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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增长由真实人均收入的变化率来度量，年增长率为1％的国家每70年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年增长率为3％的国家每25年就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可见，增长率的持续差距会产生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
实际上，各国的增长率差别很大。我们总结了104个经济体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增长率的频率分布。我把这30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从1960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即1960―1972年：另一个为石油危机以后的时期，即1974―1990年。研究显示，与石油危机后的时期相比较，较多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前的时期经历了更高的增长率。
篇2
新年的首个工作日，抵渝进行考察。这是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到重庆进行考察。
根据官方消息，“对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
“可以说，对重庆给予了高度肯定，能够感觉到他比较满意。这对重庆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无论是对投资者信心的提振还是对重庆经济信心的提振，都大有好处。”上述官员说，这几年，重庆虽然不怎么宣传，但干的活是比较实在的。
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叠加”是这座城市的底色。一方面，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区域城乡差距突出;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重庆存在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现象和西部困难工业企业现象的叠加。
但今非昔比，今日之重庆已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据媒体报道，重庆市经信委官员表示，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全国每9辆车中就有1辆重庆造。
经过这些年的结构调整，重庆已经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据统计，2014年，重庆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均增长了20%。2015年前三季度，电子信息和汽车两大产业产值分别增长17.2%、11.8%，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41.1%，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0%。
据介绍，以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是黄奇帆主政重庆以来的主攻方向。
过去20多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物流特点，决定了中国99%的加工贸易皆分布在区位优势明显的东部沿海，内陆地区的加工贸易几乎为零。
而在最近的几年，重庆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这种创新打破了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传统思路，创造出“一头在外”的“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模式，来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薄弱环节。
2008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2010年至今担任重庆市市长）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之后，他再赴台湾，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引入重庆。再之后，分散在中国沿海各省份的宏、华硕、思科、东芝等五大品牌商，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六大整机商，以及860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了重庆。
黄奇帆说，凡是要搞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重庆由此形成了三个集群：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集群;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业与制造业形成集群。
这种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对于企业来说，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基本实现了80%的零部件本地生产，一小时内能够采购到80%的零部件，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黄奇帆说，即使在当下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效益普遍下降的时期，重庆电子产业的利润仍上涨66%。
而对于重庆来说，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但重庆总体平衡，年年上升。
更关键的是，与沿海地区只有20%的产值留在本地不同，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从零部件、原材料、总装到跨国销售结算，70%的产值都留在了重庆。
重庆以改革的方式，推动内陆的产业结构调整，使重庆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目前，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全球的1/3。
不只是电子信息产业，重庆的汽车产业也形成了集群，集聚了国内外10个品牌商，同时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
“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已经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内陆开放的篇章中。据媒体报道，黄奇帆说：“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这些年，重庆的增长速度的确令人侧目。
但黄奇帆认为，经济增长快只是一个次要目标，重庆经济最有价值的是四种结构状况趋势较好。他解析称：一是动力结构好，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二是效益结构较好，在全国工业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下，重庆工业利润仍有26.7%的增长，且连续数年增长为全国第一。三是产业结构好，重庆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中，电子和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高。四是投资结构较好，重庆每年一万多亿元的投资总额中，工商产业占50%，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各占25%，而且坚决不投向过剩产能，对传统工业只搞技术改造升级。
黄奇帆说，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表现良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不碰产能过剩行业。
他举例， 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重庆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重庆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
当然，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例如光伏电池产业。“当年，长安集团也想在重庆搞这类项目，重庆化医集团也有投资冲动，但都被市政府压下了。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是有先见之明的。”黄奇帆说，“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
“重庆原本就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我们早就吃过了产能过剩的苦，所以较早地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庆市政府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下的重庆已经开始为下一个经济周期做准备而进行结构调整和布局。
2014年，重庆聚焦并且布局了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页岩气、新能源及智能汽车、生物医药、MDI一体化、节能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中下游全面展开。
内陆开放的高地
作为中国西部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正致力于打造内陆开放的高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格局。
“渝新欧”铁路是重庆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突破口。这条从重庆出发，经过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再经俄罗斯，最终抵达德国的铁路，正成为中欧之间的铁路大动脉，且通过中央层面与多个国家达成协议，车过之处无需逐国清关。已经成为世界电子产业基地的重庆，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其生产的网络终端产品运至欧洲。
新年赴渝调研时，听取渝新欧国际铁路开行等情况介绍，听说渝新欧国际铁路沿线国家实现一次报关查验、全线放行，他赞赏“挺好”。
早在2014年，中央批准渝新欧火车站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和保税物流园区，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还使渝新欧成为中国内陆唯一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口岸。
渝新欧的货运量因此得以极大地增长。据悉，目前渝新欧铁路的一个集装箱每公里的运费已经低至0.55美元，这意味着渝新欧的综合运价可与海运相争。黄奇帆算了一笔账，一个集装箱从沿海运到鹿特丹，海运一般需要2500美元，若货物在内陆，还需从内陆运到沿海，欧洲到岸后也要转运到内陆，总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但海运所需的时间比走渝新欧铁路要多20天到一个月，加上期间货物所值的利息，实质与走渝新欧铁路的运费差不多，价值较高的货物走渝新欧甚至比海运更划算。
黄奇帆的账算得非常精细。
而重庆的优势还远不止于渝新欧。
据相关统计，过去的5年，重庆机场成为世界100个最大机场中，旅客增长率第一的机场。重庆机场旅客运输量从2008年的1000万增长至目前的3300多万。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机场也成为了国家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是中国内陆的航运枢纽，因此也是国家一类口岸和保税区。
篇3
世界银行私营发展部经理、《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主笔华立克・史密斯20年前就到过中国，这次再次故地重游，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大加赞赏。
