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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产能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的爆发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实际需要。要使现有的人口都能够富裕地生活，充分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生产得太少了。就生产资料来说，要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能够充分就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还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生产资料同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由此可见，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在市场经济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里，由于各种原因，以及上层社会的荒腐朽，也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区别
（一）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不惜发动世界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寻找、开拓国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证劵，房地产，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太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造成大量资金、资本的浪费，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社会经济崩溃。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是从哪来的，表现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资高科技领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路；最后，把资本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生产服务于普通民众。[1]
二、我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国不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产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过剩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我国不存在爆发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制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宏观调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生产，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得的利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通过税收的方式最后归属于人民。
（二）我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金融风险，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相对闭塞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并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因金融经济危机而陷入衰退，这将会通过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会减少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力度与规模。
2. 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部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银行体系脆弱。银行是金融系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汇率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再次，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债是支持一国经济发展一项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我国外债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短期外债不断攀升、商业贷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总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不是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存在爆发金融性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内外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防御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从我国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仅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中国现阶段需要从增加内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改变目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
参考文献：
[1]郭书江.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J].经济评论,2004(1)：80-81.
篇3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篇4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难以抑制，对我国企业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尤为重要，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企业来说，经济危机的出现既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也是企业面临的新机遇，企业要通过分析研究，不断完善自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不断地开拓创新，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本文就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论述。
二、经济危机的定义及原因
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在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面对经济危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分析
1.调整战略，适者生存。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散去，对于之后的发展也是不可预期的。国际金融环境对于我国的经济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压力无处不在。人力资源部门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分析总结，实现压力与动力的转化，挑战与机遇的转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只有调整战略方向，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才能够更好地在危机波及的同时，保持企业生存状态。
2.调整内部流程，完善结构，积极实施激励机制。
人在业务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企业对于员工工作状态以及表现基本一概而论，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制，这就造成出现很多问题却没有部门管理的情况，并且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要求企业内部对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明确下来，避免企业成本的浪费，并且提高企业本身的工作效率。企业还需要减少自身不必要的环节，使企业内部信息流通更加简洁明了，一步到位，将组织结构简化，提高运营效率。与此同时积极实施激励机制，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运转。
3.培养并提高人才标准，吸引优秀人才。
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利润的达成以及绩效的完成，需要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各司其职，尽忠职守，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利润和绩效的达成和超越，能够使得员工的薪酬平均值得到上升。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有义务也有责任对企业中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使其在专业方向或管理方向上得到有效的提升，以增加本身人才的能力和价值，并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对之后人才招聘和人才引进提出更高要求，使员工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在良性的管理制度中不断提升自我。如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逐步现代化，各个环节需要更先进的指导，以确保人才的个人提升，并不断地吸引人才加入。
4.重视企业内部岗位调整。
人才的选用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程，合理地将人才分配在适合的岗位，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价值，并且对企业能够造成更好的影响，并且识人用人如果得当，能够为企业节省很大一部分管理成本。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更多的企业招聘意愿不大，更多的是以拉动内部结构调整来应对。当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已有的人才进行合理激励，组织适当的内部竞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为内部人才提供更广阔的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对内部员工的重视，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并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激发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更能够激励内部人员的创新意识，并能够在当前的情况下，建设富有活力的内部环境。
5.加强内部管理，重视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
经济环境的影响，使得企业要节省各项成本，以使企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留一定竞争力，避免资源浪费。但是越是这种情况，越应重视人力资源培训管理，并适当地进行成本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视。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必然的，内部的团结是靠企业自身措施实施去形成的。所以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忽视员工，应加强对员工自我提升培训的建设，加大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只有企业与员工一起，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才能够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顺利渡过难关，并将企业升华。同时将人力资源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源资本，进而转化为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
6.完善机制管理，调整薪酬，慎用裁员。
经济危机的到来，很多企业会在这个时间放弃原有的计划，并进行一系列减薪裁员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付出，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就企业长久发展而言，裁员与减薪两项方案容易伤其根本，也就是容易造成人心不稳。企业本身这样做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但是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企业难以长久，给企业带来负面的能量。企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管理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手段，对薪资水平以及绩效评价做出调整。即使运用裁员减薪措施，也要对核心员工群体做出相应的补偿，对员工实际情况要做更详尽的了解，依然要丰富员工平时生活文化，做出一定支持。认识到企业核心队伍的长期作用，并加强凝聚力，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措施，使管理更加人性化，使企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才能在复杂的形势下稳步发展。
7.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化员工压力疏导。
经济危机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企业员工是能够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的。企业要持续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不变，在处理问题以及颁布措施的时候依然注重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这样才能使员工对企业更加信任。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员工情绪不稳，并容易对工作环境造成影响，这时候企业就要为员工做思想工作，为员工吃下定心丸，出具相应的规章制度或承诺，以确保企业运营不受不明情绪的左右；积极进行员工压力疏导，积极进行注意力转移，外界的压力要与内部形成隔离，并尽早消除外部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员工就不会受到影响。企业也要做好与员工同舟共济的准备，并贯彻自身的企业文化，发挥管理层的领导作用，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四、结束语
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时刻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以长远的眼光去布置企业前进的每一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运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并对经济危机做出提前的预防措施和预案，时刻保持企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经济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最合理的应对，帮助企业跨越危机，更加科学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郭莉丽.我国企业培训问题的研究与对策[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2)：76．
