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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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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失位原因分析
现阶段，高等教育中出现诸如学生学业成绩高但能力不足、专业技能强但思想觉悟差、智商高但情商低，因琐事纠纷而引发较大刑事案件等问题实际上是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失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归因：
2.1 不健康的校园文化
受多元文化冲击，又无系统的、实体的优秀积极文化的“保护”，加之网络时代，特别是自媒体的去中心化、核裂变化、交互性、草根性等特点等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1]。
2.2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效性差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出现“老师（把思想政治课程）当儿戏，学生当休息”的现象。
2.3 思想政治辅导员的失位
高校辅导员大多兼管理学生事务的工作，缺少必要时间关注思想教育工作，辅导员成为一个“以学生为产品的企业（学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而非教育工作者。
2.4 学生自身状况
“90后”大学生思想开放独立，追求自由，在当前我国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下，大学生们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一部分学生总是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最正确，进而我行我素，只会为自己着想，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唯我独尊[2]。
3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视野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路径与实践
3.1 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立良好的文化环境
儒家优秀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来源，深入发掘并有效利用儒家文化中有利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要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首先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3]。
3.2 现在高校中学生自主活动不缺少创造力和激情，但缺少活动条件和思想导向。
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一，应将工作重心定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
本人所在学院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参与学生活动的实践经验。为了响应党的十关于文化建设的伟大方略，笔者所在学院借博雅之名，取其“博闻强识、温文尔雅”之意，打造“博雅系列文化工程”，包括“博雅网”、“博雅讲堂”、“博洋剧场”等子模块，三位一体，有机融合，辅以其他小型文化活动。本工程无意实现博雅教育追求之至高境界，但求能成为西安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文化涵养素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强化优良学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使其具有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和丰富充实的健康人性。以“博雅文化系列工程”为例，前期，辅导员通过举办或提供主题活动，加强文化建设，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后期，辅导员通过网络媒体工具，提升效果。辅导员在参与学生活动以达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工作：一是推动活动进行，对学生活动进行方向引导和操作指导，加入中华优秀文化精髓；二是主动举办教育活动，塑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三是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传播范围，提升活动效果。
3.3 建立与学生家长动态培养教育机制
篇3
孔子对周礼作了精深的研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很高的水平。打开一部《论语》，孔子与弟子对话，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仅是对于知耻，前后就论及13处之多，在此不妨作一些例举：
开篇的《学而篇》：“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是说行为只要恭敬合乎礼节，就能够免遭耻辱。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
《泰伯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说国家繁荣昌盛，你却不思进取、流于贫困，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国家动荡不安，你却聚财自富，贪图享乐，那也是一种耻辱。
篇4
法律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时至今日，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仍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如何看待儒家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发掘和更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如何将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相融合，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制建设的契合，便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融通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具有不同价值体系和规范结构的社会，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相对应而生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亦是两种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类型的文化。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互相排斥是显而易见的。据此，学界不少学者都主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较多，对现代法治的建设构成一定的障碍。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之间虽有矛盾，但依然存在有融通性的可能。这种融通性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1]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它作为人类历史的积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它“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因此，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2]。
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间的融通，还是社会及法律发展的客观需要。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社会机制，它是稳固社会秩序的内在保障。因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3]
西方社会在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也十分重视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吸收，如现代西方民法渊源于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私法制度；现代陪审团制度历经数百年发展演变；而构成英美法系基础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也是其自身长期发展、延续选择的结果等。
中国在向现代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主张采用外发型方式，即以借鉴国外成功制度与经验的方法，促使中国法制现代化。笔者认为，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与借鉴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因为通过简单的法律移植，可以使我们以较少的成本参考别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考虑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单纯的法律移植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孟德斯鸠曾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情。”[4]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并发现儒家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的融通，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二、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特质
（一）推崇“德治”精神，道德渗透法律
