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人生在世，都是在体验各种各样的苦和乐。在幸与不幸的浪潮冲刷中，不屈不挠地努力活着。稻盛先生将不断去提高人性、修炼灵魂，带着比初到人世时更高层次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作为人生之目的，除此别无他求。
2人生是随人的心态的变化而变化
这一原则是稻盛先生在痛苦煎熬中领悟出的，源自于他曾遭遇的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他年轻时身受肺结核病痛的打击，持续发烧、情绪低落、十分绝望。当他读到一句话“在我们的心中有吸引灾难的磁石，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吸引病菌的脆弱的心”，他不禁反省：正因为他有一颗企图逃避的心，一颗厌恶病患的、脆弱的心最终唤来了灾难。从此，他暗暗发誓：今后心中要努力去想好事。
他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归结为自己的心制造出来的。把它作为一条根本性的原理，贯穿于人生，刻进了心底。他说：“命运这东西，在我们的人生中俨然存在，但是它不是人力无法抗拒的‘宿命’。命运可以随着我们心态的改变而改变。唯一能改变命运的就是我们的心，人生由自己创造。”
在改变自己心态的瞬间，人生就出现了转机。
3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
作为人，何谓正确？稻盛先生用经历来回答：他赤手空拳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创建53年来，KDDI创建28年来从未亏损，而且利润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特别是稻盛先生在2010年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航的会长，仅用2年7个月时间就将破产的日航扭转成一个高收益体质的企业，再次上市。
他将这归结为“人生方程式”：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关键在于它用乘法。平庸但以勤补拙之人可以比有才能无干劲的人做出高整整一倍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决定方向性，有好有坏。那些智能罪犯把满腔热情用在欺诈、盗窃之类的“工作”上，因为“思维方式”是负数，下场很不好。
于是稻盛和夫适时地推出了在实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必备条件——按照重要程度排序：
像哲学家那样深思熟虑。
有武士般清廉的心。
有小官吏的才智。
有农夫那样强健的体魄。
与此同时，他还归结了另一条人生法则：只有主动追求的东西才能到手。
首要是具备持续强烈而切实的愿望。其次，要在头脑里反复周密的推敲这个愿望实现的具体方法，思考到每一个细节。最后，需要缜密的计划和精心的准备，敢于设定很高的合格线，然后反复思考推演，在头脑里面让理想和现实完全重合。“完美无缺”的状态取决于正确的思维方式、无比的热情和未雨绸缪的能力。
4成功=思想·人格（-100～+100）×努力（0～100）×能力（0～100）
稻盛先生有时把方程式中的“思想·人格”直接称为“心”。他说方程式中的“努力”又是“心”的产物，可见这个“心”有多么重要。
年轻人往往相信“技术万能”或“科学万能”。但是他从年轻时开始，就意识到比科学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心”。走上社会后，对此有更深切地体会。他反复地、执着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结论是人生根本的目的、意义不是别的，就是“提高心性”“净化心灵”。
5自己的人生之戏如何编演
人应该如何活得更加美好？
人生是一出戏，这戏剧的导演、编剧、主演都可由自己单肩独挑。这出戏怎么编，又如何领衔主演，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稻盛先生认为：想要构思情节精彩、布局缜密的剧本，想把剧本大纲变成现实，最需要的就是“极度”的认真！无论什么事情都认真面对，正面迎击，遭遇困难时决不逃避，正面迎击。这是是否做成大事的关键所在。“无论如何一定要成功”这种迫切的心情——加上如实审视事物的谦虚态度——那么，你就能抓住平日忽略的极为细微的线索，让你将难题一举解开。
体验重于知识！进入信息社会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知道就自然会了”，这种看法非常错误，“知”和“会”中间有一道鸿沟，只有靠现场的经验才能填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成就伟大事业的智慧只能从经验的积累中才能获得，只有亲身参与的体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在规定的期限内，紧紧把握自己生存的每一分每一秒，拼命活在当下这一刻，这才使渺小的生命得以延续。花草尚且如此，我们人类岂能落后。我们必须抓紧每一个今天，“极度”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
6磨砺心志的“六项精进”
稻盛和夫提出“六项精进”直接来源自释家，是推动一切善行的推动力，有具体的行为目标。
篇2
程林(1963－)，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河南信阳 464000)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求学生涯，又是带着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终其一生，人生哲学始终是他思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终极关怀，他的哲学体系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深刻的部分就是人生哲学。建立一套完整严密并给予人生以指导的人生哲学，是他一生学术努力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及后来出版的《人生哲学》即是他的人生哲学的最初发轫；而40年代出版的《新原人》则是他人生哲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到了晚年，他的人生哲学的最终归宿是“仁”的境界。这期间，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他对人生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深化，而他的人生哲学的精髓即是“人生境界说”。
一、哲学与人生
人生哲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独创性和魅力的学说。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他在《人生哲学》中提出，人生理想即是哲学，此哲学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说：“理想人生是最好至善的人生，故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因此，哲学的功用及目的“既在于确定理想人生，以为吾人在宇宙间应取之模型及标准，则对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当然皆须作甚深的研究”。他在《新知言》中说：“假如我们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中亦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从冯友兰多次为哲学所作的定义可以看出，他是把哲学当着研究人生问题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本学问。
一般认为，哲学包括三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三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以人生论为其重点。冯友兰认为：“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果实。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科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讲人生哲学者即直取其灵魂。”冯友兰把人生哲学比喻为“树木之果实”、“人生之灵魂”，这正说明了人生哲学在他的哲学中之地位。
对于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冯友兰在前期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可以改良人生，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理想的样式。他在《一种人生观》中说：“哲学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确立一理想人生，以为批评实际人生，及吾人行为之标准。哲学即所谓人生理想(life ideal)。”他认为哲学的功用及目的即在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并且作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因此，人生理想即是哲学，这种理想人生是至善的人生，人之行为皆所以实现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这样，冯友兰就说明了哲学的主要对象是人生，人生可以通过哲学的指导加以改善。
后来，冯友兰又提出了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他说：“人能依知识而知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依道德而人超乎具体世界的共相世界。”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使人认识共相世界，而道德则可以使人进入共相世界，这就是为学与为道的区别。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这样，他对人生哲学的看法又与前期有了很大的区别。
总之，冯友兰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人生与文化之根本问题。人生问题乃个人“安身立命”之究竟，文化问题乃国家民族前途之如何。前者就个人言，后者就群体言，实则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按照儒家的说法即“内圣外王”。因此，冯友兰的哲学就是要为此两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这也就是他常常把哲学称为“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因，也是他一生致力于人生哲学研究的动力。
二、觉解与境界
篇3
虽然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并且在每次的旅途结尾之际在人群的沸喊中成为孤单的被遗弃者，1900却是一个对于“自我”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人。“自我”意识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从古希腊“自我”问题的酝酿阶段到中古“自我”问题的发现与搁置，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早期。近代哲学家笛卡尔以命题“我思故我在”成为自我问题研究的开创者，近代的许多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多有涉猎，后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谢林等的发挥，出现了“自我意志论”“自由意志论”“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哲学”等关于“自我”的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现象学派及存在主义学派的诸多哲学家又进行了各方面的论证，一直到今天，在“自我”这个问题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还是未能给出一致的解说。其实，“自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而又意蕴很丰富的概念，不论前辈和后人如何解说，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总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的。虽然没有接触过哲学，然而就像没有上过钢琴课却能弹奏出众人皆喜欢的钢琴曲一样，1900对“自我”这个概念理解的一点也不错位，最终他的死亡也正是一种对自我的捍卫，是对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的尊严的捍卫。1900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就是其“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自由”与“自我”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在自由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自我，有自我意识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个连自我意识都没有的人很难意识到自由的意义，更谈不上为自由而牺牲！其次，1900的“自我”意识体现在钢琴上。1900在有限的八十八个键盘上1900可以弹奏出无限的表现自己内心的音乐。所以，他可以根据轮船上旅客的表情和身份即兴弹奏出不一样的音乐，也可以为自己所爱的美丽少女时即兴弹奏一曲浓情蜜意的爱的乐章。最后也是重要的，是1900对自我的回归。在1900看来，二十世纪初期的人类什么都有了，那繁琐的、复杂的没有尽头的城市什么都有，人类就这样迷失在了没有尽头的世界里却不自觉。他不愿跟众人一样没有自我，自我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当他面临自我与生命的选择题时，他选择了回归自我！这种回归，同样也维护了自己人生哲学的尊严。
