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随着影视的崛起，使当今时代，称为一个“读图时代”，也就是现在以影像和各种视像作为现代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现如今，人们更愿意去接受那些简单愉快的方式。为了满足观众审美感受和审美需求，网络小说逐渐转向影视改编，小说已经成为电视剧改编的主要来源。
1.符号转换
从网络小说到影视剧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由于媒介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符号系统。网络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进行传播，而影视剧是通过图像、声音的镜头语言来进行传播。在数字媒体时代，语言文学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文学被解构重建。
由于文字符号是抽象的，其形象是通过人物的想象和联想创作的。对于小说到影视的改编要概括，分析其语言，通过文字的描述加以想象创作表现成视觉符号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这种语言转化成视觉语言一目了然的，可以直接解释所表达的意义却限定了观众的想象空间。
2.叙事转换
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段是叙述、描写、抒情和议论，电视剧最常用的叙事手法是蒙太奇。影视剧更能表现情节与戏剧化的冲突，更加有叙述故事、表达情绪和传递美感，影视剧的情节的都是用镜头的蒙太奇来叙述一个故事，通过视听的方式来表现情节，与小说不同。小说更加注重表达意念和阐释思想，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更加直观的表现成图像。
在叙事时空上的差异，影视剧主要以空间的逻辑关系为纽带。例如，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可以通过空间场景的变化使观众意识到时间的流逝，然而在小说中对时间的表达是通过一些表面前后时间变化的词语，例如，“时光流逝”，“一转眼”等等这样表达时间的词语。所以小说语言转化成视觉语言，影视的叙事时空的手法不应该在一个画面本身展现，因为一个画面使观众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难以区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态。
三、网络文学到影视剧改编存在的问题
1.网络文学到影视剧改编的影响
从《步步惊心》到《甄嬛传》到《芈月传》，再到后来的各种网剧，不断的引发了收视热潮。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影视剧的改编成电视剧逐渐趋于成熟。
由于喜爱阅读网络文学的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18岁到44岁之间，也是电影、电视剧的主要观众。所以对于网络小说搬上荧幕，早已经阅读过原著的人群更加期待影视剧的改编，人们的期待感提高了收视率。所以赶着这股风潮，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2.网络文学创作道路狭窄化
由于网络文学题材新颖，所以在将文字语言转化为视觉语言是困难的。一些热门网络小说被改编成为影视剧，众多明星阵容会令等待多年的读者、影迷期待。技术方面的特效制作也不另观众满意，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效果。
由于网络小说在创作时就重视字数篇幅，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氛围烘托等过多的描述。然而在剧本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人物的动作和台词，所以讲文字转换成为视觉语言要改编的非常细致，令那些阅读过原著的观众群体难以产生共鸣，制约了网络文字审美的发展。
四、网络文字到影视剧改编的研究意义
1.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技术出现和发展，各种图像、影响和视像已经成为了时代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文化形态发生了明显转向，视觉性也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9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在逐渐走进中国网民的生活，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其快速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心中都会有一个想象，创造出文字中各种故事的画面。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满足了观众感官上的期待，影视剧可以将文字语言转化成视觉语言，将读者心中的想象具体化。
篇2
二、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快乐性取向
在哲学美学中，有人将审美快乐与美的本质相提并论，认为美只不过是这种快乐的客观化[3]。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创作的机会和欣赏的机会，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它是一个不会因为种族，地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修养等的不同而产生任何特权和偏见的自由世界。人们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和与人分享的乐趣。我们知道，审美的乐趣，并不仅仅来自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诸如情感、想象、理解等。这种贯通性，会使人的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种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网络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愉悦的体验。网络文学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作品与人共同享受者，都是“非功利性”的，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产生快乐的基础，欲望和意志在心灵上得到了摆脱。人们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和享受中，享受的是自由的世界，没有物欲和意志的限制，有一种心理的平衡与满足。并且，这种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心理创作欲望和欣赏欲望的刺激而唤起的，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或抒发和渲泄自己的情感，利用想象理解的心理行为阅读作品，从而产生愉快。互联网最大特点是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正因为如此，网络文学的诱惑正是基个这种自由带给人们的种种享受而产生快乐。网络文学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它没有投稿、审稿、退稿这一繁杂而挫人锐气的失败感。它对热爱文学缪斯的人来说，网络文学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快乐，对于那些追求快节奏，多元化的受众来说自由的选择，以及与情感与理智的交流，同样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可贵的平衡。况且受众与之间的自由交往，以及无功利性，更易让人对网络文学产生一种审美愉悦。2007年12月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讨峰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与会者一致认为，网络文学具有“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有自由、宽容、真实、平等原则；有宽阔无比的向别人学习，自我挑战的空间；有无拘无束充分表达的民利[4]。这是对网络文学特质的一个基本认定。就是因为网络文学的自由、非功利性、真实、平等等特质，所以的快乐与受众容易产生一种情感上快乐共鸣。
三、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大众化取向
篇3
