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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FDI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全球跨国投资进入方式和我国吸引外资主要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影响是近期国内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运用内生化动态分析方法，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股权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将管理学中基于资产专有性的股权结构分析方法结合到宏观经济学的部门分析方法之中。本文认为，基于技术先进程度的资产专有性差距是决定股权结构的重要因素。结合我国实际，本文设定跨国公司最初以跨国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并不断调整股权结构，增资扩股，最终实现独资化。独资化是在无限期界内动态进行的，当达到BGP均衡时，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常数增长率稳定增长，直至达到独资化为止。
基本模型
考察一个开放分散的经济系统，包括：FDI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东道国研发部门和母国研发部门。世界上只有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国家，最终品生产发生在东道国，母国不生产最终品，两国都进行消费，FDI最终品由进行合资的两个国家所分享。
（一）FDI最终产品生产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FDI部门进行股权投资，与东道国企业形成跨国合资企业，合资企业雇用本国人力资本和中间产品以及母国的人力资本和中间产品进行生产。在Acemoglu（2002）的基础上，将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
（1）
其中，Y为东道国FDI产品的产量，YD为东道国企业对FDI部门的中间品投入，YM为跨国公司对FDI部门的中间品投入，ε∈（0，1）。中间品生产函数如下：
（2）
其中，HD为东道国投入到FDI部门中的人力资本，HM为跨国公司投入到FDI部门中的母国的人力资本。KD和KM分别是两国的专有性资产，AD和AM分别是两国的TFP，α∈（0，1）。假定两国的专有性资产分别由不同种类的机器设备投资构成，且具有如下形式：
（3）
xDi为东道国和母国投入FDI部门的第i种机器设备的投入量。AD为东道国投入到FDI部门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总数，即东道国的技术存量。xMi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跨国合资所使用的第i种新型中间产品的数量，AM为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合资所使用的新技术，跨国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东道国获取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故此R&D对东道国利用跨国投资的FDI部门产生直接的影响。经济中的总物质资本存量满足：K=KD+KM。
假定FDI最终产品的价格为：
（4）
其中，参数χ∈（0，1）。FDI产品的价格函数右下倾斜，即FDI部门具有垄断性，企业生产会获得经济利润。
（二）跨国合资企业的利润分配过程
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分别占有φM和φD=1-φM的股份，则合资双方的股权份额差距为φ=φM /φD。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5）
假定FDI部门的利润分别用于两国消费、资本积累、R&D投资和谈判过程。FDI部门的利润转化为投资之后须以实物量计算，即I=πY / PY=（1-χ）YY。则东道国的利润所转化的投资量为：ID=φDI，跨国公司的利润所转化的投资量为：IM=φMI。
股权份额是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依据自身实力达成协议进而规定的。跨国公司在与东道国谈判过程中凭借资产专有性优势调整股权结构，实现增加对合资企业控制力度的目的；而东道国企业处于比较劣势，一般会被动地接受谈判结果，因而跨国公司对股权结构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股权结构的动态变化
在跨国合资企业中股权结构的动态变化体现为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动态增加和东道国企业的股权份额相应减少。假定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变化取决于合资双方的股权份额差距，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越高东道国企业的股权份额越低，则跨国公司就越有可能在谈判中调整股权结构，进一步增加股权份额。同时假定股权份额增加的幅度还取决于跨国公司在谈判中投入的经济资源的数量。假定跨国公司在支付各项成本之后在其所获得的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下一轮谈判中形成对其更有利的股权结构的资源支出。影响股权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合资双方的资产专有性差距，资产专有性差距越大，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其资产专有性的比较优势对东道国企业进行要挟，以此来增加股权份额。由此可知，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的动态变化由下式所示：
（6）
其中，δφ>0是跨国公司股权份额变化的效率参数，0
（四）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开发新的专利技术设计方案，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持。假定合资双方都将其在FDI部门的总利润中分得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开发新的专利技术设计方案所用资金投入R&D部门。两国的创新可能性前沿具有如下形式：
（7）
其中，δD，δM>0为生产率参数，定义δ=δM /δD。ID和IM分别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分得的最终品利润所转化成的投资。uD和uM分别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将最终品利润投入到研发部门的比例。将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设定为ν=AM / AH，在这里用参数ν来衡量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当东道国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越大，后发优势越大，这时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越快。
假定东道国利润在扣除R&D投资之后还有一部分剩余，即（1-uD）*ID，假定这部分利润被东道国用于消费和资本积累。相似地，假定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1-uM-νM）IM被用于母国的消费和资本积累。此时经济中的资源约束为：Y=K+C+uDID+（uM+νM）IM。
（五）偏好
假定代表性家户对FDI产品的消费量为C，效用函数为，其中，σ为边际效用弹性，ρ为主观时间偏好率。通过求解家庭的跨期消费决策可得消费的最优路径为：C/C=（r-ρ）θ。
均衡分析
（一）厂商和市场
由FDI部门的竞争性均衡条件可知：
（8）
（6）式就是跨国合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由于0
（9）
其中，β=（1-σ）/（1-ε），γ=γM/γD，σ=1-（1-ζα）/（1-α）。并且可得到跨国合资双方的均衡专有性资产存量为：
（10）
（11）
R&D部门的自由进入条件为：δiVi≤pY，并且当Ii>0时，δiVi=pY，i=D，M。其中，VL和VH分别为BGP上两个部门新的发明的净现值。由于在BGP上要素在R&D部门的自由进出达到均衡，因而自由进入条件取等式，并可得到BGP相对技术比率：
（12）
合并（10）、（11）和（12）式可得到跨国合资双方的BGP相对资产专有性：
（13）