我们以为，尊严的死乃是这样一种死亡：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清楚的体认，并作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死去。这种对死亡的尊严的理解蕴含着以下意义：死者曾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与体认自身的生存与死亡。尊严的死亡意味着个体能从人生终极意义的角度反观自己的生存，前瞻即将到来的死亡。因此，尊严的死亡首先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有准备的死亡。死者对自己曾经的人生有清楚的体认，通常没有懊悔之心，并且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做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并在这种评价中伴随着相当的心理满足。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有充分的思考和选择，并能够有条件按照自己选择的死亡方式死去，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2】1900选择死亡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的。他对自己曾经的人生也有着清楚的体认：自由和自我是他自己人生哲学的两大主要方面，他在自己的人生中一直追寻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迷失自己，迷失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如有尊严地死去。这种死亡既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自己所奉行的人生哲学的一种维护与捍卫！
篇4
《马克思哲学大辞典》指出,人生哲学是以人生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内容包括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理想和道路等。
古今中外,有不少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以思考人生哲学为主,诸如西方的孟德斯鸠、叔本华、康德,东方孔孟的儒家学派、老子的道家学派、墨家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法家及其周易之说,无不涉及对人生普遍规律的探寻,人生意义的求取,人生价值的甄选。由此萌生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如幸福主义人生哲学、理想主义人生哲学、功利主义人生哲学及实用主义人生哲学等。而“舍得”实质上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沿用哲学的思考方式研究人生的问题,如哲学中的绝对与相对、偶然与必然、因果关系等均可解释为人生的“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有得,敢舍敢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以舍为得。这看似绕口令的语句包含着“舍得”人生哲学的大智慧。舍和得,互为因果,其间关系既有绝对定数,又有相对变化,既有偶然中的必然,又不乏必然中的偶然。
“舍得”的现实抉择
非洲原著民捕捉猴子有奇招。他们在猴子每天活动的领域内,选择拳头大小的树洞或小山洞,放置可口的食物诱捕猴子,这一捕捉过程并不是秘密进行,而是让猴子们看得一清二楚。捕猴者“离去”后,按捺不住的猴子跑至洞口,急急探爪取食,这时“舍得”的现实抉择开始了。洞口太小,猴子抓着食物的爪子已攥成拳头,如果不舍弃到手之物,就无法抽出洞外,猴子执著地选择食物,当然它的选择决定了被捕获的命运。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笔下曾有一个关于“舍得”的经典故事:两个猎人在荆棘丛生的沼泽地里跋涉逃命,肩上扛着猎枪和沉重的黄金,枪里没有子弹。过一条河时,两个人分开了。一个不愿舍弃黄金和猎枪,结果倒下了,落入狼口;另一个舍弃了黄金和猎枪,与追上来的病狼斗智斗勇,病狼倒下了,他活了下来。这个“舍得”的现实抉择,舍的是身外之物,得的却是宝贵的生命。
“舍得”的心语
篇5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篇6
欲解“人生问题”而事哲学研究
王国维的人生一开始便充满悲剧色彩。就时代而言，国家可能随时倾覆；就个人而言，幼年丧母、自小多病、科场屡败，人生处处不如意。1901年秋，年届25岁而尚无所成的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出国留学，寻求新的人生。然而到日本仅数月，因脚病发作而被迫归国。对此他曾感叹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①。自日本回国之后，王国维彻底结束了学生生涯。与此同时，长期困扰他的“人生问题”急剧膨胀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将精力投向哲学，试图在哲学的智慧中求得答案。
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决定专事哲学研究之前，就曾对西洋哲学有着特别的兴趣，而这发生于他求学东文学社期间（罗振玉创办）。王国维的日文教师藤田丰八曾对来华留学的狩野直喜谈及王氏此间的学习情况，藤田氏对王氏的评价是，他“对西洋哲学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当时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极罕见。”②此间王国维开始广泛涉猎西方人文社科知识，包括哲学。其《三十自序》所谓“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说的就是此间的读书情况。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于上海并聘请王国维担任主编，《教育世界》开设有“哲学丛书”栏目，专门刊发时人翻译的外国哲学著作，其中就有王国维翻译的著作，如《哲学概论》《哲学小词典》就分别收录于“哲学丛书初集”和“教育丛书”二集之中。王国维对1902年及其后的读书生活，尤其是哲学方面的读书情况有如下描述：“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即1903年，笔者注）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③王国维大量研读哲学书目是从1902年开始的，不过此间他一如既往地广泛涉猎西方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稍后由心理学而转向哲学史，然后再由哲学史转向对具体哲学家的研读。在专人专著的研读过程中，王国维较早用力的是康德的论著，但因康著艰深晦涩难以读懂而转向了叔本华。事实上确如王国维所言，在康德最经典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论著中，除《判断力批判》相对容易外，其余两大“批判”均晦涩难懂。笔者认为，王国维放弃康著而转向叔本华的原因固然有他所说的前者“几全不可解”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叔著是面向红尘世界的思考，而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的悲剧性问题。与此相应，“人生问题”是王国维长期以来所欲求解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因此自1903年接触叔氏《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始，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神交”便真正开始了。
神往叔本华
篇7
2、世界观的启示。如何防止人类的各项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呢？这是当今全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面对这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危机，我们从《庄子》的自然保护思想中，或许有所启发。首先，庄子强调“天地与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尊重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会受到惩罚，故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均应建立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前提之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因此，人的一切行动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做到“天和”，而“天和”是“人和”的前提。其次，庄子强调“以道观之，物误贵贱”的生态伦理思想。他认为，人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界万物区分为高低贵贱、有用无用是一种片面、简单化的、错误的态度。“道”是众生平等，自然万物决无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况且自然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要同等看待自然事物，时刻记住“物无贵贱”的思想，不要“以人灭天”，勿以人的需要而毁灭某些事物。第三，庄子强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敖倪于万物”的生态美学思想。庄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主张非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待自然环境，对待调整当今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境界。庄子生态智慧给我们的启迪在现代社会是很深刻的。当人们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或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无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开了一副清醒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庄子没有也不能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出可行的具体方案，但他所提出这些原则，对改变当代人的价值取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3、生死观的启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的生死，便成为了牵惹人心的十分敏感问题。“生”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肯定，“死”是则是预示着个体生命永远离开了生活，不能分享人间的快乐幸福，是对人的生命的否定。所以，从常理看，人们对生、老、病、死都有一种不能拂拭的恐惧感，“贪生恶死”，是人们的自然本性。人也是社会的动物，人生的价值又体现了为群体做出的有益的事情。庄子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反对任何关于死亡的神秘观点和对死亡的恐惧。主张“知天安命”，不“悦生恶死”，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因素。对于批判宗教神学的生死观有积极的意义。作为当代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顺乎自然，乐天安命以超越生死，冷静对待死亡问题。痛苦、恐惧，虽合人情，却有违天理，甚不可取。
篇8