传统意象在数字拟像的影响下，使得很多习惯传统意象的人，在面对新的仿像，感到不适应，甚至会有焦虑紧张不安的感觉。“纵观形象的发展史，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画像阶段、影像阶段、特技影像阶段、数字拟像阶段。”[1]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考中，避免不了要思考媒介技术对如今审美的影响，因为不止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数字媒介的世界是一个高度仿真的世界，在其中，不止有现实生活的缩影，更有人类对未来的大胆想象，它将现实与虚幻没有痕迹的揉合，现代数字媒介技术对传统审美的影响和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形象到拟像的转变
传统的审美主要是一种象征性形式上的审美，是对载体和衍伸意义的主观形成。现今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具有剧烈冲突形式的审美，当客观形式与主观形成有剧烈的差别时，就会有不和谐现象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有两个基本的标志值得注意。第一，进一步的分化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瓦解，进入现代文化的基本动力就是文化更加剧烈和深入地分化……分化是文化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第二，在分化的基础上，文化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冲突和矛盾。”[2]
审美活动从最初的形象审美到视像，再到拟像，这一切都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和劳动技术的进化革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代表和缩影，原始社会以形象为主，而后来是以视像为主，到今天就是拟像的舞台。以中国文化为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意象为主，国人也以有“意境”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意象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并非客观存在的物体，它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互相作用之后的产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意象是一种主体的“情”和对象的“景”的交融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超越纯粹物象自身的追求“道”或“气韵”特征，体现出一种超越具体形似和物质特征的内在精神追求。”[3]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让文化从传统的视像转换成一种拟像文化，这种拟像把现实遮蔽和隐藏起来，让现实趋向完美，是失真的。这与传统文化和审美有着背离，因为传统的审美活动是依托现实，以现实为基础和范本，而现代的拟像有虚假和掩盖动机，这就让审美活动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
（2）真实性的消解
艺术的最高价值在于其真实性和历史性，当艺术品被机器大量复制时，其真实性也逐渐被消解，那么其具有的历史特征也会被削弱。艺术逐渐被市场左右，其本身具有的自律性逐渐被弱化，当艺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再是纯粹的艺术时，那么我们还能将艺术称之为艺术吗？如今的艺术家也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他们唾弃这个社会的以利益为追求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迎合市场的这种需求，从而满足自己各种欲望需求，当艺术也避免不了媚俗的时候，就是后现代社会艺术的悲剧，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3）审美距离的消失
媒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社会演变的步伐，媒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形式单一到错综交叉的变化。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媒介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口头语言阶段，纸质文字阶段，电子媒介阶段。每一个阶段，媒介都有其特定的有形或无形的物质代表。
审美距离的消失，其实也可以以理解为审美价值的贬低。以网络文学的出现为例，对于传统纸质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为众多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涂鸦和抒写的平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传统文学比较严谨、系统、有距离感；而网络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本质都作了改变，比较随意、平民化。审美距离的消失和缩减让艺术不再是曲高和寡，慢慢变成大众的集体狂欢。在这种狂欢的氛围中，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权利之别，只要你有意愿，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发表评论，在这个狂欢式的平台上，人们将审美随意挥洒，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审美距离的消失也是审美平民化的表现。传统媒介环境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普通大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因此，传统的审美活动不包括平民这一审美主体，因为他们知识水平有限，识字不多，文化自然而然便成为精英阶级的专利品。电视电影的出现，即便是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像来看懂影视作品所要传达的意思；广播，是以声音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传播媒介，听众更不需要特别的文化水平，只需一双耳朵，便可以领略其中内涵。审美距离的消失，实现了审美的大众化，这不是文化退步的表现，而是文化进步和革新的表现，大众文化坚持的就是平民性，认同平民需要，来获取其所需要的商业价值。
纵观人类形象发展的历程，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再到如今的现代文字，诸多形象符号都慢慢的开始与现实脱离。媒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让拟像成为现实，荧幕上的众多影视形象与现实脱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这正是媒介技术的力量，让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事物出现在大众面前，逐渐形成一种风尚。
注释
[1]高字民.从影像到拟像——图像时代视觉审美范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8.
[2]周宪.文化标征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1.
[3]同上书，110.
参考文献
[1] 周宪.文化标志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篇4
文学引领我们的中学生体悟诗意，感受无限，领悟神圣，校园文学记录下学生的心灵体验，实现着情感和精神的超越。校园文学在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关注中学校园文学的动态，是把握中学生精神脉搏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大多数关注中学校园文学的论著都将注意力放在中学校园文学地位和处境日益堪忧、“应试教育”对中学校园文学的束缚等方面，很少关注到我们的中学生内部发生在碎片化阅读背景下的身心裂变。本文联系中学校园文学最新最突出的现象，从中学生内部的青春期烦恼入手，探究目前中学校园文学的问题。
1 影响校园文学的几个突出现实问题
1.1 描写对象的相对狭窄
“爱情”和“乡愁”成为中学校园文学泛滥的主题。校园文学集中地表现“爱情”与“乡愁”，处在青春期的写作者们婉约、柔美、虔诚地用柔美的诗句、用轻灵的文笔抒发心中的初开情窦，为心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献上一束束钟情的玫瑰；而对“乡愁”充满迷茫和伤感的描写似乎又特别能显示出他们思想的“深度”。实际上，就人生阅历而言，我们的中学生要全面把握这样的主题应该说是有难度的。问题是青春期的冲动鼓动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四周弥漫着几乎一种声音，那他们只好通过改变呼喊的内容来获取鹤立鸡群的满足。
