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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的重要性实用13篇

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闽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闽南文化的重要性

篇1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篇2

1.国外现状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有三十个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学校必须开设包括本州的历史、文学、语言等内容的乡土文化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提倡学生走出学校和课堂去亲身“感受”身边的乡土文化,他们经常把他们的课安排在社区博物馆,并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古战场、古工场的遗址、古旧建筑、古代桥梁,观看过去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衣服等,以增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感。在美国,大多数较大的社区都有针对地方社区或州历史开办的展览,尤其欢迎学校团体去参观,地方博物馆还伴有导游指导。此外,几乎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位或几位老人把他们的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研究地方文化上,学校鼓励并提供多种机会使学生和他们相接触,这些研究者不仅负责向学生们讲述社区过去的故事,而且还能够指导教师去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教学资源。

2.国内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语文教学大纲目标体系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但乡土文化资源仍存在着被严重的边缘化的倾向。我们曾把厦门市同安区六所学校的学生和语文教师作为初试对象,发放500份调查问卷进行检测。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三分之一的教师对闽南乡土文化知识并不是特别关注。在语文课堂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很少在教学中融入闽南乡土文化知识的内容,即使有关的课文可以很好地结合闽南乡土文化知识加以拓宽和加深,教师也由于时间的限制或者应试的心态而舍弃。67%的学生对闽南乡土文化知识的了解都比较少,54%的学生的知识只限于课本上的内容和课堂上教师教授的内容。学生们对麦当劳、肯德基越来越喜欢,对粽子、年糕越来越陌生;对情人节、愚人节很推崇,对七巧节、端午节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

二、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现状的主要成因

1.应试教育是其主要原因

应试教育导致教育目标的狭隘化。语文教学注重工具性,忽视人文性。“重知识传授,轻思想教育;重习题训练,轻生活实践;重分析讲解,轻形象感染。”这样,学习范围局限在课本的框架内,孤立于自然生活和生活之外,学生所学知识普遍脱离生活实际。其次,应试教育不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成为按固定模式改造人的“教育机器”。人的个性发展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个封闭禁锢的、狭窄高压的“牢笼”,这样培养的结果,充其量只能是一些操作型人才,而不是创造型人才。

2.教学评价体制的导向

现行的教学评价体制还是以分数的衡量作为主要标准,在这种评价体制的引导下,学校和老师为了考试取得高分,为了提高整个学校的教学成绩,只是强调考试内容的学习和巩固。而很少或者根本不教授课本以外的知识,即使它们对学生的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形成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的对策

1.闽南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上的运用应得到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充分重视

目前,发掘乡土文化的语文资源,重视把乡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重要性在国内的语文教育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厦门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副主委林成德在十一届市政协三次会议上的建议对我市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闽南文化和闽南语培训。他认为语文教师担负着语言文学的教学和传播文化的任务,如果能在语文教学中向学生灌输闽南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闽南文化和闽南语的兴趣,对闽南文化的传播和闽南语的保护有很大的帮助。在语文教学中引入闽南方言,用它来辅助教学,往往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学校应加强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校训、标语、文化墙、知识走廊都可以和闽南文化相结合。提倡课堂讲普通话,课外讲闽南话并帮助外来学生学习闽南语;可以邀请专家或退休老教师开设闽南语讲座,营造浓郁的学习闽南文化氛围。笔者所在的厦门同安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陈少敏牵头利用同安丰富多彩的教育字眼开发了以同安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校本教材——《同安风情丛书(全六册):同安儿戏童玩、同安儿歌童谣、名胜古迹、方言典故、传统饮食、民间故事》,旨在传承、弘扬闽南文化。笔者所在的学校厦门市五显中学也开设了《答嘴鼓》校本课程。

2.把闽南乡土文化资源引入到语文课堂教学中

篇3

泉州学前教育专业不把闽南语教学作为独立课程,我也没有学习参考的对象,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校没有设置该课程,安排专业老师授课,我就利用第二课堂时间给学生讲闽南语。我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对授课内容兴趣浓厚,好学乐学。我首先利用多媒体教学,看视频动作,听标准发音。对一些特殊名词进行解释。我校学生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教学童谣俗语相对简单,学生学的速度也快,一教即会,不存在语言沟通困难。但随着时间流逝,闽南许多名词古今叫法不一致,不同地方的称呼也不一样,如“漂亮”在闽南称“水”、“水茫茫”、“好叫”、“演岛”,我根据童谣俗语的内容选择。教唱童谣关键是解释几个词的含义,这几个词会了,学生就掌握了。如《老鼠仔》:“老鼠仔,钻壁空,一暝不困,蛲蛲动,一只一只想偷食,人人看见都卜掠。”歌词中,我重点解释:一暝:一夜;蛲蛲动:到处乱窜;掠:抓。利用网络了解答嘴鼓、高甲戏、快板、顺口溜、民间风俗习惯等闽南文化知识。其次感受闽南风情。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乡镇,我们让她们带来家乡食品:双糕润、酵果、米粿、肉粽、炸枣、麻糍、春卷、麻枣、碗糕等。要求她们先了解整个制作过程,然后向全班同学介绍操作细节。通过品尝实物,很多同学回家还和家长动手制作。最后收集材料。鼓励她们深入生活,到农村寻找闽南文化的踪迹;探访闽南古大厝;听闽南民间故事;看梨园高甲木偶戏;讲闽南五色话;吃闽南特色小吃。有的学生还找到淡出历史舞台的物品,如石磨、蓑衣、油纸伞、竹蒸笼、竹火笼等,并拍成相片,整理成册与同学共赏。在班级营造语言环境,提倡用闽南语交流,组成闽南语兴趣小组,组织同学根据童谣内容设计表演动作。编排《天黑黑》、《扒龙船》、《挨砻挨欺塸》等节目参加文艺汇演。

篇4

现代年轻的父母都是新一代的独生子,他们重视普通话和英语,日常交流很少讲闽南话,想让他们教孩子闽南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幼儿教师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如果她们对闽南文化感兴趣,就能起到传承作用。可惜我市没有独立课程,让学前教育学生进行系统学习,她们掌握的闽南文化知识不多,闽南文化只存活在老一辈的心里,如果不拯救,这些传唱几代人的闽南方言童谣就会逐渐消逝,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就会濒临灭绝。

我们应把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闽南文化传承者,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她们将来在幼儿纯洁的心灵深处播下美好的种子,使幼儿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成为21世纪爱拼才会赢的新一代闽南人。

结合教学实践,我从以下方面教学生学闽南语。

一、编辑简单校本教材,做到有本可依

泉州地区没有统一的闽南文化教材,因此我们立足本土文化,着力构建校本课程,努力挖掘本土适合幼儿教育的教学资源,发挥独特的教育作用。让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传承与弘扬,让学生做到有本可依。教材中主要包含三大块知识:

1.闽南童谣以闽南方言进行创作和传唱,在韵语与平仄的节奏上充分体现闽南语的精髓,内容上融入闽南方言的词语、俗语、闽南历史等,简单有趣,朗朗上口,极具童真趣味。它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而且处处体现着闽南人的生活气息,是闽南地区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素材。

童谣是孩子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把这部分作为重点,我对网上400多首童谣进行精挑细选,根据内容的深浅、篇幅的长短、儿童年龄特点进行分类,从中选取大约一百多首并整理成教材。在课堂上边教边唱,学生兴趣浓厚,诵读声此起彼伏,嬉笑声不绝于耳。她们会利用课余时间一唱一搭,教室中随时会飘出“一的炒米香,二的炒韭菜,三的锵锵滚,四的炒米粉,五的五将军……”“火金姑,跤落涂,坐我船,拍我鼓……”等经典童谣。

2.闽南俗语谚语,是群众所创造的,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它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诙谐有趣。央视名嘴宋英杰对此大加推崇,认为有些谚语”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我从网上挑选1000条俗话谚语,并根据内容分类整理:如(1)民间气象谚语“春天囝仔面,一日变三变”“干冬至,湿年兜。(冬至与春节晴雨反相)”、”七月厚风台(农历七月台风最多)”等。(2)“食”的养生:“腌腌吃”“旺旺”大:食循,较好食(火君):冬节有食补,春来会打虎:食补值睡补冬:食菜头食姜,免请医生免烧香。(3)老人家:老人食麻油―闹(老);食老三项歹,见风流眼屎,说话会答歹,放屁兼漏屎。当学生读到这些俗语时,笑声不断,兴趣浓厚,放假回家学生还会主动收集农村失传的俗语,遇到合适的场合还会派上用场。学生惊讶,这些俗语谚语对生活概括得很贴切,是经验之谈,闽南居然有这样好的地方文化。