他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进行的投资环境改革帮助4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减贫是世界银行的宗旨之一，世界银行将中国减贫成绩的一部分记到了自己的账下。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援引中国的经验证明，改善投资环境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
4月1日，《经济》记者对华立克・史密斯就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在北京进行了专访。
《经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哪些成绩是世界银行最欣赏的？
史密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有过广泛的争论，因为它和过去一些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都不一样，一些欧美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怀疑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般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例如，他们发现直到去年中国一直都没有花很大力气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是中国却取得了经济增长，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
但是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恰恰是这些规律的最好体现。中国注重了在最基本要素上改善，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不完备，但是一直在提高，经济增长和这种提高过程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引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一国的投资环境不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瑕，只需要做到不断进步。这也是我们最欣赏中国的地方。
《经济》：发达国家在投资环境测评方面的得分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但是在一些机构的调查中，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投资者的首选地，这是为什么？
史密斯：主要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起步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在基础设施、金融体制、法律方面都比较完善。但是有趣的是，很多欧洲的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国家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
撇开中印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谈，中国和印度原来的投资环境比较差，直到几年前，印度还对外资抱有仇视。但是自从实施经济改革之后，两个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自然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地。
《经济》：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政策随时在变，中国的政策的可预见性是不是很难做到？
史密斯：经济改革中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不是说不应该改革，而是在此过程中要让投资者看清楚改革的方向，尽量避免政策反复。投资者无法预料未来具体的经济政策，只要能够判断出来未来的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就说明政策具有可预见性。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5年前的中国，你会发现那时候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曲线起伏较大，但是近5年来，曲线比较平缓。这说明中国的政策可预见性在提高。
《经济》：中国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
史密斯：正常来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既可以吸引更多地FDI，也可以促进国内投资。一方面，中国吸引的FDI总量已经很大，但是如果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这个数量还是很低的。新加坡吸引的外资总量不高，但是人均吸引的FDI则比中国高出一大截。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增长，投资量是一个因素，投资利用率更为重要。如果外资企业只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进行一些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招聘的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那么这样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就不大。所以中国需要提高对外资和内资的利用效率。
《经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很多国家看来力度不够。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
史密斯：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公平竞争和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外资企业是不敢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来的，这肯定会影响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拥有的知识产权越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也就越强烈。美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英国的指责，后来美国经济强大后，就开始指责别人了。我注意到近几年中国国内的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也会由被指责者变成指责者。
《经济》：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个不良的投资环境里的最大受害者，小企业有什么对策？
史密斯：关键是小企业缺乏话语权。小企业数量太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一征求小企业的意见难度太大，也不太现实。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商会或者企业协会把小企业分散的话语权集中在一起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权，政府也乐意向他们征求意见。
篇4
增长核算背后的中心思想是，产出的增长能被分解为可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增长和未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剩余增长。归因于特定投入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此投入在GDP中的份额乘以此投入的增长率。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投入的贡献。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差距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它表示各种形式的技术变化总的影响。根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德里格斯等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差别的60%以上。在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甚至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的大约90%。
为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因素促进知识的积累，特别是什么因素提供了对知识创造的激励。这自然地导致我们去探求下列因素的影响：研究和开发、干中学、外部性,以及报酬递增；同时也导致我们去考察鼓励或者不鼓励知识创造的制度因素。
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1.物资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但物资资本的积累不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跨国数据表明较高的人均产出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但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则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实证分析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积累推动的增长有两个重要特征：(1)长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于技术进步率。增长率随资本密集度而变化：资本劳动比率越高，人均收入增长率越低。(2)收敛性：如果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越低，那么模型预测的增长率就越高。但实证研究表明：如果除了初始资本密集度以外，所有的经济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收敛性在绝对意义上会成立。然而，如果经济体具有多方面的差异――包括储蓄倾向、生育倾向、工作意愿、技术的取得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那么收敛性仅在条件意义上成立。既然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关注投入的积累，而应该关注技术进步。
2.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或技术进步则不同,它决定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1)内生化的技术进步。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也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2)规模收益递增。在长期增长的经济过程中收益递增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需的。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
(3)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而分工的动态演进是由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引起的。边干边学的存在使个人的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和经济的内生增长。