在中学校园畅销的青春作家，从日常琐事中寻找寄托着隐逸倾向的生活情趣――饮食、起居、花鸟、虫鱼、茶点、童年回忆、故乡山水，不难发现，中学校园文学在这方面的跟风之作不在少数，描写对象根本远在中学生生活的别处，没有经过苦和痛的熬煎而仅仅依靠想象的力量所进行的描写，也因加入了文字游戏的成分而暴露出我们的中学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态。
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即使这种退而结网的做法是很带有点无奈甚至不无悲凉的心情的。但对于目前中学校园文学突出的对社会主题的冷淡、疏离，对现实生活的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观，缺乏应有的关怀这种表现，的确有规避的必要。
1.2 “火星文”的日趋扩张
从百度上搜到的火星文的定义是这样的：“火星文，可解作火星人的文字。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年轻网民为求方便或彰显个性，开始大量使用同音字、音近字、特殊符号来表音的文字，由符号、繁体字、日文、n文、冷僻字等非正规化文字符号组合而成。乍看像是乱码或打错的字，用法也不同于汉字那么规范。由于这种文字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并且文法也相当奇异，所以亦称火星文，意指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
火星文的出现和越来越广的运用范围（几年前作为一种游戏用语在泡泡堂流行，接着通过QQ资料及聊天快速散播，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共用语言），足以透露出孩子们占领独立空间的势头，大人们越是摸不着头脑，火星文被运用得越是如火如荼。
有意将日常表达“变形”，“陌生化”，这与中学生青春期标新立异的需求似乎具有某种相似或一致性。这样的做法也许是他们宣告成人世界的一声醒钟，但同样不可回避地将校园文学推至一个孤僻的角落。
1.3 网络写作的虚拟性、娱乐性和随意性
不得不承认，网络写作已成为中学校园文学的一股相当雄厚的实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更把青春期写作从成人世界中独立出来：孩子们凭借着大人把握更少的网络世界欢快地开辟着他们的“阵地”， 在网络论坛首页上有这样的标语：“校园文学是很多前卫文学的起源，校园文学的启蒙是学生的愤懑、宣泄、激动、兴奋和欢乐，校园文学有爱、有恨更有情。”①事实上，我们的中学生酷爱网络平台，把它奉为他们独立的话语场，也是因为网络虚拟的世界完全有别于有家长有老师的现实空间，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他们的愤懑、宣泄、激动、兴奋和欢乐，他们的爱、恨和他们的情，抒发得可以更彻底。然而娱乐性和随意性太强的网络文学这一文学生产方式能生产出多少凸显深度的思考呢？
2 青春影视对中学生心理及其写作行为的影响
“从来没有一种文化现象能如此蛮强有效地统摄过那么多人的心灵。过去再伟大的文化巨子，也未获得过如此辽阔的讲坛” ②。“它对社会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各个阶层的大众的心态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影视文化凭借其试听结合的优势以及传播的便利而具极强的渗透力，在我们的中学生心里织就了一张无网之网。影视文化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无所不及的触角对中学生的心理成长过程产生着魔力般的影响，这一代“屏幕育成的”中学生，他们许多的价值观念直接来源于影视文化。调查显示，青春影视甚至成为与中学生交友的必备储存，许多中学生认为青春影视能帮助他们达到共鸣，朋友间谈论影视是主要的话题。“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急剧加速，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肆掳虐，导致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处于一种压抑、焦虑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影视文化的娱乐功能很好地充当了他们的心理抚慰剂，平静并疏导了他们紧张的神经，使得他们从紧张逼仄的精神空间走出来”④因此，寻求青春影视这一价值输入与当下中学校园文学之间的血肉联系就很有价值。“影视为心智还未健全、可塑性极强的学生提供了一幅‘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 ⑤事实上，我们注意到：青春偶像剧所构造的世界并不一定利于我们的中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影视的商业性致使它常常脱离现实去营造异常富丽的场景、过度煽情的浪漫、或歇斯底里的暴力。青春影视用艺术的审美眼光表现客观世界，中学生受其影响容易模仿而对世界进行感性的把握。“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中介环节，即社会审美心理。”⑥它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各种审美对象在头脑中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意识状况。它包括人们的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标准等方面。在审美接受活动中，为了使观众能够更好地接受审美客体，一定不能忽视观众的社会审美心理。新时期新的影视作品以新的艺术样式冲击受众的审美心理定势，然而商业题材、反贪题材、公安题材、历史题材等其他国内电视剧市场的产品因其凝重的主题并不能有效地吸引中学生的眼球。青春偶像剧通常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来抚慰观众先惊而后喜，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七情具备的心。
中学生对青春偶像剧的痴迷甚至已经达到了无剧不成友的地步，它对校园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关注中学生的心理动态从校园文学的创作实绩入手，把握校园文学的动态也应考虑中学生的心理因素，心理变化有了，还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时候，影视文化特别是深受中学生喜爱的青春偶像剧就不能被忽视。
3 正视中学生青春期烦恼，营造校园文学的纯净天空
中学校园文学需要发展，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强烈呼声。在通俗文化与消闲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将凭依着校园这最后的一座堡垒，坚守一方纯粹的领地，并把这种坚守视为我们共同的信念与追求。但如何给中学校园文学引入合理的理论助力从而引导其健康发展？这首先依赖于对现实创作的定期总结，罗列现象，深入分析因此显得十分必要。如果我们的大众媒体能够在筛选播放节目时多考虑一些对孩子们的教育责任而不仅仅以商业利润为中心，那么至少理论上保证了影视文化影响在源头上的相对纯净。此外，用经典文学和文艺作品占领校园文艺空间，老师要引导学生探索经典作品的魅力，要让学生正确分辨文艺作品的高下，养成读经典作品、看经典作品的习惯，激发浓厚的兴趣，熏陶高雅的情调，使学生站在精神的较高地带审视校园文学的不同层次。当然，学校也不能忽略今天具有契合青春特点的文艺作品对他们的现实影响，要在尊重他们的青春期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做出正确及时的引导，让他们接受优秀青春文艺作品的良性熏陶，抵制青春影视作品中有可能的负面影响，调动各种有利的文化因素和文艺因素，引领学生在经典文艺和时尚文艺的交互作用下使自己的精神情感得到有效的升华。既然青春期烦恼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既然青春偶像剧已经涉入中学生心理的微妙变化并且影响着包括其写作行为在内的各个方面，蛮强的回避就只能是不智之举。学校或教师如果一味对“敏感”的青春烦恼或青春影视避而不谈，最终也许会不胜决堤“洪水”的猛烈冲击。教师只有趋利避害地、有选择有侧重地、辩证地去引导学生对青春影视进行合理的分析，运用。只有在诸多青春期烦恼的围困中寻求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才是中学校园文学的突破点。与此同时，家长的配合十分重要。社、学校、家长的三方关怀共同作用，受益的将不仅仅是写作行为，还将大大有益于中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
注释：
①http：，2006.4.20
②余秋雨.银幕背后的文化灵魂.艺术世界，1989年第3期.
