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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最近十几年来的结果，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经济体加入到全球生产中来，这就使得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宽阔的发展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增长。当然，对于价值链更为简单的理解是，由于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在目前来看无法通过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能够完成，或者说单纯依靠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进行完成往往成本过于昂贵，因此，全球价值就产生了。目前来看，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大趋势，整个发展的过程也是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同时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技术成本等不断的降低，必然会促使跨国公司的大量设立，这将极大的提升整个价值链的全球化特征。当然，全球化的价值链对于国家贸易来说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对于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对于传统思维下的国家贸易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正是由于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来控制国外的企业生产，这将极大的改变原有的贸易生产的方式，因此将会极大的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为了更加有效合理的衡量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贸易额度，需要摒弃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采用更加合理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这将有利于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促进各国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传统国际贸易统计的缺陷
传统的国际贸易衡量的原则是采用属地归属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整个产品和服务的原始产地来衡量贸易的额度，这种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产生之间是具有极大的优势的，其可以准确的衡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情况。但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贸易衡量方式的弊端也不断的出现，使得贸易衡量的需求性越来越得不到满足，对于国际贸易的衡量误差也越来越大。由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只是简单的衡量贸易的出口国和贸易的进口国之间价值的增加情况，而无法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之后的继续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和增加的价值，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使得这种国际贸易的统计方式难以更加准确的衡量整个全球价值链下的国家贸易额度。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新型国际贸易统计方式
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采用新型的国际贸易统计方式，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也提出了要采用任务型的统计方式，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不能够很好的适应当今国际贸易的大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贸易统计方式革新。因此，国际贸易委员会采用增加值的贸易统计方式，也就是通过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净增加来衡量整个贸易过程中的增长问题，这种方式虽然会有重复记录的问题，但是，就整个计算的过程来说符合当前全球化的特征。这种方式的基本操作公式是采用出口国出口产品的成品价值减去国内生产的成本同时也要减去相应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所付出的成本，这种衡量方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方式是极为相近的。总之，这种衡量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同一种产值的重复计量多次，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区分不同国家和地区产值的实际增加，从而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增长。
四、总结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国际贸易的往来也越来越紧密，因此，为了更好的衡量国际贸易额度，需要采用全新的国际贸易衡量方式，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衡量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的增加值，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总之，将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篇2
一、国际贸易中供应链形成之前的资源配置情况
国际贸易供应链形成之前的国际贸易流程以线性为主。其基本的贸易流程是：国际企业买家搞研发设计、采购计划、发出订单；国际贸易进口企业或公司接到订单后，向制造商提供外企买家的货品规格要求、设计方案等材料，而后制造商又向货品供应商采购材料和零件。订单产品制造完成后，进口企业或外贸公司就办理货物出口手续联系国际国内物流企业和单位，向外企买家发货，外企买家又将货物发送给其各个分销商，分销商又将得到的货物发送给零售商。
虽然这种国际贸易流程在经济发展中被广泛运用过，但是这种供应链自身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产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由于国际贸易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广泛，信息传播和物流的时间显得非常漫长，从产品设计到采购决议再到生产已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第二，供应环节的成本费用高。货物要经过很长的运输路程以及经过多个辗转和停留地方，这些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第三，不能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由于是国际贸易，一个小市场出现了问题，很难快速并统一解决，而且因为是国际贸易涉及到的各方只对直接的上下负责，忽视了其它地方出现的问题，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品牌诚信、产品质量等方面。第四，国际贸易各方都是单独面临市场同行竞争，而忽视了对供应链上其它企业的成本和生产效率。国际贸易流程中的资源配置处于分散状态。企业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益、劳动力成本、技术等方面来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并非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配置。第五，国际贸易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彼此之间不能互惠互利，反而出现相互压榨的情况。
二、关于国际贸易中“供应链”的含义
全球贸易供应链又叫全球网络供应链。供应链的成员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要获取的生产资料、货物生产的企业、货物的流动和销售、信息的分享和获取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供应链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核心企业。
三、国际贸易供应链的资源分配方式
国际贸易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通过投资、控股、签订长期互惠合作合同等方式与全球的供应链节点企业结成长期的合作伙伴，每个国际贸易企业都要在一个统一的供应链管理平台上进行贸易活动。以统一、标准化的形式将物流、资金以及信息等输入管理平台，并且通过数据交换技术来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统一管理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市场的及时补货和最小限度的生产，节约成本和资源。零售商们通常都是直接通过信息系统来获取销售信息并将其输入企业相关部门进行分析，零售商经过对电子订货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再向分销商发出订货单。对于得到销售数据的设计和研发部门来说，就得把数据进行预测性或实时性的研发和设计，并且将各个计算机上得出的设计系统，通过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将它们进行信息整合和分析，上传到新的设计系统交予核心平台。这样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从平台上得到设计和采购订单，并且准备准备好材料进行产品生产活动。同时分销商又到平台上获取关于新产品的设计信息进而为市场营销、上架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零售商也可以从分销商那得打产品上架的策划信息。所以，全球供应链管理平台协调者整个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发展和流动。
四、实现国际贸易供应链的重大意义
形成国际贸易供应链就能够降低全球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和分工更加明确和细化带来的成本和信息障碍问题，降低了供货商和销售商的生产成本，有效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一体化，使得全球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降低了经济发展中的成本费用，实现了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
总之，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形成，核心企业可以将和国际贸易有关联企业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供应链网络信息平台上来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网络为信息传播带来更加便捷，货物储存、物流以及资金浪费都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而且由于长期的供应链和资源共享的合作关系，核心企业统一管理国际贸易中的所有资源，因此，全球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
参考文献：
篇3
