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经济危机容易造成企业的短视行为，企业为了短期内渡过难关，而削减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长期激励措施。金融危机已经直接影响到企业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和发展，企业中常态的员工职业发展与能力提升受到挑战。薪资调整幅度与企业生命周期相互影响，薪酬增长率反映企业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在金融危机爆发直至现在 ，企业采取冻薪、减少薪资增长幅度等手段以应对危机造成的影响，降薪成为普遍做法。同时，危机期间有很多企业缩减了晋升规模，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
危机时候即便选择削减劳动力成本，但人才却是组织应当挽留的对象，以便为经济复苏之时开展业务储备人才资本。如果危机时期没有挽留住优秀的人才，等危机解除之后，需要大量人才为企业效力的时候，反而会造成由于人才短缺，而错过了企业发展的机会。
近年来，高级技工的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高级技工仅占工人总数的5%左右。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40%的比例相差甚远，高级技工的缺口达数千万人。一项调查显示，因为缺少技能人才问题，近几年我国企业产品不合格率达到30%，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并且，很多产品我国根本无法自行生产，必须请国外企业生产。有关专家指出，技术工人的结构失衡和高级技工的断档将成为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障碍，这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日益突出的问题。
2、原因分析
高级技工短缺的原因有很多，有社会上片面的人才观，也有对技能人才培养的忽视。我认为，各种原因，与我国传统的岗位制薪酬制度都有很大的关系。岗位制的薪酬制度强调一岗一薪，用岗位的晋升来提高薪酬以激励员工。而在这种制度中，普通工人往往是位于最底层的。
而且由于传统的薪酬结构无叠幅，这就意味着员工不管工作多少年，表现多优秀，如未能获得级别的晋升，工资都是一成不变的，这就不利于鼓励员工优秀的工作表现，以及培养多技能工人。这种状况对于员工和企业双方来说无疑都没有好处，员工不胜任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乐趣，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有较大绩效压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失常。或者是心情郁闷，甚至有些人会由于被晋升而离开企业。对企业来说，员工被不恰当地晋升到一个他们所不能胜任的职位上，一方面使他们得到了一个蹩脚的新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企业同时又失去了一个能够胜任较低一级职位的优秀员工，因此，企业也是这种不恰当晋升的受害者。然而，遗憾的是，传统的薪酬制度对优秀员工进行奖励的晋升哲学使得这种状况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技工们把精力都放在如何能提升到管理层的时候，企业即失去了一个潜在的高级技工，同时也可能多了一个不适宜的管理人员。
传统薪酬结构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等级多。一般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级别。频繁的薪酬级别调整，导致员工将注意力集中在调整级别工资上而非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
（2）级差小。相邻的两个工资点的差别很小。员工晋升一级，所获得的激励作用并不大，高级别员工与基层员工的薪酬不能拉开足够的差距。
（3）级幅小。级幅是指每个薪酬级别的工资范围。每个级别只有一个工资点，职位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导致薪酬级别的变化。但工资是刚性的，通常是调高容易调低难，从而阻碍轮岗制度的实施。
（4）无叠幅。传统的薪酬结构中相邻级别的工资没有重叠的部分。
（5）与市场脱节。实行国家统一的薪酬结构，企业基本上没有自主的弹性。在缺乏弹性和竞争力的工资架构下，企业对行业竞争、市场状况、人才流动等方面的变化显得束手无策。
3、如何运用宽带薪酬解决该问题
所谓宽带薪酬，主要指的是与薪酬等级对应的薪酬浮动范围加宽，其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大幅削减职位的级别数，将原来过多的薪酬等级精简为少量的几个级别，与此同时，却将每一级对应的薪酬浮动范围拉大，低级别的员工只要工作出色，所对应的薪酬就会超过甚至大大超过高级别的员工，员工不再需要一味通过级别的垂直上升来追求薪酬等级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员工长期安心于本职工作，即使职务未见提升，只要工作努力，薪酬就可能不断得到相当满意的上升。只要在同一个薪酬宽带里，即使岗位调整（无论是同级轮岗或向下一级交流），只要业绩不俗，就可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种薪酬制度对于结束企业内长期存在的轮岗、换位阻力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员工不用过多地考虑自己的职位，着重要考虑的是所处的角色，职位概念逐渐淡化。
在这样的环境中，高级技术工人才可以不必考虑升职，就能够凭借其良好的工作表现得到与其相符合的高工资，且会纠正社会上对工人职位的轻视。这样做带来如下的好处：（1）现有的高级技工人才可以长期保持在本岗位工作，发挥出他们的最大效用，进而实现整个组织的利益最大化。（2）现有的工人也愿意认真钻研岗位业务，使自己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3）社会重视技工人才的培养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学习技术，成为技术工人，保证了技术工人的供给。
运用宽带薪酬制度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是，进行工作分析和岗位评估，二者都是使企业内部工作岗位明晰化的过程，其结果为企业薪酬的内部均衡提供了调节的依据。同时要注意岗位之间的价值阶梯以及相邻两个价值阶梯之间的跨度空间，这不仅使企业内部建立起连续性的等级，同时为新岗位的设置构建了薪酬标准。
第二，根据 工作分析和岗位评估的结果设置岗位等级和相应的薪酬等级。要确定宽带的数量，规划出整个企业分为多少个工作带，明确工作带之间的界限；在每一个工作带中，根据不同的工作岗位的特点和不同层级员工的需求设定每个工作带具体的薪酬结构组合，并设定最低和最高薪酬待遇，同时向全体员工公开标准，对相应工资带中的员工进行资格评审和绩效评价。
篇2
我认为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目光短浅和过于自信。
1.次贷危机的产生
根据资料,我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次贷危机”。1999年,互联网开始流行。在布什时代,互联网的热潮逐渐退去了,美国要寻找新的经济活力。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了房地产上。政府提供60倍的按揭贷款。所以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美国人的按揭贷款已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大。而且,后来有很多申请贷款的人无法还款,这种无法还款的比率越来越高,引发了次贷危机。
2.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
次贷危机,是不足以产生金融危机的。2000年,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法律监管不是很完善的CDS信用违约互换,CDS成为了最时髦的金融产品。因为没有很强的法律监管,CDS这个金融产品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发生次贷危机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前美国证监会规定只有在股票上涨时才可以卖空,现在股票下跌时也可以卖空。这个变化加速了股票的下滑。以上内容加上次贷危机、CDS的膨胀和大企业的降息,引发了金融危机。
3.我的观点和想法
这次金融危机是政策上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决定按揭贷款这一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一政策的弊端,没有为自己的决策留后路,而是一味地追求经济腾飞。政府、组织似乎是照顾了中低收入的人民,却使企业与公司亏损、破产。经济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从小商铺到企业,从股票到银行……一环连一环,一个环会影响相邻的两个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事情发生得太快,连政府都来不及控制,只能花费大把的资金追随在事态后面,试图控制大局。
次贷危机的“危”在于贷款款额过大,就算人民把贷款全部还清,国内生产总值就全部赔进去了,美国的经济将无法自给。何况,人民无法还清贷款。再加上,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不断降息,会导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贷款的窟窿不但没有变化,还有可能会缓慢变大,形成了恶性循环。从上述资料看,政府似乎是非常富裕的,但是那些资金都是从各种税中来的,且其中企业、公司所交的税占大多数。很多企业、公司都因为政府的降息,导致收入减少,股票也因为美国证监会的政策改变而一路下跌,越下跌,卖空的人越多,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把企业、公司的本金全部抵消了。而且美国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发达国家,每个国家几乎都和美国有各个方面的关联,美国出了事,世界必定都会受影响;因此美国的金融风暴就刮遍了全球。
二、各国政府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救市”这个词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救市”的意思就是对金融危机采取救助措施。
平息金融风暴的方法我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我认为现在各国政府使用的方法只能缓解暂时发生的状况。要真正平息金融风暴,我认为需要长一些的时间。毕竟金融风暴就是慢慢到来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以及在最短的时间内酝酿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1.各国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救市措施。主要采取措施的是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举几个例子:
德国政府将拿出最多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英国政府宣布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法国将拿出最多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而美国则已拨出7000亿美元救市,还有4500亿备用。政府只有拨出大量的资金,才能填补贷款和股票下跌形成的经济漏洞。
这些出资救市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而我们生活的亚洲似乎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2.我的观点和想法
如上述观点一样,我认为金融风暴不是能轻易平息的。其实美国政府拨款救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维持国家正常运作,还有安定民心,重新给予企业、公司信心的作用。它要告诉人们:“既然这个经济漏洞已经出现了,就要有耐心,有信心。”
我认为除美国外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应该循序渐进,不要浪费太多资金用于环缓解暂时的经济困难,应该想办法让大企业、公司恢复运作能力,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力大部分是靠这些企业、公司作基础的。
而关于美国的救市措施80年前,美国也曾经有过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时的政府就通过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营业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保证了储蓄用户的利益。再经过时间的磨合,和财富的积累,使美国的经济又飞上了世界的顶端。然而现在,我们又面临了更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我认为美国的企业家、政府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研究出一套完善的救市计划。我认为美国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二步才去考虑怎样填补经济漏洞,最后再考虑如何使美国经济再度腾飞。
三、总结和疑问
1.总结
对于这次金融风暴的成因,我的观点是:这是政策有漏洞导致的全球性灾难。而对于各国救助措施我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循序渐进,制定长远的计划,保证人民生活质量,并且尽快让企业恢复生产力,拉动经济的脚步。
2.疑问
篇3
我认为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目光短浅和过于自信。
1.次贷危机的产生
根据资料，我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次贷危机”。1999年，互联网开始流行。在布什时代，互联网的热潮逐渐退去了，美国要寻找新的经济活力。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了房地产上。政府提供60倍的按揭贷款。所以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美国人的按揭贷款已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大。而且，后来有很多申请贷款的人无法还款，这种无法还款的比率越来越高，引发了次贷危机。
