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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和经济国际化的新阶段发展生产。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化程度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的提高，进入到了世界的舞台中。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客观规律，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进入90年代，现代技术革命在更深的层次推动着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世界经济活动主要由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所组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源泉。
三、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生产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是国际生产领域中分工合作及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这种分工方式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构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这种现代的分工方式已经不是在国家层次上的综合分工，而是深化到部门层次和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其次是产品国际化，也就是出口生产所占生产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形式是现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加。几乎所有国家的众多企业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国际商品交换。最后是投资金融国际化，随着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不断发展，使国际间资金的流动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了适应于国际化的大浪潮，各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还提出许多鼓励措施，促进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对于我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流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的经济来说，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快。但是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全球背景的巨大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
五、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会有问题发生，因此，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如下：
(1)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职能在经过很多次的转变之后还是不完善，尚未完全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
(2)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法适应行政法制建设。长久以来，对管理经济的手段主要是运用于行政手段，这就容易使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
(3)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地方行政部门的层级过多，部门之间的职责不清，协调能力差。对于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解决对策
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就是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中，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1)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重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社会和经济的有序运行，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地调控经济，做好市场监督，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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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同劳动群众有致富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之间的矛盾。”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由此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产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二战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局势，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新形势、新条件之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否还适用?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也必然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一直都是广受学界关注的议题。林金忠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的学说史，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某些论述，后来逐渐被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说’所依据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推演存在逻辑漏洞。”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必然没有前途的。张雷声在《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看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一文中总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认识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关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机制在当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挑战促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自我更新，但是毕竟从根本上说它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显露的资本主义弊端，表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特征新发展，也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吴茜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三大动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全球性扩展;经济全球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三大表现形式：“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和全球性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针对基本矛盾作出过自我调整，但是金尚培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仅仅是局部缓和，而不是总体上的全面缓和，而且基本矛盾从总体上讲，走向激化的总趋势根本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除此之外，李建松、包宗羲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变化及其最终解决》、刘昀献的《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张雷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及在当代的深化》也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深化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
理论联系实际，不少学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探讨世界金融危机。张俊山认为世界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仅仅源于技术或监管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张雷声也认为：“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观点，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包含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两方面，从而导致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正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发生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第一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此后资本主义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实际上印证了马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科学性。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国家宏观调控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当代，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了世界形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诚如金尚培所言：“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如何正确认识，既是理论上的难点，又是教学上的难点。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对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有何新变化?我认为，要研究变化，首先要看到其不变之处。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要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而另一方面，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自我完善，基本矛盾都是无法克服的痼疾，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
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也必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世界形势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呈现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是关系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问题，将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牵涉其中，无一能够幸免;其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为促进私人垄断资本积累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权服务，但同时，它又具有了归全社会所有的形式并未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体居民服务的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其三，资本主义集团所有制的发展，“随着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发展、新技术的发现和使用，企业和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资本家个人或家族已经无力独揽企业、公司的经营，而只能由资本家集体经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大背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激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在最近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一种进程。这一进程是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取得的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强等)既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另一方面却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的基本动因。而“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和集中体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又加深了矛盾。“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导致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而联系当今实际，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妨看作经济全球化的代价的体现之一。