的纠纷。我国在不断加强与泛北部湾各国经济合作，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知识产权纠纷案也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国和泛北各国需要尽快协调本国国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使得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体化是不可否认的趋势所在。世界各国、各区域经济密切联系、共同发展，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亦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一体化主要通过各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等方式来实现。如早在1997年，东盟各成员国在曼谷签订《东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框架协议》，该协议明确加强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探索和建立适合东盟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1997年，东盟知识产权协会年会召开，会上各成员国也基本达成了“严谨且强调执行力”的向欧盟体系学习的共识。2010年，共同通过《2011－2015年东盟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为实现东盟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法的一体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行动指南。同时，泛北经济合作区各国也参与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以及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要遵守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作为这些国际条约的共同缔约国，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提供了可能性。
三、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知识产权法律协调的途径
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知识产权法律协调机制，主要途径是:从各国知识产权现状和保护水平出发，顺应全球知识产权统一化的潮流，以国际条约作为合作基础，同时考虑区域内各国知识产权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建立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以国际条约作为合作基础
作为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贸易性国际组织，WTO在国际贸易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泛北部湾各国均已加入WTO，经济较不发达的越南也于2006年加入，因此各国都需要遵守WTO各项协定，自然包括TRIPs，即《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影响最大的国际条约。与过去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相比，TRIPs对绝大多数类型的知识产权都进行了规定和保护。在法律制定方面，包括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也是首个对知识产权执法及其程序作出规范的国际条约，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措施等都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还引入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各成员国之间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各成员国间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条约也为绝大多数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国家所承认和参与。另外，作为东盟成员国，还需遵守东盟国家之间所签署的《东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的框架协议》以及《东盟知识产权合作行动计划》，这些条约都规定了区域内知识产权合作的目标、基本原则、合作范围及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泛北部湾各国知识产权法律一体化的坚实基础。
(二)适应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知识产权的区域情况和特色
泛北部湾各国在经济发展上来说，绝大多数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自己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特色。而在国际条约中，鲜少出现对泛北部湾各国特有的传统医药知识、民间民族文学艺术表达，如传说、手工艺品、设计、音乐、民俗活动、节庆等文化形式的保护。因此，以泛北部湾各国自身文化作为基础，制定和协调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特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如在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医医学，在西方国家，因为和西方医学理论相差甚远，西方各国也没有对中医的基本概念和认识，中医中涉及到的“经脉”、“邪风”等概念也无法准确翻译成英文，因此很难得到西方各国医学界认可，更遑论能对中医进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但中医理论在东南亚国家因为历史、文化和距离上的原因，却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甚至在泰国、越南等国发展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结合中医理论的医学治疗方式。因此，对于中医医学理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泛北部湾各国在制定和统一知识产法律时应当考虑的，也有具有非常高的可能性的。另外，东南亚国家珍稀动植物品种和民间秘方也非常丰富，由于认识到了生物和遗传资源在开发药物和相关工农业产品开发中的巨大价值，东盟于2000年制定了《关于获取生物及遗传资源的东盟框架协定草案》，泛北各国制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时亦可以以此为参照，共同保护本国的生物多样化和遗传资源。
(三)构建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
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中提出要建立相关争端解决机制，但没有作出具体且可执行的规定。而《东盟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定》仅仅制定了协商条款，当出现争端时只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也未建立专门负责处理法律问题和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端的机构。因此，在泛北各方出现知识产权争端时应如何处理，可以适当参考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争端解决机制，但同时仍需要建立特有的争端解决机制。首先，泛北各国可以先参考利用东盟各国协商解决的方式，鼓励争端双方积极协商，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便于经济、高效地解决争端。泛北区域其他国家也可以以斡旋、调停等方式参与其中。但当协商程序无法进行时，还应尽快建立一个司法化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甚至致力于构建一个全面、终局的解决争端机制。作为目前统一化进程最快最完善的欧盟，所制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另外，泛北八国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因此一旦出现知识产权争端，争端双方若为东盟成员国或中国和另一国，均面临两个选择。两国可以选择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东盟内争端解决机制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程序。因此，泛北区域内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知识产权工作专门小组，由这个小组通过提交报告的方式研究和讨论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是一个较新的地域概念和经济概念，整个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与法律制度的协调尚需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累积，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知识产权的法律协调机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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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31-01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又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因此，每当人类历史上出现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时，知识产权法律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被认为是当今影响科学和经济发展的三大最新科学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这些高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法律秩序，尤其是给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不断产生和发展的高新技术，使得传统知识产权中的三大权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和扩张。比如：版权在信息技术的直接“催生”下，扩大了原有的权利内容，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环境，也带给了传统版权极大的挑战，诸如：权利的保护、权利的限制与例外等传统的版权规定在网络环境中都不得不加以改变、修正，才能适应复杂的网络环境。商标权的扩张则主要表现在对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上，不容置疑的是拥有驰名商标的广大企业，确实一方面其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耐用；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容易遭人侵权。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被授予驰名商标的企业在经营一段时间后，通常会出现产品质量日益低下、企业信誉日益下降的问题，而且拥有驰名商标不应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弱势群体――社会公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理应受到相应的重视。专利权的权利客体在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进步中，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传统的技术发明专利到商业方法专利、生物、基因专利，可谓不胜枚举。在这其中尤其是现存的生物、基因都被授予了专利权，更让人不可思议。
