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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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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就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因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与技术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术生存的现实导致的恶果。生态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生存并不是否定技术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术生存的合理内容，也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然而，生态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而是绿色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生存是“新技术生存”，是“绿色技术生存”，是“生态的”技术生存。它同传统的技术生存有本质的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类不再是在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谐协调的生态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即在生态自然中生存。生态生存是自然生存与人工生存的辩证统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观念指导下，借助高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复归。这就要创建生态自然这种新自然形态②。因此，生态生存是人类依赖生态自然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态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态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不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渐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大系统。生态自然还包括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均衡发展，它将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人类向人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从人工自然到生态自然，从技术生存到生态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人类只有在这次转折中，才会真正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生态自然观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形态，是从自然观的高度对生态自然与人的生态生存的概括。生态自然观对人工自然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利弊进行反思，是对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哲学总结和对未来生态生存模式的设想。生态自然观关注自然对人的价值和自然自身的本体论价值(自然价值)的统一，关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生态自然观将对自然和技术的本质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自然观，是适应自然与超越自然相结合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科技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及生态思维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等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篇3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1]。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能只消极地适应，而应该是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界。在这一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们才能形成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因此，自然观既不象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也不象机械唯物主义所说的，只是思维对自然界的消极反映。构成自然观基础的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只是自然界本身[2]。
任何时代的自然观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尤其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反过来，它又对自然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神话形态的自然观，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对垒日趋明显。唯心主义自然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唯物主义自然观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形态。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不断运动的整体，由此形成朴素的自然观。近代科学深入自然界的各个细节进行孤立静止的考察，由此产生形而上学自然观。现代科学则日益广泛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这一科学的自然观对整个自然科学和哲学日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生态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说，人类社会有本质不同。人不仅有自然属性，更有社会属性。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因而，人对自然不可能做出完全客观而又绝对准确的描述，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助手。
高度认可并维护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生态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生态自然观看来，人虽然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存在物，但并不是自然界中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的价值只是自然价值的延伸和升华。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内在价值也不可能大于作为整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因此，人类应珍惜并努力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样性。生态自然观还高度重视人在大自然中的独特价值和主体地位。在它看来，人的这种独特价值和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人是大自然中惟一具有道德意识的存在物，能够认识到大自然创造、维持和促进众多生命的潜能和趋势，并能够用道德理想来约束自己对待大自然的行为，自觉地维护和促进大自然的这种潜能和趋势。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将超越工业文明时代那种认为保护环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肤浅的环保观点，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把关心其它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项道德使命，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3]。
所以，生态自然观的产生及发展对大到世界，小到每个人都有积极的意义，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身为当代有志青年的我们，更应该去学习和了解生态自然观，在将来的生活中时刻注意生态的重要，并以自己的行为去感染身边的每个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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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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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旅游的内涵及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一是陈传康教授给出的“四大特征”定义，即对游客进行环保教育、保护资源、有一个不破坏自然的规划、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二是郭来喜给出的“六大特征”定义，即以生态学思想作设计依据、以大自然为活动舞台、以孕育科学文化的高雅品质、以活动形式多样化、以旅游者高强度参与、以增强人类环境意识[2]。总之，生态旅游是以大自然为基础，以生态学思想为指导，在保证既要满足旅游者对回归自然的需要，又要保护好自然的条件下，通过环境教育和生态工程的实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旅游活动。自然观的中心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实践出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协调一致，这实际上也正是生态旅游开展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对环保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对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关注，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的呼声在世界各国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同时，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思维和自然观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而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因此，关于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被一些专家学者纷纷研究，即属于生态旅游兴起的大背景。