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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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内外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是：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体现，是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交易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扩散，从而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强，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过程和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表述的是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和依赖的状态，主要属于经济层面上的问题；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则是表述世界通过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统一制度为基础的权威性国际组织机构，来统筹世界经济，它更多属于制度层面上的问题。B・巴拉萨给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义是：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完全消除；C・金德尔伯格的定义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障碍消除，并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我国学者张幼文的定义是：再生产过程各阶段上国际经济障碍的消除。从上述定义看，他们都强调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应是人为的“经济障碍的消除”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要实现这些就必须要求各国政府签订一系列的协议和条约，并建立相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权威性的国际经济组织，来统筹世界经济，将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法律和制度上确定下来，使各国共同遵守。目前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因为要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超国家的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来协调一体化下的国家关系；二是各国之间要做出更大的让度；三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应大大缩小，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四是要在国际上建立一套各国共同遵守行之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消除国际经济活动的人为障碍。因此，经济全球化只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一体化。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有很多因素，但在众多因素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生产力。第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各国之间普遍交往的扩大，而各国之间普遍交往的扩大，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第二，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无限扩张的结果。但资本的产生与扩张，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从历史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才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而生，资本也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扩大积累，不断向外扩张的。因此，资本的产生与扩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有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范畴。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资本的扩张，还是科技进步，或是其他因素的作用，归根到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还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否有其客观发展的必然性，经济全球化会产生什么效应，它对世界各国来说，是福还是祸？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发展的结果，有其发展的客观性，是呈现在人们面前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总的说来它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各国带来机遇和利益，也给各国带来挑战和弊害。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利多弊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利少弊多。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转变的。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走向了富强之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美、德等国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甩掉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亚洲“四小龙”原来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是由于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跃居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的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关键是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对策。
其次，经济全球化确实对发展中国家利少弊多，但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迎头赶上的有利条件。一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步较晚，绝大多数始于战后。然而，他们是在殖民体系瓦解，各国纷纷独立，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大背景下，启动现代化的；同样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机遇。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但它们的现代化起点较低，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漫长发展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绝大多数国家真正起步于信息时代。这样，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又可以自身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各国之间彼此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当今世界，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资源。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速自己的发展。四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晚，长期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剥削，经济比较落后。但在独立之后，要求发展经济，摆脱落后状态的愿望比较强烈。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经济区域化进程与趋势
从人类交往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交往总是从国家到地区，再到全世界，即从局部扩向整体。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然后扩展到欧美。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再波及到世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区域性的组织发展迅速，数量急剧增加。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全球已建立的区域性组织多达109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此外，还有次区域性的组织，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等。
战后区域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但到七十年代末受挫；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现在。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源于发达地区――西欧。1958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其后经过几次扩大发展为欧洲联盟。该区域组织在内部实行统一的关税、贸易、货币等政策，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堪称世界各区域组织的典范。
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引发了六十年代第一次区域化的浪潮，这次区域化浪潮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期间最早尝试组建经济一体化的地区。首先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东非共同体；1964年一些讲法语的国家，包括刚果、中非共和国、乍得、喀麦隆和加蓬成立了关税同盟；1973年西非经济联盟宣告成立。
拉美地区第一个区域化组织出现在1960年，当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率先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第二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共同组成了拉美自由贸易联盟；其后，又相继成立了其他一些区域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加勒比自由贸易联盟，后发展成加勒比共同市场。
亚洲第一个区域经济集团是1961年7月由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国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新加坡和印尼又加入了这个联盟，改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
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中，除了欧共体保持发展势头并逐步升级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都受挫。但是，区域化的发展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欧共体得到新发展的典范作用，美国贸易政策的理念转变，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区域化又出现了第二次。这次，无论是在区域经济组织的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合作的方式上、发展的趋势上，都比第一次有较大进展和不同，因此有人将这次的区域化发展称为“新区域主义”。
第一次区域化浪潮与第二次区域化浪潮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早期的区域组织往往是内向型的，保护性关税是维护区域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第二次浪潮中出现的区域组织大都是外向型的或开放性的。各区域组织不仅强调区域内的贸易发展，同时也比较关注与区域外贸易的发展。其次，在第一次区域化浪潮时，区域组织的组建主要有两种平行的模式，一种是南―南合作模式，即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组建的区域组织；另一种是北―北合作模式，即发达国家之间组建的区域组织，如欧共体。但到了第二次浪潮时期，新的区域化组织更倾向采取北―南合作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区域集团。再次，区域组织之间的重叠也是新区域主义不同于旧区域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
第一次区域化浪潮和第二次区域化浪潮相比较，旧区域组织和新区域组织之间的不同点，可概括为下表：
三、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与发展中国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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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一套严密而又行之有效的理论
管理会计向来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是
产量，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第二类与产品种类数有关，可把它们归集到产品检验，零部件存货管理，产品设计等相关的作业中去，成本动因是高度测试的次数、零部件的品名数、设计或更改的次数等；第三类与生产的批数有关，如管理人员费用，办公用品费，人工准备成本等，可把它们归集到订单处理、生产指令等作业中心，成本动因是定单数，设备调整准备的次数等：第四类与车间的存在与否有关，可把它们分到车间一般费用，车间设施占用、人事管理的培训作业中心，成本动因是机器工时、人工工时，职工人数，培训时间等。
这样，就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由内到外的作业链，每完成一个作业，要消耗一定资源，就形成一定价值，转移到下一个中心形成一个价值链，最后通过转移给顾客取得收入而获得盈利。
在作业成本法下，成本归属从因果关系出发，间接成本不再在各产品间直接分配，从而费用分配的因果性更为明确，产品成本的计算也更为准确和合理。故作业成本法的产生，扩展了成本性态和概念，使成本计算更正确，决策更有效，定价更灵活。
(三)战略管理会计将受到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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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是指是指趋于一致，向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会计准则全球趋同则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是资本市场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指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各国国内会计准则在不断的国际比较和协调中，向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准则目标发展这样一种动态过程。