此外，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知识产权立法中，以上三种传统知识产权也纷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首肯。比如：1996年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首次在国际公约中确立了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1998年通过的《欧盟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EC/98/44），可以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对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专利保护）规定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个地区性国际条约。美国的《联邦商标反淡化法》、中国新的《商标法》等等都分别给予了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因此，可以说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上有着一股“势不可挡”的扩张趋势。在其中，尤以专利权的扩张为甚。
如上所述，专利权的扩张主要表现在不断发展着的新的专利对象上，即：专利权客体。一向作为市场开拓利器的专利，历来都是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垄断市场、驱逐竞争的利器。
专利在不断扩展“疆土”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的1624年英国《垄断法案》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专利权一向只授予技术发明专利。换句话说，就是只有技术才有可能取得专利权的资格。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的一个授予一种能消化油脂的细菌有机体成为专利品的判例，才打开了生物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大门。此后，微生物、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商业方法与规则纷纷成为了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的专利对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这些跨国大公司纷纷凭借手中拥有的这些专利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压”。尤其是拥有很多治疗艾滋病医药专利的大公司。尽管专利来源和药品原材料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在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时，却并不手软。这样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患有艾滋病的人因得不到治疗，而大量死亡。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专利权的扩张给发达国家中拥有资金、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而给其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却是“灾难”。一方面，专利权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手中，而这很容易破坏正常的合法竞争，造成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生物专利的授予，即：发达国家生物公司在野生物种和遗传基因资源上的“跑马圈地”，从某种程度上讲，将会严重破坏地球原有的生物的多样性，只会造成生物的单一，而最终会毁灭整个地球。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专利权的这种“极度”扩张，不得不引起注意，引发全人类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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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矛盾”
（一）知识产权的垄断性
1、知识产权的定义。虽然对知识产权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概括来说，是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成果等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这是一种将知识财产化的制度安排，通过授予和保护特定知识产品创造主体的专有权，实现鼓励知识生产，为创新、传播与商业化提供激励的目的。
2、知识产权的垄断性。由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的特征，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不能以“占有”这种控制有形财产的方式实现，所以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权利人在一定时期内对其智力成果等享有“排他性”的专有权利，实现法律层面的保护。而知识产权的这种“排他性”，同时造就了其另一个特性――“垄断性”。首先，权利人享有独占的权利，未经其许可或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人不得擅自使用；其次，知识产权有唯一性，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相同属性的知识产权并存，即使二者各自独立完成，毫无瓜葛也不被允许。因此，知识产权被法律所赋予了合法的“垄断性”。①
（二）反垄断法中的垄断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垄断协议，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经营者通过协议的方式，达到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排挤竞争对手等排除、限制的目的；第二种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企业获得一定市场优势地位后，可以通过限定价格、搭售等方式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第三种是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指经营者合并，通过取得股权、资产或合同的方式获得控制权。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垄断，是能够产生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垄断，而反垄断的目的就在于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对竞争机制的规范，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
（三）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反垄断法的“矛盾”
1、理论分析。根据以上描述，反垄断法是各国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其使命是反对垄断，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而知识产权法则是为确保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等享有垄断使用的排他权利。因此知识产权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保护“垄断”，从某种程度上对知识资源自由流动和传播形成障碍，完全违背了反垄断法保护自由竞争的目的，与反垄断法产生“矛盾”。
2、实际案例中体现出的“矛盾”。IDC是美国交互数字集团，其在中国现行的无线通信技术标准（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中均拥有SEPs②，这些SEPs对应中国电信领域的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因此通信产品生产商需要使用IDC的SEPs，从而符合有关无线通信的技术标准。而在IDC授权许可华为公司SEPs时，将华为公司不需要的非SEPs一并打包许可，且许可费用远高于被授权的其他公司，并要求华为公司将其所有专利给予IDC免费许可，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在此案例中，IDC拥有SEPs专利权，享有合法的“垄断”，然而这种“垄断”使其与华为公司之间产生极不平等的交易，限制了市场主体间的自由竞争，违背反垄断法的宗旨，反映出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的“矛盾”。
（四）对二者“矛盾”的分析
1、利益平衡原则。所谓利益平衡，即指各相对方利益能够和平共处、处于均衡状态。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专有权，能够提高其收益，提升其创作与创新的热情，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增进公共福祉，但同时也会提高信息获得的成本，增加公众享受成果的成本，过度行使排他权利会阻碍他人的再创造，反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立法需要寻求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非一味保护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③
2、“矛盾”不矛盾。基于上述利益平衡的原则，知识产权法对权利人的“垄断”设置了相应的限制：比如除人身权外所有的“垄断”都有期限的限制；如果权利人滥用其垄断权利阻碍他人再创造，破坏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就会受到如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的限制。而反垄断法也是出于维护这种平衡的目的，对利用知识产权垄断市场、限制竞争的行为予以限制。因此，从表面上看，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矛盾”，但二者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在追求利益的平衡，所以笔者才会得出“矛盾”不矛盾的结论。
二、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协调
（一）二者适用的边界
1、知识产权法自身的限制。如上所述，知识产权法自身也对权利人的“垄断”作出了一定的限制：首先，知识产权的垄断期限是有限的，《著作权法》20条、21条，《商标法》39条、40条，《专利法》42条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法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对权利人施加了义务，如《专利法》第六章、69条分别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
2、反垄断法的限制。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规定，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因超出法律赋予的合法范围，打破了利益平衡，为《反垄断法》所禁止。