[2]郎丽涛.金融危机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现代科技：科技物业（下旬刊），2009(02)：72-73．
篇5
资本主义以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尽管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补救混乱的市场，但历史的规律以客观事实昭示着这一切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无孔不入的资本流向一段时期之后又会从另一方面掀起足以波动全球的金融动荡。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
同以往历次危机相似，2008年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针对此次危机中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货币超常供给、资产泡沫和信贷膨胀等进行了的方针政策调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重拾凯恩斯主义
虽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早已产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掀起的国家垄断思潮开启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和发展的新阶段，但在此后二十年间一直处于国家政策和主流学术界的边缘地带，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和大萧条时对古典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自我修复”的失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来都具有循环周期性，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破产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在新自由主义的疯狂推动下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重新迈入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标志着凯恩斯主义重拾官方经济学地位，在私有制广泛被奉为圭臬的大环境中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但这代价委实太过沉重。
(二)强化国家垄断资本
推行国有化仍然是应对资本主义痼疾的重要措施和手段这一点通过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再次得到了证实，尤其是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国有化的步伐在对经济进行救助和调控过程中明显加快，国有经济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明显的发展。与以往应对危机的国有化措施相比此次的措施更为彻底和直接，即通过注入财政资金对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注资，购买其不良资产并对其债务提供担保，换取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以达到对其实现国有化控股的目的。这种方式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三)发展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信奉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布什政府在面对资本主义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也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凯恩斯主义，2008年2月就着手实施了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并在10月份又批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当危机蔓延到欧洲并引发为欧债危机以后，欧盟紧急拿出总额达7500亿欧元以挽救欧元区国家经济，并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救助计划。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为尽快使美国走出危机的阴影，主导了由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三方联手推出的《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并决定实施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作为美国自二战以来力度最大的金融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重建法案》凸显了了凯恩斯主义在调整资本主义市场市场失灵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对策建议
这轮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经济政策大调整影响之深远已极大地影响了今后国际金融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笔者对于我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实施国际化的经济战略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因此，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经济战略聚焦于移除危机影响时我国在金融经济政策上应大力推进对外政策以扩大我国对于国际金融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促进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现双向发展。
(二)强化创新意识
尽管危机远去未久，但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的创新意识愈发显得重要。而强化创新意识，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管理理念、市场思维的创新，更应该与国外先进的市场理念产生契合，才能适应来自多方的竞争和挑战。
(三)稳定经济建设，改革金融体系
篇6
联想虽然放弃了此次并购，但其通过并购来实现扩大市场份额的战略并未改变。联想首席执行官阿梅里奥（William J. Amelio）也表示，“面对全球经济放缓，预计PC市场未来将进一步整合”。而联想在放弃并购的同时也宣称已与Positivo达成共识：由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现在达成的交易协议不可行，但仍将寻求战略合作机会。
并购需要理由
在竞购Positivo Informatica的过程中，阿梅里奥的老东家DELL，作为联想的竞争对手也提出了并购方案，而DELL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其实质目的更在于搅局，意在让联想为此次并购付出较大的代价。
DELL的财务状况自2008年伊始便急转直下。由于DELL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北美市场，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得DELL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各大厂商普遍估算，2008年北美PC市场收缩了15%左右。随着全球经济大幅放缓的趋势日益显现，PC业的寒冬逼得越来越近，从欧美到新兴市场，各大PC厂商的销售收入锐减，盈利大幅下滑。
作为国内PC业龙头的联想，其销售收入中超过40%由大中华区贡献，而大中华区更是贡献了利润的150%，这意味着联想几乎所有的海外业务都已经出现了亏损，国内市场能否稳定对联想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经济从2008年11月开始出现快速下滑的态势，这不得不让人为联想捏一把汗，如果国内市场出现萎缩，联想的业绩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并购一家同样面临着市场快速下滑的巴西PC厂商显然是一个面临巨大风险的选择，因为并购战略选择的前提是自身经营的稳定性。
当前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联想自身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公司拥有的现金及等价物虽然超过Positivo Informatica的市值，但是面临业务快速下滑的未来，尽量持有现金才是较好的选择。
皮之不存，毛将覆焉？如果自身稳定性的前提都不存在的话，即使能够进行大量并购也是有害无益的。公司能够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生存下去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实际、最迫切的战略选择，因为在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风暴中，做出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联想也可以找到诸多并购Positivo Informatica的其他理由。比如，首先，并购能使联想快速占领南美市场，因为巴西在联想的南美战略版图上必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目标。其次，并购还可以降低联想目前对墨西哥生产基地的依赖程度，从运输距离乃至管理和技术水平来说，巴西将比墨西哥更具有优势，此外，还包括长期并购战略的低成本机预期等好处。
但Positivo Informatica虽为巴西最大的电脑厂商，在全球市场占有率仅为0.5%，对于联想的全球市场战略来说份额太小，意义不大。同时，巴西作为南美增长最快市场之一的光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开始消退，外资已然大量流出巴西，而这个时候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存在非常大的疑问。所以，从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的角度看，并购Positivo Informatica不不能给联想带来“质”的飞跃。
而从成本控制角度来说，巴西和墨西哥的生产基地确实存在合并降低成本的可能。但联想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中国本土低廉的成本，目前公司战略布局是将国外的生产基地逐渐缩小，或改为组装中心，或改为销售研发中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生产基地的成本控制优势。从这一点来判断，整合巴西和墨西哥的生产基地，也无法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并购理由。
所以，综合来考虑，联想对Positivo Informatica的并购理由并不充足，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四面楚歌”情况下，斥资8.3亿美元现金并购一家新兴市场的PC厂商就显得“物不所值”了，不仅是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更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造成影响。
与宏的较量
回顾四年来联想与IBM的整合之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后一夜间马上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并进一步迸发出整合优势，而是两家公司在很多层面的整合都异常艰辛。
从管理角度来说，在聘用了大量美籍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公司的正常运转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如何解决中美两种管理哲学的冲突和融合都是联想在并购IBM PC业务后遇到的难题。 而更重要的是，发挥整合优势比并购前的任何预测分析都要困难。这正因为联想在之前的并购整合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并认识到整合并非易事，所以在这次的并购中表现得相对冷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与四年前相比，如今PC行业的发展趋势又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联想利用“低成本、低售价”完成市场占有率提升的策略能否在接下来的行业大整合中发挥作用，需要联想管理层进行深入审慎地思考，因为不仅自己的经验说明这一点，竞争对手也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
同样作为全球四大PC厂商之一的宏，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并购美国PC厂商Gateway，从而超过联想成为世界第三大PC生产厂商。然而，7.1亿美元代价似乎过于高昂，宏也因此备受投资者和外界质疑。合并之后两家公司的整合非常困难，时至今日甚至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整合方案。
宏为扩大市场份额采取的并购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也正是联想鲸吞IBM后的痛楚。宏与联想的销售市场多有重叠，企业文化相似，两家公司目前的市场占有份额分别为宏9.9%、联想7.9%，竞争异常激烈。两家公司甚至在战略选择上也有很多类似，都以扩大市场份额为首要目标。
联想的整体战略在“杨元庆时代”有过几次转变。以收购IBM为分水岭，2004年之前联想的多元化战略以失败告终，手机和多媒体部门最终被重组出售。2004年在收购了IBM后，联想开始了以扩大市场份额、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业务多元化的战略，随着PC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依靠低成本来提高市场份额的战略将越来越艰难。
杨元庆在2008年8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联想下一步的发展目标首先是加强PC业务的市场份额。”，无疑，联想的战略重心还是定位在扩大市场份额上，当依靠“低成本、低售价、低利润”的市场份额扩大模式碰到瓶颈时，并购也就成了扩大市场份额最为便捷的战略选择。
联想与宏的竞争可谓到达了白热化阶段，但联想是否有必要为重新夺回全球第三大PC厂商，而选择现在这个时刻花费巨资去并购，值得深思。行业整合的大趋势虽是不可逆转，但如何在合适的时候，在维持自身稳定的前提下推进行业整合，是每一位企业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危机并购背后的苛刻
经济危机时期往往被认为是行业整合的最佳时机，并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任何并购都有前提，那就是公司自身的稳健经营，不能为了并购而并购。在往后的一段时期里，并购对象的价格可能会比其他时期要低不少，但是不能因为价格的诱惑而放弃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寻找适合的并购对象，在并购前尽量制订出完善的后期整合方案，大幅削减并购成本，这些都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进行并购应该特别注意的事项。一般来说，产业整合的最佳时期是经济衰退的“下半场”，行业销售收入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同业竞争者的财务状况堪忧，现金持有者的优势非常明显。
在“下半场”，或许并购价格不如“上半场”的市场恐慌阶段那样低廉，但是并购对象的风险会暴露得更为充分，那么并购的风险控制也就相对容易。在选择并购对象时，也要尽量避免风险敞口过大的公司，这会为并购后公司的整体风险控制带来过大的不确定性。
篇7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系统 金融创新