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的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世界商品贸易量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国际服务贸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创，世贸组织估计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间服务贸易量下降了约27％，其中与旅行和运输相关的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风险全球化，国际贸易的低迷对于长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成为对其经济的致命性打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环节的各国经济的衰退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萧条，这种正反馈机制构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各国对外贸易普遍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为了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的牵制，更多的国家开始注重产业回流和国内循环，这无疑人为地加剧了疫情期间的逆全球化趋势。1．1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国际合作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是维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环节，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无疑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首先，在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造成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生产规模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停工停产，导致产品现象严重短缺，沉重打击了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次，部分国家为防控疫情的境外输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和货物入境，切断了国际贸易的运输环节，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打击。再次，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购买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导致了跨境贸易活动风险提升，全球供应链的断点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全球供应链仍面临着各国复工复产不同步而带来的挑战。综上所述，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脱节和断裂，是逆全球化现象凸显的关键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剧产业回流趋势。各国的产业回流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流。制造业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制造业可以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产品的供应充足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完善和提升本国的制造业体系有助于减少对于其它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打击程度，亦有助于应对类似于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危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个国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众多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的产业结构，并提出了一系列复苏和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验证了制造业在紧急突况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国际贸易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本国制造业能够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质保障，稳定民心，进而能够决定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兴起了制造业回流的热潮。各国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全球产业结构带来新调整。首先，各国均发展本国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缩小。其次，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的产业输入国，辅之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进一步减少，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维系。最后，国际投资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制造业回流会使发达国家对外相对投资减少，对内投资增加，国际投资格局发生变化。这样就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现了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源于英国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商品和服务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在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单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来看，2020年1－10月全球实施的贸易阻碍措施956起，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实施数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额为4409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扩张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决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口”。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本土产业带来的强有力的竞争为各国完善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机下，更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便顺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纳。部分国家疫情期间采取的设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国际贸易的区域性特点逐渐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现象的发生。1．4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导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维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对向肺炎疫情这样全球性突发公共危机的挑战下，WTO被寄予维持国际贸易相对稳定、规范国际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希望。尽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但是WTO的应有的协调和规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从2019年12月开始，WTO上诉机构停摆，导致WTO无法在肺炎疫情期间高效解决国家间贸易纠纷，不能充分发挥其定分止争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WTO解决争端能力的削弱，使得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提升，减损了国际贸易参与各国的信赖利益，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危机。WTO的权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遭受了挑战。部分成员国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护装备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规定向WTO通报。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置壁垒，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大量这些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可能会与WTO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相违背。
2国际贸易的复苏
根据世贸组织在2020年12月18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1．6％。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4％。国际贸易的复苏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内，各国还无法脱离世界市场而独善其身。疫情期间，国际贸易有助于各国结合本国疫情形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过肺炎带来的物质资料短缺的难关。由于各国疫情形势的不同步性，将会出现世界范围内供需情况的不平衡。复工复产较早的国家生产出较为充足的产品，在保障本国市场的需求情况下，各企业急需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利润来弥补疫情期间的亏损。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仍未完全复工复产的国家物资储备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采购需要的商品。国际贸易的复苏允许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内为供需匹配提供了条件，突显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力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各国开始有秩序地恢复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出现明显好转，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恢复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现象是短暂的，并未遏制经济全球化的潜力，也不能掩饰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发展带来的利益。