由（13）式可知，资产专有性主要取决于技术投入，而与不同类型的机器设备投资量的大小无关。FDI过程中双方所投入的技术的先进程度是形成资产专有性的重要因素，技术越先进越容易在生产中形成比较优势，统合各种资源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而且在决定股权份额的谈判过程中也越容易要挟另一方，进而拥有更多的股权，掌握更多的企业资源，对企业形成更有力的控制。可见，资产专有性实质是指技术的专有性。由此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在跨国投资模式下，相对资产专有性与相对技术比率成正比。
还可得到BGP相对股权份额：
（14）
其中，r为BGP利率。由（14）式可知，BGP相对股权份额与利率负相关，利率越高，跨国公司持股越低。由于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当东道国利率提高时，外资进入东道国面临的资金成本提高，获利的可能性降低，这时外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就会减少FDI投资，反映在跨国合资企业中就是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降低，这是由于外资的逐利性所造成的。可见，利率对跨国投资的股权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可表述为下述命题：
命题 2：在跨国投资模式下，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与东道国利率呈负相关关系。
（二）跨国公司股权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
建立现值Hamiltonian系统：
其中，。求解这一动态经济系统，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 ：在跨国投资模式下，BGP上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动态变化率gφM为
（15）
其中，。
由命题3可知，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动态变化率与如下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合资双方的技术差距ν、双方的资产专有性差距κ、双方投入的人力资本存量HD和HM、双方的技术创新的效率参数δD和δM、生产力参数σ和β、效用参数ρ和θ以及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动态变化对资产专有性差距的依赖程度的生产率参数ψ。下面通过参数校准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动态变化率的影响。参数取值如表1所示。
通过数值仿真可以分别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 ：在跨国投资模式下，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增长率与技术差距和资产专有性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公司投入的人力资本存量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企业投入的人力资本存量呈负相关关系，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参数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参数呈负相关关系，与股权份额增长对资产专有性差距的依赖程度参数呈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合资企业的生产力参数呈正相关关系，与偏好参数呈负相关关系（见图1-图5）。
在跨国投资情形下，由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高于东道国企业，跨国公司拥有资产专有性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依据资产专有性在谈判过程中进一步增加股权份额，加大股权份额差距，这有利于跨国公司整合经济资源，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生产和管理。这使得跨国合资企业逐渐脱离了东道国的控制，成为跨国公司占领世界市场的工具。可见，资产专有性差距越大，越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对跨国合资企业的控制，越有利于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增长。
参数ψ表明了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动态变化对资产专有性差距的依赖程度，当ψ增大时，跨国公司股权份额的增长对资产专有性差距的依赖性就会增加，跨国公司的资产专有性比较优势所引致的对东道国企业的要挟力度以及谈判破裂对东道国企业所造成的损失会加大，因而东道国企业更担心谈判破裂，会接受跨国公司的要求，相应减少股权份额，这会使得跨国公司更快实现独资化。
由命题1可知，资产专有性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差距上，技术差距越大，跨国公司越容易要挟东道国企业，越容易实现对跨国合资企业的控制，越容易增加股权份额以实现独资化。跨国公司股权份额增加反过来会促使跨国技术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跨国公司的股权份额的增加，其对合资企业控制力度增大，逐渐将东道国企业排挤出合资企业，这可以有效防止母国先进技术的外溢，不利于东道国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会架空东道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进步政策，阻碍东道国技术进步，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保持技术优势的情形下进一步加大技术差距。跨国公司股权份额增大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企业剩余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优势，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力度，提高母国技术进步速度；并且可以增加谈判过程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增加股权份额，逐步实现独资化目标。
技术创新参数对跨国公司股权份额增长的影响与技术差距对股份增长的影响相一致。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参数越大或者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参数越小，意味着母国的技术进步比东道国相对更快，这会拉大跨国技术差距，并且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增加股权份额实现独资化。
跨国公司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或者东道国人力资本投入量减少，通过人力资本与专有性资产以及先进技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使用，进一步发挥资产专有性的比较优势，增加获利可能性；并且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在产品生产各个部门中的渗透，逐步控制生产经营管理的主动权，使得跨国公司在FDI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以及利润分配的谈判过程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实施更有利于自己的股权结构方案。
FDI最终产品的生产力参数增大，有利于扩大产量，增加利润，使得整个部门的获利性增加，此时向这个部门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跨国公司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增加投资，加大股权份额，直至实现独资化，控制整个市场。
偏好参数增大，现期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这不利于技术进步，也不利于资本积累以增加专有性资产存量，而且跨国公司只能从其所获得的利润中分出更少的部分用于谈判过程的资金投入，因而不利于增加股权份额。