法律与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重视道德的规范作用，强调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主张，要求统治者“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德治”学说和治国方略，明确强调“为政以德”的主张。《唐律疏议》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德治”精神导致了德礼融于法成为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西汉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后，中国社会便开始了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发展过程，德治思想不仅是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与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封建法律的主要内容，从而使得中国封建法律具有强烈的伦理法的特点。
法律纵然不能过多地包含道德的因素，但是缺失道德性的法律肯定不会是好法律。“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的沦丧的结局。”[5]这说明，法治社会的法律制定与法律实践，离不开民众认同的道德观念的渗透。我们必须注意，中国目前虽然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但有些法律法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法律法规未能有效体现广大民众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
因此，在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中，儒家传统的“道德渗透法律”的做法值得借鉴。具体来看，一方面，法律制定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道德观念，条文的设定必须以大众可以接纳的道德原则与精神为准则；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制化加快的情境下，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把握这种变化，与时俱进，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以顺应大众道德的发展要求。另外，在司法上，要更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借助法律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整体秩序与公民个人权益。
（二）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追求，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则以国家、社会与人际的和谐为其具体政策的出发点与归宿。《论语・学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要以“和为贵”的立场修身齐家平天下，实现个人、社会、国家的和谐统一。
在儒家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便是保持其思想、感情和行为与宇宙的和谐，人还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不破坏现存关系的自然平衡。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便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无讼”。“无讼”是和谐的理念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与和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6]。
这种无讼的和谐观反映在纠纷的解决方法上，就是形成了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调解机制。笔者认为，当下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个基本内容。不难发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秩序的追求是相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利益的调整及各种思想的碰撞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不断涌现，同样也遇到了西方社会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掘传统法文化中的调解本土资源，完善并进一步发挥现有的调解制度的作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三）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
“民本”主义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它发端于商周时期神权衰落之际，孔子“仁学”体系的确立，标志着儒家法律文化民本思想的定型。
从法律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民本主义思想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专制主义形成重要制约的思想体系，其保民、重民、教民、养民的理念，直接推动了传统司法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尤其是催生了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慎刑观念、中正观念、恤刑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
传统“民本”思想蕴含的“民主”精神与现代法治有相通之处。首先，传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以人为中心的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特点。这是我们当下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重视和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次，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社会理想就是实现小康社会，这在大方向上与我们现今搞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是一致的。再次，传统“民本”思想特别重视民心向背，这点在我们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上也颇具借鉴意义。回归民本主义，以中国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执政基础，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向。
三、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儒家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中华民族所选择、吸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累积、净化，得以绵延、传承，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不断变革，但始终没有构建起合乎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新型法律文化，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对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放弃和否定，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法的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首先充分考虑的因素。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儒家法律传统的种种弊端也在影响着现代法治的进程。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毫无疑问要学习西方优秀的法律成果。也就是说，法的外来化的方式是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现代转换的有效途径。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外来化方式必须积极主动寻求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持，并使法律传统中的积极遗产转化、贯彻到现代法律之中，让法治理念真正打动民心、深入骨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不能放弃法的民族性与本土化这个根本。如果我们不能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前文所述本土资源中具有融通性的合理的文化因素，那中国的法治建设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譬如，关于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学界不少学者主张应调整中国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理由很简单，这是西方法治文化强调意思自治、权利本位、私权自治和程序公正等基本理念的本质要求。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中国目前的现实国情，因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假设了双方当事人财力相当、诉讼技能相同，但这并不完全符合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诉讼技能上总是存在差距的，这种差距在诉讼中会直接反映出来，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并影响到诉讼结果的公正[7]。那么，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向何处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对儒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现代特质进行思考，将前文所述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对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念进行传承与创新，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以和谐秩序的形成为归宿，以调解制度的构建与纠纷的妥善解决为思路的和谐式（主义）民事诉讼模式。
参考文献：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17.
[2] 汤唯.法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理性思考――也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G]//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现代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10.
