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近代会计的主要特征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引言
近代以来浙江地区的经济由于其独特的重商文化而逐渐兴盛起来，而发达的经济环境孕育出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工商业，同时也孕育出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经济越是发展，作为“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会计就愈发重要。为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业务，钱庄的记账技术不断革新，内生出以“龙门账”和“四脚账”为代表的中式复式簿记，与当时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仍采用单式簿记进行会计核算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学者Gray（1988）提出文化价值观可以通过其自身对会计文化或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分析钱庄会计技术的特点，即认为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浙商独特的文化特质催生出独特的钱庄会计技术，并影响着近代钱庄会计技术的发展与传承，同时钱庄会计为西式会计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对会计实务的影响角度展开史料研究，论证浙商文化对于近代钱庄会计技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另外，与当前研究多将中国传统会计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细分区域及行业，选取了扎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且会计核算水平较高的钱庄会计为样本进行研究，论证中国传统会计具有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不仅能够丰富浙商研究的内容，同时也能够拓展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视角。而现有文献尚无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相关成果主要独立地从浙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钱庄会计三个方面展开，因此下文从这些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文献回顾。
二、文献综述
（一）浙商文化研究
当代浙商崛起之谜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仅从浙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角度进行的研究就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陶水木（2001）认为浙江精神即实业兴国、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精神和敬业精神，是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章剑鸣（2005）指出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中，重商的地域文化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这种区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之根。而曹旭华等（2010）的研究支持了陶水木和章剑鸣的观点，曹旭华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特别是从浙江地区独特工商经济思想的演进与传承角度，阐释了当代浙商崛起的原因。王晓华（2010）则指出浙商精神在越俗文化质朴骁勇影响下，开疆拓土的价值取向和术实创新的努力显示出一种“传统创新”的理性文化特征。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浙江区域孕育的商业气质是“民商”，杨轶清（2007，2008）则对浙商的民商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与陶水木视角不同，尹铁（2011）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出近代浙商具有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其经营的企业具有多元化、集团化的发展模式，以及重视企业人才培养的特征。上述研究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总结了近代浙商的文化特征，目的都是从文化角度对当代浙商崛起之谜给予解释。
与多数学者侧重当代浙商如何传承近代优秀的浙商文化不同，张仁汉、罗许成（2011）指出浙商文化需要一个提升品位、负载人文使命的批判和重构的过程，而经由浙商文化的批评与重构是建构“人文浙江”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径。张仁汉等人并未沉醉于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动态的眼光关注文化自身重构发展的过程以保持其鲜明的时代性，在浙商文化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
另外，探讨浙商文化的特点离不开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张炎兴（2005）将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浙商与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两者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不能用韦伯“新教伦理”解释浙商精神的孕育机制。
