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金融危机的类型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理论概述
（一）CAPM简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是在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基础上，由夏普（1964）、林特纳（1965）和莫辛（1966）分别独立地导出的。它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一般均衡模型，是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的支柱，广泛应用于投资决策和公司理财领域。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有两条重要的线，一条是资本市场线（CML），另一条是证券市场线（SML）。资本市场线是在马柯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中风险资产的有效集引入无风险资产的结果。引入无风险资产后，有效集变成了过无风险利率的点且与原来的风险资产有效集相切的射线，切点为市场组合点，这个点也称为最优风险组合。只要投资者决定投资于风险证券，那么他都会选择市场组合，不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如何；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体现在投资者如何将其全部资金在无风险资产和市场组合M之间进行分配。资本市场线刻画了有效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均衡状态的关系。它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为有效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为有效证券组合的标准差。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线用标准差衡量风险，而证券市场线用系数来测定系统风险。单个证券的系数是用单个证券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方差除以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若用表示证券i的系数，表示证券i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方差，表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则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单个证券系数的值说明了各证券的系统风险与市场组合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1说明了该证券的系统风险与市场组合风险一致；>1说明该证券的系统风险大于市场组合风险；
证券市场线就是用值来描述单个证券的风险与其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关系式为
证券市场线反映了均衡状态下单个证券的预期回报与其相对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又因为我们通常称-为证券i的风险溢价，称为市场组合的风险溢价，因此，证券市场线也描述了证券i的风险溢价与市场组合风险溢价之间的线性关系。
（二）股票的β值
β值反映的是某一投资对象相对于大盘的表现情况。其绝对值越大，显示其收益变化幅度相对于大盘的变化幅度越大；绝对值越小，显示其变化幅度相对于大盘越小。如果β是正值，则显示其变化的方向与大盘的变化方向相同，即大盘涨的时候它涨，大盘跌的时候它跌。如果β是负值，则显示其变化的方向与大盘的变化方向相反，即大盘涨的时候它跌，大盘跌的时候它涨。
股票的β值衡量了股票的系统性风险，它的具体含义为：
1.β=1，表示该单项资产的风险收益率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呈同比例变化，其风险情况与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情况一致；
2.β>1，说明该单项资产的风险收益率高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则该单项资产的风险大于整个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
3.β
二、实证检验
现在，我们用上面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对浦发银行（600000）等14只银行类股票进行实证检验，确定β系数，研究它们的波动与整个股市波动的相关性，并说明它们的风险溢价与市场组合风险溢价之间的变动关系。
（一）样本的选取
1.研究时间段的选择
因为本文是基于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银行类股票与整个股市波动相关性的研究，因此，我们选取2007年8月到2011年10月21日为样本时间段，时间跨度为4年2个月。
2.个股样本的选择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银行类股票的波动与整个股市波动的相关性。因此，我们选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4只银行类股票为研究对象，它们分别是：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北京银行（601169）、农业银行（601288）、招商银行（600036）、南京银行（601009）、中国银行（601988）、光大银行（601818）、建设银行（601939）、交通银行（601328）、中信银行（601998）、工商银行（601398）、兴业银行（601166）、民生银行（600016）。
因为在分析股票的收益率时，我们要用股票的复权价，而不是除权价，所以我们从股票分析软件中获取这14只银行类股票的复权价进行数据分析。但是为了便于计算，我们仅选择这14只股票在所研究时间段中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的复权价（以下统称为收盘价）为样本数据。
3.市场指数（即市场组合）的选取
因为上证指数（000001）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盘上市的全部股票为计算范围，以发行量为权数综合，上证综指反映了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的总体走势，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上证指数（000001）为市场指数。同上面一样，我们仅采用所研究时间段中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收盘价的复权价（以下统称为收盘价），一共有51个样本数据。
4.无风险利率的选择
在国外研究中，常以一年期的短期国债利率或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来代替无风险利率，但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且国债以中长期品种为主，因此，无法用国债利率代替无风险利率。本文选择用所研究时间段中平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RF，容易算得RF=3.3069%。
5.数据处理