但是,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之一,不能始终停留于原则正确的状态,它应当为人们提供关于人类审美经验和活动明晰、确当、系统的知识,应当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审美活动超越常识的更具体细节。它要对人的现实审美活动做出描述、界定与阐释。如果我们只是仅仅抓住“生活”(以及“生活世界”、“现实生活”、“生命”、“实践”、“存在”、“此生”等)这一概念不放,虽然不会犯原则性错误,但对深化人类审美活动的认识则了无贡献。科学之区别于哲学者,正在其以分析型思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它不得不从某一比哲学更具体的立足点出发,当然它所获得的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是“生活美学”也不能停留于“生活”原形态――浑沌混一状态,而不得不对“生活”有所切分,对“审美”有所限定,对“生活”与“审美”的差异性关系做一定的说明,如果始终停留于生活与审美的同质性,“审美”概念便属多余,美学也不再可能。简言之,立足于审美实践,“生活美学”需要坚持美善的同一性;立足于美学的学科要求,“生活美学”如任何其它美学形态一样,对整体生活世界中之一部分之审美的精神个性做出深入、细致的说明。满足了美学学科的要求,不一定与社会大众的审美实际相一致;符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实际,接近了生活世界原形态,则不一定能满足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作为科学对于明确、限定性知识之要求。这也许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困难。但“生活美学”由于其将美善交融作为自己的第一性原则,因此它所面临的“学”与“术”之间的张力就尤为明显。
主张美学向生活回归,着力发掘生活世界中的审美价值,提升现实生活经验的审美品格, “生活美学”之主旨当是以美促善,化美为善,以善为美,志在增进当代人的人生幸福。因此,我们又可将“生活美学”视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若此不谬,则“生活美学”的提倡者应当首先在人生哲学或伦理学的层面,对“生活”,实即理想、完善人生的内涵,诸如何为人生之善、何为理想人生、何为人生幸福等,提出一套较为成熟、系统的看法,然后方可论及生活审美如何自觉地感知、理解和体验此善,进而丰富、升华此善,最终成就自己的人生幸福。如果在人生哲学、伦理学的层面上,未能解决人生之善、人生幸福、理想人生等根本问题,则我们对生活之美的议论很可能言不及义。在此意义上,正是人生哲学、伦理学的深度决定着“生活美学”的深度。未能于人生哲学、伦理学实现自觉,则“生活美学”之前景亦不容乐观。
但是,又不能将“生活美学”尽归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生活美学”并非对总体人生之善(good in general)的泛泛议论,而是对人生特殊之善(good in special)的专门研究。美的独立性是美学合法性的逻辑前提。于是,“生活美学”需从哲学立场上的原则正确――坚持美善同一的伦理学立场,转化为美的自觉――集中深入地讨论现实生活世界中审美价值、形态的独特个性。审美精神个性探讨始终是美学之本务,美学学科之自觉、成熟与发展实有赖于此。若无心在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做深入具体的分析工作,满足于发表一些人生哲学的宏论,则“生活美学”便有被伦理学侵凌、取代的危险。如何坚持美学之“自性”,自己的研究对于美学学科确有贡献,是“生活美学”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关系到学科意识、学科独立的基本问题。一旦美善全方位趋同,“生活美学”作为美学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既要以人生哲学、伦理学关于人的现实生活、人生之善的基本见解为基础,又要对社会大众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经验、审美活动之精神个性做出细致、精致的阐释,这是“生活美学”需要面对的特殊挑战。不能做到这一点,“生活美学”便未能实现真正自觉,尚在草创粗疏之境。
即使是一种生活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要取得实效,需要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现象、活动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化原则为领域,化主义为问题,乃是“生活美学”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
“生活”是一个太大的概念,它就是人生之全体。科学则是一种有限叙述。于是“生活美学”要有实效,务必对“生活”这一哲学总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性界说。也许,“生活美学”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对“生活”这一整体性存在进行领域性、功能性或层次性的切分,建立一套具体地言说生活、言说生活中审美现象、活动的分析性框架。不同的美学家可以提出不同的、自以为方便、合理的划分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方案,但是,对生活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作具体、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以深化我们对人生世界中审美现象的认识,为美学积累更多的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知识,这一点则当成为“生活美学”研究者们的共识。这种专题式研究可以落实到各民族、时代的美学史之中,化论为史,以史立论,使“生活美学”走上健康成熟的发展道路。
目前的“生活美学”研究尚处于外在、粗疏的阶段。一方面,研究者自身对于“生活美”的内涵尚未定见,对于到底怎样的生活方为美的、怎样的生活方为善的,以及生活之美与生活之善到底呈怎样的关系,如何使审美研究与对生活的其它研究视野区别开来,尚无定见,所以,就表现为只要是议论现实生活经验,便是在研究生活美学的局面。另一方面,美学家对于如何整理现实生活世界尚未形成自己的成熟看法,生活美学研究便处于自然主义状态,在这种研究中,生活并无较完整的图景,审美亦无较清晰图景。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生活美学研究确实既与生活相关,亦与审美相关,如此而已。
对于生活之善与生活之美的关系,我们大概可以表达如下意见。
人生之善、人生之意义、人生幸福的内涵要以一时代、一民族哲学家对人性的正确理解,及其人性理想为依据。因而,每一时代、民族的哲学家们,对于人生意义、价值与幸福,自有其不同的解说。
立足于当代文明,我们将人生之善理解为人类个体、群体与整体的顺利生存与发展,人性需求之合理满足,人生潜能之全面展开,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
生活美以生活世界为前提性背景,以生活之善为基础。一种在此根本方面上违背生活之善的理念的生活之美是不可想象的。相反,生活之美作为现实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它以促进、升华生活之善为根本宗旨。此乃其联系也。生活乃人类的现实当下经验,即其现实生活的即时性展开过程,现实生活欲望的现实追求过程,生活之美则是对现实生活经验异时空之下的再经验――体验过程。此其区别也。
由于此异时空条件之设置,便过滤掉了最粗疏的原始性生活经验,于是,在大方向上,我们即可有这样的表达――几乎所有的现实生活经验,一旦进入再经验――体验过程中,均可以是美的,均可以给人以,至少在心理效果上均成为可接受的,在美善之哲学内涵同质――均是对现实生活需求的肯定的前提下。从心理层面描述则可以说:现实生活经验的根本是感知,而审美经验的本质是体验,它们是对现实生活直接感知内容的异时空再感知、再经验――体验。现实经验即是现实生命体的当下生活,或活着;而审美则是在活过之后,对于自己曾活过的内容进行自觉的自我观照式再体验。审美意识的自觉、审美趣味的自觉,便是这种对于自我人生经验再体验的自觉。大部分人都太执着于当下的感知境界,而忽视此事后(时间距离)事外(空间距离)的再经验――审美体验过程,于是就失去了这种自我感性观照的高境界的精神性生命乐趣。世人皆知此当下直接经验之乐――人生欲望追求与现实之乐与当下直接经验之苦――人生欲望遭受挫折之苦,而不知此人生经验之距离化再次自我感性观照、体验之乐,因凡进入此境者,无论其原生状态之苦乐如何,至此则皆成乐境,此人生现实经验向审美经验转化之核心秘密,现实之恶丑能尽转化为审美之善乐者,讲得即是此理。
只要解决了此现实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之异同问题――同质而异形,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上解决了生活审美的范围问题:只要实现了解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时空隔离,那么在内容、题材、领域上,生活审美的视野可尽同于现实生活经验。换言之,现实生活经验的领域在哪里,生活审美的领域就在哪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处处、时时尽可生活审美也,生活审美即是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异时空感性观照。之所以强调感性、体验一词,即是为了将审美与另一种理性形态的人类自我反思活动――科学认知与哲学概括相区别。
在生活与审美中,既然生活是主体,审美乃生活之一部分,它就是对生活的再体验,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于生活之外再立标准,提出美学自身对于生活的划分标准,而可即依现实生活经验的原形态去审美。据此,我们似可将生活美学研究的领域分为“自我之域”(个体美)、“对象之域”(工艺美)、“人际之域”(人情美)和“环境之域”(环境美)四个方面。这是对生活美学研究生活世界审美现象领域之横向划分。若纵向讨论人生之善、人生幸福,则可呈现为“自我生存”、“自我享受”、“自我现实”和“自我超越”四种境界。生活之美的体验亦缘此四境而展开。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可略有一议。我们已习惯了得之于近代西方的艺术与生活两分法。这是因为,近代美学持一种狭义的“生活”观,即将“生活”理解为近似于“物质生活”、“功利境界”之类的概念。当代美学家,显然更倾向于持一种广义的“生活”观,即将“生活”理解为用以描述人类整体性现实存在状态的概念,它既包括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面范围,也包括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各种要素,比如自然环境,比如物质生活之外的各类精神性活动,如与审美。依此理解,艺术或审美,当然在生活之内,而不是在生活之外。我们只要想一下:人类为什么欣赏艺术,如何创造艺术?艺术亦如宗教一样,虽在物质功利活动之外,但同样贡献于人类现实的生活幸福事业,服务于总体性的人生经验。在此意义上,艺术与生活两立,不存生活之内的艺术就不可理喻。
似乎需要对生活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美学”观持必要的戒心。这种美学雄心万丈,欲以生活为整个美学的出发点与归宿,进而收编整个美学,将美学的所有研究领域尽归于其囊中。若依上述广义“生活”观,则生活本体论美学的如此学术期望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我们不能想象一种“生活”之外的审美,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与生活无关的美学,可以想象一种不在此“生活美学”视野之内的美学吗?看来,美学真的无所逃于“生活美学”了,惟一的出路便是接受其改编。应当承认,依传统的哲学美学思路,做这样的理论建构工作,做到理论自洽,并非难事。哲学家言说这个世界,可以从任何一个自以为称心的理论原点开始,也可以用它为自己的理论模型收官,它们不过是哲学家用以自娱自乐的一种智慧游戏。因此,从“生活”开始言说并终结美学,其理论难度不会超过任何其它的,如以“非功利”、“理念”、“自由”、“生命”、“实践”等为理论原点的理论。
篇9
阿图尔・叔本华是一位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家,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精神深度解释了世界和人生。他认为,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它对生存的一切欲求都是由于匮乏感,由于对自己现状的不满足。欲求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充满着痛苦,满足之后又产生新的痛苦,因为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也就无边无际。意志越旺盛,痛苦也就愈深重。所以,每一部生命史就是一部痛苦史。