李杨等（2011）则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近代浙商与晋商的文化差异，指出浙商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厚重的文化性、鲜明的进取性、富于冒险的开拓性和浓厚的工商性，这一文化特征成为当代浙江企业家无法被他人克隆的基因。与上述研究只注意到浙商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不同，徐淑华（2010）将当代海外浙商和闽商的商业文化进行对比后，指出海外浙商深受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经世致用和务实，但存在目光短浅，极端功利等问题，不利于浙商在海外的发展及融入当地社会。徐淑华是首位关注浙商功利文化中具有的消极因素的学者，其研究丰富了当前浙商文化研究的内容。
而杨轶清（2007）则令人耳目一新地指出即使是被看作整体的浙商同样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据此他将浙商细分为浙西龙游商帮，浙东南地区的温州、金华商人以及绍兴、宁波商帮。作者指出宁波商帮具有的民商特质，是浙商能够跨越时代的保证。
上述作者仅关注同时代横向比较，而曹旭华等（2010）基于文化传统视角对当代浙商与近代浙商进行了历史纵向比较，指出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总体而言从浙商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研究成果尚停留在总结浙商文化具有的特征层面，且基本上达成了浙商文化中具有的重商、功利以及民商等特质。
（二）中国会计文化研究
近20年来国内学者多运用Hofstede（1984）归纳出的四个区别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层面：即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大小（Large Versus small Power Distance）、阳刚性和阴柔性社会倾向（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未来不确定性回避程度（Strong Versus Weak un，certainty Avoidance），分析当代中国会计文化与西方的显著差异。率先使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是李相直（1998），其他如吴革（2003），刘冰（2001），刘冬荣和陈晟（2001）都是对该理论的运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侧重介绍国外相关理论，而缺少运用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上述研究不同，劳秦汉（2001）对Hofstede与Gray的理论做了发展并分析得出我国当代会计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阴柔性和高度回避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会计文化特征导致了我国会计实务中具有法例管制、统一性、保密性和决策有用性的特点。
刘骏（2005）则另辟蹊径，以公共合约观为框架，分析了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以及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认为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面的。
刘开端（2000）认为中国传统会计文化在其形成期表现出开放、吸收和进取的特点，后来逐渐表现出内聚、封闭和保守，显现出思辨、徘徊与逐渐觉醒等特点。而对于中国现代会计文化，刘开端（2001）认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鲜明的政策性与时代性、多维性等特征。张云（2007）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代到现代会计文化发展历史及其特征并归纳了会计文化的内涵。
与研究浙商文化的学者多关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不同，研究会计文化的学者其视角多局限于当代中国会计文化，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缺少兴趣，因此中国古、近代会计文化的研究非常薄弱，总体性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分行业分地域细分会计文化的研究。目前仅有的几篇对中国传统会计文化的研究成果均忽略了中国这个地域文化迥异，近代行业会计核算水平极不平衡的现实，而将我国的会计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三）钱庄会计研究
国内率先对钱庄会计进行研究的非郭道扬莫属，郭道扬（1988）从会计组织机构、会计制度、会计方法三个方面系统展开研究，指出钱庄会计核算水平居于当时工商行业之上。郭道扬和曹大宽（1993）首次研究了钱庄使用的“四脚账”的基本记账原理及其特点，指出“四脚账”法是内生于我国的成熟的复式记账法，也是我国会计方法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媒介，虽然在科目体系完整性、账簿组织严密性以及基本账理的科学性等方面都显得幼稚，但并不能抹杀其在我国会计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郭道扬对于钱庄会计进行了全面的先驱式研究，之后的研究如康均（2006）、康均和王涛（2008）等无论是内容的系统性还是分析的科学性而言，均无出其右。而现有钱庄会计的研究多集中在会计账务处理技术及起账簿原理研究，并未关注文化因素对钱庄会计技术的影响。
而与本文选题最相近的徐（2009），其研究对象只是当代浙商的理财文化，该文笼统地总结出浙商财务文化具有务实性、讲究投入一产出、以及具有鲜明地域性等特征，并未对钱庄的财务文化及会计技术给予关注。因此当前钱庄会计研究有待于继续深入，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中国近代会计环境中内生出的最先进的会计核算水平，同时近代钱庄绝大多数由浙商兴建，因此对钱庄会计的深入探索也能够一定程度丰富浙商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着从浙商文化对于钱庄会计的影响角度展开分析。
三、浙商文化孕育出独特的钱庄会计