因为我们选取的研究时间段为2007年8月到2011年10月21日，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样本数据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内。而通过查询这14只股票的上市时间，我们发现，光大银行（601818）的上市时间为2010年8月18日，北京银行（601169）的上市时间为2007年9月21日，农业银行（601288）的上市时间为2010年7月15日，建设银行（601939）的上市时间为2007年9月25日。显然，这4只股票的上市时间都在2007年8月以后。这样，我们对这4只股票的实证研究就缺少数据，因此，我们提出这4只股票。最终，我们的研究对象为10只银行类股票，它们分别是：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南京银行（601009）、中国银行（601988）、交通银行（601328）、中信银行（601998）、工商银行（601398）、兴业银行（601166）、民生银行（600016）。
（二）具体实证分析
选取所研究时间段中上证指数（000001）（为市场组合）和14只银行类股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样本数据。设为市场组合的月收益率，R2、R3、R4、R5、R6、R7、R8、R9、R10、R11分别为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南京银行（601009）、中国银行（601988）、交通银行（601328）、中信银行（601998）、工商银行（601398）、兴业银行（601166）、民生银行（600016）的月收益率，因为月收益率公式为：
月收益率=
用MATLAB软件包求出市场组合与10只银行类股票相对应的月收益率。在月收益率的基础上分别减去无风险利率RF=3.3069%，就可以得到各月市场组合和10只银行类股票的超额收益率，即求出r1=E（RM）-RF和ri=E（Ri）-RF。r1、r2、r3、r4、r5、r6、r7、r8、r9、r10、r11分别表示市场组合、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南京银行（601009）、中国银行（601988）、交通银行（601328）、中信银行（601998）、工商银行（601398）、兴业银行（601166）、民生银行（600016）的超额收益率。用MATLAB软件包计算得出各月的超额收益率。
因为证券市场线可以写成，而上面我们已经求出了。所以，此时可由回归方程求出β值。设回归方程为
。由MATLAB软件包作线性回归，求出10只股票的β值和残差ε。令。得到股票的β值、残差ε以及y与x的回归方程，见表1。
表1 10只银行类股票的β值、残差ε以及回归方程
三、结论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这10只股票的值都在之间，这说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银行类股票收益变化幅度相对于大盘的变化幅度较大，整个股市的波动与它们的波动有很大的相关度。特别的，招商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的系数都几乎接近于1，这说明这3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呈同比例变化。
在这10只银行类股票中，兴业银行（601166）和交通银行（601328）的值略大于1，说明这2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略高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它们的风险略大于整个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中国银行（601988）、中信银行（601998）、民生银行（600016）、工商银行（601398）的值略小于1，说明这6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略低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它们的风险略小于整个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南京银行（601009）和浦发银行（600000）的值非常接近于1，说明这2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呈同比例变化，它们的风险情况与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情况几乎一致。
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这10只银行类股票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相关图中，很容易得出这10只股票的风险收益率与市场组合平均风险收益率的相关性非常高，二者几乎呈同比例变化，它们的风险情况与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情况几乎一致，这与我们上面得出的结论完全一样。我们用EVIEWS软件做出这10只股票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相关图，见图1。
图1 银行类股票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相关图
从图1中我们看出，这10只银行类股票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的收益率具有极高的相关性，风险情况与市场投资组合的风险情况几乎一致。
四、融资融券业务对β值稳定性的Chow检验
因为我国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时间为2010年3月，所以我们将时间段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7年9月—2010年2月；第二个阶段为2010年3月—2011年10月。时间段的划分是基于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会带来β值的变化，参数不够稳定，因此，采用Chow检验进行β值稳定性的检验，需要检验的时点为2010年3月。用Eviews软件进行Chow，所得结果如图2。
图2 10只银行类股票的Chow检验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浦发银行（600000）、华夏银行（600015）、招商银行（600036）、南京银行（601009）、中国银行（601988）、交通银行（601328）、中信银行（601998）、工商银行（601398）、兴业银行（601166）、民生银行（600016）在检验时点的F值分别为：0.175465、0.357206、0.022340、2.169731、0.743424、0.412675、0.558315、0.217309、4.783146、1.070466。
一般情况下，Chow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α=0.05，在这里，我们也取α=0.05为显著性水平。在上面的检验中，n1=30，n2=20。查表可得F0.05（2，46）=3.23。只有兴业银行（601166）在检验时点的F值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这说明融资融券业务开展前后β值发生了变化，它的β值不稳定。而其他9只银行类股票在检验时点的F值小于临界值，不拒绝原假设，这说明融资融券业务开展前后β值没有发生变化，它们的β值是稳定的。
参考文献：
[1] 马亚明，田存志.现代公司金融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2] 黄正.A股市场个股收益与风险的实证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3] 沈艺峰，洪锡熙. 我国股票市场贝塔系数的稳定性检验[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62-68.