3.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因为知识跨国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影响对创新、模仿和使用新技术的鼓励。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提高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节约一部分R&D费用,间接地增加了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使各国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自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可以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4.经济和政治制度影响对积累和创新的激励，最终影响国家的长期增长。目前的研究表明：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许多结论目前尚为尝试性的：意义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都发生在能够较好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实现对产权的保护需要建立以下两种制度：促进交易的法律制度和限制行政官员权利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会导致经济组织的重大变革，因此，一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取决于其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而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又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篇5
经济“无就业增长”并非是指就业率没有增长,而是失业率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奥肯关系, 奥肯定律失效。与经济增长不相符的失业,将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下滑,持续性的失业将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
奥肯定律认为,产出的变动引起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进而引起失业率的变化。当经济增长时,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反向变动。然而,200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曾引起过辩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6 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就已经对亚太地区发出警告: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 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以往,日本和“四小龙”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与就业增长密切相关,而现在,正如毕儒博所言:“‘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 ”
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针对资本密集的产业,这笔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七成以上流向了国有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等资本密集领域。迅速到位的巨额投资,伴随着房地产、汽车、家电等行业的税费优惠、购买补贴等消费刺激性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出口大幅下滑的同时,保持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实现了GDP的增长。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立竿见影,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来自政府部门的直接投资,会抢走部分原属于民营经济的投资份额,备受争议的“国进民退”就是最好的写照。4万亿元的“大蛋糕”,真正留给民营企业的份额微乎其微。
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无法得到财政政策支持,同样也难得到货币政策的实惠。尽管商业银行在2009年力度空前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但是经济越不景气,银行就越不敢放贷给民营中小企业,资金再次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汇集。本身就没有资源优势,又得不到足够的政策支持,亦无法得到资本的眷顾,大批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的内外交困中率先倒闭。
中小民营企业和他们所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创造者。2009年前三季度,山东省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6349笔,共计3.9亿元,小额担保贷款到期金额1.90亿元,按期收回金额1.87亿元,回收率达98.4%,直接带动就业2.8万人。同样一笔钱如果用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只不过是美菱对长虹空调的股权收购。根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考察,对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民营经济的活力,将直接决定我国的内需水平。
可怕的“无就业经济增长”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都会“边际递减”。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优势汇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密集产业和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时,政策和资本的效率就难以最大化地发挥,中国经济就可能会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或“无就业经济增长”现象。“保增长”的同时,必须“促就业”。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根源,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持久。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将改变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目前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伴随着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资本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禀赋收益权将大大增加,并且劳动的收益率与资本、土地的收益率之间差距还将逐渐拉大。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小,就业增长的弹性越来越低,劳动者将难以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中产阶级将是一个遥不可即的幻想。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无法拉动内需,使经济失去内生动力。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就业是根基,如果老百姓手里没有钱,如何消费?要扩大居民消费,首先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收入,就离不开就业。就业、收入、消费、增长之间是不断正向强化的循环圈。而当居民对就业丧失信心,内需将无从启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只能依靠出口和投资,失去内生的动力。
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无法积累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中国的稳定和持续竞争力。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将使社会矛盾激化,失业者难以承担培养下一代的重任,由于下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将更难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致使他们比自己的父辈还要贫困,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保增长和促就业同等重要,如何防止我国经济陷入“无就业增长”的困境呢?
首先,调整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导向,引导资本流向能够带动更多就业的行业中,给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高门槛,释放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力和对就业的吸纳力。
其次,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这是解决经济“无就业增长”的根本出路。过去几年,企业“用人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短缺与过剩并存,说明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矛盾的根源并非大学生的数量过多,而是我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所吸收的就业量有限,因而技工比大学生更稀缺。
篇6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DP为10.38万亿美元，约为第一名美国的60%，第三名日本的2.25倍。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展的同时，本文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增长过于粗放，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产业偏低端，增加值偏低，增速放缓等。尤其是最近两年来，围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何去何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了当前政府着力解决的事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附加值的提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于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尹小平、马欣员（2013）通过文献综述方式研究分析了美国的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得当的科技政策与相配合的产业结构是美国经济和科技齐绽放的重要秘密。 关于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分析的层次也是逐渐微观化，从国家、地区到省级较为普遍。邵建春、李霞（2008）对中国研发支出与经济增长作出了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指出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的拉动作用不大，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滞后期较长。而专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既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区域和省级层面的，区域和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成为焦点。范建华、郭佳佳（2011）利用1985年～201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滞后期1年开始影响专利产出，专利产出在滞后期5年对经济增长有最显著推动作用。