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继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后，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表示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金融系统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杠杆。科技创新需要有金融的助推，科技创新必需与金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探讨，在如何具体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理论界和实务界仍需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并针对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特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确立后危机时代国家竞争优势而提出的产业发展策略。《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并规划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发展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起着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是指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死存亡而必须重点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国家根本竞争力、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地位。新兴产业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概念，它代表了那些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起步阶段或成长阶段的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具备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特点，使得该产业中的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成长三大特征。
1.高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起步期或成长期，这一阶段产业内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技术创新活动较为活跃；但技术发展路线还不成熟，技术之间的替代频繁发生，技术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是相关产业中的大型成熟企业其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优势，也无法保证能准确预测和掌控技术的发展方向，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企业过度锁定而失去在新兴产业中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领先于市场需求，往往是涌现的新技术创造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否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但新产品的市场接受过程较慢，产品推广时间长，难以在短期内收回投资，也提高了投资回收的风险。
2.高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投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起步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技术开发与试验阶段，虽然企业融资规模小但数量众多，整个行业的融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成长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由于新兴产业缺乏成熟的配套产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且价格高昂、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开发的难度较大，企业面临巨大的初始启动成本和推广费用，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当大。
3.高回报。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扩散效应，这类产业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投资一旦取得成功，其获得的收益将极为丰厚，而且投资介入越早，收益就越高。
上述特征，对金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现状
篇8
2005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的分析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它是包括许多不同指标的加权平均数。这些指标被归类为竞争力的12大支柱：体制、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容量、商业成熟性、技术革新。
全球竞争力指数假设，处于初级阶段的经济体主要是“要素驱动型”，其竞争力主要是基于低技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公司大打价格战，出售基础产品或商品，其低工资体现出低下的生产率。在此发展阶段，保持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运作良好的公私体制（支柱1）、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柱2）、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柱3），以及至少获得基础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力（支柱4）。
随着竞争力提升，工资也将水涨船高。经济体将进入“效率驱动型”阶段，必须开发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并提高产品质量。此时，竞争力日益由高等教育和培训（支柱5）、高效的商品市场（支柱6）、运作良好的劳动市场（支柱7）、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柱8）、现有技术利用能力（支柱9），以及广阔的国内或国外市场（支柱10）来推动。
当一个经济体进入“创新驱动型”阶段，其企业必须能够与新的或独特的产品、服务、模式以及流程竞争，才能维持高工资和相应的高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企业要竞争，必须借助新技术（支柱12）或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或商业模式（支柱11）。
对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12大支柱中，与其关系越大者被赋予的权重就越高。处于某两个阶段中间的经济体，即是处于“转型期”。那些对一个经济体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会被赋予越来越高的权重。
与往年一样，瑞士、芬兰、瑞典、荷兰、德国以及英国仍跻身最具竞争力国家之列。此外，进入十强的还有美国以及三个亚洲经济体，新加坡仍是全球第二大最具竞争力经济体，而中国香港和日本分别名列第九与第十位。
欧洲尽管有六个国家跻身十强，但各国的竞争力差距也十分显著，西班牙（36位）、意大利（42位）、葡萄牙（49位）和希腊（96位）表现均不尽人意。
美国则继续近年来的下降趋势，跌至第七位。缺乏宏观经济稳定性仍是美国最大的弱点。不过，对金融市场发展的评估依然指向复苏，美国该项排名从两年前的第31位提升至今年的第16位。
与往年一样，亚太地区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有六个经济体——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跻身前20强。
中国继续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但排名从去年的26位跌至29位，回到了2009年的水平。那些对中国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如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以及市场效率方面，退步较明显。
积极的一面是，尽管高通胀持续了较长时间，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仍然向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虽然在增长，但仍处在26％的低位；其总储蓄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其债务评级明显高于其他金砖国家，甚至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
篇9
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易于引发危机的制度。2008年末和2009年初，金融市场轰然崩溃，经济衰退的前景日益令人担忧，这些情况再次证明了的这一论点。者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这一点不断被资本主义所遭受的困难所证实。与者的观点不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萨伊定理（say's Law）依然成立，市场失灵主要是由外部冲击造成的。当然，特别是自凯恩斯开始，某些深奥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周期性危机和其他潜在问题。一些学者还确实预测到了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并确认了经济失衡的重要过程。但他们并不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经济领域存在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他们认为危机是由不完善的监管和错误的政策所偶然引发的。将危机归咎于愚蠢和管理不善，这种解释虽然普遍，但并不令人信服。者认为，货币经济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者坚持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应被视为经济危机的症状而不是原因。从一个者的视角来看，如何准确解释危机为什么会不断爆发，以及如何把抽象的理论与危机所采取的具体的、特殊的方式（包括金融危机）联系起来，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者坚持认为的持久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制度性的因素来解释危机，这是进行严谨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出发点。他们在强调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同时，也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在它之前，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使资本在竞争中进行如此高速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被用于再投资，资本规模越来越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但就像很多危机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繁荣终将会转向萧条。
不过，萧条如何转向繁荣却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同样应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破坏了无数单个资本，有时会摧毁整个行业，甚至可以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但是，资本主义每次总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在某段时间，资本主义和以前相比可能会缺乏活力，但萧条总是会让位于繁荣，危机总会过去。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们总是充满自信地宣称问题已经解决。当然，者应更加充满希望，因为，2008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经济的复苏远未到来。经济的复苏不会是自动的，只有在克服相当艰巨的困难后，才可能实现。在写作本文时，全球经济复苏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再者，每一次复苏都是暂时性的。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危机还没有过去，经济还处于低谷。但是，本文认为一个完善的理论需要对经济复苏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
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危机理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应该既能解释经济的衰退，也能解释经济的复苏。至少，这一理论既要能够说明制度是如何导致危机发生的。也要能够说明制度又是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复苏的。也就是说，对经济周期的两个过程的解释在理论上是相容的，而无需求助于外部的冲击来解释危机。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复苏看作是偶然的，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第二，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或者至少能够说明一些经济事实。当然，现实的经济数据很难按照的标准来进行分类，每次特定危机的具体特征也总是和抽象理论所预期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种理论不能保持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危机以及如何从危机中复苏，那么这一理论就应该受到质疑。
本文主要考察四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能够说明经济如何复苏，并能解释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将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讨论，而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如何从危机中复苏，而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导致危机。这并不是说这两个过程应该被认为是双向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然，也不是说以往理论已经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下面将简要讨论这几种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经济事实，并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框架内，讨论抽象理论在说明经济事实中的作用。接下来将讨论利润压榨论或者工资推动论、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以及比例失调论。最后，本文将说明把经济危机归因于利润率下降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尽可能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建设性建议，但本文仍更多是探索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
关于理论与现实的评论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一般到具体特殊的动态过程。因此，分析的次序是先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开始，逐步分析资本、工资劳动、土地财产，然后扩展到国家、国际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对危机的分析之所以放在最后，被认为是为了便于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的原因总是具体的，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危机经常会受到一些明显是偶然因素的影响而被加深，特别是，投资者信心的起伏不定对危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投资者的信心是金融市场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难以持续的金融投机往往是危机的前兆。不可否认，理论对金融领域一直缺乏充分的说明，这无疑是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缺陷。揭示危机发生的空间变化和政治干预的作用对于理解经济危机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危机是怎么样发生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危机的根源归结到阶级之间或资本之间的关系上，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国际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层面上研究这一问题。资本主义也在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有着不同的特征。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危机总是相互影响的，总是一个集中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