③ 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④梅乐平.论当代影视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1页.
⑤梅乐平.论当代影视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1页.
⑥钟惦O.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第267页.
参考文献：
[1] 蔡尚伟.影视传播与大众文化[D].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2] 张器友.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D].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篇5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定义及表现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现象包含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舆情危机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管控永远落后于传播；二是舆情的影响（更多是损害作用）具有不可逆转性，非短期能修复甚至造成永久性伤害；三是对网民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四是舆情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再生的无孔不入，暂时被"降服"的舆情很可能因为某种契机再生或者次生。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表现为：
1.舆情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首先表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蔓延速度之迅雷不及掩耳，因为网络舆情有时候是毫无征兆的，即便有征兆，但也不能准确预判其发生的具体时机，发散的具体规模和具体危害，因而，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的速度永远落后于其蔓延的速度。
2.舆情的影响不可逆转性。
无论从网络舆情危机的短期还是长期影响来说，舆情的危害都是不可逆转的，坏事已传遍千里，相关涉事部门和人员的形象损害已成事实，而进行后续处置，也以难以力挽狂澜。进行舆情处置的方法无非有删帖和回应两种方式，在人尽皆知的情况下删帖无疑于自扇耳光，留下做贼心虚的铁证，深化了民众对相关负面信息的深信不疑。而回应往往只能修复个体形象，并且在民众对官方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澄清相关事件对形象的挽回效果十分有限。2015年十一黄金周，因为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岛市吃饭时遇到宰客事件：“点菜时就问清楚虾是不是38元一份，老板说是，结账时居然告诉我们38元一只”，一只青岛普通的基围虾开始引爆舆论场，随着舆情处置的失当更是让山东省花费巨资打造的“好客山东”的公众形象遭受重创。
3.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
现阶段，我们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往往只限于对个体事件的解决，有的只是息事宁人，暂时按压住了引发舆情危机的主要导火索，有的甚至只是通过时间流逝追求网络关注度的降低。可以说，个案舆情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完成了对舆论的心理调试，舆论印象没有得到扭转，甚至可以说，没一起负面舆情危机的出现，都会让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不良观感也更甚。已经老生常谈了的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以及三聚氰胺对国产奶粉产业的致命性打击事件中，之所以一些看起来很个体化的事件，却能产生如此长期的、致命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其中没有能实现对网民进行心理调试，他们对于我国公益慈善机构的财务不透明现状和对食品安全行业的监管漏洞的担忧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4.舆情传播的反管控性。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一方面其生发机制决定了管控永远滞后于传播，这一特征导致的结果是，有可能在你稍不注意，一个舆情危机已经蔓延扩大到你无法用删帖等管控手段来遏制其影响。另一方面，相关舆情信息的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的再生无孔不入。
政府舆情管控方法现状
我国从中央到省级到各地市县政府，均建立了完善的舆情监测、处置、应对和理论研究机制，而今如果要说网络舆情出现了不可控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国有关网络舆情管控的主要方法，弄清各种管控方法的效果和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控方法无外乎以下几种：
1.正面报道塑造形象。
我国对媒体的定位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媒体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也曾提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对媒体的功能定位和中央高层的领导方针决定了其必然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而正面的新闻报道内容则主要涉及会议动态、政策部署解读、城市发展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扬等，追求的是水滴石穿的长期思想渗透，旨在营造和谐文明的氛围，凝聚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情绪，让我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充满信心和憧憬。这些正面报道的内容对舆情的管控起到的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打造政府正面形象和公信力起到“打地基”的作用。
2.全方位领域协同灌输。
我国宣传思想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媒体正面宣传之外，在文学和艺术创作等领域，也要为宣传社会主流的核心主义价值观服务。具体表现则有多方面，文学领域，对出版图书进行严格编审，对网络文学也有明确规范和要求，前段时间的清网行动中，新浪读书等网络文学平台就曾因扫黄而暂停读书频道运营；在艺术领域，如文艺、广播、影视制作等，也有严格的规范和规定。如同媒体的正面宣传一样，全方位领域的协同灌输的作用也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
3.回应报道扭转形象。
在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对相关不实信息进行回应澄清，对待落实和处置的负面事件通报最新的处置动态，是网络舆情处置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环节。在舆情危机中，回应报道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和扭转乾坤的作用。通过相关回应报道，能使在未知天灾人祸中的悲痛人心得到安抚，能让真假难辨的谣言恐慌里人心得到安宁，也让不法行为得到处置、矛盾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和政府形象的扭转。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2015年10月22日，武汉市汉正街约500户商户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整顿黑物流。10月22日傍晚，网民在新浪微博等发帖爆料称，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该局长来时佩戴了金表与金手链，一时间网民关注重点向所谓“金表局长”话题发生转移，关注度甚至占据了事件主流，对有关部门形象损害较大，但23日晚间，媒体从武汉市公安局外宣负责人鲁处长证实，所谓劳力士金表为“就1200块钱，戴了十年以上”，且称现场处置为公安正常执法，该副局长在执法过程中并无违法违纪行为。此次回应报道，对舆情的纠偏和平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舆情迅速回落。
4.删帖管控廓清环境。
在舆情处置中，对负面信息进行删帖处理是很多各级政府部门的做法，由于负面信息在网络空间的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而试图通过删帖将传播影响力降低，廓清网络环境。在这方面，各级政府主要对有关舆情信息进行删帖处理的主要有三种内容，一是不实信息，主要一般性不良和不实内容、恶性谣言和对有关部门和人员的中伤污蔑等，但往往配合回应澄清等处置；二是涉及有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党政领导的负面信息，其主要范围往往较为有限，局限于地方论坛、贴吧、微博等未经媒体报道的信息；还有一种是对媒体已经报道了的信息进行强力管控手段进行删除，其中主要与有关部门的封堵思想有关。这方面的事件也很多，可以说，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删帖几乎成了他们处置舆情的重要手段。