2.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
次贷危机，是不足以产生金融危机的。2000年，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法律监管不是很完善的CDS信用违约互换，CDS成为了最时髦的金融产品。因为没有很强的法律监管，CDS这个金融产品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发生次贷危机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前美国证监会规定只有在股票上涨时才可以卖空，现在股票下跌时也可以卖空。这个变化加速了股票的下滑。以上内容加上次贷危机、CDS的膨胀和大企业的降息，引发了金融危机。
3.我的观点和想法
这次金融危机是政策上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决定按揭贷款这一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一政策的弊端，没有为自己的决策留后路，而是一味地追求经济腾飞。政府、组织似乎是照顾了中低收入的人民，却使企业与公司亏损、破产。经济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从小商铺到企业，从股票到银行……一环连一环，一个环会影响相邻的两个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事情发生得太快，连政府都来不及控制，只能花费大把的资金追随在事态后面，试图控制大局。
次贷危机的“危”在于贷款款额过大，就算人民把贷款全部还清，国内生产总值就全部赔进去了，美国的经济将无法自给。何况，人民无法还清贷款。再加上，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不断降息，会导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贷款的窟窿不但没有变化，还有可能会缓慢变大，形成了恶性循环。从上述资料看，政府似乎是非常富裕的，但是那些资金都是从各种税中来的，且其中企业、公司所交的税占大多数。很多企业、公司都因为政府的降息，导致收入减少，股票也因为美国证监会的政策改变而一路下跌，越下跌，卖空的人越多，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把企业、公司的本金全部抵消了。而且美国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发达国家，每个国家几乎都和美国有各个方面的关联，美国出了事，世界必定都会受影响；因此美国的金融风暴就刮遍了全球。
二、各国政府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救市”这个词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救市”的意思就是对金融危机采取救助措施。
平息金融风暴的方法我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我认为现在各国政府使用的方法只能缓解暂时发生的状况。要真正平息金融风暴，我认为需要长一些的时间。毕竟金融风暴就是慢慢到来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以及在最短的时间内酝酿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1.各国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救市措施。主要采取措施的是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举几个例子：
德国政府将拿出最多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英国政府宣布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法国将拿出最多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而美国则已拨出7000亿美元救市，还有4500亿备用。政府只有拨出大量的资金，才能填补贷款和股票下跌形成的经济漏洞。
这些出资救市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而我们生活的亚洲似乎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2.我的观点和想法
如上述观点一样，我认为金融风暴不是能轻易平息的。其实美国政府拨款救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维持国家正常运作，还有安定民心，重新给予企业、公司信心的作用。它要告诉人们：“既然这个经济漏洞已经出现了，就要有耐心，有信心。”
我认为除美国外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应该循序渐进，不要浪费太多资金用于环缓解暂时的经济困难，应该想办法让大企业、公司恢复运作能力，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力大部分是靠这些企业、公司作基础的。
而关于美国的救市措施80年前，美国也曾经有过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时的政府就通过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营业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保证了储蓄用户的利益。再经过时间的磨合，和财富的积累，使美国的经济又飞上了世界的顶端。然而现在，我们又面临了更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我认为美国的企业家、政府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研究出一套完善的救市计划。我认为美国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二步才去考虑怎样填补经济漏洞，最后再考虑如何使美国经济再度腾飞。
三、总结和疑问
1.总结
对于这次金融风暴的成因，我的观点是：这是政策有漏洞导致的全球性灾难。而对于各国救助措施我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循序渐进，制定长远的计划，保证人民生活质量，并且尽快让企业恢复生产力，拉动经济的脚步。
2.疑问
篇4
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开放型的复杂系统，而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混沌特征的一种表现，其爆发根本原因在于以有效市场、随机游走与理性投资等线性范式假设为前提的，并且认为金融市场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各个部分特征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这些方法采用的是静态均衡的观点去解决金融市场问题，因而当市场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先前制定的解决方法极有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阻碍[1]。因此，经典金融学理论在认识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提供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的思路存在许多局限性。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认识到金融市场本身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它具有一种演化特征的非线性的方式对外界的作用做出反应。因而，金融市场会随着时间的演化而改变自身的发展规律。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金融市场将会从一个稳定而有序的模式逐渐的陷入混沌之中，然后通过内部的相互作用达到平衡或者是产生金融危机。
因此，单刀直入的直接研究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特征往往会为解决根本问题提供思路。因此，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金融市场的一个指标――上证指数，利用lyapunov指数来判断金融市场本身是否具有混沌的特性。如果其具有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么我们必须从这方面着手，研究金融市场的混沌特征。从而找到金融市场的内部规律。
（一）研究方法
要想研究金融市场的混沌特性，我们以股票市场为例，选取了上证指数作为研究混沌现象的指标，利用lyapunov指数来判断指标是否具有混沌的特征。本文首先表述了混沌时间序列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重构相空间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重构高维相空间中的混沌吸引子，构造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时间序列数据的非线性特征。重构相空间需要知道时间序列数据的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我们分别利用了自相关函数法计算出序列的延迟时间以及利用Cao方法计算出时间序列的嵌入维数。利用构造好之后的相空间，我们就可以求得时间序列的lyapunov指数，根据lyapunov指数的大小判断上证指数的波动性是否具有混沌的特征。
二、理论依据
（一）重构相空间
为了恢复“混沌吸引子”，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是是“重构相空间”。所谓“混沌吸引子”，本身指的就是混沌系统具有某种规律性，它既不向一点靠近，也不远离这一点，而是在一定的轨道内变化。该混沌系统的一部分的演化过程与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部分的信息都包含在另一部分的发展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某一部分的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并模拟该混沌系统的规律。可以这样说，一个混沌系统的轨道经过一定时间的变动，最终会产生一种有规则的轨道，这也就是“混沌吸引子”。但是这种轨道在转化成时间序列时表现出一种复杂并且混乱的特征。因为混沌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时间序列上产生的数据也具有相关性的特征。[2] 我们利用Packad等人的坐标延迟相空间重构法，对于一维时间序列[WTBX]
{x（t）}，t=1，2，…，N可以构造m维的向量
Xn={x（n），x（n+τ），…，x（n+（m-1）τ）}，
n=1，2，…，N-m-1）τ
其中：m为嵌入维数，τ为延迟时间。相空间重构的关键在于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的确定。Takens定理[3]表明：我们可以从一个一维混沌时间序列中模拟一个与原来的动力系统在拓扑意义下相同的相空间，这样就可以模拟时间序列的规律。混沌时间序列的性质各方面的分析都是基于相空间重构之上的，因此，相空间重构是混沌时间序列研究的关键。[4]下面我们将讨论延迟时间与嵌入维数的确定方法 。
1延迟时间τ
延迟时间的选择关键在于使x（n）与x（n+τ）表现出独立性，但又不能使其在统计学角度上完全不相关。确定延迟时间的方法主要有：自相关函数法与互信息法。下面我们主要阐述的是自相关函数法，因为我们后面也会用到这种方法。
自相关函数法[5]主要考察观测量x（n）与x（n+τ）与平均观测量的差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其定义用数学方法表示为：
C（τ）=[SX（]1/N∑Nn=1（x（x+τ）-x[TX-]）（x（n）-x[TX-]）[]
1/N∑Nn=1（x（n）-x[TX-]）2
篇5
其一西方债务金融危机没有消除，在给中国国内传递金融风险。美国金融危机、欧洲的欧债危机，打碎了西方金融“固若金汤”的神话，给世界各国政府和金融业敲响了一记巨响和久远的警钟。虽然美国金融危机目前已经处于后段恢复期，但欧债危机仍然在延续，欧盟各国为应对欧债危机疲于应付。西方的金融危机，不仅在给中国以教训，同时也在给中国演绎和传递着包括进出口、负债、客户群体、业务操作、管理方式、体制体系、经济金融走向、公众心理预期等各种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
其二公众指责金融机构高额利润呼声鹊起，或可使原有风险不被覆盖。最近一段时间，金融机构高盈利成为众矢之的，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银行业服务收费进行了严格管理和制约。这使得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受到很大挤压，银行业的经营和盈利方向必须做出调整，其原来可以形成的高额利润和高比例风险拨备，将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原来被持续不断高收益覆盖的风险问题，可能有所显现。
其三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利益博弈可能引发新的风险。在最近的两次央行利率调整中，不仅存贷利差缩小，还分别给出了贷款利率下浮的新额度，最低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30%。银行与企业之间是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在服务价格上必定有利益的博弈；银行与银行之间是同业也是市场上的对手，在业务发展上也必定有包括价格、条件尺度在内的各种竞争。这种利益博弈和市场竞争，在优质客户资源偏少或相对缺乏情况下，允许扩大利率下浮范围，利益让渡不可避免，价格之战、条件之战也可能发生。这就可能造成银行业的成本增加、利润下滑，甚至风险陡增。
二、贷款风险和损失是银行经营需要首先防范和控制的问题
1.现代银行经营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风险
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国际上通常将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类，也有延伸到包括流动性风险、国别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等的七大类。法律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和合规风险可以包括在操作风险中。按照目前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有些风险可以计量和量化，有些则暂时还缺乏量化的手段，只能通过识别、监测、控制和报告加以管理。