包括者在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经济学、政治学、技术和文化对于认识和测定危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一般的危机理论，比如这里谈论的危机理论，大都仅局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认识和讨论危机。我们应该像拒绝机械唯物主义那样拒绝这样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没有能够抓住资本主义这个复杂体的主要特，而只是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社会化的模型，这样的理论太过抽象化。不过，我们也可能在激进的经济非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找到一条出路。危机的诸多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对称性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进程中，由于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没有一个因素或多或少是重要的、决定性的。
很多者在探讨危机的内在决定因素时，更愿意接受多因性而不是整体性的解释。在这些说明中，和多元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界定存在明显的不同。例如，马克思批评了自由主义假定生产和分配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关系的观点，这种观点似乎认为生产和分配在观念上就能够实现辩证的平衡，而不需要考虑现实中二者是否能实现平衡的问题。哪种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也不是主观臆断的，而必须经过更多的具体检验。我们要用一个辩证的而不是简单演绎的方法进行选择，因为抽象本身也需要经受理论和经验的考验。为了反驳自由主义把危机看作是偶然发生的观点，理论尽可能地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状态给出了制度性解释，这也是对格林（Andrew Glyn）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观点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的功能失调是它的结构性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很多者与持接近学术传统的学者的观点相一致。这些理论家只是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来讨论危机。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是以商业周期、历史与制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积累结构上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不过，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理论是用比较抽象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达的，这也可能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制度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的研究。调节学派的观点很接近。例如，阿格利亚塔（Michel Aglietta）在最早调节学派的著作中，就援引了利润率趋势下降这一概念，在后面的理论解释中也更加强调利润压榨在解释危机中的作用。也有一些观点更接近凯恩斯，这些观点也强调至少在一定时期里，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或消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很重视在长期繁荣中克服这些问题的办法。不过，我们要清楚，对具体危机进行充分合理的解释本身并不就是对抽象理论的检验。正如戈登（DavidGordon）所写，“危机理论只是给我提供了画布和画刷”，这不应该和已经完成的画作混淆，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忽略具体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在分析萧条和复苏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理由。尽管如此，检验这些理论与经济事实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很有用的，这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具体的探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里把危机理论分为四类。当然，其他的分类也是可以的。有几个作者赞成采用综合分析法，但这些方法非常抽象，难以通过事实来检验，也就无法满足本文的要求。进行分析时，我们主要考虑如下因素：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性制度。实际上，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多数繁荣和萧条都是世界性的，尽管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不幸的是，大多数经济统计数据当然都是由每个国家独自来收集的。即使多个国家应用了相似的统计方法，核对信息的实际困难也是相当巨大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这个无可争辨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至少直到最近为止，根据贸易量和外商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美国经济还是相对封闭的，这些指标可以为一些主要的论断提供有用的检验标准。不过，还是应当审慎对待以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得出的结论。
其次，大多数政治经济学以价值为基础，而价值是不能被直接度量的。下面讨论的大部分理论是用传统的数据来进行描述，并对它们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检验。但是，最终的理论还存在一些特定问题，因为这些理论是用资本构成的术语来表达的。本文的评论主要限定于现在所使用的测量方式。尽管如此，每一个理论仍然有一些可探讨的问题，如：我们应测量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检验它。
第三，什么是萧条和复苏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把衰退正式定义为连续两个季度经济紧缩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经常能够获得的数据都是年度的，而不是季度的。因此，我们把经济衰退理解为一个时间更长的经济下行状态，至少包括一年的经济真实紧缩，这虽然有点主观性，但也有其必要性。
本文在概念上和实际操作中存在两点局限性。本文并没有深入探讨在写作本文时还正在发生的席卷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也没有充分的分析距离，这使我们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提供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引起萧条的原因和实现复苏的机制。
工资推动理论
工资推动理论在理论界有着一定影响力，该理论把工资上涨视为引起危机的原因。不过，这一理论有很多版本，不同的版本对主观性或意识作用的强调程度不同。对于内格里（Antonio Negri）来说，劳动力价值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增加了必要工资，才导致利润率下降。霍尔顿（Glyn Holton）和苏特克利夫（Frank Sutcliffe）是更加正统的利润压榨论的持有者，但他们很少强调纯粹的阶级主体性，而是用一个很明显的直截了当的方式，描绘出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图景。他们认为，经济繁荣使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这为工人在工资的谈判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事实也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断言的那样，仅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资本才会被削弱。工资上涨会降低利润率，继而就会引发萧条，这一点一直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会下滑。而根据相同的逻辑，一旦发生萧条，失业就会增加，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就会削弱，工资就会下降，利润又开始上升。工资推动危机论，是唯一能够清晰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从繁荣走向危机、又从危机走向繁荣的理论。
工资推动论的解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学被降低为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在他的通信中经常谈及阶级斗争，这一思想也贯穿在《资本论》第1卷中。在对世界的理解中，阶级关系总是处于核心位置。
但是，对这种纵向生产关系的强调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主要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讨论生产和消费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横向的资本竞争关系对危机的影响。但工资推动理论至少给者带来了困扰，这意味着，如果工人被劝说克制他们的工资需求，资本主义就可以无限期地繁荣下去。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某些导致危机的特征并不是内在固有的，危机至少不是一个有效需求受到抑制的经济状态，存在的经济问题也并不是难以解决的。例如，仅当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问题和价值实现问题时，者才会认为普遍的萧条、低工资和缩减的资本消费可能会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对工资推动理论验证的结论看起来有点模棱两可。马克思之前，人们通常认为工资上涨是先于经济下行而开始的。假定工资上涨是经济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至少对于一些经济衰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但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最近几年，主要经济体中的工资占收入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就像经济大萧条所展示的那样，低工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复苏。
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1950年到2004年间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变化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机会。至少在短期内，有证据支持这种工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论点。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额外津贴在内的雇员报酬，经常被用来测量劳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它的变化基本上和工资的变化是同步的。数据表明，雇员的报酬与经济增长呈中度但清楚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7）。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工资推动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另外，收入比重的变化与来年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性（-0.35），这再一次证实了工资推动理论。最后，经济增长与下一年的工资增加存在更强的正相关性（+0.53），这再次证实（就像该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当经济开始繁荣（或者开始衰退）时，工资就会相应地增加（降低）。上述每一个相关系数在99%的置信区间上都是显著的。但是，这种联系仅是短期现象，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两年后，这一联系就变弱了，然后就消失了，这表明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解释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工资变化可能并不充分。
被考察的增长时期和衰退时期的特征越清晰，这些证据就越缺乏可信度。表1表明，经济增长和收缩是随着雇员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变化而变化的。平均来说，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年份每年平均增加微弱的0.036%，但在经济衰退年份却要增加0.264%。这就是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增加工资就会引发经济萧条，或者降低工资就会实现经济复苏。实际上，工资占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在经济衰退时期要比经济繁荣时期快。
主张工资上涨导致危机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率的增长率。但是，他们也指出，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和早些时候的经济繁荣年份相比，这一时期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了而不是工资的增长速度提高了。这同样可以理解为，虽然影响生产率的变化有很多其他潜在因素，但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降低了工人工作的意愿，从而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历与70年代的经历似乎并不存在多少相关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工人工资，利润率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恢复，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工资份额的下降或停滞并没有使利润率恢复到长期繁荣时期那样的高水平。这也表明，我们应更加重视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机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轨迹显示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经济衰退是由某种其他因素而不是工人的工资决定的。也许，正如马克思用数学术语所表达的那样：资本积累率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工资率是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
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