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发展，经历了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国际协调和国际趋同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国际趋同更加强调各国的会计准则汇于一条线上，建立全球范围内适用的一套国际准则，而不仅仅是各国会计准则差异的协调。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趋同是方向，趋同不等于等同，趋同是过程，趋同是互动，趋同是新的起点。如果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武断地理解为全球都应采用完全一样的会计准则，消除一切存在的差异，这不仅将丧失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初衷，而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也将难以实现。可以明确的是，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将经历漫长的探索与各国之间的共同努力。在我国会计准则的数次改革中，有关各方一直致力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然性分析
之所以说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必然趋势，笔者想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个是立足中国国情的内部动因，一个是受到国际大环境影响的外部动因。
（一）内部动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根本动因。我国的会计准则之所以和国际主要资本市场存在差异，自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的程度，政治体制，文化习惯等一系列因素，但追本溯源，最重要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
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会计准则，建立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会计准则，而我国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的时候也是基于这个基本国情。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的会计准则势必和国际会计准则存在诸多差异，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便是中国会计准则服务目标的多重性，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会计准则还要服务于其它目标，如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其它临时性的目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的会计目标也越来越强调为市场服务，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便是新时代会计准则国际化加深的重要表现。
（二）外部动因
1、国际间贸易及投资的增大
国际间贸易及投资的增大必然通过客户提供的财务报告来分析评价客户的资产实力、资信状况和风险状况。会计信息已成为各市场主体达成市场交易的重要媒介，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市场交易质量的高低，并影响全球范围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应按照国际惯例，提供可比和有效的会计信息，以提高国际贸易的高效率。
2、金融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中，不仅资本的供需双方需要了解彼此的财务状况，满足各自需求，而且国际证券监管机构为实施有效监管，也要按照国际标准，严格审核跨国筹资公司的财务报告。这就要求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按照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无须对原有财务报告进行重编或调整。
3、跨国公司的发展
现代跨国公司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国外拥有企业资产控制权和生产经营决策权。这就要求跨国公司按国际惯例提供会计信息和处理利润分配等会计事务，消除各国之间会计的差异，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和报告跨国公司的经济业务。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初衷之一，就是规范跨国公司的会计与财务报告，这不仅是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实施监管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决策、加强成本管理和考核经营业绩的需要。
三、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我国的挑战
（一）国际会计准则中的事项并不完全都适合中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饱受贫穷落后之苦。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在政治、文化、会计习惯方面都与其他各国存在差异，如果不顾国内具体经济状况，过分迁就准则的国际趋同，那全球会计准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它获得外资的同时，却也要以开放市场、损害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代价。
（二）我们还缺乏足够能执行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会计专业人员。我国的会计准则几经改革，需要会计人员的不断学习，并且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还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了解国内的会计准则，还要对国外的会计准则非常熟悉，另外，国际会计准则有许多方面都涉及会计师的判断力。我国从事会计工作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执行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会计专业人员还是比较缺乏的。
（三）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及管理。上市公司使用了新的会计准则，会影响当期利润，公司市值可能骤然下降，从而影响股民的信心，并可能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会计准则的改革要求公司使用新的会计政策，会影响相关的公司决策，给公司治理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四、面对挑战我们应采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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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格局体系；一超多强；经济全球化
欧洲共同体/欧盟在两极对峙年代卧薪尝胆为国际体系的转换打下基础，国际体系的转换反过来为欧盟在新秩序中的创造了条件，同时使其集体身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高度认可。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机构中，呈现出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综合国力，稳居霸主地位，虽然当下美国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体系中的很多事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尚无其他力量能与美国进行实质上的挑战。那么在此背景下的欧盟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
首先从欧盟自身来看，欧盟在经济方面的力量相对于如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力量中心是明显更强的，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适应国际多变进程等方面。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贸易相关规则的制定和多变谈判议程的确定上体现了欧盟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强势。但如果从政治力量这一角度，欧盟的实力较为缺乏。虽然“欧盟现在有能力对外采取自信的、独立的行为”①，在国际行动中，欧盟没有参与派驻索马里、卢旺达、阿尔及利亚冲突地区的维和部队，显然是缺乏必要的权力的。由于欧盟成员国仍然保持着国家身份，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显然，成员国对欧盟国际行为能力发挥产生了制约，具体来讲，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家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欧盟一体化本质上是以群体行为代替或取代个体行为的各城，必然导致国家向一体化组织的转移或让渡。但目前的形式来看，各成员国的政策市要尽可能减少向欧盟过渡，成员国仍然是核心，在此状况下，欧盟超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对外政策领域和行为能力的局限性。第二，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同时由于各国实力、地位、观念、利益上的不同使得欧盟无法统一利益点，或者说无法通过各成员国的磋商、讨价还价和协调而最终博弈产生结果，因此“欧盟对外能力的局限性主要来自成员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有时候，成员国的对外行为反而成了欧盟发挥其作为一极的作用的反作用力。”②第三，由于欧盟内部存在三个大国，即英、法、德。其中法德间的关系尤为重要，近几年来，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分歧增多，对欧盟的发展及其行为能力的发挥带来了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及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综上考虑来看，欧盟作为一个新型国际行为体，虽然在经济方面，有着超强的实力，但是在权力政治、军事安全领域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加之欧盟本身存在的一些制约性的矛盾的存在，使得欧盟在全球影响上及作用范围仍有一定局限。“在规范的意义上，欧盟像一个巨人，但在实践中，它却是一个矮子。”③
再次从外部环境的影响来看具体的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一定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科技革命成果和国际分工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关系世界经济全局的、长期的、客观必然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欧盟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西欧，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发展成为规模最大的一极。在欧盟内部，建立了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取消了关税和贸易壁垒。在国际上，欧盟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显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外因促进下，欧盟的发展更为迅速，并且充分利用欧盟强大的经济实力，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加深加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区域性表现。因此，欧盟很好的利用了经济全球化这一浪潮，为经济超强的地位加大了实力。从多极化格局方面来讲，冷战期间，欧洲处于夹缝之中，在美国的保护下首先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对于国际事务多局限在经贸上。冷战结束后，欧盟取得了较大的主动权，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积极使欧盟的整体竞争力不断提高，谋求欧盟在国际舞台展现说话的声音和政治地位。因此，欧盟与一系列国家或区域组织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加强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关系。这些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对于国际和平与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也有利于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这种对外关系的开展中，欧盟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有了一定得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量上的提高，而不是质上的提高，并没有使欧盟具备对抗美国的实力，因此，国际体系格局的重大改变没有根本性的为欧盟带来颠覆性的实力改变。
通过以上对欧盟内因的分析得出欧盟自身虽然具有经济强大的是实力，但是非常尖锐的存在限制其国际地位的软肋。从外因上看，由于世界各成员国的利益出发点各不相同，对欧盟的认可度并不是十分的。因此，可以得出，欧盟虽然是世界上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它由于自身存在的诸多限制和国际背景的制约，使其国际影响力无法与传统行为体如世界格局中的美国、俄罗斯相比。当然在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将更加积极，也更加独立。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盟的整体国际行为能力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步增强，欧盟将继续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茂明，《欧洲联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
[2]姚勤华《欧洲联盟集体身份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3]陈朝高编著：《欧洲一体化与世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4] C.Hill(ed.)，《National foreign policies and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London,Allen＆Unwin,1983
[5]Alim.El-Agraa，《The European Union：economics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7.
