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历史的进程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篇2
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看，近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成为21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事件之一。199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8%，从那时开始加速，按国际经验估计，到2020年前后接近70%，也就是说大约到2020年，有近10亿中国人集中在城镇生活。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产生活模式，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应该可以定义为重大历史事件了吧。
一个世代务农的庄稼汉，突然有一天到城镇靠务农经商讨生活，其内心世界变化之大可以想见。如果数亿中国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短期内积聚到城镇换另外一种方式生产生活，所遭遇的心理冲击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了。目前探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问题，学界人士多侧重于城镇规划发展与城市管理对策方面，而市场分析人士多关注其带来的诸多盈利机会，少有人关注城镇化进程加速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譬如近期有媒体报道，有四川留守妇女不堪子女抚养重压，让三个亲生孩子和自己一起喝农药自杀。还有农家子弟进城打工屡遭传销、招工诈骗，绝望之下捅死黑中介的新闻报道。此前更有进城农民工因失恋疯狂杀戮幼儿园孩童的报道，此类丧心病狂者，可说不堪城镇化巨大压力后“成魔”。至于富士康近年来的员工跳楼事件，已经层出不穷到让我们麻木了。中国近年来的自杀人口增长数据，尽管有关部门三缄其口，但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有社会报告显示其规模单位是千万。
中国社会在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出现集体心理不适症状，个别失败者因此陷入癫狂，也是情理之中。其实这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欧美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心理集体不适也是常见。迪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中就分析了城镇自杀率高于乡村的缘由：乡村中人群联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多靠血缘亲族维系，每个人都知悉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并有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呵护内心健康；而到城市讨生活，原有的亲族血缘维系的价值观与社交网络被完全破坏，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构建新网络和价值观，人会很快陷入迷惘困惑与沮丧当中，一旦遭遇挫折，不禁自我拷问生存意义若何，死脑筋的跳楼，坏心眼的不但自杀，死前还要找个垫背的。
一般而言，在自由结社权利得以保障的现代社会中，城市社会会出现诸多社团以满足城市人群的诸多内心需求。它们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对构成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盾牌和价值观伦理体系，防止个别失意者和失败者被城市化黑暗层面彻底吞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篇3
1 会展设计的由来与历史发展
从最早单纯的商品交易形式到现在发展成为一门设计艺术学科，会展艺术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有了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产生了交换，物品交换的场地，形成了最初的商业环境――市集。而市集就是博览会的雏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展示方式，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商品的现场交易，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流。人们将商品直接裸摊在地，并有意识地分类陈列，后期还出现了专门摆放商品的摊床，形成了最初的商品展示和展销会的雏形。[2]
会展活动的古代阶段为公元8～16世纪，会展即古代集市、庙会。欧洲集市的规模比较集中，举办周期长，功能比较齐全：零售、批发、国际贸易、文化娱乐，最著名的有中世纪的法国国际贸易集市――香槟集市，在12～13世纪尤为重要，它由法兰西的香槟伯爵建立，在其领地内的4个城市轮流举行，成为法、意、德、英等国商贾云集之地。香槟集市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古代会展活动较为完善的形式。
会展活动近代阶段为公元17～19世纪，这一时期欧洲展览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出现纯展示性的艺术展、纯宣传性的国家工业展。其中1851年的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堪称世界展览会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发现了一种国际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这种展览会逐渐发展成全面反映人类科技、文化的独特的展览会――世界博览会。
2 现代会展设计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意义
2.1 现代会展设计产生的标志――展览会、博览会诞生
现代会展设计的标志表现为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应运而生，成为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其标志是1894年的德国莱比锡样品博览会。样品博览会以展示作为手段，交换作为目的。样品博览会是现代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的早期形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综合性质的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迅速发展成为主导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到20世纪6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2.2 现代会展设计的发展
