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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案件回顾
徐某与A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道路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3月29日10时许，徐某驾车在A市天府大道行驶时，被A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以下简称第一分局）用雷达予以测速并抓拍记录。10时43分，第一分局适用简易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徐某处以罚款200元并记分值3分。徐某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并注明：“有异议，车牌号系自己提供。”4月11日，徐某缴纳了罚金200元。同年6月28日，徐某向A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其主张第一分局存在隐蔽执法及甲地违章乙地处理的问题，请求撤销处罚决定书。该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主张理由无证据支持，认定徐某超速行驶的事实与理由成立，判决维持第一分局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
宣判后，徐某不服，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查，第一分局在对上诉人徐某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明确载明被处罚行为为徐某3月29日10时43分的超速行为，但第一分局提供的雷达所拍摄的照片形成于3月29日10时32分49秒，其“交通违法处罚告知单”及办案交警书写的“事情经过”均系处罚决定书作出以后制作的，第一分局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未提供徐某在该时点存在超速行为的证据。故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二、撤销被A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于3月29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2 案件分析
本案的争议，即A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对徐某超速事实的认定，其中涉及到的裁量权问题。
2.1对事实违法性的认定及行政裁量的作出，法律需明文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无法律根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即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的行政法原则。第一分局对徐某是否超速的裁量权，则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关于“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职权的规定。对于案件中的超速行为，第一分局是具有裁量权的。
然而这种行政行为的作出，是需要充足的事实证据，本案中第一分局所持的证据则是带有瑕疵的。第一，办案交警书写的“事情经过”是在处罚决定书作出以后制作的；第二，交通违法处罚告知单也是在处罚决定书作出以后制作的；第三，雷达所提供的拍摄照片的时间点，早于处罚决定书中明确载明的超速行为的时间；第四，徐某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有异议，车牌号系自己提供”，对这一异议，第一分局也未作出合理解释。从这四点来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第一分局对徐某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时，徐某存在超速行为。
2.2行政裁量权需行政程序进行规制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需要基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需要贯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以这些原则制约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裁量权。本案中第一分局按照简易程序对徐某进行处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的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可是徐某在诉讼理由中提到的“隐蔽执法”，却有违行政程序公开的原则。
近些年，交警或是电子眼躲在某个角落，等待司机违章的“隐蔽执法”事件颇多。这样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中国，据英国《每日邮报》2012年6月26日消息，英国考文垂市一台新装在树旁的路况监控摄像头，由于位置非常隐蔽，在短短一周内拍下了1500名司机的违章记录。关于“隐蔽执法”的不合理性，主要有如下两点说明，首先，采用这种隐蔽的手段进行监视，是在假定在此场地出现的人都存在问题，其将会留下违法的证据，从法理上看，这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上的，而我国早就废除了“有罪推定”的条款；其次，这种隐蔽执法违背了执法部门的告知义务，不符合执法公开、行政公开的要求，也违背了“依法取证”的要求。如此不透明的“隐蔽执法”必将对行政裁量的公开公正性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行政裁量权需要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规制，以确保其合法性。
2.3行政裁量需在法定幅度内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第一分局对徐某处以罚款200元，则是行政主体在罚款数额上的裁量。实践中，罚款额度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执法人员，并且经常会出现“同种情况，不同罚款数额”，且多数情况，会做出最高额，如本案中200元的处罚。这必然违背了行政法之公平基本原则。关于此种额度的限定，需要更多执法细则的出台。
本案中，一审判决维持了第一分局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然而徐某通过二审，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这种行政程序的救济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制了裁量权。
十、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更加注重权利的监督与制约，行政裁量权也需要通过监督等加以制约，以提升行政裁量的公信力，对于这种公权力的行使，更多需要的是执法者对社会基本规则的遵守，个人价值观的清晰与稳定。程序是规制裁量权的有效途经，但执法者最基本的价值观才是正确适用裁量权的有利保障。
篇2
行政执法是政府大量的、日常性行政活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各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工作流程，依法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市、县级政府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较多，因此，要严格按照上级部门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进行处罚，不能随意制定裁量标准，滥用自由裁量权。各县区、各部门要从严要求本县区、本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执法，树立严格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为复兴营造良好的法制工作环境。
二、拓展裁量标准适用规则，增强行政处罚的社会效果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10号）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33号）规定：“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处置与疏导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坚持文明执法，不得粗暴对待当事人，不得侵害执法对象的人格尊严。”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在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基础上，把处罚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处置与疏导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倡导和推行行政处罚事前提示、事中指导、事后回访制度。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应当针对违法事项，向被处罚人分析违法原因，依法提出改进措施；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要充分体现裁量标准，以事实、证据、法律规定说明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理由，把说理性贯穿于实施行政处罚的全过程，增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说服力。对被处罚人影响重大的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要进行事后回访，了解纠正违法行为、预防再次违法的措施等情况，督促其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三、重点推进、全面检查，抓好贯彻落实
（一）重点推进部门。根据省政府法制办确定的重点工作部门，我市同样确定公安、交通运输、住建、环保、文广新、民政、卫生、盐业8个系统为重点推进工作部门。内容包括：
1．自查自评。市、县区政府的8个部门对年10月1日以来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要分别开展自查自评。
2．同级评查。在部门自查自评基础上，市、县区政府法制办商“两转两提”办、优化办，对同级8个部门年10月1日以来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评查。
3．迎接上级检查。市政府法制办商“两转两提”办、优化办对上述8个系统进行检查，做好全面工作，迎接省“两转两提”办、优化办、法制办对我市的检查工作。
（二）其他部门。除上述8个部门外，其他市政府部门要在本系统进行一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为全市依法行政责任目标考核做好准备工作。
（三）检查评查的内容。各执法部门自查自评、同级评查、上级检查抽查，主要内容为下列各项：行政处罚是否执行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行政处罚是否体现适用规则；行政处罚决定与执行结果是否一致；罚款是否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是否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罚没物品是否依法保存、处理；其他相关事项。
（四）发现问题的处理。各部门自查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应当自行纠正。检查、评查、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要求被查单位限期逐一整改，限期提交整改结果，并作为年终依法行政考核扣分的重要依据；对严重违法问题，应当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四、完成工作的时限和要求
（一）重点推进、全面检查、抓好落实的工作。市公安局等8个市级部门和各县、区政府要在7月底之前完成自查工作，并将自查情况报市“两转两提”办、优化办、法制办。8月份市“两转两提”办、优化办、法制办要对8个市级部门和各县、区政府进行检查。
篇3
法律、法规、规章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指导意见实施后，法律、法规、规章对其作出新的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四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法定原则，公正、公开原则，过罚相当原则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法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
第五条审计机关必须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等因素，结合行政执法具体情况，实施行政处罚。
第六条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类违法当事人在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第七条被审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以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一）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拒绝、阻碍审计机关检查的；
（二）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行为之一的：违法设立财政收入项目；擅自改变财政收入项目的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对已明令取消、暂停执行或者降低标准的财政收入项目仍然依照原定项目、标准征收或者变换名称征收；违法缓收、不收财政收入，擅自将预算收入转为预算外收入的；
（三）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规定行为之一的: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四）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上解、下拨财政资金规定行为之一的:延解、占压应当上解的财政收入；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违反规定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将应当纳入国库核算的财政收入放在财政专户核算；擅自动用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五）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行为之一的: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不依照规定的财政收入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入库；违反规定退付国库库款或者财政专户资金；
（六）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预算管理规定行为之一的：虚增、虚减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违反规定编制、批复预算或者决算；违反规定调整预算；违反规定调整预算级次或者预算收支种类；违反规定动用预算预备费或者挪用预算周转金；违反国家关于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行为；
（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滞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八）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之一的：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虚列投资完成额；
（九）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
（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提供担保的；
（十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开立、使用账户的；
第八条被审计单位及相关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以单处没收违法所得：
（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滞留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截留、挪用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二）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国家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行为之一的：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以虚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手段骗取国家建设资金；违反规定超概算投资；虚列投资完成额；