消费不足论几乎正好与工资推动论的主张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恰恰是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导致了经济危机。相对于资本的不可遏制的膨胀需求来说，低工资造成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难以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该理论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而不是劳动者的主体性。政治上，该理论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本身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的术语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现象。工人作为商品的买方对于市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卖方，他们却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榨，使得劳动力的价格降到最低水平。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意味着只有日益增加的剩余产品被销售掉，才能满足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市场的持续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贫困或者相对贫困限制了消费，并成了经济危机发生的似是而非的原因。
但是，意义上的剩余价值是与劳动力的价值完全不同的量。根据定义，工人的消费从来不包含任何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来说）也从来不是一个充足的需求。该理论没有明确强调经济复苏问题，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消费不足就会带来经济危机。该理论认为经济复苏是个长期问题。一旦我们考察经济周期的增长与衰退两个阶段，就会发现经济衰退可能会引起工资水平降低，而消费水平的进一步削减又会加深经济螺旋式下降的趋势。该理论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点连该理论的拥护者们也承认。卢森堡（Rosa Luxemburg）早期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还包含着经济崩溃的思想，要求社会主义清算即将破产的资本主义。
后来，卢森堡自己在帝国主义研究方面的进展和这一研究领域其他一些重要成果，使得消费不足论的持有者发现了一些缓和经济危机的因素，从而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会复苏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些消除经济危机的因素中，国家干预产生了明显的、有时甚至是显著的经济效果，这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功效是一样的。由于军事支出具有非自愿性和竞争性，这一点也带有很明显的的色彩。证据表明，国家干预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这样。但是，站在的立场上，即使无害的疏忽也是不能假设的，理论至少要能够解释采用某种具体国家政策的必要性。例如，这些政策如何有效地影响消费，而没有减少劳动者的消费，也没有降低资本家的消费。但是，有一点是明确，即没有一个外部市场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可持续增长的需求。如果没有对众多潜在抵消力量对危机的影响程度进行预测和评估，显然就难以为经济危机和经济复苏提供一个充分的系统性的解释。
理论上来说，有效需求不足论提供的证据。应与工资推动理论提供的证据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把有效需求不足当作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这纯粹是无谓的同义反复。他相信，认为危机是由工资上涨而导致的，无异于相信该理论的拥护者所说的那些完美而简单的废话能够避免危机发生一样。像上面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最初工资的上涨并不是普遍的。在美国，工资比重的下降，特别是2001年后工资大幅度的削减，被认为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当时的利润大部分被用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为了维持消费水平而要求增长债务所导致的。尽管如此，也没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消费水平下降要先于危机发生。美国经济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消费下降要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但是，表1中的数据却缺乏说服力。在经济繁荣期间，收入比重的缓慢增长意味着相当大的需求问题可能已经持续存在。如果说这些总的数据很好地支持了消费不足论的解释，那么，我们应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最长繁荣期里，工资所占比重直到1965年一直都是稳步下降的，与此同时，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进入70年代后，当危机袭来时，工资才大幅飙升。
在复苏方面，如表1所示，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份额的增长速度更快，这表明当积累被大幅削减时，工资却相对具有“黏性”。这就是说，尽管劳动市场在危机早期已经日益恶化，但工人组织和实施的雇佣制度还是能够保护工人的收入水平不降低。这可能至少减缓了萧条的进程，维持了需求的稳定。但收入份额上升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有限的。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总的财富减少了，工资份额的上涨仍然解决不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重要问题。表1显示，在7个衰退时期中，有3个时期雇员的实际报酬是减少的，在其他几个时期也只有微弱的增加。
工资推动论与消费不足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因为，一种理论中抵消危机的力量，对另一种理论来说正是恶化危机的问题。在这里讨论国家支出和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似乎非常合适。我们注意到，后者的增加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压榨，这会对利润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无效的花费也是维持需求的一种手段。
两种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资本主义积累所受限制的解释，但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给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工资上涨可能在不同的停滞时期和活跃时期有着不同的含意。这些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更多是用凯恩斯主义术语而非术语来明确表达的。希克斯（John Hicks）和汉森（Alvin Hansen）在研究放宽银根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潜在效果时，似乎提出了和这些政策建议相同的主张。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政策及其局限性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情形的变化也许再次表明，对资本主义进行以劳动和资本对立为中心的一般性分析难以回答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别处。卡尔凯迪（Guglielmo Carchedi）坚持认为：“工资率的水平仅仅只是改变了周期的形态，无论工资高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斯威齐（Paul Sweezy）坚持认为，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仅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与他不同，一些作者把他们拥护的生产过剩论与消费不足论区分开来。生产过剩论接受上面提到的异议，且认为不仅劳动，资本也能够（且必须）分享日益扩大的剩余产品。尽管如此，这些解释有一个共性，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个能够完成它难以完成的目标的趋势。所有资本都被迫提高其产品的销售额，通过这一手段，越有效率的资本就越能从没有效率的资本那里获得更大的市场，总而言之，资本总是不断尝试突破需求对它的限制。就像大多数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成功孕育着萧条，生产的过剩带来了经济的剧烈紧缩。马克思也认识到，普遍的生产过剩恰恰是由于成正比的生产扩大所导致的。换言之，生产的扩大应该是非对称性的，否则就会产生危机。也许把这一话题放在比例失调论的题目下会更好理解。但是，对待生产过剩论，我们应该超越它，而不是简单地拒绝或抛弃。对危机的解释仍然需要紧紧围绕阶级关系这个中心，也就是说，生产过剩不能仅仅归因于生产的比例失调，而要归因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认为，要求生产按比例地扩大是强加在资本上的外部要求，这决不是资本自身所要求的。比例失调论可以被视为对上述过度积累论和消费不足论的更加具体的论述。该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指出，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已经潜在地预示着危机的可能。比例失调论的大多数观点遵循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思想，强调了分别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两大部类中资本的不同。同时，它也强调在同一部类内部也存在一些区别，比如不同的消费品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生产和消费同步增长，对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也不可能与生产保持同比例变化。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表明，给定不同的资本构成，资本要维持同比例的增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要实现不同的积累率就更加困难。
没有理由期望不同的部类或部门的资本会协调一致地进行积累，或者说，每个具体的供给都会和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周期性的衰退导致倒闭的公司或行业随处可见。特别是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使得局部的失衡很难避免。但是，这里却假定资本的数量与进行成比例生产所需资本的数量恰好一致。而这种一致是通过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力量来实现的，但调整的过程会相当痛苦，“协调可能只有通过最极端的不协调才能实现”。
危机会摧毁多余的资本，重新获得增长的可能性和协调性，虽然这一均衡状态会很短暂。曼德尔（Ernest Mandel）观察到：“一旦先前积累的资本被消化掉，商品的需求超过了新的供给，经济复苏就会开始，商品价格和利润率就又开始上涨。”当复苏进一步加快时，设备更新的需要增加了对与之相关的资本商品的需求。为了及时增加生产，要求新机器的价值经过很多年才能全部转移到最终的消费品上去。当萧条变为繁荣时，原来需要的恰当比例可能就预示着未来的比例失调，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就会再次得到确认。
经济重构是否真正发生，需要得到实证调查的检验。危机来临时，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会发生相应变化。因为危机会很快传播开来，投资需要小心进行。危机可能会伤害到那些最初并没有危机发生的行业，伤害程度也并不亚于那些客观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危机最终会导致复苏，但这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构——改变整个经济领域内经济活动的比例结构。比例失调论的主要论点是，危机重新激发了资本的活力。危机时期与经济持续增长时期相比，不同行业的生产变化的规模和幅度都会更大。
表2考察了美国1960年到2001年之间的149个工业部门就业量的变动情况。在本文，我们选用了雇员数作为衡量工业规模大小的指标，但原则上讲，使用其他一些指标，如所用资本、增加值和所获利润，也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如此，强调雇佣工人数看起来与马克思强调社会劳动和社会价值的理念更加一致，同时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讲，美国统计局也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的相对完整的数据。根据上面的定义，本表描述了每个行业在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雇员数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的标准差。在整个时期，行业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每个萧条时期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分析的。（但是，繁荣前和繁荣后的数值实际上在每个时期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结果被合并在同一个表中。）5个衰退期中有4个衰退期与它们之前或之后的繁荣期相比存在更加激烈的行业重组。行业重组只在1990年的萧条中不太明显，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该时期行业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比例失调论既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也得到了现实证据的支持。但是，由于该理论缺乏对产生危机的内在动力的详细说明，从而招致了不断的批评。一方面，该理论认为，比例失调不必然引发危机。当有损失发生时，资本就会纠正自己的行为，以免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另一方面，该理论认为，由于引起危机的原因是偶然的，危机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该理论给带来了负面影响，更不可能是对的发展。该理论可能不清楚，危机的必然性对于理论来说有多么重要，也不清楚放弃危机不可避免性的主张是否会导致很大损失。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才导致了危机会经常但不定期地发生，但危机也会因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干预而发生改变。虽然者在预测具体经济危机方面的记录一直并不令人称道，但是在控诉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方面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控告能力。