纵观会展艺术的发展史，会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大规模的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活动，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使每个参展国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世博会为例进行分析，世博会就是一部生动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会展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发展史。一个半世纪来，世博会向世人隆重推介世界首创的重大发明：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的贝尔电话机、留声机，1939纽约世博会上电视机，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复印机，1985年筑波世博会上机器人技术等等。
2.3 现代会展设计的历史发展意义――促进会展材料和会展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在会展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会展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合成材料到高科技环保材料几大发展阶段。其实，仅从历届世博会的建筑这一侧面，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世博会所创造的种种辉煌。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面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首先在绿色环保新材料与新能源的开发运用方面下足了功夫。使用节能环保的新材料与新能源，不但能够使资源利用高效循环、同时减少废物的排放量，还能够合理地提高展厅内部的舒适性，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参观环境质量。在世博会园区内，大量展馆的内外设计将采用可拆卸、可循环使用的环保绿色建材。例如，再生木材和塑料、玻璃纤维板、轻钢结构等，从点点滴滴起来完成我们的绿色梦想。其次绿色环保新技术的运用成为世博会绿色设计的一大亮点。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节能、环保、生态技术都被拿来为世博会所用。例如，透水地面、风光互补灯具、太阳能灭蚊、局部喷雾降温等新技术将得到规模化利用，从而这使得这些展馆“充满了绿色智慧”。[3]可以说世博会的发展刺激并带动了各国会展材料的革新与发展。
3 现代会展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趋势一：数字化的设计模式
今天，人类社会终于走向了一个更加崭新的天地，数字化设计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名词。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人类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也不断地面临着新的选择。经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个性化与数字化生存的概念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种潮流，一浪胜过一浪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广义上讲，所有的传统模式在它们面前都黯然失色，相信未来的会展设计正是数字化等一系列新兴科技为主导的天下。[4]
趋势二：绿色环保的设计方向
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进步的生活方式，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与烦恼。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活动对地球的环境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怎样处理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了人们日益重视的课题，绿色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慢慢地走近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现在不单单仅要求设计的美观、耐用，同时更关注的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节能环保建材的出现为现代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集可持续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新理念，必将成为未来建筑材料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符合人类的需求和时展的潮流。[5]
参考文献：
[1] 任仲泉.会展设计[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2] 王芝湘.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篇4
一辆1935年产的奥迪轿车，对于当时月平均工资只有100码克的德国人来说，10300马克的俦价是相当昂贵的。
这之后由霍希・奥迪等四家汽车公司联合成立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华顶级汽车经典杰作，无论是轿车还是敞篷车，都气派非凡，具备经典豪华的一切要素。
在奥迪公司历经百年的进程中，不论在什么时期，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当今风靡全球的奥迪A8、A6、A4、TT等车型，无不凭借其超凡领先的技术．顶级豪华的配置与尊贵精致的工艺，不断刷新高档豪华汽车的标准，继承着百年奥迪延续下来的豪华传统。秉承“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设计理念，奥迪凭借诸多领先科技在世界高档豪华车市场独领。奥迪全新12缸发动机可以输出450马力澎湃动力；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在世界豪华车市场上无以伦比，它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转化成澎湃推动力和横向支撑力；独家ASF全铝午身框架结构，更成为所有豪华汽车生产厂商所羡慕不已．堪称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广受好评的MMI多媒体交互系统更是将豪华车驾驶的舒适便捷性推向了极至。