[3] 公丕祥.法律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55.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
篇5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篇6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国家战略，其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是因为我们这条从未间断血脉才造就了我们五千年得以延续的文明。辩证的扬弃继承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走向世界的精神资源。总书记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指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步伐，着力培育文化优势，壮大文化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1]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更新、经济格局不断整合、的新社会形势下，传统道德观念甚至是主流道德观念有边缘化的危险，所以，传统道德文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点。
农村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农业厚重则根基牢固，藏富于农民则国家强盛，农村稳定则社会和谐。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2]在党的十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后，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广泛展开，并取得很大的成绩，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而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农民道德文化素质的滞后性是新农村建发展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一方面提高农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提高农民文化修养，这两方面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儒家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传承下来的古代先哲道德理性的沉淀，是人之所以为人此价值的精髓所在。孔子讲仁爱、孝悌与忠恕；孟子将“恻隐之心”与“王道”；朱子讲“天理”；王阳明讲“本心”“良知”。这些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已成为古代中国甚至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价值核心。因此，通过发掘儒家传统道德核心价值，扬弃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使之唤醒农民内心潜在的道德意识，呈现道德理性，从而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构基层的道德价值，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提供了理论支撑，最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起到促进和辅助作用。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从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学术界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逐渐产生了大量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成果。十之后，学术界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更加丰富而具体，这方面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主要涉及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科技、新农村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但现实而言，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农村文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还只是停留在农村文化的体制和结构、问题表现等一般性论证上。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进行了多种实地考察、调研工作，以把握农村文化问题的现状，从而寻求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案。例如，2004年6月至7月，文化部6个调研组分赴甘肃、宁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针对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自办文化情况进行调研。2006年3月至7月，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组成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对19 个省市区的70 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另外，财政部综改办、教科文司委托的农村文化公共服务调研项目对全国19个省市区的23742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总的来说，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践探索经验之上的观察和描述阶段，各地的农村文化建设缺乏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文化建设更多地只是一种口号，文化建设研究也只是一种对传统农村文化体制问题的分析，缺乏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现代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方案，在研究的深度、研究的细致方面远远不够。
三、以儒家道德价值重构农村价值体系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相对于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来说，农村的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却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新农村建设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陶冶农民的情操、丰富农民的生活，从而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推进经济效益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发展，所以说，没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不会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
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突出表现出了普遍的农民素质底下，并由此产生很多消极作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而农民最主要的特征表现为农民文化素养不高，这是由于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所致。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工作的开展。农村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农民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素质、科学技术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制约人的全民发展和发展环境改善的决定性因素对推动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正视农民素质，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农民问题，同时努力提升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是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处理一个基本问题。
儒家传统道德的内涵和对社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地位作用。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文明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则、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文化闪耀的光辉。可以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儒学史。
千年传承的儒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出不同的时代特性，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现，而且先已成为当代社会人文伦理价值的核心。儒家传统价值体系与新农村文化假设相结合有利于优化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毫无疑问，儒家传统道德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之所以能够传承五千年毅然挺立，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自觉。社会越文明则越和谐安定。但是，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时代不同了，传统文化也应顺应时代需要，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当代社会现状和时代要求向吻合，从而寻求到符合中国二十一世纪农村发展所需的理想道路。
儒家传统道德价值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起到规范调节作用。以儒家传统道德来调节农民社会关系，就是依靠传统礼俗为维系手段来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儒家传统价值在农村的挺立，首先就促使了回复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礼”。农村文化建设的滞后，农民文化素养底下，传统道德信念缺失，都归根于农村传统风俗习惯的破坏。千年来农村社会本就是依靠传统习俗来维系的。儒家传统价值除要求重建传统习俗之外就是如何提升农民道德自觉意识。以梁簌铭的话就是“不以享福为念，而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于理”[3]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道德自觉，在儒家看来道德本性“人皆有之”，无需求助于外，而道德是通过社会共识、风俗习惯、内在信仰的力量实现的；是依靠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使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实现的。这种儒家式的道德自觉意识的培养，无疑是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有力保障之一。
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环节。农村文化建设又是农村复兴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源泉。复兴传统文化，重构道德价值，重树农民人格素养，是新农村文化建设重中之重。新农村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一个充分而强烈的文化自觉的农村文化运动。“文化自觉”就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生存方式、传统习俗以及特有的话语，这些就是我们常讲的民族精神。以传统儒家道德价值重塑民族精神，重拾农村的传统人文信仰，重现人之为人此价值之精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精神面貌，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以有效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新华网2013-08-20.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64.
