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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医闹”得以入刑，就其原因则是近来持续频发的医疗纠纷。在这些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通过破坏财物、侵扰医疗秩序、侮辱伤害医护人员或在医疗场所滞留等方法闹事，以此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甚至有些人从中发现“商机”，使“医闹”变成了一种的“职业”。这些“医闹”事件轻则影响了医疗单位的秩序、并让医护人员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重则使得社会的和谐稳定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一、“医闹”行为的释义
在法学领域，并没有“医闹”这个概念，它是学者在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在百度百科中对“医闹”的定义如下：医闹指受雇于医疗纠纷的患者方，与患者家属一起，采取各种途径以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从中牟利的行为。这一定义将“医闹”的主体界定为受雇于患者方以“医闹”非法获利的第三方，即上述所说将“医闹”变为“职业”的人，而从各地所发生的“医闹”事件来看，我个人认为，“医闹”的主体并不应当仅限于此，“医闹”的主体包括患者及其近亲属、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也包括其雇佣的人，其中这些被雇佣的人即所谓的“职业医闹”。
所以，本人认为，“医闹”是指患者或患者近亲属、朋友等关系密切的人，及其雇佣的第三方等，因对医院医疗行为的不满意等原因，选择采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等手段，严重侵扰医院秩序、侵害医院名誉等行为。
二、“医闹”事件产生的原因
（一）法律维权效率低、成本高
诉讼作为纠纷解决的方法，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程序，从到法院开庭，再经过审理到最后作出判决，大部分到医疗纠纷的诉讼都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当然这还不包括上诉的时间。而且在中国，执行难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即便患者胜诉，判决能否得到执行也不得而知。不单如此，患者还要负担大量的诉讼费用，比如昂贵的鉴定费、律师费等等。面对诉讼这种费时费钱还不一定能成功的方法，“闹”似乎更简单有效，成为患者首选方法。
（二）医患双方地位能力不均等
由于双方在信息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加之患者方又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因此即使治疗有问题，患者及其家属也很难有证据，医院就掌握着主动权。而且面对医院，患者一方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难以和院方进行平等的对话来获得相应的权益。各种原因的结合，使得患者有一种在正当的途径中得不到公正的救济的想法，因此就会想“另辟蹊径”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三）医疗纠纷处理难度较大
医疗纠纷包含于民事行为之中，在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根据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对于这类纠纷，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因此处理医疗纠纷的方法主要就是：双方和解、申请医疗仲裁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出面调解、向法院。诉讼这种方式由于上述费时费力费钱等原因，患者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解决纠纷。第一种和解的方法只要医患双方在纠纷争议的焦点上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议并遵守协议内容，纠纷就得以解决。然而“医闹”会产生就是因为双方在协商谈判的过程中达不成共识，那患者也许就会选择“闹”的方式。至于第二种方法也有着一定的弊端：这些组织机构看似中立，但是和医院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这就使得患者怀疑裁决的公正性。这样患者也许像和解的方法一样选择“闹”。这一“闹”闹的不仅是医院的秩序，更闹出了社会舆论，这样医院会因为各方压力而妥协。
三、“医闹”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
（一）以法学一般原理分析“医闹”
“医闹”事件往往产生于医疗纠纷中，根据法学的一般原理：“法律关系属于社会关系范畴，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而是法所构建或调整的、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主体、客体和内容。在医疗关系中，主体是医疗机构和患者，内容是在医疗中的双方权利义务，客体是医患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医疗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而医疗纠纷一般是医患之间因为在诊疗过程中对治疗结果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分歧争议，换言之就是对诊疗护理所产生的结果有异议。医疗纠纷是建立在医疗关系之上的。纠纷一旦出现，纠纷双方就会寻找解决方法，在一方通过合理合法正当的手段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救济时，也许就会想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这时很多人选择“闹”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途径。
（二）法律关系双方的地位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所面对的不是一位医生，而是整个医疗机构，同时对信息及相关医学知识的掌握处于劣势的患者，因此天然被当作弱势群体。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医闹者已然使“弱势”变为了自己的“优势”，用“弱势”来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合理化。可是，当我们仔细看看那些被报道的“医闹”事件，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医护人员受伤，所以患者真的“医闹”事件中的弱者吗？“医闹”的当事人有一部分是因为缺乏专业医疗知识，导致其将亲朋的死亡全部归因于医院；还有一部分恶性的，是借着医疗纠纷的名义，为的就是向医院索要高昂的赔偿费。“医闹”过程中，不仅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和声誉，还会伤害到医生或其他病人到身体和精神。