二、生态旅游与哲学的关系
生态旅游是旅游的一种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生态消费行为的具体体现，又是一种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的求新求知的学习过程，更是人们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处、返璞归真的理性思考和自觉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但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简单地依赖自然界，而是通过他的劳动来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人性化，成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存在形式。人不仅按照外在尺度进行生产劳动，并且人还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自然观的中心。从实践出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肯定自然界的客观性，又重视它的属人特性和历史发展，主张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统一。人和自然协调一致，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实际上也正是生态旅游开展的理论基础。
开展生态旅游的主体是人，而客体则是各类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山体。开展生态旅游，大自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向游人开放，除了游人本身的回归自然与休闲的动机外，更重要的就是向游人展示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意识，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共生、共处的精神境界，来共享大自然的美景。然而各类自然保护区的兴建，正是保护受环境问题影响而日益减少及渐趋濒危和灭绝的各种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保护大自然采取的必要措施和手段之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旅游开展与兴起的理论基础是的自然观。
三、如何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础是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旅游的开发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和行业的系统工程，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要加强科学的管理。实现生态旅游科学管理及发展需要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地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齐心协力才能探索出有效的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就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并科学的发展，对策是多方面的，需要互相的配合。首先，各旅游地应的按照规划设计的要求合理控制旅游者人数和旅游活动量。当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时，应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其次，各旅游地应加大对旅游者的管理力度，引导旅游者按照旅游线路和要求进行旅游，对旅游者破坏景区环境的行为应采取相应的处罚，倡导旅游者进行文明旅游。最后，加强旅游地生态环境的监测，相关政府部门应在旅游生态景区建立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旅游活动中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及时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及时提出改进的措施，确保生态旅游环境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既满足了当前和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且在不损害旅游者和旅游地当前和未来的利益前提下，形成了旅游与人类社会、大自然和人类环境和谐共生的一个整体，遵循着旅游业发展的规律。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因素是“保护”和“责任”，在目前旅游开发的基础上我们要做好保护，将旅游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到达“ 天人合一”的境界。只有将可持续发展真正纳入到旅游业发展日程，以哲学的理性的目光看待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旅游业才能和第三产业其他行业一起，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素质的提高做出长期贡献，这充分体现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哲学思想。
四、结语
在历史发展的今天，有着传统哲学作为底蕴、自然观作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旅游，现已成为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也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持续发展的体现，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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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西传统自然观的价值意义中西传统自然观各具特色及利弊，对其优劣评判尚无明确的标准，但不可否认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自然观基于对自然的观察及把握，具有整体性及象征性的优势。西方受传统自然观的影响，将本体与现实对立，互相作用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用思维设想来规范世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传统自然观都需要进行新的变革和完善，在互相融合和渗透的过程中，形成现代科学自然观。
2中西传统自然观对现代园林要素的影响
2.1石景设计中国园林注重以山水为景观园林建设构架，假山堆砌及叠石一般作为景观园林的主景，借助有限的空间与山石的对比，加深制造园林的山林气氛，显现出园林高于自然的特点。西方园林对石的运用主要是以雕塑的方式体现，全园以石雕为核心，各式各样的石雕遍布全园，在分布格局上与园林整体规则对称符合，构成空间序列。
2.2理水分布受中国传统自然观影响下的景观园林在水的布局上分为集中于分散两种形式，以水池为中心，增强空间开阔感及宁静感，水池偏于园林一侧，形成山水环抱格局，增强了环境的幽深感。西方自然观影响下的景观园林对水的运用则主要体现在喷泉设计上，错综复杂的喷水设计，加深了水对景观园林的灵魂效果。
2.3建筑要素中国园林在景观建筑方面利用建筑物做到整体空间环境的点缀，以山石、花木组成的半建筑空间组成了整个的景观园里建设空间。西方园林强调主从关系，强调几何与秩序的统一，建筑以石为主，砖石结构建筑广布全园，建筑体积庞大，注重立体石面的划分处理，具有相当的美学原则。
3中西传统自然观对现代景观园林设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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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前提
1.实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首次提出了实践的世界观思维方法，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在本质上看来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就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过程。现阶段，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独立性，同时指出，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化自然改造成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性的改变自然，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可以将自化的自然转变为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自然界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也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加以物化。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人与自然才可以逐渐的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只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才能够实现和谐发展。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换句话说，实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