（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开立、使用账户的；
第九条被审计的企业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以处以罚款：
（一）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拒绝、阻碍审计机关检查，审计机关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
（二）有下列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行为之一的：违反规定印制财政收入票据；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伪造、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
第十条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依法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第十一条被审计的企业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可以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一）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
（二）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
（三）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四）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五）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
（六）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的行为，或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行为。
第十二条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罚款幅度内，应根据具体执法情节的轻重,在法定幅度内把罚款数额分为较小数额的罚款、一般数额的罚款、较大数额的罚款三个层次进行处罚。
适用较小数额罚款的数额可以按照法定幅度的下限，适用较大数额罚款的数额可以按照法定幅度的上限。
第十三条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应当责令改正的违法行为，必须要求限期改正。
第十四条遇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决定书中说明理由。
篇4
立法上，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立法机关必须进行适度授权，即防止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授权过滥，授予行政处罚裁量权要从实际出发，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开展行政执法活动的一般工作量相适应。同时，加强立法解释的控制，通过解释明确立法的目的和法律规范的应有精神实质。
司法上，司法机关要针对因行政处罚裁量权而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居中裁判，判断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公正合理。
行政上，行政机关要对自身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执法行为进行自我审查、监督和矫正，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要进行有效监督。行政机关进行自我审查、监督和矫正时，要充分认识到现性人设置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目的是权衡各种利益，维护必须的公共利益与相对人的应有权益。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自觉主动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定期向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报告工作，并将自身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政执法行为与处理因行政处罚裁量权而发生的争议的裁判情况向社会公开公布。
设置裁量基准制度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
在行政处罚领域，裁量基准是将行政处罚法律规范具体细化，形成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保证行政处罚裁量权合理公正行使。
总体而言，裁量基准应以比例原则为指导并确定其核心内容，在程序上强调行政参与，依法公开公布于众，反映法治行政的效率、合法、公平、正义精神。只有这样，这一解释性行政规则才能够很好地规制行政处罚裁量权运作。
简单地说，裁量基准即细化法律规范以形成具体判断标准。而这一“判断标准”，犹如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这类裁量基准仍然属于一种解释性行政规则而非指导性行政规则。作为一种解释性行政规则，裁量基准当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力，而这种效力主要体现在保证行政主体按照相对较详细的标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行政裁量的程度通常应受到较多限制，一部分限制可以由立法者来做，但大多数任务要靠行政官员来完成，限定裁量权的主要希望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更加广泛的行政规则的制定。采用裁量基准，能够确保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过程更加有序透明、处理结果更加公正合理，真正把握行政处罚法律规范的实质精神与现性人设置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根本目的。
篇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140-04
引言
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优化财政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高，研究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上海市的发展。
关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学者们已做了较多研究。19世纪末，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agner）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即瓦格纳法则。20世纪初，英国的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用“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论”、美国的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Rostow）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国内大量研究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具有相关关系。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许多学者是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外溢效应，其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外溢效应，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负外溢效应（林峰，2013）；通过对两者的研究，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各项目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马永伟，20lO）。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组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同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对于研究方法，许多学者通过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同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VAR模型、聚类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以及经济发展数据，构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两个指标群的评价指数，然后运用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个指标群之间的静态和动态协调度。
一、指标选取
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现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综合参考其他学者的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的指标如表l。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在财政支出结构中，有一项为“其他支出”，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类别多样，不可能一一单列出来，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用总财政
注：其他支出=总财政支出一各项支出之和。支出减去各项支出之和，得到其他支出项。在选取的数据当中，缺失2005-2006两年的科教文卫具体支出值，本文依据2007-2011年的数据，求出历年平均增长率，近似地预测出2005和2006年的数据。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构建了财政支出结构（X）和经济发展水平（Y）两个系统，用向量表示为：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运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以及成分矩阵，再运用得出的主成分值和成分矩阵算出两个系统的特征值，最后算出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
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水平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可以采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函数概念，构建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是构建各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的相对协调度模型，并通过对两系统间的静态协调度的计算来反映在某一时期系统间的协调状况。两系统间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为：
其中Cs（i，j）为系统i与系统j的静态协调度，u（i/j ）=exp{-（-X-X ）2/S2}，u（j/i）为系统i与系统i的适应度，x为系统j的实际值，S2为均方差， 为系统i对系统i的协调值，即系统j对系统i的最佳协调系数，协调值可利用VAR模型回归拟合求得。Cs（i，j）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小表明两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
在考虑静态协调度的同时也要考虑动态协调度，动态协调度加入时间变动因素，反映了系统间的连续性和协调发展趋势，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间的动态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Cd（t）代表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时期的动态适度性评价指数，Cs（t-k）为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在（t-T+I）～t各时刻的静态协调度。设t1>t2（t1、t2为任意两个不同时刻），若Cd（t1）≥Cd（t1），则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借鉴已济发展Y指标群之间的评价指数。从两者的评价指数可以看出，2005-2011年上海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两者的具有较大的协调性。接下来，本文通过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探究其协调性大小。
2.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测度
在用隶属函数协调度进行分析之前，需要运用VAR模型计算出在有滞后阶情况下的回归系数。在进行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本文运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为l。接着运用evlews软件进行VAR模型分析，计算出回归系数。依据测算结果得到每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估计值。最后运用公式（3）、（4）得出两者的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如表4。
表4展示了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与动态协调度。从静态协调度可以看出，除了2006年低于0.7，处于初级协调之外，之后5年均处于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适度状态；动态协调度在2008年略有下降，总体上保持逐渐增长的态势，且逐渐趋于平稳。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11年，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静态协调度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这说明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存在着越来越高的协调性。从动态协调度可以看出，上海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且上升的趋势逐渐变缓慢。
篇6
二00八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土地储备资金会计核算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07117号)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土地储备机构管理的土地储备资金。
本办法所称土地储备资金是指土地储备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收回土地以及对其进行前期开发等所使用的资金。
土地储备机构在持有储备土地期间临时利用土地取得的应上缴国库的零星收入，不在本办法规范范围内。
第三条 土地储备资金应当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土地储备资金应当独立于土地储备机构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实行分账核算。
第四条 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季度和月份。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季度、月份的起讫日期亦采用公历日期。
第五条 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主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对土地储备项目应进行成本-核算。
第六条 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第七条 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土地储备资金的收支情况和土地储备项目的成本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二)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三)土地储备资金的会计核算应当及时进行，不得提前或者延后。
第八条 土地储备资金会计机构设置、会计人员配备、内部会计监督与控制以及相关会计基础工作等，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会字[1996119号)、《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会字[1998]32号)及内部控制规范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制度。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负责解释，需要变更时，由财政部修订。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章 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
