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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世，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除了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表明自身的学科特性外，还需要阐明该学科与其他相邻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证明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关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一种政治哲学要对所重视的政治价值给予证明，就需要给这种政治价值提供某种道德基础，诉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据。也有学者指出，许多政治哲学家都将政治哲学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特定的类型，在奠定其理论基础时，经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援引道德哲学作为自身的基础或最终根据，似乎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设定了背景和边界。实际上，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贯穿于从理论基础到实践领域的所有层面：在理论基础方面，可以表明和论证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观念和规范能够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赖道德观念和规范；在实践层面，正义能力并不依赖于道德能力，正义规范凭借普遍性、强制性、确定性、公平性、内在一致性等特征确立了自己的地盘和领域，而不必与道德规范的地盘和领域相混淆。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哲学和政治学都以政治事物为研究对象，二者的区分是以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分野为基础的，是在所谓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现代学科区分的意义上，政治学定位于认知性问题的研究，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因果联系的知识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政治哲学则定位于规范性问题的研究，着重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主要提供价值知识，需要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价标准，具有价值引导和社会批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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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权利概念是理解美德政治学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该著研究表明，权利是在近代政治结构中楔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性要素。正是由于近代以来权利概念的确立，一方面使之成为基准性的政治美德的纲维，同时也将对在政治中执着要求人们具备高阶美德的狂热起到一种缓冲作用。针对西方一部分思想家或者认为权利是一种不适当的抽象，是一种虚构（如A・麦金太尔等），或者认为保障权利会损害宝贵的美德（如M・桑德尔等），该著充分论证了权利的存在及其道德基础，从而从学理上成功反驳了那些否定权利的观念，同时也反对从义务推出权利，而主张权利对义务有着优先性。权利与美德是可以协调的，当代的基准政治美德应该是以尊重权利为前提的。
第三，辩证地探讨了国家在鼓励和促进美德方面的作用及其限度。美德政治学认为政治学中应该包含美德理论，主张国家应该提倡和促进美德的培养。在当代政治领域中，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和促进美德，其限度在哪里？作者通过对古典政治学的美德观念、美德的结构以及权利与政治美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析，对美德政治学的现实功能进行了创新性的理论建构。作者J为政治美德可分为基准的政治美德和高阶的政治美德两种。当代的基准政治美德应该是以尊重权利为前提的。国家应该鼓励和促进人们获得这种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并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进行结构性的引导。国家不能直接地从事人们的高阶美德的培养工作，但应该为人们发展各种高阶美德如热心公益、服务大众、追求真理的热忱、对美的观照等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和文化养料，来促进人们的美德培养。
第四，最后一章重点研究了正义观与当代美德政治学。理论思维的本质就是哲学思维，这一思维的基本原则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该著所展示的美德政治的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一致，是基于权利概念的出现。重视培养基于权利的政治美德，以促进人们某种程度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目的，以促进人们的品质完善作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和善政目标。政治价值立场，把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程度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道德价值的尺度，从而揭示了“真正人的道德”的具体特征。该著认为只有以正义观为指导，既能非常明确地指出西方自由主义的正义观的形式性特点，又能对社群主义忽视启蒙运动的积极成果提出中肯批评。把自我实现作为好生活观念的内容，把历史性地获得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作为正义原则，才使正义与好生活观念产生了实质性的关联。
二、视角独特，方法严密，特色鲜明
一是视角独特，研究深入。美德政治学是美德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与道德确实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着相异的行动逻辑。美德与政治何以能够相容？作者认为，政治必须秉承某种道德精神，只有出自一定的政治美德的政治行为才能创造公共利益，才能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公共决策。作者通过考察权利和美德的本质和内在结构，认为权利并不从根本上敌视美德，二者是相容的。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在政治哲学特别正义理论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的转型过程。这些观点无疑是新颖的、深刻的，为人们正确理解美德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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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做题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的规范化表达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他们很少去分析自己在传达特殊含义和达到预期反应与回答时运用的技能，也很少会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达语气和立场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对于很多政治老师来讲，老师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忽略了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中学教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规范。而政治学科理论性强，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另外，政治课还是一门时事性非常强的课，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当前发生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对当前的重大时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中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由于中学教学实际条件的限制，除了少量有点过时的报纸外，学生再无其它更好的途径去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很难准确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政治术语。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如，哲学中与经济学中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哲学与物理学的“质量”、“运动”，哲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发展”、“联系”，哲学与逻辑学的“矛盾”等。
这些不同语域中的学术语言，很容易混淆，学生容易处理不当，使概念产生歧义，以至学生在实际答题中隐患无穷。
第三，部分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三、解决方案
林德福尔斯曾说过，“在如何观察和看待我们所教的孩子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做法。……但在语言领域，孩子们却是超级健康的有机体，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们会不断地茁壮成长。我们不应试图消除孩子们的语言“问题”，而应努力培养他们持续而突出的语言发展能力”。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书中曾经说过：“语言是率领人们冲锋陷阵的统帅，是拨动人们心灵琴弦的乐师……语言是争取人们灵魂的战士，一切都取决于你这个教师的语言怎样，有的话语象患呆小病的人那样瘦弱难看，有的话语象枯草的影响一样没有力量和感情，有的话语则象永恒的星辰那样光辉灿烂，永不熄灭，为人类指引着道路”⑵。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从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与否，将直接影响着思维的积极性。课本上一些理论性的文字材料学生本身看了就不感兴趣。如果教学总是一味的灌输，只会使学生感到厌烦，丧失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兴趣，也就更加不愿意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中去。那么，自己在回答问题上，组织学术语言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的在课堂上大胆地与教师、同学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与探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多读多讲多议多辩，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第三，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贴近生活，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不少语言本身就是政治术语。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
总之，作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规范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政治学术语言以及学术语言的运用能力，是每一位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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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用数学符号来明确哲学的基本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1.1对内涵不同而文字表述相似的两个概念，在教学中可用“≠”符号来强化它们的区别。《生活与哲学》中的“客观实在≠客观存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运动≠具体的运动形式” 、规律≠联系、质变≠发展、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群众≠劳动群众”等