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跨国公司占领国际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改变股权结构实施独资化的根本原因，而股权结构发生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产专有性差距、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投入量、生产和偏好参数，其中资产专有性差距和技术差距是影响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当前的经济现实是相吻合的。在发达国家对华FDI中，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形成强大的资产专有性，在合资过程中不断压制我国企业，最终实现独资化，完全占领产品市场。这是导致发达国家对华FDI进入模式与世界FDI模式发生错位现象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加速技术进步，形成资产专有性比较优势。增加R&D投入，加快技术的自主研发，以此为基础形成专有性优势，在跨国合资中增强对企业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并且在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形成自己的优势产品和产业，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选择合适的经济结构模式。本文揭示出储蓄消费结构与独资化有一定关系，但本文给出的原因不能解释我国的经济现实。我国居民增加储蓄主要是用于未来的预防性支出，而且我国技术进步主要靠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为主，自主开发不足，因而储蓄所形成的资本积累较少地转化为专有性资产，因而我国的经济现实并不意味着高储蓄与独资化有负相关关系，我国加快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增加综合实力对于在跨国合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与增加我国居民消费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高敏雪，许晓娟.中国外资经济的独资化程度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2）
2.李云峰.怎样看待外商独资或外商控股合资企业的增多.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篇2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日渐加快。一些企业通过并购、新建、独资、合资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一、跨国投资理论简介
（一）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贝格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产品市场不完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关税收、关税、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二是垄断优势：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国家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导致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利用其垄断优势；信息与网络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解释不具有技术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二）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内部建立市场，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是内部化经营跨越国界的产物。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国际客观的经济环境。
（三）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又称钻石模型）包括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两种外部力量。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国投资企业要具备以下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即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即将企业的资源内部化，以保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区位优势即东道国在投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比较全面与综合的角度研究企业跨国投资，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但它仍是一种静态的、微观的理论。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是近年来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直接诱发要素与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生产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环境要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避免了单纯研究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得出结论的弊端，但是此理论仍然是局限于静态上的研究，缺少从动态上对跨国投资的发展进行分析。
二、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现状
（一）跨国投资快速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8.5%，年同比增长率平均达到43.1%。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该类投资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9.1亿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一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能够反映该国对外投资相对其经济的发展水平。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2，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国投资目标市场日益广阔。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由上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200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而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2008年后，对欧洲的投资增加也比较明显。
（三）跨国投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在各个行业均有投资。从具体产业看，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2011年末这三类产业企业数量分别占30.8%、25.3%和12.5%，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68.6%。我国对外投资已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务业等国家鼓励的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国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已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丰富国家投资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资类型。
（五）跨国投资形式日益丰富。我国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办厂、资源开发，并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跨国并购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2007年增长了379.4%，随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亿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过250亿美元，显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中国跨境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占全球并购交易案数的份额2008年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属于起步阶段，管理模式还在摸索。管理体制还不稳定，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境外企业或管得过严、干预过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质、具有跨国管理经验的国际化人才更是匮乏。