篇7
这次出现的“京剧之争”的积极意义，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外延有了质的突破，文化的载体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场争论来得太晚了。在教育范畴，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没有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因此也不可能出现完整的教育大纲。不要说经济腾飞、文化重建这样划时代的事业，即使是一个城市的建设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发展大纲和可供实际操作的详细规划。与这些年的经济改革不同，国家的改革思路很明确，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同时有国家发改委这个专业部门随时为改革提供方向选择、出谋划策，但关于传统文化教育至今还停留在学者们的民间探讨层面，政府出台的决策没有严格的程序控制，随意性很大，所以变化也大，没有任何的稳固性可言。不仅教材变化频繁，就是基础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经常更改，让人无所适从。
要改变这一状况，当务之急是为传统文化教育拿出一个完整的发展大纲和详细的发展规划。通俗一点说，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哪些是该教的，二是该教的内容如何分级。这两个问题要是解决了，“京剧之争”也就不会出现了。
“京剧之争”其实是属于第一个问题，因为传统文化当然也包含京剧这一艺术形式，纳入教育内容也无可厚非，所以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即凡是在5000年中国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都可以归人传统文化教育的范畴。关键是京剧教育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展开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分级问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言，如果在教育的内容上不进行系统的分级，难保以后不会出现“国画之争”、“古文之争”、“古琴之争”甚至“制瓷之争”。
个人认为，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根据与现实生活(时间)、地域(空间)的结合程度可分为“欣赏”和“学”、“习”三个层次(级)。
文化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文化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制定详细的传统文化发展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和地域的结合程度。比如京剧，我认为在北方京剧流行的地域可以定为“学”级，在南方一些地方剧种发达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只能定为“欣赏”级，这样才能体现文化的多元性，这是从地域性角度出发考虑的。如果把京剧进教材的目的定位为让学生懂得“欣赏京剧”而不是“学唱京剧”，我想不会有人反对。相反，只要求学生“学着唱”，却没有到位的赏析，与用戒尺敲打学生背诵经文以求学生自身的“顿悟”有什么区别?与其让学生学几句四不像的唱腔，还不如教学生如何欣赏京剧来得实际。再如从时间性角度出发，京剧与眼下大众流行元素的脱节也是反对者的论据之一。传统的“琴棋书画”中，“书法”因与现实生活结合依然比较紧密，字是每个人都要写的，可以列入“习”的级别，其他三项则除个别“术业有专攻者”外，似乎都应归入“欣赏”的级别。
这样看来，给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分级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是个别人能干得了的，需要国家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其制定的过程还应该有严格的程序控制，不能受个人喜好所左右。并且这个规划还不能过于整齐划一，要充分考虑多样性、地域性，甚至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详规。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不仅不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摧残，是文化领域中的不公平。但既然我们能够下决心花大力气去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不能给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一个规范呢?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发扬或者说对整理结果的运用。
(二)传统文化教育要有完善的师资保障体系
“京剧之争”中反对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师资问题。确实，要推广京剧首先就会碰到师资问题。但反对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今天推广的不是京剧，而是在当地非常流行的地方曲种，同样也会碰到师资问题。因为就目前学校教师的专业素质而言，恐怕除个别“票友”级的爱好者以外，都难以胜任本专业以外的教学任务，同时现行的教育人事制度又很难让教师以外的人进入课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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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136-01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儒家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颇为巨大。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忧患以及教化民众等思想，也是众多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电影果断从20年代的靡靡之音当中抽身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积极承担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对于儒家传统文化来讲，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具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厚重感，同时也要具备从历史中走来所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中国电影在坚持表达独特的民族性的同时，更要兼顾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中国电影怎么样能做到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电影这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被众多电影创作者思考与尝试。陈凯歌的《无极》虽然遭遇了“滑铁卢”，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世界性的民族电影一个失败的尝试。企图兼顾中西方观众的文化审美趣味无疑是困难的，与其如此，不如在民族范围内坚持属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十月围城》将民族大义与人文关怀，伦理道德以及打斗场面很好结合起来，这样带着传统文化气息的大手笔大投资的华语大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逐渐在摸索一条突围的新的电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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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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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校园氛围中浸濡