一、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及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在叔本华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都不过是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客体,因此,“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1]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明确指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他说:“意志既是自在之物,是这个世界内在的含蕴和本质的东西;而生命,这可见的世界,现象,又都只是反应意志的镜子;那么现象就会不可分离地伴随意志,如影不离形;并且是哪儿有意志,哪儿就会有生命,有世界。”[2]叔本华认为,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志,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求生存,所以又可称为“生存意志”。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意志的客观化,人意志的任何一个活动都体现为他的身体的活动,而身体的活动就是客观化了的意志活动即意志的客观化。叔本华指出:人生本质上是痛苦的。由意志产生意欲,由意欲产生动机,由动机产生活动。人受意志的支配和奴役,无时无刻地忙忙碌碌,为了寻找些什么,而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原是与空无同在,最后不能不承认人生是一个大悲局,人生全是痛苦。
二、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启示
(一)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及解脱方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他基于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私和贪婪本性经过从个别到一般而引起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他思想的独创性,最初没有得到那个时代哲学家的认可,但他的哲学思想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弊端和人生困惑仍有指导作用。在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的欲求多得越来越难以满足。满足了也仅仅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状态,满足之后则是更多的烦恼和空虚。有些人一生为欲望难以满足而烦恼,处于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争强好胜,喜欢与人角逐、争斗,最终难免为欲望所累;有些人虽然物质富足,但精神极端贫乏,处于空虚和无聊之中。总之,生活对他们来说,本质上就是匮乏、欲求和满足之后的无所事事。由个人扩展到人类群体,历史上所频繁出现的战争和暴乱,说到底都源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求,这些都是人性丑恶的写照。
然而,痛苦的人生要想获得彻底解放,则必须通过彻底否定生命意志的禁欲来实现。叔本华把实际的禁欲行为分为三种:自愿放弃、甘于痛苦和寂灭。禁欲和否定生命意志的第一步就是彻底的不近女色。这就阻断了新意志现象的繁殖之路,预示着意志将随着这身体的生命一同终止。其次就是甘愿受苦,即人要从欲求和冲动中摆脱出来,不断地自我忏悔和无止境地忍受痛苦,最终达到清心寡欲和无所企求的境界。获得与清心寡欲相伴随而不可动摇的安宁,则是寂灭中的极乐。
(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关注人生,如何从痛苦境遇中得以解脱,是叔本华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就是叔本华哲学的最终目的。叔本华提出,痛苦的人生只有通过禁欲来获得彻底解放。我们身处物欲横流,物质生活充盈的社会,人们的欲望无限膨胀,有很多人把追求感官刺激的快乐当成生活的目的,把满足吃喝玩乐的无尽欲望当成幸福本身,不知不觉陷入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甚至主义的漩涡。
叔本华所揭示的人生悲剧状态,是要我们看清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把人生痛苦的底线呈现出来,这正是生活中最本真的一面。也许,叔本华那些表面看起来彻底否定人生的哲学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恰好是它的反面,即对人生的执着追求。我们未尝不能通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认清人生的本质,然后鼓起勇气选择适当的生活态度,磨练处世的大智大勇,直面人生的清醒与勇敢,以至对生命无常的洞悉与彻悟,对世态人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叔本华的悲剧思想具有感人至深、动人心魄的魅力,它深深影响和启发了此后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今天,我们应当把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有机结合起来思考人生的问题,汲取他的哲学体系中有益当下社会的思想,从而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积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杨颜宇(1983― ),四川乐山人,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篇10
当今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繁荣，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及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目前正面临由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转型而带来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转型和变化中，人们面临新旧交织的人生困惑和迷误。从整个世界的视野来看，人们对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精神生活却往往被忽视、冷淡。长期下去，人有可能变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变成没有精神追求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和功利性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主导下拯救精神，解决人们“信仰的缺失”、“意义的失落”、“精神的焦虑”、“人生的危机”，就成了时代的呼声和要求。因此，人生观问题作为一个关系到个人安身立命、社会和谐发展的常思常新的永恒话题，在社会发生转型、曲折和变迁的特殊历史时刻，激起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追问和反思。
人生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的核心内容所在。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发挥人学，着重讲人。”[1]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2]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体系中，先秦道家人生哲学更是独树一帜。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的真正动机，我们当可知道他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3]
先秦道家人生观思想内容丰富深邃，它那身重于物的人生追求、返璞归真的人格理想、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谦下不争的处世之道及自然达观的生死智慧，无不显现出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光彩与当代参考价值。当前，在哲学和马克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指导下，结合现实情况，深入研究先秦道家独特而深邃的人生观思想，通过对积淀在这种传统思想资源中的“古今共理”的揭示、阐发和改造，实现其传统价值的现代转换，对于我国新的民族文化和现代化道德的营造和构建，推进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显得十分重要。
二、先秦道家人生观的历史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观念源于现实，同时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的逻辑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之前，统治人们的思想是神权观念和政治宗法观念，人们还处在一种对社会及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与以前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的反抗逃亡，导致了奴隶的初步觉醒和社会对奴隶的新认识，进而导致了人对自身本质的觉醒，人们开始从崇拜神灵的梦寐中觉醒过来，开始认识到人的力量。伴随着人的觉醒，许多进步思想家突破旧的天神观念，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特点是十分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生活的改善与社会地位的提高。相应地，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的诸命题，就成为这些思想家们十分重视的探索内容，于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人生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之所以如此，还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即是一个政治大动荡、社会大混乱、文化大融合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最高原则和依据的周礼正在崩溃之中，体现天命意志的周代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合新情况的需要，阻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发展的需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价值观念激烈交锋，冲击人们的思想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的一切观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冲突中变革。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于是，开明的政治家们，获得解放和自由讲学权利的士们，都在思考这个令人迷惑的时代和社会，都在寻求一种能让人满意、使天下有道的救世方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充当宗法制的“补天”者为己任，主张改革周礼，把周礼从一种体现天命的强制人们服从的外在规范和制度改造成主体自身的内在道德要求；墨家主张“尚贤”，打破血缘宗法的用人路线，还主张“非兵非攻”、“兼爱利人”；法家主张制定法律，保障新的力量的利益，同时限制和遏制他们过分的行为。所有这些主张都从不同角度缓解了当时社会各种力量的矛盾和冲突，推进了社会变革过程。出身史官而又晚年隐退的老子及后世庄子从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冷静观察中，更加关切个体、生命、自由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以独特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与众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救世学说和方案。
三、先秦道家人生观的逻辑线索
在先秦各大流派的救世学说中，对于自然的奥秘，真知的标准，历史的演变，政治的理想，都进行了广泛探索，而谈论最多阐发最深因而成就最高的则是关于人生的问题，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生态度等涉及人生观的根本内容，先秦诸子百家都提出了深邃的观点和明锐的见解，并借此为人处世，安顿心灵。先秦儒家人生观思想极为丰富，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义高于利”的人生价值观、宽厚善良的待人观和乐而忘忧的苦乐观；墨家创始人墨子提出了“兼爱”的古典人道主义思想、“利人”的人生价值观及“非命”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则提出了“求实重变”和“利己不害人”的处世思想及“以力致富”、知足常乐的人生幸福观。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人生观正是面对当时恶的时代和苦难的人生，通过对先秦儒、墨、法等其他流派尤其是儒家人生观的反思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不失偏激和片面）中提出的。