3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性注定其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
随着肺炎疫苗的接种使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测疫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不应只把视角停留在疫情所带来的短期逆全球化现象上，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判断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论的论证支撑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作为依据。经济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好合作途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疫情所带来的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减速带，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探索更为合理高效的世界经济合作模式，完善本国经济体制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趋利避害，争取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大卫•李嘉图认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石。尽管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经过不断发展，此理论确实为我们论证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提供了依据。资本的空间化原理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资本具有趋利性，资本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因此资本具有扩张性特征，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会自发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大增殖机会，进而促进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种扩张性趋势是由资本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长期看来也是不可逆的。短暂的公共危机会使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但是世界长期的较为稳定局面仍然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为这种流动性的维系提供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交通运输的发达减少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贸易规则得到更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新的贸易方式和种类。互利共赢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国具备参与世界市场交换的强大驱动力。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与世界市场完全脱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各国的理性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熟运转多年，各国已经从世界市场获得利益和发展契机后，再使各国沿着自给自足、单打独斗、孤立发展的趋势运行是不现实的。历史的步伐永远是向前迈进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诉我们，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环节。在理性判断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废食绝不是最佳选择。世界各国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时，正确的态度是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合作共赢，趋利避害，不断提升本国实力，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位置，而非消极对待经济全球化，过分放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企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发展本国经济。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否认肺炎疫情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们应当从长远的眼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减少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障我国经济稳妥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有利因素，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顺应发展趋势，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个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助力我国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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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总体来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有所放慢。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连续6年都超过了两成，但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只有17.8%，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2%和18.5%，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明显放慢。
现阶段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统计只不过是由“显著”增长变为“温和”增长。可是，如果像证券分析师那样也做一张《分时走势图》，则不难看出，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基本上可以用“高开低走”这个股评术语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进出口贸易增长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够保持增长势头。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0个月，出口和进口分别累计增长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势却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据统计，2008年11月全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2%和17.9%，特别是出口贸易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负增长。更有甚者，进出口贸易的月度负增长并非“间歇”性，而是渐成趋势。2008年12月，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21.3%。
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即使对外贸易规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萎缩，贸易顺差扩大的势头也依然得以持续。由于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而12月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9.8亿美元的历史次高点。再看一看整个2008年，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一般来讲，许多人都会认为出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拉动也就越大；而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强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难度却在加大，许多企业苦不堪言。当下，眼看着一些出口企业停工甚至关闭，眼看着出口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领们丢掉饭碗，又有何理由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贸易的大顺差不足为喜，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一定比得上大贸易下的小顺差，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大贸易下出现的适度逆差。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净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净出口因素绝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上述净出口因素起“推动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战。按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穷。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贫困化增长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在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对外贸易或许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但“贫困化”的特征却依然存在，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又何妨？
的确，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应当体现在净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将微观层面也纳入观察视野，仅从净出口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免有些狭隘。单独来看，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只不过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微观层面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