（二）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中国跨国公司形成挑战。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业打破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把对人的关注作为重要尺度，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当今的跨国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增长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为开展跨国运营的隐形障碍。部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对当地政治、社会、环境关注不够，也亟须改变。
（三）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国企业资金规模小，投资领域、行业比较落后，投资模式比较单一，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弱，投资结构较差。
四、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策略
（一）政府应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国投资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国投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应高度重视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其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同时与国际市场接轨，调节各类投资主体跨国投资行为、促进跨国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健全跨国投资制度，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督促跨国公司建立内部经营体制，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培养国际化跨国投资专业人才。在中国进行跨国投资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稳定性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通过内部培训，外部锻炼，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设立国际化人才培训专项基金，汇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训机构和企业传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机配合，加强国际化人才培育。
（三）实施发挥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全球一体化经营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全球化应该是各国各地区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加重视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要寻找合适的当地人、律师，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商务习俗，注重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培养本地管理人员。要进行本地研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节约运作成本，研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保持技术优势。要与本地政府建立双赢合作关系，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诚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让产品满足当地人的需求，经营方式符合当地的法规习俗，经营目标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通过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强化自身整体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拓展经营领域，更好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蓝庆新、张雅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及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09，（03）.
[2] 杨正、梁纬.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职业时空，2007，（17）.
[3] 高嵩友.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并购[J]经济问题探索，2003， （09） .
篇3
贸发委在报告中将低碳外国投资界定为“跨国公司通过股权（直接外资）和非股权参与方式，向东道国转让技术、做法或产品，从而大大降低这些国家的自身活动和相关活动及其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碳外国投资还包括为获得或使用低碳技术、工艺和产品而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
（二）低碳外国投资的类型和特点
低碳外国投资从形式上讲包括采用低碳工序和提供低碳产品与服务两种类型。采用低碳工序是从产品制造的角度而言，它要求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减少关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前提，通过采用低碳工序，实现跨国公司及其全球价值链上相关公司业务的升级。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则是从产品使用视角展开，其中低碳产品包括电动汽车、“节能”电子产品和一体化的公交运输系统等；低碳服务包括提供技术解决方案，重新设计当地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等。
传统海外投资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动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低碳外国投资关注的焦点，则是跨国公司进行外国投资应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投资动机。这是新时期跨国公司重塑全球战略定位应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低碳外国投资的意义