3.节日的习俗。我通过网络和农村老人了解每个节日的习俗,并把每个有特色的闽南节日习俗整理成册,在课堂中讲授。如端午节除了包粽子、划龙舟外,闽南还用煎堆补天,吃梧桐叶包的酵果,小孩当天还用艾叶烧水洗澡――预防夏天长痱子,家家户户为了辟邪还在门窗上挂榕树叶。端午节有的吃有的玩,同学听完这些习俗普遍感兴趣。七月初七,在闽南当天要吃“糖果”(用糯米粉加糖制成,还要洒些花生末),新生儿要做“新契”,就是新拜“七娘妈”为“契母”。在“七夕”,还要解去新生儿在端午节系于手腕上用五色丝线搓成的“续命缕”,将“续命缕”和香粉作为一包掷置屋顶上。到十六岁那年的“七夕”要“洗契”。人们把早已准备好的胭脂、花粉、鲜花等物,用红髻索捆扎起来,抛上屋檐顶,责罚喜鹊衔送到天河边,供织女梳妆打扮会牛郎。学生对这些民风民俗都很着迷,表示传统特色民风民俗不能在这代人断链,要延续和发扬。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假如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

二、灵活应用课堂教学方式,摸着石头过河

泉州学前教育专业不把闽南语教学作为独立课程,我也没有学习参考的对象,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校没有设置该课程,安排专业老师授课,我就利用第二课堂时间给学生讲闽南语。我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对授课内容兴趣浓厚,好学乐学。我首先利用多媒体教学,看视频动作,听标准发音。对一些特殊名词进行解释。我校学生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教学童谣俗语相对简单,学生学的速度也快,一教即会,不存在语言沟通困难。但随着时间流逝,闽南许多名词古今叫法不一致,不同地方的称呼也不一样,如“漂亮”在闽南称“水”、“水茫茫”、“好叫”、“演岛”,我根据童谣俗语的内容选择。教唱童谣关键是解释几个词的含义,这几个词会了,学生就掌握了。如《老鼠仔》:“老鼠仔,钻壁空,一暝不困,蛲蛲动,一只一只想偷食,人人看见都卜掠。”歌词中,我重点解释:一暝:一夜;蛲蛲动:到处乱窜;掠:抓。利用网络了解答嘴鼓、高甲戏、快板、顺口溜、民间风俗习惯等闽南文化知识。其次感受闽南风情。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乡镇,我们让她们带来家乡食品:双糕润、酵果、米、肉粽、炸枣、麻糍、春卷、麻枣、碗糕等。要求她们先了解整个制作过程,然后向全班同学介绍操作细节。通过品尝实物,很多同学回家还和家长动手制作。最后收集材料。鼓励她们深入生活,到农村寻找闽南文化的踪迹;探访闽南古大厝;听闽南民间故事;看梨园高甲木偶戏;讲闽南五色话;吃闽南特色小吃。有的学生还找到淡出历史舞台的物品,如石磨、蓑衣、油纸伞、竹蒸笼、竹火笼等,并拍成相片,整理成册与同学共赏。在班级营造语言环境,提倡用闽南语交流,组成闽南语兴趣小组,组织同学根据童谣内容设计表演动作。编排《天黑黑》、《扒龙船》、《挨砻挨欺》等节目参加文艺汇演。

三、教学效果

我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幼儿教师,据她们的介绍,她们在幼儿教学中会讲一些闽南文化知识,教一些经典的闽南童谣俗语,动手做一些简单的食物,让幼儿带回家给父母品尝,鼓励幼儿用闽南话交谈。本来有近六成的家长反对孩子学闽南语,担心教闽南语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普通话发音,但事实证明它能够促进幼儿感知力、记忆力、想象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当孩子和爷爷奶奶手推着手,一起唱:“挨砻挨欺,杀鸡请舅舅,舅舅吃不完,请客鸟――”那熟悉的旋律又奏起来,我们仿佛回到渐渐远去无忧无虑的童年。

闽南语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它本身是闽南地区、台湾地区的方言,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面对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冲击,闽南话正面临边缘化,如果不加以保护就有可能消失。厦门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传承保护闽文化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2010年在厦门市18所小学、10所幼儿园试点教学闽南语课程,希望我市能在学前教育中进行闽南语教学,将来在幼儿园、小学和初中进行闽南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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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导医的职责包括:迎宾服务职责、导诊职责、咨询职责、管理职责、安全防范职责、信息收集反馈职责、护理观察职责等,是方便体检客人,配合各种检查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为普通话沟通困难的者提供更多方便和情感上的信任感与安全感,通过“闽南语、普通话”双语进行导医服务,大大的缩短了体检客人的体检时间,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以“客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促进我中心的发展,提升我中心的信任度,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闽南语、普通话”双语进行导医服务在健康管理中心的应用探讨如下:

1 服务对象

只懂听、说闽南话人群

2 双语导医人员的素质要求

掌握闽南语,具有高度爱岗敬业精神和主动服务理念,良好的职业举止和较高水平的双语语言能力,思想上确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帮病人之所需,掌握沟通技巧,提高语言的艺术性,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医学边缘知识。

3 双语导医服务形式与内容

双语导医人员不仅要对每位客人进行分诊、导检、管理,护理观察等工作,并且要面对不同的体检客人的咨询,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还要用闽南语来给予恰如其分的解答,用清晰明了的语言使体检客人了解想要的诸多问题。如:您做检查是需要做哪些准备?您接下来要做哪些项目?等等。双语导医用温馨的两种语言为等候的客人介绍相关体检流程,尽可能缩短客人检查等待时间,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虚心听取客人对我中心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针对不同体检客人需求改进工作。

4 体会

4.1双语导医的重要性

在工作的过程中,面对闽南本地人较多,体检客人的多样化、多层次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由于他们对医院的恐惧,再加上语言不通,更加需要双语导医的的热情服务,因此双语导医服务是减少客人投诉和不满的重要服务之一。客人在体检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医技水平高超的医生检查,而且还需要有热情、周到的双语导医为他们服务。当今经济的竞争是技术与服务的竞争,优秀称职的双语导医工作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工作中出现的差错。通过双语导医的引导,不仅为体检客人提供了便利,而且在她们的帮助下缩短了客人与医护人员沟通的差距,满足体检者的需求。

4.1双语导医的有效性

高质量、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是健康管理中心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工作的过程中,更好的将闽南语和普通话相结合进行导医导检服务是今后导医工作的重要服务之一。将双语导向,咨询、分诊、健康宣教贯穿于体检过程中,让来我中心体检每位客人及家属有一种安全感和亲切感。增强双语导医的责任感和质量意识,减轻了体检客人在体检过程中焦虑不安的情绪,为客人的要求提供优质的服务。制定体检客户满意度调查,定期对体检客人进行满意度调查,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双语导医和体检客人的沟通,及时化解体检者的不满和焦躁情绪,同时护患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有效的预防不满投诉和不必要的纠纷。

参考文献:

[1] 张莉,杜修春.门诊导医咨询护士的设置作用及素质要求.川北医学院学报,1999,1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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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从科学教师自身入手,具体如下:1.加大资源开发与利用宣传。让每位教师认识到科学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邀请民俗专家开相关的讲座、开展相关的风土民情、乡土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竞赛等;2.密切家、校、社会联系。科学课程资源利用与开发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需要取得广大教师认可同时,还需争取家庭、社会的支持,只有三方面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应。如邀请学生家长、民间艺人、文物专家、技术员等等,召开家长会、座谈会,让他们了解科学课程资源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让他们为学校献言、献策,取得家长理解与支持,这样一方面解决学校、教师力量单薄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较大程度上增强乡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效;3.走出校门,了解资源。组织科学教师走出校门走进社区、文化部门、大自然、名胜古迹等了解当地民俗风情、乡土地理、传统文化,亲身体验本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地理、文化等增长他们的见识,扩大他们的视野;4.走进社区,体验生活。如联系周边的工厂、农场等让科学教师们能亲历生产全过程,从中获得对生活更多的认识。

(二)营造闽南区域的科学教育氛围

农村具有较宽敞的校园环境,对这些环境进行合理改造,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进行校园的绿化、美化,如柔软的人工草操场、假山、喷泉、闽南特有的植物龙眼树、芒果树等,构建充满生机的校园景观。其中,根据闽南人的衣、食、住、行、玩等特点建设一条闽南文化长廊,包括“闽南生产生活用具体验园”和“闽南童玩展”等,展示富有民间特色的各种农具及工艺品,营造浓厚的闽南科学教育氛围,培养学生热爱乡土和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情感。