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不同国家来说，通过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可行性，动机也无可厚非。可是，就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而言，各国对贸易顺差的追求恰似一场“零合游戏”：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必然要以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为前提。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贸易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对外贸易能够产生福利的“正合效应”，而非“零合效应”或者“负合游戏”。否则，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长”绝非单靠贸易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断强化，过分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无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未必就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富国并不少见，而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穷国也屡见不鲜。
不难看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靠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加以简单评价。现实状况表明，近期的贸易顺差加大颇具“贫困化”特征。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均出现萎缩的状况下，月度和年度贸易顺差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隐患。在出口保持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贸易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收窄，开工率下降，赢利减少，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与此同时，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11月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的损害最大。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再次，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体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很难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否关乎“保增长”的大局，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只不过关系到相关企业的“小算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出口企业来说，只要做好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有利于“保增长”。
篇5
IPAD便是复杂实物贸易的典型例子。IPAD名义上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劳动成本只占最终售价的1.6%，最终售价三分之一的零部件在中国之外生产，这些零部件在中国进口并组装，再出口到消费目的地。每购买一台IPAD，全球GDP会增长一台IPAD，而全球贸易却最少增加大约1.33台IPAD。这一现象是由重复计算导致的。具体来看，在中国台湾生产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内地会计入全球贸易，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成品IPAD也会被计入全球贸易，而IPAD的最终价值也包括芯片的价值。
考虑到贸易的这种复杂性，GDP的贸易份额只有在受到特定冲击时才会下降，比如贸易的复杂度降低、消费从可贸易品转向不可贸易品，等等。
降低贸易复杂性，重新回到帝国贸易模式，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可信的威胁。即使是页岩气的出现，也不会减弱贸易的复杂度。页岩气本身对全球贸易量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会改变美国的贸易平衡，却不会减少全球石油贸易。其实，自然资源的新发现，只会改变它的全球贸易地理格局，不会对贸易总量有负面影响。
因为能源价格的下降，生产回归美国国内存在潜在可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享受发达世界最低能源价格的同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仍保持最高水位，出口则保持最低水位。从这个过程的另一面看，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削弱，但不能说明贸易复杂度出现逆转。一者它的影响比金融市场流动小得多，二者可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既定沉没成本与时间维度下反应较慢。
贸易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消费模式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贸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减少。一方面，政府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可能上升，而政府的进口倾向低于私人部门；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也有可能自发降低边际进口倾向。
但技术的发展会拓宽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在十年前尚不可行。甚至像3D打印技术，也有潜力增加贸易，不仅作为知识产权可以直接贸易，也可以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此外，关税的增加、贸易融资的下降、规则障碍也会对贸易形成冲击。不过，世贸组织的存在以及对关税损害的普遍理解都大大减少了关税冲击的可能；2008/2009年对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的贸易融资崩溃正在恢复；对全球贸易带来持续损害的贸易规则已经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在贸易谈判中更多关注监管的协调。
篇6
收录日期：2017年3月30日
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不断优化我国的开放性经济结构。为了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获取能力，我国需要不仅加强国际资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强自主创新环节，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一、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3%，随后的一年内，该数值依旧下降，在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背景下，我国贸易在增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过后的三年里，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品值上涨。首先，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仅为两位数，并且速率不断下降；相比同一时期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进口增长速度，出口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使进口贸易受到很多损失，在2015年中，我国进口贸易下降率达到15%。当前，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增长趋势放缓的问题。由于贸易与经济具有密切联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当前的几倍，但是当前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产出速度。根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优势不断减少。其中，贸易超调在产品中的特征为：联合国部门根据贸易产品的特性进行了分类，在按照不同类型的产品分析中，能够获取产品的进出口参数，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出产品结构与我国贸易之间的联系。
（二）产业链更加完善。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中可以分析出，我国属于全球较为重要的贸易国，随着本国企业与外贸企业的联合发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数值呈现上涨趋势，因此我国能够将这些供应链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国产业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使产业集群更加具有科学性。在当前社会中，我国有很多制造业产业集群，如家用电器产业、电子产业等，并且不断朝全球供应链进行扩张。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很多企业的生产能力取得了较大进步，使我国的工业产业链更加具有系统性。很多生产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区域实现完整配套，并且对国外材料的进口订单量不断下降。
二、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中存在的问题
（一）初级产品贸易额降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调整恢复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国际较多产品价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级产品贸易额具有明显的降低趋势，使我国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我国进口增长放缓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场，我国内需市场在快速发展中，能够使消费品的单独销售总额不断上涨。在内需市场比例不断加大的过程中，消费品贸易出现逆势上涨的趋势，同时消费品的增长指数越来越稳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贸易增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中间产品在出口、进口方面出现减弱情况，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属于中间产品，一旦其进口下降，将会造成我国进口贸易受到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不仅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影响。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空前发展，2013年在世界贸易国家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效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当前环境中，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存在劣势，主要是由于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该条件长期低于数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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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方面，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的规模扩大，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