1.2对具有共性和个性关系特点的两个概念，在教学中可用“∈”符号来明确它们的属种关系。《生活与哲学》中的“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观点∈主观唯心主义”、 “哲学∈哲学” 、“∈真理” 、规律∈联系等。
1.3对外延和内涵完全一致的两个概念，在教学中可用“=”符号来说明它们在使用时的相互替代性。如“存在=物质”、“思维=意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
1.4在《生活与哲学》的教学中，可以用“=、”等符号来深化对哲学理论关系的认识。在唯物辩证法教学中，讲到 “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就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 我请同学们试用数学知识来解释上述内容中的观点，他们顿时来了兴趣，七嘴八舌地讨论开来：用“1+1>2” 、 “1+1=2” 、 “1+1
2.用表示集合关系的欧拉图（韦恩图）来说明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交叉关系
政治学科有许多相近的概念，既要从内涵上来理解和区别，又要从外延上来进行比较。由于学生缺乏感性认识，单纯讲述概念，学生难以理解。如果用集合图形来辅助讲解，则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政治学科中有许多这样的概念，在教学中通过欧拉图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使学生一目了然，过目不忘。
3.用数学上的直线图或曲线图来反映《生活与哲学》中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生活与哲学》中有许多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述它们，不仅抽象难懂，而且学生也难记忆。在教学中如果用线段图来描述，能使抽象知识、原理具体化、简单化。
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
前进性与曲折着性的统一
4、活用“排列组合”
在量变引起质变的形式中，第二种是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了变化，也能引起质变。在这一教学内容，我让同学玩了一个数学排列组合游戏，同学们在欢笑声中体验到：“摸奖”的快乐，也认识到了因排列顺序不同也会引起质变。[2]
5.活用数学集合“交集”概念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又是教学难点，我在教学活动中尝试着用数学方法来加以解释，效果很好。二者关系好似如下关系：
个性：集合A={a，b，c} B={a，b} C={b，c，d}
共性：集合A B C的交集，可另命名为D={b}。
交集D的元素存在于集合A、B、C之中，没有集合A、B、C也就不存在交集D，同样集合A、B、C也不能离开交集中的{b}。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方面，关系的另一方面同样也可以用此方法来讲授。关于集合，是学生在高一年级就已接触过的数学知识，用数学的方法来表述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学生理解起来较其他方法更容易。[3]
以上所提到的数学方法，都是教师和学生耳熟能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教师在课堂内容的讲解政治理论时能充分活用，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能不断地思考和运用，政治学科的教学就能显现出趣味性、生活性和严谨性，师生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定能受益匪浅。
总之，数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本来关系密切，如果在哲学教学中合理地运用数学知识，一定会改善我们的哲学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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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平时教学中，教师们追求的是如何让学生理解政治学科的概念，却忽视了对相关概念原理的积累和运用。对知识的理解是以对知识的记忆为前提，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为目的的。我们抓住了理解这一关键词，却忽视了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运用。以为只要理解了政治理论的意思就算是掌握了全部理论知识。这导致的结果是学生明白了政治相关概念的意思，却失掉了对学科知识的完整表达。
2.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对政治学科语言有陌生感
其一，学习态度不端。有些学生，认为政治学科不像语数外那样算分数，到考试的时候背背就可以了；有些学生认为教师讲的时候都明白了，就无需再努力学习了。在思想认识上没有重视，这是学生政治学科语言薄弱的原因之一。
其二，生活经验缺乏，对学科语言存在陌生感。高中学生由于年龄较小，社会阅历较浅，对于经济、政治、哲学等相关社会科学术语还显得比较陌生，还不懂得学科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区别，这也是他们不会运用学科语言的原因之一。
其三，平时客观题练习较多，主观题训练较少。课堂上对客观题的训练，主要是检测对学科知识的理解，不是运用。即使偶尔有几个主观题，也只是随便做做且缺乏规范的训练。通过调查发现，学生不懂如何运用学科语言答题的占9o 以上。例如，中学生应如何科学理智地消费？学生所写的答案使用的是“购买一些价格实惠、质量好、服务好的商品”等一些生活化、经验化的语言。这与平时缺乏严格系统的训练有关。
3.学科语言与生活语言的混杂使用，难以辨别和区分
有些学科语言与生活语言是同一个词语表达，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中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往往容易忽视。比如，“价值”一词在生活中主要指某物对人的有用性，而在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却是指“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再如，“支付”一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付出的意思。而在经济生活中，货币职能中的“支付手段”却是指赊销赊购。这也造成了学生生活语言和学科语言混用的现象。
二、提高学生政治学科语言运用能力的三步曲
1.在平时养成学习习惯中，有意识地让学生熟悉政治学科语言
其一，课内要求学生读熟政治教材。政治教材是集诸多专家撰写而成，其使用的语言大多是学科术语，学生熟读之后，就会对相关陌生的学科术语渐渐产生熟悉的感觉，然后在学习的时候，每当学到一个新的学科术语，教师再有意地强化学生学会背会。
其二，课外引导学生周末看新闻、读报纸等。新闻联播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所使用的语言等，大多是政治学科语言。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模仿。让学生较多接触和使用政治学科语言，在无意识中加深对政治学科语言的熟悉程度。
其三，加强学生对学科语言的积累和运用。对政治术语比较熟悉还不行，还需要记住，并学会使用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学生对学科语言的积累。没有相关学科语言（基本概念、原理）的积累，当做试卷的时候，遇到主观题，即使明白是那个意思，也不会用规范的学科语言表达。例如，学生在答手机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个最简单的简答题时，答案是五花八门。如手机的产量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货多不值钱等等。可见，只有理解政治知识理论还不够，理解只是通往政治学科的一座桥梁，要想掌握政治学科理论，提升政治学科素养，还须掌握和积累一定量的政治学科语言和相关的政治概念原理。
2.在教学中训练学生用学科语言学习的能力
其一，学科语言运用规范不是对生活语言的拒绝，而是要更好地处理学科语言的规范化与生活语言的通俗化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区分和总结。学科语言来源于生活语言，有些词语在生活语言中的意思与在学科语言中的意思有很大区别，而学生却未必注意去区分和辨别。教师可以采用对比、比较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感悟、体会、辨别、总结。如“价值”，教师可以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词进行对比加以区分。再如“支付”一词，教师可以通过出题目的方式让学生去感悟和辨别“支付”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与在经济生活中“支付手段”的意思。这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努力，要不断加以辨别和区分。
其二，从关键词开始扩展，训练学生用学科语言学习的能力。在找准与关键字词相关的知识点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与这些关键字词相关的内容，加以选择和补充，训练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如在学习“价格变动的因素”一框内容时，可以以价格为关键词，引出供求、价值等相关的知识点。在学习“多彩的消费”一框内容时，可以以消费为核心关键词，引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结构、消费类型等相关知识点。
其三，通过课堂小结，提高学生运用学科语言的能力。课堂小结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指导做课堂小结，能提高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只需正确引导，学生便能正确地概括所学内容。如在对“多变的价格”一框内容进行课堂小结时，可以让学生在回忆整理之后，上黑板板书。有的学生能够较好地用学科语言写出知识要点，这样有利于树立较好的榜样示范作用；有的学生不能规范地写出要点，教师或者同学可以及时点拨纠正，再让他重述一遍，久而久之，就能养成运用学科语言规范学习的习惯。这样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也训练了学生运用学科语言总结概括的能力。
3.在练习中培养学生运用学科语言规范答题的能力
其一，在课堂练习中，让学生用学科语言去黑板板书自己的答案。如果完全合乎规范，可以给全班同学做出好的榜样示范，如果写的有问题，不合规范，可以暴露出学生在答题时的错误，容易让全班学生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及时补救。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大规模规范学生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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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构建政治学科的基础，是正确理解、运用政治学科知识的前提，准确阐释概念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学习的首要环节。从当前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现状来看，概念教学陷入了一些误区。
一、高中政治概念教学的误区
（一）弱化概念教学
当下的高中政治课堂中，概念教学正面临着越来越弱化的趋势。尤其新课改推行后，许多教师认为高中思想政治课对概念教学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而且全国各地新高考中]有名词解释这类型的题目，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他们对很多概念一带而过，甚至不讲。还有部分教师在政治教学中能够创设各类问题情境，并且充分利用探究、体验、合作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对概念的相关现象进行描述，从而解决相关问题，但是对政治学科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探讨不够。
（二）无视学生已有的生活概念
政治学科概念，是对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等现象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这注定了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意味着在学习政治学科概念之前，学生或多或少已有了一定的生活体验，对认知对象有了一定的感知。然而，不少教师在进行概念教学时仍然把学生看成零基础，进行重复讲解，结果要么让学生对政治概念学习失去兴趣，要么让学生搞不清楚重点，不能正确理解概念的本质特征，对概念产生曲解或误解。