第十一条 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编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对土地储备资金进行会计核算。
在不违反本办法的前提下，土地储备机构可以根据核算和管理工作需要对明细科目的设置作必要的补充。
第十二条 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
序号 编号 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库存现金
2 1002银行存款
3 1003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4 1004财政应返还额度
5 1005应收利息
6 1006预付工程款
7 1007其他应收款
8 1101收储项目
9 1102待摊支出
二、负债类
10 2001短期借款
11 2002应付利息
12 2003应付工程款
13 2004应交税费
14 2005其他应付款
15 2101长期借款
三、净资产类
16 3001土地储备资金
四、收入类
17 4001财政拨款收入
18 4002其他收入
五、支出类
19 5001交付项目支出
第十三条 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第1001号科目库存现金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资金的库存现金。
二、现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现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二)支付现金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应设置“现金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计算当日的现金收入合计数、现金支出合计数和结余数，并将结余数与实际库存数进行核对，做到账款相符。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土地储备资金的库存现金数额。
第1002号科目 银行存款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资金的银行存款。
二、土地储备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办理土地储备资金银行存款收支结算。
三、银行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收到财政部门拨入的土地储备资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二)从银行提取现金时，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借记本科目，贷记“应收利息”、“其他收入”等科目。
(四)支付银行存款时，借记“收储项目”、“预付工程款”、“应付利息”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土地储备机构应设置“银行存款日记账”，由出纳人员根据收付款凭证，按照业务发生的顺序逐笔登记，并结出账面余额。“银行存款日记账”应定期与“银行对账单”核对，至少每月核对一次。月份终了，土地储备机构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如有差额，应当逐笔查明原因进行处理，并应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相符。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土地储备资金的银行存款数额。
1003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一、本科目核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土地储备机构根据财政部门批复的土地储备资金用款计划收到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不设置本科目。
二、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在财政授权支付方式下，收到银行转来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时，根据通知书所列数额，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发生实际支出时，借记“收储项目”、“待摊支出”等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二)从零余额账户提取现金时，借记“库存现金”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三)年度终了，依据银行提供的对账单作注销额度的相关账务处理，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如果土地储备资金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预算指标数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下达数，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下年初，依据银行提供的额度恢复到账通知书作相关恢复额度的账务处理，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贷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如果下年度收到财政部门批复的上年末未下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贷记“财政应返还额度(财政授权支付)”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支用的土地储备资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本科目年末应无余额。
1004财政应返还额度
一、本科目核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土地储备资金年终应收财政下年度返还的资金额度。
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不设置本科目。
二、本科目应设置“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等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应返还额度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财政直接支付年终结余资金的账务处理。
年度终了，根据本年度财政直接支付预算指标数与当年财政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差额，借记本科目(财政直接支付)，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下年度恢复财政直接支付额度后，发生实际支出时，借记“收储项目”、“待摊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直接支付)。
(二)财政授权支付年终结余资金的账务处理。
年度终了，依据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注销额度，具体账务处理参见“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下年初依据银行提供的额度恢复到账通知书恢复额度，具体账务处理参见“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应收财政下年度返还的土地储备资金额度。
第1005号科目应收利息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资金银行存款发生的应收利息。
二、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期计算确定土地储备资金银行存款应收利息。期末，按照计算确定的应收利息，借记本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实际收到利息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应收利息金额不大的，也可于实际收到利息时确认相关的利息收入。收到利息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收入”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土地储备资金银行存款应收未收的利息。
第1006号预付工程款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为土地储备项目预付给有关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的工程款项。
二、本科目应按施工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三、预付工程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土地储备项目发生预付工程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
(二)办理土地储备项目工程款结算时，按照实际发生的项目支出，借记“收储项目”等科目，按照可抵扣的预付工程款，贷记本科目，按照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贷记“应付工程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预付的工程款项。
第1007号科目其他应收款
一、本科目核算除应收利息、预付工程款外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
二、本科目应按单位和个人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应收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二)收回其他应收、暂付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的余额。
第1101号科目收储项目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土地储备项目的实际成本。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土地储备项目设置明细账，并在土地储备项目下设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交付成本”等明细科目进行二级明细核算。
(一)“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明细科目，核算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价款或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依法需要支付的与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有关的其他费用。在征地过程中对被征地农民采用社会保障安置的，所发生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在本明细科目核算。对于所发生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应在本明细科目下单独设置“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三级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二)“土地开发支出”明细科目，核算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后进行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按照财政部门规定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含因出让土地涉及的需要进行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明、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三)“其他直接支出”明细科目，核算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可直接归属于土地储备项目成本的其他支出。
(四)“待摊支出转入”明细科目，核算分摊计入土地储备项目成本的待摊支出。
(五)“交付成本”明细科目，核算本期已交付项目的成本。
三、本科目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各项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二)对出包工程，土地储备机构应定期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结算。办理结算时，按照实际发生的项目支出，借记本科目，按照可抵扣的预付工程款，贷记“预付工程款”科目，按照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贷记“应付工程款”科目。
(三)结转待摊支出时，借记本科目(待摊支出转入)，贷记“待摊支出”科目。
(四)单个收储项目完成收储后交付的，应按照该项目归集的成本进行结转，按照本科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各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合计，借记本科目(交付成本)，按照本科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各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贷记本科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同时，将该项目成本结转入“交付项目支出”科目，借记“交付项目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交付成本)。
单个收储项目未全部完成收储、部分先交付的，应按合理的方法计算确定交付部分的成本并进行结转。计算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单个收储项目部分交付时，按照计算确定的交付部分的成本，借记本科目(交付成本)，贷记本科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同时，将交付部分的成本结转入“交付项目支出”科目，借记“交付项目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交付成本)。待该收储项目最后未交付部分完成收储后交付时，按照最后交付部分的成本，借记本科目(交付成本)，贷记本科目(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其他直接支出、待摊支出转入)；同时，将最后交付部分的成本结转入“交付项目支出”科目，借记“交付项目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交付成本)。
四、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尚未交付的土地储备项目累计发生的收储成本。
第1102号科目待摊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为多个收储项目共同发生的、按照规定应当分摊计入项目成本的各项费用支出，如借款利息支出、金融机构手续费、可行性研究费、勘探设计费、储备保管费、评估费、临时用水用电费、临时设施支出等。
；
可直接计入单个收储项目的支出，在“收储项目”科目核算，不通过本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应当按照待摊支出的内容进行明细核算。
三、待摊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借记本科目、“收储项目”等科目，贷记“应付利息”、“银行存款”等科目。
(二)发生其他待摊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科目。
(三)土地储备机构应按合理的方法(如按照各项目概预算占所有项目概预算总额的比例)将发生的待摊支出分摊计入有关项目成本，分摊时，借记“收储项目(待摊支出转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待摊支出的分配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本科目月末借方余额，反映为多个土地储备项目共同发生的尚未分摊的待摊支出。年末，待摊支出应分配完毕，本科目应无余额。
第2001号科目短期借款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为土地储备项目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各种借款。
二、本科目应按贷款人进行明细核算。
三、短期借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借人的各种短期借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短期借款应付的利息，借记“待摊支出”、“收储项目”等科目，贷记“应付利息”、“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归还借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入的尚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本金。