3、边界的确定。通过对比，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滥用即为二者适用的边界。虽然二者都追求利益的平衡，但在实现方式上截然不同，知识产权通过鼓励创新来实现，而反垄断法则通过鼓励竞争来实现，就市场经济而言，以竞争为原则，垄断例外为补充，因此知识产权的适用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超出范围也就意味着超出了反垄断法所容忍的限度，而滥用知识产权正是越界的标志。
4、科学技术发展对边界确定的影响。由于边界的确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标准，难免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纵观各国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当本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属于技术进口国时，往往采取较严厉的反垄断政策，以保障本民族企业的发展；反之，则会采取较宽松的反垄断政策，这势必会对判断平衡与否的标准产生影响。
（二）如何确定知识产权的滥用
《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规定虽然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滥用，但是并未规定其具体标准。从理论上来讲，打破上述平衡的行为即可被认定为知识产权的滥用；从具体操作来讲，需要结合《反垄断法》第二章“垄断协议”和第三章“滥用市场地位”的规定来具体认定。以专利权为例，其滥用主要发生在技术许可领域，因许可合同可在竞争者或非竞争者之间订立，故许可合同可能构成横向的垄断协议或者纵向的垄断协议。此外，许可方利用知识产权形成的市场垄断地位，拒绝许可或者强迫交易对方接受不合理条件，即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实践案例中体现出的“协调”
1、案情概要。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根据我国《反垄断法》对美国高通启动反垄断调查。高通公司是一家美国无线电通信技术研发公司，拥有3000多项CDMA及其他技术的专利和专利申请，向包括苹果、三星、诺基亚在内的多家制造商提供技术使用授权，通过收取许可费的方式获取利润，这是法律赋予其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垄断”。但高通公司利用该“垄断”，对我国企业作出了其他行为：首先，生产商获得授权前需要缴纳大约1亿元人民币的“入门费”；其次，生产商必须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并且每台手机需要另行缴纳6%的技术使用费；再次，生产商每次升级支持芯片的软件，还需要交纳相应的升级费。根据2014年7月份的公告，发改委将高通公司可能涉嫌垄断的行为概括为：将整机作为计算许可费的基础、捆绑许可SEPs与非SEPs、对过期专利继续收费、捆绑销售专利许可与芯片并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拒绝对芯片生产企业进行专利许可等。④
2、行为分析。首先，高达一亿元的“入门费”意味着生产商只有在缴纳了高额手续费之后，才能展开后续研发，无疑这阻碍了他人的再创造，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它破坏了私人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应当属于对知识产权的滥用。
其次，高通公司要求生产商必须购买其生产的芯片，这属于反垄断法中规定的搭售行为，除了能为高通公司带来额外收益外，很难找到激励他人再创造，促进整体技术进步的好处。因此笔者认为其同样破坏了利益平衡，属于《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的“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
再次，对于高通公司对每台手机收取的6%的技术使用费和升级费，从性质上来说，这属于知识产权法范畴内的合法许可费，应当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收费过高，明显超出补偿权利人原有投入的范围，就同样会打破平衡，属于滥用知识产权的情形。
此外，对于发改委公布的高通公司其他涉嫌垄断的行为，根据利益平衡的原则和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规定，显然也应当予以禁止。
3、结论。因此，以高通公司的行为为例可以看出，反垄断法允许权利人在一定范围内的“垄断”，但这种“垄断”一旦超越界限，破坏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就不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转而受反垄断法的禁止了，故此从实例上证明了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协调”。
（四）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体现
1、对《反垄断法》55条的理解。2008年颁布实施的《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正反映出立法追求利益平衡的目标，从条文的前半部分来看，反垄断法并不限制知识产权法赋予权利人的合法“垄断”，因为在这一范围内，利益处于平衡状态；但如果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超出法律赋予其的合法范围，打破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就会受到该条后半部分的禁止。由此可见，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虽然只是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但其完整的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为实践的具体操作指明了方向。
2、第55条在诉讼实践中的问题。虽然根据该条的规定，权利人会因违反法条后半部分而受到限制，但权利人也可以以前半部分的规定进行抗辩，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没有超越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但法律大多为禁止性规定，而非合法性列举，因此要求权利人证明自己行为合法，就会在诉讼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权利人只能借助“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通过证明自己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止，间接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
三、企业如何应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但目前我国仍属于技术进口型国家，而跨国公司凭借知识产权和技术优势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形成了垄断局面，限制竞争，破坏了利益平衡，阻碍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加强对垄断行为的打击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结合上述对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分析，笔者针对企业有以下几点建议：
虽然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推进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摆脱他人垄断局面的根本方法，但是这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企业还应当充分了解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因处理二者关系不当导致不必要高昂成本的支出。
（一）对抗知识产权“垄断”的建议
1、申请专利无效。知识产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以公开换取权利”，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仔细研究权利人的专利说明书的技术内容，寻找其不符合专利三性的漏洞，以申请专利无效的方式，从根本上打破因专利“垄断”对相关产业形成的技术壁垒。
2、重视再创造。知识产权法对每种权利的“垄断”都规定了有效期，超过有效期，该权利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不再受限，因此企业可以在这些失效的知识产权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从而创造新的收益，因为失效并不代表失去价值。
3、灵活应对知识产权诉讼。企业首先应当弄清楚双方的法律情况，仔细分析双方技术特征要素，在积极准备诉讼的同时，还可以采用请求宣告专利无效、合理使用的抗辩等方式与对方斡旋，或者对于一些规模较大或较小的公司，也可以考虑通过收购或参股对方公司的方式化解诉讼。
（二）预防垄断行为的建议
对于拥有技术优势和知识产权的企业来说，他们可以以此获取例利润，甚至形成在某个产业领域内的集中势力，从而极易导致垄断行为的产生。因此企业应当以满足补偿创造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为原则，时常对照《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规范企业自身行为，防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出现，从而避免因政府的反垄断措施引起的不必要成本付出。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二者的终极目标都在于追求利益的平衡，⑤只不过反映到具体的实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只有在正确理解了二者关系之后，才能从国家角度或企业的角度做出正确的定位，在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到最佳的平衡点，这也正是笔者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之所在。（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注解：
①罗先觉、陈艳：《关于知识产权与反垄断基本关系的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05期
②SEPs即指标准必要专利
③王丽慧：《公私权博弈还是融合：标准必要专利与反垄断法的互动》，《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09期
④冯晓青、陈啸：《“高通模式”反垄断调查的知识产权分析》，《电子知识产权》，2014年03期
⑤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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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的特征，一直便有人试图归纳，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的说法，奈斯比特1982年的《大趋势》将之归纳为“信息经济”，英国福莱斯特1986年在《高技术社会》中描述为“高技术经济”，l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合组织（OECD）则明确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根据其定义，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虽然对“知识经济”这一提法，仍有人持有异议，但其所揭示的内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在资本积累中更重视知识的积累和能量的释放。换言之，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更突出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并表明未来社会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和智力发挥着重大作用，是社会财富增殖的主要源泉。