我校校舍原为台湾叶氏集团援建的进才中学国际部。建筑外墙呈古代学宫特有的褚红色，校园整体布局“外方内圆”，展现中华传统建筑的独特魅力。
在校内还我们精心设置了“优秀传统文化走廊”。在2010年7月，进才实验小学单列办学之初，我们就思考如何装扮校园，经过多次论证，大家达成共识：越国际化的地方越需要民族的文化。学校地处联洋国际社区，约50%的家长有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家庭经济丰实，以后出国旅游、学习的机会比较多。因此，我们把校园文化建设的基调定在国学，学生们在校园内行走，随处可见墙上、柱子上张贴的图文并茂的《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学生耳濡目染，浸濡在中国经典的国学文化氛围中。
二、以课程为载体，
在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感悟
课程，是弘扬和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课程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感悟其魅力。4年来，我校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在语文、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还开发了茶艺、葫芦丝、国学启蒙、经典诵读、中华成语小故事、上海童谣、弄堂游戏等二十多门传统文化校本课程。这些课程根据学生不同年龄的特点，选择适合他们道德、知识和能力发展的内容，激活了学生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探究的兴趣。
我们还根据本校教师以及学生家长的专长，并聘请校外专家，在学校城市少年宫开设“茶艺”“剪纸”“国画”“书法”“葫芦丝”“民鼓”“抖空竹”等十多门民族传统技艺培训课程。城市少年宫开展的民族传统技艺活动，深受学生欢迎，大家都爱参加培训学习。同学们通过培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些学生在全国和上海市书法比赛中获奖；有的学生画作获得国家、上海市各类奖项。通过培训，目前全校学生都会吹奏葫芦丝，彩云之南特有的音乐情愫伴随着整个校园，让学生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今年我校一位4年级学生，转学到英国一所很难进的名牌学校。校方对她进行考察时，她穿上民族服装，兴致勃勃地表演茶艺，征服了所有考官，顺利入学。
三、以实践为平台，
在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中体验
我校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充实，贴近生活，深受学生以及家长的欢迎。
1.在传统节日中，体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每年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和元宵节等传统节日，我校都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使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体验中华美食、中华服饰乃至中华精神的无穷魅力。
深入挖掘民族纪念日的内涵，有利于激发学生爱国情怀。2014年9月30日，是中华民族首个烈士纪念日，学校组织学生来到高桥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2.在走进场馆中，体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学校每学期每个年级除了春秋游以外，还会组织一次以上的“走进厂矿企业、走进场馆”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一些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场馆，如上海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
通过走进场馆，让学生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提升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感悟其特征与独特魅力，在欣赏、感悟、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崇尚文明、珍惜中华民族的经典艺术与传承文化遗产的态度。
同时，场馆教育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学习环境能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增强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意识。展品可引发学生对其造型、内容进行观察、想象和表现，馆内信息可以引导学生探究传统文化、包括对其功能、历史意义等的认知、解读、体验和感悟，进而依托科学知识与理论依据进行辨析，内化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在真实情景中体验知识生成与应用的能力，从而达到创造潜能的开发，同样有助于学生养成利用课余时间去参观的习惯，拓宽审美视野，形成综合学力。
篇11
在多年来的音乐教学实践中，我体会到音乐会带给人们心灵的启迪，音乐可以改变人的性格。记得曾经有一位哲人说过：热爱生活的人不一定都热爱音乐，但热爱音乐的人一定都热爱生活。于是人们用大量的词句来赞美音乐，把音乐称为时间的艺术，是人类传达情感的工具，是一种被驯服了的噪音，每一个人都会享受这世间的乐趣。那么把音乐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我认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要想将两者完美结合，当然要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乐趣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强大动力，创设愉快的教学情景是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的先决条件。因此，我在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灵活运用多种愉快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较好效果。在此同时结合传统文化中对人心灵的感悟使学生在学习歌曲的同时又有新的收获。
传统文化中,“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国人崇尚天伦，“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浸染，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一、师生共同创造良好的教学开端
首先，在欣赏前介绍词曲作者、演唱者。然后分析歌词，让学生联想到自己的母亲，把学生们带入自己与母亲的情境中，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成功中的喜悦和乐趣,回极大地唤起学生的创新热情。开放评价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不断品尝到学习音乐和获得创新的成功乐趣。乌申斯基说:“没有兴趣,被迫进行学习会扼杀学生掌握知识的意愿。”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讲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中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好奇心,这是一门技巧。
给学生准备一段关于地震时，一位平凡母亲的故事。找学生有感情的朗读，把学生带入那种境界中感受一位母亲的内心，妈妈的留言‘灾难，不可抗拒地袭来,霎时，天崩地裂,家园变的一片狼藉,妈妈两膝跪地,双手撑起一块安全带!你，安然入睡,妈妈，再次给予你生命,在你人生旅途中,切记，妈妈手机里最后的叮咛：宝贝，妈妈爱你孩子，你知道吗?她还没来得及亲耳聆听你叫她一声“妈妈”她用生命诠释了母爱!宝贝，妈妈走了,带着对你的爱,你笑吧，甜甜地笑吧!