Demonstration and test of theβvalue of the bank stock and its stabil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BAI Cai-quan
篇2
严兵（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1999-10-20
［作者简介］严兵（1977-），男，湖北荆门人，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在读硕士研究生，攻读国际经济贸易专业。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篇3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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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5日,拥有158年历史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庭提交破产保护申请。伴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依靠政府的救援勉强维持,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纷纷倒下,美国股市也不断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全球股市迎来仅次于“9・11”的黑色星期一。这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却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金融危机,而不说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甚至经济衰退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且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目前发生在欧美大规模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就是明显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基本面发生极端恶化,大量企业倒闭,社会经济陷入极端萧条中。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而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改革的机会成本。
经济衰退指经济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对衰退有不同的定义,但美国以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为衰退的定义被人们广泛使用。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多项经济指标同时出现下滑,比如就业、投资和公司盈利,其他伴随现象还包括下跌的物价(通货紧缩)。当然,如果经济处于滞胀的状态下,物价也可能快速上涨。经济衰退表现为普遍性的经济活力下降,和随之产生的大量工人失业。严重的经济衰退会被定义为经济萧条。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则被称为经济崩溃。经济衰退与过量商品存货、消费量的下降(可能由于对未来失去信心)、技术创新和新资本积累的缺乏,以及股市的随机性有关。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失业率大约是25%,也就是说4个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
由于目前发生的金融风暴只是集中于金融企业的倒闭,并没有引发经济基本面的极端恶化,因此目前的危机只是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可以发展为经济危机,如1929年出现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就是由最初发生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引发的。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又会造成长时期的经济衰退。
篇5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参数。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并成为其金融危机形成的源泉。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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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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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的金融行业受到沉重打击。作为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险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的影响。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世界保险业的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也宣布即将破产，最终被政府接管。此外，欧洲各国保险公司如瑞士再保险集团，德国安联集团，英国英杰华等世界知名的保险公司也受到重创。在亚洲，日本的大和生命保险公司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宣布破产。因此，在金融危机前后，研究世界保险公司效率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2009）认为，金融危机不是由技术的因素或者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而是由美国以前发生危机的历史造成的，而这些历史影响着当今美国经济人的行为。他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传统的效率理论提出了挑战。张炀（2010）中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暴露了放松金融监管、推崇金融自由化的弊端；危机前美国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监管疏漏和监管失控等内在缺陷；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加强了监管力度，拓展政府介入监管的程度，在财政部设立全国保险办公室（ONI）；改革旨在堵塞美国金融体系漏洞，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恢复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陈辞，李炎杰（2010）中认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美国保险业遭受危机的沉重打击主要源于金融混业经营、保险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为次级债券提供的违约信用保险、金融海啸凸显强化监管的必要性。
巴曙松，牛播坤（2010）指出面对着欧洲保险市场监管的诸多漏洞，欧盟对再保险、认可资产评估和最低保障基金水平的监管指引有所强化。一些成员国已经开始着手推行“偿付能力II ”标准。许闲（2011）认为欧洲作为发达的保险市场，其市场内部发展并不均衡。金融危机以后，欧盟各国之间保险市场受影响程度也不一致：各国保险密度差异大；欧洲经济增长减缓造就保险深度上升，同时，各国保险深度差异主要体现于寿险业，不论总体保险深度还是人寿保险深度，东欧国家的数据全部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由此看出欧洲保险市场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
宣晓影、全先银（2009）通过对于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发现由于在泡沫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健全了金融监管体系。因此，此次危机对于日本的金融业及保险业并没有造成大的冲击，金仁淑（2010）通过对日本监管体系改革的研究，认为金融监管全力的高度集中以及在金融创新中的协调发展，对于日本抵御本次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日本的不良债权比例明显下降，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明显上升。
以上这些研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各项措施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没有对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对影响保险公司效率的因素的分析也尚不全面。本文选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主要保险公司的数据，对其在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定量研究，分析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关于保险公司效率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绝对法和相对法两种。绝对法一般是通过公司的财务指标来测量公司绩效，而相对绩效评价中以随机边际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这两种计量工具最为常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由于具有许多随机边界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机构中，因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分析和评价金融危机前后国际保险业的监管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法最早由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于 1978 年提出，他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条件下构建了CRS模型，该模型可以计算出样本公司技术效率的数值。1984 年 Banker、Charnes 和 Cooper 放宽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规模报酬可变的VRS模型，在此基础上将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分析出技术效率无效的原因。
数据包络分析法利用非参数的方法不用对函数形式和误差项做出假设，也不用对可行解的关系作详细的定义，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使它成为测度多投入、多生产的决策单元间相对效率的方法。