二、体验闽南区域特色生产生活,科学继承民族传统文化

饮水思源,勿忘传统。通过收集建立闽南农家生产生活用具展室,让学生充分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并让学生走进农村,体验农村生产生活,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感悟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增强学生利用科学知识,服务农村群众、服务农村社会的责任感。

(一)建立闽南农村用具展室,体验闽南农家生产生活

收集农家生产生活用具,建立闽南农家生产生活用具展室。展室分成两大展区:农村生活用具展区和农村生产用具展区。生活用具按照“衣、食、住、行”的顺序展出,生产用具按照“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顺序展出,了解四季变化及闽南农村生产生活。组织学生参加科学实践教育活动,如水稻种植过程体验、闽南小吃制作体验、豆制品的生产体验和鲜花保鲜的探究实验等。另外,通过“水稻生产过程体验”让学生深入农村请教农民学播种、插秧、施肥、进行田间管理、水稻收成一系列过程,真正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体验到农民生活的艰难,获得劳动科学技术教育,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另外还开展了盐水溶液对鲜花进行保鲜探究实验,并把研究成果服务闽南农村的花农。

(二)挖掘闽南区域科学教育元素,开展闽南区域科学教育活动

开展以“弘扬民间艺术,振兴民族精神”为主题的闽南科学活动,将优秀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民间艺术内容融入学校科学教育教学活动。制作闽南童玩,玩闽南游戏:制作陀螺、竹蜻蜓、铁圈等,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设计,如用各种废弃材料动手设计制作自动竹蜻蜓、各种陀螺……将闽南民间优秀的、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传授给他们,让孩子们体会浓厚的乡情气息,并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孩子认识了闽南地区的动物:如昆虫类,童谣中有“龙眼鸡”(龙眼树上的一种昆虫),美而艳丽,被称为“会飞的花”,蝴蝶叫“尾蝶仔”,荧火虫叫“火金姑”或“火金星”……了解了“万物普遍联系”所蕴含的朴素哲理,如从闽南童谣中的“割草饲(喂)牛,牛卖银,银娶某(妻),某生囝,囝种塍,塍生粟,粟饲鸭,鸭生卵,卵请客,客,尿浇花,花结籽,籽契(榨)油,油点火”了解自然界生物之间存在的食物链及生态平衡等。校园成了孩子们学习传统科学文化的乐园,继承前辈优良传统的摇篮,处处洋溢着鲜活的科学教育教学气息。

三、创编闽南区域特色科学案例,丰富科学教育活动内涵

在开发科学课程的过程中,紧紧依靠教师、学生和社会的力量,充分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强化科学课程资源的挖掘,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以兴趣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因此,我们所开发的科学课程突显闽南农村的教学特色。

(一)创编闽南区域特色的科学案例,充实已有科学教学素材

通过调查了解,我们紧紧抓住动植物、环境等资源,并以此为主要题材,在学习《形状结构》单元《搭房子》后改编成《建闽南建筑》,创编《玩陀螺》等作为科学校本案例,纳入学校的科学教学中。在此基础上,开展以家乡著名建筑(名胜古迹)为主题的活动,组织学生听取乡土研究专家的讲座,组织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带领学生实地寻访闽南的历史,参观闽南的名胜古迹,渗透闽南科学文化教育,以方案设计、手抄报、建筑作品等途径引领学生描绘家乡未来的蓝图,通过一系列活动,乡土知识通过科学教育在学生集体中得以普及,得以传播并渗透,爱校、爱乡、爱国的情感紧紧扎根于学生的心中。

(二)发挥闽南区域动植物资源优势,渗透生态环境保护教育

“科学课程的内容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双方面的需要。应选择贴近儿童生活的、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和有利于为他们的人生建造知识大厦永久基础最必需的内容。这些内容需加强科学各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合。”

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双方面的需要,课堂是主要阵地。真正发挥这一阵地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等资源。在学习《我眼里的生命世界》基础上,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研究昆虫》《观察蝌蚪》等课,均是利用本地区各种动植物、闽南文化等资源开展科学教学。例如,《认识昆虫》这一课教学,对于闽南地区特有的昆虫学生已有的认识不少,哪些问题是学生最想进一步研究呢?请看下面的教学片断。

师:你们一定知道了不少有关昆虫的知识或者有趣的事吧!谁能说一说?

生:谈论已知昆虫的方方面面,包括查阅的资料、小故事、问题等感兴趣的内容。(通过交谈了解学生对昆虫的已有认识,并激发学生对昆虫产生探究的兴趣。)

师:你们还想研究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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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动。语言情感是使用者内心对语言的稳定、深刻而持久的评价,包括正面评价(如喜欢)和反面评价(如害怕、困难、不喜欢)。正面评价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接受和喜爱,是非消极性的情感,反面评价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排斥、害怕和恐惧,是消极性的情感。语言情感是一种语言在使用者内心的体验,是某个群体接受或学习一种语言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可以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了解某种语言在学习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透析语言使用者产生该情感的认知因素。对语言情感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很关注,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上存在一些盲点。有些研究者将语言情感与语言态度混淆使用,在研究中忽视情感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忽视了情感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情感是一个过程,要以认知为基础,认知产生情感,对事物的感知影响着情感。同时我们也认为,情感还受行为的影响。以往对语言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从人类学及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华裔的融入程度和华人的属性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调查不同方言区民众对普通话、方言的情感认同、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的情感认同、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但是,在语言情感的研究中还鲜有将母国语言和居住地语言、他国语言的情感认同放在同一层面探讨的。众所周知,菲律宾与中国往来甚早、历史上贸易往来频繁,根据菲律宾移民局2012年的统计,在菲律宾国家中,华人血统约占百分之二十;以菲律宾现有的人口来说﹐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一千万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在菲华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属于闽南人。华侨到达异国,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居住国的文化,进行自身的本土化过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在菲华人经历了受排挤、菲化的过程,之后日渐融入菲主流社会,在形式上成了菲律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在东南亚的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并已经在社会和文化上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处的社区和民族群体,虽然他们有一部分还会说方言或普通话,但他们所讲的方言可能已经被当地语言涵化了。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同方言也就是认同民族语言。对于菲律宾华裔来说,汉语就是菲律宾华裔的母语,闽南话是他们的母言,对闽南话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根据我们调查得知,闽南话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菲华后裔在语言学习中大多先学会说闽南话,菲律宾的华裔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大多靠闽南话来保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华裔对母国语言包括汉语和闽南话的情感认同意义重大:了解华裔对祖籍地语言情感的认同,可以揭示华裔对祖籍国认同与祖籍地认同的联系和差异;研究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了解这个群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度;了解东南亚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有效地针对华裔的语言情感,有的放矢地开展汉语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菲律宾的华裔结构和华裔融入居住国的过程在东南亚具有代表性,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认同是研究华裔语言情感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因此我们选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菲律宾特殊的语言环境,大多数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从小都接触闽南话、汉语、英语和菲律宾语言;因此,为了有所比较,我们将以上四种语言的情感放在同一平面做比较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过去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大多运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最典型的做法是问卷调查和变语配对研究。问卷调查一般采用由被调查者自己填答问卷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在与被调查者的接触中调查的目的已经有所暗示,调查结果缺乏客观性,结果的深度不够。而变语配对法则受到测试样板语言能力差异的干扰。我们认为,当下更应该在语言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思维优势,用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阐释。

心理学的“自由联想”被称为“联想实验的基本方法之一”①,是通过调查潜意识对外在刺激的反应来获取个体头脑中的认知信息。将联想到的词联系起来,就可能完成对一个人心理情结的了解,也证明了人们所无法直接接触的潜意识的存在。②这种方法是一个人在某个节点上对词汇的激发与激动,表面上看反映了一个人的词汇储备量,实际上是从潜意识里激发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现状及生活现状的写照。这种测试方式可以摆脱传统的“问卷调查”方式的缺点,摆脱已定的概念形式,更深刻地挖掘受试者未被人发觉的内心深处的认知反映,推测思维主体由此得出的选择性行动。因此,本文将通过心理学的词语自由联想方式获得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汉语”乃至“英语”、“菲律宾语”四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有效地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这一群体对这四种语言的情感认知,分析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的认同度。