用微笑善待生命及周边一切。妈妈不能陪你走过一程又一程,但在天际的另一端,妈妈时时牵挂着你,因为妈妈那么地爱你－－宝贝!”阅读后，欣赏歌曲《母亲》。
二、师生营造和谐、愉快、合作的教学氛围
让音乐成为师生沟通的情感桥梁。教育心理学认为,如果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形成友好信赖的关系,学生就可能更愿意和教师相处,接受老师的教诲。同时在这种平等、和谐、热烈的氛围中,就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和创造的积极性。我在课堂上经常鼓励那些比较内向的同学大胆说、大胆想、大胆唱、大胆演。这种鼓励支持的态度,期望性、肯定性的语言,能树立学生进步的信心,让学生在宽松友好的学习氛围里感受美、体验美。引导学生做表演，增强学习兴趣。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倍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入到音乐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把学生带入到自己和妈妈真正的生活中，让学生体会到妈妈对自己的爱无时无刻在自己身上上演。
1、创设舞台,展示自我
“互动式”教学模式启发了我们,在音乐教学中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的方式,坚持以学生为主,教师则普通身份加入,通过适当点拨,发挥向导作用,促进师生间相互交往和愉快合作的和谐关系,从而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个性,使学生的更多的参与,合作过程中得到素质上提高。我在音乐课上设计了“小小舞会”这一活动环节,放手让学生带着自己对母亲的体会有感情的尽情演唱,把整堂课营造的喜悦气氛推向最,让学生在无拘无束中展示自己，抒发感情！
2、开展音乐活动课的实效性
篇12
传统儒家学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传承根本，将西方文化和思想与儒学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思路，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己任，试图以儒家心性之水，浇灌传统文化之田，不但需内外兼修，更要天人合一。现代新儒家文化主张进行自身道义的分解和融合，在传统文化中需做自我反省，以达到道德层面约束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则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和分析[1]。此观点形成中，较为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主要包括：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其主要理论观点为：国人的生命及智慧，是使生命确定形态和定向的基础，不仅要摒弃西方文化的全面融入，更应将我国的儒家心性之水提取出来，以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天理留存于心性之内，做到万物的生命与宇宙相通且共融，达到天人合一。此外，儒家心性的观点提出，艺术源自艺术家的内心，只有艺术家将艺术在精神层面上勾勒出来，则说明其个人的情感与领悟，甚至生命，就会一并融入进创造的心性之中，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就是从文艺创作的精神中，提炼和感悟出美的观点及追求美的意识，此观点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国文艺之美，实质上真正来源与人的内心和精神，而内心的变化，则是心性最佳的体现，在进行文艺美学的审视与评判时，必须要有心性作为根本。而现代新儒家审美的最高境界，则是心性与外界皆可忘却，主观与客观浑然融合，此天人合一也。
（二）德美兼顾，美善相连
有些现代新儒家，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分解与细化，提出儒学中的道德观点，并将其引入传统文化之中；有些现代新儒家，则认为艺术之美应与道德并存，只有德美兼顾，将美善相连，才是真正的美，并且，此种形式之美，与文艺作品所涉及的表现形式无关，美只来自于内心，此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新儒家文艺美学心性为上的特点；而有些现代新儒家，则将文艺作品中的思想性与人的内在品德与修养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对等的，并在美学思想中指出，“西方谓之美，出自表象，而中国人论美，在德不在色”。也是从德行角度印证了现代新儒家对于文艺美学的理解观点[2]。
（三）生命相通，美学相融
现代新儒家将哲学中的生命问题，归结为与宇宙万物实为一体，无论是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宇宙整体，都是可以相互连接，相互融入的。在此基础上的文艺美学，被称之为具有互通性的“生命美学”此种生命美学是关乎生命的，通过万物的造化与开拓，形成原始生命的勃勃生机与汩汩活力。在对西方哲学和美学进行研究和讨论后，现代新儒家们提出“生命相通，美学相融”的“生命美学”体系，其将追寻的艺术之美、人的创作品德与生命之美做出贯通和融合，提炼出现代新儒家学说中人的艺术精神，并明确指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命的构成及艺术之美的体现，均有深入的涉及。
（四）崇尚人文，家国情怀
对于现代新儒家学派来说，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且文化视野较为广阔，更具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其中涉及人生、人格及人伦等部分，不仅涵盖人生追求更体现了人格价值。从文艺美学角度分析，人文精神之美与家国情怀之美，是发自人内心的，并且是与品德相互关联和共存的[3]。更有现代新儒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在人文精神中不仅可以表现出人格，更能体现人的价值。也有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两个方面，两者中，道德精神支配艺术精神，且无论是精神层面之内或是现实生活之中，道德影响艺术，而艺术升华道德，两者互通互补，缺一不可。
二、新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存在的价值
篇13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关系
（一）儒家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影响
儒家传统文化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身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就是其对我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作家前身，实际上是由古代的“士”演变而来的，所以儒家士人完全可以被当作现代的知识分子看待。而在古代时期，士本身需要确定其政治角色，并且通过相应的官僚制度来使得其履行社会职能。故而其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精神文化的领导与楷模。从儒家文化传统角度来看，当代作家本身也承载了古代“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最为直接地展现就是忧患意识。追随到古代时期，孟子就曾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而这种意识在当前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家身上均有所展现。