由于研究时间搜集数据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本文选取的主要是排在世界 500 强中的保险公司，包括16家美国保险公司、14家欧洲保险公司以及9家日本保险公司。本文在分析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时，选取固定资产，股东权益以及雇员人数为投入指标，选取营业收入为输出指标，通过建立CRS和VRS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以上数据来源均来自财富中文网。
3、 数据包络分析实证结果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主要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2007年大幅下滑，其中技术效率均值由2006年的0.792下降至2007年的0.522，纯技术效率均值由2006年的0.935下降至2007年的0.816，规模效率均值则由2006年的0.847下降至2007年的0.64。说明金融危机在07年对美国保险业的影响最大。从08年开始，由于美国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美国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开始回升，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上。
从各保险公司的情况来看，安泰，信诺，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和麻省人寿这四家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家公司主要经营的是人寿保险业务，这也说明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要比财险等其他类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高。而在金融危机前排名前两位的州立农业和AIG，虽然公司规模较大，但这两家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都普遍低于排名靠后的其他公司，这说明由于这两家公司盲目扩张公司规模，导致投入过多，降低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效率，这也导致了两家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图2是欧洲主要保险公司2007-2011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主要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均值和纯技术效率均值在2009年降到最低值，规模效率均值则较为平稳。说明金融危机在09年对欧洲保险业的影响最大，其中技术效率均值由2008年的0.638下降至2009年的0.597，纯技术效率均值由2008年的0.814下降至2009年的0.753。从下降的幅度看，欧洲保险公司的效率的下降幅度低于美国保险公司，这也说明金融危机对欧洲保险公司的打击程度低于美国。
从欧洲各公司的情况看，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英杰华集团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高，这三家公司都是主营人寿保险业务的，这说明欧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要比财险等其他类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高。这一点同美国保险业的情况相一致。欧洲保险市场上的两大巨头安盛和安联保险集团虽然营业收入在逐步上升，虽然其纯技术效率值较高，规模效率却普遍低于其他公司，规模报酬也在连年递减，这说明在经营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投入过多的情况，降低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最终会导致技术效率的下滑。
从图3可以看出，日本主要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都很高，且趋势较为平稳，这说明日本保险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明显。从日本各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结果的来看，日本邮政控股公司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与之相对应的是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低于它们的公司反而技术效率相对要高，这说明了虽然这两大公司资产规模排在日本的前两位，营业收入也在逐步上升，但是盲目增加投入并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
在日本所有的保险公司中，MS&AD保险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比较高，而这几个公司的共同点就是基本上经营的财产保险业务，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要比寿险和健康险等其他类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效率高。
4、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保险业的分析和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进行效率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主要的保险公司在07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欧洲的保险公司在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日本的保险公司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此外，通过对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的分析，发现发达国家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技术效率相对较低，这说明盲目增加投入是不能提升保险公司的效率。而通过比较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寿险公司效率要高于财险等其它险种公司，而日本的财险公司效率高于寿险及健康险公司。
通过对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保险公司效率的分析，对我国保险公司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该转变经营思路，调整经营方式，通过加大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等方法来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使公司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抵御外部恶劣经济环境的能力，使公司得到更有效率的发展。同时，保险监管机构加强内部各部门的合作，完善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健全保险信用评级制度，定期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检测，提高保险公司的自我预警能力，提高保险业的监管效率，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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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美国次级债抵押贷款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美国是一个典型的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贷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处于高储蓄状态，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据有关数据显示，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40％，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GDP之比）接近70％。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50%，当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贸易企业存在较大的冲击，从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出口企业的经营分析来看，其影响表现颇为明显。相反，金融危机对以内销为主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因此，中国国内GDP的增长，必须得依赖国内消费指数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也正符合“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的需要。作为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第三产业中的旅游酒店行业，正好可以借此契机发展品牌、整合市场、完善布局。
二、我国旅游市场现状分析
（一）金融危机，国际入境旅游业受阻滑坡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作为我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的经济也受到显著影响――韩国财政部10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使韩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5%～4.9%以下。我国第二大入境客源国日本的景气指数也持续恶化，股市暴跌，经济下滑。在远程市场方面，我国入境客源的主体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目前这些国家股市低迷，企业投资缺乏信心，私人消费普遍缩减。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务旅游还是消遣旅游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拉动效应，从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绝对量的减少。