面对百姓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出于对普通劳动者当时所生活的社会处境的深切同情，先秦道家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卷入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思潮。老子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49章），认为有道者是没有自己的私心的，他们应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百姓心为心。首先，老子十分同情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提出了强烈的反战思想。面对诸侯国频繁的征战，老子敏锐地看到了当时战争的后果：“师之所出，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其次，老子以人为本的思想还表现在这位思想家对当时人民所受到的繁重剥削和掠夺的深切同情。他尖锐地指出：“民之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75章）老子指出，这种社会不公平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77章）为消除这一违背天道的现象，老子提出富有者要“不积”（《老子》81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29章），充分体现了老子对受层层盘剥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上述思想构成了老子人生观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由此老子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人生所应恪守的原则和理想，形成了人生观体系。与老子一样，先秦道家集大成者庄子也对苦难的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同时他更关注那些身受迫害的士阶层。在战国时代，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各诸侯国为争得霸主的地位，纷纷重用士阶层为他们出谋献策，同时各国统治者们又把士阶层仅仅当做他们役使的工具，甚至滥施迫害，使士的命运漂泊不定。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处境下，产生了庄子的人生观思想――他想为以他为代表的贫困不安的士阶层找到一条摆脱苦难的人生道路，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1]冯友兰.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140.
篇11
爱因斯坦的哲学观比较庞杂，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在认识论上却摇摆于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是自发唯物论和怀疑论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哲学思想超出了唯物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上达到了自觉......在此，笔者暂且撇开这些争论，以《爱因斯坦文集》为基础，就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三方面，从一种人生哲学的视角来试分析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
一、为真理而追求真理
埃里希·弗洛姆在《占有与生存》一书中说：“佛说，谁想要达到人发展的最高境界，就不可以追求占有。”人们都会关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动力促使爱因斯坦能够在科学的研究道路上长期不懈，并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笔者认为，除了基因遗传这种偶然性因素以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爱因斯坦追求真理的真诚态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而不是自命不凡的占有真理。爱因斯坦就是这种真理追求的践行者，从不被谬误和谎言吓到，也从未宣扬占有了真理。他认为，追求真理的欲望必须优先于其他的一切愿望，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类为之自豪的最高品质。那种出于个人功利的目的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不承认追求真理和知识是人类最高和永恒的目标，是不值得受到人们尊重的。
在广义相对论完成和证实之前，爱因斯坦几乎全身心投入于科学研究之中，甚至疏忽了对亲人和朋友之间的观心。而在面对一些科学家的对其相对论的反驳和批判时，爱因斯坦坦然面对，他在1920年的召开的德国科学家年会的报纸结尾建议，届时召开一场关于相对论的辩论会，他说：“任何敢于直面科学讨论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提出他的反驳。”并且爱因斯坦在坚信自己的立场的同时，对于相对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相对论的基本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吗？自然界各种性质不同的场之间有没有相互联系性？这就是爱因斯坦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广义相对论完成之际，他就提出，“特别是电磁场理论同引力场理论一起是否能为物理理论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同一场的探索，耗费了爱因斯坦大半身的精力，直到晚年，他仍然坚信：“我完成不了的工作，在将来会被重新发掘的。”事实证明许多科学家在他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取得了某些进展。
由于他所获得的成就及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使他成为世界的焦点，无论是新闻媒体、达官贵人以及那些对其理论一窍不通的人们，都想目睹爱因斯坦的风采。爱因斯坦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他对此极度厌恶，他曾向朋友抱怨说：“被媒体穷追不舍，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不用说抽出时间做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就前面所举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科学抱着一种不懈的追求，将真理当作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偶像，对大自然和科学抱着一种谦卑的态度。这种力量来源于他所奉行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宇宙宗教观不是对人格化的世俗的上帝的崇拜，而是一种超越事物性的信仰，他倾向于从理解自然和我们自身方面的弱点上保持敬畏、谦卑的态度。这种信仰赋予了他在科学研究以形式和灵感。只有那些在科学上付出巨大努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人，才会理解这种力量。“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合格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
二、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在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真理追求的同时，对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愿为人类正义和幸福英勇斗争，事实也是如此。他主张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对法西斯主义无比痛恨；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倡民主平等与和谐，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
爱因斯坦有着复杂的公民身份，他曾经调侃说：“我的真正国籍是瑞士，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德国将为我是伟大的德国人而欢呼，法国将称我为世界公民。如果是错误的，法国人将称我是德国人，德国人将称我是犹太人。”然而对于一个热爱世界人民，将自己视为国际公民的人来说，人道主义比公民的身份更加重要。爱因斯坦总是站在人类长远的利益和幸福福祉的角度来关心世界，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
原子弹的诞生和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强化了爱因斯坦长期以来对某种世界联邦的支持。爱因斯坦认为由于进攻性武器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建立一个世界组织来保护人类的安全也就变得愈来愈迫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热情地提倡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而不是一个充当着各个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国际”组织。这个世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严格的控制，限制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上。只有在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地方，这个超国家的政府才有权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为了防止世界政府变成暴力组织，必须定力相应的国际法规，并且民主决策权应该由世界政府人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由于爱因斯坦一直以来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以及一种对全世界人民的认同感，促使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厌恶。他认为真正的民主者很少将国家视为神圣，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能为人类文明事业做些什么，而不是去考虑能为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对于法西斯的那种极端的国家崇拜和国家主义，以及科学家们在政治问题是明哲保身态度，他都进行着坚决地、无畏和严肃地斗争。同时，他对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持支持的态度。在1922年底，爱因斯坦来到中国上海，看到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正饱受着沉重的灾难，“男男女女为每天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这是多么的一副悲惨的景象，他谴责欧洲人在中国的压迫统治，呼吁被压迫的中国人站起来，用手中的武器来为民族正义而战。
爱因斯坦这种反对民族压迫的情感集中体现在他所从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开始抬头，爱因斯坦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和归属。1922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惨遭暗杀，这个事情沉重打击了爱因斯坦，由此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迈出了实际步伐。然而爱因斯坦所支持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主张，被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爱因斯坦人道主义思想情感中进行简单分析并可知晓。爱因斯坦对于深受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抱有一种同情和怜悯之情，对压迫少数民族的行径无比痛恨，如果我们抛开爱因斯坦犹太人这个身份外衣，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爱因斯坦所提倡的犹太复国运动，也只是对于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关怀，他甚至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否认自己存在“犹太人的观点”这样的事。他在巴勒斯坦重建的演讲中说，我们并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文化社会，为在许多国家里连生存都处于危险的犹太人取得自由权力而战。这就如同他对中国人民以及黑人的关怀是一样的。
三、富有魅力的人格特性