注释：
①参见Hazel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What Is and What It Does，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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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根本动因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类似的变动规律，即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其次，是指在某一产业内部（特别是第二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的基本途径有两条：内源性技术进步与外源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指依靠国内自主创新来推动的技术进步，而后者是通过技术扩散和吸收转化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实践证明，英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前者实现了本身技术的飞跃。而在现实的条件下，我国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腾飞，很难完全依赖于第一条路径，所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通过技术扩散来实现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和经验，大大缩短研发时间，节约了相应资源的投入，可以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获得技术的超常规发展。日本的实践表明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
二、国际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本文所说的“国际贸易”已经不单单是传统概念上的国际间的货物或服务交易，也包括了国际贸易的高级形式——FDI以及我国对别国的资本输出。
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完全依赖于本国内部的要素的配置来完成。而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的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条件下，使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即其他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向推动力量来实现经济目标成为可能。而外向的推动力量所产生作用的渠道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各类手段、政策、战略等。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将贸易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各国资源禀赋的差异。而事实表明，专注于发展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长期以来，这类国家在全球的价值分配中处于下游，和先进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实现所谓“超越式”发展的目标，只有依靠培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从长期来看，一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该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而国际贸易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本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首先，在供给方面，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入本国市场，这必将加剧本国市场的竞争，迫使没有技术优势的本国企业对其进行仿制和技术革新，促进了开放部门的技术进步，而开放部门的技术进步会以“技术扩散”的方式推动其它部门的技术进步，最终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另外，通过国际贸易所直接引进的各类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于是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能够迅速地带来效益。其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是直接而有力的。
其次，从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市场上优质商品的涌入和新的消费方式会培育出本国新的消费阶层，即波特所说的“内行而挑剔的顾客”，这一阶层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会迫使企业不断的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优化和改善，促进技术的进步；而国际市场上，各种限制和保护措施，使那些以海外市场为开拓对象的本国企业不得不作出调整和改变，以寻求站稳脚跟和扩大发展。
三、我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数据分析
表1是历年我国各个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基本符合现代产业经济学有关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的论述，但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即传统部门（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现代部门（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动幅度不大，新兴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大，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所谓的赶超战略，即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这一措施迅速地建立了我国的工业体系，并且使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这一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达到近50%。
（二）进出口贸易额和我国各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分析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一直不断扩大，特别是2002年加入WTO后，贸易额更是激增。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如下：Yi=a+bX+c(i=1，2，3)，其中Yi（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各年产值，X表示进出口总额的各年变化值。利用SPSS软件对国际贸易和我国三次产业进行简单的一元一次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如下：进出口总额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6，0.972，0.963，相关关系显著。也就是说，我国国际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为我国利用国际贸易手段和国际市场的资源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依据。
四、结论
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在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依靠国际贸易手段获得外源性的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我国近三十年来产业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的说明这一点。认识到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开展国际贸易指明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应该以促进我国自身创新能力为目标，发挥贸易的导向作用，积极选择具有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商品，技术，服务，以此为贸易主体，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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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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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国的物流成本占GDP 的比重已大大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巨大的成本降低空间。在此背景下， 为了真正地减少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效益，我国物流企业首先需要树立物流战略成本管理意识， 有效地制定和展开低成本发展战略， 以从根本上实现物流成本的节约，提高物流综合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核心思想
20世纪80年代， 英国学者肯尼斯 ·西蒙提出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认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通过对企业自身以及竞争对手的有关成本资料进行分析，为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1985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出版了《竞争优势》，提出运用价值链分析和成本驱动因素分析等工具来建立成本优势。
美国管理会计学者杰克 ·桑克等人把波特的战略管理思想融于成本管理之中，形成了桑克成本管理模式，把战略成本管理定义为“在战略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对成本信息的管理性运用”。
美国著名的会计学教授库伯和斯拉莫得对战略成本管理作过如下界定：“战略成本管理意指企业运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来同时达到降低成本和加强战略地位的目的”。
总之，战略成本管理是在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是将战略管理思想融入成本管理，通过管理会计人员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为企业总体战略的制定提供相关的成本信息，从而使企业可以灵活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较为长久的竞争优势。
与传统的成本管理相比较，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外向性（实现了成本管理实施范围上的跨越， 重视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长期性（关注如何使企业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竞争性（立足于对企业竞争优势进行分析）、 动态性 （根据不同的战略选择不同的成本管理式）以及提供更多的非财务信息等特点。
二、物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目标
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是将成本因素同企业的竞争地位联系起来，寻求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成本持续降低的最佳路径。