与此同时，奥迪还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顶级豪华的文化、时尚、艺术盛事。充分展示了奥迪品牌所散发的既具典雅、尊贵，又兼时尚、动感的独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这是一个创立至今经济又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但可谓是命运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ian小镇Molsheim创办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车厂”，虽然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布加迪汽车公司”，但品牌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它在1947年时因为创厂人Ettore Bugatti过世面终止了下来。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赛车回归车市。他请来了当时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的设计师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过此车的原型车性能不如预期，所以最后并未生产，品牌继续搁浅，接下来的多年中，布加迪几经易手后卖给了Messier。1977年时，这两个品牌合并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热的车迷兼企业家Romano Artioli买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邻近摩德纳复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这般脍炙人口的超跑级量产车。但昂贵的售价令人却步，最后公司营运困难，生产线在1995年关闭。直到1998年，大众汽车买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车制造权利，并推出了售价超过百万欧元的EB164威龙，成为最贵的量产跑车。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订单，近200辆汽车已然交付。这就意味着，按照300部的原计划，目前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无疑是汽车制造企业中闻名遐迩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驻的贵妇人。它诞生于英国的梅尔文市――一座宁静异常的乡间小城。该城有一座红砖建筑，打开紧闭的老式木制大门，既无接待处，也无女侍应生，来访者一脚便跨入了前店后厂的摩根汽车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车型两个“4”分别代表四轮和四汽缸发动机。该车型自1936年问世以来，样子始终如一。随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车型外形也大体相同。只是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而已。摩根汽车中最具跑车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该车的外形与plus 4相比并无变化，但是因拥有一台184马力的强大发动机，行驶起来如电闪雷鸣。摩根Plus 8车身稍大些，可以让驾车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车厢外。
为了庆祝公司的百年华诞，英国摩根汽车公司推出一款超级跑车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观加之现代的生产技术注定这款车与众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华的超级跑车，但是我们同样会延续采用超轻环保材料的设计理念。”查尔斯・摩根如是说。
许多客户在等待交货期间往往都要到梅尔文市小住几次。先是来挑选车身的颜色和皮料的花纹，随后再来察看自己订购的那辆车的制造进度，高兴的话还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则是选择“黄道吉日”从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亲自领取车钥匙。
梅赛德斯・奔驰 银箭75年
追溯世界赛车历史，1934年问世的梅塞德斯－奔驰银箭赛车可以说是一个传去时代的象征。
银箭赛车的传去历史是从其身车型W 25参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赛的处女秀开始的：尽管特意进行了减重的设计，在角逐1934年7月3日举行的埃菲尔赛事的时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规定的750公斤还要重了一公斤。就在这时，戴姆勒－奔驰的赛车经理阿尔弗雷德・纽鲍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机械式们在赛事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个赛车表面额白漆，露出了银白色的铝制车身。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使车身重量减轻到了规则范围之内，也让一直以白色外观示人的梅赛德斯・奔驰赛车获得了一次惊艳的转变。最终，驾驶着这辆赛车，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以在创纪录的成绩内赢得了艾菲尔赛。于是，德国媒体为这款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取了一个颇具敬意的名字“银箭”。
此时，W25的强劲对手也出现在了赛道上，它就是来自汽车联盟的昵称为“银鱼”的赛车。在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年的时间内，“银箭”八缸发动机的排量从4升增加到4.7升，输出功率达494马力。到了1936年，梅赛德斯－奔驰赛车遇到了来自汽车联盟和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强劲挑战，W25在整个赛季只是赢得了个别分站赛事的冠军，它在赛道上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迷你50年
篇5
1.1李希霍芬考察山东半岛
1868～1872年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度来中国进行考察，其足迹遍及中国18个省中的13个，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地质学、地理学调查。今天的“丝绸之路”就是由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活动中最早提出的。1869年3月至5月间，李希霍芬考察了山东半岛及其内陆地区，并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山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藉于李希霍芬的影响，德国一直觊觎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一带。
1.2胶济铁路的修建
1897年，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遂武力夺占胶州湾。
1898年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廷代表李鸿章在北京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青岛99年，条约中《第二端铁路矿务等事》之第四款日：“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国商人开挖煤井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德国商人及工程人，中国国家亦应按照修盖铁路一节所云，一律优待…”[1] 之后，德国即开始在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探采取样，同年，德国工程师在坊子地区发现煤层。