新世纪低碳经济的兴起向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不仅因为跨国公司在广泛的国际业务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还因为它们最有能力创造和传播技术，且最有条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需要的资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的共同需要，跨国公司面临的已经不是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应采取行动的争论，而应是采取多少行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跨国公司在重构全球战略定位时应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宗旨，采用低碳工序在全球价值链进行产品制造，并向消费者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以实现公司业务升级，最终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外国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基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型投资政策正日益对跨国投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虽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改进业务流程供应更清洁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低碳投资有助于其生产能力及出口竞争力的扩张和升级，帮助其过渡到低碳经济。但是，此种投资也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双重风险，对跨国公司进行低碳投资活动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低碳外国投资的驱动因素
驱动因素是指跨国公司对外国低碳项目进行投资时所考虑到的诸如母国政策、公共舆论和股东实力等具有推动低碳外国投资作用的因素。其中许多驱动因素影响到所有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有些因素只与气候变化有关。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农村电气化的对外投资促进措施；促进建立相关技术能力并进行国际推广的政策；促使政府更多地披露气候变化风险的政策等。
（二）低碳外国投资的地域因素
地域决定因素是在跨国公司进行低碳外国投资过程中起拉动作用的因素，其主要从地理空间层面影响跨国公司具体投资地域的选择。除了外国投资的一般决定因素（例如市场规模和发展、原材料的获取、不同的竞争优势或熟练劳动力的使用）外，有些因素只与气候变化有关，例如：有针对性的政策框架和商业便利；建立或界定市场（电力、运输、建筑和工业部门）以刺激对新的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特定国家的低碳技术等。
三、我国应对低碳跨国投资的策略
（一）基于驱动因素视角的吸引外资策略
母国政策是影响跨国公司开展低碳外国投资的最有力驱动因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若从中国实际出发，为跨国公司低碳外国投资提供一定的政策保证无疑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向低碳经济时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与技术开发推广，而吸引外资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选择。低碳海外投资不但有助于改进生产工序，并促进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也可能导致国内公司被挤出市场、产生技术依赖、基本货物和服务成本提高以及有关的社会后果。
中国政府在制定是否应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低碳外国投资战略时，应从经济增长和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权衡低碳外国投资的利弊，力求实现低碳外国投资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一方面，可以制订有利的政策支持，诸如制订有利的东道国政策框架、将“可再生能源及相关产品和技术、节省燃料或使用替代燃料的运输方式以及新建筑材料”纳入传统政策框架范围、推行“绿色发展银行”以及提供低碳投资担保和信贷风险担保等；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具体制度以确保低碳外国投资的顺利实施。主要措施有扶持推广清洁技术、统一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披露做法、建立若干国际低碳技术援助中心等。2006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以技术合作和企业参与为重点的积极务实的气候变化伙伴关系，这些合作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交换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信息与经验、合作研究与技术开发和示范、技术转让、私营部门的参与、人员交流与培训以及公众参与活动等，这种做法在目前的条件下尤其值得效仿。
（二）基于地域因素的对外投资策略
据估计，2009年低碳外国直接投资仅在替代/可再生发电、回收利用以及环境技术产品（如风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生物燃料）制造三个行业投资流量就达900亿美元，这些行业将成为低碳外国投资初始阶段的核心业务。
根据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在对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力增强的同时，已经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能力。下表是近三年我国海外投资〔包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业分布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交通运输和电力煤气水供应方面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而在制造和建筑业投资变化不大。相反我国企业对采矿业（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7年的40.6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33.4亿美元，增幅达228.57%，年均增长速度为76.19%。对于交通运输业，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趋势明显，从2007年的40.7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0.7亿美元，降幅达48.14%。究其原因，这主要归功集系统集成、多技术类型和成本三大优势为一体的高铁行业的大力发展。
低碳外国投资给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区域决定因素来看，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要将低碳外国投资投向缓解潜力高的“排放部门”，对电力、工业（包括制造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建筑、废物管理、森林和农业等排放温室气体部门的预计排放量、缓解潜力以及成本进行评估，提前布局低碳外国投资行业，将是我国跨国公司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有效方式。
本文对低碳外国投资的涵义进行了探讨，结合低碳外国投资的影响因素，从驱动因素和地域决定因素提出了我国跨国企业进行全球战略定位的重构思路。认为低碳外国投资必将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制订发展战略时的核心内容和必然选择，原因不仅体现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大势所趋，而且还因为跨国公司作为拥有雄厚知识和尖端技术，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在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能力，也有义务扮演主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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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王军，国际贸易视角下的低碳经济，世界经济，2010（11）
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0世界投资报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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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跨国投资的区域流向来看，跨国投资有利于山东半岛产业集聚优势的发挥。主要沿海城市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在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主要力量。在跨国投资的带动作用之下，这些城市已经形成交通运输设备产业群、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群、纺织服装产业群、化工医药产业群、食品产业群等五大产业集群，今后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及产业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抓住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机遇，全面提升自身经济发展层次。