实际上，在部分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已经显示了巨大威力。目前，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日本80%的生产性财富是以人的技能和知识为其表现形式的，美国也有60%的生产性财富是人力资本，两国的知识财富比重高居世界前两位。在美国，其产值的近一半由5000家软件企业创造，而这些企业中多数的无形资产已超过其总资产的60%.那些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和个人也能因此获得更高的回报，如，1986年方成立的美国在线公司（AOL）前不久便收购了传媒业的巨头、创立逾百年的时代华纳公司，而目前世界十大富豪中有6人便来自电脑业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更加重视高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保护。
应该说，知识经济的产生与推进离不开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从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算起，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1883年签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算起，知识产权的国际化保护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是一致的，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法体系，国际上也已经形成了20多个公约、协定。多数条约的缔约方达到了100个以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涉及到了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争端也发展了有效的解决机制，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4年建立了仲裁与调解中心；1995年WTO设立了争端解决局（DSB）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发明与进步，便不会有工业经济时代诸多发明的问世与广泛运用，技术与知识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顺利地传播，工业经济更不可能在区区几百年间演进到知识经济。
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必将给现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出新的问题。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主要是对工业经济时代部分产权法律关系的反映与描述，它所规制的知识尚处在资本的制约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摆脱资本的控制，成为社会最主要的财富，不断爆炸的知识必然会带来众多的纠葛与麻烦，并对社会生活形成极大的冲击。因此，对“知识”这一资源的妥善安排将成为立法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知识经济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工业经济的代替，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次伟大飞跃，也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一次深刻变革，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将远远超过200多年前工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取代。对于其发展的速度与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尚无法精确预料，正如我们20年前无法预料互联网一样。然而，从其发展显露的端倪，我们却已经能清晰地预见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受到巨大冲击。
1、主体逐渐多元
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主体系指参加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在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接受知识的机会增加，参与知识的创造、传播、交流和运用的主体也必将逐渐增多，以互联网为例，其灿若繁星的BBS公告版使许多人惊喜地发现了发言、投稿的好去处，几乎所有被杂志、报纸拒之门外的文章都能在这里公开发表，享受世界各地网民的浏览、阅读与点评。传统传媒对信息与话语权的垄断已经一去不再，越来越多的“小人物”拥有了著作权，成为了著作权的主体。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仅是社会成员能力的象征，也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甚至其本身便是一种为法律所保护的财富，这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投入到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让过程中。这一点已为世界上多数企业认识，因此也更加重视技术的创造、产品的研发和产权的保护工作。例如，韩国浦项钢铁公司每年申请的专利约2000件，美国微软公司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比例达到了70%对30%，我国的海尔集团近年来也以每天申请一项专利的速度，成为国内无形资产拥有量最多的企业之一。
OECD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体制化促成了科学系统的形成，该科学系统将承担起主要的创新活动，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它是由公共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大型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构成的，具有知识生产、传播与转让功能的国家创新体系。这种创新体系与传统的松散型的线性体系不同，它具有紧密型的矩阵式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不仅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在全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而且企业之间也打破了生产、传播与转让的界限，形成了有机的知识网络。由于科学系统的整体性，创新活动将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甚至跨国界地进行，其整体功能则是知识生产、传播与转让三者之间的互动。
（2）它是由产业界、政府、科学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其中，政府作为科技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和科技投资的主体，将成为这个体系的主要支持系统。
由此可以看出，高度组织的、系统化的知识创造、应用和管理活动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要求，这一过程必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吸纳社会各界的加入，政府在其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2、客体日益多样
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指人的智力创造成果，也称“知识产品”。在工业经济时代，典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包括发明、外观设计、商标以及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生活的渐趋丰富，人们探索的对象必将大大拓展，智力创造的领域也将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突破。现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微观方面，已深入到了夸克，在宏观方面，已到达了火星。自然，知识产权所需要面临的对象，也必将不断扩大。
首先，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给知识产权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
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对于层出不穷的动、植物和微生物新品种，一些国家在专利法中作出规定，可对之授予专利；但更多的国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仅给予不完全的保护。1961年，一些发达国家缔结了一个《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但该公约在国际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97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了《微生物备案取得国际承认条约》，并制定了条约的实施条例及附件，该公约于1980年生效。然而该公约调整的范围十分狭窄，仅解决微生物专利备案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即由于微生物容易死亡，权利人向专利机关提交活体很不方便，费用也很高，尤其当同时向几个外国申请专利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约建立了一种国际合作制度，使申请人只需向国际承认的一个微生物保藏机构提交保藏，就足以使他向所有缔约国的专利机构办理专利申请的程序，而无需向所有缔约国重复提交保藏。该公约实际上只是《巴黎公约》的补充，参加的国家也不多，到1998年1月缔约国还只有42个，这便限制了它调整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的能力。时至今日，转基因食品正被大量创造和消费，克隆技术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人正跃跃欲试地要在人类身上进行实验，生物技术还被广泛运用于医药、化工、探矿等活动中，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引起的争论远远超出了知识产权的范围，但却必然会首先在知识产权领域有所反映。不论争论结果如何，知识产权调整的对象将渐趋扩大是确定无疑的事情。