5.新媒体矩阵尝试沟通。
传统报业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我国党和政府的宣传重要平台和阵地，各级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为了更好地发挥的功能，不得不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完善新媒体发展平台，坚守原有的视听平台和报网平台的同时，积极打造起一个全方位的新媒体矩阵，包括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社区和App等移动媒体客户端等。这在各个省级的报业集团中都有尝试，央视、人民日报从2013年4月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仅仅两年多时间，“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运营的佼佼者。其他各省级、地市级传统媒体也纷纷借助微信平台开通公众账号，利用微信多媒体兼容的传播优势向受众提供内容服务。 目前，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正在开展或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改造，成功地将数字化的内容向多渠道、多终端输出，包括报纸电子版、微博客户端和户外LED联播网等。这些新媒体矩阵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更有效地实现了与民间舆论场的沟通与融合。
舆情不可控现象成因
正是由于舆情管控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因而我们才说网络舆情是不可控的。而舆情不可控则有诸多原因：
1.技术层面：网络场景化和传播链条的不可斩断。
新技术对舆情在传播和发酵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一是微信朋友圈效应和场景化参与现象，让舆情传播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方面，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朋友圈效应”，它往往具有集散快、影响深广等特点。其中迅速集散形成的情绪流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当这一股情绪流是负面消极的，对舆情危机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催化和放大作用。如关于姚贝娜之死刷爆朋友圈让媒体行业形象整体受损。另一方面，娱乐性、场景化体验类的舆情事件开始涌现。如去年12月初瞬间火爆朋友圈的“主要看气质”等，这些场景化现象在传播上具有不可阻断性。
二是论坛、微博、微信等新旧自媒体平台的传播链接具有不可斩断性。对于事件传播范围较小的事件，也许可以彻底清除在网络空间的相关信息，但当事人或者好事者未达到目的，可以源源不断发帖。而对于事件传播范围已经扩大的事件，好事者也可能通过保存内容、截图等方式实现信息的留存。你可以删除源头，但删除不了网民对这件事的关注和追踪。甚至有时你可以就事件进行处置和辟谣，但依然不影响原始信息的继续传播。
2.心理定势：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
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处置之时，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对政府舆情处置的效果构成巨大挑战。网络对抗性情绪，是指网民对政府工作和相关政策政令的，有着一种与政府出发点背道而驰的对抗性的看法。同时，网络的标签化认知让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有着固化和难以扭转的印象。这些心理定势损伤着执政部门和执政者的形象，阻碍政令和执行效率，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负面情绪的滋长和挤占着事实生存的空间，让官方的媒体议程设置失效，让回应难获信任，让负面形象难以挽回，甚至通过网民的情绪积攒和不断挖掘，会次生出许多新的舆情，让负面舆情罔顾政府的处置和回应，反而愈演愈烈，朝管理部门难以预料的方向发酵扩大。如去年10月20日，发生了内地游客在香港被围殴致死事件，虽然警方将事件定性为因强制购物纠纷引发围殴导致的误杀，但舆论场仍提出了诸多疑点，涉及内地游客香港旅游，网民已经形成了港陆矛盾等心理定势，让该事件不断泛化，逐步将该事件成为港陆矛盾的新的典型案例。
3.媒体环境：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
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它在正面形象的日常维护，和舆情危机力挽狂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虽然作为的各路媒体已经与时俱进，建立起了新媒体的传播矩阵，但在话语技巧方面始终欠缺，在议程设置层面，也存在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的现象。由于媒体存在假新闻、新闻伦理缺失的个案，因而媒体普遍存在公信力低的情况。这在舆情危机中，会让网民存在媒体可能存在帮政府说话、遮丑、以偏概全等现象，因而增加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让网络舆情危机增加不可控的因素。
如发生在2015年6月9日的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中，澎湃新闻报道称“留守儿童思雨贫困，生前只吃玉米面”，遭到网民质疑，因为报道细节披露涉事主人公家盖有小楼、银行卡里有生活费等，并且当地宣传部也不认可贫困导致孩子自杀一说，澎湃新闻不得不将新闻“生前穷得只吃玉米面”的标题改成“父亲在外打工联系不上”，而关于电视报道中的遗书，也很快被网民指出并非原件，这些细节都严重透支了官方公信力，为舆情增加次生危机。
4.历史沿革：追求个案解决难以实现心理调适。
由于舆情的倒逼机制的压力，以及政府部门在舆情管控方面的维稳思维。处在舆情危机当中，如在热锅上的蚂蚁，力求在短时间内压住舆情影响。这主要跟舆情问责机制有关，让相关部门在网络舆情危机中，追求事件关注度迅速回落，有时谎称已调查敷衍回应，有时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有时则只是置之不理，通过时间流逝淡化关注。从舆情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说，舆情处置成功与否，应以网民是否重新信任，以及舆论印象是否实现了修复和扭转作为标准。
否则，长期下来，负面事件的积累只会积攒民众对政府更多的社会负面情绪，否则类似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也将可能还会发生。
解决舆情不可控现象对策
1.观念：由管控转向社会心理调试。
由于当前网络舆情管控手段的局限，网络舆情不可控的现象客观存在，并且随着互联网和社会的发展，其形成的挑战将日益突出。因而，我们急需从观念上实现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对网络舆情个案的管控，并不等于完成了对社会心理的调试，并不等于实现了个体形象的修复，更别谈负面形象的扭转。因而，相关政府部门舆情管理人员，应从观念上对网络舆情中社会心理调试层面的问题引起关注和重视。
2.研判：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相结合。
对于网络舆情危机的管理，要实现由管控向社会心理调试，对于网络舆情的研判工作就必须要求更高，现阶段，相关网络舆情分析和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对网络上的舆情信息的研判上，并且能真正做到运用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的可谓少之又少，更多是抽样分析，估摸和预测。而缺乏大数据详实可信的分析，舆情分析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并且关于社会真实的舆情，涉及也少之又少。这无法对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形成准确的客观的研判和评估，又如何能准确研判社会心态调试效果呢？
3.引导：追求长远性和实效性。
此外，在对网络舆情实体处置方面，我们在评估网络舆情处置有效度方面，也应逐步试着改变标准。从追求短期效果转向长期效果，从追求个案的暂时平息，转向追求事件的根本解决，消除长期的舆情隐患。从信息调控转向社会心态的调试，从追求传播层面的回落和负面信息的廓清，转向追求社会心理的修复和转变。从聚焦新闻舆论场转向聚焦社会舆论场，从追求新闻舆论场的理性平和，转向追求民间和社会舆论场的印象的修复和扭转效果。
4.模式：由封堵管控转向良性沟通。