根据战略成本管理的思想，物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应达到降低成本和强化竞争地位的双重目的。 在任何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的根基是成本优势或价值优势。
成本优势能通过低成本带来高额利润； 价值优势针对产品，在竞争对手的产品的基础上， 能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值，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公司的竞争地位同样可以用成本和其为顾客提供的附加值来衡量。 当产品价格相同时，提供的附加值越多，就越受到顾客的认同，竞争优势就越明显；当产品传递的价值相同时，成本越低，利润越多，在定价上就越具有主动权， 给顾客让渡附加值的空间就越大。
同时，只有当供应链中的企业能分享到更多的利润，竞争优势才能得以延续。 因此，物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与顾客附加值之和最大化。
三、基于战略成本动因视角的成本管理对策物流企业战略成本动因是指从战略上对物流企业的产品成本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之和。 它与作业性成本动因相比，具有3个特点：一是与物流企业的战略密切相连， 如物流企业的规模、整合程度等；二是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更长期、更持久、更深远；三是成本动因的形成与改变均较为困难。
物流企业战略成本动因可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与执行性成本动因。 这些成本动因在成本计算中是不予考虑的，它们常常被传统的成本管理所忽略。 但在战略成本管理中， 必须对物流成本进行战略成本动因的正确划分，从而为物流企业开展有效的成本管理和成本决策提供清晰的思路与策略。
1.分析结构性成本动因， 寻找物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路径结合物流业的特点，我国物流企业的结构性成本动因分析内容应包括物流业的政治经济环境、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物流规模、物流技术和纵向一体化等。
目前我国物流企业可从以下3条路径来实行战略成本管理：
（1）实现物流规模效应。 伴随着“物流热”席卷中国大地，我国形形的物流企业纷纷成立。
这些物流企业大多小而散，缺少社会化和组织化，运作成本过高，服务功能不完善，能做到“一站式”服务的企业很少。 因此，通过对物流过程中多个环节的有机整合，促进物流企业从单一的运输、仓储、储运等服务功能向综合业务发展。 实现物流规模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已是当务之急。 为此，我国物流企业需要迅速提高物流配送的社会化网络化程度，大力发展物流服务体系，提高物流规模化效益，尽快实现物流规模经济，并以规模经济为基础来进一步构建低成本优势。
（2）不断完善物流技术。
目前，我国专业化物流服务的方式很是有限， 物流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多数从事物流服务的企业只能简单地提供运输 ( 送货) 和储服务。
另外，EOS( Electronic Ordering System， 电子订货系统) 、EDI(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RF( Rapid Fabricate， 射频技术) 、GIS(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信息系统) 等新型物流技术在我国物流领域中的应用水平还较低。现今我国仅39%的物流企业拥有信息管理系统且功能很不完善。 既不能对物流目标活动进行有效的跟踪与监控，也不能有效地管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流，而只是依靠人力进行管理，极不利于物流成本的控制。
为此，我国物流企业需要从物流基本技术的构成要素出发，提高物流业务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强化物流成本管理，以高质量、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来保证物流活动的高效和畅通。
（3）积极推进纵向一体化。 随着供应链管理思想的推广，物流企业不应仅仅局限于为客户企业提供传统的物流服务，还需提供管理、咨询和技术支持服务，如流通加工、物流信息服务、库存管理等物流增值服务以及全方位的物流服务解决方案等。
另外，在物流活动过程中应将不同的物流功能、 物流环节进行集成化运用， 这样可简化和减少物流环节， 降低物流作业量， 提升资源利用率和数据利用率，提高作业处理速度与处理效率。 而这一切，无疑都离不开物流相关企业的支持。 为此，我国物流企业需要与相关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对各项物流活动进行集成化和系统化处理，以此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自身的整体实力，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发展。
2.分析执行性成本动因，设计物流企业战略成本管理
策略结合我国物流业的特点，物流企业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分析内容应包括资源设备利用率、价值环节整合、合同签订、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全员参与管理等，目前我国物流企业可采取以下5个策略来实行战略成本管理：
（1）提高物流资源设备的利用率。
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减少物流环节的损耗，提高物流资源利用率所创造的利润空间是相当可观的。 根据物流设备利用理论，物流设施设备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物流成本的降低。
鉴于我国现代物流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与发达国家差距主要表现在整合利用方面， 因此我国物流企业应重点考虑如何把已有的存量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资源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运转迅速的供应链体系，从而提高资源设备的利用率和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为此，我国物流企业需要系统整合各个环节的物流业务以及社会资源，做到节约资源，提高物流效率。
如加强物流发展规划，科学制定物资消耗定额，合理组织运输和储存等。
（2）加强物流价值环节的整合。
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大力推进下，我国物流企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同时，公路、铁路、航空等基本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物流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此时，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表现在某个价值环节上，更重要的是在其采购、运输、仓储、配送、服务等各个价值环节的整合上产生出系统优势。 因此，对于我国物流企业而言，必须大力协调上下游全方位物流服务过程中任何价值环节的联系活动，从而通过价值环节整合提高效率，为物流业务总成本的降低创造机会。
（3）重视物流合同的签订。
物流企业作为连接货物供需双方的关键环节， 一般会同许多生产企业签订长期物流合同，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时，物流合同签订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运输、仓储、保管、报关等合同的签订，它还包括物流流程管理的设计案。
并且，该流程方案要能解决物流企业的各种疑难问题，达到简化物流程序、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效果。 这无疑决定了一般物流合同涉及的环节多、时间长、要求复杂的特点。
对此，我国物流企业必须结合国情和自身发展现状，重视物流合同的合理性、完善性、可行性、经济性以及服务范围的明确性、合同条款的可塑性等。
保证在物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将预知的成本耗费降至最低。
（4）建立物流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
我国物流企业需要借助现代化的信息管理系统来控制和降低物流成本：一方面可使各种物流作业或业务处理能够迅速、 准确地进行；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系统的数据汇总，做好预测分析，可有效地控制物流成本的发生。
因此，物流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可以对物流运作全过程实施整体控制，降低能耗，降低作业事故的发生率， 减少事故处理与废物处理费用，最终打造出物流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品牌。
（5）实行物流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
物流企业各部门的每一名员工都与成本直接相关，只有依靠全体员工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物流企业才能将成本置于真正的控制之中，更好地实现成本管理的目标。 由此可见，企业员工参与的多少及其责任感对物流成本的影响十分重要。 根据分析， 员工向心力对物流成本的影响具体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显性的成本，如物耗高、设备利用率低等；另一方面是隐形的成本，如员工不团结、工作情绪低落、对自己企业漠不关心等。
为此，我国物流企业必须加强全体员工的成本管理意识，鼓励全体员工的全面参与，充分组织和动员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把降低成本的工作融入物流运作过程的每个细节中。 最终成功地构筑低成本的长期竞争优势，提高自己在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胡玉明，丁友刚，卢馨.管理会计 ［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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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经济的兴起，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不同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粘合在一起，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商品、要素、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实现优化配置，全球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具有高效率的有机整体。企业的生存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于国内市场，而向国际市场转移。由此，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需要做大做强。诸如，日本的索尼公司就是先做国际市场，60年代在发达的欧美市场首先取得成功而后再转向国内市场的。
21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呈现出全球垄断的特征，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全球500强几乎都是本国乃至国际上具有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资料显示，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从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零售业的沃尔马到饮食业的肯德基、麦当劳无一不是具有全球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加工厂”，要实现向“世界工厂”、向高科技中心转移，当然需要培育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优势企业。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主体由企业转向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必然要求国家作为一个大的产业“集团”需要培育大型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市场为导向，但并不等于经济完全自由化。相反，国家经济仍占据着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取决于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能力。于是，国家作为一个大的“产业集团”，要维系自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培育大型企业、企业集团，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日益弱化的根本动因。