（一）“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与钱庄业的兴起
与主流儒家“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文化不同，浙商文化一直倡导功利、注重工商，逐渐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因此下文将把这一独特文化价值观投射到钱庄业的会计技术中，从文化角度解释钱庄业的兴起及其记账技术的特点。
关于钱庄业的兴起，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曾指出：早在明中叶，绍兴商人开始旅沪经商，主要从事柴碳业、锡箔业、豆米业、绍酒业、染坊等行业，到乾隆初年，因柴碳店略有余赀于是开始兼营货币存放业务。由此可以看出早期钱庄资本多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身为民间商业的一份子，浙商敏锐地捕捉到江浙沪一带大量存在的中小规模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及商号有资金融通的需求这一商机，于是“放款于临近商店，以权子母，继而逐渐推广”，建立起为中小作坊和商号解决资金融通、汇划等问题的中小规模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而钱庄贷出的资金全为信用贷款，不需抵押，凭借的都是商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钱庄业与中小商业的关系密切，直至1930年《银行周报》仍评论到：“我国商业，凡百营运，全恃钱庄之周转调剂，盈绌可通，青黄可继，为百业之枢纽。一般中小商人，尤赖钱庄之信用放款，资为周转流通之需。”可见自明清钱庄兴起开始，钱庄就一直是近代中小工商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主要渠道。
而在明清之际，重农抑商已然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经营商业被认为是末流，商人的地位极其卑微，而浙江地区独树一帜的“义利并重”的人文环境使浙商并未被封建主流经济思想所束缚，因而能够敏锐地觉察出民间商业资本融通的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主要为中小商业融资的场所，因此说“义利并重”的经济思想是中国钱庄业建立的文化基础。
（二）“礼治”文化在钱庄组织中的体现
虽然钱庄是浙商突破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是脱胎于封建经济的一种民间金融组织，自然带有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特征。钱庄组织架构中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儒家“礼治”文化的特点，具体可从钱庄组织层次中看出。
钱庄中处于组织最高等级为“太上皇”（名誉经理），一般由为钱庄发展贡献巨大但年事已高的人担任，名誉经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但钱庄倚重其历史声誉，属于钱庄的顾问角色。处在组织第二层级的是“阿大”（经理），多为股东亲属或门生担任，负责掌管钱庄实权。处在第三层级是“副手”，作为经理的助理。第四层级的分别是：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以及文书部门。钱庄内部以资历辈分论道，长幼有序，明显地表现出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征。
而钱庄各职位的人事安排更体现出浓重的家族色彩，钱庄用人时强调家族关系，重要职位首先安排子弟和近亲，其次是同乡至好。虽然钱庄业较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一般从外界聘用职业经理人打理钱庄事务，但钱庄经理中却存在着不少父子相传的现象。据史料记载：上海“存德”钱庄经理由张蓉洲、文波、启梅祖孙三代担任；其他如安裕、乘裕、聚康、同润等钱庄，经理一职都是父子相传。就连处于钱庄职位最末层级的学徒，也多半为股东的子侄或亲戚。
钱庄中独特的组织架构及人事安排，将钱庄变成了一个“大家庭”，便于将家庭中的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文化完全应用到钱庄内部管理中，在钱庄早期的运营中确实可以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三）民商经济特征与钱庄业过账制度的创造与运用
与其同时代传统金融机构票号相较而言，钱庄没有票号资本雄厚，同时它与政府的关系也远称不上密切。而钱庄能够屹立于长江以南，并与票号形成南北对立之势，靠的是其扎根于广大中小工商企业的土壤中，钱庄的草根特征使得他们能够以顾客利益和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创新金融服务。
起初，钱庄与客户的业务仅是银钱的收存与支取。随着商品买卖频繁发生，钱庄与客户之间业务往来日益频繁，也促使钱庄与其同行之间接触日益增多。这样一来，一方面钱庄因业务剧增而易发生错账，另一方面客户在银钱转手过程中也存在被盗、被劫的危险，另外当时中国币制混乱，盗铸私铸钱币猖獗，客户也面临着钱钞真伪辨别的问题。因此扎根于民间工商业的钱庄很快就意识到客户在现金支付与存取中的诉求，因而创新了其金融服务，产生了以虚洋本位为基础的过账制度。所谓过账制度，即各商家的资金收支从使用现金改为借助钱庄系统进行汇划，通过大同行钱庄在交换所中彼此账簿的汇划，实现同城统一清算。而从过账制度产生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过账制度产生于运动兴盛之时。而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运动的爆发阻断了产业扩张获得正常货币供应的补充，于此同时政府还需大量筹措军饷。这样，在货币供应量已显不足的情况下货币的需求量激增，加剧了宁波地区市面上的“钱荒”问题。而钱庄业主的民商特征使他们最易感受到市场中现金紧缺，银根紧缩的问题，因此早在1864年前宁波钱庄就已创造出并系统地实施了钱庄之间的过账制度以解决当时货币供应短缺的问题，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的钱庄中。
正如有学者指出，过账制度的实行“开始了实体货币（M0）到信用货币（M1）的革命性变革，货币供应量的定义被第一次深化，用一种虚洋本位与现金货币对接”。过账制度不仅提高了支付效率，同时也节约了现金交易成本。而与钱庄同时代存在的票号，其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虽也面临着市面上现金短缺的问题，但因为有较充裕的资金来源以及拥有殷实资产的顾客群，因此票号对于银根紧缩的感受显然不及草根“钱庄”强烈，因此无法相提并论地创新出同城结算工具。