爱因斯坦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使他在科学事业上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为世界和谐正义而奔走，使他成为一名著名的人道主义这。如果说，他将宇宙奥秘的探索和世界和平的呼号，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和目标，那么，他富有魅力的伟大人格特性并是其获得成功，让人敬仰的基础。他的独立人格个性，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就是其人格特征的典型表现。
在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上，爱因斯坦在通过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性。“要是没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人的个性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由于当时的军国主义和国家崇拜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压迫，许多科学家迫于权利的压力，在物质上甚至是精神上失去了独立个性。爱因斯坦深深地知道这种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希腊、欧洲、美洲文化的兴盛，个人得以在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的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前提就是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爱因斯坦本人在追求这种个人思想自由和独立的表现形式是向往“孤独”。他总是喜欢扮演孤独者的角色，时常关顾思想的许多角落，却回避了心灵的内室。为何他对一般人会那样的和蔼，而对周围的人却显得有些冷漠，他似乎完全超然于他的环境。笔者认为，这种孤独于外界的超然状态是爱因斯坦一种科学研究的需要，这种孤独特性，能使他拒绝一切传统科学的束缚，回避亲密的情感关系而杂乱无章，所以他才能在打破传统的束缚中创立相对论。李醒民先生这么评价道：“孤独使他超脱于世俗，有一颗宁静的客观的立足点和观察视角，从而获得高度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此外，爱因斯坦人格特性中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的诙谐幽默。他深邃的眼神中视乎在用滑稽的眼光在看待周围的事物，他的谈笑有时像个天真的孩童，他简朴的生活、随意打扮的穿着以及蓬松的发型，这一切都充满着诙谐的气氛。爱因斯坦的家庭受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使得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在遇到不快和挫折的时候，他可以避免过分的悲伤，而以一种超然心态来避免过分伤感。同时，他擅长于自我嘲讽，当其出名的时候，他认为人们对他过分赞扬和尊敬，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他，坦然面对，以一种自嘲的态度来化解这种无奈的情绪。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我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的人生哲学观为他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基础，他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和他在社会正义事业上所做出的卓越成就以及追求自由、诙谐幽默的人生观，就其价值来说是可相提并论的。爱因斯坦的这一人生哲学观，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和鼓舞。
参考文献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F.赫尔内克，杨大伟译.爱因斯坦传[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
篇12
在对人生的认识上，叔本华与尼采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致的，即人生是痛苦的。叔本华将万物的起源归因于生存意志。这种生存意志当中潜在的生存欲望会使人类不断追求，但是始终得不到全部满足，这就使人类陷入了痛苦当中，所以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一个悲剧，由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
一、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理论
叔本华从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的体现为基础出发，表达了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叔本华认为人生与世界就是生存意志的体现，生存意志是无法满足又无处不在的欲望，而人生又总是在追求这些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他得出“人生是痛苦的”帶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结论。
（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首先，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即外在的世界只是感觉和表象的世界。他认为对于“物是我的表象”这个命题是无须证明的，因为人们随时都可以清楚明白地感知到它。
人和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有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但应该注意的是，动物是没有自己的意识的，只有人能思考、是有意识的，所以也只有人能够把外部世界的表象纳入自己的意识当中，感知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也就是意志的世界[1]。所以在我们真正认识到世界的本质之前，世界就是我的表象。叔本华认为这个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由此他得出表象的世界是“虚”的，即使它真实存在，而意志的世界是“实”的，二者是单独存在的。我们要获得最全面的认识，也就是要得到真理，就必须从意志去考察，而不是仅从表象去考察世界，这样才能获得对某一事物甚至整个世界的最全面的认识。
表象的世界虽不是真实的世界，但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对我们是一无是处的，相反，表象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根据。因为叔本华认为获得真理的最可靠的途径是直观，真理的来源与根据就是直观。那么现在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直观”，从字面上来看，“直观”就是可以用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只有表象世界是可以被直观的，而意志世界是不能被直观的。所以我们才说“表象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根据”。
其次，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我的意志”。在这里，“我”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上生物意义上的“我”，而是心理意义上的“我”；同时也不是我们一般追求的具有理性的我，是带有人们厌弃的非理性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种盲目的欲望冲动的我。传统的观点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然后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叔本华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种盲目的欲望冲动，而这种欲望冲动就是生存意志，也就是叔本华悲剧理论的出发点[2]。
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自己，要想生存下去，都必须获取食物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这种求生的欲望就是生存意志，一切欲望，甚至是这个世界的基础和来源都是这种生存意志。即可以解释为：世界的精神内核是“生存意志”，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乃至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内核就是生存下去的欲望。
从生存意志出发，他认为世界的一切表象都是生存意志的体现，就连我们的身体也都是生存意志的体现[3]。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我们的身体是受生存意志的支配。比如说我吃饭、睡觉、工作等等这些行为都是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意志。我吃饭是因为我饿了；我睡觉是因为我困了累了；我工作是因为我想得到金钱以便能更好地生活下去。所有的这些行为、活动，都是受到了自我生存意志的支配，都是自我生存意志的体现罢了。由此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身体活动是意志活动的客体化。也就是说，没有身体，就不能想象意志，所以他认为身体是我们认识意志的前提条件。意志不仅支配着身体活动，还对身体活动有作用，即意志的作用。当其对身体的作用与其意志相一致时，就产生了快乐；而当其与意志产生冲突时，就产生了痛苦。这些快乐或是痛苦的感受就是生存意志的直接感受。其次，我的身体不仅是自我生存意志的体现，还是生存意志的客观外化。因为我们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能看到各种东西，不然就无法生存，所以眼睛就是这种生存意志的外化；除了能看，还必须能吃，吃的欲望就产生了嘴；同理，消化的欲望就产生了胃，咬的欲望就产生了牙齿等等这些都是生存意志的外化。由此看来，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或组织都是生存意志的客体化。生存意志是世界万物的本质，那么这种生存意志就不仅仅只体现在我们人类身上，在动物、植物等一切物体身上也是有体现的。
（二）人的内在生命性质
叔本华认为，使我们心灵满足的直接源泉是人的内在生命性质；我们整个感性、欲望和思想使我们不满足，直接的源泉也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性质[4]。具体说来也就是生存意志，它贯穿在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格”，展开来说就是我们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即人是什么。这些特质直接影响我们的幸福快乐，是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不可消除的因素。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对来自外界的厄运是可以忍受的，而对于来自自身因素所导致的苦难却无法忍受。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人格或是个性。人们尽自己所能做的最大极限永远都不会超过自己，而人们越是离这极限越近，就越能发现一切快乐的源泉原来就是自己，这样一来，就越能够使自己幸福。能够发现这一源泉的总是那些有足够睿智的人，因为他们终其一生只求每时每刻都能够成为他自己，所以他们是最幸福的人[5]。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求，也就不会像那些平凡的人不断追求那永不满足的欲求，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他们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最幸福不过的，这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就是知足”。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偏向自己的，是利己自私的。他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想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也就是说，如果别人对自己的行为或是其他事造成妨碍的话，他就会选择伤害别人，甚至杀害别人。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人们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友好都是虚伪的，当触及自己利益时，这些友好的感情便会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种内在的生命意志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将会被无尽的且无所不在的欲求所牵绊，永远得不到解脱。就算是偶然得到了幸福，那也是暂时的，因为内在的生命性质注定了我们的人生将会是痛苦的。以至于叔本华告诫我们要懂得知足，那样才能使我们在痛苦的人生中得到更可能多的快乐和幸福[6]。