（三）忽视相关基础概念的运用
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学习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教师在讲授某一概念时，必须借助于已有的概念和知识，给学生搭好支架。高中政治教学中，不少教师还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做法的必要性，还是一味地强行对学生进行灌输。比如在进行经济生活“货币的本质”教学时，必须先让学生了解一般等价物的含义和货币的产生过程，在此基础上理解货币的本质就水到渠成了，但有的教师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四）片面强调概念的机械记忆
学习概念需要理解到位，但是不少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还是片面强调概念的机械记忆，疏于引导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把高中政治课堂变成了读书、背诵和默写课。有的教师只满足于让学生简单复述概念的大意，不注意政治学科概念表述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还有的教师不重视概念的运用，不指导学生在具体问题情境中利用概念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在经济生活试卷中，经常有这样的题目：商场里一台电视机标价2000元，在这里货币执行了什么职能？对这一问题经过反复训练后，学生应该很容易写出答案。教师在讲解时，需引导学生从价值尺度和价格两个概念入手来思考，但不少教师想不到这一点。
二、高中政治概念教学的反思
（一）概念教学出现误区的原因
1.对概念教学的意义不了解。概念是高中政治学习的起点，是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的依据，也是形成政治学科思想、方法的出发点。只有形成正确的概念，才能全面理解政治学科的体系和结构，才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政治学科知识，从而形成学科素养和能力，体现政治学科价值。
2.曲解新课改理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改变过去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适当淡化知识讲授，不少教师就把适当淡化等同于弱化，认为政治学科要弱化概念教学，弱化基础理论学习。新课程改革要求以学生生活逻辑为基础，学科知识为支撑，不少教师就认为高中政治教学不需要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新课程改革强调学习方式多样化，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不少教师就认为高中政治教学要少讲甚至不讲基本概念和知识。
3.教学功利主义的影响。教学功利主义直接表现为强烈的应试导向。应试导向下，考纲不涉及的概念和知识坚决不讲。应试导向下，学科知识体系被碎裂为一个个考点，教学日常设计不再遵循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课堂教学直奔考试这一主题，教学中应试训练成为常态，解题套路强化成为重点。
4.缺少基本的教学素养。教学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教师有一定的教学基本理论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如果教师缺乏对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学生是建构知识的主体，而教师在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担任帮助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在进行具体知识讲授时，教师要从学生的经验出发，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的主动建构。如果高中政治教师缺乏对认知同化理论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在概念教学时应该与相关知识有机联系，将零散的感性认识系统化、理性化，从而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二）概念教学的有效策略
经济、政治、文化概念是高中政治学科知识的细胞，学生需要弄清楚每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概念的实质。为此，高中政治教师一定要避免概念教学中的误区，重视概念教学，寻找概念教学的有效策略。
1. 重视概念教学的主次性。政治学科中有许多概念，它们在教材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对于各个概念的讲解要有所区别。教师要从高中生的认识和发展规律出发，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区别对待各种概念。有些核心概念必须要讲清讲透；有些一般概念应该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点到为止；有些概念虽然出现在教材的辅助文中，但教师还是需要进行专门说明。比如经济生活中“价值”这一概念，新教材为了降低学生学习难度，把它放在辅助文中，但这一概念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核心概念，教师还是要给学生阐释到位，否则经济生活的很多知识学生很难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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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073-05
一､人格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人格”这个词来衡量和评价某个人｡如,某些人身上散发着高尚的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丧失了人格尊严,令人不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人格”一词,大多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人格与其品质､品格和道德水平的含义相同｡人格成为评价一个人好坏忠奸的标尺｡其实,人格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如何做人｡
那么从学理的角度,人们对“人格”一词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的persona｡它的原意是面具或脸谱,代表着戏中角色的特定身份｡
中国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人格这个词,只有“人品”､“品格”等,中文人格这个词是近代从日本文中引入的｡
在理论界,人格这个概念被许多学科采用,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异,不同学科给人格一词赋予的含义各不相同｡
在哲学上,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格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哲学家们把人格的概念与人的本质､自我等问题联系起来｡
有些则明确地把人格等同于“自我性”｡近代哲学家们对人､人格的探索和研究,产生出各种不同的人格主义哲学流派｡20世纪以来,人格主义哲学在法国和美国比较流行｡法国人格主义哲学的代表I・莫里埃给人格下定义说:“人格是一种作为稳定和独立的存在的精神实质｡”
人格与心理学的关系密切,现在人格心理学已经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心理学家们一般认为,人格是个体心理的独特构成,是一种个体心理的内在组织｡尽管人格心理学界对人格的界定也有很多不同看法,但大家都侧重于探讨人格的组织结构､层次､个体人格之间的差异以及环境､遗传对个体人格的生成与发展的影响等｡
社会学对人格的研究,不仅注意研究社会中个别的人,而且关注一般的社会中的人｡社会学家侧重于从社会互动出发,认为人格是在人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互动中形成的｡他们把个人的社会生活背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与人格联系起来｡
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学家认为,人格与人类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联系,人格是个体化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一个人的人格就是文化人格｡“人格是文化的主观方面”｡文化人类学家还从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人格的文化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
政治学也在很早就关注人､人格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古罗马学者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曾把人格定义作为政治术语吸收到古罗马的社会制度中加以应用｡人格一词被用来表示“自由的公民(区别于奴隶)”,表示公民具有独立的､不可侵犯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奴隶则不享有人格､任何权利和独立意志｡现代政治学家达尔指出,“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可见,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中的,人格问题是政治学所不可忽视的一个研究领域｡
从以上不同学科对人格问题的研究来看,显然,寻求唯一正确的人格理论是不可能的｡但不同学科对人格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助于人们对人格问题产生更加深邃透彻的理解｡
二､政治人格的概念
人格与政治人格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首先,人格与政治人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以上对人格这一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格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而且各个学科都对人格有不同程度的研究｡相对而言,政治人格概念则出现得比较晚,而且狭窄了许多｡其次,人格与政治人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讲,对政治人格的研究包括在人格研究的范围中,政治人格研究是人格研究的一个特殊角度｡
政治人格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对政治人格也有不同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人格就是政治与人格的简单相加,是人格的政治化｡
有学者认为,“政治人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通过影响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从而对政治行为的指向――社会存在,发挥能动作用｡”显然,这种观点是在运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来理解政治人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在这个意义上用“政治人格”一词｡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人格的实质是个体人的一系列心理特征的总和｡
这种观点把政治人格归于政治心理的研究范畴｡在这种观点下,学者们各自的观点又各有侧重｡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人格,是指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心理构成,是这些心理构成所体现的外在的政治行为的内在的动力系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个性是指政治人通过社会活动表现出来的稳定的､独特的政治心理特征”,明确地把政治人格作为政治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界定都强调“心理构成”,所不同的是后者把政治人格的本质定义为“人际关系和心理的总和”｡
第三种观点,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来定义政治人格｡