其次，价格优势受到削弱。在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借以刺激经济，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危及欧洲，并拖累各国经济步入衰退，欧元、英镑贬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速。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兑英镑汇率中间价继2008年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数关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关口，并在10月10日创出11.63新高；人民币兑欧元也在不断升值，10月7日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达到1比9.328。此外，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不断升值态势。尽管我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我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
（二）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国内旅游市场相对平稳
中国旅游方式正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此次“五一”小长假，以亲近自然、体验农家生活、踏青赏花和采摘为主要目的休闲游、乡村游更是受到了青睐。如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共接待乡村旅游94.4万人次，旅游收入6,273万元，分别比2007年同期增长37.3%和67.3%。预计随着中国旅游行业正逐步由纯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转化升级，以及在先前“清明”和此次“五一”小长假所呈现火爆的休闲游、乡村游现实示范作用下，旅行社、景点、酒店等营销、服务跟进和改善，未来中国休闲游、乡村游仍将继续火爆。
（三）商务交流频繁，也促进了国内酒店业的发展
2008年度，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涉及服装、鞋类、旅游、饲料、机器、农产品等行业，参展商来自国内各大城市和国际众多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品交易会的举办，必将带动国内酒店业的发展。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大公司、企业缩减开支，所以理所当然地将住宿的目光转向经济实惠的经济型酒店。
三、经济型酒店良好发展契机
（一）经济型酒店吸引资金显优势
1.酒店业产权结构。近年来，饭店集团为了迅速扩大市场范围，抢占优势地位，纷纷采用了众多的经营方式，较为常见的有直接租赁、盈利分享租赁、管理合同形式、特许经营权、合作联营形式、时权经营形式，绝大多数情况下，使得饭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
从对我国酒店市场的相关资料分析显示，我国酒店市场的经营也采用了上述常见的形式，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开来。在我国，高星级酒店市场主要的投资方以房地产集团为主，经济型酒店相对多样化，锦江集团下的“锦江之星”、“如家”酒店、“汉庭”酒店等主要采用的是连锁经营的方式，自筹资金、自我经营，基本上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一致；IBIS、Days Inn、速8等主要采用的是特许经营或者管理合同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虽然经营方式多样，但是存在产权关系不清楚、资金结构不合理、缺乏资金、市场定位狭窄或单一等现象，经济型酒店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撑和市场的调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型酒店在融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经济型酒店融资优势分析。根据HVS分类，饭店被分成deluxe、luxury、upscale、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等五种类型，而Limited Service类型饭店下又分为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等三种类型。每种饭店建立所需的资金量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deluxe、luxury、upscale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是以亿为单位来进行计算的，投资资金量大，投资回报期就相应变长，增加资金链的运转周期。Midscale with F&B、limited service（midscale without F&B、Economy和budget）类别的酒店所需的资金相对高星级酒店而言，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市场低迷，国际热钱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国内金融市场也受其影响，投资速度变缓，投资行为更加谨慎。在此背景下，经济型酒店所具备的投资资金量小，投资回报期短，降低资金链的运转周期的优势，会大量吸引金融市场资金向其倾斜，为经济型酒店的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准备。
（二）经济型酒店吸引客源显优势
所谓“经济型酒店”，是指一种低价位、品牌化的住宿产品，既保证顾客住宿的安全性、舒适性、温馨性，又保证顾客入住的优惠性和较好的性价比。通过对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型酒店的客源以商务型客人和团队旅游客人为主，针对商务型客人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200―300元之间，以团队旅游客人为主的经济型酒店定价一般位于100―2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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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资者信心崩溃。如何树立“比货币、黄金还贵重的信心”，已成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际上最近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最初实体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显著恶化，只是由于虚拟经济的波动拖累了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整体经济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动，大周期”。以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据IMF统计，美国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规模不足1.4万亿美元，已将全球经济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见，金融经济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来则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经获批的救市方案金额已逾4万亿美元，救市规模已远远大于次贷规模，但让人失望的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联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驱散次贷危机的阴影，达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显，金融危机期间负向波动被金融市场缺陷和人们的悲观预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机并从中摆脱出来，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关键要治疗公众的悲观预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机，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场缺陷和心理预期在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传导机制，才能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1、国外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市场缺陷――市场信息不完全导致的预期偏差角度间接描述了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费舍尔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认为，经济繁荣阶段由于微观主体乐观预期导致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基于悲观预期的“债务清算”形成了金融经济周期，危机爆发后企业为清偿债务而廉价销售使净值下降，引起利润水平下降甚至破产，进一步导致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心理预期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就业水平、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都与之有关。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放大，导致企业净值降低，外部融资困难，从而使得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危机进一步加剧。米尔顿从委托一问题的逆向选择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微观主体中锻行的行为：负向冲击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贷资金将减少。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挤兑危机”和“流动性困境”，采取压缩自身信贷规模、规定更加严格的信贷合同、催还企业贷款和提高信贷实际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业的可贷款规模减小，成本上升。投资急剧减少，整体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
2、国内学者有关心理预期对危机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心理预期角度论述了微观主体在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刘骏民，许圣道等认为心理预期在金融危机传导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虚拟经济是以心理为支撑的价值系统。其独特的定价方式与人们的预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由于现代金融市场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和从众心理决定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注定了虚拟经济具有过度波动性和敏感性。刘春航，张新指出在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下，心理预期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间接影响投资行为。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对各种宏观政策信号作出及时地反应，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心理预期在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起了推波助谰的作用。