2、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目标，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是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往往会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要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四、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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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明确警示到，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是未来至少十年内的两大核心风险。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尽快建立起跨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治理平台。
一、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经济失衡历史回顾。全球失衡远非一个经济新现象，有许多可供追溯的历史数据加以佐证。
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向我们提供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历史。文章借鉴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说法，将现代全球失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果。同时后科技时代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并为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股权和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从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持续到2005年。尽管全球又损失了0.40世界总产量，但并没有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相反，外国政府资本取代了私人净资本流入，对于美国资产的需求增多。第三阶段，从2005—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总产量从0.29%上涨至0.67%。与此同时还有石油生产国的巨额盈余。在美国国内，这一时期对应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阶段。
当前新一轮全球失衡适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稳定在417亿美元，约合世界GDP的-0.75%（见下页表1）。
2.全球治理发展动向。相较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发展缓慢。迄今为止能够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全球治理中心机构只有二十国集团，即便如此，该集团峰会的成效尚未通过实践经验的证实。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危机，客观上促使了二十国集团迅速上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及经济刺激方案，不仅维护了本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如今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有机可乘，这也是长期以来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由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经济博弈论是指将博弈论用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通过构建相应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达到谋求问题最优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进过程中，一些调整代价较大的逆差国国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反作用或架空国际性协调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1.博弈模型假设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体包括受世界各国委托实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简称者）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简称逐利者）。一般情况下，参与主体皆为理性经济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决策选择时不单考虑自身行为后果，同时兼顾对方对其行为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最终做出使其自身目标最优的决策。
（1）对于者，有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两种策略选择，假定者认真治理，逐利者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这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者进行治理的概率为p，治理的有效概率为r；（2）若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者治理不力未发现其贸易保护行为时被委托人（世界各国）查出，则者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3）对于逐利者，有不实行贸易保护（即配合进行经济调整）和实行贸易保护两种策略选择。逐利者进行贸易保护，其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若贸易保护实行成功未被发现，获得超额收益，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4）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并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 、m-y ；（5）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但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s、m ；（6）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不进行治理而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认真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0；（8）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不进行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0 。
其中：f：者认真治理的劳动成本；w：者认真治理时获得的报酬；y：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v：者治理不力时获得的收益；m：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委托人先发现而给者造成的损失。
以上参数设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设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与收益两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当给定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时，者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与其收益分别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当者进行治理和不进行治理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优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干预治理而由国家自主进行经济调整；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随机地选择进行治理或不进行干预治理。
（2）当给定者治理的概率为p时，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U3=p[r（m-y）+（1-r）m]+（1-p）m
U4=0
当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者进行治理的最优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时，逐利者随机地选择实行贸易保护或不实行贸易保护。
由此，我们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q=（v-w+f）/rs；p=m/ry
这个结论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的假设有关，如果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将投入更多资源以寻求更好的逃避治理办法，从而使贸易保护行为更难以被发现，该结论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励去贿赂治理机构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论也难以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极差博弈模型只考虑了部分经济因素，其他如实行贸易保护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内，因为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这是为简化模型的代价所致，也是该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规范化、合理化
上文对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论分析证明了全球治理进程推进缓慢与治理措施在一些国家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联系。因此理应考虑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适度转舵，以便强化未来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力度。
1.充分发挥G20协调全球治理的积极面。G20必须尽量发挥其全球治理协调的积极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当发现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实则复杂化了解决手段时，可以考虑减少软性约定以硬性规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复权衡协调石油输出国大量顺差问题、德国在欧元区内的外部贸易失衡等等。因为各国就全球治理问题分歧较多，能够实际达成的政策共识相当有限，在相互妥协仍旧未果的情况下政策协调基本成零状态。