2.风险对银行经营产生会产生不良效应甚至损失
我们可以把风险带来的损失分为三种：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也可以称为“灾难性损失”）（见图1）。其中的横坐标与纵坐标分别表示银行损失的金额与产生该损失的概率大小，曲线代表银行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曲线右端无线接近横坐标轴，表示银行可能面临的损失无穷大；曲线与横轴之间的面积为1，也即概率之和为1；横坐标上任何一点的垂直线向左与概览密度函数曲线围成的区域的面积，代表损失的金额不超过该点的金额的概率。
3.各种损失都会对银行业的经营带来风险和损害
预期损失——是指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在一定时期可预见到的平均损失。由于这种损失是可以提前预见到，能够事前对此损失通过专项拨备进行弥补，因此预期损失对银行来说并非是真正的风险。非预期损失——介于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之间，是银行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换而言之，非预期损失就是除预期损失之外的具有波动性的资产价值的潜在损失。非预期损失随容忍度的改变而不同，银行承担的风险正是这种预料外或由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潜在损失，但该类损失是可以计量和管理的。极端损失——指的是极端事件发生时银行所遭受的损失。通常该类损失发生的概率极低但损失数额巨大，例如战争和重大灾难袭击等。银行对这一部分损失的产生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类风险通常需要政府救助或通过保险的方式加以应对。上述的几种情况，可以归结为：全部损失=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极端损失。
三、不同类型的贷款损失要争取比较准确的计量和有效的解决
第一，在预测期内，平均的风险损失值基本上是一个常量，它几乎是注定要发生的损失，并非“不确定”的损失。因此，这种损失应被视为银行的一种经常性支出，从而被计入银行的经营成本。目前，银行一般对贷款进行五级或以上的分类，对不良贷款按照一定的比例或进行预期现金流分析，提取专项准备以覆盖这部分银行已经预见到的损失。对于有条件实行“巴塞尔ⅱ”的银行，可以按照“信用风险预期损失=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时的风险暴露”的公式，来计算预期损失并提取专项准备金。对预期损失提取的专项准备通常会反映到贷款定价中去，所以它不构成真正的风险。
第二，非预期损失是真正的风险，它需由银行的资本来消化，这是由非预期损失的波动性所决定的。如何确定银行需要的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要求，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个资本要求就是“监管资本要求”，从银行股东和经营管理层来看，就是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ec）。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内银行的非预期损失。当非预期损失发生后，需要通过实际冲减相应资本的方式来弥补。银行可以对非预期损失的发生概率和损失金额进行量化，并据此计算最低资本额加以防御。
第三，准确的理解经济资本，需要将其与会计资本、监管资本和“监管资本要求”加以区分。会计资本又称作“账面资本”，体现在资产表中所有者权益的“实收资本”科目上。监管资本是指银行持有的并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的符合监管当局“资本定义”的资本，可以看做从监管角度认定的银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供给。“监管资本要求”是指按照根据监管当局给定的方法，根据实际业务状况计量出的银行为抵御非预期损失应持有的资本。从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目的来看，“监管资本要求”和经济资本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是“监管资本要求”是从监管者提出的，考虑银行破产带来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而经济资本是从股东和经营者角度出发的，仅关注银行破产的私人成本；二是在计算方法上，“监管资本要求”的算法与银行普遍采用的经济资本计量的一些假定前提和使用的模型并不相同，如在计量信用风险所需资本时，前者假定银行的资产组合是充分分散的，且损失按正态分布，而后者考虑了资产间的相关性，并多采用beta分布，因此，二者在数值上并不相等。实际上，银行经济资本的计量技术能够更为精确的将资本要求和实际风险联系起来。
转贴于
第四，面对极端损失，银行一般无法做出更有效的准备。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极端情景假设进行测试，并采取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或等待政府在极端损失发生时进行救助。
第五，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极端损失，有其不同的计量和解决方法。具体的计量和解决方法，可以表示如下（见表1）。
四、银行贷款定价必须考虑风险损失发生后的抵补
要防范和弥补贷款风险损失，贷款风险定价非常重要。贷款定价的基本原则，是要使贷款利率充分抵补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以确保信贷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贷款定价主要有三种方法：成本加总法、基准利率法和收益成本综合法。
（一）成本加总法
成本加总法贷款定价涉及信贷业务的经营成本、资金成本、税负成本、风险成本和经济资本成本等多种要素。其中，风险成本（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成本（非预期损失）是其中关键的风险变量。
成本加总法的定价公式为：贷款利率=资金成本率+经营成本率+税赋成本率+预期损失率+资本目标利润率+/-竞争性浮动。
资金成本即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是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门或资金部门根据市场条件制定并用以向业务部门买卖资金的内部价格标准，由资金部门统一管理和控制，主要功能是将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有关成本分配到业务经营部门中。目前，国内银行一般采用了“现金流到期匹配法”确定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人民币资金转移价格选择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交易利率和长期国债发行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再结合现金流及期限分布特征，制定全行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曲线。有些银行采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制定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标准的基础。在外币贷款上，绝大多数银行都采用伦敦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libor）作为制定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标准的基础。
经营成本是指银行向客户发放信贷时所发生的全部运营费用，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贷款固定成本率=一定期限内贷款全部固定成本/该期限内贷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采用全部贷款的平均成本率近似计算。
税赋成本主要是国家税法规定金融企业应缴纳的营业额。贷款税赋成本率是指单位贷款所包含的营业税及附加成本。
预期损失，即风险成本是贷款损失变量的统计平均值。
银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由资本两部分，通常情况下，资本承担的风险要高于负债，所以股东对资本所要求的回报要高于负债回报率。
（二）基准利率法
基准利率法是银行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点来确定贷款利率。基准利率一般反映了资金的成本或最优客户的贷款利率（如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加点一般会反映银行承担的经营成本、税负成本或预期损失等，但通常未考虑经济资本因素。例如，在美国，信用局（credit bureau）通过数学公式计算个人的信用评分（credit score），并向贷款人和个人出售该信用评分，贷款人利用该评分确定贷款的价格。
篇6
近几年，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不良贷款问题再度吸引了众多国际学者的关注。如，Martin F. Hellwig（2009）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用抵押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分配不动产风险，这种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造成风险的扩散和加剧。而证券公允价值在担保机制中的顺周期作用在危机时期会进一步在系统中造成向下的连锁恶性反应，即“多米诺骨牌效应”。 Rishi Goyal和Ronald McKinnon（2002）则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不良贷款解释成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当时日本对美有巨额国际收支顺差，持有大量美国债券，“广场协议”之后，美元相对日元贬值引发日本资产价格泡沫，从而间接造成日本大量不良贷款。反观现在，中国同样也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谨防美元价值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国内关于不良贷款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不良贷款成因、不良贷款解决方法、不良贷款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如，周晗菲（2011）将不良贷款生成理论分为:经济基础成因论、银行自身成因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预算软约束理论，认为银行不良贷款源自于经济运行本身的风险、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国有企业的软约束或者是银行自身内部的风险控制等问题。孙亚军（2010）等学者则从其他方面入手，指出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干预，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银行业产权不明等问题也是不良贷款产生的重要原因。黄友志，戚威等（2009）提出应结合国外的经验，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整改解决其发展的瓶颈。邓少春（2009）认为应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不良贷款，组建股份制形式的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化解、盘活不良贷款，把银行债权变企业股权甚至是不良贷款打包出售、不良贷款证券化。贾通志（2011）认为应该积极探索处置不良贷款的新出路，清收并盘活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原本只是信用风险，但美国的金融危机表明其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何自云（2010）深入研究了不良贷款对中小企业的不良影响，他认为，银行不良贷款容忍度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加重。孙浩然（2011）提醒我们正确看待不良贷款的“双降”，对其内在的隐患提高警惕。谨防因不审慎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扩大、将不良贷款挪用于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风险集中等导致不良贷款余额的上升，影响银行的有效经营，从而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国内对不良贷款的定量分析主要集中在不良贷款警戒率、不良贷款定价模型以及不良贷款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蔡中华，白学清等（2008）计算得出我国实际不良贷款额，并进而计算出我国实际不良贷款率，再与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比较，分析我国不良贷款的真实风险。谢冰（2009）分析了7个宏观经济因素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得出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会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的结论。
综上可见，在定性研究方面，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已经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定量方面的研究则颇显不足，尤其是在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上，大多停留在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如GDP的增长、货币供应量等，没有考虑到借款人自身的因素。借款人贷款数额、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资金成本等都因素都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的生成。同时，国内学者对不良贷款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研究不多。因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从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两个方面研究它们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并分析不良贷款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研究设计与模型分析