其次，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使知识产权的客体不断膨胀。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签定后半个多世纪，人类诞生了电脑。到1972年，菲律宾在其版权法中第一个明文把“计算机程序”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项。随后，美国于1980年、匈牙利于1983年、澳大利亚及印度于1984年先后把计算机程序或计算机软件列为版权法的保护客体。在2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主要使用计算机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法国、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基本上全部接受了以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另外一些国家则采取专利权的保护形式。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对软件的保护仍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盗版仍很猖獗，因此一些国家（如韩国）发明了工业版权的概念，以给予软件单独的保护。网络上需要确立的客体则更多。例如，目前互联网上的域名的地位已经发挥着相当于商标的作用，但还没有取得类似于商标的法律地位。对于网络上不断发生的域名抢注和域名冲突事件，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组织和政府的注意，而其解决方法看来只能是确立域名的知识产权客体地位，赋予其不低于商标的法律保护。1997年5月，在日内瓦包括我国在内的约150位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Internet域名系统通用顶级域谅解备忘录》，对这一问题初步达成了共识。
再次，随着技术的进步、生活的丰富及各国对法律的理解趋同，一些传统的知识产权概念的外延得到了扩大，或者部分国家的概念被多数国家接受，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概念。
例如，看看我们现在对著作权、发明的列举，与一个多世纪前它们被发明时的认识就有很大不同。又如，“商品化权”本是英美法系的特有概念，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对之不予认同。但20世纪60年代日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其“铁臂阿童木”的动画形象虽可受版权法保护，但对“阿童木”这一名称的保护却无法可依，为此日本的知识产权法添补了“商品化权”这一概念。我国其实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例如，前不久的江苏“三毛集团”擅用“三毛”漫画形象案等。可以推测，商品化权将在更多的国家成为现实。
3、制度渐趋更新
知识产权的发明，从一开始是基于如下三个理念：一是使知识成果的创造者、使用者同交易双方共同达成一致，降低不合理的损失；二是使产权明晰，信息公开，交易成本费用降低，节约资源；三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性，促进人类更好地和最大限度地使用社会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知识进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产权的一整套制度便是由此而设计出来，但成型于19世纪的这套制度是很难完全适应21世纪的社会现实的。
例如，按照各国著作权法的通例和版权国际公约的规定，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复制一部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无须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用户从互联网等电子信息网络上复制作品以供自己使用的情况非常普遍，有著作权的作品以数字化形式存贮后难以甚至无法控制侵权行为，著作权保护成了一句空话。因此不少国家已放弃了“合理使用”制度，一些国家的法律将“私人复制”和“家庭复制”的“合理使用”变为“法定许可”，即允许复制，但应向版权所有者支付报酬。报酬的标准由政府规定，或由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与电子信息网络经营者签订合同约定。
又如，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是有一定保护期限的，超过期限，其权利客体便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无偿占有、使用而不构成侵权。合理的保护期限应兼顾权利人的利益和促进社会进步。现行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版权保护期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亡后50年，《商标注册条约》规定以10年为期，《欧洲专利公约》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日起20年。这些规定是适应工业经济条件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传播交流的范围速度远非传统环境可比，知识、技术的老化周期变短、淘汰频繁，智力成果的无形损耗也大为加剧。因此，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规定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出明显的不相适应，有进一步更新的必要。当然，知识产权制度的更新，并不会动摇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基本功能，相反，它是促使知识产权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4、地位不断提高
现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债和知识。物权是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主要的权利，数千年来它构成了整个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也是私法体系的核心所在。知识产权的权利概念便是从物的所有权借用过来的，其完整的制度构建离不开物权这一法律框架。所以至今仍有学者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只有物和行为两类。
物权之所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就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财富主要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资本及其实物形态，包括原材料、能源和物质产品等，是社会成员占有、使用、分配和交换的主要对象。在这种实物经济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法律关系，自然主要是以物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关系，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只不过是受资本驱使的一种外在力量罢了。
然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摆脱了对物的附庸关系，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对知识的占有与使用也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谁先占有知识，谁拥有更多的知识，谁就将取得更多的财富。现在，地大物博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正大举借债，成了有名的穷国；而地小物缺、资源匮乏的新加坡、日本倒是公认的富国。在私人方面，世界首富也早就不是什么石油大王、房地产大王，而是白手起家、靠网络和软件挣钱的甲骨文公司董事长埃文森和大名鼎鼎的盖茨。在中国，前几年我们还津津乐道的首钢、二汽等大型企业，现在已经被联想集团等高科技企业甩在身后了。
因此，可以想见，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将取代物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客体，知识产权将取代物权和债权成为法律保护的主要民事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将成为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制定了大量以知识产权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软件”、“半导体芯片”、“掩膜”、“套录”等高技术名词频繁地出现在法律中。1992年，法国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使知识产权的规范独立出来，取得了与《民法典》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便是知识产权地位将不断提高的一个信号。
三、建立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知识产权法
知识经济时代也是全球化的时代，它的产生有赖于全球化的推动，也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化的发展。正如总书记于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它的具体表现包括：世界市场经济体系迅速扩大，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传统的国际分工演变为世界性的分工，生产活动全球化、金融活动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迅猛发展，各国金融融合进程加快，等等。
相应地，在法律领域，国际条约越来越多，调整范围越来越广，调整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国际知识产权立法，不可能悖离这一趋势。另外，从知识本身的发展来说，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高新技术领域全面领先，必须相互补充、相互协作，而且出于赢利的需要和科技所提供的便利，知识和知识产品将更快更多地在全世界蔓延，一国的知识产权法不可能对权利人实现完整的权利保护。
知识产权的国际立法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从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来，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领域已经缔结了20多个条约，涉及的内容几乎覆盖了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然而，其调整的力度却不可高估。目前在知识产权上发挥根本作用的仍是各国的国内法。
篇10
中医药行业是目前我国在国际上较有优势的少数产业之一，传统医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频繁。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双方举办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并通过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南宁宣言》，倡导中国与东盟各国今后在传统医药开展合作交流。处于对东盟开放“桥头堡”的广西拥有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全区拥有中药制药企业172家，生产中成药28个剂型2614个品种，属于国家新药55个，中药保护品种47个。至今，广西中成药涌现了青蒿素、西瓜霜、鸡骨草胶囊等许多著名中成药，行销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内外市场。[1]但是广西中医药企业在开拓东盟市场过程中，出现了譬如广西中医药企业在东盟申请药品专利过少、玉林正骨水的“玉林”商标被其印尼的经销商抢注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中医药知识属于传统知识范畴，该传统知识所涵盖的智力成果不能完全依赖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来进行保护，它必须建立并运用传统知识专门的保护制度，它所需要的人才具有鲜明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特色。因此，加速培养涉东盟中医药知识产权类人才是广西开拓东盟中医药市场的当务之急。
一、 广西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状况
（一）广西高校缺乏培养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关的专业