（四）“经世致用”思想在钱庄会计凭证管理中的体现
儒家的诚信文化侧重自律，倡导人的内省以及“克己复礼”，即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能自觉地讲诚信，因此这样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民间会计实务普遍不注重会计凭证管理的现象。而浙商很早就认识到单靠道德的软约束解决不了钱庄内部控制问题，因此自清代起钱庄业就十分注重原始凭证的审核与管理，并特别关注往来转账环节的凭证管理。
以钱庄票据设计为例，票据一般采用一式三联也有两联式，主要依据业务性质和经营环节的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支票为三联式设计，其中“第一联为‘上根’，由解款钱庄留存，待付款时作为对证；第二联为‘正票’，由出票人填写金额并签字盖章，解款数目上加盖合法印鉴，同时在其左右上角分别标明收款人及解款人各自庄号；第三联为‘下根’，由出票人留存，同时盖有各钱庄特有的骑缝号码和图记。”三联式凭证的设计体现出钱庄业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水平，它不仅能够监督银钱收付，防止欺诈冒领，而且是账房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钱庄注重原始凭证的管理不仅出于内部控制需要，同时也是顺利实施钱庄之间过账制度的需要。从过账制度的程序看，首先由交易双方在各自开户钱庄的过账簿中做收付记录，接着各开户钱庄与其他同行之间进行账簿清算，最后再由钱庄与开户的客户之间做收付确认。由此看出，钱庄系统过账制度实施的基础在于各钱庄账簿正确和完整的会计记录，而账簿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性又依赖于科学的原始凭证设计及严密的凭证管理。
因此可以这么说，钱庄业在会计凭证管理采取的慎重态度，扭转了几千年来民间会计中所存在的重信义轻凭证的局面。
（五）抵御风险的观念在钱庄利润分配方法的体现
早期钱庄业乃至民间工商企业都没有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因此对于经济业务的确认以及利润核算方法存在“千人千面”的情况。同时钱庄的投资者不喜欢大起大落、大风险，而较容易接受渐进的、稳健的行为方式。因此钱庄在编制财务报表（红账）没有统一的会计规则可循的情况下，钱庄每届的经营成果基本都以投资者意愿或根据经理的谨慎程度进行分配。在经营活动比较顺利，获利较多的年景，“编制红账，将洋价做小，将资产隐藏在现金里，或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次年收还后，收入回春项下。”在废两改元前，钱庄一直以银洋作为记账本位币，因此将“洋价做小”，就可以使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少，由此少确认经营成果；另一方面，“将全部可疑的放款开除”，即是采用了现代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对不能100%确定收回的贷出款项，以10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增加期间费用，目的仍是少确认当期利润。
有学者认为这是钱庄会计保守性的体现，而本文认为钱庄红账中采取的这种独特的利润核算方法与当时钱庄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清末民初，钱庄资本规模都不大，一般在2-4万两之间，而本文认为造成钱庄资本规模不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钱庄的年终结账制度造成的。由于年终歇业后于正月初二、三日钱庄账房编制出红账后，根据经营成果各股东分得与其投资份额相适应的利润，或者承担相应的损失，于此同时股东有权在红账公布的一、二天内决定继续投资或者撤资，一旦有股东做出撤资决定，则钱庄经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关闭钱庄；要么需在正月初四前设法补足撤出的资本，才能在正月初五顺利开市。
表面上看，钱庄普遍资本规模不大没有或者很少有资本积累，而实际上红账的会计处理中存在着隐藏利润的做法，正是为了防止钱庄股东年终撤资，使钱庄免受关门的危险，因而创造出的隐藏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股东不撤资，则这一部分隐藏的利润则可以在营业获利较少的年度，采取相反的账务处理方法，增加当期利润。因此，浙商为了有效抵御风险有选择地使用了审慎性原则，目的是平滑各期利润以适应投资者的偏好及钱庄业特殊的投资撤资政策。
（六）锐意进取的精神在钱庄会计技术改革中的体现
钱庄业不仅在凭证管理的严密性上远超一般工商业，同时随着其业务数量的增加及业务复杂程度的提高，钱庄的会计技术也不断改进，其会计技术革新逐渐由传统单式簿记过渡到中国特有的复式簿记三脚账、龙门账的使用上。中国会计史研究泰斗郭道扬指出“钱庄业运用的一套会计方法，在民间会计中处于先进地位”。正是由于钱庄业会计核算水平较高，因此在西式复式簿记传播到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轰轰烈烈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中，钱庄业能够较快地完成由中式复式簿记到西式簿记的变革。
以上海钱庄中经营能力较强的三大钱庄：福康、福源、顺康为例，在经历了数次金融风潮的影响，三大钱庄不仅目睹了同行关门歇业的悲惨现状，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旧式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他们意识到需要从改善企业内部管理中寻求出路，因此锐意进取的浙商在内外的压力下，力求改良旧式会计方法以增强钱庄在竞争中的抵抗力。三大钱庄不仅建立起内部审计机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看账如抄家”的普遍社会认识中，三大钱庄还定期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钱庄的报表，促使钱庄业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同时树立钱庄的社会信用。微观个体钱庄有如此力度改进会计技术，那么钱庄行业整体的会计改革又是如何呢？钱庄业的会计改革由其行业公会——上海钱业公会发起，公会聘请了注册会计师石祥和制定钱庄业会计科目及统一的会计账簿名称，后经钱业公会执委修正通过，于1937年1月1日上海钱庄业统一使用新式会计记账，在所有行业中率先制定并实施了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