2.不恰当的实践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和污染物的过度排放也导致了生态危机恶化。这些问题都集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恰当的实践方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一条说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在这里说明，哲学家们在解释世界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实践行为。这种实践行为的可行性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如果人类的实践行为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产生偏差甚至相违背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利用客观规律对自然界和人类进行改造后的结果，但是，科技的发展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吸引下，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感逐渐被征服感所取代，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的索取和肆意排放，导致生态问题日益加重。归根结底，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的危机，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说，生态危机也是人类不恰当实践方式产生的后果。
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我国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都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不恰当的实践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为此，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人类的实践观念和实践方式。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在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这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为我国生态实践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认识和实践在生态文明中最直接的体现。马克思唯物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有：
1.为我国认识到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唯物自然观特别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我们分析生态危机根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二十世纪末期，人类在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务必尊重自然界的规律，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否则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想要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一个合理的“度”，社会实践中这个“度”主要分为“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就是自然界内在的联系和客观规律，而“人的尺度”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尺度，人类只有在尊重“物的尺度”的基础上才能满足人类的价值和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还极力反对那些把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理论。由此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在马克思实践的人化的自然观的基础上，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和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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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主张将人由大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转换为大自然的公民和普通成员，认为人只是生态关系中普通的构成元素，应该和其他构成部分共存共荣相互依赖。人类要想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必须要懂得尊重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应尊重生态系统的平衡关系和各个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在批判继承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马恩生态自然观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在自然观方面，建立了一种在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新世界观。首先，它强调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者只从客体或直观去理解事物，避免忽视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性。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源于人对自然的恐惧与无知，人的生存与自然息息相关，这种依赖使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率先发展起来，但也使人很难充分认识自身的价值，而是在实践中被迫选择顺应大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能够通过自身智力和体力的发挥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并不断为自身创造更适宜居住的环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同自然界打交道，不仅遵循外在物种的尺度以及人自身的尺度，还要遵循“美的尺度”。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人是有意识、有目的并且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能动主体，是社会的存在物。由此马克思强调，自然界之所以能够构成为人的一部分，是因为人身上内在地拥有一种自然，并且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而与外在自然发生着联系，即人通过实践活动与外在自然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因此自然界才成为人存在的基础和生活的必要要素。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克服了唯心主义者从纯粹的抽象意识方面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无视外部自然界的缺陷。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高度地统一了起来，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了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本质，指出人如其他动物一样，首先是要借助吃、喝等行为来维系自身生命，获得生活资料，但人却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消极地、本能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自身能动的活动即实践让自然界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它既存在着人与人的联系，又存在着人与自然界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一定的感性活动引起的。也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唯心主义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封闭性被打破，作为旧唯物主义脱离实践、脱离人活动的纯“物自体”的封闭性也被打破。
其次，它提出实践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只有借助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及运动变化规律，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是客观存在的。要注意从自然界中寻找规律。要求人们的活动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不断审视自身行为，纠正有害于自然的行为。只有这样，人的活动才会有成效，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必须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生物、自然环境三者构成的相互影响、彼此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人类自身的活动与地球生态系统紧密相关。随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更应该对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思考与自我反省。