二、调查过程与数据分析

我们把初到福建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厦门海外教育学院14人、福建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9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43人。分别以“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作为目标刺激词语,并设置“运动”“美食”“海洋”“报纸”等非目标词语作为干扰词,要求被试在刺激词呈现后立即把他想到的任何词记录下来,数量不限,每个刺激词间隔20秒。为了尊重联想的规律,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被试者的书写速度,我们允许被试者用最熟悉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汉语或者菲律宾语等)书写。本次实验共回收样本86份,借助excel统计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1.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分析(1)数量分析扣除字迹不清或语义相近替代,(如“非常难”“很难”取一个代替,“奶奶”“我的祖母”取一个代替)。这样对“闽南话”的刺激联想实验共获得209个数据,其中包含80个词语。我们首先对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进行统计。因为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被联想到的词都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认知情况。同样是联想,“第一个被联想到的”和“第二个被联想到的”、“第三个被联想到的”对于认知的关联性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更有价值,在联想者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性更高些。在86份样本中,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40个。其中“第一次被联想到的”包括:家庭成员“爸爸”“妈妈”等7人次,“家”的概念包括“家”“家人”“家乡”等9人次,与“中国”概念有关的2人次,与“华人”概念有关的4人次。我们将被联想到的词分成两类:消极意义和非消极意义,所谓消极意义就是削弱对某个主体的认同感,非消极意义包含积极意义和中性意义,就是增强或保持对某个主体的认同。对“闽南话”的联想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有四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36:4。(2)“加权”分析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被试者整体的认知情况,我们认为仅仅考虑“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还是过于片面,因此,我们试图用“加权”统计法进行统计,将受试者的认知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具体做法是:设定“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为2,“第二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1.9,这样依次类推,第三个为1.8,第四个为1.7。例如,“家人”这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4次,得4×2分,“第二个被联想到”2次,得2×1.9,“第三个被联想到”1次,得1×1.8分,“第四个被联想到”0次,得0×1.7分,“第五个被联想到”1次,得1×1.6分,那么“家人”的权重得分就是15.2。我们对在刺激词“闽南话”的刺激下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词语进行加权统计。我们发现: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包含特殊积极情感的“家”的概念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家乡”“家人”“家乡话”“父母”等,其数值总数是83.9。通过刺激词联想到的地名有“晋江”“厦门”“中国”“泉州”;蕴含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有“(很)想学”“我会说一点”“我会说”“(很)有趣”“(很)难”。其中,“听不懂”“(很)难”具有消极意义,非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和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比是334:19.4。

2.刺激词“汉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汉语”的联想,我们共获得295个数据,共包含97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29个。其中“(很)难(学)”被第一个联想到的次数最多,达到20次,其次是“中文”“中国”“中国人”。在以上词语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很)难(学)”“复杂”两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18:2。以上词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复杂”“(很)难学”,消极意义主要集中在学习的难易上;“丰富”“国际语言”“需要”“重要”等均具有非消极含义,含有对语言地位、学习重要性等的评价。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非消极意义的词语数量与消极意义词语的数量比是20:2。刺激词“汉语”获得的加权总数值是364.5,其中含有消极语义的数值是64.2。非消极语义与消极语义之间的权重比值是300.3:64.2,二者接近5:1。

3.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13个数据包含92个被联想词,我们同样做了同义归类,如“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通用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致,我们选择了“世界通用语言”,这样共获得第一次被联想到的词语40个:以上词语中“复杂”和“很难”具有消极的意义,主要是学习的难易上的情感,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有“国际语言”“国际(化)”“(世界)第一语言”“不难”“不太难”“喜爱”“好”“世界通用语言”等。在加权统计中,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消失了。以上的词语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表示学习的感受,如“不太难”“(比较)简单”“容易(学)”“有趣”“喜爱”;第二类表示语言的地位,如“(世界)第一语言”“(世界)通用语言”“全球化的语言”“国际(化)”“(很)重要”等;第三类表示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如“语法”“书”“美国”等。关于“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89.1,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为0。4.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分析华裔在菲律宾生活,主观上需要积极融入菲律宾社会,菲律宾语是生活中必须要使用的,因此我们还对“菲律宾语”做了测试,共获得180个数据包含74个被联想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有。我们获得权重数值239.9,其中具有消极意义的4,占1.7%,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权重值是235.9,占98.3%。

三、数据分析获得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测试和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刺激词“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被联想的权重值分别是351.4、364.5、289.1、239.9,对“闽南话”“汉语”的联想值远远超过对“菲律宾语”的联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受试者对汉语和闽南话具有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开阔的想像空间根源是什么?是对祖籍地或祖籍国的向往?是受长辈的影响?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在对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了“印尼”“西班牙”“普通话”“汉语”等的字眼,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语言的情感是复杂的。假如我们将语言情感分成若干维度:亲切度、全球影响度、易懂度、个人喜好度,根据词义的情感内涵,我们把联想到“家”“父母”“故乡”等概念的视为语言的亲切度,把联想到“有用”“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等概念的视为全球影响度,把联想到的“(很)容易”“好学”等概念的视为易懂度,把联想到“丰富”“有趣”“有意思”等概念的视为个人喜好度。那么四种不同语言的四个不同情感维度的权重值分别如下表:以上统计显示,英语属于全球影响度高的容易获得的语言,汉语属于亲切度高的有归属感的不容易获得但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度的语言,菲律宾语属于亲切的容易获得的全球影响度低的语言。在四种语言中,闽南话的亲切度最高。在对“汉语”的联想中,“(很)难”是一个被高频联想到的词语,但是又联想到“必须学”“很重要”。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容易”“好学”被高频率联想。即便被试者认为闽南话和汉语的易懂度低,但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这两种语言具有较高的喜好度。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从根源上去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找适合语言特征的教学方法,将“难”变“不难”甚至变“易”,减少学习者学习汉语和闽南话的主观障碍。全球影响度反应语言的全球声望和地位,我们注意到,在对“汉语”和“英语”的联想中,“重要”“世界语言”同时被联想到,说明汉语和英语都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度,但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等词语被联想到的频次远远高于“汉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汉语和英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英语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易懂、易学、有趣,这种心理认知是否会促进学习者对英语的接近?亲切是情感认同与归属感构成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华裔与汉语、闽南话相关度最高的是他们的情感认同,语言的归属感是促进青少年学习该语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显示,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亲切度高,这可能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否可以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英语的工具性动机更强,而学习汉语的内在融入动机更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被试者对汉语的个人喜好度最高,我们认为这也是学习者接近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包括三个系统: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认知是情感的源泉,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是行为活动的源泉,以行为活动为导向,这三个系统互相作用、互为前提、共同发展;认知改变情感,情感影响认知。同样,情感对人的行动可以起到积极地增力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减力作用。积极地情感能提高人的积极性,消极的情感会削弱人的活动能力。一般来说,正面认知产生积极情感,积极情感产生积极地行为,但是也有三者不和谐的情况。华裔在接触和使用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和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影响着华裔的行为倾向,在联想中,出现“喜欢”“必须学”“我想学会”,说明不管是从对汉语的情感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或者是学习者的态度,华裔都对汉语的学习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和正面的行为倾向。但是对汉语又有消极的认知,如汉语“很难”。显然,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系统中出现了不和谐、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消极的知再加强,可能就会影响学习者的情感,甚至行为倾向。那么汉语国际教育中如何减少学习者的消极认知、增强积极认知,减少不平衡现象,这是当前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关于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中,与“家”有关的概念如“家”“爸爸”“妈妈”“奶奶”“爷爷”以及“朋友”“亲戚”“华裔”“菲律宾华人”被多频次联想到;被调查者虽然生活在菲律宾,但是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家”的频次很少,由此我们认为:闽南话是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主要家庭语言,在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闽南话与故乡、亲人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语言上能找到家的情感归属,他们对闽南话的认同是主动的积极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基于一种很深的“家”的概念。即便很多被试者“只会说一点”闽南话,但他们“很想学会”。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故乡情感认同,对祖籍国和祖籍地语言具有较强的忠诚度?方言是民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系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汝杰,2009)我们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高频次地联想到家的概念,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也出现了“我们的母语”“家”等的概念,虽然权重值不高,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甚至是第四代华裔,在语言的认同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他们融入居住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闽南话”刺激词的联想中,出现了“(菲律宾)华人”“泉州”“厦门”“唐人街”“石狮”“晋江”“中国”“福建”“闽南”“华人区”等词语,而且,“中国”和“福建”被高频次地联想。我们认为,在菲律宾,在唐人街,闽南话是常听到的语言,闽南话似乎是福建乃至中国的指称,甚至可以认为,闽南话不止代表闽南,甚至代表福建或者是整个中国。闽南话在海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验中“(很)想学”“我会一点”“我会说”“(很)难”“重要”也被多次联想,这反映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学习和掌握闽南话的愿望。在对“闽南话”和“汉语”的联想中,与经济类有关的词语如“贸易”“生意”“商人”“国际语言”等被多频次同时联想。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除了特殊情感之外,华裔青少年想学习闽南话的目的是希望今后与中国与闽南有更多的合作与往来,他们学习闽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今后的发展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除了特殊的情感之外,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包含两个动机:汉语的国际地位很高,是今后世界通用的语言之一;学好汉语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与祖籍国进行贸易往来。闽南话和汉语是东南亚华侨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之一。因此,基于东南亚与闽南特殊的关系和华裔对闽南话的特殊情感,是否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闽南话的作用,发挥闽南与东南亚特殊的优势,在对其进行汉语教学中是否应该充分发挥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的情感认同和对闽南话的忠诚度,把闽南话作为在东南亚进行汉语教学的一门重要的中介语,促进家乡情感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播汉语知识,也不仅仅是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构建新的情感共同体。利用语言的认同感促进在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的汉语传播,促进各国华裔对母国的理解和支持,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推动母国在世界上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一种语言的失却,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内的相对性的消失。这就是所谓“苹果人”和"香蕉人"现象的本质。很明显,语言承载文化,在对汉语的联想调查中,有关文化的内容很少被联想到,这是否是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导向结果?长期以来,汉语的国际教育的目标是对汉语进行教学,让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汉语沟通能力并以此进行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是让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而是能使学习者在语言习得的基础上更好地与中国沟通,包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物,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健康、积极的关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各国间互相理解、沟通与融合。国家之间要相互理解,就意味着国家之间联系更密切,经济往来更紧密,人员交流更频繁。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摒弃了武力和战争,未来权力与地位之争是话语权力之争。几个强国推广自己的语言给周边国家,形成几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共现是主要的一种竞争形式。汉语的对外推广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融合理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融合文化因素是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进行汉语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情感和心理文化因素,在语词教学中渗入更丰富的文化因子,提炼更浓厚的华人族裔情感,宣扬他们先辈遗传下来的故土情怀;通过把语言教学同中华文化的传承更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难”变为不难,甚至变“易”,让学习者在爱好、兴趣和需要中获取良好的学习效果。