（三）人生苦难的解脱
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理中，要想摆脱空虚无聊和痛苦，就必须实行“意志转向”，人若是想从人生的苦难中得到解脱，那就必须彻底地否定生存意志。但是不能够通过自杀或是患精神病来达到对生存意志的彻底否定，这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否定生存意志，并不是对痛苦的深恶痛绝，而是对生活中的享乐深恶痛绝。就比如自杀，自杀者本身是想继续生活下去的，只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生活条件不满而已，所以我们说他并没有否定生存意志，相反，这实际上是对生存意志的极度肯定，自杀者没有放弃生命意志，而只是在消灭个体现象时放弃了生命。那么什么才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转向”呢？他是这样解释的：“意志转向就是把自己的欲望、生存意志束之高阁，避免它们实际地接触任何东西，力求在内心中对一切事物保持冷漠的态度。”[7]也就是说不要去追求任何欲求，放弃享乐，并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在叔本华看来，“意志转向”的方式有三种：从事哲学工作；艺术创作；禁欲和绝欲。
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启示：实现人生的超越
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打破了以往哲学只对抽象概念进行研究、对人的问题不屑一顾的局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研究人的问题，对于当前研究一些与人有关的问题意义重大。
（一）重视非理性因素
人们通常在分析问题时，总会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而常常忽略那些非理性的因素。因为我们都会有那样一种惯性：认为理性才能客观正确地分析问题，而感性的东西是不稳定的，不能像理性那样客观。虽然理性比感性来得客观，但是不应因此认为只要有理性就足够了。如果只用理性来分析问题，那么必然就会走向一种极端，使得结论变得片面极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打破了以往那种只注重理性研究的局面，唤醒了在理性主义压制下沉睡多年的生命意志，使得非理性的因素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这一点，不管是以往还是现在，都有其重要地位。人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动物，并且人们还认为感性是极不可靠的，所以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人们都极力地压制感性，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只用理性思考问题，得到自己认为的最客观的结论。因此叔本华的这一理论不管哪个时代都有其重要意义，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忽视非理性因素。
对于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两种因素，我们既不能完全肯定前者，也不能完全否定后者。理性固然好，能够使你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但如果长期处于理性状态就会使人神经衰弱。人的一生只有经过非理性的状态，才能体验到什么叫快乐，否则就太过于枯燥乏味了。
人并不是总能保持理性的动物，而是会不时地陷入非理性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不只是要从理性方面考虑，也要重视非理性的因素。因此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缺一不可。
（二）重视人的价值
叔本华从人的生命意志开始去认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就是生命意志，它让我们从新审视“人”这一动物，思考人的价值。
人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存在与活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人作为一切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承担者和创造者，他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人的价值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受到社会关系制约，只有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才能体现出来。人的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对人的满足以及尊重；另一个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但是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后者。
叔本华在它的悲剧理论中告诉我们，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是不可避免的，而欲望本身又是使我们陷入痛苦的源头[8]。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够因此就否认人本身拥有的价值。任何物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价值或是存在的理由，不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人也是如此，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开始，就有他的价值，不存在没有价值的人。
（三）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活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带有非常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一方面告诉我们要向命运低头，但是另一方面也告诉了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叔本华认为：“不管命运如何降临我们身上，不可太高兴，也不可过分悲伤。”[9]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的运气也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命运，我们对此都应该保持一种坦然的心态。虽然痛苦是无处不在，是永恒的，但是生活总要继续。我们不能因为面前遇到的一些困难就停滞不前，相反，我们可以把这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事情当成是迈向幸福的跳板。既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勇敢地面对它，时刻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积极地面对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叔本华还告诉我们幸福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那我们就更应该好好地享受当前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不必为过去的痛苦或未来的迷茫而终日担忧[10]。
叔本華认为我们人生的幸福与艰辛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在生活中的遭遇，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应对它。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性格与品质才是唯一影响我们幸福与快乐的因素，并且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而其他外来的因素就只能产生间接的影响。
人们总是只有当不幸降临时，才会期盼那些幸福日子再度来临。也就是说人们在幸福的时候不知道珍惜，或者说是身处其中而浑然不知，总想着幸福应该是更高一层次的。只有当不幸真的降临时，才发现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幸福，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应该享受此刻，而不应白白让它溜走，到不幸的时候才觉得惋惜[11]。不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能发生的，另一种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把前者当成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把后者当成是不会马上发生的。如果我们时刻都在为这两种不幸做防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享有片刻的安宁了。所以应该把握好现在，别等到失去了才觉得惋惜。
痛苦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始终是没完没了的。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个人的生活也是一场持续不休的争斗。无论在哪里，人们都会找到拼争的对手，争斗始终是没完没了，到死为止仍然武器在握。”[1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要把这些痛苦的程度降到最低，就要明白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不可盲目地去追求，否则只会徒增烦恼罢了。
这就告诉我们，自己对待生活的心态很重要。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就看我们拿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它。以至于有的人认为它枯燥、痛苦；有的人认为它丰富、充满意义；还有的人觉得它平平淡淡。从这可以看出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在叔本华看来，人的一生是在痛苦和快乐的两个极端之间不停地徘徊，我们不应该对此过分重视，应该对此持一种坦然的心态，这样我们才能相对快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篇13
二、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中追求无情
庄子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护持恬淡素朴的心境，警惕这种心境的丧失和混乱。要保有自然素朴的心境，就要从感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超脱的关键就在于无欲无情。就人而言，有五色、五声、五味之情，它们虽为外在之物，但不是独立自存，其对人有很大影响，能引发人的，使人心迷性乱为外物所役使。“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庄子所否定和反对的，正是这种使人心乱性迷的情，亦即人之。庄子劝导人们从感性认识中抽身而返归内心，超越主观感性私欲之情而回到自然天地之情。《大宗师》篇谓“‘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正是形容个体摆脱了感性的牵绊，达到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要人摆脱感性的束缚，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是因为钟情于外物会使人为外物所役，从而丧失生命之本真。庄子把社会的黑暗、祸灾的产生归咎于人受感性和外在爵位的诱惑，归根于人的自然至真之情的丧失。比如，权势欲和贪婪心就是使人们的心灵不得自由的主要羁绊和束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人总是钟情于功名利禄等世俗事物，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疲于奔命，最终成了世俗外物的牺牲品。在庄子看来，“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名利、福禄等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面对世俗事物能控制感望而保持“无情”的心境，解除外在之物对于人的束缚，个体精神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个体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的过程，也是其超越感性自我而获得纯粹自我的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瑏瑢。只有摆脱感性的束缚，人的感官和心灵才会处于一种纯洁、空明的心境。感官和心灵处于无情无欲的自然状态，内无瑕疵，便可洞见万物的本来面目，观审万物的本然状态。庄子从理智推理和自然体悟两条途径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故主张人的行为不应随心所欲、妄意而为，而应摆脱感性食色之诱惑，追求自然之“无情”。因为“‘道’因无情而无为”［3］。