在历史观上，确立了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这一全新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考察自然，认为自然界并非是与人无关、独立自在的自然，而是将其视为被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着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其本质是“人居生态”。
马克思恩格斯又从自然中考察整个人类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并由此展开着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因此，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才是理解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下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劳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以创造新的物质财富。也正是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使“自在的自然”转变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同时，人又占有和消化自己生产劳动的成果，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这样客体也在向主体转化，人的社会属性逐渐自然化，使社会历史自然化。
总之，从社会历史中考察自然和从自然中考察社会历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方法，由此确立起他们的历史观。社会历史不是纯主体的、纯意识观念的过程，而本质上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的历史、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即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性过程，从而也最终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只承认人的利益和价值，不承认自然界的利益和价值。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依照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其他事物。虽然在一定阶段造就了人类璀璨的文明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也成为了人类目前面临困境的思想根源。
而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把人类定位到绝对支配的地位，而只是赋予人类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合理要求和适度利益应该是人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自启蒙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其代表者是黑格尔，他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唯吾独尊”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正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生态自然观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人类中心主义”则赋予了人“唯吾独尊”的特权。黑格尔就认为，自然是理念的产物，是人观念外化的派生物。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所有自然的丰富多彩都离不开人来发挥价值，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创新技术、发挥效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性视角立足实践，纵观历史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超越。提出了自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先于人而存在，有其自身运行规律，其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自然发展的动力，推动着自然一步步地发展演变。人只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发展演化而来的，是自然孕育了人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所蕴含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人类是自然的发展物，人类离不开自然但也并非绝对臣服于自然。人能通过自身的作用赋于自然新的力量。人类是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人绝非像动植物一般充当自然的依附物，人凭借智慧、技术、理性、工具毫无疑问地作为自然的主体、生态系统的主体。但人类绝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类虽然不断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但人离不开自然，并依赖于自然，这就决定了人类的行为不能恣意妄为。人类让自然顺应自我需求的同时，也要遵循自然运行的规律。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理念的超越，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首先，它对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挥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否定对生命原则的背离和对自然界的贬低态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价值体系，自然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正是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的实践才能实现。在对人与自然价值关系进行深刻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应将人类的自身价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全面把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彻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将人类自身的价值都扭曲了，使得人成为追逐利益的机器，自然也沦为了被剥夺的对象。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价值论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异化的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异化的根源。在“人类中心主义”那里，人类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求，可以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并且这种索取可以不顾及大自然本身的承受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是完全一致的，这会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于是异化产生了。人与自然本应有的和谐统一关系被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出现了资源、能源和生态的危机。人与自然异化了，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也产生了。工人所要加工的产品越多，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多，但是付出和收获并不成正比，工人本身和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之间产生了异化，劳动不再属于工人本身。“不合理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以及产品分配关系，遮蔽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真的价值关系，正是劳动异化的具体体现。”①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社会关系。他们认为社会关系是联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坚实桥梁。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基础，是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中才体现出其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多层次多角度的联系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总之，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唯我独尊的对象性关系，使之转变为人与自然价值兼容的对象性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了从认识论和价值论角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全面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对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现实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维护了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具备的和谐关系，对人类和大自然都赋予了人道主义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并不代表他们完全站在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