关于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落后于研发、专利等其他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且多将科技人才与研发支出等一起综合成创新投入指标然后再分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之帅、杨善林、龙丹（2013）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了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看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以及专利产出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短期来说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但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以上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前的关联关系，实证分析大都直接选取科技人员或R&D研发费用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或者科技论文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直接将这些序列与宏观经济数据即GDP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而利用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经济解读。所得的结论比较相近，即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滞后期。正因为他们选用的数据特点和研究方法比较接近，因此，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性增长理论中，都把技术作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储蓄和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则认为两者与其它变量一样是受具体国家的制度、文化、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决定。尽管如此，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因此直接将技术创新相关的投入和产出序列c总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是不完备的，还需将劳动人口、资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
二、 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中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结合在了一起，即既包含了重大的发明创新这种硬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了组织管理改进等这种软技术进步。一般而言，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科技专利上，即硬创新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必要对上述文献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扩展。一般在经济理论中，研究经济增长都是从总产出函数出发，即投入各种要素经过有效的组合和利用能得到多少价值的最终产品。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常用的生产函数的一种形式Y=AF（K，L），即为Y=AK？琢L？茁，A代表技术进步，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与此对应？琢、？茁分别表示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
虽然Solow-Swan（1956）模型相对比较好的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由于将要素以外的部分全归结于技术进步，高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对此，Mankiw，Romer和Weil（1992）提出了引入人力资本后的扩展模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进步被高估的问题。然而，人力资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科技进步的力量。
对此，本文考虑引入两部门模型来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研发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分使用研发经费并聘用科技人员参与研发，其产出为专利，而最终产品部门则使用专利、非研发人员和资本进行生产最终产品。对应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1=KdmLdn，Y2=AY1aKsbLsc，其中Kd、Ld代表研发资本存量和科研人员，Y1代表专利的总价值，Ks、Ls分别代表非研发性资本和劳动数量，Y2代表总产出。m、n及a、b、c分别表示对应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将前者带入后者后可以改写为Y=AKdxLdyKsbLsc，这样本文可以直接考虑科研人员、研发资本存量和非研究性劳动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关系。
三、 数据以及结果分析
数据方面，本文总产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量、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即Y、Is、L、Id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而Ks、Kd及Ls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对Ls可以近似使用L-Ld*1.4进行估计，一来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全职折算系数恰好等于7/5，相当于把扣除休息日后的年当量还原，此外利用存留的2009年～2011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所得系数恰好都为1.39，与1.4十分接近。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范巧（2012）综述所介绍的做法，即采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来作为当年的新增资本存量、选择GDP平减指数作为投资品价格指数。其中GDP平减指数按照如下公式计算：GDPdeflator=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本年度国内生产指数），资本存量则采用如下公式：本年度资本存量=上年度资本存量*（1-资产折旧率）+资本形成总额/GDPdeflator。这里本文假定资产折旧率不变为5%。而基期的资本存量的确定，则采用几何永续盘存法公式推导的公式：基期资本存量=基年投资量*（1+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邓进（2007）的做法。即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基期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率+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而研发价格指数，这里则将其取为GDP平减指数，研发支出直接用R&D经费支出，即研发经费支出来代替。
通过数据梳理我们发现，经济体的劳动参与基本不变，即劳动投入基本不变，符合我国多年来劳动供给率持续稳定的现状。因此，纯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非常低了（不包括劳动者素质的改善）。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改进模型，去掉Ls项。我们将解释变量缩减为3个（因为此时可以认为LnLs是常量）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如表1。
此时，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良好，F统计量高度显著。从截距项和各个变量的系数角度来看，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而且Ld更是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并且各系数符号都为正，符合其应满足的经济学含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由此方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各驱动因素中，以非研发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最大，其次是研发人员数，而研发性资本存量最小。这与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模仿和山寨式创新，而非自主创新薄弱的基本F状基本吻合。依照全要素生存率的计算方法，本文再进行该模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由此得到纯的软技术进步贡献率：
从各项科技投入指标的增长率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非研发性资本投入和研发性资本投入，此外研发人员增长也具有一定贡献程度，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上都是由于研发相关的硬创新进步带来的，而这些年来我国的软技术进步，即通过管理组织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等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为负，且开始逐渐恶化。这与现阶段一些基本经济情况是相符合的。现在企业加班加点多了，但是相应的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虽然延长了生产工作的时间但效率却是下降的，产生消极怠工和磨洋工等现象，使得相应的产出并没有保持同比例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我国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敏感位置，但是目前劳动供应基本上比较充足，从模型中看就是对数后的劳动就业量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过去二十年，基本上可将劳动供应视为常量。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直到2016年才完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表明之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
其次，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其中又以非研发型资本投入为主，着重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如火如荼的发展窥见一斑。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硬技术创新，即以研发投入和科研人员数反应的发明创造，而通过对新的管理理念理论和组织方式方法的采用等软技术进步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非常微弱，基本为负，并且近几年来呈现恶化的态势。这表现了我国当前当前经济活动中，钟实际创造和实际的付出，而比较轻视管理、组织等软科学方面的创新和效率。
再者，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要低于非研发资本和研发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我国创新之路也只是遵循着跟随策略，即山寨和模仿，并吸纳大量的相关人才，而投入资金作自主研发的相对较少，并且经济上也不划算。