以20世纪90年代世界第五次兼并浪潮为标志，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大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新寡头经济格局正在形成。特别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兼并此起彼伏：飞机制造业有波音与麦道合并组成世界最大的飞机生产企业；能源产业有埃克森公司并购美孚组成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和世界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合并组成集媒体、娱乐和通讯于一体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金融业有美国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合并组成全美最大的新美洲银行等等。作为IT业领头羊的微软也最终因美国信息高科技产业受到来自欧盟、日本的强力挑战而逃脱了被分解的厄运。奉行国家整体战略利益至高无上原则的美国的此类行为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二、垄断理论的发展紧跟时代步伐，新的理论不断证实，传统垄断呈现的种种弊端并未在新的垄断形态下出现，相反是一种更具效率的市场结构形式，这也正是经济性垄断得以生存而且愈演愈烈的内在动因
1.西方国家的政策取向由哈佛学派转向芝加哥学派，否定了以市场结构确定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的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没有政府的进入规制，垄断将是无损于竞争，无损于效率的
以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曾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而被长期接受，其核心是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S―C―P）分析框架，认为市场结构是经济效率高低的原点。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存在垄断因素，企业必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相应的行为，如价格领导、价格串谋、不正当竞争等，并最终影响绩效。以施蒂格勒、德姆赛茨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崛起于对哈佛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垄断的市场行为。相反，垄断使得资源集中到部分具有生存能力、高效率的企业，是对管理不善、低效率企业的惩罚。它的著名论断是“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当市场竞争者过多不利于规模经济时应当允许垄断的存在。
80年代鲍莫尔等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是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他们认为，在可竞争市场下大量存在潜在竞争。只要没有政府的进入规制，由于潜在进入者无退出成本，它们可以采取“打了就跑”的策略，从而垄断企业并不以获取超额利润为定价标准，而是提出可维持定价，因而同样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2.信息经济时代的经济性垄断实质为竞争性垄断，垄断与竞争双双被强化的现实决定了它是一种更具效率的市场结构形式
新近在我国有学者提出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它是指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与竞争双双被强化的一种市场结构。垄断的一面前面已经陈述，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兼并就是例证，甚至目前出现了所谓的“三的法则”，即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得任何产业都将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厂商集中度超过60％，这时这个产业的组织结构才会趋于稳定。比如，汽车产业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服装业的耐克、锐步和阿迪达斯；快餐业的麦当劳、汉堡王和温的。竞争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竞争的视角从国内转向全球。（2）竞争的层面上，技术竞争是根本。由于信息产品的标准化特征，具有技术不相容性，因而市场将被技术上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3）竞争的周期越来越短。根据信息技术功能与价格比的莫尔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以减半数的方式下降就是例证。正是由于信息产业竞争周期的不断缩短，比尔・盖茨先生一再向他的员工宣称：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
可以说竞争性垄断的提法是对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发展，由于技术成为企业的唯一进入障碍，因而真正实现了市场的可竞争性。正是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创新频率不断加快，虽然企业一旦取得技术上的优势将占据整个市场，但垄断并不是最后的结局，相反是新一轮激烈竞争的开始，从而维持了市场的高效率，企业战略也由传统的占有超额利润转变为长期的市场占有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诸如，戴尔电脑在出现超额利润的时候就会反思自身的定价，就会不断提升自己的客户服务。
三、在我国，破除行政性垄断成为当务之急，而在破除行政性垄断之后必然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格局。破行政性垄断为经济性垄断铺平道路，经济性垄断是中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1.关于经济性垄断的几个问题
经济性垄断是指在激烈市场竞争基础上，由于行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逐步形成的由少数几家或一家企业垄断市场的过程。（1）回顾垄断理论的发展，首先是在马歇尔那里形成系统化、形式化的完全竞争模式，一直以来成为垄断与竞争关系理论的主流观点。马歇尔认为垄断与竞争的主要差别在于厂商数目，数目多则意味着竞争，数目少则意味着具有垄断因素。因而垄断与垄断的市场结构是等同意义的。后来的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交易费用理论等都没有突破这一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由此，这里的经济性垄断是指一种市场结构，因为它并不必然导致策略。至于它确实可能导致一些不利的市场行为，但不能舍本逐末。（2）经济性垄断有别于先验的自然垄断，因为越来越多的理论证实，在新的信息经济时代，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很少，而且自然垄断业务与自然垄断行业的区分使得以自然垄断作为政府行政垄断的理论依据已经站不住脚了。也就是说经济垄断是市场检验的结果，而不是事先设定的。正是由于经济性垄断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从而它具备市场生存能力，也就是说经济性垄断的企业不仅具有高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同时赋予其具有超强竞争力的内涵。诸如，以往很多体现政府意愿的“拉郎配”，过于追求企业做大，但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而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出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从而往往有悖政府的初衷。谈及现在的电信拆分等，政府意愿是良好的，有意识的铸造竞争主体，但这只会形成政府资本的恶性竞争，并无益于企业在竞争中做大做强。
2.破行政性垄断为经济性垄断铺平道路，经济性垄断是中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破除行政性垄断的紧迫性无须再提，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认为要解决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垄断问题已经超越了垄断问题的分析框架，即用垄断理论来分析问题无益于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从制度层面找原因，核心依然是政府退出市场，政企分开的老问题。总之，破除行政性垄断是当前中国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要破除行政性垄断的根本是体制问题，是政府推出市场的决心，而不是高深的经济理论与垄断理论。因为事实早已说明，规制经济学也已证明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对市场的干预往往是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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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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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发包商）将价值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的、非核心的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承接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以达到降低服务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竞争能力目的。
服务外包按业务领域分类，主要有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三种；按承接境内外地域分类，可以分为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本文探讨的是离岸服务外包。
一、离岸服务外包的动因分析
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除了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信息技术发展导致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外，还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其中又可分为微观动因和宏观动因两个方面：
（一）微观动因
1.实现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降低（即成本递减）而产生的效益提高（边际收益递增）。服务业许多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同时特定产品生产过程内部不同工序和流程的最佳规模也会存在差异，如果所有的生产过程和环节都由企业自己完成，则该企业生产产品的最佳规模取决于某个关键环节的最佳规模，而不能同时实现多个工序或环节的最佳规模。同时，在产品生产中，企业要将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工序和环节做得最好是不现实的，外包就是要将自己弱势的工序或环节外包给领先的专业公司完成，自己做最擅长的部分，这样可以同时实现更多工序流程最佳规模和节约成本。
一般来说，IT服务或商务流程服务，由于需要某种专业人才组合团队和资产，如果这些服务由本企业内部提供完成，往往难以取得最佳规模，从而影响企业整体效益，但如果通过外包，由专业的服务承包商完成，则可能实现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