（二）儒家文化传统对读者的影响
儒家文化不仅对于文学作品和作家有所影响，其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直观的，这主要就体现在读者自身有着怎样的文学想象。因为在当前的文学组品中，人们很容易看到现实意义的存在。比如《白门柳》中，就曾经描写了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如何对自身的命运进行选择。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往往内心已经形成了对其一定的文学想象，所以在其实际应用与阅读过程中，更是本着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实际的理念，故而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对读者的影响也是相对深远的。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
（一）以改革小说为例――《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
儒家传统文化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体现，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其在改革小说方面的展现，更是使得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层次的含义。以改革小说发展为例，其主要展现的是我国新时期进程所带来的美好，同时也是其对传统文化基本态度的展示，所体现的必然是作家以及当前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融合，并且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断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展示。在这一时期，《沉重的翅膀》与《英雄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分开来看，《沉重的翅膀》所反映的恰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关故事，并且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期转型所进行的第一部长篇小书记叙。小说中所展示的事态发生背景为汽车厂整改，而这时也恰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历史的大转型阶段。而其中所描述的正副部长、普通工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不同态度，都成为其不同内心世界的彰显。所以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特殊时期，不同人群对待改革以及社会的不同态度，体现出改革之初，新旧文化冲击、文明与愚昧的对接以及改革还是守旧抉择的一种矛盾体现。而小说中为人们塑造的副部长这一积极改革的高级干部形象，实际上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我国儒家文化的独有内涵。
而《英雄时代》也恰好反映地是改革阶段的故事，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党的十五大前后的故事，其发生的故事依据与背景都是围绕社会现状展开的。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够健全，同时社会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更是使得人们在内心产生了严重的波澜。那一时期，国企亏损、下岗工人不知何去何从以及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更是形成当时那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状。实际上两部小说本身都是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为典型的，所以其本身恰好是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展示。尤其《英雄时代》中史天雄与陆小艺离婚，实际上不再是受到旧意识的束缚，而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故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信仰所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国家利益做为其一切工作的标准与行为的准则，这也就充分展现出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方方面面。
（二）以乡村小说为例――《白鹿原》与《秦腔》
提到了改革小说，那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作品，其主要方向就是乡村小说。在近些年来，乡村小说的主要代表就是《白鹿原》与《秦腔》，并且这两者皆可以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切入，从而了解作家本身的思想态度与立场文化。
先分析《白鹿原》，去诞生于1993年，而此时恰好是我国儒家文化寻根热潮的重要阶段，此时兴起的儒学热更是使得文化界对传统文化本身形成了一种再认识的现象。而《秦腔》则是贾平凹自身对传统乡土文化逐渐陨落的一种可惜，同时在这个不断衰落的工程当中，展开了对当前农村现状与社会实际状况的思考。
《白鹿原》所展现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当中，儒家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坚韧，比如其中的白嘉轩，其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人格的化身，同时也被人们称之为该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且最为深沉的形象。其将民族精神全部展示了出来，也使得我国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的传统与精髓展示了出来。例如朱先生所指定的《乡约》，其中“德业相劝”以及“礼俗相交”等，都是白嘉轩内心所信奉的内容，更是其精神支柱，同样也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故而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无论是处于社会发展重要阶段的小说，还是社会转型期的小说，乃至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其主要展现的内容都离不开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并且也真正将传统儒家文化人格的精神魅力体现在了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
结束语：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许多反映儒家传统文化内涵的部分，同时其也是未来茅盾文学奖奖项的重要标准。将儒家文化内容展现出来，有利于我国文学作品深入性研究，更有利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