基于该模型和相应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研究型教育的扶持和引导，趁着劳动力充足阶段，多储备大量的研发人员。因为研发人员对总产出的弹性比较大。另外，随着跟随策略下，技术的累积，相应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需要自主和原发的创新越南越强，因此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社会资本存量已经处于高位，但是研发资本存量却极其低。因此，需要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交易网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各种创新研究项目中来，着力提高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完备的产权保护体系，良好的制度设计，搭建便捷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自主创新物有所值，让每个自主发明创新的人都能真正收获到创新创造带来的丰厚利益。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三是加强对管理科学与技术等软科学领域创新创造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引用实践，改善当前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弱的问题。可以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若干相应的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新的管理、组织方式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机制，着力做好相关的成果实践和转化。使软科学研究不再流于形式，相关的成果也不再是一纸文章，尘封故纸堆。
尽管以上模型分析基本保持着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及逻辑论述的正确和准确上，但并不能保障所做的探索就一定是正确或科学的。比如劳动供给怎么就可以视为常量，这是值得去深思的。此外是否可以直接利用专利的数量，进一步细化分析各种类型的专利及科研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可以探索的。不过得出软技术进步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负面，确实有些意外。因为，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学习引进了不少的东西，包括软科学方面的管理、组织等内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国人天性中有一种不服管，不太愿意接手和严格重复按照标准做事的倾向。因此，容易造成同样一套在国外其他地方运作良好有效的机制，移植过来却难奏效，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论。总之，从本文研究出发，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实现经济持续有质量的增长，必须着手解决自主创新问题，解决科研人力相对不足问题，解决软科学研究和创新滞后，与实际脱节，应用不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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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快速积累，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压力，可以预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得以转变，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势在必行。而技术标准具有的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不仅自身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积累，也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许多经济理论与经济流派。赫尔普曼教授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理论过去20多年的进展，并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影响经济的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制度、创新能力等，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其决定性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积累（x1）、全要素生产率（x2）、国际贸易（x3），经济收入的人均差异（x4）以及制度和政治（x5），这5个自变量的正向积累都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即：
ΔQ=f（x1, x2, x3, x4, x5） （1）
本文将以“技术标准化”为自变量t，探讨t与x1，x2，x3，x4，x5的关系。如果t与这5个变量正相关，那么以x1，x2，x3，x4，x5为中间变量，可证明技术标准化t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即：
Q+=f(x1(t+), x2(t+), x3(t+), x4(t+), x5(t+)) （2）
三、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关系
（一）技术标准化与生产要素积累
生产要素的积累是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索洛（R. Solow）将经济的增长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在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知识为承载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体现的更为突出，这类生产要素具有外部性，能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先决条件。美国战略管理专家波特也认为，若要通过生产要素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作为实践中科技成果的积累，技术标准本身就是知识的集合。知识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得技术标准成为“活”的更高级生产要素。此外，技术标准化作为“获得的最佳秩序”，深化了知识资本，使其更加专业化，而专业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尤为的明显。因此，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专业化过程成为经济非线性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无论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本身还是在促进生产要素高级化方面，技术标准化都与生产要素正相关，即x1+=(t+)。
（二）技术标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剔除劳动和资本贡献后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R. Solow）对1909―1949年间美国工业生产进行研究，证明其人均产量的增长中88%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此后，丹尼森（E. Denison）和乔根森（D. Jorgeason）也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这一结论。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李京文院士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科技富国论”，将科学技术水平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技术标准是技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的成功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技术标准的制定可从源头上提高后发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追赶型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提供跨越发展的技术，同时为国际高科技市场的竞争秩序提供更好的选择。由于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创新是过程的创新、相关产业的创新，是具有整体拉动效应的共谋型创新，因此，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需选择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即x2+=(t+)。
（三）技术标准化与国际贸易
对于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的国家，国际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已经超越了本来的经济与技术属性，成为国与国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的隐形工具。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进一步优化其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提升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技术标准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制高点。谁能在国际贸易中制定标准，谁就能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外衣的贸易壁垒，充分攫取国际贸易活动带来的报酬递增。当然，在国家贸易中制定标准的前提条件是该国拥有知识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难的核心产品。因此，如果中国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附加技术标准的产品，才能真正享受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惠及整个社会的高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引擎。因此，x3+=(t+)。
（四）技术标准化与收入分配
巴罗（2000）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似乎依据一国的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它的增长速度，即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快。而赫尔普曼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将减缓增长。因为，资产分布的不公平将减低总的投资额，所以，社会越公平，经济增长越快。
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仍占绝大多数，急需外部的新技术标准的注入实现产品创新，发展以技术标准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中国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途径。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创新”租金的获取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以技术标准化为特征的产品创新可以迂回性地和动态性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技术标准化战略在中国的实施和普及将能够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利于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x4+=(t+)。