篇2
（一）太田哲三 太田哲三是20世纪初期日本主要的会计学者之一。太田哲三（1922）《会计学纲要》（kaikeijo no shisan）是最早将动态理论引入日本的会计文献，其收入费用匹配法与德国施玛伦巴赫（schmalenbach）的研究相独立，他将资产定义为支出的合计，产生未来的收入或节约成本。这就要求对资产价值以历史成本计价（相对于现行成本基础）；这与当时在商业法典和税收法典中占统治地位的静态会计理论不一致。此外，太田哲三不仅自身论著颇丰，还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会计学者黑泽清也受之影响与引导。
（二）黑泽清 黑泽清（1902-1990）是日本最多产、最知名的会计学者，在不同的会计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他在日本会计规则形成的主要时期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工业合理化时期、在战争中经济状况控制时期以及战后恢复时经济民主化时期等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黑泽清撰写以及编著的图书超过100本，保存下来的文章有600多篇。根据fuijita和Garcia（2005）研究，黑泽清主要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商业会计准则及其影响的建立；二是促进科学的（代替完全法律的）会计方法，特别是宏观和微观会计理论的完整；三是先进的政策或标准会计研究，该研究能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在黑泽清早期的论文中（1932：16-17），强调资产负债表至少要满足三种需要（一个是满足会计要求，一个是满足管理目标，一个是满足法律目的），这预示了目标导向财务报告的需求。黑泽清1933年的著作是他的第一本会计理论著作，是当时十分重要的理论教科书。该书描述了不同地区包括德语和英语系地区会计的历史发展，试图将会计建立成为一门学科而不仅仅是实践工具。黑泽清高度评价了施马伦巴赫的账户体系结构并由此清楚表示的会计科目。在1939年的修订版中，黑泽清详细论述了资产负债表的思想，也讨论了将福利经济学应用到估价理论中。黑泽清1934年的著作研究了复式簿记理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并持续调查了会计科目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使他能够比较复式簿记的不同形式，并解释他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发展。该书是日本复式簿记历史上第一本也是最全面关于复式簿记的介绍。黑泽清并不认为卢卡·帕乔利的方法是成熟的复式记账体系，因为它缺乏资产负债表，以及没有坚持定期结帐（仅仅只是建议）。黑泽清认为法国的“商事王令”（1673年）是第一个“完整的”或“恰当的”复式簿记体系（Tanaka 1990：238）。黑泽清1938年的著作是他第一本关于成本会计的著作，它基于日本企业特别是棉纺行业的研究。日本的商业会计原则于1949年公布，黑泽清（1951a）解释了其理论基础，并与美国会计学会1936年的条款以及桑德斯等人1938年的著作进行了比较。
（三）木村和三郎 木村和三郎（1902-1973）是另一个对会计不同领域有着广泛兴趣且多产的学者。他对会计历史以及美国会计理论有着特别的兴趣，受到一些学者如哈特菲尔德（1918/71），特别是佩顿和利特尔顿（1940/53）等著作的强烈影响。他的理论特别强调商业活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以及对会计对这些影响的反映。木村和三郎（1954）批评了佩顿和利特尔顿几乎完全依赖于历史成本基础，伴随的忽略了其他估价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他们（1940/53）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异议。他也对佩顿和利特尔顿所主张的会计客观性提出了异议，他相信会计师在估价及收入计量中无法避免主观性。对他而言，估值的关键问题是个别价格突然并且经常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是在通货膨胀时期的一般价格水平），并依赖于会计师的判断。可能是响应于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的公理和假设检验，木村和三郎认为，会计理论将仅仅随着两个假设相发展，一个是 “会计主体”，一个是“会计期间”。
（四）岩田岩男 日本会计先驱者中最年轻的是岩田岩男（1905-1955）。他对会计的科学进步以及日本的会计和审计准则改革感兴趣——尽管他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后者。他受到德国会计理论和美国审计的强烈影响，并被认为是注册会计师所遵从的日本审计制度的创始人。由于深受德国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施马伦巴赫（1919/38/50）动态会计的影响，岩田岩男建议建立两个完全独立的收入确认模型（虽然最终他将它们相结合从而相辅相成）。第一种模型是净值法（Zaisan-ho），该方法通过比较后续每年末经清查确定的所有者权益数额来确认收入。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反映收入的来源，因此，需要由第二种模型即动态模型（Son-eki-ho）加以补充（收入和支出的方法），该模型基于损益表（而施马伦巴赫的动态方法基于资产负债表）。第二种模型要求通过复式方法确认收入和支出（基于基本物理数量的购买、消费和销售）。不过，岩田岩男的系统仅仅指的是收款和付款而不是收入和支出。并且，它是一种审计程序，即期望通过足够的盘点将前者向后者调整。岩田岩男会计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在复式簿记体系中依赖盘点和定期的重新估值，代替了连续记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Morita（1994： 175）认为，最终是静态目标决定了岩田岩男的体系，并且他的“收入确认双重结构”的思想——即根据岩田岩男的设想，收入确认将静态会计（Zaisan-ho）和动态会计（Soneki-ho）相结合——不能解释或者说不能满足现代商业会计的需求。岩田岩男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希望他的理论更适合于审计（Iwata 1954a， 1955）——或者至少是内部审计——这些程序如实物盘查、确认、观察、检查会计记录的准确性在其中占主导地位（Iwata 1956： 167）。