2.增强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具有各种各样能力，也有一定的专长，但不同的能力与专长的重要性是不同的，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和超额利润的能力与专长，才是企业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企业增强竞争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成功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长期保持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和产业转移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不再依靠对产品价值链的整体占有，而是利用其综合优势抢占价值链的高端，而将产品的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生产服务环节外包，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通过外包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外部的服务商，把人、财、物专注于发展核心业务，以实现内部资源回报最大化，从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积累经验和提升技能
在离岸服务外包活动中，发包方往往是技术比较先进的一方，从服务外包承接方来看，离岸服务外包中的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外包的的过程中会产生知识和技术外溢，因为外包活动离不开发包方与承接方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承包企业由此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服务经验与服务技能。同时，相对于一个“内置式”的生产系统的工作来说，专门的服务提供商会处理更多的个案，能够显著提高专业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4.促进技术进步
在离岸服务外包中，对于发包来说，发包的服务一般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服务，但对于接包方来说，可能是需要较高技术的服务项目，通过承接服务外包，可以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同时，由于服务提供方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接包方不断技术创新；此外，服务外包的发展，还能带动发包方对承接方的直接投资，增加人员的交流，产生技术外溢，从而促进接包方的技术进步。对于发包方来说，可以把资源更多地用于核心业务，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加速技术的更新换代。
（二）宏观动因
从国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服务外包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符合发包方和承接方国家利益的要求。
1.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是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经济部门或企业的集合。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A.费希尔在其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法国经济学家索维在1966年出版的《一般人口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要求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再转向服务业，劳动依次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从动态上看，各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服务业产值在一国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国家就业总量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静态的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横截面数据看，越是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产值占一国总产值的比重，或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整个国家的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就越高。服务业相对于其它产业来说，能耗低、污染少、附加值高，因此，发展服务业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服务外包无论从发包方还是从接包方国家来看，服务外包都可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发包方国家来看，外包的服务是不具有竞争力的服务，因此，服务外包可以使国内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而从接包方国家来看，服务外包可以促进劳动者就业向服务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实现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指某种经济活动能够密集利用特定国家或经济体内部比较丰裕要素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发达国家企业进行离岸服务外包的基本动因是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人力资源，由于企业的生产往往涉及到不同的环节或过程，而不同的环节或过程要素结构存在差异，对人力资源的类型要求不同，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内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存在显著的差异，在技术和其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把某些工序、环节或过程外包到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完成，则可以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益，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由于人力资源要素相对价格在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差别较大，比较优势在离岸服务外包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
3.提高就业率
从接包方国家看，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就要增加就业人数，特别是服务业就业人数。如2008年底，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达到3300家，从业人员达52.7万人，是2006年的4.3倍，其中83%是大专以上学历。目前，全国服务外包企业从业人员232多万人，大学生占75%，服务外包企业超过1万家。
从发包国来看，虽然许多美国人认为由于服务外包，白领职位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今后美国将只剩下不能外包的服务岗位，失业人数将会增加。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禁止服务外包只会降低资本和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国内生活水平整体下降。JP摩根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格拉斯曼认为，外包是一种贸易，贸易可能使一些工人受影响，但贸易限制会造成更大损失。从理论上讲，服务外包可以使外包企业利润增加，利润增加必然致使企业购买新设备，建立新的实验室等，最终增加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工资也会因为业务外包而进一步提高。
二、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趋势
1.外包规模将不断扩大
离岸服务外包作为继制造业全球产业转移之后推动全球产业革命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方面，外包的金额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外包的职位也会越来越多。
2.全球服务外包的国家将日益多元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甚至个人加入到发包方的行列中去。服务离岸外包将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大公司，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公司也加入到发包方的行列。同时，为了增加就业，加速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服务接包方中来。
3.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就目前发包市场看，全球服务外包的发包方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而接包方分布于世界五大洲，接包方之间竞争激烈。而从发展趋势看，外包客户不再将业务流程一揽子托管给某个单一的供应商，而是有选择地将它们分别外包给特定的承包商，从前由几个外包服务提供商垄断市场的局面已开始转变，更多的中小型外包供应商将加入角逐行列，将导致外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4.高附加值服务外包所占比重将日益提高
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外包所需的技术水平提高，许多跨国公司不仅将数据输入、文件管理等低端的服务外包，而且还将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分析、研究开发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业务外包出去。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对知识、技术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包方对外包服务的科技含量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基础设施和社会法律环境的改善，接包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样，发达国家原本在国内完成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服务将会发包到有能力接包的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高科技、高附加值服务外包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
总之，离岸服务外包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是经济规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参与的国家或地区将会越来越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外包的科技含量也会越来越高，我国应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以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郁文蕾．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动因、优势及前景分析 [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2]陈清萍，曹惠平．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与制造外包的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1（1）.