（五）技术标准化与制度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德姆塞茨都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制度决定了组织的成败，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更是充分条件。而制度需要不断的调整、优化，特别是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进行调整；同样，技术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动态发展的。建立适合于推广技术标准化的产业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标准化又在不断地促进制度的创新。
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技术标准正在建立，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组织结构与交易成本。发达国家迅速建立低碳认证标志制度，占领核心专利技术，构建新的技术性措施，推行自己的低碳标准，创造低碳经济技术规则，从而建立新的赢利模式。低碳经济已成为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新的战略制高点，新的技术范式必将展现。因此，有必要积极进行碳税及各行业部门减排方法研究，迅速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建立自己的核心标准和各标准体系，推动相应的制度创新。可见，技术标准化能够改善社会调配和组织资源，促进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实现绿色经济时代的制度创新体系的构建。因此，x5+=(t+)。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化不仅能够深化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贸易结构而改善产业结构，还可以消除一定的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善。可见，技术标准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正面影响，即式（2）成立。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以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的强大正外部性来实现引领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终目的。技术标准化已与经济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也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完备的动力来源。因此，技术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最高形态，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将带动生产要素、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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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2008年12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宣言强调，教育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恢复、减少贫困、饥饿和童工现象、提高收入、改善健康和生活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教育的这些作用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著名的追赶：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西方国家的追赶、韩国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而这些赶超背后，无不伴随着人力资本的超越。在芬兰，这个面积、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却孕育出了诺基亚那样的世界500强企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的排名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二。它的秘密在于，发展经济必须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智慧。1980年之后，芬兰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拉动。
然而，多年来，中国财政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增长缓慢。
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及发达地区进行工业制造。工人教育水平偏低，基本只能从事简单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当这种低价劳动力+低成本组合成“代加工”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大量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倒闭，这些低价劳动力也首当其害。加大教育的投入是必然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整个人力资源体系的根本，要实现人力资本的超越，实现国家的追赶，我们必须重视教育。
从2006年开始，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开始提速，如在农村、城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大中职教育投入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相当大。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上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是常规测算的三倍。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都高于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至少4%到6%用于教育。该组织重申，教育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恢复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更应当加强教育投入。
篇9
外资撤出加剧国内经济硬着陆风险，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在刚刚过去的二季度，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明显，0.88%的贬值幅度创下了自1994年以来最大值，基本宣告人民币对美元的趋势只有“升值”的时代结束。即便如IMF这类一直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西方组织，其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不同于2011年对人民币“显著低估 (substantially undervalued)”的措词，其今年的第4条款磋商报告认为，目前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被“中度低估(moderately undervalued)”。
央行最新的数据印证了人民币贬值预期下资本开始流出的迹象。2012年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305万亿美元，第二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24万亿美元，整个二季度外储减少了650亿美元。但是第二季度三个月均是贸易顺差：4月份184亿美元，5月份186亿美元，6月份317亿美元，合计顺差68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今年二季度近30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这可能说明二季度中国的资金外流规模在1600亿美元左右。
房地产的发展目前已经是骑虎难下，风险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日益积累。首先，目前的限购政策其实是希望房地产行业软着陆，防止资金大量出逃导致的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崩盘，但并没有解决房地产行业泡沫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银行资本大量沉淀在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也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过热而加大。再次，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无论从财政收入还是保增长，都不得不重新依仗房地产行业，如同饮鸩止渴，使得调控更多地流于形式。
增长路径难以持续
中国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发展的根源在于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Paul Krugman在其亚洲经济奇迹的秘密(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中指出，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不外乎两种模式：投入驱动式和效率驱动式。投入驱动式增长依赖的是投入要素的不断增加而获得的增长，无疑这种模式受到劳动力、资源等因素的制约，无法持续维持。而效率驱动式增长则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获得增长，其背后是知识和创新支撑下的效率提升，这是近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结论，同时也是百年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历史上看，30年来中国经济始终走的是第一种模式：即依赖投入的增加获得的粗放式增长，通过土地、资源、劳动力的投入维持的高GDP增速。随着中国资源、人口红利、土地等资源的日益耗尽，依赖要素支撑的投资高增长面临着末日来临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企业在扭曲政策的诱导下急于赚快钱，并没有形成维持企业长久发展的创新机制和投入，发展后劲儿不足。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无非是这种增长模式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一个显性表现。
同时，这种增长路径决定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被动的和内生性的。一方面，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非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结果，而是现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被动平衡的结果。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是主力军，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萎靡不振。过去一年半以来，出口和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而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消费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出现。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速度的下降表现了非常明显的内生性特点，而并非如一些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单纯地源于外生性因素。虽然西方经济困难通过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从根本上讲还是若干内在的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国内消费长期疲软、中国的产业结构对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等。