曼德尔认为，应该进一步探讨导致周期性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他写道：“如果我们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必然导致周期性的比例失调。”哈维（Donnell Harvey）认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减轻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但是，恰恰因为它们是固定的，所以“生产和消费日益被禁锢在固定的操作方式上，日益被局限于具体的生产线上”。这里存在把固定资本与资本永远固定不变相混淆的危险。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固定资本并不必然在任何期限内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看到不断增长的投资被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上，并且即使是缓慢的调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的假定看起来也是合理的。不过，至少可以确认，正是由于持续的竞争压力才导致既有生产比例的破坏。但是，仍然有必要从危机的一般理论解释出发，给出一个更加具体的运行机制的说明。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这里讨论的最后一种理论学派试图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解释制度性危机的趋势，这一理论是以资本构成不断变化和利润率不断下降为基础的。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为基础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一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那些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把资本主义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联系起来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和有影响力。与这里讨论的其他理论不同，这一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密不可分。该理论被主流批判家们认为是最核心的部分，从而遭到继续批判，但同时也得到至少一小部分重要的真正的学者的拥护。无论是否反对这一理论，弗里曼（Alan Freeman）承认利润率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一主题一直是批评家批判的对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这一理论对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比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危机更加有用。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理论有很多瑕疵，最好应该被忘记。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到过这一基本规律。
很多读者对有关资本构成变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观点中存在的问题和解释力并不陌生。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销售的劳动产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来确定价格。因此，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来说，尽量通过用机器替代工人来降低成本是很合理的。商品是按照由生产者的普遍平均生产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来买卖的。竞争的需要使得资本主义总有不断提高生产率的趋向。但是，当创新被广泛采用后，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会把收入中更大的比重投在“死劳动”、机器和原材料上，而投在“活劳动”上的比重就更小了。在生产中消耗掉的资本的物质量（机器和原材料）相对于所使用的人工劳动的比重就上升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因此提高了。但是，由于利润最终只能来源于对劳动的剥削，这就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引发了危机。对单个资本来说是非常合理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整体来说却是不合理的。这一理论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并给出了制度性危机难以预测的理由。
最关键的是，该理论的前提是假定剥削率是固定的，这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做法经常被者所嘲笑。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也会改变活劳动的价值。因此，利润率直接和剥削率相联系，并和资本的价值构成成反相变动关系。但是剥削率和资本价值构成本身并不是自变量，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一理论也给复苏理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危机也许是获取利益的机会。优胜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机器设备，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卡尔凯迪描述了市场是如何有效出清的，以及市场是如何提高就业机会和生产量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危机可能破坏了最起码的效率，摧毁了最古老的生产方法。假定生存下来的资本家很可能就是那些使用了最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创新者。因此，可以预期危机将提高而不是降低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利润率应该继续降低，并会螺旋式下降以至越来越低。
外部因素再次成为繁荣再现的必要条件。弗里曼毫不隐晦地认为：“复苏需要一个外部政治干预。”哈曼（Chris Harman）援引道：“列宁曾经说过，如果工人阶级允许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苦难都由工人来承担，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经受住任何经济危机。”高失业率确实可以使降低工资水平成为可能，并提高剥削率。但是，就像马克思所评论的，资本之所以能够把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之下，与对资本的一般分析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解释看起来重新把工资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当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最主要决定性因素。但就像上面讨论的那样，工资推动理治是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理论基础来说明危机的。任何对劳动的限制使用都会带来资本构成提高的问题，而资本主义随后如何进入到一个相对较长的低失业率和高工资的时期，这一点还是不太清楚。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一些版本试图发展一种内在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复苏。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尤其重视资本贬值在资本主义复苏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家不得不根据资本最初的价值来支付所负的债务，但这些债务不会因为生产率提高而缩减。危机通过摧毁一些资本，特别是那些老旧的固定资本，从而能够使支付的债务额更接近于社会平均价值。这可以使利润率水平得到恢复。但是，这种解释好像是从社会决定的价值转向了个别资本家的个人经历和生产价格上去了。可以推测，效率最差的资本家会面临日益恶化的债务偿付问题，他们并没有退场，而只是提高了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率。如果某些资本家的生产缺乏效率，而假定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效率高于平均水平，效率高的资本家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固定资本的社会平均价值在危机期间会下降，并创造了经济复苏的条件。
恰恰因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由价值术语来表达的，因而这一规律很难得到检验。但也有人做了勇敢的尝试，试图把马克思的分类转化为可测试的指标。弗里曼用图表展示了从187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率和资本存量，发现二者存在清晰的负相关关系。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利润率从1948年到20世纪80年代持续下降（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个小幅回升），此后，出现了一个温和的回升。但是，即使抛开围绕价值理论的主要争论，仍然会有各种价值转型问题。无疑，正在被测量的指标与理论上所主张的并不一致，这一点经常受到指责。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把资本存量等同于马克思的固定资本这一特定概念。把剩余价值直接等同于公司账务上的利润总和，也是类似的情形。搞清楚利润率改变是结果还是原因，这对于解释为什么利润率的变动趋势会改变，它什么时候改变以及怎么改变，都是有必要的。该理论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危机会产生复苏（中等程度）。马克思提到的6个阻止利润下降的因素至多只是减轻了危机的程度或者暂时抵消了一些加深危机因素的作用。但是，法恩（Ben Fine）争辩说，这些因素应该和规律本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才会使解释更加精细和更具动态性。虽然更多变量的引入会再次产生优先选择哪个概念的问题。但从原则上讲，除了马克思考虑到的6个因素之外，没有更多的其他抵消因素，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理由。尽管如此，资本的贬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改变可能对于说明利润率的变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最初的应用和商品价值已经改变之后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旦这项创新技术被应用，机器设备价格的下跌不是因为它们很快被替换掉或者由于更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机器设备的使用而部分贬值，而是因为它们现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再生产出来。在短期内，当剥削率保持相对稳定时，在新固定资本上的投资速度相对就会快些。就像我们最初讨论的那样，这就暗含着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但是，被以更快速度制造出来的机器替代所带来的结果是，资本的技术构成持续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引起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这样一种说法可能有助于解释资本有机构成这一令人相当尴尬的范畴：“到目前为止，资本价值构成是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化。”利润率的恢复可能是由于这些技术已经广泛使用，固定资本的价值也相应降低了。虽然可变资本不是由技术决定，也不会简单地反映在消费品行业的生产率变化上，但其价值也会降低，不过其降低的幅度不一定（与固定资本的）相同。
这一解释看来也会产生比例失调的问题。该理论假定固定资本迅速增长，因此生产资本品的部门的就业（价值的源泉）和产量也会迅速增加。即使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以某种方式赶上，一旦能够以更快速度生产机器的新技术替代了旧技术，就会产生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相反，如果我们假设创新发生在消费品部门，固定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结构性上升，将意味着给定劳动力的总产量会增加，或者给定产量（使用价值量）所使用的劳动力将会减少。不管以哪种方式表示，消费品行业的市场规模（两大部类中可变资本的总和）都被削减了。要达到一个合适的生产比例就要对这一行业的资本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和比较长的时期内”，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带有马克思特征的规律才是适用的。但是，即使没有扩大可能会抵消利润率下降因素的范围，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变化也会为危机和复苏理论建构提供有意义的可能性。
多种可能抵消因素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对它们进行恰当定义和测试的难度。也不是说这样的理论就难以得到证实，但它将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和更贴近的检验，比如，对不同部门的投入与产出的说明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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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篇11
但是，由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未消失，战后仍然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它们被戏称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即经济自由主义，并在欧美等国家大行其道。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泛滥的结果。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实际上对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性唯一超级大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最有利，即美国等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国去投资，去占领市场，去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去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它万万没有想到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国内金融业的超级自由主义却导致了金融业的全面瘫痪。
国家宏观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政权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承担的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强调国家政权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去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强调反对让“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经济，让国民经济放任自由。凡是真正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例如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受损失都比较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快速，于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漫延导致了多次地区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于是它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性市场经济体制来防止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呢？这就要求市场经济体制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国际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体制基础。
所谓经济体制就是经济规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实现形式，它包括由谁（组织机构）来调控经济、调控什么（调控内容）、调控规则（调控应遵循的原则、政策和法规）和调控方法（怎样调控）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建立国际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漫长、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达国家仍然会坚持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在经济全球化下这对他们有利，所以全球性经济危机仍然还会发作。所以要求现在就建立起国际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很不现实，况且目前也没有形成国际性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面对十分庞大的世界经济体，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各民族国家的不同经济利益考量，所以建立国际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很艰难的任务。但是，只要每发生一次性世界经济危机，提出建立国际性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声就提高一次。