“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积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张对人类中心主义采取全面否定和抛弃态度，而是应在思考其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清除其极端、狭隘的方面，吸取其合理因素。而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一个流派，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对者角色出现，其主张是将非人类的价值放于首位，并不认为自然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工具。
近代以来兴起的“生态中心主义”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当下最具代表的理论将“自然价值论”与“自然权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所谓“自然价值论”就是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而所谓的“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生物和自然界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主要是指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因而在其理论之下，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具有伦理道德关系，同时强调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地球优先性。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中心主义”提出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一切生命的观念，实现了环境伦理学上的一次新的突破。非人类中心主义把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进一步扩展到了自然界以及自然存在物身上。其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尊重生命，在宇宙间生物和人是平等的；自然界既有外在价值，又有自身内在固有的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些思想包含了维护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积极因素，对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有原则区别。“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误将自然作为了价值主体，混淆了人与自然物的伦理界限。其实质是将自然物与人平等对待，否定了人自由创造活动的本质。如当代西方倡导绿色运动的绿党，就是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反对经济增长，反对生产和科学技术，崇尚回到丛林、回归人类原始生活状态。其思想中有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积极因素。但是这种思想将人的主体性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被遏制了，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至上。
其次，它误解了自然界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在如何体现自然界自身价值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人类活动即可体现自身价值的属性。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价值具有属性，离开了人类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②可见，价值是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人相对于自然界，正是主体之于客体的关系，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也只有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中才能形成，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
总之，虽然非人类中心主义从化解人与自然对抗冲突出发，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因为其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其无法很好地指导人类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在实践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问题的核心和主要线索，在对这一基本问题科学回答的基础上也对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对象性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凝练出了“人化自然”的理论，从而构筑起了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由此形成了科学的生态自然观。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大学后勤集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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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生产应遵循生态自然观
在辨证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认为，人要与自然和谐一致，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是天然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在进行食品生产，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时，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协同进化。农业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也给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污染，蓄积在蔬菜、粮食中的各种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以前看来遥不可及的食物农药残留、重金属指数超标等问题，如今已现实地摆在每个人餐桌面前。对于农产品，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源头污染是食品污染的直接原因。在水、土、气环境中存在的污染物质对农产品构成污染的主要物质归纳起来有四类，分别是: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生物污染和由普通营养引发的污染物。这四类物质都可能通过食物链，在农产品中富集，进而造成食品污染，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在进行食品生产过程中，应遵循生态自然观，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食品中的污染物来自于环境污染，要控制食品中的污染物，必须从治理环境入手。
2食品科学服务于人
食品科学是以满足人的第一生理需求为目的，包括了食品的开发、生产、加工等过程，都是以人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和目标，它的发展方向随着人们不断变化的观点和需要变化的，充分体现了食品服务人的精神。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对食品有了更全面更深层的认识。今天的“食”，已不仅仅是解决饥饿问题，人们开始从健康、卫生、营养、科学的角度注重饮食生活。在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盲目的追求高脂肪、高蛋白的食品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更讲求卫生、安全、营养均衡的食品，食品科学的研究方向也逐渐从单一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品转向到今天的多样的低热卡值食品、绿色天然食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等。除了说明食品的发展为了服务人类而趋向多元化，更体现它关心不同人群的健康。
3食品安全是为了保证人的生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的安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食品安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命维护系统和最基本的物质资源，是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在基本解决温饱即食品量的安全后，食品质的安全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近年来在历届全国“两会”上，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成为热点，人民群众反映也非常强烈。在食品的研发与生产中，食品安全性是首要的核心的内容，它充分体现着自然辩证法中生态发展观的人本实质。目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化、食品安全检验检疫都是着眼于保证食品的安全性，让消费者的人生安全和健康有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根本目标是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根本落脚点，是从根本上维护人们的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从而维护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主导者的地位。