二、公认会计理论的后续发展
首先是财务报告，特别是会计原则或准则，成为了日本会计关注的焦点，这在许多著作中有体现，如： rijun keisan-genri（Iwata 1956，日文）包含了他收集的德国文献中涉及收入确认原则的论文；《企业会计准则导论》（佩顿和利特尔顿1940/53）由Nakajima翻译，《会社会计基准序说研究》（Kaisha kaikei kijun josetsu kenkyu）（Nakajima 1979）紧随其后； Kaikei-kojun-ron（Arai 1969）和日本会计准则研究委员会（1970年）选集对会计假设和标准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Choi and Hiramatsu的日本财务会计报告（1987，英文）；Cooke and Kikuya的日本财务报告——规则、实践和环境；Kaikei kijun-ron（Hirose 1995，日文）从纯规范的角度，检验了FASB的概念框架，以便日本选择更可取的会计原则；Sunder and Yamaji（1999，英文）的日本商业会计类型。
其次，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会计研究。日本的实证会计研究受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的实证或经验会计研究的启发。主要的著作有Jissho： kaikeijoho to kabuka （Ishizuka 1987），它采用东京证券交易所（TSE）的上市公司检验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尤其是它与之前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对比。Sakurai（1991）实证分析通过采用投资组合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两期CAPM模型，证明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东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的有用性。Suda（2000）研究了日本包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在内的股票市场，其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和合约执行力。这些实证研究——采用美国会计学者发展的模型和分析方法 ——被认为打开了日本会计科学研究更广泛发展的大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重新评价了传统财务会计的有用性。例如，Saito（1984）重新考虑了历史成本原则，Ito（1996）探讨了重新设计日本会计准则的途径，以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
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基础和方法论的著作被翻译成日文。美国会计“先验研究的黄金时代”对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除了美国会计协会的出版物，还有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如贝德福德，钱伯斯，井尻雄士，马蒂酉克，莫立茨，斯普劳斯和斯特林等。美国和英国的语言和社会学著作，也对日本会计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后续发展的宏观和微观会计的结合以及井尻雄士的三式动量会计也值得我们关注。
（一）宏观和微观会计的一般理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会计研究和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紧密联系和结合了宏观会计（包括国民收入核算）和微观会计。黑泽清（1937，1939，1941a，1951b）是先行者，紧随其后是Kenji Aizaki， Nobuko Nose 和 Fujio Harada。Kenji Aizaki （1921-1998）在促进并引起对宏观会计研究的注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高度尊重布雷（Bray）的经济核算理论，并与他的研究生Fujio Harada （1931-2002），开始研究马蒂酉克。他也比较了布雷（1949a，1951，1957）、马蒂酉克（1957，1964）和Yu（1966）的会计理念。研究人员中最专注于这些问题的是Harada，他在早期通过一些著作阐明了马蒂酉克（1957，1964）思想的本质。Nobuko Nosse（信子，1926-1998）是另一个受到承认的宏观会计师，她在通货膨胀会计，收入分配和资本保全等方面从事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她也强调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井尻雄士的三式动量会计 井尻雄士是著名的美籍日裔会计学家和教育家。《会计计量基础——基于数学、经济学和行为学的探究》（The foundations of accounting measures： a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d behavioural inquiry）（井尻雄士1967/68）是他第一本日文版著作。这本书引起日本学者对会计的公理化方法、后设方法及集合理论方法以及计量理论和语言学理论等方面的极大兴趣。他方法的新颖性，迅速赢得大众青睐，Aizaki称之为“井尻雄士热席卷了日本学术界”。井尻雄士（1965/70）所著《管理目标和会计控制》（Management goals and accounting for control）和《会计计量理论》（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的日译本是最受欢迎的两本著作。相对于《基本会计理论》（the appearance of A statement of basic accounting theory） （ASOBAT； AAA 1966）出版以来主流的“决策有用观”，井尻雄士的后一本著作更强调了“受托责任观”的重要性。