有学者认为,“政治人格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内化入社会个体人格系统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政治准则等诸要素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中诸要素的关系状态直接决定该个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风貌｡”这种界定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强调了政治人格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政治人格的内在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lity)也是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讲的,一般指行为主体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这里讲的政治人格不同于政治性格｡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性格指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人通过其惯常的行为方式和相对稳定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人的个性差异的明显表征,展现着人的个性｡一个人的政治人格通过其政治性格展现出来｡政治人格内含着相应的政治道德特质及其价值构成,形成了模式化的人格表征｡也可以说,政治价值观念是个体政治人格的支柱和灵魂｡在认识上,人格观念是认识主体对于模式化的人格类型的理解和把握,表现为某种文化现象,并带有明显的群体或集团的共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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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所说的全部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社会生活。假如作为国家的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投票选举或者被选举，这也属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马克思认为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种感性的交往，而是一种抽象的共同体生活，不论在政治活动中反对一种观点还是接受一种主张，这充分体现出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者，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这个所谓共同体即政治共同体是抽象的，即它没有感性的真实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含义不包括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哲学生活等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是具有感性的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的感往。感性的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共同体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抽象的共同体生活无法和感性的词汇相联系，例如开心、愉悦、苦闷、厌恶，因为这些观念的关系没有感性的真实性，只有在人与人的感性的关系或交往中，才能与感性的词汇相联系，或用感性的词汇来形容。即使是理智的愉悦也是在感性的基础上产生，这就是感性真实性的社会生活与抽象的共同体生活的差别。
三、社会生活的自我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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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与政治》
从《大学生与政治》开始，哈贝马斯逐步完善了一种将哲学与政治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学说。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对法兰克福的一个被作为样板的学生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哈贝马斯编写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关于政治参与概念的理论介绍和关于学生的“政治习惯”及“对社会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贝马斯对展现在他眼前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着重强调，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论的规范”，特别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先发过间的看法上。本应表达民众意见的议会，越来越丧失了自身功能，与民众的意志愈来愈隔绝，仅仅成了各党派代表聚会的场所，他们接受各个利益集团的指令，对早已作出的决策讨价还价。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福利国家模糊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拥有独立的权力。它已经被党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严重侵蚀，在民主宪法国家中，通过党派、集团和行政机构的统治，权力分散的宪法思想被遗忘。哈贝马斯的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具有规范性指向的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仅对它作为传教士的道德说教是毫无意义的，而应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发现该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二、《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
哈贝马斯与196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通过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突破点，而且找到了合理话语和理性具体的体现在历史文化中的承载着：公众舆论。他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通过批判公众舆论来解释宪法国家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于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无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决，而只能诉诸国家的干预。公众舆论成为利益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彼此冲突的私人团体不得不在其中达成妥协。公众发表批评意见的职能被集团和党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权力行使和权力操作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机构、集团、党派和行政体制之间进行，公众在这种权力循环中变得无关紧要，仅仅为了宣传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众舆论仍然应当做一个社会和政治权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实现，而这种权力行使又必须被置于相互竞争的、在其内部结构、与国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众舆论基础之上的组织的相互监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众舆论是一种自由自主的政治讨论空间，其中人们通过各种民主的论坛讨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社会政策、交流思想和观念。公众舆论的目的是通过公共讨论，一方面对政治权利加以监督，另一方面加强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通过写作《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方法，与此相适应，他试验了他的批判理论哲学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论。
三、《理论与实践》
1963年，哈贝马斯的第一本论文集《理论与实践》出版。哈贝马斯把这些研究称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历史性概括。在此书中，哈贝马斯试验着他的非纯粹的“实践—政治哲学”的概念，他试图分析和回答，哲学怎样才能成为政治上可实践的，而且探讨了哲学、政治、理论、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深藏于科学的象牙塔内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此已经转化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科学务实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以客观主义态度对待其对象领域，与此相反，哲学始终牢记自己产生的背景，并以本体论态度，将其看做自己理论的前提。批判理论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中，即在相关对象的实践话语中才能实现。批判理论摒弃了独白式建构起来的理论的玄学性质，而且看到，迄今为止的哲学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变成了一种纯思辨的玄学。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和道德的分离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即使是客观主义的的理论，也植根于某种社会关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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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义的观念出现在国家之前，但作为一种理论，严格来说，关于正义的原初理论应产生于哲学大大发展的时期。在古希腊时期，正义理论最初是作为哲学概念出现的，是一种以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平衡与协调的先验的面貌出现的。正义不管是作为对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评价还是对人的社会活动的约束，其影响更多地是体现在公共道德的层面，起到调整、协调、规范社会公平的作用。在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古希腊神话时代朦胧的正义观，经历了与哲学的理性主义融汇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学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正义说的解释是这样的：正义学说是西方政治学说体系之中对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人的各种行为进行评判的道德理论体系，正义范畴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关注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进行均衡协调的方式方法和原则问题。可见，正义体现了文明的程度，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以看作是文明社会的一大标识。
古希腊的正义论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理想国》中规划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适中，公民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即按照劳动分工来善任自己的工作，不得擅职。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此他把理想中的国家按照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来进行划分。在他的学说中，治国者最好由哲学家（即哲学王）来担任，因为只有哲学家才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认识真理，从而为国家指明一条康庄大道。处在第二个等级的是武士，他们代表着勇敢，是国家安全的主要保护者。第三个等级则是劳动者，其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在这三种人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拥有过多的物品，因为奢侈会腐化人的心灵，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这就是柏拉图的国家正义理论。