1.测度方法与变量选择
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借款人因素进行研究：企业景气指数、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或贷款数额（还款能力）以及贷款利率（资金成本）等，即主要考虑的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违约可能性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会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则会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额；资产负债率过高，或者是贷款利率较高都可能导致违约，从而提高不良贷款的发生额。在剔除了存在自相关以及不显著的指标后，本文选取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两个指标，与不良贷款余额进行计量检验。各变量界定如下：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其本质是银行经营中的一种潜在损失或者成本。按照贷款的“五级分类法”划分，可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将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三种贷款称为不良贷款。
金融机构各项信贷供给（亿元）：主要指金融机构发放的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及农村信用社贷款。
企业景气指数：又称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负责人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与预期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用纯正数形式表示，以100作为景气指数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0―200之间。
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不良贷款数据自2004年开始对外公开，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2004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3季度，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数据为不良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供给以及企业景气指数的季度数据。数据至主要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银监会网站以及中国金融年鉴（2004年至2011年）。
表1 不良贷款余额、信贷供给和企业景气指数（2004年1季度~2011年3季度）
资料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3.实证分析
(1)协整检验
为了让变量之间更好的拟合，本文采取了对数的形式。LNNPL、LNEBI、LNCL分别是不良贷款余额、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的对数。首先做回归分析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LNNPL、LNEBI、LNCL分别是不良贷款余额、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的对数形式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看出LNNPL、LNEBI以及LNCL三者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是一次差分系列是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可以对他们做协整检验，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的关系。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看，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2)自回归检验
不良贷款可能受到不良贷款前期余额和前期信贷供给的影响，因此，将其滞后2期值作为自变量；景气指数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也将其滞后2期值作为自变量，运用Eviews软件进行自回归得出以下结果。
LNNPL=0.054LNNPL(-1)+0.239LNNPL(-2)+2.067LNEBI(-1)
(0.21) (0.89)(2.47)
-0.21LNEBI(-2)+1.12LNCL(-1)-2.106LNCL(-2)+9.581
(-0.21) (0.61)(-1.08) (1.87)
注：括号中的是t值，5%水平的临界值为1.96
从自回归模型的t检验结果可知，前期不良贷款额、前期信贷供给对不良贷款没有显著影响，前期企业景气指数对不良贷款有显著正向影响。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了解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根据AIC、SC和HQ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4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5%的水平上，企业景气指数是不良贷款的格兰杰原因；10%的水平上，信贷供给是不良贷款的格兰杰原因；1%的水平上，企业景气指数是信贷供给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企业预期经营状况良好，从而增加了贷款需求，最终造成不良贷款的增长，因此，究其原因，不良贷款的产生可能源自于企业家过分乐观的预期，也可能是因为贷款发放后的管理不善。
(4)回归分析
对不良贷款余额与企业景气指数、信贷供给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LNNPL = 18.98 +1.40*LNEBI - 1.34*LNCL + 0.20*D0708
（11.39） （4.84）（-24.10） （4.09）
R2=0.96 F=230.77P=0.00
注：括号里的为t值，在5%水平上临界值为1.96
其中，LNNPL为不良贷款额的对数；LNEBI为企业景气指数的对数；LNCL为信贷供给的对数；考虑到2007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设置虚拟变量D0708，2007年1季度到2008年4季度为1，其余为0。
回归结果表明，括号里面的数值表示的对应截距和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1.96，回归结果显著。同时R2达到96%，拟合结果较好。不良贷款与企业景气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景气指数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额变动增加（或减少）1.40%。同时，不良贷款与信贷供给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信贷供给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就减少（或增加）1.34%。虚拟变量与不良贷款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2007年~2008年之间，由于某些原因，一个时期内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增加0.20%，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对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结果分析
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良贷款和企业景气指数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李宏瑾（2008）曾说明的经济增长与不良贷款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一致。通常我们会认为经济的繁荣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利润和更强的还款能力，从而伴随着不良贷款的下降。然而，根据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经济越好，不良贷款率就应该越高。经济繁荣时，企业扩大融资来扩大生产，银行放松警惕扩大信贷，不良贷款额就会上升。相反在经济萧条时，银行紧缩银根，对贷款人的信用水平要求较高，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
不良贷款与信贷供给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信贷扩张会引起不良贷款增加的结果相悖。我国自2004年以来，不良贷款额总体上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不良贷款急速下降，而信贷数量一直保持上升的状态。针对这一现象，赵洪丹、丁志国和赵宣凯（2009）认为不良贷款额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在统计局里显示的不良贷款是经注资、剥离、清收之后才登记上去的，因此数量明显比实际的少。同时，增加不良贷款率的分母数值，即信贷供给，从而降低了不良贷款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良贷款率在2008年第4季度之后急速下降，因此出现“双降”现象。但实际上不良贷款是从银行的账面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真正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处理实际上非常的少，这也证明了为什么在我国不良贷款与信贷总额是负相关关系。
最后，D0708虚拟变量与不良贷款是正相关关系，表示在2007年初到2008年末之间，不良贷款显著上升。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受到重创，经济陷入了低迷状态。
三、不良贷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
不良贷款的隐患在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或然性。与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或个体风险相比，它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快、波及广、危害大五个基本特征。然而，目前我国对于不良贷款的系统性影响还不够重视，研究不良贷款也仅是停留在成因、解决方法与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所爆发的系统性影响之下，有必要对不良贷款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机制进行研究。
第一，从导致不良贷款的原因来看，价格泡沫是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典型特征。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加大投资并扩大信贷供给，一度导致经济过热，其中最显著的是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和物价的大幅度上涨。2009 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增速高出贷款平均增速6.7 个百分点， 房地产贷款余额及新增额占比均提高明显，占比达五分之一 左右。目前,我国购房者的月供占收入比、空置率、房价收入比等均超出国际警戒线。随着国家严厉调控房地产政策的频出，房地产信贷风险不容忽视。同时，通货膨胀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是多元和复杂的。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 再加上“价格黏性” 的原因，使得企业无法及时转嫁生产成本，处境困难。其次通货膨胀背景条件下，存款资金回报率相对降低，引发“存款搬家” 现象。“搬家” 的存款流向资本市场， 易引发资产泡沫。为追求利润，在可贷资金减少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采取冒险性的经营活动，加剧风险。从银行方面来看，过度追求利差和内部风险控制的不完善，使道德风险扩大，产生更多不良贷款。
第二，金融的同质化会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就金融系统整体而言，金融的同质化风险是众多不同的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模型预期而采取相同或类似的行为，这类行为的作用力方向基本一致，不能彼此抵消，形成金融系统内部的正反馈环，强化了放大作用，在正的一面会催化金融泡沫膨胀，在负的一面会加剧金融危机冲击的恶性循环，两方面都使系统缺乏收敛性，不利于保持金融稳定。目前我国存在五种金融同质化风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取消历史成本计量时所存在的差异性，加剧了市场波动；监管部门设定某些规则要求也会导致金融的同质化风险，如评级机构。大多数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相同或类似的计算机模型导致了同质化风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失效，金融高管的薪酬激励发生扭曲，导致追逐短期利益的冒险行为普遍化；在评级市场高度垄断的情况下，金融系统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主要评级机构的行为失当会导致和加剧同质化风险。