在我区，目前真正掌握中医药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人才奇缺，且来源不足，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远不能适应广西开拓东盟中医药市场的需要。据统计，2006年我区仅有8家专利机构，从事工作的人员约30多人，其中40岁以下的人不到10人，能专门从事中医药专利的人才更是数量奇缺。再如广西公平专利事务所是我区较早成立的专利事务所，近年来，该所承担的专利业务量逐年下降，原因之一就是人才缺乏。[2]高校担负着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重任，但在广西，目前没有一所高校设置知识产权专业，能够系统学习知识产权课程的只有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的法学院学生。相对于传统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状况，中医药知识产权类人才的培养状况在我区更是严峻，目前广西没有一所高校开设有涉及中医药的知识产权课程。
（二）知识产权课程还没有完全走进广西中医院校
虽然国家教育部门一再要求“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提高广大师生的知识产权素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更应该加强对医科生的知识产权素质的培养。但据调查，我区中医院校并没有真正肩负起中医药知识产权类人才的培养工作，如广西中医药大学没有设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专业，在校学生只能在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选修课《经济法学》里学校有关知识产权内容的章节，但所占课时均不超过3个学时，难以在医学院学生思维上形成知识产权意识，达不到教育部的要求。右江民族医学院于2003年开设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但是属于医学与信息管理方向，并不侧重与中医药的知识产权管理，学校也没有开设专门的知识产权课程，介绍东盟有关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课程更是从来没有开设过。
二、广西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建议
（一）在广西高校中开设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关的专业
目前国内的很多高校已开设了知识产权课程，并开办了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关本科与研究生专业。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知识产权法为全校选修课，还开设了法学本科（医药卫生）专业和法学硕士（中医药知识产权方向）；江西中医学院开办了中药学专业（中药知识产权方向），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华东政法大学合作开办了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生班，华东政法大学设有民商法硕士（传统医学保护方向），成都中医药大学有中药学博士专业（课题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等。相比全国其他高校，我区高校培养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的步伐明显落后，广西可以借鉴国内其他高校的做法，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与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关的本科及研究生专业，这些高校还可以与东盟相关国家合作，培养精通中国与东盟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才。
（二）在广西医学院校中普及知识产权教育
在美国，许多大学都在理工科和医科院校开设了专门的知识产权课程，向学生讲授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但在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知识产权课程走进中医院校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使得知识产权课程走进中医高等院校并成为必修课显得任重而道远。广西医科院校完全有必要将知识产权法作为一门必修课独立出来，而不是混合在法律基础知识的普及中简单讲授，如此才能培养具有驾驭中医药学与知识产权法学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同时广西医学院校还应该利用本校来自东盟留学生的资源，加强本校学生与东盟学生之间的交流，让学生了解东盟各国有关传统医学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广西开拓东盟中医药市场提供智力支持。
篇11
(1)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而高新技术表现的“高”、“新”特点，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对创新产品和技术路线选择上的盲目性。而知识产权由于是以公开技术内容为代价的私权，会使企业及时获知自己从事的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状态和技术的法律保护状态。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技术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新颖性，由此在企业对比分析以后，便可以已公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品开发方向，确定技术开发路线，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保证技术创新难题在可能的技术领域和可行的商业领域中解决。
(2)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作用。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下，一方面可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引导其它企业对这种高收益的追求进而进行技术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持续创新。对国家而言，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通过持续创新，技术得到传播、扩散，形成新的产业群。授予主体以知识产权是将专有权和促进技术信息公开统一起来，其公开的技术内容为传播提供了前提，为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转移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企业生产要素根据市场原则合理流动。
(3)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作用。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企业利益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在：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害，就会产生基于这种对知识产权支配权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请求权和抗辩权，以保障企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如果对技术创新成果没有给予法律上的保障，技术创新的成果就会白白地“流失”，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总销售额的5%的研发投入就会付之东流，30%的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劳动成了徒劳。
(4)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规范作用。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竞争的存在使得不正当竞争成为可能，因为侵权仿冒的成本要比企业进行“高投入”的研发成本低得多，“寻租”行为成为可能。由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新技术，因其易流动和无形性，使得技术秘密被侵权经常发生而认定侵权十分困难，知识产权制度追求权利人的技术垄断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这种立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决定了知识产权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其次，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性，使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立的合理使用、在先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就是对权利主体垄断权的限制。再次，知识产权制度确立了发明人、专利权人和单位对技术创新收益的分配机制。
2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
发达国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定了名目繁多、卓有成效的商标战略、专利战略等知识产权战略，大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如美国最早将保护发明人的专利制度作为市场竞争的武器。日本在日美专利战中受到挫折后，以美国为师，加强了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实施。为了更好地占领加入WTO后的中国市场，各国跨国公司把对华知识产权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领域。截至1999年12月31日，在我国专利申请中，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数就占到本领域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是外国企业；在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国外比国内高出30倍，相比之下，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表现为：
(1)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意识缺乏。具体为：①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成果管理模式，往往凭着经验或传统观念进行市场经营，缺乏专利意识和品牌意识，或对品牌的保护和防范意识，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无形财产，没有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在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甚至被别人挤掉。②相当部分企业不是重复研究与开发，就是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成果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反被他人以侵权为由告上法庭；有的则干脆仿冒别人的技术创新成果，严重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信誉，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仿冒行为会使企业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队伍，永远无法摆脱对别人的技术依赖。