1899年6月，胶济铁路开始勘测。9月23日从青岛正式动工。1901年4月9日，青岛至胶州段修成。1902年6月，修至潍县。1904年6月1日，修达济南，全线通车。胶济铁路干线全长394.06公里，沿线有大小车站55处。[2]
1901年，德华山东矿业公司在坊子的首座大型煤井建成，取名“坊子竖井”，井深252米，直径4米，此为坊子近代机械化采煤的开始，原本也并不存在工业小镇坊子，因为开凿的大型煤矿的矿井附件有一间名为“坊子”的店铺而得名。
2.坊子的价值研究
2.1科学价值
建筑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建筑文化遗产负载的历史信息对多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而且也是具有教育作用的直观课堂。目前，坊子已经成为潍坊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2历史价值
建筑文化遗产是直观而物化的历史信息载体，当建筑的某一特征同某一层面某一部类的重要历史事实相吻合时，它便具有了历史价值，同时反映着某一城市发展时期的状况。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门类的发展变迁。坊子是中国近代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相关地。1898年，《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德国获得了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与矿产的开采权，富藏煤矿资源的坊子作为胶济铁路沿线重要的矿区之一，成为了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铁路附属地。一战期间，日本夺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凡尔赛合约》也成为了“”爆发的导火索。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使坊子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2.3艺术价值
坊子作为一座近代铁路沿线工业小镇，它的城镇规划、建筑风格都代表着当时的工艺水平或者艺术思潮。比如德建建筑中折射出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思潮等的影响。建筑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史中多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欣赏。
2.4文化价值
在时间赋予的历史意义基础上，建筑文化遗产还因承载人类世代生活积淀而成为文化空间的坐标与人类文化的产品。涉及重大事件、重要过程、突出成就、特殊意义、广泛影响等，具有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政治影响，更有凝聚地域文化与场所精神的社会作用。
坊子是近代胶济铁路沿线工矿小镇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近代依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小镇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潍坊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好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与现实间架起一座很好的桥梁，对于潍坊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市民精神的寄托都是很好的。
3.坊子地区发展方法研究
⑴鉴于坊子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它的存在完整的折射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渡，可通过某些建筑的改造将其作为潍坊乃至山东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德建军营，日建领事所，可将其改造为展览馆，作为德军日军侵略中国的文化设施。
⑵鉴于坊子是一座依托近代交通产生的工矿小镇，建立近代工矿铁路历史博物馆，以便更好的展示其发展脉络。坊子因胶济铁路而生，铁路是近代坊子重要的组成部分，1902年建造的坊子火车站现在还保存完好，是德国二级标准建筑，站内附设电报大楼、铁路检车段、站台仓库等。如果将其改造为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有代表性的历史博物馆，将具有重要的的文化意义，这在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在日本，各地的铁路博物馆不胜枚举，仅在北海道就有36处铁路博物馆；京都的梅小路铁路博物馆则把整个扇形车库保存下来，配合十几种各式各样的动态保存的蒸汽机车，构成日本最为珍贵的文化财产。[3]
⑶鉴于坊子作为潍坊市重要的文化旅游区域，将建筑再利用以完善坊子的社区服务功能。将某些近代建筑再利用为与文化旅游相关的购物、住宿、展示等商业和文化设施，在展示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实现它的商业性。比如德建学校的改造为酒吧的案例就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功能上的融合。
【参考文献】
[1]《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引自青岛市档案信息网：http：///.
篇6
1、开启了俄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事件是彼得一世改革。
2、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国农奴制盛行，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农业和手工工场里主要使用农奴劳动，工商业的发展极其缓慢。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决心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实现富国强兵。他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号召，颁布一系列法令，全面推行改革。彼得一世改革以强兵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目标，开启了俄国近代化的进程。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篇8