第三，银行系统自身长期积累起来的金融风险。这种积累性金融风险的一个最明显和最突出的外部表现特征是我国银行系统长期积累起来的大量不良资产，并已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一大历史包袱和棘手难题。从近几年来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了显著的下降，尤其在2008年底以后。但是实际不良资产仍然存在，只是部分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或者由政府处理。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每轮宏观调控后都是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上升的高峰期，由于CPI 指数的不断攀高，2008 年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紧缩政策及信贷规模控制的严格到位，投资、出口乃至整个GDP增长将逐步降温等因素，有可能导致不良贷款出现反弹。
实际上，信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并没有完全的界限，有一个灰色地带，一旦信用风险无法控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同时金融体系的传导性会影响金融的稳定性，是银行倒闭，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本文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并对不良贷款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做了简单的阐述，这是对各种金融风险相关性的初步探索。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从借款人的角度出发，选取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论证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以银行贷款违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指标的选择上不能综合的考虑各种因素，指标的选择比较简单。同时，数据选取较少，不能充分的说明问题。用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实证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绝对的说明问题。对于本文想要阐述的不良贷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还停留在简单的定性分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努力采取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如结构方程或者社会网络分析等进行研究，选择不良贷款的数据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量化指标进行验证，这样的分析才更加深入和完善，同时让我们的讨论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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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年后，他发现有时银行数据很大，却无法出具风险报告，更别提解决方法了。潜心研究后，王勇成功构筑并实施了现金流映射模型，这让他的老板大吃一惊。
1994年~2003年间，王勇因工作出色一路升迁，曾在3年内连升4级，他所领导的定量分析风险管理部门弥补了产品定价以及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漏洞，多次避免了银行的重大交易失误。2003年，39岁的王勇被任命为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副总裁，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亚裔银行高管之一。
近年来，他努力把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中国。如果你和他并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了，向他请教风险管理问题，他仍会耐心、真诚地给你解答，尤其是华人。请教完毕，你一定不要忘了跟这位风险管理“教师”聊聊音乐和电影，再顺便补充一个问题：“下一届奥斯卡奖项得主是谁？”由于多次准确预测了奥斯卡奖项得主，他被朋友誉为“奥斯卡预测师”。
关注对手交易风险
此轮危机爆发前，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信用等级，许多金融机构的产品价格中并不会考虑对手违约的风险。直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才促使风险管理人员开始从不同的视角来检验自身面临的风险。触发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多变性，在市场条件变得极为恶劣的情形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就会失效。金融危机带来的众多教训之一是，在资产定价模型中既要考虑市场风险，又要考虑信用风险，一个包含全面风险的管理系统成为金融界追求的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国家在风险控制管理方面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勇：资本市场在2008、2009年出现了大的危机，其中很大问题是金融机构的杠杆太大，也就是整体资产和资本金、自有资本比例太高。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开始去杠杆化，导致人们开始放弃复杂的金融产品，尤其是涉及太多信用风险的金融产品，交易量在逐渐减少。有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即使有人做，也要把对手风险考虑进去，当前在资本市场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是信用调节量，而调节量依赖于市场和对手信用两个方面的信息，从而一些原本在市场上易于定价的产品在考虑信用调节量以后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金融危机后开始实施的《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金要求越来越高，资本金的数量提高，让银行采取的一些做法使监管、自律各方面都趋向于简单化，一些在资本金计算难以实施的产品不再会受到市场的推崇。
《财经国家周刊》：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年之际，《巴塞尔协议Ⅲ》在瑞士巴塞尔出炉，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获得了最终通过并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金融危机加速了金融业的变革。
王勇：我觉得整个金融业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很多人认为这次北美市场的二次探底是二次金融危机的开始，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和上次是紧密相连的，市场本来就处在风声鹤唳的状态，再出现美国的债务危机，人们自然会抛售风险大的产品，买进风险小的产品。市场的表现形式就是择优而栖，结果导致美国的金融产品出了问题，价格反而是上涨，这证明市场是在避险，这就和杠杆效应完全联系在一起。从整个趋势看，监管机构要求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金，金融机构也在减持风险大的产品，所以市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财经国家周刊》：这次金融危机给人们对市场的认识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勇：从风险管理的长期趋势看，风险管理技术在不断进步，该技术在行业上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但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并不存在的安全感。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更加强调压力测试。
在金融危机后，市场变得非常受重视，很大的原因是，人们已经意识到用历史的观点来管理风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上没出现的问题在今后的风险管理上很难预测出来，所以，这次危机给人的启示是，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在风险管理方面还有哪些差距？如何改进？
王勇：中国非常重视《巴塞尔协议II》规定的管理方法，但其内容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有效实施，因为中国的风险管理技术与其他国家比还有差距，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实施了《巴塞尔协议Ⅲ》，这给中国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中国学一些技术性指标的东西学得很快，可以引进一些系统和管理人才，但是在管理理念和风险认识上与国外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但仍需要时间才能把风险管理的文件制定好。
风险管理应融入企业文化
金融衍生品曾给一些中国国企带来灾难。2004年12月1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此严重资不抵债。此后，一些国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巨亏事件曝出，其中亏损额最大的是中信泰富。2008年10月，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中信泰富亏损高达147亿港元。国资委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23家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亏损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一些央企在投资金融衍生品时产生了巨亏，如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元的时候亏损147亿港元，后来有分析说，它所签订的合同存在不公平的条款，这合同里的风险具体在哪里？
王勇：中信泰富的金融衍生品合同条款我是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该公司在澳洲投资了30亿美元的铁矿石项目，需要购买澳元来对冲，但中信泰富持有了90亿澳元，存在持有过度的问题。中信泰富所购买的“累积外汇期权合约”，国内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吃了亏。实际上，企业在当初购买产品时是看跌美元、看好澳元，金融危机时美元受到压力，人们都认为美元会贬值，2008年7月中旬时，市场把资产投入美元，使美元升值，中信泰富被迫每月以高于市场价大量买入澳元，这其中的亏损是很明显的。
在中信泰富的合同条款中，最大的风险是，当澳元/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以0.87美元的单价每月买入1000万澳元；但是，但澳元/美元汇率下降到0.87以下时，则中信泰富仍必须每月以（单价）0.87美元买入2500万澳元。由于中信泰富与对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每份合约的盈利上限，其结果是中信泰富最大盈利可能不超过300万美元，但亏损时可能无上限。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该如何规避这种合同风险？
王勇：中国企业对金融对冲产品不了解，让他们吃了大亏，做这种交易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搞不懂的东西不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不要以为雇佣了金融顾问就能做，销售方在做产品情景分析时只给你了最有利的情形，并没有给出不利的情形。如果企业没有能力全部搞懂产品的结构，只要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就行了，虽然不能每次以最坏的打算去经营产品，但心里要有最坏打算的意识，就是企业能承受的最大亏损额是多少。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企业或监管机构的风险控制专家中，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管理专家，并且要经过一个非常成熟市场的锻炼，并要求企业把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企业中。
《财经国家周刊》：在国有企业因投资金融衍生品发生巨亏后，国资委曾编写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组织央企学习，但巨亏事件仍时有发生。
王勇：吃亏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崇洋，最大问题是对自己判断力的过分相信，最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对复杂金融产品没有从上到下的重视。保险的做法是涉及到国外大投行的金融产品要三思，特别注意的是企业要把各种不同的情景分析到了。
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制定的规则很全面，但即使企业完全按照它去做也会发生风险，因为金融风险的细节做产业的人不了解，监管部门应在政策上限制企业直接投资金融衍生品，企业应通过金融机构的服务来对自身的金融风险进行回避。
投行
在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发生巨亏后，监管部门国资委在其网站上了《关于企业致函交易对手有关情况的说明》中表示，正在对油料结构性期权交易情况展开调查，支持企业运用各种法律手段通过谈判协商、仓位管理等措施，尽力减少损失，有效维护权益，同时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诉讼等权利。