第2002号科目应付利息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为土地储备项目借款而发生的应付利息。
二、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按期计算确定为土地储备项目借款而发生的应付利息。期末，按照计算确定的应付利息，借记“待摊支出”、“收储项目”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际支付利息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应付利息金额不大的，也可于实际支付利息时确认相关的利息成本。支付利息时，借记“待摊支出”、“收储项目”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款应付未付的利息。
第2003号科目应付工程款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为土地储备项目应付给有与关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的工程款项。
二、本科目应按施工单位进行明细核算。
三、应付工程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办理土地储备项目工程款结算时，按照实际发生的项目支出，借记“收储项目”等科目，按可抵扣的预付工程款，贷记“预付工程款”科目，按照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贷记本科目。
(二)支付应付工程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
第2004号科目应交税费
一、本科目核算按税法等规定计算的为土地储备项目应交纳的各种税费。
二、本科目按应交的税费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应交税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按规定计算的为土地储备项目应交的各种税费，借记“收储项目”科目，贷记本科目。涉及多个土地储备项目的，可通过“待摊支出”科目进行归集，然后按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
(二)实际交纳各项税费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土地储备项目应交未交的税费金额。
第2005号科目其他应付款
一、本科目核算除应付利息、应付工程款、应交税费外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付、暂存款项。
二、本科目应按单位和个人进行明细核算。
三、其他应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其他各种应付、暂存款项时，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实际支付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付及暂存款项的余额。
第2101号科目长期借款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机构为土地储备项目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各种借款。
二、本科目应按贷款人进行明细核算。
三、长期借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为土地储备项目借人的各种长期借款，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长期借款应付的利息，借记“收储项目”、“待摊支出”等科目，贷记“应付利息”、“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归还借款时，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入的尚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本金。
第3001号科目土地储备资金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资金各项收入与交付项目支出的差额。
二、期末，将各收入科目贷方余额转入本科目，借记“财政拨款收入”、“其他收入”科目，贷记本科目。将“交付项目支出”科目借方余额转人本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交付项目支出”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土地储备资金各项收入与交付项目支出的累计差额。
第4001号科目财政拨款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当期财政部门拨付的土地储备资金。
二、本科目应设置“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的拨款”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排的拨款”等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拨款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土地储备机构收到财政部门拨付的土地储备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等科目，贷记本科目。采用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支付收储支出时，借记“收储项目”、“待摊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土地储备资金”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土地储备资金”科目。
四、本科目期末结转后无余额。
第4002号科目其他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土地储备项目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入，如利息收入。
二、其他收入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取得的其他收入，借记“银行存款”、“应收利息”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土地储备资金”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土地储备资金”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结转后无余额。
第5001号科目交付项目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本期已交付的土地储备项目的实际支出。
二、交付项目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一)项目全部或部分交付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收储项目(交付成本)”科目。
(二)期末，将本科目借方余额转入“土地储备资金”科目，借记“土地储备资金”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期末结转后无余额。
第三章 财务报表及编制说明
第十四条 土地储备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土地储备资金财务报表。
第十五条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收支表、项目支出明细表及附注。
资产负债表、收支表、项目支出明细表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的规定编报。
附注是对在资产负债表、收支表、项目支出明细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等。附注可由土地储备机构根据需要自行编制。
第十六条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报表应当至少按照月份和年度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手续完备、内容完整、编报及时。
第十七条 财务报表格式(略)
第十八条 资产负债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月末、年末等会计期间终了时土地储备资金全部资产、负债以及净资产的构成情况。
(二)本表“年初数”栏各项数字，应根据上年末本表“期末数”所列数字填列。
(三)本表各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
1．“货币资金”项目，反映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的期末合计余额，本项目应根据“库存现金”、“银行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期末余额加总填列。
2．“财政应返还额度”项目，反映期末财政应返还额度的余额。本项目应根据“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3．“应收利息”项目，反映土地储备资金银行存款应收未收的利息。本项目应根据“应收利息”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4．“预付工程款”项目，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预付的工程款项。本项目应根据“预付工程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5．“其他应收款”项目，反映除应收利息、预付工程款外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6．“收储项目”项目，反映尚未交付的土地储备项目累计发生的收储成本。本项目应根据“收储项目”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7．“待摊支出”项目，反映为多个土地储备项目共同发生的尚未分摊的待摊支出。本项目根据“待摊支出”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编制年度资产负债表时，本项目应填“0”。
8．“短期借款”项目，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入的尚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本金。本项目应根据“短期借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9．“应付利息”项目，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款应付未付的利息。本项目应根据“应付利息”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0．“应付工程款”项目，反映土地储备项目应付未付的工程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应付工程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1．“应交税费”项目，反映土地储备项目尚未交纳的税费。本项目应根据“应交税费”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2．“其他应付款”项目，反映除应付利息、应付工程款、应交税费外为土地储备项目发生的其他各种应付及暂存款项。本项目应根据“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3．“长期借款”项目，反映为土地储备项目借入的尚未偿还的长期借款本金。本项目应根据“长期借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4．“土地储备资金”项目，反映土地储备资金各项收入与交付项目支出的累计差额。本项目应根据“土地储备资金”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第十九条 收支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土地储备资金在月份、年度等会计期间内的收入和费用情况。
(二)本表“本月数”栏反映各项目的本月实际发生数，在编报年度财务报表时，将“本月、数”栏改成“上年累计数”栏，填列上年全年累计实际发生数。
本表“本年累计数”栏反映各项目自年初起至本月末止的累计实际发生数。
(三)本表中“本月数”栏各项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
1．“土地储备资金收入”项目，反映当期土地储备资金收入总额。本项目应根据本表“财政拨款收入”和“其他收入”项目金额加总计算填列。
2．“财政拨款收入”项目，反映当期财政部门拨付的土地储备资金。、本项目应根据“财政拨款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填列。“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的拨款”、“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排的拨款”项目分别根据“财政拨款收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发生额填列。
3．“其他收入”项目，反映当期除财政拨款外的其他收入，如利息收入。本项目应根据“其他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填列。
4．“交付项目支出”项目，反映本期已交付的土地储备项目的实际支出。本项目应根据“交付项目支出”科目借方发生额填列。
第二十条 项目支出明细表编制说明
(一)本表反映收储项目以前年度的累计支出和本年自年初至本月末止累计实际发生的支出，包括本年尚未交付的收储项目和本年度收储完毕并交付的项目。不含以前年度已交付的项目。
(二)本表中“以前年度累计支出”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本年之前累计发生的支出。一各具体栏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如下：
1．“小计”(1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以前年度累计发生的各类支出小计，根据第2栏至第5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2．“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2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以前年度累计发生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根据“收储项目”科目所属“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明细科目的上年末余额填列，或根据上年12月份本表本项目对应的第2栏和第7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3．一“土地开发支出”(3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以前年度累计发生的土地开发支出。根据“收储项目”科目所属“土地开发支出”明细科目的上年末余额填列，或根据上年12月份本表本项目对应的第3栏和第8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4．“其他直接支出”(4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以前年度累计发生的其他直接支出。根据“收储项目”科目所属“其他直接支出”明细科目的上年末余额填列，或根据上年12月份本表本项目对应的第4栏和第9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5．“待摊支出转入”(5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以前年度累计分摊的待摊支出。根据“收储项目”科目所属“待摊支出转入”明细科目的上年末余额填列，或根据上年12月份本表本项目对应的第5栏和第10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三)本表中“本年累计支出”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本年自年初至本月末止累计发生的各项实际支出。各具体栏目的内容及填列方法如下：
1．“小计”(6栏)，反映土地储备项目本年自年初至本月末止累计发生的各类支出小计，根据第7栏至第10栏的数字加总填列。
篇7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分别针对不同的违法者所采取的两种性质互异的制裁措施，违反行政法应受行政制裁，违反刑法应受刑事制裁，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会经常遇到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行政法规范和刑法规范，因而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竞合的情况，譬如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等违法行为，达到严重程度的即是犯罪行为。两个不同部门法的法条又分别规定了对行为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从而出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涉及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适用方法上的衔接问题。那么，应采用什么样的适用方法来将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呢?