硬着陆的可能演变路径
硬着陆的演变路径可能会由资本外流引起的外储危机触发连锁反应。
链条一：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如果形成贬值预期，则在资本逃离一旦形成趋势，会触发外汇储备的大量减少。
链条二：随着投资者信心的进一步缺失，外来投资进一步减少，房地产行业沉淀的庞大资本出于避险的考虑，会抽离国内，进一步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链条三：外汇储备面临压力必然影响到货币当局“宽松货币稳投资稳增长”的既定政策，因为在本币贬值预期形成后，货币宽松对贬值形成更大压力。
篇10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重大经济案件须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总理签署，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一些重大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商业欺诈案件以及性犯罪等方面案件的信息如与公共利益相关就必须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有三类，一类是行政机关；第二类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三类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所以，只要符合条例规定的信息要求，这三类信息的主体都要按照条例要求来相关信息。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并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机制，行政机关公开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前，应当征得第三方的同意。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如果政府信息与公共利益相关，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即使第三方不同意，行政机关也可以公开。
来源：北京晚报
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将全面启动非从业居民可参加
备受关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试点工作将全面启动，今年将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一两个市，进行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试点地区凡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务院将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居民医保试点酝酿启动的同时。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大。今年1－3月，全国共发放参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360亿元，各地上报无拖欠。3月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963万人、16109万人、10407万人和6631万人。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人数持续增加。3月底，农民工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2680万人和2410万人，比上年底分别增加143万人和43万人。一些产煤大省的大中型煤矿已基本实现全部参保。
来源：人民网
个税自行申报带动税收增加58％
从今年开始，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需要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所得。负责此项工作的国税总局官员表示，“此次个税申报，促进了收入增长，共补缴税款19.05亿元。今年3月份更是个税申报截止期临近、个税申报热烈的时候，个人所得税收人增幅同比高达58.2％”，这一增幅远高于我国一季度总体税收增幅。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2296亿元，增长25.5％，是近年同期税收增幅最高的年。据介绍，今年有近163万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这一数额与目前税务机关按建档情况估计的应申报人数比较接近，由于我们国家目前对个人收入的统计力量比较薄弱、包括专职的统计部门，负责征管的税务机关，都没有对每个居民的收入情况进行全面的、准确的统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提供准确的数字，只能讲我们已经掌握了的是170万人左右。对于年收入达到12万元但没有申报的纳税人，税收征管法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是，未申报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及时申报可以延期申报，这种情况不受任何处罚。
来源：东方早报
篇11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这些“经济之谜”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经济之谜”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但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两者应该相等，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的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经济增长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对这种现象，传统的增长理论走入了困境，因为它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库茨涅茨之谜”。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在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下降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这一发现与美国这个历来被认为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国家的储蓄与资本的作用相矛盾，从而使传统的资本理论再次受到质疑。
3.“里昂梯夫之谜”。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根据流行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其出口应该是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根据里昂梯夫对美国1947年贸易要素的构成和结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理论与实际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长之谜”。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这种变化似乎为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提供了注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么其必然性何在？这又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5.“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趋势之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无论是从累进税制，还是从公共转移支付，均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趋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着经济学家们进行挖掘。
6.“马尔萨斯困惑之迷”。马尔萨斯19世纪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故将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事实是，20世纪人口比19世纪增长了好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提高。这是为什么？
7.“资源短缺型国家现代化之迷”。物资是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资源短缺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像没有煤炭、石油、铁矿石的日本、丹麦、瑞士，也都实现了现代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8.“战后战败国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败国。机器、设备、厂房荡然无存，但是在战后二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令人惊异地崛起了，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
现代经济发展之迷，形成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严重挑战。而人力资本理论却能使现代经济发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和扑朔迷离的大国兴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两大理论关系的“理论之谜”。
二、“理论之谜”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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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资产融资理论
1. 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这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精华。1986年罗默（Paul Romer）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提出包含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的、均衡的长期增长模式。在该模式中，知识资本的积累及其外溢效应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知识资本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其它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长期性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他于1990年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卢卡斯（Robert Lucas）则在1988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卢卡斯模型），把人力资本的形成考虑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将经济增长归结为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进行内生化。这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大进步。经济增长显然不只是单一的技术要素作用的结果，至少还应包括物质资本的投入。所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总产出Y是关于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函数，表达式： Y=f（K， L， H， t）；K――为物质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H――为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存量；t――表示时间。