(二)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
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世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人要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除了抑制主观感性外，还要摆脱爵禄势位的束缚。“故夫知效一官……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虽然，犹有未数也”。要护持自然的心境，仅像宋荣子那样面对夸赞与非议不感到奋勉或沮丧;能够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是不够的。还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瑏瑣。人应该把握与生俱来的无情无欲的素朴本性。“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瑏瑤。至人之所以为至人，就在于能超身于物外，保守无私欲无私情的自然心境。逍遥作为物羁的对立面，根本含义也是不为外物所累。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旨在批评物对人的牵制，倡导一种自由洒脱、逍遥无羁的精神境界。人生不得自由除了受感性的诱惑之外，另一原因就是受外力牵制，也就是世俗情势的约束和为政者治国方式的限制。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瑏瑥。无人情能超脱于好恶、是非等物羁情势的束缚。庄子要人保持无欲“无情”心境，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以“齐物之心”观照万物，便可消解事物的贵贱好坏之别。他还指出，以仁义为救世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仁义礼制随着利益的对立，已丧失本乎自然的性质，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是人获得无情无欲心境的障碍。为政者应仿效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客观规律，撇开主观的欲求，一切顺其自然。“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不追求富贵爵位，顺任自然，任凭雷声闻于耳畔，天运印于心中，自然界就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百姓就能按其固有情性生活。庄子强调摆脱世俗情势束缚，治国理民顺乎人类素朴本性，这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以及为政者不顾民情的恣意妄为无疑是一付清静剂。人生的理想状态是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庄子强调对现实生活不应做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但这不是要人孑然独立于自然、社会之外，而是要随顺于万物之自然，随顺于本心本性。庄子舍弃世俗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恢复本性，保持无情无求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天下万物有其本然真性，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要保持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获得恬淡素朴的心境，就需排除各种物欲对心灵的干扰，摆脱爵禄势位等外在物羁的诱惑。“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5。人们只有排除感性、物羁情势的诱惑，才能够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情无欲的境地。
(三)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
人间之事，大莫过于生死。而在庄子看来，生死之变正像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瑏瑧。当然，庄子并非反对一切情，他亦认为人应遵循自然常情。人之本性是恬淡无为的，所以人之常情亦虚无恬淡而常因自然。庄子主张“无情”于感性、物羁情势，而有情于自然之常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庄子把人的生死放到生生化化的宇宙大潮中去体验，放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去把握。正因为此，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庄子试图依从自然运行变化规律，追索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心境。首先，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气的聚散。在庄子看来，万物的不同形态甚至天地间之一切不过是气的凝聚流散。如庄子妻死，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对他的态度深感疑惑。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为气，气变成形，形变而成生命。尔后又从生到死，这样的生死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泣，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庄子通过将人的生死与自然界个别事物的运化进行比较，把生死现象视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其次，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万物生亡的自然现象。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缝隙。《庄子》里讲到老子之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老子死时，老少哭他如此悲伤，一定是(情感执著)不必哭诉而哭诉。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长短，古时候将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子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子顺理而死，这才是自然情实。庄子将生死问题中的理智认识和自然体悟阐述得很清楚，“人能够达到齐生死的境界是通过‘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瑏瑨。庄子对生死的分析是对观察的结果进行综合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理智的分析，而不仅是体悟的方法。人只有借助理性的分析和自然的体悟，把自己与生生化化的宇宙结合在一起，才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最后，庄子借他者之言指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像王骀这样有精神境界的圣人，生死不能动摇他心灵的宁静，天翻地覆不能使其产生颓丧缺失之感。他的心处于无所对待的虚空之境，不随外物的变迁而有喜乐之情，他能够顺乎自然之情实，故能保持无欲无情的自然状态。事实上，要达到与“道”契合为一的境界，就要摒弃物欲，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即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空明虚静的心境。通过“心斋”、“坐忘”，遗弃外在之世俗，忘却内在之肉体，这样使心灵空静，便可与大道相通。达到无欲无情的自然心境就可超然于是非世俗之外，达到“悬解”的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瑏瑩”(《养生主》)。关于“悬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悬’即困缚之义;二说‘忘生死，则悬解也’”瑐瑠;三说“悬解的关键是无心无情”瑐瑡。综合以上阐释，笔者认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人摆脱感性、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刘笑敢先生也认为，“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而超脱的关键也在于无心无情”［5］160。庄子从人的自然本质的理性推究，主张人们面对生死应保持无情(不喜生厌死)的自然心境。从经验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表象，从理性角度去辨析个别事物，是一般人使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方法。而要超越生死，就需要排除世俗辩说的方法，以自然体悟去把握生死之道。所以，要达到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自然体悟，又需要理性分析。
三、自然“无情”的背后
本文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既超越了感性原则，亦超越了理性原则。前者表现为从感望中抽身而去的倾向，批评了流俗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后者质疑了现实世界禁锢的体制及物羁情势。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我们既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又看到二者的融通关系。其思想既蕴含着情势之“有情”与情实之“无情”的对立，又展示着个体自我提升与超越的路径。庄子所追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概括，而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无欲无情、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
(一)自然“无情”弥补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6］142。庄子的人生哲学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通关系及双重价值。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洞察本体世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而暴露了工具理性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则先秦时期的庄子是在科学方法极端不发达的时代，认识到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片面性，因而诉诸非理性的自然体悟去把握本体。“虽然他们各从一个极端去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却都赞成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本体，获得了一致的结论”［4］40。东西方思想家都试图在非理性领域中寻找心灵归依的场所。但庄子强调的不是心灵的躁动，而是心灵的自然运化，他主张摆脱感情、物羁情势的束缚，从食色和爵禄势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将自然无欲无情的心态融入于宇宙万物，使内在的生命与万物的运化相合，在宇宙生生息息的运化中获得心灵归依的场所。庄子推崇无欲无情、自然无为，主张过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彻底的非理性者，而是说在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生活的层面，他开辟了一条损机巧、弃智虑的认识途径。自然体悟瑐瑢，不能完全脱离经验和理性。庄子批评感性和物羁情势对人的束缚，推崇自然体悟，但他毕竟以“道”、“自然无情”这类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来表达他对本体和规律的认识。所以说，庄子的自然体悟保留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某些内容，同时其对宇宙万物的抽象与概括又含有自然体悟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