2.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几乎都偏向于结构层面与长期层面，但世界各国更加倾向于国内目标，国际整体性目标往往顺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现有措施很难满足这些成员国的国别差异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应当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恰如其分地照顾到成员国希望在中短期内解决本国经济危机的迫切心态，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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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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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年度报告中预测，2012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将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过去20年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分别增长2.0%和5.6%，进口分别增长1.9%和6.2%。
世界贸易走势的低迷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休戚相关。2012年7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经济增速的低迷，一定会收紧全球的进口需求，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欧元区经济进一步衰退等风险因素，都会影响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水平。通过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的当月同比数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国贸易增速较2011年都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更未现超越2011年的势头。可以判断，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长前景还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贸易将会持续相对较低的增速。
一、基于国际贸易先行指标走势的判断
第一，国际航运指标的变化显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这主要通过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加以判断，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可以通过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BDI）和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国际集装箱指数（HRCI）进行分析。从BDI指数可以看出（如图2），自2011年底该指数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数的变化能提前反映国际贸易走势的变化，而目前该指数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判断出2012年下半年国际贸易能有明显的提高。
国际集装箱指数从2011年7月的近792点，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点，再震荡到2012年6月的502点。可以判断，国际运输市场的集装箱运价指数走势也难以支持国际贸易出现强劲增长。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还处于相对高位。自金融危机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恢复到一个较高价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维持在高位。近几个月来，尽管价格指数出现了回落，但还处于相对的高位（参见图3）。较高的初级产品价格也会提高出口价格指数，进而会降低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对全球贸易的提升不利。如果这个价格水平没有太大的改观，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对全球贸易的扩张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偏高的价格指数推高了生产成本，和体现生产扩张情况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月以来不断低迷相辅相成，从2012年3月PMI指数开始回落至54.4%，随后的4月至6月分别是52.3%、52.1%和50.3%。上述情况说明全球生产情况不容乐观，外部需求严重疲软，这也能折射出全球贸易走势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经济体的形势分析
国际贸易形势与宏观经济运行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包括美、日经济，欧元区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
（一）美、日经济呈现温和增长
美联储2012年6月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9%～2.4%，通货膨胀率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预测。2012年第4季度的失业率预计为8.0%～8.2%，高于4月的预测值。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国经济只能呈现温和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对刺激贸易增长的作用有限。美国2012年单月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个位数增长，前5个月，出口同比增长在4%～8%左右，而进口同比增长在3%～8%左右，远低于2011年两位数的增速。大选之年，美国经济的尴尬境遇，也难以让总统候选人拿经济说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现经济反弹，为他们的竞选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预测，本财政年度的经济增速为2.2%，低于4月预测的2.3%。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规模并未显现出预期水平，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庞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进口增长维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进口增长则只徘徊在8%～10%之间；月度出口增速从2012年2月结束负增长后，逐步恢复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长态势。这也说明，日本经济也是保持低速增长。
（二）欧元区经济仍陷债务泥潭
欧债问题尚难烟消云散，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
尽管第1季度欧元区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3%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欧盟委员会2012年春季预测，2012年欧元区GDP增速为-0.3%，其中重债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别为-4.7%、-3.3%、-1.8%、-1.4%，这显示债务危机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发酵。2012年6月，欧元区的Markit综合PMI指数为46.4%，该指数在过去10个月中有9个月低于50%，而制造业PMI指数则更低。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欧元区17国2012年5月的失业率已达11.10%，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更是情况堪忧。
欧洲经济的衰退影响着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无法为整个沉闷的外贸市场带来丝毫希望。欧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目前却给这些国家的出口以沉重打击。比如，中国出口欧盟的月度累计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负值，分别为-3.20%、-1.10%、-1.80%、-2.00%、-0.80%和-0.80%，虽然对欧盟单月出口在回升，但较2011年还是在下降。印度对欧盟的出口当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放缓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绩效均不令人满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个反弹，也难以平复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国、印度、南非为例（参见图4），三个国家2012年前5个月的出口同比增长远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处于3年来的低位，尤其是印度还出现了几个月的负增长。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现十分重要，谁能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尚有待观察。
三、2012年全球贸易的走势预测与建议
对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本文给出了基本分析，对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势，2012年下半年应该会稍微乐观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会为增加库存而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各国主要节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这将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
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实际贸易量，根据2012年前5个月的全球贸易数据，可以对2012年下半年的走势做出一定估计，判断出全球贸易走势。由于2011年贸易增速较低（5.0%），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在4.5%上下浮动。