继柏拉图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也提出了关于正义理论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极为推崇政治学，把政治学当作是“一切学术中的学术”，因此，他基本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述正义的问题。他认为，正义就是政治学上的善，主要研究社会的公共德性，而伦理学研究的则是个体德性。当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是在理性的、智慧的沉思之下所体现出来的。因为沉思，“比以往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持续、更快乐、更自我满足、或者更不依赖任何其他人，更彻底或不以任何超过它的其它善为目的，因此，这是我们最完善、最充分的幸福” 。有理性的、秩序的、道德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在理智的带领下，“一个人最大的善就是每天讨论美德”，“如果人以理智为主宰，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因此，他认为正义存在于某种既定的平等的秩序的关系之中。那么，什么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既定平等关系呢？亚里士多德把平等分为两类：一类是“数量相等”，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应获得的物质的数目或容量也是平等的；第二类是“比值平等”，即认为人不是天生相等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价值的、功能的抑或其他方面的，这样，在分配时只能按照差异的原则进行分配，即所得与所在位置相适应的原则。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个人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考虑到门第声望、自由身份、财富功德等多方面的因素。这样，社会真正合理的正义应该是在某种情况下实行“数量相等”的正义原则，在某种情况下实行“比值相等”的正义原则。因此，分配公正就成为了城邦稳定和谐、幸福的政治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的正义论
文艺复兴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的双重革命。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正义的理解更多地加入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力的因素，天赋人权的观念也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人之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力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根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国家（城邦）是实施正义的基础，没有国家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就没有正义可言。但在启蒙主义者卢梭（1712-1778年）心目中，国家的出现却成为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卢梭认为，在国家建立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是过着自由的、平等的生活的，是私有制财产的分配与剥削者的出现才使得这种自由的、平等的生活被淹没了。因此，卢梭认为，应该重新制定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合理的国家以达到社会的正义与平等，在新的国家之下，人人生而平等，穷人和富人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就明确提出了这种思想。
在他的“社会契约”里，公民社会对其成员来说是唯一的、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唯一性和同在性是公民社会对其成员的规定。既不是公民缔造了社会，也不存在公民针对社会的权利。公民社会是“联合体”，而不是“聚集体”，它不是个人道德人格和集体人格的随意拼凑，而是二者的高度统一。卢梭指出，社会秩序乃是为其它一切权利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一起将自身的活动置于社会秩序之下，作为国家整个集体的一部分。
卢梭之后，诸多思想家都对正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康德（1724-1804年）与边沁（1748-1832年）。前者是德国当时最有威望的哲学家，后者是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相对而言，这两个人对正义的理解更为接近儒家对正义的看法。康德把正义分为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而他倾向的正义行为所遵循的原则就应该是道德伦理原则。边沁作为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自然把功利作为正义的基础，但这种基础无疑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他认为，只要符合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就是正义的。
二十世纪罗尔斯的正义论
到了20世纪，对正义的论述最为充分、最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J・B・罗尔斯（1921-2002年）。罗尔斯接受并修正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正义论和卢梭、康德等人的自然法学说、契约论学说，从公平正义入手，系统而全面地对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问题进行梳理，并做出深刻的诠释，力图构建现代西方社会新的“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开宗明义，提出自己要建构一种集以往正义理论学说提议的正义理论体系，将正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境界。罗尔斯从整个社会视角来诠释正义的价值与功能，认为正义的价值对于社会制度来说是一种基本性原则与价值诉求，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基本的结构要求，社会公正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同时社会的公正体现了正义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获得普遍认可。罗尔斯从人都处在“无知的面纱”中的“原初状态”（类似“自然状态”）出发，推论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每个人应该拥有尽可能的自由，都是属于社会这个自由体系的一部分；每一个人与其他人具有的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应该置于一种不损害他人利益与期望的状态，这就是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自由与差别性原则。在这两个原则中，社会的公平正义按照“第一个原则”（即自由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的选择进行。国家赋予并保护个人公平平等的权利，不分等级阶层，人人享有这样的权利。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篇11
人们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政治哲学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质询却似乎是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迄今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断却关涉现代学科划分的深层理论和困难。这个质询所要求的答案是关于一门学科的界定的，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上面说政治哲学已经为人们研究了几千年，这是就其内容而论的，亦即今天归在政治哲学名下的那些议题和内容在几千年前就为古人所关注和探索。不过，人们并不以政治哲学这个名称来指称那些研究，他们或者以其他的名称来称呼它们，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不仅因为学科体系乃是现代知识体系化和学术制度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向来就与相关的政治、道德、经济和法律等问题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综合的研究，而没有为之划出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便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在多数人看来也是属于道德哲学或其一个部分，而在德国，政治哲学更是一个新的名称，依照德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研究是归于“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一类名称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学这一名称只是代表了英美学术活动的影响，尽管它呈现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趋势。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
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学在学科分类上的确是一个新的科目，因为迄今为止将政治哲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以及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诚然，这种区分并不能够在政治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却要奠定自己的基础，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内容与研究对象等。另一方面，它也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提供了指针。诸如法和权利①、国家、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政治哲学的关切所在而构成政治哲学的对象范围。不过，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这些问题，而是研究作为它们根据的观念，或者说价值；就此而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
那么，像法和权利、国家、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实体和领域是如何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或者准确地说，它们的哪些内容或层面对于政治哲学来说，乃是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倘若说对观念、原则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学的本务，那么这些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哲学的名下就是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法、权利、国家还是个人与社会都有某种在政治与政治哲学视野之下共同的东西。于是，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哲学研究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研究。就是关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的东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这里意谓什么?从歧见丛生的无数观点中，我先选择两个典型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使人看到关于政治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而且也可以让人看到政治哲学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上的巨大张力。