在市侩和庸俗化的环境中浸泡日久，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变成了“老人精”、“小大人”，让原本纯净的人格多有“灰色”和“雾霾化”，形成不良污染。一些孩子还过早呈现“焦虑”“高压”状态，没了无忧无虑的“心”，失去了天真活泼的本性，是一种不必要的催熟，而早熟本身对孩子就是一种无形的伤害。瑞士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认为，童年有伤痛记忆的人，靠着麻木自己，适应了甚至是最难以描述的残酷经历，而这种童年的残酷经历对于成人人格心理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心理协会的调查报告《“小大人”现状》更让人心惊，“他们的抗挫折能力、个性并不成熟，这经常会造成他们更注重表面的东西，更容易产生拜金、追求物质享受等行为”。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年纪就该去干这个年纪的事”，本该无忧无虑地成长，快乐地认识世界的他们，少了读书的机会，这个季节一旦错过，长大以后，童年不在了，将会造成终身的“缺课”，形成文化断层，文化素养不高，怎么去涵养未来呢？某知名童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不懂得演戏，不懂得名利为何物时，就拥有了童星的头衔。……等我长大了，找我的导演越来越少了，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可怕’！如果能重新选择，我情愿从小不当童星，去好好学习。”过早涉足娱乐行业，对孩子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有人说，“过早成名是一架巨大的梦想发动机，也是一架巨大的梦想破坏机。”此言绝非虚妄。
新《广告法》的“禁止童星代言”，可谓用心良苦。孩子的成长环境，本就应该属于纯真和浪漫，不应属于霓虹闪烁的演艺空间。孩子的发展，本来就有其自然规律，成人不应拔苗助长，代替孩子选择。全社会有责任为孩子提供这种没有污染、没有干扰、没有杂音和功利诱惑的本真环境。对于《广告法》而言，这种做法彰显了法治精神，增加了人文色彩；对孩子而言，是将本属于他们的成长权益，还给了他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每个儿童有固有的生命权，各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法庭、福利机构或行政当局在处理儿童问题时，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事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也无权剥夺。
篇9
2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策略
了解了当前我国市政工程施工建设中施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进行必要的完善和提高，下面我就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提出一些在市政工程施工管理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施工管理策略，希望能够对当前市政工程施工管理有所帮助。
2．1施工质量管理做好市政工程施工管理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做好施工质量管理，这也是我们对于整个市政施工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做好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处理:1)首先要做的就是质量意识的建立问题，在这一点上来说主要是要求施工方每个施工人员从领导层到具体的施工技术人员都需要在头脑中树立质量意识，进而才能够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牢牢把握施工的质量，确保施工质量，杜绝把重点放在监理单位的检查上，因为即使监理单位能够检查出一定的质量问题，那么也需要重新返工，这样不仅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施工成本，还拖延了市政工程的施工进度，因此，不如在施工建设的过程中就做好施工的质量控制，避免出现质量问题，此外，还应该避免出现侥幸心理，一定要严格确保施工按照严格的施工标准进行，不达标的施工项目一定要立刻进行重新建设，以避免在后期监理单位检查出来后浪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2)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一个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是确保建筑施工质量的有效保障，完善的体系会指导施工人员明确自身的工作目标，进而有了目标之后就可以按照目标去进行具体的施工工作，推广开来之后就是在各个方面都落实好质量管理目标的完成工作，进而也就做好了施工质量管理;3)最后一层质量保障也就是监理单位的监理任务，这也是弥补施工中出现各种质量问题的主要屏障，因此，作为监理单位来说任务是极为艰巨的，要切实履行好自身的职责，确保认真做好检查工作，避免出现检查不到位的现象，而建筑施工方也要全力配合监理单位进行检查，不能采取消极应对或者不配合的态度。
2．2现场施工管理现场施工管理的主要处理办法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安全管理和成本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主要的完善。安全管理方面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市政工程项目，还关系到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加强对于安全的宣传，在施工现场使得每一个施工人员都能够具备安全意识，有了安全意识之后还要确保相应人员的技术水平，一定要确保技术合格的人员才能进行必要的危险操作;成本管理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内容，需要各个项目部门的配合，因此，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完善的成本管理机制，然后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做好市政施工的成本管理。
2．3监理单位管理当前监理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受重视以及名存实亡的问题，因此，解决好监理单位的管理问题主要也就是提高监理单位的重视度问题。首先，监理单位要明确自身的主要职责，那就是工程质量的验收和管理，明确了自身职责之后监理单位就应该针对自身的监理人员进行大力的培训，并且确保每一个监理人员都具备较强的监理能力，避免出现监理不到位的现象;其次，监理单位监理的对象除了工程的质量之外，还应该包括工程的资金管理，这就更加需要专门的建立人才进行认真的核查，避免出现任何的资金不明现象，确保每项资金出入都有据可循;最后，监理单位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如此才能够逐渐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地位，进而也就提高了监理单位的受重视程度。
篇10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23-0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关于“文学已死”的论调一直不断。这样的说法建立在纯文学阵地被市场被不断挤压甚至抛弃的残酷现实上。相对于亚文学的繁荣和内挂外联而言，纯文学领域越来越像一座孤城，城里住着纯文学的守夜人。孤城将盛世的扰攘与喧嚣隔开，独享一份保存与提升文学审美力和创造力的清醒与清凉。当50、60年代作家的创作进入大后期，70年代作家就成为了坚守孤城的主力。事实上，他们很自觉的坚持并享受着这样一种身份与责任的定位。