由于井尻雄士及之前马蒂酉克将“现代计量理论”引入到会计的促进作用，日本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继这些著作后，井尻雄士（1982/84）通过扩展复式到甚至取代它依靠多式，特别是三式方法来挑战复式假设。在《三式簿记和收益动量》（Triple-entry bookkeeping and income momentum）（Ijiri 1982/84），井尻雄士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关于美国会计实践的日文演讲，将其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如出席的日本会计协会1983年的年度会议）。井尻雄士（1989/90）将他的受托责任观和三式簿记扩展到他所称之为的“动量会计”。这个理论将物理和会计进行了比较，这可能是井尻雄士对会计研究最根本的贡献。
三、其他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生态环境会计 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会计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环境会计的发展。日本关注环境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该国不仅人口稠密，而且高度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污染问题。再一次是黑泽清挑战了这个问题。“Seitai kaikeigaku”（黑泽清1972a），他首次在日本提出“生态会计”一词，并于1974年在横滨国立大学建立了相关课程。本课程由Aizaki讲授（他是这个学科的第一个教授），黑泽清从一开始就认为（1972b：6）：“使环境会计有意义非常重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环境问题：财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宏观会计体系。”由此看来，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会计研究主要的特点是一个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的综合视角。从这个角度着手第一个也是最全面的日本环境会计文献由Kawano（1998）所著。该著作解释了联合国宏观环境会计即环境经济综合核算（SEEA）（UN1993）的结构，以及日本政府对SEEA主体的评价。它也提供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建议的环境管理体系（EMS）有关的微观环境会计理论及实践的说明。最后，该著作讨论了微观和宏观环境会计可能的整合。另一个对环境会计有显著贡献的是Kimio Uno（1995）。他审查了SEEA建议的可行性，估计了所谓的“绿色GDP”及讨论了日本在环保相关领域积累的经验，如节能，防止污染和生活方式的巨变。 koguchi（1990，1997b，英文）建议建立区域环境会计体系，以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企业环境会计领域，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其中必须要提到的是Yamagami 和Kikuya （1995）约17篇论文的文集。其第一部分——环境保护和企业会计，探究了环境会计的基础，并与传统企业会计的方法相比较。第二部分——不同国家的环境报告，调查了欧洲国家环境报告的现状。它的大多数贡献都受到格雷（Gray 1990）《会计职业的绿色化：Pearce后的会计职业》（The greening of accountancy： the profession after Pearce）和环境会计（Gray等，1993）等著作的强烈影响。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Kankyo kaikei（Kokubu ，1998）。该著作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提出了企业环境会计的框架。本书中，作者建议整合内外部环境会计；他也强调报告企业由环境保护活动中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必要性。Kokubu（1999）通过对受托责任观的重新审视，扩大了上述思想。他的著作也受到格雷（Gray） （Yamagami and Kikuya 1995）及霍普伍德（如1988）方法和理念的影响。
（二）成本和管理会计 成本会计从黑泽清（1938，1941b，1952）开始受到关注，然后Kimura （1943， 1947）以及Kimura 和Kojima （1960）折旧和成本会计研究的紧随其后。此后成为井尻雄士的目标规划，引起了会计师和商人的注意。后续的研究是关于道德风险下的顺序选择（Matsumura 1988）以及管理控制和信息分析下的适应行为（Itami 1977）。进一步发展是会计模型的出现，Koshimura （1968， 1969）的著作首次在日本流行。后来的著作是马蒂酉克、理查德、戈茨、科科伦等人的文集和日译本。
近代日本管理会计更主要的成就是“目标成本（target costing）”、“改善成本法（kaizen costing）”、“实时制（just in time）”等这些概念的提出。20世纪60年代，丰田推出了一种创新的制造方法，实时制（JIT）生产体系，该方法和“精益生产”计划反映了日本对经济和纪律的态度。Monden（1983/85）非常详细的描述了JIT，促进它在全世界的推广。这些简单但革新化的思想大多出现在日本的汽车产业，并最终蔓延到许多行业和商业部门（甚至银行）。这些思想极大促进了许多国家管理会计de 发展，有大量相关的著作，不仅有日文，甚至更多的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及其他语言。其中Monden and Sakurai （1989）《日本管理会计——世界一流的利润管理方法》，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方法的国际意义。