篇8

一、符号学与建筑装饰语言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符号分为标识符号、图像符号、象征符号,其中对象征符号的解释往往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是普遍观念与具有形象意义内容的结合。建筑独有的雕饰纹样向人们传递着文化意义和时代精神的讯息,当符号学方法被引入建筑设计中,人们十分关注建筑装饰图案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既是构成建筑艺术风格的重要元素。建筑纹样在某个时代下形成的图像符号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代表了幸福、平安、长寿、高贵等美好愿景。建筑中的雕刻装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主要用于外装修,雕刻形式有浮雕、线雕等,图案为几何图案、花鸟、人物等。红砖厝文化也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融于一体,石雕中的鱼尾狮可以看出受到南洋文化的影响,山花艺术透出伊斯兰艺术的气息。“饰中有意、意必吉祥”是建筑纹饰内在的发展动力,同样体现了纹饰符号象征意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

二、多彩绚丽的红砖古厝图饰

1.墙身图饰。红砖在烧制的过程中侧表面会规律性的烧出两到三条黑色纹理,称为“烟灸砖“。这是建筑图案的一种代表性符号,使得人们第一眼就知道这是闽南红砖古厝独有的视觉形象。空斗墙的组砌方也是闽南红砖厝的一大特色,是用红砖的侧面和平面交替筑成空心墙体,具有省料、隔音性强等优点。用空斗组砌的手法,配合两种色彩且规格不同的红砖组成的吉祥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特点,红砖组成的符号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砌成的几何图形有六角形、八角形、钱币形、葫芦形等图形,六角形符号代表“六六大顺”;八角形符号代表“八方如意”(图1);钱币符号代表着富贵财运;葫芦与“福禄”音似,葫芦图形又有福气的意思等等。砌成的文字图形有“福”、“帧薄“寿”(图2)等,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景。大小不同的红砖砌成的福字,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析出该图案的符号代表物是“福”,诸如此类的墙饰符号丰富了建筑立面的多变效果。

2.梁架图饰.闽南红砖厝梁架装饰以木雕为主,从精致的雕饰可以反映出木雕技艺之高,当然梁架雕饰的多少跟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地位有关。斗拱、柱头、梁架、门楣这些部位雕饰的主要内容是花、鸟、龙、凤等等,中国自古就以各种吉祥符号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并融入自己的文化。民间多以喜鹊喻喜气吉祥之事,“喜上眉梢”又是一种文化的延伸,“喜”是喜鹊,“眉”与“梅”谐音,因此喜鹊与梅花这种图饰在梁架处常见。龙凤是富贵、祥瑞的象征,龙有喜水、征瑞、示威的神性,凤有喜火、秉德、示美等神性,将两种神物雕刻在梁架处,便是“龙凤呈祥”,寓意一派祥和之气。鱼有富足之义,在檐边经常可见雕刻精致的石鱼,(图3)张着嘴巴,表情凶猛,身上雕花装饰,也有赈灾辟邪之义。这种装饰同时具有功能性及是一种排水系统,雨水可以通过鱼嘴排出,防止雨水淤积在高处。

3.规尾图饰.闽南红砖厝屋脊多为马鞍脊和燕尾脊,燕尾脊主要用于主厝,装饰相对华丽,马鞍用于护厝,两种形式相结合形成红砖厝独特的视觉风景线。在屋脊下鸟踏线以上的山尖称为“规尾”,规尾的装饰多为灰塑做成的浮雕,灰塑古称灰批,原料以石灰为主,是汉族传统的装饰工艺,色彩丰富,装饰题材广泛。灰塑的装饰呈对称性,图案较为复杂,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常见的有八宝图纹:元宝、珍珠、如意、葫芦、书卷、花篮、灵芝、云龙。从规尾的装饰图饰可以反映出居民的家况,如果一家规尾的图饰分别为书卷和长琴,可大概判断这家为书香门第,若规尾的图饰为元宝、云龙,大可断定此宅为官氏所居。规尾的图案装饰性极强,多有火纹、云纹为次,突显主体,有的时候会用长丝带将对称的图饰连结起来,复杂又不失美感,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红砖厝的规尾装饰图案繁多,雕刻精美,是闽南装饰雕刻技法的一大特色。

4.门窗图饰.门窗雕饰形式多样,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砖构、石构、木构。宅内面对庭院的窗子,一般为圆雕形式的石构窗,也称作什锦窗,有扇形、六角、八角、圆形等多种形式,这些石窗可以使宅内空间层次丰富,装饰图案多为花卉符号,花卉藤蔓缠绕在石窗的柱子上,象征园内如春,一派生气。一般普通的民居会在院内设置砖构窗,也就是通过错落地摆放红砖,使之透气、透景,红砖本身具有黑色纹理,因此这种方法垒成的窗户也具有装饰效果。砖构窗在马鞍脊建筑多为存在,和居民本身的经济状况也有关。

三、结语

篇9

1.地方方言包括闽南话单字,闽南话词语和闽南话句子,以及用方言讲述的地方故事,用方言传唱的地方戏曲

一种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要素构成的,语音是语言符号的声音要素,是它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符号的总汇,是它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符号的形态变化和组合规则,是它的结构规律。话语的设置,则是测试发音人运用方言的流畅程度,是表情达意的直接体现。

2.地方普通话则主要是用普通话讲述的故事和文本朗读

地方普通话包括三种:地普1,地普2,地普3,这主要是考察在方言的影响下普通话的应用情况,也就是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一个地方的方言,势必会深深地影响普通话的运用。

二、不同类型有声语言的建构设想

就语言本体而言,专家学者的前期论证,如曹志耘的《中国语言普查论证报告――汉语方言,汉语方言语音调查表和调查规范》,李如龙的《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和调查规范》,刘丹青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表和调查规范》等对全国语言调查有着建设性的指导意义。这些论证同样适合于泉州闽南方言的调查。

1.地方方言发音人

有4个,分别是老年男子,青年男子,老年女子,青年女子。4人有不同的任务,主要是考查老男和青男的声韵调系统和语音,主要任务都是由老男完成的。因为女子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她的话语腔调容易变化,而且女子在成年后嫁入夫家,夫唱妇随,女子的语音面貌会有大的改变。老年男子是重点,有语音系统,单字,词汇,例句、话语、对话六大项,青男任务其次,有语音系统、单字、话语、对话四项,老女和青女的任务一样,只有话语、对话两项。因为老男任务繁重,整个音系主要是以老男展开的。所以选好老男是调查成功的一半。