今年年初，十家核心文学刊物编辑，包括《作家》、《人民文学》、《十月》的王小王、徐则臣和宗永平等人，联手推出“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系列作品，包括爱情卷《水妖的声音》、城市卷《看不到尽头》、农村卷《掌心里的风》和自我卷《杀死柏拉图》。此系列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各大门户网站强势展出。作品以70年代作家为主要甄选对象，将他们进入本世纪十年来的文学收获作了一个集体展示。
这次编选活动是编辑们文学理想的一次尝试。他们将70年代作家定位为“新实力”，意图在于破除人们关于这代作家作品的荒芜想象，而将当代由70年代作家扛鼎的纯文学的真态揭示给对文学抱有各种想象、持有各种评价的人看。关于评论界对于70年代作家与他们的作品的评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之类让人耳熟能详。身处50、60年代作家与80年代作家的夹缝中，70年代作家显得异常尴尬。他们年轻时，正值纯文学的巅峰盛世，但这时的文学时代属于50、60年代作家。当他们怀着一腔关乎文学与人类的光荣梦想一头扎进文坛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商业热潮异峰突起，像盛宴之后的酒阑人散，凄清寂寞得让人难以忍受。未几，80年代作家又带着一脸的调侃表情横空出世。这批新生作家们应时而生的调调迎合着消费时代的眼球与口味需要。于是，轻松的写作与阅读在新世纪合作得越来越默契。光荣梦碎而又深陷夹缝的70年代作家一边承受着内心的紧张与撕扯，一边应对着评论界的猛烈批评：他们与纯文学的辉煌和实力无关，却与消费文学的浮躁和浅表有染。这样的批评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如暗流，在地底奔涌不止。讽刺的是，我们的批评却十年如一日，一成不变，人云亦云。因此，此次70年代作家作品的集体亮相包含着编辑们为70年代作家“祛蔽”的初衷：文学未死，70年代作家已具有为新世纪文学担纲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首先体现在70年代作家所依恃的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上。有后继力的文学写作要依靠丰富的文学经验与广阔的人类生活记忆。评论界认为70年代作家既没有前辈作家沉重的历史与生活记忆，也没有后辈作家对当下现实的轻松和狂欢化体验，属于所谓的“两头不靠”。他们的经验与体验都被认定为是贫瘠而荒芜的。这种“遮蔽”其实是被大众媒体操纵的评论界与图书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50、60年代的作家相比，70年代作家或许缺乏前者的历史沉重感与纵深感，但他们拥有丰富的外国文学资源以及转型时期细致而复杂的生活体验，这不是缺点，而是另一文学时代的特色。70年代作家作为文学盛世的最后一批见证者，文学曾在他们心中埋下光荣而单纯的梦想。80年代，国外的文学理论与作品被大量引进，催生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学革新活动，但这个文学时代的主角仍然不是后起的70年代作家们。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文学盛世，却也受益匪浅。视域的开阔与经验的成熟和积累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创新与发展的真正后继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经过众声喧哗式的兴起之后，终于在中后期迎来了它的不应期。此时70年代作家异军突起，终于引来时代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有些变味。比如被强行概括与命名的“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70年代的作家们大多很反感这种定位，但媒体炒作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强行的归类与有选择的遮蔽与突出。大众消费的窥私与猎奇心理得到满足后，这代人对宏大政治叙事的彻底颠覆、对人及人性的发现、对身体的新鲜经验、对身处转型期的迷惘与痛苦的描述、对文学形式、文学叙述方式的创新，都被评论界与市场有预谋的忽略了。而这却是70年代作家经过中外丰富的文学经验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双重洗礼之后，对文学的殷切贡献。经过这种有预谋的误导与忽略，大众投向纯文学的视线至此也被折射到了轻松而多声色的亚文学领域。纯文学开始走入被人遗忘的寂寞孤城。
除了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之外，70年代作家的实力还体现在丰富的写作经验与文学收获上。此次入选的作家都是一直坚守在纯文学领域，并已取得一定影响力的文学中坚力量，如《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徐则臣和他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荣获过《十月》“新锐人物”奖的王棵和他的《看不到尽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和他的《失败之书》……除此之外，还有生于80年代，却与70年代作家的写作有莫大关系，获得“华语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笛安和她的《莉莉》，以及被评价为“最有才情女作家”的张悦然和她的《吉诺的跳马》……不同于亚文学的轻松与追求声色刺激，这些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关注的更多是时代转型给个人留下的记忆以及个人对于现代生活以及情感的私密体验。也有披着“新历史写作”外衣的作家，其旨归也无不在当下的生活、情感体验。
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对外国文学技巧的生搬硬套，经过时间与实践的累积与沉淀，70年代作家已将文学技巧自然的融合进文本间，浑然一体。时至今日，70年代作家已经将文学创作拉进到并不单纯追求形式与手法的创新，而关注文学的人文旨归时代，这是他们区别于前辈与后辈作家的创新点，也是他们调整文学态度的尝试与努力。
篇11
3、宁波：宁波，简称“甬”，浙江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篇12
水本无华，因相荡漾而成涟漪；石本无光，因相撞而成火花。课堂乏味，要相激方能产生兴趣。教学中教师要把握教材，放下手中的“教材”，要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如，在讲“共同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一课时。提问，在我们身边还有少数民族的同学吗？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哪些？经过同学们交流，答出：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关于习俗，同学们就无言以对了，这时，我就用幽默的手势表示长鼓舞，象帽舞，来提示学生，结果有一位平时少言寡语的学生猛然答出朝鲜族善于长鼓舞、象帽舞，吃辣白菜，吃狗肉，冷面等，这时，我给了他一个善意的拍肩，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仿佛给了他一种向上的动力，许多同学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名学生变得发言积极了。满族学生喜欢受到表扬。特别是因成功而当众受到表扬。教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使学生获得了自尊，使他充满了自信，甚至会改变学生的一生。教师及时鼓励学生的个性展示，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激发他们对思想品德的学习热情。我们再因势利导，借力发挥，把学生带入知识的海洋。这是让“无光之石”迸发出“火花”的外力，这是点石成金之笔，这是把培养学生学习思想品德的兴趣转为我们教学智慧之笔，只有教师把握了课堂教学的生成点，才能使课堂教学扎实有效。