一种是现代的古典观点，它是由施特劳斯表述出来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况对我这里的阐述具有一种特殊的帮助，它让人同时了解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观点及其现代的奋庸者的思想。
施特劳斯是着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这样来规定政治哲学：“于是，政治哲学就将是以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见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经受赞成与反对、选择与拒绝、颂扬与谴责。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质，政治哲学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人的服从、忠诚、决定或判断提出要求。倘若一个人不是严肃地对待它们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据好与坏，正义与不义来予以判定，换言之。倘若一个人不是以某种好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坚实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正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地处理它的主题，它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真正地既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又认识正当，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
施特劳斯的观点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意见，知识或认识与意见的区别，当从柏拉图的区分上来理解。其高下之别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在后者是暂时的、晦暗的、不真实的东西。第二，这种知识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善恶标准作出判断的，并因而要求人遵从等等：换言之，没有这种价值判断与以之为基础的要求与主张，就无所谓政治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哲学。第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于是就有两项，其一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对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与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获得关于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表达，或者说，对古希腊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概括与重述。
柏拉图的知识论是其理念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就意谓存在着一种确定不变的知识的对象，后者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独立于这个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但却是这个世界的样板。这一观点在现代很难为人所接受，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相冲突。由此，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从其本义上来说就是某种外在于现实世界而却要为这个世界立则的价值或观念；而人们必须按照它们来对这个世界作出判断和决定。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观点的深层意义。但这样也就会造成根据阙如的漏洞。这些观点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种古典政治哲学或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在基本哲学立场上面的区别，而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别使得善恶、正义与不义这些概念具有大相径庭的意义。
那么，政治在施特劳斯那里究竟意谓什么呢?施特劳斯的观点依然是古典的：“政体(regime)意谓那样一种整体：我们今天习惯于主要地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来观看它：政体同时意谓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样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会的形式，国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们要试着把简单的思想与复杂的思想联结起来，它以政治(politeia)这个术语将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个目标的行动：社会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会来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行动：但是为了追求一个特定
的目标――它也是社会的全面的目标，社会必须以符合那个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被赋予秩序，构成起来而被赋予法律；然而，这就意谓，在这个权威之下的人们必须调整而去适合那个目标。”
施特劳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全部，从道德到政治，包罗无遗；第二，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政治就是一种追求这个目标的行动：整个社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一切秩序和法则也是依此而建立起来的。上述观点既关涉哲学的立场，亦关涉方法的问题。所谓哲学立场就是指共同体的目标，这种古典的政治观在古代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在这里的题目的范围之内，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具有意义却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与社会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触的。从方法上看，此种做法，即要求包罗无遗地控制一个社会，或者退一步说，将一个社会完全地安排或组织在依照一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并无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腊，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个目标，乃是它原本就将人类的大部分贬为非人，然而尽管如此，它们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体同等的资籍，从而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多元性更其复杂，要在施特劳斯所谓自由的状态下确立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在古希腊所谓城邦的共同体目标就是道德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这样一种复古的理想，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应当与政治科学就是同一个东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的行动，那么政治事务也就等于人类的全部事务或整体事务。而政治科学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对人类全部事务的研究。政治哲学也就是这样一个囊括一切的学术活动。因此，他不仅不承认哲学、人文学科与其他经验学科之间的区别，也抗议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相对于政治哲学的独立和彼此之间的分立。据此他断定，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在现代追问政治哲学的真谛，结果却是古希腊政治学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两个要点在今天是无法获得确证，也无法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会共同目标的观点。现代社会虽然必须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够构造起来的基本观念与原则，但并不接受某个特定的道德目的为社会的唯一或最终目的。社会共同目的说虽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层面，但决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虽然施特劳斯将政治作了最为广泛的理解，事实上，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在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没有像在今天社会生活中那样普遍化。
另一个关于政治的经典定义是完全现代的观点，这是由韦伯提出来的。韦伯完全从经验科学的立场来分析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这是与施特劳斯针锋相对的立场。韦伯的界定直接从国家来着手，“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在韦伯看来，国家的特点在于它所拥有的特殊的手段，这就是使用暴力。“国家是这样一种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也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可以看到，韦伯这个定义具有某种的色彩，因为后者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此种镇压既包括政治统治，亦包括经济压迫。不过，韦伯的定义比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并不仅仅将权力局限于镇压和压迫的功用。不过，暴力垄断虽然是国家的典型标志，但却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分配，而权力却是有其指向的。在这里。倘若人们考察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政治的范围原本要比国家的界限宽广得多：换言之，政治不仅先于国家，而且其行动也比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的活动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政治的界定对人们来说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达尔这里所说的控制、影响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都可以归在一般的权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的权力运作。就此而论，达尔的观点并未脱出韦伯定义的窠臼，只不过后者的定义更为狭窄和确定，政治仅仅与国家权力的运作有关，而不包括那些无关乎国家形式的权力运作。对政治作尽可能广泛的理解，比较符合学术兴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满足学术彻底性的要求，而对这里的主题来说，韦伯这样有其限定范围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义却更切合政治哲学之政治的特点。
在甄综各种观点和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政治可以规定如下：政治是人类在一定共同体内为分配社会善品而发生的行动。这里所谓的共同体一般具有一个垄断这种分配权力的最高机构、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领土。政治的范围无论是就人类社会一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界限。然而，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行动最为集中、典型的场所。