老男和青男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区别新老派的不同,绿皮书规定,老男出生年份为1940~1950之间,青男出生年份为1970~1980之音,前后相差30岁,我们在培训发音人时,应避免老男和青男互相就单字的读法交流,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新老派发音的纯正。

2.调查项目

(1)按照统一规范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调查手册》(文中简称为绿皮书)单字有1000个,涵盖了中古的36字母,16摄,平上去入,是数量不大而能反映一种语言概况的小型数据。此项工作重点考察该字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也就是要求发音人不读训读字、假借字、同音字、同义字,而是要读本字。

(2)词语1200条,主要是反映日常常用的,因为是照顾全国,所以有些词语偏于北方,而在南方方言中不太常用,此时可以补充同样意思的另一种说法,亦即同一所指不同的能指。此项都有具体的语境,所以应该不会有文白读的区别。在调查时,一定要发音人牢牢记住是说法,而不是读字。

(3)句子只有50条,每个例句都有不同的考察目标,比如宾语省略、语序不同、前后倒置等。发音人不能照文本用方言读,而是要在理解例句意思的基础上,用地方方言表达,这种表达肯定和普通话是有不同的,我们可以按常用度的大小,列出同一句子的多种读法。总之,例句是说的,而不是读的。数量看起来是少了些,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话语包括规定故事和自选话题两部份,前者是用地方方言讲出牛郎织女的故事,讲述时不能对照文本,讲述者必须提前熟悉故事和情节,在讲述时用方言讲述,情节可扩充,内容可增可删,这要求讲述10分钟。如果不能保证讲到10分钟,一定要保证它的讲述和自选话题合在一块达到20分钟。自选话题有10个题目,但是发音人应优先选择前面5个,而且不能和规定故事重复。话题内容应该能反映地方特色,如民谣,民俗,地方小吃等。如果一定要讲故事的话,注意不能和规定故事重复。

(5)地方方言除了以上的单字、词语、例句、话语之外,调查手册还要求发音人进行多人对话。绿皮书规定三人以上即可,但我们一般是选四个人来对话,即老男发音人,青男发音人,老女发音人、青女发音人。话题的范围在话语的10个题目中选,这一项要求时间为40钟以上。

3.地方普通话发音人

分为地方普通话1(以下简称地普1),地普2,地普3,如果用汉语普通话测试等级来说,要求地普1测试70~80之间,相当于三甲,地普2在60~70之间,接近三乙,地普3在60下以下,不入籍,接近于方言。地普的任务都是2项,先是讲述,用普通话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能照着书本读,而是和方言发音人一样,在理解的基础上,在不看文本的前提下,用普通话讲述。另一项是用普通话朗读2篇绿皮书指定的散文。这主在是考察语言在方言影响之下的变化。

三、实施方案

1.政府主导。“泉州市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次泉州地区闽南话的全面调查,它涉及到全市4个市辖区――鲤城、丰泽、洛江、泉港,3个县级市――晋江、石狮、南安,5个县(包括金门县)――永春、德化、安溪、惠安、金门以及它们管辖下的一百多个乡镇;覆盖面广,具有语言普查的性质。本项目的成功建设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和资金支持,需要得到语言学、社会学、信息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人才支持,及软硬件研发相关部门的技术支持。所以,这一项目的建设最好由市委牵头立项,统一规划安排实施。调查时,需要当地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他们发音人的遴选公告,这应该是多渠道的,包括纸质,有声和网络及朋友介绍、现场宣传,需要他们提供当地的记音场所和录音录像场所,包括场所的布置,及人员往来的接待等等。

2.学者承担。“泉州市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需要专家学者的全程参与。他们的参与为数据库理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持和技术支持,在数据建设中起引领的作用。可从高校抽调语言学、信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团,进行前期考察与论证性研究,制定一系列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一工作已由国家层面的专家做好,我们在建泉州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时可借鉴使用。

田野语料采集过程中,需要有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对口头语言进行文本转写与国际音标转写。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语言的调查和整理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时间长,工作细,来不得半点马虎。

数据采录过程,同样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员,这全程都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的。资料采录后需要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战略性、针对性、前瞻性的研究。

3.社会参与。语言有声数据库的采集来自于活生生的语言,所以,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发音侯选者越多,专家团队就能选出更好的发音人,课题需要选取出4位方言发音人和3位地方普通话的发音人。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发动当地的宣传部门,当地的电视台和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体。一方面,他们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晓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能让社会了解这一事件的进展情况,能够让调查的成果公之于众。

四、后续工作

泉州闽南方言有声数据库采录完成后,要充分重视数据库的开发运用,数据库的建设可与泉州的文化建设的“十二五”规划,与泉州的重点文化建设的项目,比如博物馆、文化馆、展览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结合起来,在本地的文化建设中,发挥语言文字资源的独特作用,使这个资源能够共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是东亚文化之都,我们可以利用语言有声资源库,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历史上的泉州,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的泉州方言,势必在本地、全国、东亚、亚洲乃至在全世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数据库和当时的语言比较,得出它们的演变、发展和滞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把实时状态的闽南方言发扬光大,扩大它的影响。以上两点,可以与泉州师范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闽南文化研究基地”和华侨大学的“丝绸学院”直接挂上钩。

我们可以借鉴国内其它地方的先进经验,可以在有声数据采录完成后,在网上推出一个展示网,后续的可以收集采录地方戏曲,民间歌谣,民间口头艺术等,用有声、可视的形式永久保存各种语言资源。

参考文献:

[1]张甘荔.泉州方言与文化[M].鹭江出版社出版,1994,15.

[2]李宇明.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J].中国语文,2010,(4):356

[3]郑国权.方言乃地方戏曲之母.

篇10

前言

观演建筑是指那些与音乐、戏剧观演有关,并对音质有较高要求的厅堂建筑。如音乐厅、歌剧院、大剧院、戏剧场、多功能厅、演艺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这类建筑具有其特殊性,其功能组成主要分前场与后场。所谓“前场”是指与公众直接对话接触的区域,例如前厅、休息厅、观众厅、走道、舞台、乐池等观众可以直接进入和接触的区域;“后场”是指后台、侧台、化妆、排练厅、道具、服装间等一系列演出保障用房及区域。

介于此类建筑的特殊性,恰当地抓牢几个设计要点,才能将其多属性、多专业的特性有机地组织起来,我的总结是:“视觉设计”、“声学设计”、“协调融合”、“以人为本”。

一、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心理研究表明,视觉系统就像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精密装置,奇妙的功能令人对造化之功赞叹不已。人的视听功能有特定的适应性,有了生物节奏的规律,于是才可能有悦目的效应。视觉有许多产生舒的本能反应,例如:图像的节奏感、秩序感,适当的色彩关系,因为吻合人的生理需要而产生的愉悦。

室内设计中对图形的应用和色彩的选择最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的视觉特质,从而带给受众群体直接的感受。观演建筑一般都会是当地比较瞩目的代表性建筑,如上海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青岛大剧院、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等,其不仅体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需求,更是当地文化精神的代言,作为观演建筑的室内设计更是肩负着文化挖掘的重任。例如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的室内设计中,设计思路始终与当地的文化相呼应,对厦门“鹭岛”的解读,以及对当地地方戏曲民间艺术等元素进行发掘,并通过提炼和深化,巧妙地与建筑元素结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又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符号,贯穿于室内公共空间的设计语言,给当地观众以新的文化诠释,也给外地观众以地方文化的展现。

(附图一)闽南剧院大厅设计中顶面的肌理、栏杆形态都和当地的文化元素的挖掘有关

(附图二)闽南剧院大厅栏板形态来源于唯美的舞蹈艺术

梵高说:“没有不好的颜色,只有不好的搭配。”而在最能体现人感性与敏感的特性并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中,色彩几乎可被称作是其“灵魂”。由于现代色彩学的发展,人们对色彩的认识不断深入,对色彩功能的了解日益加深,使色彩在室内设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色彩,是室内设计中最为生动、最为活跃的因素。色彩依明度、色相、彩度、冷暖而丰富多彩,而色彩间的对比调和效果更是千变万化的。

室内设计中按照不同空间的使用特性,或激情、或冷静、或温和……,观演建筑室内设计的色彩把握更是极为重要,空间性格的属性、导向功能、节奏等等都是我们可以通过色彩进行演绎的。