如何寻找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关键还依赖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复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往新兴经济体注重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目前，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外部需求不断扩大，这是促进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之一。新兴经济体之间多是在制造业或者能源领域存在较大的外部需求，应该保证此方面的增长源。另外，一些免受债务危机之苦的发达经济体应该将出口市场瞄准新兴经济体，因为短期内欧元区重债国难以恢复元气，对外部需求也难有佳绩。比如，英国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个月里，其对中国出口却同比增长26%。英国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过对欧盟国家的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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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
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长期趋势
在世界经济调整期，金融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重组趋势，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的，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一是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在生产全球化带动下，战后出现了四次重大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IT业为主导的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产业转移，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工业生产网络。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危机中和危机后一段时间内，全球制造业分工链条会出现局部调整；但从长期看，由于成本和竞争压力，生产全球化还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带动产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产品内贸易的新发展。
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战后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各国经济外向度和全球经济融合度大幅提升的长期趋势。特别是跨国公司间贸易的发展代表了贸易全球化的新趋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近80万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
由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不断冒出，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全球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并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由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
四是服务全球化将再现蓬勃发展势头。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
五是科技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
六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
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将推动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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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篇12
在2012年，尽管美、欧实体经济也有颇多波折，欧元区经济甚至继2009年后再次以0.6%的水平收缩，但经济情况毕竟较2008年和2009年有较大改善，美国经济仍然在继续复苏。在此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步伐仍慢于国内生产总值，就显得较为特别，情况如果持续，就预示中国对外贸易可能遇到瓶颈。
此外，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汇改以后的升值情况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计算也有不小影响。众所周知，2005年汇改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年居于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但汇改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了约三成。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每月平均汇率换算成的每年平均汇率，2012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万亿美元，其增幅自2005年汇改之后更为显著地加快。在此计算方式之下，中国2001年的外贸依存度为38%，至2006年时升至67%，其后拾级而下，至2012年时降至47%，仅次于2009年因外贸大幅萎缩而导致的44%的外贸依存度。
解读
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跌后回升，全年升幅仅1%，是汇改以来升幅最小的一年，汇率因素可以说似有若无。在此情况下，同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幅偏低而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原因之一固然是欧、美经济不景气拖累中国商品贸易的表现，原因之二就可能是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已达三成左右的累积升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假设2005年汇改并没有发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06年至2012年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那么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数字将是62%，而非2012年的47%。
尽管近年来以人民币作贸易结算的比重增加，但中国的国际贸易还是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单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并不改变已经以美元计价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但它会改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以后的总额。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越大，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值就越大，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越低。据此，对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的解读宜十分审慎，当中固然有中国外贸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差收窄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因素，这就是说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依然高企，并没有外贸依存度所显示的递减幅度那么大。不计及汇率因素，则中国进出口贸易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高逾六成，高于投资及消费；计及汇率因素，47%的比率也与目前投资与消费的占比十分相近，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低估。
中国由于是世界工厂，加工贸易占比仍高，其外贸有大进大出的特点，就推高了外贸依存度。但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除了看对外贸易整体表现以外，还要看出口减去进口以后净出口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外贸对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的确在降低。2005年汇改之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1.3%，其中贸易及服务净出口就贡献了2.6个百分点或22.8%的增长动力。其后有关的贡献率逐年下降，在2011年及2012年中国经济9.7%和7.8%的实际增长率当中，净出口分别拖累了国内生产总值0.4和0.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3%和-2.2%，这显示中国的对外经济环节整体在走向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2012年中国贸易盈余仍有2049亿美元，但相对于中国51.9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不过两个百分点多一点，故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外贸方面可以继续改善的空间已经变小，更主要的要从投资与消费领域来进行，因为其总量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五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近年来也达到五成左右。
启示
就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47%的外贸依存度依然是属于较高的，说明外贸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难以在短时间内为内需所迅速取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2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3.3万亿美元，而根据IMF的统计，同年全球名义本地生产总值为71.3万亿美元，故全球平均的外贸依存度刚好是47%，与中国完全相同。但要知道全球平均的外贸依存度能达到这一水平，来自中国的贡献最大。首先，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以2万亿美元的金额居全球首位，其7.9%的增幅虽然偏低于中国出口的历史增幅，但就依然远胜全球商品出口-0.5%的表现。其次，进口表现也相去不远，2012年中国商品进口1.8万亿美元的总额居全球次席，仅次于美国的2.3万亿美元，其增幅4.3%也胜于全球进口-0.2%的表现。两者加总，中国2012年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867万亿美元，与美国的3.882万亿美元基本看齐，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的两大引擎之一，其整体6.2%的增幅高于全球商品贸易-0.2%的表现，因此提高了全球的外贸依存度。
篇13
（一）世界经济将经历重大调整