第三，从跨国投资的产业流向来看，跨国投资在客观上推动了山东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三个阶段，这一特点基本符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发达国家在山东省的直接投资已经经历了第一和第二阶段，当前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提升的时期。另外，第二产业一直是外商在山东省投资的热点，第三产业吸引外资力度也正在加大，2006年，服务业成为外商投资热点，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这有利于加快二、三产业发展，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推动产业结构在产业重心沿三次产业依次演进的过程中得到优化升级。
第四，从跨国投资的投资偏好来看，跨国投资促进了山东省支柱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从2001年到2004年，外商在制造业的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实际直接投资总额比例分别为70.2%、78.3%、78.6%、83.6%，可见，跨国投资在山东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外商在制造业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山东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有利于发挥山东省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山东产业竞争力。
第五，从跨国投资的技术水平来看，有利于山东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十五”期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外资力度加大，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用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自2001年到2004年各年分别为25600万$、56688万$、51956万$、63526万$。 高新技术开发区引进外资项目及资金规模增长较快，省级及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2003年引进外资项目数464个，实际利用外资千万美元以上的仅有34个， 2004年引进外资项目数1201个，占批准入区项目总数的28.4%，实际利用外资千万美元以上120个，2005年引进外资项目749个，占批准入区项目总数的20.9%，实际利用外资千万美元以上达到174个，这种局面对于山东省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产业的迅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有所提高,技术水平普遍高于本土同类行业的水平，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山东省空白的技术，直接促进了山东省产业技术进步。
二、跨国投资在促进山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山东省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中，青岛、烟台、威海三市引资占据绝对优势。2003年三市引资所占比重总和高达70.2%，2004年增长到76.3%。世界500强企业2004年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共160项，其中有97项投向青岛，22项投向烟台，2005年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共209项，其中有111项投向青岛，33项投向烟台。可见，山东省各地区引进外资分布不平衡现象严重，长此以往，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会更为严重，加之跨国投资具有特定的产业偏好，对各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和结构联动升级也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利于山东省产业竞争整体实力的提高。
第二，跨国投资在山东省的产业结构有待优化。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以2004年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投资总额749649万美元，占投资总额的86.2%，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分别只占投资总额的3%和10.8%。其次，在各次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度集征也很突出：在第一产业中，主要是集中于农业，2004年农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2081万美元，占第一产业引资总额的44.9%；在第二产业中，主要是集中于制造业，2004年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727002万美元，占第二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97.2%；在第三产业中，主要是集中于房地产业，2004年房地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44436万美元，占第三产业引资总额的47.5%。 以上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原因在于看重这些产业较好的发展基础、广阔的市场前景以及相对较高的利润率，其投资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山东省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作用有限。
第三，从总体来看，外商投资的技术含量不高，投资项目重点着眼于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在高新技术产业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只有7.4个百分点，对于提高山东产业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不大。而且，跨国资本加强了核心技术的保护，主要采取独资的形式设厂，不利于本土企业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而且突出了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有效利用外资，促进山东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跨国投资对提高山东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只有制定出全面、有效的政策措施，抑制和减少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才能充分发挥跨国投资在提高山东产业竞争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一，加强和改善对跨国投资的管理。首先，本着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透明的原则制定管理程序，力求保护有节，开放有度。要准确把握跨国投资的目的和动机，合理确定外资进入的方式、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严格控制投机性投资，避免资本流动的负面效应，并与国外政府进行协调监管，防止跨国资本在省内市场形成垄断。其次，增强银行执行外汇管理法规的意识，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直接管理企业转为重点监管银行，提高监管效率，改进管理方式，简化外商投资企业的办事手续，降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资金运作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和运转机制。