我们认为既要适用刑事处罚，又要适用行政处罚。其理由有三条：一是行政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既是犯罪行为，也是严重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这种行为违法的双重性，决定了其责任和处罚的双重性，既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给予刑事处罚，又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适用行政处罚。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有效地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二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也是两种性质、形式和功能均不相同的法律责任。这两种责任在性质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二者的适用既不能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也不能按“重罚吸收轻罚”的吸收原则，因为这两个原则均是对同一性质法律责任而言的。只有在同一性质的法律责任中，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和吸收原则，否则就抹煞了两种责任质的区别。同时，这两种责任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两者的合并适用可以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以消除犯罪的全部危害后果。三是我国立法实践已承认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竞合时的合并适用。比如，我国刑法第116条规定：“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除按照海关法规没收走私物品并且可以罚款外，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单行刑事法律和大量的行政法规范中也有类似规定，
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28条的规定，也可以推断出《行政处罚法》是接受这一做法的，即当同一违法行为既违反行政法规范又触犯刑律而发生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时，应该予以合并适用。但对此应该指出的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当合并适用与实际上是否合并适用不可混同。由于实际情况复杂，有时会出现某些不能合并或者无需合并适用的情况，因此，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合并适用只是个一般原则，在具体合并适用时应视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衔接。
在有的情况下，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行政机关已经适用了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在适用刑事处罚时就采用“类似罚则相折抵”方法使二者相衔接。如以罚款折抵罚金，罚款与罚金二者虽都是科以行为人金钱给付义务，但在金钱数额上是有明显差别的，罚款的数额比罚金少，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罚款不足以治罪。因此，不能用罚款来代替罚金制裁犯罪。当刑法规定可单处或并处罚金时，人民法院又认为有必要处以罚金时，可重新处以罚金。但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时，应考虑犯罪人已受罚款处罚及其数额这一因素，做到与犯罪及情节相适应，罚款应折抵相应数额的罚金数额。这在《行政处罚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都有相应的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决罚金时，行政机关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罚金。”“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决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适用程序上的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应该分别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按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予以适用，但如果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刑事犯罪案件时，就会出现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交叉牵连状况，这就需要将两种程序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以避免程序上冲突和由此产生实体适用方法上的错误，从而影响处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使违法行为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或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首先必须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即当同一案件既是行政违法案件又是刑事犯罪案件时，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再由行政机关依行政处罚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处罚责任。实行这一原则，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以罚代刑，“有利于打击犯罪，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相比，社会危害性更严重，应优先审查。第二，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比，制裁程序更为严厉，应优先施行。第三，行政机关先对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并不是司法机关审理刑事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作为行政处罚的事实和证据，对司法机关并不具有当然的效力，还需经司法机关重新调查、核实和认定：而司法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审查的证据，对行政机关具有当然的效力。行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活动过程中，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能构成犯罪的。应及时主动地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先行处理，受移送的司法机关应依法及时、积极立案、侦查和处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正在查处的行政违法案件，可以主动介入和监督检查，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或者可能构成犯罪的，也有权要求行政机关移送，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有关行政机关应该立即移交，并予积极协助，以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有分歧而影响案件的及时查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刑事优先”也只是一般原则，由于实际情况复杂，行政处罚程序有时会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先，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又需要及时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而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二是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将刑事犯罪案件作为行政违法案件而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三是行政机关明知违法行为构成犯
罪而故意作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程序因上述原因先于刑事诉讼程序时，应注意视不同情况处理好案件移送与刑事立案时的衔接关系。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行政机关先行适用行政处罚之后，如果发现该行为已构成犯罪，应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立案再处理。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由于是行政机关主观认识上的偏差所导致的，行政机关往往不会主动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但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以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最终认定，所以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定性确系错误，罚不足以治罪，虽予以行政处罚还须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或自行决定立案进行处理。
另外，我们还要针对实际情况注意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双重运用，即对行为人除由司法机关予以刑事处罚外，有关行政机关应予以行政处罚。这主要是因为：违法行为具有触犯刑法和行政法律规范的双重性，行为人也就应该相应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另外，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种类及功能的差异决定了在适用刑罚的同时还必须适用行政处罚以弥补刑罚的不足。刑法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的种类和范围相对比较狭窄，主要是人身罚和财产罚。仅适用刑法规定的刑罚在有些情况下不足以消除违法行为人犯罪的全部危害后果，也不足以彻底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并处一定的行政处罚有利于更好地打击犯罪分子，纠正行政违法行为。
篇8
工商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令当事人停止相关经营活动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而言,在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已经依法取得经营资格,只是因为违法经营才被有关行政主体责令停产停业。而予以暂时限制其经营资格是在一定期限内对其依法所享有权利的一种剥夺,其性质是对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一种惩戒,显系行政处罚行为,且属依法应当履行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
而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无照经营者而言,情况则不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核准登记无权开展经营活动,核准登记是对禁止的解除。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开展经营活动是一种违法行为,责令无照经营者停止经营,不是对其法定权利的剥夺或限制,而是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履行其原本就应当履行的不得无照经营的义务。其目的就是要求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补救,使不法状态恢复为合法状态,恢复被违法行为破坏了的行政管理秩序。因此,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是实现行政补救性功能的具体手段,是行政机关依照职权要求违法当事人对不法状态予以纠正的一种措施。行政处罚的制裁既然在本质上具有损害权益的性质,那么为促使违法者恢复守法状态和纠正违法行为显然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亦无需履行听证程序。
篇9