因为，政治哲学所关涉的政治原则不仅具有普遍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一种原则的普遍运用和强制实施在现代社会只有在一个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之内，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现实性。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则来构建其主体结构。从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意义着眼，现代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念，正是为具有这种性质的原则提供根据和理由的，这样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分析与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学的营造的性质来说，它为甄选基础政治观念及原则提供了范围与性质的指导。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定义和韦伯的定义依然是实证的，而非哲学的。这里可以来看一个有关国家的但却属于哲学的规定。“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即一个在若干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的问题之前的问题，是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应当存在。为什么不要无政府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倘若站得住脚的话，切掉了政治哲学整个主题的支撑。所以从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来开始政治哲学是适当的。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并非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理论的人们，会认为
有可能政治哲学就在此终结了事。”很显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国家是什么，这些均属于实证科学的问题，而国家是否应当存在这样的问题，才具有哲学的性质。诺齐克这个问题其实也并非纯粹哲学的，它包含了实证的科学可以处理的内容，人们能够从经验的层面来提出某种回答。政治哲学的纯粹关切当就实存的国家提出国家应当如何的问题。
无论韦伯的定义还是达尔的界定都没有关涉政治权力应当如何的问题，而这对政治哲学来说乃是根本性的。在诺齐克问题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有这种性质而不是另一种性质、这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力；或者更为直接地要求，政治权力应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政治权力虽然抽象地说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当性始终是受到人们追问的，是要经受人类理智的质疑并在其中获得诠证的。在韦伯定义以及达尔诠释的基础上，我可以补充说，政治权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会善品的分配。而所谓社会善品就是指从权利、财富、地位一直到环境、教育等等社会之中为每一个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东西。
现在，我可以进一步来规定政治哲学之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指在一个共同体内强制而普遍地分配社会善品的行动。换言之，以分配社会善品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终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实现的。这样一来。考察的视角就发生了转变：我不再从现存的政治权力及其机构出发来考察它们的行动，以及追问它们的根据，而是从公认的社会善品人手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分配它们的原则，以及其观念的根据。这样一来，政治哲学之政治在理论上就从现存的政治现象之中抽象了出来，它不再是对那个现象的描述与概括，不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反而成为政治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结果，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由政治哲学构造出来的。这样构成出来的政治对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就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为考察、分析和批判历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为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制定蓝图。
在这样理解下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构成的理论活动或者说营造的哲学思维，而后者的产物就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活动，在罗尔斯所谓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动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学中，这样的规范是先于政治行为的，而不论在实际的社会一历史中，规范事实上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反思与评价。政治哲学并不描述实际的政治现象，也不对之进行实证的分析，因此它之构造理想的政治行为或活动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观念形式就是规范或原则。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为也就是社会善品的分派活动。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善品分派的规范和原则的构成与确证。
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体地去设计、制定和安排实际的政治制度与机构，也就是说，并不处理由人类最为基本的政治行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为具体的也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式。因此，它只是构造社会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则，为这些原则提供观念的根据，从而证明这些原则的正当性，亦即为这些原则提供确证。这些构造与确证就要直接关涉个人、社会及其各种形式的团体，并表明对它们的基本态度。不过，在实际的理论进程中，这些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这里我可以总结说，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在今天，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此为中心关切，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这些观念性的东西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关注，尤其是得到人们的重新诠释、确证和营造为契机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一套适当的制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和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观念性的东西。
当然，根据各种政治哲学的实际学术形态，我这里也可以对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规定：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
至此为止，我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不过，即便就此而言，这里还有三点需要作进一步的阐发，即1)正义，2)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以及3)社会目标。
第一点关涉对正义的理解。抽象来说，正义是对政治行为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评价，或者用形而上学式的术语来说，是指政治行为或活动的某种性质。正义判断总是以某种相应的观念、规范或原则为标准和前提的。于是，从哲学上来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正义。因为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称为正义哲学。
第二点关涉对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的理解。前文已经提到，政治哲学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其旨在营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为模式及其规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为的实证分析与考察为中心关切，也不从经验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为与所有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的基本政治行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直接关涉人的其他基本行为模式，比如经济的或法律的行为方式，并且政治哲学所构造和确证的基本规范同样也是适用于人的其他行为的基本原则。
所谓的人的基本行为的说法蕴涵了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行为，而后者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分的根据并不在于人的行为的区分，而在于不同的视角、着重点和方式。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原本就分别由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为组成的，而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等视角从人的整体行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层面。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都是整体的，都可以从上述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都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意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等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的差异，而在于视角的不同。现代学科之间关联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会行为原本就是整体的和重合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之点需要注意：一旦说到人的基本行为，这就意谓某种哲学的反思与构造的性质。政治学是对人的行为从权力关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学探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并且旨在营造和确证某种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为是如何的，当然也会关涉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是如何的问题，而后者重在关切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应当是如何的。两者的区分就关涉事实与价值两分这个经典问题。政治哲学作为一门旨在营造和确证正义规范的学科，它面临特殊的理论的和实践的