再次，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制定、实施标准化审批制度，建立外商投资审批责任制度，并且避免将“减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绝对化为完全取消审批制。另外，鼓励跨国公司通过BOT、TOT，PPP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并且根据山东省实际情况进行积极探索，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跨国投资进行国有资产改组、改造，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最后，建立高效、便捷的投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的风险投资信息及国内外风险投资市场和技术投资市场信息，引导跨国投资合理流动和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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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定位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资金、技术力量较雄厚,在相关产业发展中具有优势,因而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在海外投资的发展目标上,应定位在较高的层次上,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目标应是:努力占领全球海外投资的行业制高点,逐步扩大地区性全球战略布局,不断提高我国跨国企业的国际综合竞争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面对21世纪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幻及其动荡特点,应制定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战略。
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在跨国投资中不应仅仅着眼于一个个单独的项目风险管理,而应该着眼于全球整体性的风险;不应仅仅着眼于消极被动的风险规避,而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市场机遇和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应着重对中国经营企业的上、中、下游产品和对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各个相关环节进行系统的风险管理,以防范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在融资主体方面应实施多元化策略,如邀请国际银团、外国银行、大型财务公司以及东道国政府、银行、企业入股等形式以分散融资风险。其中,各类政府贷款、BOT承包工程、出口信贷是国际项目贷款的惯常形式。由于贷款银行得到国家政策性利差补贴,可以提供较资金拆借市场利率更低的贷款,从而降低跨国企业的融资风险。
二、地区选择与风险防范
东道国的环境直接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后的经营状况及其今后的发展。它包括东道国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市场环境等。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地区应侧重选择自然资源丰富、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如可耗尽的矿产及原料,石油的分布及其蕴藏量)。资源污染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有可能带来污染的产业投资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污染控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个不愿花费的奢侈。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在分析东道国政治与法律环境时,应侧重考虑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如该东道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未来的趋势、东道国的民族主义及反政府组织的态势,东道国政策的连续性及其长期倾向如何?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等在东道国会不会引起政治性的保护或排斥?在分析政治风险时应侧重分析未来国有化征用的可能性。
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地区选择,除了考虑上述基本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东道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城市化程度、基本设施状况、增长趋势和国际收支等。
总之,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地区选择上应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对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进行权衡,本着有重点、有步骤、分层次的原则,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较少的成本完成跨国发展的市场进入,努力获得长远的利益和实现其全球性战略目标。
三、行业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投资行业的风险选择有两条标准:一是应选择与东道国相比具有优势的行业进行跨国投资,即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必须符合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通过自身的产业优势占领国际市场;二是应选择能促进企业内产业结构、产品供求关系链长的行业进行投资。
投资行业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项目投资的风险。我国大型企业跨国投资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林业、渔业、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电子、机电、承包工程、房地产、交通运输、建筑工程、金融、保险、医疗卫生、餐饮、旅游咨询服务、工艺美术、服装加工、技术服务等行业。目前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制造加工业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投在资源开发领域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近年来,我国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出现了“交叉进入”或“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首先,外贸专业公司的对外投资领域从单纯进口扩大到海外制造加工业,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逐步向生产领域扩展,在美国购买了一家炼油厂、一家化肥厂,在泰国兴办钢铁企业之外,其经营领域涉及到机械工程设计、航运、海产、服装和综合贸易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此外,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各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逐步向轻工和机电行业拓展。
四、技术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应加强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所谓技术风险是指国际企业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能否开发新产品的不确定性。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风险。技术风险的防范对大型跨国企业尤为重要。东道国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彻底改变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我国跨国投资的行业选择应注重对其技术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分析,为以最低成本实现技术开发创新成功提供有较大安全保障的创新环境。