综合各方面分析，世界实体经济将在以下方面出现重大调整：一是美国过度借贷和超前消费的模式会出现局部调整，家庭储蓄率上升，私人消费会受到一定影响二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在再制造业化方面做出种种努力，世界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由于全球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去产能化会持续较长时间，一些行业的大洗牌、大重组在所难免；四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在局部范围内经历一些调整；五是受美欧日经济低迷的影响，尽管世界贸易投资自由落体式坠落接近尾声，但未来3-5年难以恢复以前的高速增长，将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六是东亚等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将会致力于扩大内需、鼓励私人消费，将为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七是未来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跨国公司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为了创造新的利润空间，生产和服务全球化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优化重组步伐还会进一步加快；八是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亮点，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世界经济重大调整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这与以下几个方面重要原因有关：一是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美欧“再制造业化”的努力也同样改变不了大的格局；二是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从危机以来的情况看这种势头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三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当今的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总的看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战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危机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将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些长期趋势仍将保持下去。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贸易的八个长期趋势不会根本改变
具体就危机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而言，它总体上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决定的，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向基本面回归是必然的。综观战后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和特点，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世界贸易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作用不会改变，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在以下八个方面不会根本改变：
一是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不会改变。二战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部门间的上下游产业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被部门内的水平分工所取代，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也随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与此相伴随的是投资品和中间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在亚太地区中间品贸易比重占将近70％。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部门内分工的典型例子。
二是跨国投资与贸易融合互动的趋势不会改变。战后跨国直接投资从60年代开始迅速起步，到90年代大幅加快，2008年达到18694亿美元，成为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动力。以外资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来看，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17％，到1990年升至4.2％，2000年最高时曾达22％，2003年降至7.47％，但2006年又升至11.83％。跨国投资带动的不仅是资金，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技术、知识、人员和管理模式的跨国转移，形成了跨国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
三是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主导地位不会改变。战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公司内贸易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
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794894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1/2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商品贸易构成；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母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占美进出口总额的近40％。波音飞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生产外包基地，30％多零部件在国外加工生产；在IT领域，公司内贸易所占比重更为惊人，如戴尔公司计算机90％以上零部件在中国生产，半导体行业80％以上的组装工作在国外完成；美国轿车25％的部件由其海外子公司供应。
四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潮流不会根本改变。战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一再证明，危机期间各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都会抬头甚至贸易摩擦空前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贸易自由化步伐会暂时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但危机一旦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再次启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会走上新的里程。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贸易保护的巨大代价给了各国以深刻的教训，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损人损已，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是战后多边贸易体系总体上得以生存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影响可能将超过战后历次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在危机期间会不断冒出来，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理性地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目前区域内贸易已接近世界贸易的50％，其中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超过50％。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内贸易带来关联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一是危机时期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往往会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二是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有助于破解困扰区域合作的一些长期障碍；三是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危机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可能迎来新的，带动区域内双向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服务全球化推动服务贸易和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近十多年来，在现代化信息化基础上服务业全球化蓬勃兴起，已成为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带动了服务业跨国投资、贸易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目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全球投资的近2/3，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升至20％，服务外包呈爆炸性增长，目前总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约占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可以预见，危机之后服务全球化肯定将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也将掀起新的。
七是科技全球化推动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伴随着科技革命和整体全球化步伐，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知识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技术贸易和跨国合作不断拓展，科技全球化成为重要新趋势。在此趋势下，各国能否通过开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成为决定该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技术创新的周期日益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日益增加、同行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跨越国界最大程度上利用全球技术、智力和研发资源，研发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时，信息技术不仅使跨国研发活动成为可能，而且大大降低了跨国研发的成本。因此，未来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更广泛应用，科技全球化还将不断向前推进。金融危机期间，网上交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方式不跌反涨也说明了，信息技术未来应用空间仍然巨大，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