三、治理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大部分研究在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危机时都忽视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预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张选择明确的扩张财政政策。辅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甚至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期间当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再也不会使利率下降，进而不会使投资和产出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从而主张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治理衰退。货币主义学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认为。应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经济出现什么情况。央行都应保持稳定的增长率，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以实现经济稳定。
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实：危机期间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经典理性预期假定认为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做出合理预期，事先估计扩大货币供给带来的物价上升，从而在物价上涨之前。工人就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从而导致雇主因为成本增加而放弃扩大生产的打算，因此货币政策失效。但是。在这次危机期间，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和就业压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资的动机和谈判筹码，结果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同时利率下降，企业投资成本降低，从而最终导致企业因为投资成本降低而扩大雇用人数，扩张生产，提高产出水平，即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从逻辑上讲，扩张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恢复最有效，扩张货币政策则对恢复虚拟经济最有效，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继而拖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衰退是因，实体经济衰退是果。如果只重点治理实体经济衰退，而虚拟经济仍未恢复的话，实体经济还是会被虚拟经济拉入泥沼。所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树立投资者的乐观心理预期，有利于恢复虚拟经济进而使整体经济复苏。
四、一个简单博弈模型
在上一节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一个两阶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来论证和描述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机中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基于市场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过程：政府通过发送各种信息或信号――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企业和家庭观测到信号后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政府根据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再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在详细描述博弈模型前。我们需要了解几个函数：
1、企业产出函数：
式中表示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u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为
公众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b0表示宏观经济政策与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产出的作用。这个产出函数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意料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影响产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数：
这个收益函数的含义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使“产出低于目标水平的损失”与“宏观经济政策松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声誉损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有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益函数中的权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关心失业或产出增长更甚于通货膨胀，由于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干预，所以在金融危机时期，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以获取较低的失业水平或较高的产出水平，即。
3、企业的收益函数：
企业收益函数告诉我们企业总是试图正确预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在时他们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具体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公众(企业和家庭)；
Ⅱ 政府类型：凯恩斯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Ⅲ 博弈顺序：
a 自然赋予政策制定者某种类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众发出选择紧缩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号；
b 公众形成对第一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c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预期，其后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第一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d 公众观测到(但不能观测到政策制定者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形成对第二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
e 政策制定者观测到，然后选择第二期的真实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两阶段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告诉我们：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能够明确判断出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因而他们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程度与政策制定者实际实施的宏观政策能都达成一致，从而不会形成悲观预期，能够做出与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资决策，有利于较快走出危机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公众只能够观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现行政策，而无法观测到政策制定者的类型，即不知道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在悲观预期和风险厌恶的双重约束下，公众可能减少投资，因而不利于经济恢复。为了让公众明确自己的类型。政策制定者在实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时，可以通过突破以往尺度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类型，使公众相信政策制定者会继续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直至经济复苏。从而有利于提振公众信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复苏起来。
五、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因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接受并主动配合。
(一)金赫危机期间，货币政策依然有效
对实体经济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微观主体的心理预期，使消费者对未来更加明朗，减弱谨慎动机，提高消费倾向；可以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使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投资成本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对虚拟经济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公众信心恢复。有利于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又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莫迪利安尼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进一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从经济周期中恢复过来。