(附图三)闽南剧院大厅色彩的运用,以及材质肌理与当地元素的关系

(附图四)闽南剧院观众厅色彩与材质运用

二、声学设计

观演建筑与其他建筑的显著区别就在其“声”,即声学的超高要求上。特别是音乐厅、歌剧院建筑,音质设计在工程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功能上的要求所决定的。

“声”——声学设计,观演建筑的音质要求,主要根据该建筑的声学特性,各有其侧重点:以音乐演奏(唱)为主的建筑,要求声音丰满而不混浊,有足够的响度(音量),不改变演奏(唱)者原有的音色,并适当加以美化,均匀的声强分布,足够强和覆盖面大的反射声,从而获得较好的亲切感,低噪声和无音质缺陷;以语言听闻为主的建筑除同样要求有足够的响度、均匀的声分布和低噪声外,侧重于语言的清晰、可懂、音色纯真、饱满。观演建筑有多种分类,如音乐厅(又分交响乐厅、室内乐厅)、歌剧院、多功能剧院、话剧院、地方戏剧院、排练厅(又分音乐用、戏剧用)等不同类别,而不同类别的厅堂对声学的指标也都有区别。按照不同类型的观演建筑确定其相应合理的设计参量指标,以此作为设计依据,才能达到预期的音质效果。

观演建筑最基本的评价参数是混响时间、早期反射声、响度、声场分布和声扩散以及允许噪声等。

如在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中的理论参数指标分别为:

中频满场混响时间RT:1.5±0.1s

低频比重BR:1.1~1.3(提高低频RT可增强音乐丰满度)

侧向反射系数LFE4:15%~35%

声场力度Gmid:2.5~4dB

初始时间延迟间隙tI:≤20ms

表面扩散因子SDI接近于1

本底噪声:NR-25

每座容积:7~9m3/人

在演出时观众厅内任何位置上不得出现回声、多种回声、声聚焦和共振等可识别的声缺陷。

(附图五)闽南剧院观众厅声场分析

三、协调融合

观演建筑有关视觉、听觉方面的设计直接影响其专业功能与技术等级,为此在进行设计建造之前,必要明确功能要求,投资情况,将来经营方式,对各功能特点,观众厅类型,设备设置和等级;对各项指标、附属建筑的布置等进行科学论证,详尽分析,提出设计要求和条件,才能提交设计单位按程序进行设计。一个成功的观演厅堂,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1.具有良好的视听条件

看得满意、听得清楚,是观众、听众对观演建筑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观演建筑设计成败的关键。室内设计必须根据人的视觉规律和室内声学特点,解决视听的科技问题,因此观演建筑室内设计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2 .创造高雅的艺术氛围

欣赏各式各样的艺术表演,既有娱乐性又具教育性。精彩的艺术表演应与高雅的空间环境相协调,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剧院、音乐厅,都从内到外倾注了建筑师和艺术家的高度智慧和心血而成为建筑艺术精品留传于世。我们当然不苛求建筑环境艺术气氛完全和演出艺术作品内容一致,但在广义上说观演建筑室内设计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使形成一个高雅的艺术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

3 .建立舒适安全的空间环境

许多演出往往长达几小时甚至半天,观众也常达千、百人之多,因此要求室内具有良好的通风、照明,宽敞舒适的流动空间和座席,安全方便的交通组织和疏散,使观众能安心专注地观赏演出,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实现以上的要求,除了做好视觉设计、声学设计之外,必须在设计时密切地结合如舞台设计、照明设计、智能化音视频设计、机电消防设计等一系列专业设计,并且使其融合协调。

舞台是表演艺术的第一载体,是观众厅内空间构图的中心,它的高、宽尺寸决定了观众厅的规模;箱形舞台的大小尺寸,甚至影响到剧场的体型;同时,也是舞台内的声场与观众厅的声场的耦合处,如同咽喉,对观众厅的音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台口宽度、高度和主台宽度、进深、净高均应与演出剧种、观众厅容量、舞台设备、使用功能及建筑等级相适应。同时,吊杆设置、各种幕布的配置、假台口、转台、车台、升降台、伸缩舞台等,均是实现舞台效果的必要条件。

照明设计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观演建筑中,照明设计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观众厅的照明

观众厅的顶棚形式应考虑能隐藏光源和声学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常作成一系列锯齿形状的吊顶,把灯具隐蔽在朝向舞台方向一边,并能利用智能调光控制模块设计出在不同场景产生合适的照度和光照形式。观众厅的照明是集功能要求和艺术性的综合手段,厅堂的装饰材料与色彩通过恰当的照明方式、照度、色温呈现给观众,不同的场景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同时也是对演出效果的保障。

(附图六)闽南剧院观众厅照明模式

2 .舞台照明

舞台照明是通过面光、耳光、追光、脚光、天幕灯等专业照明手段提供特殊的艺术效果,表现出形体的立体感,产生戏剧的情绪和气氛。

除了以自然声演出的音乐厅外,目前所有的观演大厅都具有智能化音视频系统。各种智能化电子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可以通过各种设备进行补偿和制作,使音质和影像获得意想不到的、特殊的效果。同时结合建筑声学设计,选择室内装饰材料应既能满足声学要求,又有良好的艺术效果,把装修艺术和声学技术结合起来,充分体现观演建筑室内艺术的特征而别具一格。

观演建筑因其空间较为复杂、人员较为集中,故对消防安全的要求特别高,合理的防火分区设置、科学高效的智能消防手段、健全的疏散逃生指示、安全规范的用材与施工等均是应当严格注意并实施的。

室内设计作为设计的总体协调环节,必须了解并尊重其他专业设计的重要性,起到切实的协调融合作用,结合运营管理的需求推进整体设计,充分发挥各专业的技术优势,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优秀的观演建筑。

四、以人为本

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 是指人性化的意思,建筑为人所用,必须是以人的各种需求作为本源。所有的设计本身均服务于人,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施、标识系统、无障碍设计、以及满足不同人群的其他辅助设施及服务都是在室内设计中去体现和考虑的,所有之前提到的视觉设计、声学设计、舞台设计、照明设计、智能化设计、机电消防安全设计等都是应该以人的需求和感受出发,创造于人,服务于人。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成果才会是经济的、合理的、舒适的。这里特别说到的是后场的人性化设计。观众席的舒适一定我我们关注的,但演员的使用空间是否设计合理,在观演建筑里却显得尤为重要。舞台的设计必须合理,有利于演员在最短的时间走到舞台;地板必须是有弹性的,避免演员受伤;舞台或部分舞台可以提升,允许演出在不同高度同时进行;舞台侧翼或上空要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适应大型演出或能布置多重布景;更衣室、淋浴间、休息室便捷合理;排练厅的合理设置……在一个设计优良的观演建筑中,舞台和演员构成了一半,观众构成了另一半,他们的二者相互融合使得演出超越现实,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附图七)闽南剧院VIP化妆间的人性化设计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观演建筑的设计内涵是以实际需求为准,而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审美思想,或是一场华丽的比拼,对核心需求的理解与最终慎密的设计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场唯美的“视听盛宴”。

【参考文献】

[1]. 赵伟军. 《设计心理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0

[2]. 吴建好. 关于室内设计中色彩的环境与功能的探讨[J].人文社科.2008.12

[3]. 孙强. 论室内设计中人性化空间的创造[D].合肥工业大学.2006

篇11

1、我国的古城

古城,一般就是指历史文化名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国务院已审批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共有110个,像西安古城、商丘古城、台儿庄古城等等。 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古城区文化生态的历史价值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 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核心区, 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泉州古城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丰富的人文景观、 富有魅力的闽南古建筑、 让人迷恋的古街古巷、 多元化的, 形成一个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生态圈, 其中古街古巷是泉州古城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承载着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

2、古城保护的意义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古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社会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但更新不能摒弃历史,而要在历史基础上发展,是从旧环境中滋生出新的东西。在今日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裕,相应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古城不仅包括城市原有的物质形态,还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健康的民俗风情以及独特的城市精神。

3、古城保护的现状和策略

3.1、古城保护的现状

泉州古城区古街古巷的历史典故丰富多彩,闽南民居古建筑风姿独特, 历史文物古迹独具价值。但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古街古巷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正在慢慢淡化, 文化生态圈有逐渐消失的态势。