在对网络舆情处置的手段上，也应从原来的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封堵管控转变为进行沟通战略机制的再造。对于社会问题要有全局的把握，列出社会问题清单，合理和适时地通过议程设置推出相对稳定社会公共议题，占据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主导权。同时鼓励网络实名制表达，并建立有效机制，保护网民话语权，形成官民之间理性和良性和观点互动。此外，在网络舆情危机管理层， 应超越单一性的思维，强化对网络舆情复杂性的认知框架。而要实现良性沟通，则必须重构官方话语体系和沟通体系，必须创新话语表达，方能更加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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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产业；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解决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目前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网络文化产业只有通过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最大障碍之一。当前，我国网络文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高，尤其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创意和创新性技术。因此，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必须积极推进自主创新，走自主创新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现实状况
（一）什么是网络文化产业
网络文化产业的出现是现代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以及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文化产业又可被叫做数字内容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的核心是人们的思想文化创造活动；网络文化产业的载体为计算机、手机以及互联网络等科技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互联网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目前，网络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对网络文化产业改革与发展明确提出新要求“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重点网络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从广义的角度看，网络文化产业主要包含：将信息网络作为支撑,在内容和形式沙漠化与传统文化产业都有很大区别的新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与网络化。
（二）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概况
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涉及的内容较多，既包括将信息网络作为支撑,在内容和形式沙漠化与传统文化产业都有很大区别的新文化产业，又包括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与网络化而形成的新型产业。但通过对我国网络文化产业概况的调查发现，网络社交游戏已在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网络游戏市场已成为大部分网络文化企业必争市场，很多文化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军网络社交游戏产业。网络广告业发展势头迅猛，收益较好。一些收费下载的影视作品、书籍作品等的盈利模式呈现出不断改善和扩大的发展趋势。搜索引擎市场在我国也已初具规模。总体而言，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实力逐步提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从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的结构来看，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主要有网络游戏，网络出版、网络广告以及网络引擎等，其中网络游戏所占的比重最多。调查显示，2014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销售额为1244亿元，游戏用户的数量高达5.2亿人；出口的游戏产品中，客户端类占28.7%，移动类游戏约占42%；我国自主研发的客户端类游戏在海外的销售额约为8.62亿。由此可见，网络文化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我国网络文化产业自主创新的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自主创新的基础，网络文化产业结构单一化现象严重，甚至呈现结构性失衡
网络娱乐是我国网络文化的核心内容。目前，在我国网络文化产业中的网络娱乐文化,网络游戏中，网络游戏成为主要的项目,而且发展速度较快；在品牌性网络文化建设方面,知名的、大的一些网络企业占绝对垄断地位，这极大地制约了其他网络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网络文化的区域结构方面，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网络文化发展明显优于西部等地区和一些中小城市，致使网络文化发展呈现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在产业内部方面，大部分网络文化企业的盈利模式仍然以传统的盈利模式为主。例如，在网络游戏文化发展方面出现针对性的失衡局面，为城市人群、年轻人群等设计的游戏较多，而针对老年人、儿童以及农村人群的游戏较少。由此可见，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呈现出结构性的过剩和不足，即结构单一，发展不平衡。
（二）创意性开发严重缺乏
网络文化产业是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多个产业共同发展相互协作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产业形式，以互联网为载体。网络文化产业的主要产品为各种形式的网络文化产品。然而，我国网络文化呈现出只有总量，没有质量和创意的状态。
（三）网络文化中的民族文化特色有待挖掘
“内容产业”是网络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种必然的特质，这种“内容产业”的特质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原创性的特点。然而，伴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网络用户的数年逐年递增、各种中文网站纷纷建立，致使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网络信息相对贫乏，网络文化需求高速增长。具体表现在，在网络文学方面，缺乏创新、优秀的原创性作品太少，尤其是缺乏运用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的意识；在网络游戏方面，国外输入我国的游戏作品大多以我国的文化背景为素材而创作，而我国的网络游戏的发展却忽视我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渗入，一味的追求商业盈利。所有这些都导致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在发展内容发面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四）创新性网络文化人才严重不足，创新团队建设滞后
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人才和团队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之一。换言之，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严重不足、大部分的文化产品缺乏创意、复合型人才极为缺乏、文化产业发展的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研发团队建设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例如，我国网络社交游戏产业中一些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研发人员大多集中于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企业、大公司；而这些大的、知名的公司大多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因此，这些高素质的网络人才也大多集中于这些大的城市，而中西部地区的网络企业以及一些相对较小的网络企业则出现人力资本不足的现状，这极大地制约了这些网络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也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竞争局面。
（五）核心技术缺乏，创新盈利模式受到瓶颈制约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发展与国外的互联网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差距较大，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核心技术方面，常常依靠引进，因此经常受制于他们。调查发现，我国目前的网络游戏产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原创性网络游戏产品尚未占据网络文化产业的主导地位。很多传统媒体即使建设了网站，但仅仅是平面媒体的翻版，寻求不到合适精准的盈利途径。
（六）在经营管理方面缺乏规范性