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使用时，行政处罚所处理的行为应当与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同一性质，并且在法定时效期内。首先，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只有同一性质的行为才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政处罚无效时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当然同一性质的行为未必同一罪名，刑法中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为犯罪对象的不同规定了若干罪名，这里不要求前后的行为罪名同一，只要行为属于同性质即可。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可见一斑，如2014年9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以及其他货物、物品;“又走私”行为仅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其次，只有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涉及到行政处罚的刑法规范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些明确规定了必须是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对定罪量刑造成影响，而有些则没有予以规定。规定了只有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进入刑事视野予以刑事评价的，一定的期限有的规定是一年有的规定是二年，超过此期间的不进行刑事评价。如刑法规定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中的“一年内”，以因走私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走私”行为实施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即是指在这一年内的行政处罚对于定罪量刑有影响，超过一年的不能成为刑法的评价事实。但也有些只规定了受过行政处罚而没有规定所受行政处罚的时间界限的，如1999年10月9日《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曾因活动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又组织和利用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7条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应予立案追诉的根据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这些规定里都没有指出行政处罚对于刑事处罚的影响时间，是否意味着只要曾经受过行政处罚，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可以影响定罪量刑?申言之，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处罚适用的前提事实，是否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从条文规定本身看应当理解为对行政处罚可以追溯的时间上没有限制，但基于刑法规定了追诉期限，作为构成犯罪的事实行为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那么同样地作为犯罪事实的行政处罚应当也有追究期限的限制才符合同一性。刑法中除了明文规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因素外，还存在一些隐含性的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要素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窃罪的行为之一是多次盗窃，根据司法解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那么构成多次盗窃的行为是否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是仅指没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某被告人在两年期间共盗窃三次，数额分别为:第一次600元、第二次400元、第三次500元，三次行为中的前两次行为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在认定“多次盗窃”的次数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不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的次数计算在内，那么其第三次行为仍旧是行政不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多次盗窃包括已经受到的行政处罚，那么其盗窃500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从立法目的看，应当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计算在内。如果将行政处罚排除在“多次盗窃”之外，对盗窃惯犯而言，接受行政处罚反而可能成为规避刑事责任的方法，这显然不合常理，违背制裁的目的。这种处理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定罪并予以刑罚处罚，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已受的行政处罚次数在刑事评价时作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依据而存在。在刑法规范中多处规定的实施某种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数额累计计算”关系到罪与非罪，关系到刑罚的轻重。首先，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如赵某先后为A、B两公司的工作人员，两公司都涉嫌单位走私，赵某是其中直接负责的人员，那么对其行为的追究只能是分别累计在A、B两公司的未经处罚的数额，而不能将两个犯罪中的数额累计。①其次，累计的行为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从每次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多次实施某一行为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的组合:第一，多次行为中每次行为均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犯罪行为。第二，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第三，多次行为中部分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犯罪行为;部分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违法行为。就第一种组合形式而言，因为其所涉及的是同种数罪和连续犯，数额累计计算没有疑问，也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在此不赘述。第二、三种情形则涉及到如何对待违法行为的问题，对这些违法行为是否均应累计，如何累计。针对第二种组合方式，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的，对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而理解为未经行政处罚的一并累计为犯罪，是一种将行政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跨越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与分权原则不符，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越权行为。如果允许如此解释，那么所有的未经处罚的行为均可因为未及时受到行政处罚而构成犯罪，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当然，在此应将多次违法行为与“一罪”的行为加以区别，有些行为每次单独看都因为数额不够犯罪的界限而只成立违法行为，但这些行为有可能是刑法所指的“一罪”的行为表现，如“蚂蚁搬家式”走私行为，利用邮寄方式逃税，每次所寄的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达不到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但这种行为是一种营业犯，即“通常以营利为目的，意图以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②对营业犯，应当累计计算数额。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累计计算的类型应当说就是指的这种营业犯。第三种组合方式，其中一次或者几次行为构成犯罪，其他行为达不到犯罪程度的，应当累计。第三种组合方式中具体又存在如下三种可能的情形:犯罪成立在先，行政违法在后;最后一次为犯罪行为，之前为行政违法;犯罪行为在中间，前后均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2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已经废止，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再对盗窃数额累计计算加以规定，但是关于盗窃数额如何累计的问题仍旧存在。从一般法理层面分析，对于行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意，连续实施数个相同的危害行为，尽管刑法学上对其罪数形态存在连续犯、集合犯等不同归类上的争议，但对于其法律后果是不存异议的，共同主张认定为一个犯罪行为，仅作一罪处罚。③因此，对连续实施的行为，累计各次数额就成为“作一罪处罚”的必然选择，而无论各次行为中构成犯罪的行为居于违法行为前后。综上，刑法中所指的累计计算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如果其多次实施的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以避免将本应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累计成为犯罪。再次，对于累计的时限，即应当累计计算多长时间内的未经处罚的数额，现行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累计的时限，有些则规定了累计的时限。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抢夺公私财物，未经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笼统规定了未经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追诉的累计计算数额。这里应当追诉是指应当受刑事追诉还是指未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概追究，不得而知。对累计计算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多次行为中，对于构成犯罪的单次行为，应当以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为准，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单次违法行为，则应当以处罚的追诉时效为准”笔者同意这种区分时效的观点，按照此观点，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如逃税的追究期限为五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期限为六个月等以外，多数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应为两年，超过两年发现的，不得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连续犯或者继续犯的责任追究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只应当累计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内的数额，超出有效追究期限的不应当累计。
篇10
1、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2、行政处罚特征是: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处罚的对象是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处罚的性质是一种以惩戒违法为目的、具有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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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相对的独立性
首先，行政处罚与刑罚是相互独立的。说其相互独立，是从两类制裁形式所依据的权力性质而言。我国法学界认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依法对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违法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的法律制裁。①可见，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的一种形式，根据行政法律由不同的行政机关行使，这种权力是实体性且具有终局性的权力。刑罚处罚，在大陆法系国家又称为刑事罚，指对犯罪行为，作为法律上的效果加给行为者的制裁。②因此其性质应归属于司法权，从国家权力分配而言，是由法院来行使的，集中体现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在我国虽然并不提倡"三权分立"的权力分配，但是基本权力在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划分，在宪法上仍十分清晰地被表现出来。因此，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行政处罚与刑罚是相互独立的。
但这种独立却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二者有着一定的联系。即当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同一违法行为，既构成行政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又构成犯罪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时，二者就出现了竞合。这是行政处罚与刑罚需要折抵的背景。
（二）折抵的种类：同质性
一般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必须建立在处罚方式同质性的基础上。所谓同质性，是指二者在惩罚的性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剥夺上是相同或近似的。
具体而言， 行政处罚中的拘留与刑事处罚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都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和剥夺。尽管两者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具体期限、期间是否可以回家以及是否参加劳动、可否获得劳动报酬等规定不同， 但二者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同质的。再如， 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刑罚的罚金都是对实施对象课以金钱惩罚，二者也是同质的。
二、折抵的法理依据