困难：它构造和提出一套正义规范或原则，但后者又必须得到社会成员或现实的人的实际接受才能够成为现实有效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营造的规范的应当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着力建立这些规范或原则与实证现象之间的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关联，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营造起来的规范总是被期望落实为现实的行为。
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是有益的。正如人类认识史和学术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实际的认识过程和学术活动之中，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应当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的区别，是很晚的事情。这种区分最早是由休谟清楚地表达出来的，随后的经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别的理性两个领域――尽管康德坚持理性本身是统一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曾试图通过价值、历史性与经验或实证性的区别，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这样一种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好坏判断或日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现实危害。在中国，此种情况为害尤甚)，不过，所谓的区分只有在严格的限定下才有实际的效果。因为价值的标准与历史性的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历史性的东西同样也涉及事实，而价值的东西也涉及一般性。这就是说，当新康德主义者努力诠证某门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学因其处理历史性的东西因而乃非经验科学时，他们并不能够同时说，它就是一门价值性的学科。同样，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价值学科时，他们同样也不能说它就是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后者仅仅处理一次性发生的事件。
当然，不同意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两分，作为一种理论态度，比如普特南的观点，自然也有提醒人们自然语言复杂性的作用。然而，他关于价值与事实之间区分消解的根据，却也可以用来证明一切事物之间区别的消解，比如事物与观念之间区别的消解，进而一切学科之间区别的消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而又复古的做法。不过，普特南的论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方法论上的自觉，那么逾越价值与事实的界限就是难以避免的，而事实上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泛滥之中。韦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现代学术造成的危害，从方法论上对经验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价值无涉的要求，这个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尽管现如今一些学者也不能够准确地理解韦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其危害并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人们以价值判断代替对事实的经验考察。往往是谋取某种影响与现实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艰苦的实证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虚荣――而且也同样影响现实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人倾向于用其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观念来矫饰事实，或者直接地将其混充为经验的实在。
篇12
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学科教材分析是教学准备阶段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师圆满完成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教师自身专业素质发展的需要。
高中政治教材分析方法很多，比如：根据学科特点分析教材，即根据学科研究对象、学科表达术语等进行教材分析；根据教材编写特点分析教材，即根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教材的体系结构、教材叙述方法等进行教材分析；根据教材的符号标志分析教材，即利用标题掌握教材知识体系，利用不同字体理解教材内容的分析方法，等等。本文着重谈谈教学中普遍使用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教材分析方法，姑且称之为教材构成要素分析法。
所谓教材构成要素分析法，就是按教材的构成要素逐一分析研究，弄清各要素的作用、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教材分析方法。以下谈谈具体步骤。
一、了解教材构成要素
教材构成要素分析法，顾名思义，首先是要了解教材由哪些要素构成。高中政治教材的每一模块均由标题（模块标题、单元标题、课题、框题、目题）、正文（包括宋体字和穿插在其间引导思维活动的仿宋体字）、辅助文（包括专家点评、名词点击、相关链接等）、单元综合探究等要素构成。
二、明确各要素作用
不同教材模块的要素作用大体相同。例如模块二《政治生活》各要素作用：（1）单元，以生活主题组织知识内容，每单元都有各自的序言和知识结构图表，简要介绍该单元的学习内容和意义。（2）课，是单元的有机组成部分，课题提炼课文的中心，每课的导言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帮助明了本课要讲述的主题。（3）框，是课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模块的框题基本采用复合结构，例如：人民民主：本质是人们当家做主；政治权利与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准则。一方面，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本框的学习主题，另一方面突出了政治观点，彰显了教材倡导的价值导向。（4）目，既是构成课文的基本单位，又是学习过程中应注意的基本内容，也展示课文的基本步骤和环节。《政治生活》每框均由三目组成，目与目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第一目是情景导入：提供与课文有密切联系的案例、问题和资料，激发学生兴趣，启动学生思维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知识。第二目是情景分析：对课程标准规定的知识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有些部分在情景回归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第三目是情景回归：除了进一步阐明课程标准规定的知识内容之外，还具有提高学生素质的功能。而且教材内容的展开都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引入，围绕问题展开叙述，引导学生探讨、思考问题，然后实现问题的解决。（5）正文，是学习的主体内容，文字包括宋体字，也包括穿插在其间引导思维活动的仿宋体字，即虚线框内的内容。这两部分在呈现方式上有所区别，但在内容上是密切相关、相互呼应、浑然一体的。（6）辅助文，设三个栏目：“专家点评”是对疑难问题的解析或拓展性说明，“名词点击”是对相关概念、术语的介绍或解释；“相关链接”是对相关事例、资料、数据的引证和阐述。例如，《政治生活》教材第5页的相关链接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者资料的补充。辅助文的功能是帮助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7）单元综合探究：通过真实的、具有挑战性的、参与性强的活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知识。这是体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本单元学习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体现本单元相关知识联系的功能，也有益于发展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只有各要素作用都弄清楚了，教师在分析教材时才能做到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观点明确，有的放矢。
三、分析教材内容
（一）宏观上分析教材内容，包括模块内容分析、单元内容分析等。模块内容分析主要从模块教材的基本理念、主要特点、设计思路、活动设计（包括课内探究活动设计和单元综合探究活动设计）进行逐一分析、把握。以模块二《政治生活》为例。教材的基本理念：（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2）以学生发展为本；（3）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思想政治观点为统领、以政治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4）转变学习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强调自主探究、合作探究，注重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强调学生的体验、感悟和内化；⑸突出课程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突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的主要特点：（1）教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集理论学习、社会认识和公民教育于一体，对学生进行基本政治观点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引导，培养学生公民思想政治素质。（2）教材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主线，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教材关注学生的政治生活实践，贴近学生生活组织教材内容，其知识体系为：公民的政治生活政府国家政党国际社会。知识体系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从具体到抽象，有利于深化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革，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4）教材语言文字简明扼要，图文并茂，教材设计更具开放性和实践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教材设计思路：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生活逻辑为线索，以思想政治观点为统领，以政治学科知识为支撑，整合教材内容是编写《政治生活》的基本思路。教材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根据我国公民政治生活内容组织教材，提炼具有整合意义的四个生活主题，即公民的政治生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代国际社会，以政治学科知识为背景回答政治生活主题的有关问题，对学生进行政治观点的教育。宏观上分析教材内容，目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
单元（课）内容分析主要从单元设计意图（目标）、教学内容（知识结构、活动安排）、重难点问题、课时安排等进行逐一分析、解决。例如《经济生活》第一单元第一课“神奇的货币”。本课的设计意图：⑴能够认识货币的本质，分析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及基本职能；⑵能够解释几种常见的信用工具的用途；⑶理解金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意义，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本课的逻辑结构：由商品引出货币—由货币的起源、本质到货币的职能—由金属货币到纸币—由纸币到信用工具—由中国货币到外汇。本课重点：商品、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基本职能、纸币。本课的难点：信用卡、外汇与汇率。本课课时安排：共安排三课时，第一框两课时，第二框一课时。由模块内容到单元内容的分析，可让教师对教材的认识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抽象到具体，层层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