网络文化产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暴露出的问题日益明显。首先，侵犯版权问题严重。大量的侵犯版权问题的出现严重地损害了网络文化消费品原创者的切身利益,使他们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严重地挫伤了网络文化消费品原创者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对于网络文化的具体内容监管不到位。当前，我国网络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消极内容很多,甚至还有一些非法的内容,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对网络文化内容监督管理的不到位。再则，网络文化产业的经营活动中存在很多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的出现，容易导致各网络文化企业之间的不良竞争，也会对整个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我国网络文化产业自主创新的路径
（一）加强对网络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通过调控优势推进结构优化
政府部门要做好对网络文化产业的宏观规划，做到合理、科学规划，加快推进网络文化产业的区域融合。
1.通过东部沿海的一些发达城市群的发达的文化产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2.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中西部地区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精选一些重大的项目给与重点支持，加快建设一批能够起重大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的网络文化产业项目。
3.通过国家与地方共建的方式，促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大力推进网络期刊、网络图书等传统的网络业态文化的快速发展。
4.实施网络文化产业资本多元化发展战略，鼓励各级各类社会资本进军网络文化产业投资建设，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些与网络文化相关的重大或者重点课题或项目，广泛吸引各方资本投入进来，从而促进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二）加强传统文化的渗透，通过发展特色文化占领消费市场
一个国家的网络文化要取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一个国家网络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1.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网络文化企业研发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展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文化产品。
2.在开发网络文化新内容反面，既要重视创新性，还要重视彰显民族特色。大力推进中文信息数据库的建设，通过网络文化的传播途径，传播民族文化的精髓。
3.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发扬民族文化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国外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精髓。
（三）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推进网络文化的市场需求向综合效益的快速转变
1.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夯实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2.创新网络文化产业现有的盈利模式，通过网络广告、网络电影、网络游戏、搜索引擎、网络电视等打造新的网络文化产业盈利模式，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的整体收益。
3.打造多元化的网络文化产业链条。通过采用多种信息工具在内容传播方面的优势和互补性，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产业链，不断扩大网络文化传播的途径以及范围等。
（四）改革并创新我国网络文化人才的培养模式
1.改善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全力打造一支既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又具有优秀文化素养的优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团队。与此同时，通过与各类职业类院校之间建立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模式，精心培养有利于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2.加强国内优秀网络文化公司、企业同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实力较强的网络文化产业集团或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通过选派优秀毕业生到这些文化产业进行实习、见习的方式，吸收这些企业的长处和优势。
3.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一些具有创新精神和意思的研发人员、管理人员积极投身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
四、结语
网络文化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振兴民族文化产业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网络文化产业要改变目前的现状、走出目前的困境、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水平。
作者：毛牧然 刘星冉 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东北大学学院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項目编号：12YJA720018；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资助科研项目（2014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4BZX006）
参考文献：
[1]温虎.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性状调查[J].改革与战略，2014，（10）：99-101.
[2]李玲霞.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出路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7）：46-49.
篇7
1.狭义层面的“去语文化”，是从语文学科的功能来讲的。
语文学科承载的育人功能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借助文本的解读掌握语文基础知识；训练语文基本能力；领悟文本中的人文精神内涵，陶冶情操，对学生进行情感和人格的教育。前两者注重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培养，突出的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的属性；后者注重对人的熏陶与教化，突出的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点。“去语文化”是出现在语文教学中的两种偏向：一种是在语文教学中强调基础知识传授和语文技能训练，把富含人文精神的文本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字、词、句、段、文体、写作技法和艺术特色，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语文课堂没有了文化味。一种是致力于挖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内涵，对文本做大量的引申和发挥，将教学内容切换成社会现象和生活现象，语文课上成了思修课、哲学课，结果是使语文教学离开了言语实践，失去了工具性的基本属性。“去语文化”实质是语文的“工具性”属性与“人文性”特性的剥离。
2.广义层面的“去语文化”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近年中国社会出现的传统文化地位日益下降、母语教学被冷淡的现象，特别是语文课程在高职培养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现状。语文本来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学科，肩负启迪智慧、传承文化的重任，但是目前在各职业院校普遍都处于“边缘化”状态。有的甚至连“边缘”也挨不上，某些职业院校已经取消或根本就不开设语文类课程。在我院高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的公共基础课中，思政类课程量最大，其次是英语和计算机应用，语文类课程已难觅踪迹。与其他兄弟院校交流，情况大抵相似。替代语文类课程的一般是应用文写作，课时极少，且再无其他训练语文技能和提高人文素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在高职学生看来，语文在中小学就学过，认为语文实用性不强，高职教育阶段对语文能力也缺少硬性要求，学生自然把大量精力用于专业课学习。对于人文类课程的学习，学生态度上应付了事，语文教学犹如戴着镣铐在小圈子里跳舞，僵化刻板，缺乏活力，成为名副其实的“鸡肋”。