Abstract:As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transfer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for enterprises and state of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therefore，more and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outsourcing industry as a basic state policy.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global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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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牛津大学赛义德管理学院经济专家MariSako(2005)的说法，尽管服务外包是一个企业战略管理问题，但是，它显然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国内经济活动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国内的劳动分工，并由此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进离岸外包；或者通过增强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资源匹配性，诱导间接的国际贸易，推进国际服务外包，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变化总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调整，有效地化解产业转型成本。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有效地克服产业转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一是预付进入新产业所需要的设备、要素组织和协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发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产业中无法在新产业中发挥作用的设备、技术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转化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产业转型就越顺利。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成本，在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下，进入一个产业就意味着蒙受未进入另一种产业的机会成本，但是在大国经济模式中，由于大国扩大某类产品的供应，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国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均一特点，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可能惊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产业选择和进入的机会成本就会转变成为产业转型的沉淀成本。三是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产业转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围的裁员，从而导致社会生活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以及在职人员需要承担一定的学习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必要条件是增加政府补贴，但是，充分条件却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必须具有“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抵消唱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社会压力和怨言。
发包—接包关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消化因为产业转型所承担的沉淀成本，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培训本地的劳动者技能，将自身纳入国际性生产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本地市场。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工贸易不同的是，发包—接包关系并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定位，无法改变发包方的最终产出，双方也不形成产业组织类型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股权关系，它不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是基于产品的分工。鉴于服务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服务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服务的不可库存性和产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标准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服务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机构的参与，从而使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可以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担，实现双方共赢。
依据国际收支账户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卢锋(2007)认为，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thehostcountry)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国家居民身份企业之间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动也具有国际服务外包性质。考虑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区分，国际服务外包显然超越了产品分工，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工的效果。这一效果增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要素的互补性，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具有内生的“秋千效应”(seesaweffect)。
二、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应对“人口红利”衰减
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存在差异，人力成本套利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动因。人力成本是服务过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供给存在差异，对于发包方而言，将服务过程细分并将其不同环节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不同国家中完成，能够赚取比较优势效益。这就是实践中发包方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接包方则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国，呼叫中心的普通岗位每小时工资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时才1美元，美国将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够极大地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接包国从事服务外包的岗位属于本国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劳动者素质中包含较高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国际服务外包带来的工作岗位转移和流动，影响着全球劳动力市场，引发就业格局的全球性调整。尽管表面上，国际服务外包导致发包国就业岗位的流失，但是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包国和接包国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力替代关系。Amiti和Wei(2005a)对英国的实证检验发现，部门水平上的就业增长并非与国际服务外包呈负相关。Amiti和Wei(2005b)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发现，国际服务业外包对失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于接包国而言，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快速地带来就业机会。江小涓(2006)认为，由于国际服务外包合约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与劳务活动企业市场合约的统一，这种合约形式为接包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务外包就业吸纳弹性更大，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此外，由于服务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等特点，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更强，这对于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意义重大。过去30年，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带动了全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大。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劳动力需求已经刻不容缓。
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纪50年代，它就广泛存在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只不过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发包—接包的对象从物品或货物(goods)转向服务或劳务(service)，发包—接包的关系从在岸向离岸方向发展。被称为“下一次经济革命”(nexteconomicrevolution)的国际服务外包，正日益成为结构转型和扩大就业的关注点。
一、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消化产业转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学赛义德管理学院经济专家MariSako(2005)的说法，尽管服务外包是一个企业战略管理问题，但是，它显然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国内经济活动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国内的劳动分工，并由此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进离岸外包；或者通过增强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资源匹配性，诱导间接的国际贸易，推进国际服务外包，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变化总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调整，有效地化解产业转型成本。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有效地克服产业转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一是预付进入新产业所需要的设备、要素组织和协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发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产业中无法在新产业中发挥作用的设备、技术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转化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产业转型就越顺利。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成本，在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下，进入一个产业就意味着蒙受未进入另一种产业的机会成本，但是在大国经济模式中，由于大国扩大某类产品的供应，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国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均一特点，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可能惊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产业选择和进入的机会成本就会转变成为产业转型的沉淀成本。三是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产业转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围的裁员，从而导致社会生活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以及在职人员需要承担一定的学习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必要条件是增加政府补贴，但是，充分条件却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必须具有“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抵消唱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社会压力和怨言。
发包—接包关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消化因为产业转型所承担的沉淀成本，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培训本地的劳动者技能，将自身纳入国际性生产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本地市场。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工贸易不同的是，发包—接包关系并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定位，无法改变发包方的最终产出，双方也不形成产业组织类型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股权关系，它不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是基于产品的分工。鉴于服务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服务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服务的不可库存性和产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标准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服务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机构的参与，从而使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可以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担，实现双方共赢。
依据国际收支账户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卢锋(2007)认为，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thehostcountry)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国家居民身份企业之间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动也具有国际服务外包性质。考虑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区分，国际服务外包显然超越了产品分工，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工的效果。这一效果增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要素的互补性，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具有内生的“秋千效应”(seesaw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