二、经济危机与“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确立
对于我们的中国，以及那些经济、人口、国土面积大的国家，在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要不要采取“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次引起人们的争论。这对我国更为现实。
我国的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可靠的体制保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面对世界性生产能力过剩，面对对外贸易的过高依存度，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面对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我们不能不考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风险。
不错，我们要加快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增加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不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我国30年经济飞快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长期不变。但是每一次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成巨大的压力。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高达40%，高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一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近40%依靠对外贸易拉动，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我国的出口订单就大大减少一次。“制造大国”、“出口大国”，成为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的主要借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心理压力。害怕中国占领他们的国际市场成为他们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制造经济政治摩擦的经常性对策。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果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到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他们不进口中国产品了，那么约占国民生产总值近40%的生产出口产品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将会倒闭，大量工人将会失业。目前这种趋势正在显现。
走出这个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扩大内需，其中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消费生产出懂生产的生产者，为生产而生产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绝对不能违背，否则是要受到惩罚的。改革开放30多来，现在到了要大力提倡消费、增长消费的时机了。现在我们国家国民收入总额中，消费额只占到不足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比发达国家低30%，目前我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也很低，平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5倍～10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倍。消费不足和消费增长速度过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阻力。不断提高扩大人民消费水平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消费需求占国民收入的60%左右比较合适。
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是很大的。国家巨大的和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4万亿人民币救市资金可以主要（占60%以上）用来扩大消费需求。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源泉。
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消费需求相比应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扩大投资需求在整个扩大内需上所占比例以四分之一为宜。
扩大投资需求的着眼点应放在最终服务于扩大消费需求上。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当按照这个思路去规划、布局投资需求，否则就会走到为生产而生产的邪路上去。投资需求的增长，应当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提供越来越多的、越来越优质高效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先进的机器、设备、优质原料和节约高效的能源，而不能主要投资在保证自我消耗的产业上。
强调“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思路并不是不重视扩大外贸需求。外贸需求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杠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外贸需求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为宜。这个比例比较稳妥。
强调“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思路与加快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和技术并不矛盾。只要我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巨大的国内市场不愁吸收不到国际上存在的大量过剩资本的投资。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已经度过了工业化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国内存有巨额的闲置资本，推进工业化进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资本紧缺，资本已不再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科技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今后随着其投入的增加，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将会有更快的提高。同时，今后在引进外资上，将更加强调其技术水平，即一般技术外资投入将受到严格限制，高技术投资将受到鼓励。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应当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通过对外掠夺获取的，中国则主要靠自己积累和引进获得的。一些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技术主要引进和模仿获得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则主要依靠自力更生。
三、经济危机与企业规避风险的经营决策
上面两个问题是从宏观上思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警示，那么这个问题则从微观上思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警示。
美国金融崩溃并不能证明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相关关系的结论。规避风险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企业经营决策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金融资本是一股力量最大的资本，是最活跃的资本，是挣钱最多的资本，当然也是投入风险最大的资本。由于金融风险而酿成的金融危机必然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波及到实体经济。其主要途径有三个：一是金融炒家算计经济实体企业。他们通过宣传、引诱，使企业陷进他们设计的圈套。二是金融崩溃必然造成货币奇缺，消费水平下降，从而使经济实体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引起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三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破产必然造成经济实体企业货币短缺，或企业间的资金链条裂断，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破产。
金融危机冲击到实体经济，给企业的警示就是如何规避风险。在当代全球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家感到十分惊恐。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不敢贸然相信大银行家。
篇12
暗淡的“美国梦”
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此消彼长间，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使它成了各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关于“美国梦”，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流传着一个中美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故事，大意为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上天之前，终于住上了买好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几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媒体的一则新闻将答案揭晓于天下：原来，传说中那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还不起贷款，面临被驱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饮恨举枪自杀！①
次贷危机发生一年间，美国超过100万所住宅遭银行没收，超过7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英国女王证券投资损失37%，美国金融巨人接连倒下。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联手发起救市大行动，用纳税人的钱堵上金融巨头捅出的大窟窿，导致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金融风暴的原因，有过度消费说，有华尔街金融集团说，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说，有放松监管说。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们仅仅是危机发生过程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环节的具体因素。次贷危机能演化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就不是某一个主体，如消费者、金融家、监管部门、政府任何一方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各阶层中兴起了《资本论》热。有些人还亲自到马克思的故居向这位“千年伟人”致敬。德国马克思纪念馆馆长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人们为什么认为马克思是对的呢？笔者将循着马克思的逻辑解析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利润呈下降趋势。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润的欲望驱逐下，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转移，由此，资本摆脱了实体资本增殖过程中（G―W―G’）生产环节的束缚，直接从事“钱生钱”（G―G’）的连锁交易，一连串“金融创新”如CDO、CDS等，使虚拟经济疯狂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历届总统无论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在华尔街追逐利润的驱动之下，在美联储、美国政府的保驾护航与各大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各国基金、投资者的联合参演之下，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离越远，终成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进入危机爆发的准备时刻。
世界经济“倒金字塔”结构中塔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大约10万多亿美元，为全球GDP的1/5。第三层和第四层是虚拟经济。第三层是基础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层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对此，日本学者稻盛和夫说“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⑤现实再一次证明了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家园。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2000年美国工业资本的闲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达37%，2008年9月为34%。在房产行业，美国2008年有1400万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万套，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些房屋足够安置4000万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依然存在，符合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次贷危机还能用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来解释吗？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透支消费，即把他们未来有可能挣到的钱，拿到当下来消费。换言之，这些低收入人群当前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这套房的，即当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实。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必然遵循资本的意志，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论的现实回响：启示
马克思是对的。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潜力，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及经营管理的具体制度方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失去进步性。