4追求食品营养是注重人的发展
如果说讲求食品安全是保证人的存在，那么追求食品营养则是注重人的发展。食品营养是在食品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科研工作者和生产者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科学研究问题。科学的营养指标是食品科学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首先许多食品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体的基本营养需求，保证个体营养均衡，提高社会整体人群的健康水平。其次，它还要迎合消费者的营养理念，这样的食品才更受青睐更有市场。食品科学为满足不同人群的营养需要，也开发一些适合不同人群的食品，各种功能食品、保健食品都是为了满足对营养需要不同人群的需要。例如：为儿童设计的加钙、加锌奶粉，为女士设计的补铁奶粉等等。我国即将出台的《食品营养标签管理办法》更是为了保证广大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特性有知情权，方便大家凭借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更加科学地选择健康食品，让消费者吃得明白、放心。科学的营养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群的健康水平，使人体营养吸收更趋于合理化，使人的生理健康得到更多呵护，真正做到关心人的发展，突出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5食品科学的发展应兼顾人的心理需求
食品在满足人类生理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向着满足人类心理需求的方向发展。在今天的食品研究中，除了食品的安全、营养，还有更多被讨论的是食品如何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如何通过食品的色、形、味、口感等感观功能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心理，是食品科学研究中的另一方面重要问题。
食品的开发、加工、生产应本着服务于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本精神，首先是满足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其中以人的安全、健康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同时还要兼顾各个消费群体的需要和大众人群的心理需求。食品科学的价值也就在于它能满足人的需求，脱离人的需要谈食品，显得空洞而没有了方向。因为没有人的需求作为指导，食品科学的发展也就迷失了方向。因此，食品科学的发展体现着服务于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同时，它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服务人类。
自然辩证法的生态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以人为本的自然观。食品的生产是为保证人作为生态系统的调控者的存在，从而展现了它服务人的人本主义精神，体现着生态自然观的本质要求和辩证法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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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明，刘晓庚.化学物质的应用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J].食品科学，2003，24（8）：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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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是世界资源大国，其自然资源总价值约300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在俄罗斯文化中，自古就以祖国的地大物博为荣，崇尚自然、热爱自然、推崇不事雕琢的自然美。在对自然的理解上，俄罗斯的自然观里面天然的就有顺应自然，从整体性、普遍主义角度来理解世界，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方面。这与人类自然观的发展是相契合的，考察东西方语境，会发现“自然”一词最初主要就是在本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自然”是自我运动的，是生长着的事物的自我生成，因此没有什么比生命的诞生、成长更自然的了。俄罗斯思想里有深沉的大地母亲崇拜情结,俄罗斯人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把大地看作母亲，寻求前者的庇护，几乎把大地母亲和圣母混为一谈。在这种传统的生态自然观中，俄罗斯人精神世界中的斯拉夫原始宗教的泛神论和多神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同时并存。他们习惯从泛神论的视角出发看待自然和世界，把自身同广阔的俄罗斯土地相联系具有自发性。然而，当彼得大帝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俄罗斯的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俄罗斯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进而产生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严重分歧。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给俄罗斯民族造成了一场灾难，破坏了俄罗斯田园般的发展前景。在其后的俄罗斯哲学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众多哲学家共同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工业文明，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信奉人类中心论，认为人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思想家们在对工业文明对自然造成破坏的批判中高度关注人的命运，并希望找到人类的未来和出路。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影响不无关系。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批判中，早已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反人类本质，即“把人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资本主义使自然要素也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因而也使自然界异化了，资本主义造成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但俄罗斯学者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要是一种末世论思想。“在传统神学的语言中，‘末世论’是关于宇宙最终景况的理论它告诉人们，这个现存的世界，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并实施我们计划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面对永恒，它最终是空虚和不真实的。”这与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性紧密相关，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的国教。东正教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俄罗斯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即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认为俄罗斯是天生被赋予的、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这是一种强烈的普济主义情结。如“弥赛亚”说，也就是救世主说，“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只有俄罗斯能拯救世界。当代俄罗斯学者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时，很多观点是对马克思和白银时代哲学家们思想的继承。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苏联哲学于20世纪30年代诞生，其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的理解，注重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但忽视人的地位，“征服自然”被排在了首位。“这时，国家对新工程的惟一要求是高速和高指标，只要求新工程迅速投产和开工”，“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恶化也在愈益的严重，从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只想到从大自然中获得资源，却没想到大自然会报复会惩罚”，没有认识到人在自然中的正确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国沙文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以救世主义为根源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延续。国家科学技术优先发展的是军事技术方面，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民用科技薄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以致在最新技术革命中付出沉重代价。在此后的苏联改革时期，苏联学者对苏联哲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1987年4月，《哲学问题》杂志社举行“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与会学者普遍批评苏联哲学中缺少关于人的理论，认为“人道主义问题是的活的灵魂”。