(二)政策制定者辟递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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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亚洲金融危机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主要体现在价格效应上，而在收入效应上不是特别明显。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和我国的贸易结构比较相近，都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这也就使得我国和东南亚在出口上存在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各国货币不断贬值，而我国政府则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直接造成我国出口产品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因而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效应比较明显。在收入效应上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我国的三大出口贸易合作国家中的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快速下滑，而美国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从而使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的经济总体呈现下滑趋势，使得各国收入下降，进而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不断减少，无法体现出其明显的收入效应。
2.2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开始大幅度升值，从而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越来越困难。而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变动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升值的状态。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尚未爆发之前，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并且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也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各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外需不断增长，就相应地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全球经济迅速下降，并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国家的收入也开始下降，从而使得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也相应下降，同时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人民币的大幅度的快速升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减弱，最终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上受到双重消极影响。另外，美国次贷危机还造成我国国内经济出现深层次的矛盾。当前我国一般贸易方式在出口总额上只存在收入效应，而在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总额上只存在价格效应。也就是说，我国的一般贸易方式在对外需求变化上非常敏感，而加工贸易方式对于货币汇率的变化则非常敏感，这也体现出我国贸易方式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期间所受到感染的抗风险能力水平比较低。由于当前我国加工贸易方式总体上在国际分工上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且其附加值也比较低，这主要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就是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因此，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中造成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就直接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美国次贷金融危机还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3.1加快进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
首先要加快出口贸易的导向发展策略的改变，注重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承受着高额的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的困扰，而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外需不断萎缩也使得其长期处于低迷发展状态。因此，我国应当将出口贸易为主要导向的贸易方式进行改变，注重进出口双向同步发展，从而实现进口贸易方式也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要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技术投入，以此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在出口贸易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依然比较低，再加上我国依然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所以，我国应当加快将资源、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改变为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从而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以此来全面提升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3.2增强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应当对美、日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出口依赖进行削弱，从而将这种出口上的依赖尽快转变为依赖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加大国内需求，这也就需要进行国内消费的不断扩大，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要注重国内需求消费品的生产，并且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此来更好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居民收支上的平衡和消费能力。
3.3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
首先要合理选取和吸收外商投资，对于高能耗产业要限制其进入我国，引导高技术附加产业的投资;同时还要引导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逐步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并且还要努力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拓展产业链。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从而为国内加工贸易产业优化升级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中创建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地带;同时还要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行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上的支持，从而创建出符合中西部发展特色的新型加工贸易产业区域，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附加值。
3.4创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在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时，我国人民币的单方面的升值体现出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还不健全，从而使得其对国内的进出口贸易的保护能力不能够进行充分的体现。因此，我国应当创建出更为合理、灵活以及具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以此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应当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发展，以此来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抗风险能力。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当积极学习和研究全球各类因货币升值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案例，从而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创建提供参考，从而尽快确立我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强国位置，进而保障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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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环境敏感型产业,其敏感性表现在易受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出现严重的衰退和滑坡,产生旅游危机。近年来,国内外爆发的突发性危机事件严重冲击着中国旅游业:2003年的“非典”使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减少2768亿元;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给四川旅游业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500亿元。针对旅游危机,世界许多国家实施了应对性的旅游危机管理方案,我国对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二、旅游危机管理