资本主义危机形态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只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立足于内需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美国老太太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带来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防止虚拟经济恶性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思想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F-BR-10-018A】
【注释】
①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篇13
一、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金融与一国经济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尽管如此，将东南亚经济目前的困境都归咎于金融问题，未免有失偏颇。这次金融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只有泰铢，然而危机过后整个地区经济一直低迷，除了财政政策的推动外，投资和消费均无热点。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英镑、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国际炒家袭击，并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外来资金帮助下很快化解，而东南亚经济却未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而明显好转。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也常常不是简单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都是股市的崩溃，而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竞争造成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
然而，用“经济危机”来形容现时的东南亚经济状况又似乎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词往往令人产生很深层度上的联想。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这个词也应有新的认识。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面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市场战略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市场战略的目标，为缓解国内市场饱和问题，当今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半是销往国外的。其二是加快了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以自觉的更新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其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四是银行战略的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实力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会对经济周期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尤其会改变过去那种激烈的爆发方式，而以经济停滞为主要表现，即如果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则有可能就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其次，要用创新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来重新认识经济危机。“创新”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到六、七十年代，创新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和新组合取代旧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停滞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使创新具有国际性。东南亚各国60年代以来的发展，无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巨额资本输入，又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市场，形成了区内多个金融中心。资产迅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一片繁荣。然而，当创新成果的先导优势缩小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开始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日益饱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放慢，这种情况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最早出现。当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灭后，这种状况就迅速波及整个地区，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经济停滞在这些国家提前发生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的新一轮创新中，各国在产业技术上已没有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开放的市场更使自我发展的机会减少，战略调整的最佳时机错过；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受到市场需求或自然资源本身的限制，又因为成本太高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优势。
二、复杂原因背后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金融危机引来人们对地区经济的彻底反思，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比如，日、韩等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企不分，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泰国的国家机器失灵，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经济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有分析认为，美国现时经济的泡沫同样严重，尤以股市为甚，不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连政府收入也计划投入，对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疯狂。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此外，腐败、外债乃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课题，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认为，不能将经济和制度上的所有问题都视为危机的原因。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增长的危机，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了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美国，80年代通过加强监管和债务重组，成功解决了当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问题，而同样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来严重的惜贷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经济调整和科技创新保持了经济增长，而日本却陷入了停滞。因而说，导致东南亚经济这种增长停滞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一）注重财富积累，忽视竞争力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这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财富的聚集，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巨额财富取得后，忽视竞争力的提高也成为必然，何况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好的地区积累的财富又涌向落后地区，重复过去的发展，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弊端：
其一是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亚洲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远远多于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房地产还占有相当比例。
其二是错过经济调整时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取代资本投入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科技先导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麦卡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世界著名大企业兼并10年后仅1／4赚回所花费用，但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此，可以说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反观东南亚各国，除日、韩通过兼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外，其他各国多半没有通过兼并战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
其三是增加了竞争成本。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导致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随之升高，使得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场。巨额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索罗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机可乘的标准之一，就是信贷抵押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这使东南亚金融市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并最终受到灾难性打击。
（二）“冒进战略”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进战略”指越过工业化进程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战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以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高楼、股市和高消费成为现代化的标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务人才。这种战略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它的消极方面在于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为例，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大举向广东转移。与现代化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反，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企业使很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产业创造的财富与产业竞争力不成正比。70年代台湾要向香港购买电子产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当金融危机使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随楼价股价暴跌而骤减后，香港已开始反省其工业的倒退。事实上，不管是后工业化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品更新与交换、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经营方式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动力等，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信息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工业和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并未下降，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更是不断升级，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推动相互受益，正如“创业基金”推动高科技发展、杠杆借贷推动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隐患在于其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金融贸易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迅速流动，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对传统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已经有人对上海金融贸易中心战略下的产业优势衰退提出质疑。另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最新报道称，1998年美国约14％的股票交易是网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这被称为是给华尔街带来的坏消息。相信这只是挑战的开始。
（三）“拿来主义”跟不上创新的步伐
创新在世界领域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的创新，二是后进国家的模仿。模仿在东南亚各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领头羊日本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至。可以说，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拿来”之风盛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经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然如此，为何这种模仿没能顺利地使东南亚各国跟上新一轮创新的步伐呢？显然对“拿来主义”也要进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国人所著《日本的阴谋》一书曾轰动一时。该书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一举击败美国的电视、半导体行业。由此也引起美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加强了美国人严格控制本国技术外流、粉碎日本成为世界知识密集型产业头号大国梦想的决心。此后通过在技术开发与转让、反倾销和涉外投资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头羊，也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远远抛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