三、通过差异指导来实现整体发展
学生之间或小组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学生接受的实际情况，实行分层次教学，提高“潜能生”的个体水平，才能实现整体发展。
在课堂上提出基本任务与扩展任务，只要学生完成基本任务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不是一味的教学任务和教学进度。如果单纯的追求以上两点就会有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消化掉基本任务，那么这样的教学就是教师一言堂，无效课堂。
只有肯定了绝大多数学生的成绩，让他们都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在同学之间相互激励，形成更大的创作空间，才有完成扩展任务的欲望和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教”与“学”。使学生个体水平有所提高。最终必将实现班级学生的整体发展。
四、真心辅导，及时补救
师爱如绵绵春雨，滋润着学生幼小的心灵，体罚或变向体罚，让学生进行无数次的单一动作，正是教师不宽容的表现，更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只有对学生宽容，去理解学生，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打开他们的心扉，去倾听他们心灵深处的呼喊。在我教的学生当中，有一名学生，上课除了睡觉就是搞小动作，学习成绩比较差，当最近却经常在课上，课下提出问题，有的同学认为他在取闹，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的眼里没有差生，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甘心走进学生的心灵，蹲下来平等的与他们交流沟通，鼓励他抬起头来走路，树立自信心。
篇13
理论是对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提出不能架空碳金融交易，需要密切关注碳金融对传统理论的传承与扩展。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指出，适应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开展碳金融研究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责任。吉林大学杜莉教授认为，碳金融交易机制既承接了产权理论、功能金融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的现有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上述理论的外延。
结合传统的价值理论，逄锦聚教授对碳排放交易标的的商品属性进行了认定。价值理论将商品定义为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基本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逄锦聚教授认为，碳排放额的减少来源于技术改进，而技术进步离不开劳动，故碳排放额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劳动产品，一旦用于交换，便具有商品属性。碳交易表面上交易的是碳排放额度，实质上交换的是碳减排的技术以及协同的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劳动，故碳排放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使用价值体现在可用于碳减排活动，其价值体现为凝结在碳排放额度中的人类一般劳动。
北京环境交易所周丞认为，碳是政府授信并在特定市场具有流转功能的商品，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货币。碳市场以产权理论作为依托，是科斯定理与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产权的正确界定对于减少环境问题，避免公地悲剧具有重要意义。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将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理论根源追溯到的绿色发展观和以生态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生态主义，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强调准确界定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碳金融的实践进展
1.碳市场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意旨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碳市场的顶层设计涵盖了基本制度设计、发展路径及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顶层设计的合理程度决定了碳市场的运行效率甚至成败。
中央党校郭兆晖将碳市场的构建路径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式：以欧盟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模式。周丞与郭兆晖均认为中国比较适合以日本为蓝本，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混合的构建模式，积极发挥“干中学”的作用，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攻坚阶段，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即刻构建全国范围的碳减排体系的条件尚不成熟。郭兆晖建议以三年作为一个区间，逐步由区域性碳市场向全国性碳市场过渡。关于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郭兆晖认为，不仅要考虑环境有效性与成本有效性，也要关注产业接受性、行政可行性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建议由国务院确定履约期长度、排放上限、交易对象、管制行业，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配额分配、管理与抽查等供给机制的设计，构建一个囊括政府部门、常规金融机构、经纪商、交易所、法律服务机构、研究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制度体系，并建立本土化的新型经济评价体系。
关于碳交易的机制设计，周丞认为应采用总量交易模式。首先，应创新总量设置模式，选择某年为基准年，将基准年之前已经运营的设施排放的温室气体设为存量，基准年之后的为增量。以存量作为总量控制的目标（Cap），效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期初采用历史排放法对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随后逐步转向拍卖方式。增量采用高基准线，规定若干年后，将部分增量转化为存量，进入控制和交易；其次，设计碳市场的柔性机制，包括允许配额无条件储备，允许低效机制、履约期以三年作为基准、建立碳价格“安全阀”机制、建立配额储备库、不允许配额借贷等；再次，设计碳泄漏规避机制，即通过扩大管制区域范围、细化机制设计、输入产品纳入管制、降低境外产品需求等措施，减少碳泄漏；最后，设计碳市场的测量、报告、核查（MRV）机制。