世界旅游组织(WTO)把旅游危机定义为:影响旅行者对一个目的地的信心并扰乱继续正常经营的非预期性事件。旅游业危机管理是指,为避免和减轻危机事件给旅游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危机救治达到恢复旅游经营环境、恢复旅游消费信心的目的而进行的非程序化的决策过程。
三、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现状
(一)研究特点
1、研究起步晚,时间差异大
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始于2003年。SARS疫情爆发,引发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热潮。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2003-2008年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相关文章达95篇,而此前此类文章总共不足10篇。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时间差异明显。从危机管理研究的波峰波谷来看(见图1),在危机事件发生当年及后续1-2年,研究成果增幅较大,随后增速放缓,研究时效性明显。
2、研究内容集中于基础层面
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涉及宏观旅游产业、中观旅游企业、微观重大个案三个层面(见表1)。中宏观集中于旅游危机类型、危机管理体系构建等基础理论研究,微观集中于重大个案对旅游产业整体效益、旅游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研究。无论中宏观还是微观都偏重基础层面。
3、描述分析为主,定量相对不足
旅游危机管理研究起步晚,内容集中基础层面,致使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概念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集中于旅游危机的后评价研究,多采用旅游本底线法、双变量综合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IMA)、经典综合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IMA)及TRAMO/SEATS。
(二)研究内容
1、基础理论研究
(1)旅游危机的类型特征
传统意义上,依据旅游危机产生的动因、影响对象、影响范围将其分为自然与人文危机、旅游景区与旅行社危机、国际危机与国内危机,如侯国林、陈文君、杨兴柱与陆林。以罗美娟、郑向敏为代表的后续研究者,依据人们对危机的传统认知与掌握程度以及影响范围与扩散方式,将其分为传统旅游危机与非传统旅游危机、地理扩散型旅游危机与类型扩散型旅游危机。研究危机特征,是危机管理的前提。旅游危机固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不可预知性(隐蔽性)、突发性(突然性)、危害性(破坏性)、波及性(扩散性)、关注性(公开性)。
(2)旅游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必要性研究是从旅游业自身性质、特点出发,结合不同旅游产业组织、不同旅游类型并兼顾旅游危机特征来展开的。陈文君(2005)分析了旅游景区进行危机管理的意义;陈玲(2006)探讨了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系统建立的必要性;陈丽敏(2006)研究了会展旅游危机的特征,指出了会展旅游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3)旅游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
管理模型为旅游危机管理建构了体系构架,是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其研究多采用建构模式图形式。沈和江论述了旅游业危机管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并对旅游危机管理的系统结构进行了构思。侯国林(2005)从危机阶段发展入手,通过建立危机处理机构,借助危机预警、处理、评估机制,来构建旅游业危机管理模型。董亚娟(2004)等构建了旅游企业危机管理模型。除架构危机管理模型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旅游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措施,如马骏、沙润等。
(4)旅游危机管理的策略
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注重对沟通策略的研究。石奎(2006)从信息沟通的软硬平台及机制整合方面研究了旅游危机管理的信息沟通机制构建问题。危机营销策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朱静(2008)以危机营销为出发点,在分析旅游危机生命周期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危机营销管理系统的基本框架。苗维亚、田敏(2007)从旅游企业层面研究了旅游危机突发事件的营销战略问题。
2、重大个案研究
(1)SARS与旅游业
SARS引发的旅游危机:SARS与旅游产业;SARS与旅游企业;SARS与旅游者行为。SARS与旅游产业的研究着重于影响路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方面;与旅游企业的研究着重于影响测算与经营战略调整;与旅游者行为的研究着重于旅游需求结构的变化及消费模式的转变。张广瑞、曾本祥探讨了SARS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路径、方式等问题,魏小安、朱明芳运用模型定量地测算了SARS对旅游造成的影响;张凌云(2003)对SARS后饭店市场的复苏进行对策研究,戴斌、马爱萍分别从影响程度、影响路径及SARS后旅行社产品营销调整方面进行了分析;邹统钎分析了SARS后旅游市场的走势。
(2)汶川地震与旅游业
汶川地震与旅游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对旅游业的影响、震后四川旅游业的恢复和发展方向。张广瑞指出汶川地震对中国旅游业影响巨大,灾后旅游发展必需考虑建立危机管理长效机制。魏小安、曾博伟对地震后中国旅游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指出入境旅游会受到很大冲击,国内旅游居民的出游方式会发生改变。姚辉(2008)指出文化旅游是震后四川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孙克勤(2008)对汶川地震后四川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和旅游重建作了探讨。
(3)金融危机与旅游业
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冲击了旅游业;欧美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瘫痪,旅游业遭冲击在所难免。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旅游业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区域层面,如张玉伟、刘建刚分别研究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北京市旅游业、长江三峡旅游业的影响;欧美金融危机对旅游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宏观旅游经济方面,于成国(2008)从旅游投资、旅游市场和旅游支柱产业三个方面分析了欧美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经济的影响,指出外资进驻的规模将缩小,入境旅游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旅行社、旅游酒店和交通业的利润呈下降趋势。
四、研究动态分析
(一)研究总结
从研究内容来看,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个案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相关概念、管理模型、具体措施等方面,深入的理论性分析不够;重大个案研究集中于危机发生的当年,危机后发展研究还不足。从研究视角来看,大多从旅游业的角度展开,对旅游主体、旅游客体角度的危机管理研究不多,且对外部性危机中的人为因素危机研究频繁,对自然因素危机和旅游企业日常经营性危机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对危机因素量化的分析和不同情况适用条件的数学论证,使得危机管理模式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研究趋势
1、旅游危机的界定细化。目前的研究将旅游业危机等同于旅游危机,对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也是从旅游业角度展开。其实,旅游业危机只是旅游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危机顾名思义是影响旅游正常进行的危机,旅游的正常实现需要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三大要素作支撑,旅游危机除包含旅游业危机外,还应包含旅游者危机和旅游资源危机。
2、旅游危机管理的主体。旅游危机的应对主体涉及到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协会三大层面,具体到不同的旅游危机类型,其管理主体不尽相同,应明确主体的行为及对危机处理的方式。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行业协会在不同类型旅游危机管理中地位、关系及协调问题应成为旅游业危机管理切入点。
3、旅游危机的控制。对旅游危机的控制应从危机管理整体过程角度展开,并对整体过程运行进行细化。旅游危机控制要综合考虑危机类型、管理主体、危机生命周期、危机产生的危害及变化等因素,根据危机类型的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外部性突发事件危机的管理侧重点是危机应对;日常经营性危机的管理侧重点是危机预警。
4、定量研究还需深入。旅游危机管理要应用定量分析识别危机及危机后影响测算。要定量的确定不同旅游产业组织中不同类型旅游危机警戒线,使旅游危机可测量。
5、旅游者与旅游危机管理的关系探讨。旅游者虽不是旅游危机管理的主体,但却是旅游危机管理必须考虑的因素,对于旅游者对待危机的态度、旅游者在危机中的反应、危机后消费行为变化的研究还需加强。
参考文献:
1、李峰,孙根年.基于旅游本底线(TBLS)的旅游危机事件研究――以2003年“SARS”事件为例[J].人文地理,2006(4).
2、罗美娟,郑向敏.解读旅游危机的类型与特征[J].昆明大学学报,2008(2).
3、沈和江.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内涵、模式与动因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6).
4、朱明芳,刘思敏.TRAMO/SEATS在危机事件中对旅游影响研究的应用[J].旅游学科,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