(2)技术创新中尚未确定明确而稳定的知识产权战略。首先，研发项目的选择上缺少知识产权战略谋划。在企业的研究开发目标决策阶段，虽然有像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开始主动利用专利文献来为决策服务，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发立项上都有一定的盲目性，或只根据市场的短期需求确定开发目标，没有想到或不会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全面分析技术、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储备；其次，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不善于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提高研究开发工作的起点和效率。往往是在专利文献上已经公开的技术内容，本来可以用来直接参考或不必再去开发的内容，有的企业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自己从头做起，重复开发，做无用功。最后，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阶段，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企业研制出新产品、新工艺后，由于没有申请专利，被别人仿制失去了市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有甚者，被外国企业拿走或廉价买去，申请了外国专利，使该技术的出口反而受到限制。
(3)技术创新文化中缺少知识产权的价值内核。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价值内核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得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传统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人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传统、泛刑主义传统和无讼诉主义传统等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缺少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所要求的价值内核，从总体上讲对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发展都具有消极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倡导追求产权的价值观和鼓励竞争的价值观，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与上述价值观格格不入，由此企业总是不能够主动、积极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而是依赖于“家长”，即行政部门的指挥棒，以行政手段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3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
所谓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理解为：高新技术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全局的利益角度出发，为了抢占或维持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在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中谋求最佳经济效益，并能保持自己技术优势的谋略，确立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这是因为：①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权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权明晰，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资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②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和控制企业的无形资产流失。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树立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意识、营造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和保护创新成果的经验等方面的不足，造成了知识产权大量流失。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有利于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全面地、长期地和及时有效地保护。③企业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确保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④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制造国际名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当从认清知识产权本质和研究知识产权战略入手，及时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一般可分为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和商业秘密战略等。从对知识产权的运作角度又可分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企业知识产权利用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价值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投资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等。
4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
篇12
(1)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而高新技术表现的“高”、“新”特点，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对创新产品和技术路线选择上的盲目性。而知识产权由于是以公开技术内容为代价的私权，会使企业及时获知自己从事的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状态和技术的法律保护状态。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技术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新颖性，由此在企业对比分析以后，便可以已公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品开发方向，确定技术开发路线，既可避免重复研究，又可保证技术创新难题在可能的技术领域和可行的商业领域中解决。
(2)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传播作用。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下，一方面可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引导其它企业对这种高收益的追求进而进行技术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成持续创新。对国家而言，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通过持续创新，技术得到传播、扩散，形成新的产业群。授予主体以知识产权是将专有权和促进技术信息公开统一起来，其公开的技术内容为传播提供了前提，为知识的传播、技术的转移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企业生产要素根据市场原则合理流动。
(3)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利益保障作用。知识产权对高新技术企业利益的保障作用还体现在：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害，就会产生基于这种对知识产权支配权而形成的一系列的请求权和抗辩权，以保障企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如果对技术创新成果没有给予法律上的保障，技术创新的成果就会白白地“流失”，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总销售额的5%的研发投入就会付之东流，30%的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劳动成了徒劳。
(4)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规范作用。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竞争的存在使得不正当竞争成为可能，因为侵权仿冒的成本要比企业进行“高投入”的研发成本低得多，“寻租”行为成为可能。由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新技术，因其易流动和无形性，使得技术秘密被侵权经常发生而认定侵权十分困难，知识产权制度追求权利人的技术垄断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这种立法的“二元”价值目标决定了知识产权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其次，知识产权所具有的专有性，使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立的合理使用、在先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就是对权利主体垄断权的限制。再次，知识产权制度确立了发明人、专利权人和单位对技术创新收益的分配机制。
2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
发达国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定了名目繁多、卓有成效的商标战略、专利战略等知识产权战略，大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如美国最早将保护发明人的专利制度作为市场竞争的武器。日本在日美专利战中受到挫折后，以美国为师，加强了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和实施。为了更好地占领加入WTO后的中国市场，各国跨国公司把对华知识产权活动的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领域。截至1999年12月31日，在我国专利申请中，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数就占到本领域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是外国企业；在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国外比国内高出30倍，相比之下，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远未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保障作用，表现为：