2.碳市场及碳金融交易的实践
中国碳市场交易已初步试水。周丞先生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为例，介绍了中国碳交易平台建设的实践活动。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主要有三大业务线：一是由CDM、VER与“双特（特定行业特定区域）试点”所构成的多层次碳交易业务；二是节能量与排污权交易业务；三是由节能环保技术投融资、低碳转型服务组成的低碳发展业务。
当前，国际市场较为活跃的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碳信贷、碳基金、碳保险、碳期货、碳期权、与碳相关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中国受制于碳市场起步晚、金融体系相对薄弱等因素，碳金融活动以绿色信贷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曾刚副研究员归纳总结了国外绿色信贷抗拒、规避、积极、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介绍了赤道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口信贷与环保指南、德国与日本先行国家的经验，梳理了中国.自1995年至今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国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开展过程中暴露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缺位、技术标准与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制度完善、产品创新等角度为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郑州大学武魏巍副教授从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国际现行碳交易平台期货、期权运作的经验，通过对比瑞典城市马尔默与中国大庆，深刻剖析了中国推出碳期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国碳期货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吉林财经大学刘吉舫教授介绍了绿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从理念培养、标准确立、产品创新等层面，对中国绿色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建议。
为推进碳交易及碳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陈柳钦教授均提出要建立珍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念，即推动思想环保、理念环保。此外，蒋南平教授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乃至全球的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及补偿标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束缚，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统治力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应该将科技作为重要手段，加速生态修复和清洁发展。陈柳钦教授建议在产业布局过程中，要从网络、空间的视角着眼，避免思维和落脚点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3.碳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助推
结合会议主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碳金融对碳市场发展乃至绿色经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陈柳钦教授认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提出“给金融一个支点，金融一定能撬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论断。蒋南平教授认为借助碳交易体系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碳市场份额，通过广泛意义的碳排放权全球营销，来捍卫国家利益具有必要性。周丞指出碳金融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低碳经济、推动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工具和抓手，能够为政府提供税费体系之外的转移支付手段，促进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引导GDP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区域转移等政策意图的实现。武魏巍副教授重点从碳期货的视角，归纳了碳金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碳经济效益、增强碳交易话语权、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论点，逄锦聚教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金融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宜夸大金融的功能，应更多关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避免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杜莉教授认为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助推，而风险防控机制亦是碳金融交易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关于碳金融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碳金融交易作为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进一步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研究队伍的搭建与合作模式，逢锦聚教授提出了“反木桶原理”，即研究团队中，首席专家的科研与管理水平，决定了该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层次和质量。杜莉教授指出，宜采用合理分工，责、权、利相匹配的模式，真正做到任务到人、经费到卡，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协同作用，挖掘科研协作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