行政处罚与刑罚折抵的法理依据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与刑法上的重要原则，也是体现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本文主要从保障当事人的权力不受行政权侵害的角度认识这一原则。从这一角度出发，一事不再罚原则强调的是相对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只能受到一次处罚。只要是一个违法行为，不论触犯的一个还是多个法律规范，不论该法律是由一个还是多个主体执行，也不论这一违法行为是继续状态还是连续状态，都不能受到两次以上的处罚。它的价值体现在，对膨胀的公权力进行约束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在行政关系或刑法关系中，公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权利容易受到伤害。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罚，其规范和制裁都是保障公民自由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从一事不再罚原则出发，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体现了法律在追求公正与保障效率的双重法律价值选择上，认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应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追求法律的公平价值，必须使相对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免受多次处罚，这不仅应分别体现在行政领域和刑事领域，还应体现为行为人的一个违法行为在行政与刑事领域免受两次同质的处罚。
行政处罚的与刑罚的折抵制度，正如刑罚中的折抵制度一样，实质上是当代法律所追求的人性基础在社会公正性上的体现。③
三、折抵的法律依据
关于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相互折抵的直接法律依据，目前只在《行政处罚法》中有若干零散的原则性规定。《行政处罚法》第 7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法》第 28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 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应当折抵相应罚金。"
可见，上述规定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和流程。因此，本文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具体的折抵方法。
四、折抵的具体适用
本文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折抵，要区分行政处罚在先与刑罚在先两种情形。下文将对两类情形分别予以论述。
（一）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先后顺序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因此从字面看，该法条认为行政处罚应在刑罚处罚之前。很多行政机关也以此为依据，对情节严重涉嫌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先行进行行政处罚，法院在此基础上进行折抵。④这也就是实践中常见的"以罚代刑"现象。
本文认为，第28条的规定，并不代表行政处罚有先于刑罚处罚的优先权。《行政处罚法》第28条的规定，表面上承认了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先罚后移送的情形，但这并不等于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所有的犯罪案件都可先进行罚款然后再移送。从法理上分析，第二十八条规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而言，本条是一个权利义务性的规定。它要解决的是，当人民法院发现了行政机关先罚款、拘留后移送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怎么处理。本条规定对行政机关而言是一个补救性规定，是对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先罚后移送的补救，对行政机关而言它不是授权性规范。本条规定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优先处罚的法律依据。
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我们也能得出刑罚应当优于优先的结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3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从这三条可以看出，当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时，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
但是，实践中确实存在行政处罚先与刑罚的情形，这也是28条规定的意义所在。一是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又需要及时对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而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二是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将行政犯罪案件作为行政违法案件而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三是行政机关明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而故意作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对行为人先行适用了行政处罚。
因此，刑罚在先是原则，行政处罚在先是例外。
（二）刑罚在先时的折抵
对刑罚在先时的折抵，区分为人身罚与财产罚两类。
本文认为，对于刑罚判决了拘役以上刑罚的，不论时间长短，应当全部折抵行政处罚。这意味着。一旦相对人被判处了拘役以上的刑罚，行政机关将不能再进行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理由有三：第一，《行政处罚法》第 7 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刑事处罚能够完全折抵刑事处罚。第二，从处罚的内容来看，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与拘役以上的刑罚在立法上互相衔接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拘留的最长期限为15日，拘役的刑期幅度在15日以上6个月以下。因此，从实际执行的效果看，一旦相对人被判处拘役以上的刑罚，其实际执行期限必然长于行政拘留，理所当然的应该吸收行政拘留，不得再进行行政处罚。第三，从处罚的性质上看，刑罚是重于行政处罚的。台湾刑法学家林山田指出：行政罚或秩序罚不像刑事处罚，它不具有"社会伦理的价值判断"的性质或社会伦理上的非难与谴责性。⑤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也指出，刑事不法行为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不法行为在质上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社会伦理的非难内容，而且它在量上并不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⑥因此，从重罚吸收轻罚的一般法理上讲，拘役以上的刑罚是应当吸收行政处罚的。
对于刑罚判决了管制刑的折抵问题，本文认为，管制作为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而交由公安机关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 尽管不实行关押措施， 但是其对犯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了限制， 也是关系犯罪分子自由权利的一种刑罚， 属于行政法领域与刑法领域同质的处罚措施。基于人身自由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的地位， 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权措施应严格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故判决管制刑，也应当全部折抵人身性质的行政处罚。
对于罚金与罚款的折抵，也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况。由于对罚金的数额及幅度，除少数单行刑法作了具体规定之外，绝大多数都未明确规定，而是规定由审判人员根据犯罪情节决定。而对罚款的数额，目前部分行政法规范虽有明确规定，但差别极大，如《食品卫生法》规定的罚款数额为500元以上5万元以下；《海关法行政处罚条例》的罚款额可达100万；还有诸多行政处罚规定，是依据具体的违法数额来确定的，因此幅度非常广泛。所以实践中会存在罚金高于罚款或罚金低于罚款两种情形。
当罚金数额大于罚款时，不论从数额看还是处罚的性质看，均应当重罚吸收轻罚，故行政机关不能再次给予行政罚款。当罚金数额小于罚款时，由于罚金性质上重于罚款，数额却小于罚款，因此会出现观点的不一致。在最高院的一则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中，某橡胶公司偷税，并已构成犯罪。市国税局对其作出52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后法院判决了150万元的罚金。在因橡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先前作出的行政处罚因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150万元的罚金已经生效，行政机关是否还有权再次作出行政处罚？指导案例中的法院判决认为，刑事处罚是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并不能简单的按照罚款金额来衡量是否过罚相当的问题，故行政机关不能再次进行罚款。⑦可见，这一判决的精神是从刑罚性质的角度，认为重罚吸收轻罚，即罚金吸收罚款。
但本文对此并不认同，理由有二。本文认为，罚款和罚金之所以能够折抵，是因为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对相对人财产权益的剥夺，其结果是对相对人财产的损害，与人身性质的处罚相比，财产损失数额是衡量轻重的标准，而不是蕴含的伦理谴责；第二，罚金和罚款的目的都是制止相对人继续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当罚金数额小于罚款时，如罚款不再执行，将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立法上规定的罚款数额是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小额）。因此，当罚金小于罚款数额时，应当在扣除罚金的基础上，补缴罚款。
必须提出的时，罚款和罚金数额出现交叉，实际上是立法上行政处罚和刑罚衔接的不当。本文的建议是：罚金额的下限一般不应低于罚款的上限。
（二）行政处罚在先时的折抵
对于人身性质的处罚，由于衔接上的合理，可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一款，予以折抵，在此不予赘述。
对罚款与罚金的折抵，如果罚款的数额大于罚金的数额，折抵后的剩余罚款是否还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没有法律效力，则剩余部分应当退还当事人；如果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剩余部分仍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对此，法律未给予明确的答案。我们的意见是，罚款折抵罚金有剩余的，剩余部分仍应履行。这是因为，罚款折抵罚金是在罚款决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行政罚款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则失去了折抵的前提。实际上，折抵必须在两个有效的法律决定之间进行。另外，罚款折抵罚金后，并不意味着原行政罚款决定无效。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折抵问题只是解决两种处罚的"重合"问题，而不是解决两者的效力问题。既然原行政罚款决定有效，那么剩余部分也就应当予以履行。
五、结论
综上讨论，本文得出结论如下：行政处罚与刑罚在同质处罚竞合时应当折抵；适用顺序上，刑罚优先为原则，行政处罚在先为例外；折抵上，依据限制人身自由期限的长短和剥夺财产的数额，采取重者吸收轻者的方式进行折抵。
注释：
①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65页
②参见（日）我妻荣等：《新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③石经海：《论拘留的刑罚折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 年第 4 期
④参见《中国行政审批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71页
⑤参见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版，第109页。
篇12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篇13
某人士驾驶证的记分周期启示日期为8月8日，其于2013年8月4日在辽宁省某高速上超速驾驶，2014年车辆年审时才被告知此事，并在2013.8.8-2014.8.8记分周期内被扣除3分，在向深圳市交管局申请复议时被告知，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扣分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由此事件引发了以下四个问题思考，第一，扣分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第二，扣分的合法性；第三，扣分周期的确定；第四，“规定"56条的“同时进行”的内容。
一、扣分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一）现有观点
第一，认为是中间行政行为。有学者根据行为的过程角度，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中间行政行为与最终行政行为。当行政主体对某一事件最终处理完毕时所实施的行为，是最终行政行为。而中间行为，是指这种行为仅构成对某事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未对某事作出最终处理。这种行为是为其他行为服务的一种临时性的行为如扣押。