保护弱势群体并不代表着无原则的保护，向弱势群体倾斜是要有限度的，一味盲目的倾斜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多考虑弱势群体，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某些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不应该因为实施主体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惩罚。
（三）失衡的权利义务
传统的中国社会，受“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响，对于患者，医生不以自己的财产或人身为考虑对象，而只是以患者的疾病为思考中心，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医者的极大信任。这种单方面的义务关系说明了医者与患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观念的出现，更强调的是“权力本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医生与患者开始对自身有了新的思考。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曾经写道，“我们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这类事情不能随便托付给一个非常平庸或地位低微的人。因此，他们的报酬必须配得上他们在社会上所应有的且与这样一个重要地位相称的信任。”医生更多的追求自我价值和自身应得的利益，而患者付出酬金后对自身的生命健康有了更大的期待，如果付出的财产权利得不到相应的对生命健康的保障，医生和患者的矛盾就此凸显，双方开始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而作为医院单方出具的、患者签署的《手术同意书》将这一对立更加清晰。这样的文件使得医院在医疗关系中处于优势，最大化的实现了个人权利，但对于患者而言，自己的权利不能够确定的得到保护，还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样的不平衡性使得医患之间关系更加恶劣。
在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医院是不信任的。若患者对医治的结果不满意，并觉得自己已履行了义务，却并没有得到等价的服务，也没有得到应获的权益，当医院没有达到患者的期待值，那么患者就会要求院方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么，想要使自己获得的补偿高于损失的患者也许就会采取“医闹”来实现这一目的。
四、对于遏制“医闹”事件的几点看法
（一）“医闹”入刑的积极意义
曾经因为对“医闹”行为没有相关的规定，大量表面上未产生恶劣后果的事件，通常就会被当作一般的社会治安案件，予以行政处罚，这无疑使的“医闹”人员少了“后顾之忧”。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纳入其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社会层面来看，当今中国已经走入了法治社会的新时代，然而医疗机构却频频发生“医闹”事件，有些甚至升级为故意伤害等恶性事件，医院似乎成了法外之地。医务工作者本身的劳动就是高压力、高强度的，“医闹”事件还使得医务工作者人人自危，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压抑的精神状态下，给医务工作者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工作环境以及其他病患的生活。“医闹”入刑使得“医闹”的治理有了法律依据，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对“医闹”的治理也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原来因为缺少相关的规定，人们往往不能充分的理解“医闹”的危害性。如今有了相关的规定，就会对人们认识到“医闹”危害性有着积极作用，就会有利于依法打击“医闹”，维护公共医疗秩序，保障医护人员和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
（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实际上，刑法只是处理矛盾纠纷的最后的方法。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从源头开始改变。有效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并且在发生医疗纠纷发生后迅速及时的做出妥善处理，这才是解决“医闹”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
首先要保证诊疗过程中相应的信息能够公开。医院将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治疗相关的部分向患者及其家属公开，使得诊疗过程中的资料可以完整全面的展现给患方。同时，信息公开不仅仅要注意完整性、全面性，还要注意信息公开的质量，使患者可以清楚的掌握相关信息。
其次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医疗服务监督机制。想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监督，既需要医疗机构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患者方的外部监督，以及中立第三方的监督，将三者相结合设立医疗监督机制，做到公开透明，使患者方相信医院，即使产生利与自己期待不一致的医疗结果也不会选择用“医闹”解决。
事实上，想要彻底的解决“医闹”问题，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政府要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完善医疗纠纷解决通道，建立中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解决机构；医务工作者要注重医德、提高医术、诚实守信、认真负责、公开透明，努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务；广大民众也要学会换位思考，依法维权。只有整个社会携手努力，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彻底解决“医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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