其他有关著作有Sato et al. （1982）提供的《日本管理决策和控制下的信息与会计》研究纲要；Sakurai（1989）的论文“如何使用目标成本”（Sakurai and Huang ，1989），讨论了一个关于日本工厂自动化和管理控制系统影响的调查；《日本成本管理》（Monden，2000），成本降低实践中日本不同企业在组织和人文方面的成本管理处理；Hiromoto （1989， 1991）的两篇关于管理会计和困难的德国论文； Monden的两本著作，一本是降低成本系统——目标成本和改善成本制（1994/95/97，分别有日文和英文版），另一本是《从零部件供应商到汽车制造商发展阶段的目标成本制度》（1996）。此外，相关著作还包括：《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目标成本制》（Cooper 1994）；《目标成本的日语语言学——关键概念的抽象》（Ishizaki等，1995）；《有效成本管理的目标成本——澳大利亚丰田产品成本计划》（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999）；《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产品成本管理的决定因素——开放的目标成本黑盒子》（古河1999）。
（三）会计史研究 日本学者一直对会计史研究具有浓厚兴趣，有日文及英文版的著作。后者的例子是Shimme （1937）和Nishikawa （1956）的著作。其后是Fujita（1968/91）关于日本会计原则的本质和发展的著作，Someya （1989， 1996）关于“日本会计革命”和日本会计历史路径的著作，Kojima （1987/95）会计史著作。Morita （1994）， Chiba （1994） and Yamagata （1994）也分别所作了关于岩田岩男（1905-1955），黑泽清（1902-1990）和木村和三郎（1902-1973）的传略（所有都包括在爱德华兹1994的著作《二十世纪的会计思想家》一书中）。
此外，还有Kim 和Song（1990）关于美国韩国和日本之间会计惯例的比较，Chiba （1996）检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部门的会计控制，Chiba （1991a， 1998）分别关于日本会计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和日本近代会计制度演变的著作，查特菲尔德和凡杰米奇的会计史百科全书中关于日本方面Iwanabe （1996）著作的词条。当然也有一些日文版的会计史著作，涉及日本固有的Izumo簿记，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以下两部不朽的作品：一个是Ogura（1962），审查了在Goshu的Nakai的商号（merchant house），另一个是Noboru Nishikawa （1993）论述的Mitsui商号（三井物产的前身）。两本著作都显示，十八世纪中叶这些江户时代的大商号，已经具备了非常先进的管理会计系统（具备了绩效评价，资本保全，分行会计，员工激励和内部控制）。此外，还有两本关于日本近代会计第一个百年的纪念著作（Aoki 1976；日本会计学会1978）。大量日本著作涉及到卢卡·帕乔利和早期意大利会计，例如Kojima（1961）、Yoshio Kataoka （1956）以及他的儿子Yasuhiko Kataoka （1988，1998）等的著作。尤其是Akira Nakanishi（1905-2005）的一系列论文（Nakanishi 1973， 1974），他和Taniguchi也翻译了Ricci （1940/73/77）所著关于帕乔利的有名著作。神户大学（1954）了标题为“关于施玛伦巴赫及其贡献的研究”，除了至少8本施玛伦巴赫著作的日译本，还有利特尔顿（1933/52）会计史著作《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的日译本（由Ichiro Katano 翻译）。 Nakano （1992）受到利特尔顿的启发，研究了从帕乔利到哈特菲尔德业论的发展。其他关于其他美国的著作有Okamoto（1969）， Hiromoto （1993）和Aoyagi （1986）；关于英国，有Chiba （1991b）所著的英国财务会计体系历史；关于法国，有Kishi （1975）关于法令商务部1673年会计规则的研究。此外黑泽清也进行了会计史的相关研究（黑泽清，1936，1982，1987等）。
四、结论
二十世纪日本会计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现代会计及其标准的出台，包括从英国、美国和德国发展的理论中选择适应的原则，并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二是探求了会计的一般基础，包括基于公理化方法的宏观会计基础。在宏观会计领域，日本部分研究领先，部分是跟随研究。其所关注的公理化共同基础都来自美国和挪威。在研究和教育中，这个兴趣仍然存在，例如，在东京的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对研究生及本科层次提供微观和宏观会计课程。三是基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会计的基础，设计了环境会计。虽然日本学者从有关外国文献中学习，但日本环境会计的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的综合。四是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管理会计和成本核算程序（如目标成本，由日本产业的从业者和工程师开发）。在这个方面，日本证明了其在现代管理会计的真正引导。五是关于日本及西方会计史的浓厚兴趣，丰富的英文，德文和其他语言知名会计著作的日译本。这些日译本使日本广泛的读者接触到了外国会计经典。由于这些努力，会计制度在日本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大发展，使其经济在亚洲乃至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会计发展及研究也成为了东方会计发展的先锋。回顾日本会计学者的贡献及日本会计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会计研究的繁荣，明治维新后和二战后会计研究的迅速发展就是明证。二是会计研究也扎根于经济活动的实践，日本生态环境会计、成本和管理会计的突出贡献就是典范。三是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会计研究成果，兼收并蓄的同时做到创新和发展。四是需继续探求微观，中观和宏观会计在内的理论框架。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2]许家林：《会计理论发展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千代田邦夫著，李文忠译：《日本会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