由函数式可知，生产的总产出与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有关。这样，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增加和教育水平提高，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三项要素。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公共财政资金或社会公益资金的投入是正相关的，企业则是物质资本投入的主体，而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又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当企业拥有初始的物质资本以后，就可以借助物质资本从资本市场中融资，这就顺理成章的使有形资产融资和知识资产的无形资产融资成为可能。
2.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与平时所说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概念表述具有同格性，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具有全球性、低资源依赖性、高知识性、高资金依赖性、高风险性、长周期性和可学习性的特点。知识经济理论是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后期，已经把它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形态，主要标志是美国微软公司为代表的软件知识产业的兴起。众所周知的美国微软公司， 其资产只有 9 亿 3千万美元， 但其市值却高达数百亿。这样的差距说明有很重要的隐藏价值没有被表现出来。在知识经济的模式中，知识、科技创新型的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机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报告已经把知识经济理论系统化，并通过具体的经济指标反映出来。
三、中小企业知识资产融资的路径
1.银行机构方面。（1）设置中小企业知识资产客户部门。实行中小企业知识资产客户专业化、集中化管理。中小企业知识资产融资在风险评估、信贷条件、信贷时效等方面都与实物质押信贷有很大的不同。银行机构对中小企业知识资产客户的信贷服务也应不同。银行机构在同时服务多种类型的企业信贷时，很有可能考虑不够全面，将可信贷条件不适当的互相置换，影响中小企业知识资产融资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因此，为不同于其他类别的中小企业知识资产客户设置专业部门，可使中小企业享受适合于知识资产融资的专业服务，也能够赋予该部门明确的职责，促使其成为专业化部门。在众多客户中提供精细分工的、更加专业化的银行服务，这也是专业化分工在银行业发展中的体现。对于中小企业知识资产客户部门，银行机构要制定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知识资产的信贷审批流程，规定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适应中小企业知识资产信贷特性的考核制度。（2）强化与中小企业的信息交流。根据知识资产融资理论，中小企业知识资产融资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融资。银行机构只有在与中小企业进行了充分的、专有的信息交流后，才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特定信息，也称为软信息。这种软信息在公开市场上是无法获得的，是银行机构和中小企业双方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多种渠道的广泛接触和积累获得的，只有加强与中小企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合作，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小企业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3）建立知识资产信贷风险防控体系。对于中小企业知识资产融资，风险的防范是很重要一环。但风险的防控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信贷审批流程、提高贷款利率等手段，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知识资产信贷的风险。根据知识资产融资理论，银行机构对中小企业知识资产信贷风险防控，最好的方法是充分掌握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即使是在信贷审批时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是正常的，企业的价值是超过信贷金额很多的，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知识资产的价值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就要求银行改变实物抵押信贷前审批的习惯，将风险防控的重点放在信贷前后与企业的软信息上，通过现场考察、银行账户资金变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预测企业发展趋势等方法，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动态，奠定知识资产信贷风险防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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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对于“水深火热”的房地产商而言，关键点似乎正在逼近。央行一个月内两次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对此，各界评价不一，我认为，这一信号显然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关键点，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大家终于发现，房地产的“支柱作用”并不是由中央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战，还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胜利过。
也就是说，调控房地产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不打压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就难以保持持续增长的后劲。但用行政方式调控房地产，所付出的代价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看看一组数据吧：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4月当月实现利润4076亿元，同比下降2.2%。截至4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为73756亿元，同比增长16.7%。产成品资金28523亿元，同比增长15.8%。
这一组数据意味着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已经进入增长乏力区，经济下滑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市场预期。第二，企业的投资意愿在下降，而这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做企业的人都知道，利润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现金流才是“决定生死”最重要的指标。现金流由三个部分构成，应收、应付、库存。在这三个指标中，应收又最为重要，因为A的应收，就是B的应付，应收有7亿元，这不仅意味着一大批企业的现金流运转成问题，同时也意味着目前运营的企业，其实有不少是靠赖着别人的钱在活着。今年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6.7%，产成品（其中一定有不少是库存）资金同比增长15.8%，这两个数据足以说明企业已经进入了增长乏力的阶段，2003年、2004年四川长虹的增长势头就是被40多亿元的应收账款拖下来的。
其次，企业在资金困难，利润越来越少的时候，投资意愿一定是下降的。而这种愿望的减弱，会导致对信贷、资金等多个方面的资金需求不断地减少，这必然使整个市场的需求不断地自发地收缩，这无疑也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下滑。
大约在六七年前，我所服务的锡恩咨询公司在为万科提供战略规划时，曾经研究过美国房地产对GDP的拉动作用。
美国房地产及其附属消费在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在20%左右，而中国的数据也表明，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在50～80个。这就说明，房地产是经济的支柱产业并不是由谁说了算的，承认或不承认，它都在那儿悄悄地发生作用。
所以，在中央明确提出要保增长、经济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这次减息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在此时减息更多的是心理意义，或者说是符号意义，那就是：政府要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
事实上，就在减息之前的5月25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通过核准的三个钢铁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而在这之前的21日一天之中，审批通过的项目达到90个，如此大规模的项目同时获批， 只能说明一点，“增长”似乎又要压倒一切了。
一句话，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与股市一样，是一个会受“政策”主导的行业，这是行业属性，很正常。关键的问题在于，房地产商们如何对待这样的“环境”？又如何选择道路？
若干年前，我曾经问过王石，万科为什么要选择城乡结合部为白领建房子？为什么不去抢占城中心，轻轻松松赚大钱？王石回答，凡事都是有成本的，城中心看起来似乎很美，但有两大成本，第一是拿地游戏中的灰色交易，第二是团队轻轻松松赚大钱之后，便会不思进取相互内耗。反过来，城乡结合部的地没人要，可以透明交易，保证万科透明经营。团队拿到一手“不好的牌”，便只能用心打，于是成就了万科职业化。
我希望今天的房地产公司老总们都回味一下这个故事。我曾经当面对王石说，你是在赌中国房地产往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发展？王石非常坚定地肯定道，如果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明天是市场化、法治化，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这儿奋斗？
这也是我在给房地产总裁班讲课时强调的，要从未来看现在，而不是拘于政策去赌未来。
在这一点上，许小年讲得更透切：“2009年那么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扭转乾坤。现在在政府的资金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扭转乾坤，企业必须丢掉幻想，切切实实做好自己的转型，切切实实做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从全球来看，由于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大宗原材料价格正在下降，这对以制造为主体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中国的实体经济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去大发展。
同样，房地产中N多小公司正处在退出半退出状态，地方政府正在急于从房地产中获得财政支持，这种时候，是像王石一样去选择以客户为中心的项目运营，还是继续重复2009年的贪婪？
更重要的是，经历了2009年4万亿之后房地产泡沫的中国政府，是否会简单地采取“投资拉动”的方式来结束这场调控？无数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政府今天的“保增长政策”，仅仅是为了延续经济增长的惯性，而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秘密武器，就是再次发起“深化改革”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