因此，哲学研究所所长拉宾在发言中提出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这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研究的人道主义转向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即更多的关注人本身。这种转向在苏联解体后更加明显，在对于自然图景的认识方面，注重研究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关注人生存的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思考，建立了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崭新思想。与以往不同，脱离开人的本体论研究被摒弃了，认为自然界是有生命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着的生态系统的概念被纳入科学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是历史的、人化的，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对于自然界的新理解成为解决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思想基础，它不仅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宇宙哲学、生物伦理学、女性自然哲学等学科的新发展。如2000年10月16日—17日在俄罗斯科学院北奥塞梯哲学和法学研究基地召开的关于哲学和科学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会议上，自然科学哲学小组讨论了生物伦理学问题，博加特廖娃在会议综述中指出，这次会议“关注特别突出的后经典时期世界图景的形成语境问题”。2000年俄罗斯人文大学出版了安德烈耶夫娜的《女性自然》，该书开始把女性自然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该书关注的焦点是“在欧洲哲学史中从经典的研究客体向在现代女权主义哲学中非经典的‘女性自然’概念的转变过程”，分析了“在女权主义哲学的结构主义解释中的女性自然的非推论的基础”。这是国际女性自然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哲学界的反馈。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直接相关的。由于工业时代的“技治主义”的统治，工具理性使人文关怀失落，用马尔库赛的说法就是“逻各斯代替了”。而女性主义从女性独特体验出发，寻求人性的复归，表现了对工业文明的不满和反叛，这与俄罗斯思想中的大地母亲情结不谋而合，是当代新人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俄罗斯受到青睐，显然是对俄罗斯长久的传统专制体制的反抗。与白银时代思想家的自然观相比较，这种新自然观同样批判工业文明，但较少宗教色彩；同样关注人的道德观念对人类的命运的影响，但已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协同学、系统论）发展的基础上；还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只是从“低级的‘人类权利中心论’上升到高级的‘人类利益中心论’。其本质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相一致的”。在这样的生态自然观基础上，俄罗斯制订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
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
从古罗斯到彼得大帝，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期，尽管有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对生态危机的初露端倪有所察觉，但毕竟生态环境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俄罗斯人对物质世界的关注远不如对公平、正义、理想、道德、友爱等美好未来人际关系及内心世界的关注深切，这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社会思想史中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和措施。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环境大会后，俄罗斯开始积极进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及战略实施工作。在最终形成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基础上，俄罗斯制订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目前，俄罗斯在世界生态评估中排第32位，这与其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密切相关，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力求使自然资源利用战略和经营活动生态化，其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第一，认清现状，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俄罗斯对自己的国内环境状况有清楚的认识，2003年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前，俄国务委员会专门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治理国内生态环境的问题。当时的总统普京指出，俄国内占领土总面积15％的地区正处于生态危机和亚生态危机状态，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一些工业中心的生态状况尤其令人担忧。俄罗斯历任总统曾几次颁布命令，要求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研究。俄罗斯已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近十年来，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约1/3。同时，俄罗斯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同保护自然资源。如中俄两国在国家层面上正在加强协调联系，加大对自然保护区和界河水体水质共同保护与监测的协调指导，双方在国家共同合作框架下，开展地区间的环境监测技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第二，建立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安全国家监督体制。主要包括：
(1)完善法律制度。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2月19日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于1995年12月7日通过《联邦生态鉴定法》。俄罗斯联邦议会于1996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被认为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较为完备的环境刑事立法。其特点除了修订刑法典增设环境犯罪外，在具体罪名和刑种上也较多，扩大了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体现了环境保护刑事立法的生态化、国际化趋势。2002年1月10日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体现了俄罗斯在环境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的新的理念、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规定了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反映了俄罗斯环境资源管理的发展。环境保护法律还在不断完善，2008年2月，总统梅德韦杰夫要求尽快修改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利用的有关法律；认为新的环保法律应该对采用新的生态保护技术、实施环保措施具有刺激和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要建立生态破坏赔偿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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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辩证法简介
自然辩证法是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门类，它研究的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1]。它吸取了历史上自然观的精华，摒弃了旧自然观的糟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科学图景及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并研究和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二、 自然辩证法的实践指导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们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它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就需要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来指导我们在旅游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旅游资源，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提供这一整套理论，要求我们在旅游开发中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 旅游业中的自然辩证法