有媒体报道，一些央企委托第三方做财务顾问，通过大半年的调查已掌握了大量证据，将主要通过诉讼、司法机关介入和谈判等途径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国内企业在投资金融衍生品失败后，有企业要投行并进行索赔，像这样的金融衍产品是否存在欺诈嫌疑？企业是否可以投行？
篇8
金融结构改革半成品
显然，危机发生之前的全球金融架构，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彼时的金融体系还是上一时代遗留的产物，掌握在错误的领导者手上；市场机制也建立在过时的金融市场结构上。当时领导机构由G7集团的财长组成，但这一集团并不能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构架。包括巴塞尔委员会在内的其他许多跨国组织中，大部分控制权都掌握在欧洲成员国手里。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例，在13个成员同中，有10个是欧洲国家，惟一的亚洲成员是日本。
重组国际金融组织是危机带来的正而效应之一。现成的例子就是最初的G7集团转变为G20集团。鉴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众多国际金融组织都明智地将中国纳入决策层。此外，G20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I Slabil-ity Forum)升级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lyBoard)，这意味着该委员会将作为所有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核心协调者。
这些改革还不够。虽然已更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该机构并未被正式赋予超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其他监管机构的权力，但这样的赋权是必要的，否则全球金融监管的发展进程可能仍然相当缓慢。这个领域的改革任务还只完成了一半。
还有另一些机构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美国监管体系的设计糟糕和效果不佳世人皆知，如监管部门冗余、不同部门间职责交叉、缺乏全面的协调机构等。奥巴马政府、参议院、众议院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遗憾的是，三方在改革计划上分歧严重，目前仍无法达成一致。美国的金融体系亟待改革，不管其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变得多么重要，美国市场依然是问题的核心。
同时，这场危机揭示出欧盟国家也有改革的需要。透过危机，我们看到了这个单一金融市场建设中的根本缺陷。根据欧盟的规定，凡在某个成员国获准经营的银行，有权在欧盟范围内任何其他成员国从事金融交易。冰岛的银行危机显示，若中央银行无力提供后援支持，这种授权就毫无意义。因此，欧洲的监管机构需要更集中的监管控制。为此，欧洲已开始一系列改革，如成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由欧洲央行行长担任委员会主席；设立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三个欧洲监督机构。然而，这些新机构授权不足，在另一场金融危机前同样是软弱的。同样，这些改革也只是半成品。
资本不足应对各异
主要问题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太少，尤其是大型投资银行。遗憾的是，各国出炉的解决方法各异，效果都不甚理想。美联储通过压力测试的方式来确定银行的资本需求量；瑞士的银行则引入杠杆率的规定；在世界其他地区，旧巴塞尔协议和新巴塞尔协议的各种版本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还有关于征收“系统性风险费”的传言；另外，宏观审慎的机制正在建设中，以期在市场全面高估时，对资本供应进行逆周期调控。
尽管各种方法都在试，各方仍然没有在如何综合评估银行资本方面达成共识。金融稳定委员会需要尽快统一标准。边缘地带
当前大量金融中介和杠杆行为都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银行的表外业务、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后者在金融市场一度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普遍认为，任何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公司都应该在某种监管之下。但这条公认的原理至今尚未付诸实践。关于美国证监会(SEC)应该对对冲基金拥有多大的监管权，美国国内依然争议不断。其他国家对于对冲基金资本要求的合理程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欧洲提出了一个草案，但目前并未得到所有国家的响应。又一次，我们还处在解决之路的半途。
创新套上笼头?
从另一种角度看，这次危机也可以说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过度发展的金融创新共同作用引发的结果。银行不断创造新型金融产品，尽管初衷是为了分散风险，最后却成了引发风险的新交易形式。过去，监管机构一向认为，凡未明确禁止的事都是被默许的，所以，众多公司并不需要监管许可，就可以投资并交易新型金融产品。
现在有人认为，应该在能够证明其管理相关风险的能力之后，公司才能交易新型金融产品。可以说，如今风险管理的发展已落后于项目创新的进程，前者需要迎头赶上。但是，在这些总体思路得到普遍认同的同时，它们并未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办法。
薪酬争议
另一个助燃金融危机的因素在于薪酬激励的作用，尤其是金融公司薪酬发放的方式。有人认为，某些银行的薪酬架构鼓励了高风险行为。换句话说，交易员为自己获得短期利益，同时却使公司陷入巨大潜在风险之中。在这些风险显山露水之前，员工――风险的始作俑者――早已拿到丰厚的报酬。
上文涉及的是金融从业者通过薪酬得到的合法利益。此外，还存在另外的政治利益：金融业者，特别是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业者，往往收入颇丰。这难道合理吗?特别是，别忘了，很多公司这次依靠纳税人的钱才得以纾困。
篇9
6月30日QE2结束之后，如果不再向经济体注入流动性的后果，我认为将是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甚至是衰退，失业率长期维持高位。反过来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了QE2经济会陷入衰退，而不是伯南克所说的经济增长呢?我认为，原因是美国经济一直高度负债运行，总体负债比例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GDP的400％。金融危机的核心即是违约，出现资金链断裂。不论是家庭、企业或是国家，负债达到一定的程度，都会出现违约的问题。1929年的大萧条和美国现在的情况类似，总负债高达GDP的300％。而美国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呢?就是靠逐步降低负债比率，从300％降到140％，这个漫长的修正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负债规模降下来了，才能轻装上阵，否则利滚利，经济体的收益有很大一部分会被负债吃掉，使得经济的净增加值很有限。美国经济在1950年代是每借1.5美元可以获利1美元，而现在获得1美元需要借4美元，这说明美国的经济效率在衰竭。如果美国不解决负债问题，是无法走出衰退的。QEI、QE2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美国的高负债率，而仅仅降低资金成本，是无法刺激经济增长的。美国的GDP中70％是消费，并且储蓄率很低，如果要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则只能靠借贷。高负债的情况下怎么能扩大借贷呢?试想一个高度负债的家庭，如果想借钱买一座房子或者换一套更大的房子，银行是不敢借给他们的。所以，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成本问题并不是很敏感，QE1、QE2完全走错了方向，反而还加重了国债透支的问题。
如果没有QE3，会怎么样?在如此高负债的情况下，我们将看到美国经济再度下滑，陷入经济衰退。银行总资产，意味着银行系统为社会创造的流动性，它本来是一个平滑上升的曲线，但是在2008年中断了上升，近几年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这说明美国的信贷规模在不断缩小。私人信贷规模每年大约缩小一万亿。为了弥补私人信贷的坍塌，政府每年有一万亿以上的财政赤字。如果政府不去弥补，那么每年一万多亿的信贷规模减少将造成美国流动性紧缩，出现第二个大萧条。所以美国政府无法削减财政赤字，到头来只能推行QE3。我认为推行QE3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世界的经济形势，在我看来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危机，一直在危机的泥潭中打转。美国上世纪30年代真正出现经济衰退只在1931至1933年及1937至1938年，其余的时间经济都在增长，但是人们把30年代称为“大萧条”，因为整个30年代失业率都很高。我认为，如果用现在这个思路来治理美国经济的话，最终将重蹈大萧条的覆辙。虽然2009、2010年的经济有所增长，但是如果不把负债水平降下来的话，我们将仍然处于萧条。
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但是削减负债规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这意味着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重组，银行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巨大的，很多大银行也很可能会倒闭，比如美国30年代就倒了一万多家银行。现在华盛顿的大权其实真正掌握在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手中，他们本能上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利益不受侵犯，而让纳税人和外国人来承受这个损失，他们的方法就是贬值美元，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中国日本等国的外汇储备受到损失，这实际上是美国输出危机的一种手段。
世界各国都将受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QE1和QE2已经证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上涨，美元币值会下跌，全球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所有国家都会承受这个损失。而中国将会承受双重损失，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外汇储备的价值缩水。另外，美元币值下跌，将会伤害美元信心，使人们对美国的信用产生极大的恐慌。大宗商品价格，包括贵金属价格的大幅上涨，将会增加很多国家的生产成本。
金融危机正逐步演变为货币危机
《环球财经》：最近，意大利陷入债务危机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欧元区及世界经济复苏的担忧，作为欧元区的核心成员，意大利出现债务问题，会对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债务问题，今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下调了日本和欧洲多国的信用评级，美国也面临着被下调的威胁和警告，这说明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
宋鸿兵：去年希腊出现问题时我就说过，这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个，欧洲的问题和美国的是一样的，即高度负债。欧美发达国家形成的巨额债务，就像水库一样，对下游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债务需要还本付息而债务又天生是不稳定的，当债务的水位不断上升，最脆弱的部分将首先被压垮。就像次贷危机的爆发，还贷能力最差的人最先违约，而违约具有传染性，一旦缺口被打开，银行资产将变坏，流动性紧缩，将促使更多的人违约。欧洲情况也一样，首先是情况最差的国家出问题，比如希腊，然后一个一个出现危机，这就像是欧洲版的次贷危机。意大利到底是问题的终点还是问题的起点，要看整个欧洲的债务情况能否好转。
在应对危机方面，欧洲国家采取的方法不同于美国。欧洲央行完全有能力复制美联储的做法，但是欧洲对待问题比美国更加积极，各国都在努力地削减赤字。欧洲债务危机之所以显得十分严重，是因为欧洲央行没有去救。这也许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传统有关，特别是像德国这样经受过超级通货膨胀洗礼过的国家，他们对通货膨胀和不负责任的货币态度，比美国要谨慎得多，又比如大英帝国，宁可自己违约承受损失，也不愿意让英镑恶性贬值。
2008年的危机，我们称之为金融危机，主要特征是流动性枯竭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从而流动性进一步恶化，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信用危机，又称为货币危机。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还可以印
钞票来拯救金融机构，而当一个国家出现货币危机时，性质就严重得多了，当一个国家失去了信用时，印钞也没用了。一个国家的危机真的上升到货币危机的程度的话，这个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拯救不了自己了，只能靠外部的力量来拯救。信用评级变化说明，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逐步地演变为货币危机，危机实际上是在升级。
如果出现美元危机，全球货币体制将出现重大裂痕，那么世界上所有人的财产都将受到严重的侵害。中国政府和老百姓都不能幸免。这时候各国政府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财政部通过大借国债或资本市场融资来补足资本金，第二是中央银行去印钞票，这样一来就会稀释每个人手上的财富价值。
中国应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机制
《环球财经》：IMF报告预计，2011年中国的GDP增长9.6％，CPI增长4.7％，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加大。您认为我国通胀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呢?