第二，有的学者认为违章扣分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无论从立法目的，还是执法强度以及给相对人造成的后果来看，扣分都应该被并入行政处罚的法律范畴。扣分属于类似于行政警告的申诫罚，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来谴责驾驶员的违章行为，从而促使他们遵守交通规则，同时不会受到权利上的很大损害。同时，当周期内被记满分时还产生了类似与行政处罚中的“转罚”，即对驾驶员强制进行考试等处罚手段。因此，扣分已可能损害到驾驶员的实体权利，而且它比一般的警告更具有威慑力。考试是一种综合多种义务、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它是一种等同于吊扣驾驶证的能力罚。这正是记分对驾驶员发生震慑力的原因所在。其次，显而易见，考试必定会给驾驶员造成金钱上的损失后果等同于财产罚。因此，不论是从立法动机，还是造成后果上看，对违章驾驶员记分和考试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行为。
第三，有学者认为记分属于类似行政警告的申诫罚。申诫罚是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其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处罚形式，但不剥夺或限制管理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警告是申诫罚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实行记分，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来谴责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实质上，作为一种周期内无法消除的书面警告形式，记分显然属于申诫罚范畴。同时，当周期内记满12分时，还产生了类似于行政处罚中的“转罚”，即对驾驶人强制进行考试。因此，记分已可能损害到驾驶人实体权利（即复考造成的各种实体权利损失）和可期待利益（即无扣分奖励），比警告更具有威慑力和严厉性。
（二）本文观点
行政处罚的核心在于“制裁”，即通过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处罚，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处罚直接指向的目标是行政违法行为，要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使其蒙受一定的痛苦或损失，所以说行政处罚的目的是惩戒性。”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第二款，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一年内无累积记分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延长机动车驾驶证的审验期。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累积记分制度”设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制裁，二是鼓励。从制裁的层面看，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部门可以对其驾驶证进行扣分，而扣分累积达到一定分值时，须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随着扣分的增多，驾驶人便会背负着较大的压力，来保证自己不在一定的期限内被扣除该上限的分数。因为一旦驾驶证被扣留，则要重新考试。而考过驾驶证的人都知道，除了需要花费经济成本外，还有宝贵的时间成本。从鼓励的角度看，在一年内没有累计积分的，可以延长驾驶证的审验期。因此根据这两点可以看出，“累积记分制度”侧重于“制裁”，通过特定的处罚方式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回应，以示警戒。情节严重的，还给予暂扣驾驶证的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由于“累积积分制度”偏向于“制裁”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严重时可以暂扣驾驶证。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七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因此，从“扣分”层面上，虽然并没有明确规定“扣分”为行政处罚，但是由于其具有“制裁”性，并且可能导致暂扣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再加上《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此可以认定，“扣分”属于行政处罚。
二、扣分的合法性
正如上述指出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累积记分制度”已在法律层面上被制定，其具体的法律后果也如前述，制裁与鼓励。
根据《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第二款，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第二款，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行政处罚法》第十条第一款，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二款，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的有关“扣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子虚乌有，它们是在上位法尚无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做出的，至于其关于“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规定是否合法，笔者在下文将会论及。
三、扣分周期的确定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并没有关于“扣分周期的”明确规定，只有“一年无累计记分的可以延长审验期”的规定。
而在《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12分，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12分，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期（即记分周期）为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
根据前两条规定，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如果记分未达到12分，但有罚款没有处理，则记分转入下一个周期。即如本事件的某人士，其在上一个记分周期内并不知道他有违章驾驶的行为，不可能去特定的系统或者服务台查询自己的违章驾驶记录，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知情”导致了他的“分”记在下个周期内，也就是原本下个周期可以“干干净净”的记录，莫名的被“污染”了，由此损害了他的利益。
如前述，“扣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处罚，这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是被隐性的承认。而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也就是说，“扣分”作为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必须“告知”当事人有关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而当事人有权“陈述和申辩”。
但是在《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提供记分查询方式供机动车驾驶人查询。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这两条规定的是在进行违法行为处罚的时候，公安机关要提供相关手段供社会查询。至于查询与否，则由公众自己决定，即公众是否知悉，公安机关并不管。这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不符，该规定明确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必须“告知”相对人，使其知悉，还有保证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上述的规定则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而在本案中，交管部门擅自在下一个周期，即2013.8.8―2014.8.8扣分，并且没有告知当事人，也就是该处罚本应该在2013.8.4―8.8日给予并告知。行政机关的这种程序在法理上是违法的，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并不成立。此外，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在违法行为发生的期限（2013.8.4―2014.8.8）内做出，其给予行政处罚的期限已经过去，那么何来“未处理的记分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规定呢？
经过上述，交管部门的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三款，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第十二条，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1.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2.划拨存款、汇款；3.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4.排除妨碍、恢复原状；5.代履行；6.其他强制执行方式。显然，代为“扣分”这并不是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因此，交管部门对某人士的做法是违法的，而《实施条例》、《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的相关规定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应当不予适用。
而从另一角度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这句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在给予“处罚”时才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呢？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那么，本事件中行政机关并没有给予该人士处罚，根据上述解释，又何来“累计积分”呢？
四、“规定”56条的“同时进行”的内容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五十六条，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与记分同时执行。此处的“扣分”应做一种事实行为看待，即记分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在某些必须给予处罚和记分的违法行为上，两者要同时成立，否则，事后不可再给予。
五、目前相关司法实践
在郁祝军与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原告郁祝军对行政机关对其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不服，在对行政复议的决定不服后向法院提讼。一审法院认为交警对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记3分，不属于单独对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的种类，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管理的一种技术手段，记分必须与处罚同时执行。从而做出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决定，职权依据合法，程序合法，事实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结论。
在门a诉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A支队处罚及行政赔偿案中，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行政处罚没有依据，故诉请要求撤销被告所作的闵行公交决字[2011]第×××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被告退赔原告驾驶证扣分3分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法院认为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赔驾驶证记分3分的请求，因该记分不属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故对该请求不予处理。
在檀群艳与望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处罚纠纷上诉案中，上诉人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与记分同时执行。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8条否定该观点，认为记分不是行政处罚。
可以看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并不把“扣分”行为认定为“行政处罚”，通常认为其为一种管理措施，非法律层面的“处罚”。
六、总结
综上所述，在驾驶证逾期扣分的情形下，行政机关的这种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规定的，因为“扣分”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其实施必须“告知”相对人，并且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这种任意的，无视法律的规定的行为应该给与相关制裁，同时现有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该法不符的，应给予修正或者将相关规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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