旅游规划是一个地域综合体内旅游系统的发展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整体部署过程。旅游规划经相关政府审批后，是该区各类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法律依据。旅游规划要求从系统全局和整体出发，着眼于旅游规划对象的综合整体优化，正确处理旅游系统的复杂结构，从发展和立体的视角来考虑和处理问题。旅游景区规划人员通过对景观的开发，给予人以特定的需要，满足人们休闲放松的心理要求，同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还注意保护现有旅游资源，不以消耗环境为代价来获取利益，因此它充分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生态自然观中，坚持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的长远、整体利益的要求和思想。
1.旅游景区规划要遵循生态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认为，人要与自然和谐一致，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新景区开发在满足人的生活与发展时，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协调一致。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我国的旅游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但随之而来的景区发展失衡的现象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旅游业遭到重创，绝大多数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跌入深渊，主要旅游发展指标一派惨淡，唯独丽江逆市而上，一枝独秀。然而，丽江新旧城区的规划失衡，乃是未来20年可持续发展的最大软肋。如不改弦更张，丽江古城将被商业街、集贸市场、宾馆团团围住，成为庸常城市化围墙里的“街心公园”，一如今天的紫禁城，因为北京的新老城区建设严重失衡，早已经失去了“城”的意涵，成为孤零零的博物馆。所以，我们在进行景区规划时，必须遵循尊重自然，与自然协调一致而不可看重眼前之利。
2. 景区规划必须注重人的发展
如果说景区规划过程中所考虑的安全因素是保证人的存在，那么设计规划出来的景区则是注重人的发展。如果所设计规划出来的景区是安全可靠的，则进一步为发挥它为为人所用的功效，必须提升人的绩效。首先，景区规划就是为人类使用而设计，就是为提升生活品质而存在。很多面向市场的景区无不以满足游客需求突显其使用价值而存在。其次，提高游客满意度的产品才更受青睐更有市场。为满足人的不同需求，各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面向不同人群而规划设计出来。例如，旅游景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按景观特征分类：山岳型风景区，峡谷型风景区，岩洞型风景区，江河型风景区，湖泊型风景区，海滨型风景区，森林型风景区，草原型，史迹型风景区，革命纪念地，综合型风景区；按功能设施分类：观光型风景区，游览型风景区，休假型风景区，民俗型风景区，生态型风景区，综合型风景区。
3. 景区规划必须注重游客的满意度。
面向市场的产品都是方便人的使用，景区也一样，需要体现其使用价值。投向市场的旅游景区必须考虑到游客的舒服度和满意度。一件面向市场的产品，人们看了不喜欢，用起来不舒服，这样的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许多人旅游产品从规划、功用等多方面给特定的人群提供特定而周到的服务，很受市场青睐。如何通过刮花设计的景区与游客达到“贴心”的效果，如何从不同的视角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产品的价值也就在于它能满足人的需求，脱离人的满意度而谈产品显得空洞而没有了方向。因为没有人的需求和增进人的满意度作为指导，景区规划的发展也就迷失了方向，所以，旅游景区规划的发展体现了服务于人、关心人、尊重人的精神，只有如此，旅游业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
四、 结语
自然辩证法科学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下，旅游业发展、景区规划应该更加重视人与包括人造物在内的自然的协调发展。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矛盾中求发展。人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离不开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离不开物质性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根本基础 [3]。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去探索景区规划与人类、与包括人造物在内自然环境的内在自然规律，对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修渝.自然辩证法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2]沈杨.软件工程中的自然辩证法[J].中国科技信息，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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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自然观论述
（一）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马克思认为的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存在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同时也重视自在自然，他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存在的存在，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存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有其独立的运行体系与发展规律。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以由此出发人类必须要保护自然环境，按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马克思在写他的异化观点时就提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自然界是人的一部分。”
2.自然界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
人靠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马克思指出，“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得出，自然界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首先并主要的表现为对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满足。所以人的生产既要关注自身的需要，又要关注子孙后代的利益，既要重视经济利益又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来进行生产。
3.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自然界与人类是两个不同系列的存在方式，自然界是一种自在的形式，而人类则是一种自觉的存在形式。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是一种以实践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对象性关系。
4.人与自然界相处的真谛是和谐共生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主人。同时，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随着人类的产生，纯粹的自然转变为属人的世界，自然界便因此成了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对象，但是，人类对自然的劳动实践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必须按照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会遭受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上揭示了人与自然本质上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这既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不可分割性的强调上，更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劳动实践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视上。
二、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给我们的启示
（一）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有序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无限制的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这不仅实现不了发展的目标，还会使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只有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同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解决是“社会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不是纯“技术问题”和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阐明了人与自然同人与人和谐的内在统一的生态社会立场。马克思的生态自然理论观点在认识我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严峻性及如何重建我国社会的和谐、公平正义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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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