宋鸿兵：中国现在的主要经济特征是高增长伴随高物价。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投放和美元的紧密联系。现在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人民币投放的最主要渠道，这意味着人民银行不能从根本上控制抵押品的价值和人民币的价值。当美国推行QE1、QE2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同时也就受到了损失，因为抵押品的价值少了。因此中国的货币投放制度是当前中国出现通货膨胀趋势的最本质的源头。
由于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是美元本位制，输出美元而换回商品，所以美国必然是结构性的逆差，无论是国际收支还是财政，这是美国的美元制度决定的。中国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无法避免，是因为美国向世界大量的输出美元，人民银行收下美元立即投放人民币，虽然会发行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但是央行票据最终还是会换成人民币的，这仅仅只能延迟流动性的释放。中国的货币发行是被动的，不能在需要紧缩的时候进行紧缩，货币的发行已经和本国的经济脱钩了，只和美元有关。美国进行量化宽松稀释货币是它的本能选择，人民币外汇占款就会越来越多，人民币投放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只要美国的美元战略方向不发生改变，中国的货币投放制度不改变，中国的通货膨胀只会越来越严重。
改革中国的货币投放制度才是最本质的解决方法。我在《货币战争3》中提到，中国当年的陕甘宁解放区就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的解决思路是，把其他的货币完全排除到自身的体制之外去，建立起完全独立的货币发行机制，我的货币投放不跟黄金挂钩，不跟美元挂钩，而是根据经济的需要来进行。我认为中国应该恢复当年那种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机制。其实，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货币，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进行微调，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下半年全球经济形势波谲云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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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与模型分析
1.测度方法与变量选择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借款人因素进行研究：企业景气指数、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或贷款数额（还款能力）以及贷款利率（资金成本）等，即主要考虑的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违约可能性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会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则会降低不良贷款的发生额；资产负债率过高，或者是贷款利率较高都可能导致违约，从而提高不良贷款的发生额。在剔除了存在自相关以及不显著的指标后，本文选取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两个指标，与不良贷款余额进行计量检验。各变量界定如下：不良贷款余额（亿元）：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其本质是银行经营中的一种潜在损失或者成本。按照贷款的“五级分类法”划分，可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将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三种贷款称为不良贷款。金融机构各项信贷供给（亿元）：主要指金融机构发放的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及农村信用社贷款。企业景气指数：又称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景气指数，是根据企业负责人对本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情况的判断与预期而编制的指数，用以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用纯正数形式表示，以100作为景气指数临界值，其数值范围在0—200之间。
2.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不良贷款数据自2004年开始对外公开，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2004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3季度，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数据为不良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发放的信贷供给以及企业景气指数的季度数据。数据至主要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银监会网站以及中国金融年鉴（2004年至2011年）。表1不良贷款余额、信贷供给和企业景气指数。
3.实证分析(1)协整检验为了让变量之间更好的拟合，本文采取了对数的形式。LNNPL、LNEBI、LNCL分别是不良贷款余额、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的对数。首先做回归分析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注：LNNPL、LNEBI、LNCL分别是不良贷款余额、企业景气指数和信贷供给的对数形式通过单位根检验，可看出LNNPL、LNEBI以及LNCL三者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是一次差分系列是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可以对他们做协整检验，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的关系。表3协整检验结果从协整检验的结果看，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2)自回归检验不良贷款可能受到不良贷款前期余额和前期信贷供给的影响，因此，将其滞后2期值作为自变量；景气指数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也将其滞后2期值作为自变量，运用Eviews软件进行自回归得出以下结果。LNNPL=0.054LNNPL(-1)+0.239LNNPL(-2)+2.067LNEBI(-1)(0.21)(0.89)(2.47)-0.21LNEBI(-2)+1.12LNCL(-1)-2.106LNCL(-2)+9.581(-0.21)(0.61)(-1.08)(1.87)注：括号中的是t值，5%水平的临界值为1.96从自回归模型的t检验结果可知，前期不良贷款额、前期信贷供给对不良贷款没有显著影响，前期企业景气指数对不良贷款有显著正向影响。(3)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了解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根据AIC、SC和HQ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下：表4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5%的水平上，企业景气指数是不良贷款的格兰杰原因；10%的水平上，信贷供给是不良贷款的格兰杰原因；1%的水平上，企业景气指数是信贷供给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企业预期经营状况良好，从而增加了贷款需求，最终造成不良贷款的增长，因此，究其原因，不良贷款的产生可能源自于企业家过分乐观的预期，也可能是因为贷款发放后的管理不善。(4)回归分析对不良贷款余额与企业景气指数、信贷供给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果：LNNPL=18.98+1.40*LNEBI-1.34*LNCL+0.20*D0708（11.39）（4.84）（-24.10）（4.09）R2=0.96F=230.77P=0.00注：括号里的为t值，在5%水平上临界值为1.96其中，LNNPL为不良贷款额的对数；LNEBI为企业景气指数的对数；LNCL为信贷供给的对数；考虑到2007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设置虚拟变量D0708，2007年1季度到2008年4季度为1，其余为0。回归结果表明，括号里面的数值表示的对应截距和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1.96，回归结果显著。同时R2达到96%，拟合结果较好。不良贷款与企业景气指数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景气指数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额变动增加（或减少）1.40%。同时，不良贷款与信贷供给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信贷供给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就减少（或增加）1.34%。虚拟变量与不良贷款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2007年~2008年之间，由于某些原因，一个时期内每增加（或减少）1%，不良贷款增加0.20%，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对我国不良贷款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结果分析
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良贷款和企业景气指数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李宏瑾（2008）曾说明的经济增长与不良贷款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一致。通常我们会认为经济的繁荣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利润和更强的还款能力，从而伴随着不良贷款的下降。然而，根据收益与风险相对应的原则，经济越好，不良贷款率就应该越高。经济繁荣时，企业扩大融资来扩大生产，银行放松警惕扩大信贷，不良贷款额就会上升。相反在经济萧条时，银行紧缩银根，对贷款人的信用水平要求较高，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不良贷款与信贷供给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通常我们所认为的信贷扩张会引起不良贷款增加的结果相悖。我国自2004年以来，不良贷款额总体上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之后，不良贷款急速下降，而信贷数量一直保持上升的状态。针对这一现象，赵洪丹、丁志国和赵宣凯（2009）认为不良贷款额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在统计局里显示的不良贷款是经注资、剥离、清收之后才登记上去的，因此数量明显比实际的少。同时，增加不良贷款率的分母数值，即信贷供给，从而降低了不良贷款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良贷款率在2008年第4季度之后急速下降，因此出现“双降”现象。但实际上不良贷款是从银行的账面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真正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处理实际上非常的少，这也证明了为什么在我国不良贷款与信贷总额是负相关关系。最后，D0708虚拟变量与不良贷款是正相关关系，表示在2007年初到2008年末之间，不良贷款显著上升。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外贸出口为主的企业受到重创，经济陷入了低迷状态。
三、不良贷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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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1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4.