(1)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意识缺乏。具体为：①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习惯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成果管理模式，往往凭着经验或传统观念进行市场经营，缺乏专利意识和品牌意识，或对品牌的保护和防范意识，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无形财产，没有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在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局面，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甚至被别人挤掉。②相当部分企业不是重复研究与开发，就是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成果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反被他人以侵权为由告上法庭；有的则干脆仿冒别人的技术创新成果，严重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和信誉，更重要的是长期的仿冒行为会使企业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队伍，永远无法摆脱对别人的技术依赖。
(2)技术创新中尚未确定明确而稳定的知识产权战略。首先，研发项目的选择上缺少知识产权战略谋划。在企业的研究开发目标决策阶段，虽然有像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开始主动利用专利文献来为决策服务，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发立项上都有一定的盲目性，或只根据市场的短期需求确定开发目标，没有想到或不会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全面分析技术、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不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储备；其次，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不善于利用专利等知识产权文献来提高研究开发工作的起点和效率。往往是在专利文献上已经公开的技术内容，本来可以用来直接参考或不必再去开发的内容，有的企业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自己从头做起，重复开发，做无用功。最后，研究成果的专利申请阶段，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企业研制出新产品、新工艺后，由于没有申请专利，被别人仿制失去了市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有甚者，被外国企业拿走或廉价买去，申请了外国专利，使该技术的出口反而受到限制。
(3)技术创新文化中缺少知识产权的价值内核。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价值内核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得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传统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人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传统、泛刑主义传统和无讼诉主义传统等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缺少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所要求的价值内核，从总体上讲对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发展都具有消极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需要倡导追求产权的价值观和鼓励竞争的价值观，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与上述价值观格格不入，由此企业总是不能够主动、积极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技术创新成果，而是依赖于“家长”，即行政部门的指挥棒，以行政手段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3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
所谓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可以理解为：高新技术企业长远的发展和全局的利益角度出发，为了抢占或维持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在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中谋求最佳经济效益，并能保持自己技术优势的谋略，确立构建知识产权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战略保障，这是因为：①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权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权明晰，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财产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资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②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充分保护知识产权，防止和控制企业的无形资产流失。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树立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意识、营造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和保护创新成果的经验等方面的不足，造成了知识产权大量流失。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有利于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进行全面地、长期地和及时有效地保护。③企业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确保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④知识产权战略有利于企业制造国际名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当从认清知识产权本质和研究知识产权战略入手，及时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一般可分为专利战略、商标战略和商业秘密战略等。从对知识产权的运作角度又可分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战略、企业知识产权利用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价值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投资战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等。
4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
篇13
团队建立时间 1992年
主营业务领域
知识产权诉讼，既办理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也办理软件、网络、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动植物品种、新药、驰名商标、地理标记、原产地名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商业秘密等新型知识产权案件；担任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为客户制定知识产权战略；商标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和申请禁令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业务。
团队介绍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大陆境内设立最早的合伙制事务所之一，现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目前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拥有执业律师358人，总人数500人，在北京、上海、深圳、沈阳、济南、西安、成都、合肥等地设有办公室，业务涉及30多个领域，在北京律所总收入排名保持在前十名之内。金诚同达在成立之初，就以“面向科技领域、面向科技企业、面向科技成果、面向科技人才”为服务方向，创出了知识产权为主业的服务品牌。金诚同达律师在协助企业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方面和专利、商标、软件、商业秘密诉讼方面的专长受到同行广泛承认。我们不仅熟悉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与政策性规定，还过大量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其中不少是国内著名的知识产权案件。所经手的知识产权业务类型较多，多起业务在国内属于首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金诚同达从传统的知识产权业务开始，又迈向了提供网络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和高新技术等高端知识产权业务的法律服务。客户集中在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和成长型的公司。产业领域广布于信息技术、电讯、生物基因、生物医药、材料、电子、软件、多媒体、制造业等范围。特别是在处理与因特网有关的法律事务上有丰富经验。金诚同达还与著名的商标、专利公司紧密合作，协助中外企业在中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进行软件登记、域名注册和办理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等。
主要成果及获奖情况
1.完成了《广告主知识产权保护专题研究》
2. 《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与律师实务》主编，2009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与法律服务技能（1）》共同主编，2010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审判与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共同主编，2011年法律出版社；《知识产权律师实务与法律服务技能（2）》，共同主编，2012年法律出版社；《中国知识产权律师实务（2013）》，共同主编，2013年法律出版社。
3. 《新形势下广告行业发展的四大法律课题》
4.接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的委托，负责《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之商业秘密部分修改建议的起草工作；接受公安部的委托主持起草《公安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程序指引（建议稿）》。其中完成了《商业秘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亟待完善》；《商业秘密犯罪管辖问题需要规范和完善》；《技术引进费用可否作为商业秘密犯罪损失的计算依据》等。
5.参与起草和修订《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游戏管理暂行规定》、《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