泉州古城区的大街小巷, 特别是中山路、西街、东街、聚宝街及附近的街巷名称大都有一个历史典故或一段历史渊源, 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古城的各个角落, 展示着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泉州古人智慧的结晶, 是泉州古代市井社会的记载, 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但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老一代人的先后过世, 了解古街古巷典故的人越来越少,会把古街古巷的典故讲得生动有趣的就更少了,年轻人对古街古巷的历史典故更是知之甚少。

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对古街古巷的保护造成极大的冲击, 这也是位于古城市中心, 特别是老城区的一些古建筑湮没的数量大的主要原因。目前泉州的一些古街古巷中出现了许多与古街古巷原有的风格不相称的现代化建筑, 而且这些现代化建筑缺乏统一规划, 高低不齐, 建筑时代不一, 从而破坏了古街古巷的原有风韵。特别是不少名人故居失去原有的建筑风貌。

散落在泉州古街古巷中的许多闽南民居古建筑日渐破败倒塌。如位于中山路西侧的章奎巷 18号, 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 建筑物是典型的闽南风格, 在如位于市区南门横街 37 号古民居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为五进三开间。但是这些古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坍塌,失去了原有的建筑风格。聚宝街 150 号已有 110 多年的历史, 是一幢典型的闽南古大厝, 是泉州第一任商会会长苏兴南的故居, 为四进三开间, 大门以及大厅的木门木窗都有非常精致的雕刻。该故居目前仍有其后人居住。但是, 现在只剩下两进, 榉头、 门埕都有改建, 也失去原有的建筑风格。

3.2、古城保护的策略

3.2.1古城控规的定位

根据国外古城保护工作经验以及对国内古城保护工作的问题研究,认为控规是古城保护的有力工具,可以有效的控制古城整体风貌并在管理实施阶段起到重要的作用。古城控规是保护古城风貌以及实施的重要工具。

3.2.2 保护与更新

保护古建筑历史街区,同时也要保证古城的有机更新,妥善处理新旧关系就至关重要。将古城整体保护必定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使古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缺乏活力。因此进行规划设计之前,需要对古城建筑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类,对于有历史价值保存完好的建筑进行保护,对于有历史价值但是有破损的建筑进行修复保护,对与古城风貌相和谐的建筑将其保留,对与古城风貌不和谐的建筑则建议拆除。

3.2.3 与城市设计的融合

古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和建筑景观,每一座古城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应该有完整的城市设计层面的思考及运用。由此形成古城的城市意象,从而避免千城一面的规划方案。城市设计涉及许多方面,不只是对古城古建筑的立面研究,他从整体上应该形成一个古城的空间形式,古城的核心地标可以是钟鼓楼,亦或是具有绝对高度的古建筑大殿。

3.2.4 管理实施

动态的管理实施机制是调控古城的重要环节。适时地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协调政策,是使古城在动态发展中保留历史商业,保护原有居民的最有效的手段。动态管理机制的建立,不单依靠规划设计人员,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协作。

3.3.5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

民众保护意识与古城保护息息相关。归根结底,古城的保护,取决于人们的观念。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民众也应该具备同样的意识。

4、民众保护意识对古城保护的重要性

保护历史文化古城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它需要政策引导、法律保障、资金支持、人员配置等多方位的支撑,特别需要全社会具备古城保护意识,即民众应当具有的对历史文化古城的珍视、爱护,对历史文化古城的高度责任感等等。提高民众时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意识可以弥补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健全而遗留的不足。可以帮助古城保护部门募集大量的保护资金,可以提供古城保护的人才资源,可以减少群众性的对历史文化古城的破坏。古城保护,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与民众的齐心协力。

5、古城的民间保护意识及增强民众保护意识的方法

5.1. 增强民众保护意识的方法

古城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古城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众保护意识不强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古城保护的经验,从两个方面人手,大力培植民众保护意识。

5.1.1 加强对民众进行古城保护意识的教育

首先,在中小学校开设古城保护的课程。从小就培养民众保护古城的意识。其次,要通过各种乎段包括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让每一位民众认识到保护古城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最后,举办各种形式的古城保护活动,加大古城保护的宣传力度。

5.1.2 引导公众参与古城保护

名城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其实质是让众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到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保护政策和保护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去。市民不仅应参与到各项城市活动中,而且还应直接参与到城市规划、历史保护的实践中。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级别、价值的文物资源,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运营管理模式(事业化、产业化、准产业化)。在此基础上促进古城内名人故居、特色古建的产业化、准产业化运营;利用现有资源,规划建设如闽南民俗文化博物馆、闽南茶文化博物馆等新的旅游景点,鼓励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第二:保护并复兴传统老字号、传统手工艺、传统地方小吃;建立旅游纪念品、传统工艺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场所。对个人及小投资者,政府可用发放小额低息贷款等方式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同时鼓励企业参与。

第三:鼓励居民利用自家居所、庭院,在规划指导范围内发展民宿、工艺品加工出售、民俗表演、餐饮小吃等第三产业的情况,政府可在工商管理、银行贷款、税收上给予优惠和便利。

第四:政府可举办各类讲座和培训,帮助古城居民掌握民俗表演、旅游介绍、外语等多种旅游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第五:搜集整理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建立相应保护机制,在合适情况下鼓励其产业化运营。

第六:以政府组织,民间协助的方式,举办各种宗教大型祭祀活动(如文庙祭孔大典等),扩大泉州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第七:在互联网上建立泉州古城网站,鼓励群众参与共同建立闽南文化资源库。

第八:主动对自有建筑按传统风貌进行整治修缮的居民,政府给予一定经济补偿及技术支持。

6、结束语

古城历史悠久,记载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历史。古城保护刻不容缓,古城不仅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保留了古代文化,使历史永远传承。古城保护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众保护的强弱,只有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再运用现在先进技术,相信古城保护会越开越好。

篇12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yòu@①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篇13

2、引导学生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

参加人员:全体同学及班主任

活动设计:

1、由主持人谈谈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

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应该是每个人不陌生的,但是近期,国家调查显示,中国人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同时有四成人看不懂繁体字,但仍有0.92%的人坚持使用繁体字书写。这是26日在人民大会堂揭晓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约为53%,8%的人从出生就开始讲普通话。场合越正式,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高;其中在家讲的最少,在单位最常用。目前,方言还是家庭成员最主要的交流语言。多数人学普通话最主要的困难是“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和“口音不好改”。此外,全国95.25%的人平时主要书写简化字,3.84%的人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使用。

讲不好普通话很容易闹笑话,请看一下这些笑话。

例一:广西某高校新来一位口音很重的校长。一天,他走进办公室严肃地对秘书说:“我要杀一个人!”话音刚落,旁边一宁夏籍的女助手被吓得花容失色。弄了半天,原来校长“杀”(sha)“查”(cha)不分,其实是想说“我要查一个人”。

例二:区直某单位一位负责上传下达的男秘书普通话不标准,经常“上”(shang)“下”(xia)不分,每次碰到开会通知,大家都听不清他到底是说“上午”还是“下午”。于是便出现这边秘书使劲强调“上午”,那边同事猛问“什么,下午?”常常惹得办公室里一阵哄笑。因为这种“耳误”,有人把本来上午开会听成下午开会,误了大事被批评。

与闹笑话相比,林先生可为普通话说不好付出了惨重代价。林先生在南宁某建筑公司工作,讲一口“粤味普通话”。2001年,林先生承接了一个企业建筑工程。企业的老总是天津人,普通话非常“正”。结果两人上桌一谈,林先生错漏百出的普通话说得对方一愣一愣的,老听不清楚,林先生自己也急出了一身大汗。最后,对方老总“忍无可忍”,提前退席,建筑工程的事情也随之泡汤。

让学生自由发言,谈谈自己对于说好普通话有什么看法。

小结:其实以上几位同学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虽然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能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但是它们的适用范围不一样。闽南话只适用于闽南地区,而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故而在不久的将来,为了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沟通,我们更应该学好普通话。

2、 绕口令比赛

白石塔

白石白又滑,

搬来白石搭白塔。

白石塔,

白石塔,

白石搭石塔,

白塔白石搭。

搭好白石塔,

白塔白又滑

兜装豆

兜里装豆,

豆装满兜,

兜破漏豆。

倒出豆,补破兜,

补好兜,又装豆,

装满兜,不漏豆。

四和十

四和十,十和四,

十四和四十,四十和十四。

说好四和十得靠舌头和牙齿

谁说四十是“细席”,

他的舌头没用力;

谁说十四是“适时”,

他的舌头没伸直。

认真学,常练习,

十四、四十、四十四。

化肥会挥发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黑化肥发灰挥发会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