[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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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发展。随着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中的很多交易行为都离不开金融行业，在金融领域中的众多交易都是投机行为，这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亚健康状态。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调当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比例上出现差异、发生比例不一致的情况时，社会中的众多资金都会流入到金融经济中，这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就受到掩盖，经济发展呈现出低落的面貌，然而金融经济的发展面貌却刚好相反，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实际上这种繁荣局面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价格指数能够体现出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但是在这样的虚假繁荣背景下，价格原有的导向作用不复存在。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分离情况不能太严重，否则就会出现负面影响。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好处体现在，很大一部分社会资金流入到金融经济中，那么金融经济的发展步伐就会得到加快，金融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是当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过于严重时，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阻碍了实体经济的顺利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掌握好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状况，把握好度，根据影响两者分离的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原因
纵观全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以及带来的影响等各方面都要超过实体经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受到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金融管制的影响，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对此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一)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金融经济的发展要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经济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发展，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在对接中少不了外汇，这就决定了金融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当金融经济遇到金融风险时，势必会影响到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实体经济，继而导致实体经济出现风险。
(二)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的革新，金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越来越便捷，发展速度也逐渐加快，交易范围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面貌，如今的金融经济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这就是金融经济逐渐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技术因素。另外在制度因素的影响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经济风险制度不够全面，使得金融经济钻了制度的漏洞，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跟风行为和投机行为。因此，在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双重影响下，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速度会逐渐加快。
(三)金融管制的影响。除了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和技术及制度因素的影响之外，金融管制的影响也是促使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加快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在金融管理这方面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加上金融自由化都加快了两种经济的分离速度。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全球各个国家的金融管制都加深了彼此的联系，资本流通速度日益加快，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全球的金融交易量迅速增多，当金融交易情况变得糟糕时，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综上所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三种因素分别是金融经济比例的影响、技术与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及金融管制的影响。面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危害，我国的政府部门一定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针对以上提到的三种因素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和讨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切实做好对实体经济的保护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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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95-03
一、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必须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金融合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危机背景下凸显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德国发展研究院的Peter Wolff指出,OECD国家中影子银行的问题很严重,影子银行没有受到监管,这会对金融体系、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也会对公共债务、私有部门债务的质量产生影响。现在主要责任不是找出谁是罪魁祸首,而是依赖国际合作共同渡过危机。
纵观近十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日渐上升,亚洲金融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下降,债券市场在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比重从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场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2%。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降低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对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多渠道,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地区合作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同时对监管政策进行协调,亚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和危机的传染效应。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市场参与者数量很小、外汇管制、税收体系不同、监管框架不同、清算体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评级方法各异以及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地区合作有助于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储备库的建立或者过渡性监管机制的建立越来越重要,这些计划可能会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
而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趋势,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二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超出了过去的想象,欧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难度;三是非洲法郎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要素市场,虽然成立的比欧元要早,但是进展很困难;四是海湾地区的货币合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经济基础和欧盟类似,加上海湾地区的特有优势,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现;五是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元或人民币都难以独立担当重任。所以,当前应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增加货币基金规模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地区合作有助于提高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其中汇率合作是地区合作的基本问题,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挟同干预市场等手段来实现双边或多边汇率稳定。同时,区域货币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特别是联合干预机制,加强合作协商,来解决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的问题。
二、中国金融服务体制的演变过程及金融监管现状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金融发展的明显特征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模式,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起步的,相对应着金融服务监管理念的演变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每个时期演变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而已。很多监管理念正是由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倡导以及金融服务业发达国家的实践才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的监管实践。金融服务监管理念演变的动因是金融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原来的监管理念不合适宜或者监管漏洞增多,而演变的目标和价值是为了抑制金融风险、保护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维护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就金融监管体系而言'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和事业机构组成,并设置了除上述四部门之外,包括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并非法定监管机构,也无法律授权,与会主体各顾其利且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做而跟像是“搞平衡”,会议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多头监管、自律组织弱化、法律配套措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缺陷仍然是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顽疾,尤其是多头监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监管权力分散,既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金融业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并减少市场风险。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首先,信贷利差依然处于高位,股票市场微弱,对私人部门的贷款仍然非常少,但是政府贷款上升很快。其次,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预计为2.7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滑坡很严峻,可能比预计的要长。再次,新兴市场也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衰退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不排除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理念上的反思。第一,中央银行负责系统性风险应有一定监管权,我们的功能监管应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第二,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存在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压力测试、大机构不能倒闭、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这些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可以用,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不能应用。第三,今后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无限扩大监管面积,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纳入到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种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分业监管,限制创新。第四,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过去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如果没有过长时间的低利率,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因此,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第五,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这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只重视资本的监管和市场风险,忽视了综合监管和流动性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应该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和监管套利。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客观要求全球监管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范风险的监管体制。
三、加强中国金融服务业监管的思考
(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
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
具体到中国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必要时设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以行业为导向的监管框架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三)不断优化监管规则,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
一是使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地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二是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因此难以准确计算风险暴露,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四)监管重心转移到效益监管上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人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应转变到以效益监管上来,即从对经营行为的监管转变到对经营成果的监管上来。这也符合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在这种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制定经营规则框架,要求商业银行在框架内遵循市场原则依法自由竞争,给予商业银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益则制定缜密科学的监测指标,划分级次,重点监测。一旦达到某一临界点,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警告、督促整改。如果其经营状况继续恶化,必要的情况下,在其尚能清偿债权人债务时,适时勒令其退出金融市场。
(五)金融立法的创新
严格的金融立法是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面对加入WTO,我们必须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根据中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方向,系统规划中国科学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当前首要的是做好金融法规的规范和废、改、立工作。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将那些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坚决废止,将那些不很完善的进行重新修订。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立法、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立法以及金融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规定等。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业务雷同,资金分散,不良资产占比较高,自身扩充资本金的能力较低,国际金融竞争实力较差,有必要进行银行合并重组。人民银行要研究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制度办法,同时大型的外资金融机构有可能参与到合并重组中来,也应该有明确的规范的应对策略。
(六)加强补偿体系风险的控制
信贷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家和人的补偿体系存在缺陷。其以“投机补偿”形式的道德风险为特点。存在于金融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管理人/银行家,交易人之间的典型问题由于后者的补偿方式而加剧。因为这些补偿大部分是以与短期利润挂钩的奖金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因为这些红利是单方面的(盈利状况好的时候为正值,而在回报差的时候几乎为零),管理者/银行家/交易人有强烈动机去冒比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更大的风险。解决投机补偿倾向的潜在方法有多种。其中可能的方法是,向职业经理人发放必须持有数年的受限制股票红利,以及累积奖金池制度――该奖金池奖金数量的多少与特定投资的中期回报的高低相挂钩。
但是,即使不考虑在一个对金融业人才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如何改变补偿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解决方法能否完全产生效果也不明显。例如,在近期贝尔斯登危机的情况下,约30%的公司资产被作为受限制股票由员工持有。然而,这一补偿体系并没有防止贝尔斯登进行盲目投资和借贷,从而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也许,这是事实,因为个别补偿没有和个别投资,借款决策相关联。然而,在金融市场中,对银行家,交易人的补偿机制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扭曲投资和借贷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七)注重证券化的发起和分配模式的监管
当前的证券化模式(发起和分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因为它降低了发起人要求监督借款人信誉度的动机。在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链条中,其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在收取费用,最终信贷风险被转嫁到那些最不能理解它的群体身上。抵押经纪人、家庭资产评估师、发起抵押贷款并将其重新打包至MBSs的银行、将MBSs重新打包至CDOs,或者CDOs的CDOs,甚至将标的进行CDOs的三次证券化的投资银行、给这些不良金融工具作出AAA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所有上述中间人都在这一中介过程中收费而赚到收入,并将信贷风险沿着链条向下转移。
解决中介机构缺乏对借款人进行适度监督的动机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迫使发起银行和投资银行等中间商去承担一些信贷风险;这可能以在CDOs中某些部分的权益层级(eq-uity tranche)(例如,CDO最低级的权益层级是指当潜在附属担保物价值减少时承担最初损失的证券)或者是某些MBSs的部分的形式,这些MBSs的发起使其亲自参与其中。但是,并不能明显的看出,这些方法会完全解决金融中介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事实上,尽管证券化过程意味着信贷风险从最初发起人和CDOs管理人向最终投资者的部分转移,但是事实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MBSs和CDOs方面具有大量敞口风险。的确,在美国大约47%的主要银行资产都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对于较小的银行这一数字接近67%。“发起和分配”的证券化模式没有完全将抵押贷款的信贷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和券商(例如,贝尔斯登)在许多金融工具上仍然具有相当部分的信用风险。的确,如果这些信用风险完全被转移,这些银行和其他金融中间商将不会遭受目前已经发生的、并在将来也不得不承认的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陈 婷.金融服务项目创新分析[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