二、高职教育中“去语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1.广阔的社会背景因素。
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化、商业化。“功利性实用教育”成为教育的显著特征。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现有劳动者素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瓶颈。市场需要大量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应时而生，且不可避免地带上“功利性实用教育”的光环。职业教育培养的产品――学生，也打上了功利性实用的烙印。语文学习作为一门基础课，耗时长，外延广，收益却并不明显，更突出不了学了即可操作的技术性特征，更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追求效率和实用的现代社会，必然被学生和学校所忽视。整个社会表现出的文化浮躁，加剧了语文教育的边缘化。
2.高职院校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割裂，导致高职教育中人文教育严重缺失。
“技能型人才”的提出是高职教育对以学科或以知识为本位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反思与突破。但把职业技能训练代替“人的会面发展”、“把有限的价值当做人生的终极价值”，是高职人才培养中重技能轻素质的一个普遍误区。不可否认，面对现代经济生活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高职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但“职业能力”绝不是某种职业技能或就业能力的拓展与架构。它至少包括：一是完成职业任务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体系，二是基本岗位标准要求的技能或实践动手能力，三是完成职业任务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即常说的职业核心竞争力，如合作能力、应变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调控能力、创新开拓的能力，等等。虽然强调的是“实践动手能力”，实质却是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位一体的素质结构。这体现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即是基于人的全面持续发展的素质体系。促使“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目标，也应是高职教育的终极目标，但纵观现在的高职院校，已蜕化为制造职业工具的培训机构，将培养高尚人格情操、促进身心协调发展、充满理性思维而富有人文关怀的人文课程边缘化，淡化素质教育，是对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忽略，是重实用轻素质的教育短视，是对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功利性割裂。
3.高职语文教学本身存在的问题。
（1）高职语文课程定位混乱。高职语文教学有侧重文化素质培养的，有侧重读写说能力培养的，有侧重鉴赏能力养成的，很难做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平衡。笔者认为，高职语文与高中语文相比，挣脱了“应试”的限制，应更注重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使高职学生在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同时，侧重人文教育与审美情趣的培养。与大学语文相比，降低知识的系统性，弱化理性思辨，突出其读、写、说的实用价值，增加实践性材料，强化能力的训练与情趣的培养。因此，高职语文定位有明显的特殊性。
（2）教材不够专，针对性不强。首先，适合高职专科的语文教材开发较少，一类是由本科教材改编而来或由高中教材加以填充，在文本选择上重复篇目多，或难度过大。一类是综合型，或多或少地选取文学名篇、添加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书法、文学理论、文化常识等内容板块，全而不专。其次，教材文本与专业的结合不强，通常是一本教材适用于各个专业，无法实现语文教学与专业的结合、渗透。再次，职业教育特色体现不够，缺乏职业性和时代性。职业教育是顺时而生的，在语文文本选择中，经典文本要具有时代性主题，要关注当今大众文化语境，如通俗歌曲、影视传媒、广告文化、网络文学与文化、企业名人传记等，教师必须对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作出文化阐释，培养学生理性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
（3）教法上重灌输少启发，缺少对学生情感态度的激发与引导；重知识少能力开发，学生难以学以致用，无法实现“知行合一”。
（4）评价机制不合理：学业评价以笔试为主，重语文知识考查，轻能力测评，更无法考查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素养。
三、语文教育的前瞻
1.端正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导向，认识高职语文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意义。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素质发展和技能提高两个内涵应是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在和谐共振的过程中，把“人的全面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推向极致。
语文教学绝非简单地听说读写，而是通过课堂和文本有机渗透相关的人文信息，融丰富的人文内涵于听、说、读、写等言语交际训练之中，让学生深思明辨，提高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观，自觉关注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它包括培养语言表达能力、锤炼逻辑思维、塑造文学审美和情趣、丰富人格情操等或立竿见影、或潜移默化的综合素养的养成。对于丰富学生精神生活和提高素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基础课程。
语文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工具。“语文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活。语文课程的开设与学习将影响我国文化的传承。试想，自己的文化都没有了，何谈民族复兴？何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2.语文教学向“知行合一”转变。
在语文教学中，教给学生的“知”要紧贴实际需要，学生能用得上，“知”不与“行”错位；教给学生的“知“要具有可操作性，能付诸实践。从高职学生的实际出发，需要改进教学中“知”的内容，按照学生的“行”选择教材和组织教学。
3.建设具有高职特色的语文课程。
（1）教材校本化。结合学情、校情、区域特点，从现有的教材出发，从学生现有的语文基础出发，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对教材进行“修订”，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适用于职业院校学生和本校现状的内容，编写校本教材。探索建设与专业适应的应用性语文课程，实现基础课向专业课的渗透与倾斜。从各系特点出发，结合专业，将语文课程细化，比如设置与各系专业关涉的实用文体写作、文秘写作、自然科技文献选读、地方文化概述、普通话教学、口才训练等基础课程，多开设选修课程，以供学生遴选。
（2）构建适应学生就业需要的语文能力体系。构建以培养口头表达能力、书写能力、文字处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为核心的语文能力体系。从可“行”的角度吸引学生，达到求“知”的效果。提出“多证培养的”目标，要求学生考取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如普通话等级证、秘书资格证、汉语言运用等级水平证，成为求职的硬件。
（3）改变传统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多方位开放式评价体系。削弱单纯的语基知识考试分值比例，增加文学修养和整体语文能力的考核，如指定书目的阅读情况及效果。形式上采用笔试+口试、终结性考试+平时大量的作文练习、阅读笔记。强调学在平时、考在平时，把过程与结果放在同等地位，将考试变成考评，并将考证纳入课程评价。
（4）建设隐性课程。从校园文化的营造入手营造语文学习氛围。即生活语文化，如开展读书会交流或讲座，成立文学社、广播室、话剧社；举办原创作品比赛、演讲比赛，开展语文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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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