一般而言,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否决该项目:当该项技术在东道国完全缺乏市场需求或市场价值时;当我方企业不能逾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专利障碍时;当技术进步的发展使本项目很快失去技术优势时;当技术开发创新项目超出企业能力之外或存在较多技术难点时;当技术实力远不能完成该项目而又无法通过横向联合来解决这一问题时;当所选择的技术开发项目有可能遭遇东道国法律禁止或对环境产生直接的、不可回避的影响时。
五、产品选择与风险防范
首先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时,应充分考虑本公司的经营产品属于哪一产业部门,一般而言,许可证交易适用于化工、制药、医疗保健品及其他制造业中,如橡胶和塑料等;特许经营投资方式广泛应用于软饮料、快餐、汽车出租、餐馆饮食、商业服务业等;契约合作安排多用于大型工业项目(如采矿、石油开采等)和公共设施项目(如电力、运输、通信等);直接投资则往往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广告密集型产业中。
其次,从产品属性方面看,多样化的产品作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风险防范效果较好,而标准化产品则适于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当东道国市场发生风险时,该类产品比较容易转移,减少风险损失。产品适用性较低的主要采用间接出口。在产品的承受度上,对新产品一般采取出口为主,对外直接投资为辅的原则;随着产品的成熟,可逐步转向以对外直接投资和许可证交易为主。
六、投资方式选择与风险防范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结合投资区域的特点、投资项目的特点以及各种投资方式本身的利弊加以确定。从我国跨国企业的现有实力看,目前尚难以并购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在世界企业五百强排名中中国仅跻身三家,且没有一家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企业。世界排名榜最末一位工业企业销售额比中国首强高出35亿美元。中国五百家大企业与美国五百家大企业相比,在资产总额、年销售收入、可实现利润方面中国五百强企业分别相当于美国五百强的3.6%、4.6%和6.4%。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资产质量和技术含量有限,大多不是并购目标。因此,跨国并购目前尚不能作为我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从目前我国跨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出发,股权式合资和非股权式合作应该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进入国际市场的首选方式。尤其是在特定区位和特定行业中,灵活地采用诸如契约、合资、合作、联营等非股权安排,对于进入国际市场后的风险防范是行之有效的投资方式选择。此外,应积极参与一些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以共同开发研究、互相渗透参股等方式结成国际性战略联盟,或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可实现优势互补的跨国公司联盟,使我国大型跨国企业能在更高层次上增强风险防范的实力。
我国大型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在不同的地区应有所侧重。例如亚太地区,我国大型跨国集团主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又由于该地区地理、人文环境较熟悉,生产和技术向这些国家转移较为容易,因而,独资经营方式一般优于合资经营。对于拉美、非洲、中东以及东欧、独联体等动荡地区,我国大型跨国集团也具有相对的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但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考虑,合资尤其是合作经营方式较为合适,可以降低直接投资风险和成本,增加投资收益。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通过多种国际融资和跨国联盟的方式,以此可分散风险、获取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资金及国际市场份额。
大型跨国企业在不同行业的投资方式选择上也应有所侧重。例如,以传统技术为主的投资项目应以独资经营或非股权投资方式为宜,以此达到保护企业特有资产和增加投资效益及投资收益的目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中,则应以合资经营或合作经营为主要方式,依据技术的不同层次,将特定行业或特定技术环节上的专有技术,通过海外投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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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的不断推进，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易于帮助企业在后续的发展中进一步采取策略，利于整合管理。然而，影响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的原因很多，东道国层面、公司层面、战略层面的原因等。而选择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从其母国文化、公司管理制度、产品特色等原因与我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优势结合起来，结合我国特色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贸易环境等来选择投资进入的模式。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分类
1、绿地建设。绿地建设即为新建投资，指的是在东道国市场通过直接投资建立新的生产单位或经营单位，如贸易公司或制造中心，从而形成新的生能力。例如GE、IBM、杜邦等都已在中国设立分公司，从研发中心到终端销售，并且存有其完整的管理系统，各自利用我国的低廉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进行研发生产与销售，完成一个系统运转流程。
2、跨国并购。即跨国公司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取得东道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从而对东道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或完全控制的行为。比较典型的里例子有德国大众在中国成立了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两家公司；法国苏伊士集团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中法税务合资公司。
3、合资。合资企业一般指中外合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外国合营者可以是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中国合营者目前只限于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因此，外商选择在华投资时，当其对目标国市场不甚了解并且意图获得一些信息时，合资企业是降低风险的较好选择。到目前为止，在华选择以合资形式进行的企业已不甚枚举。
Anderson 和Gatignon（1986）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按照控制程度大致可分为低、中、高三种控制程度。其中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可包括了全面收购和新建的独资模式；高控制模式指独资、控股企业，中等控制模式涵盖均等股权、合作经营企业、特许等模式，而少数股合资等模式属于低控制模式。
由于中国市场条件的特殊性，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及较为有实力的大中小型企业的市场支撑，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从曾经易于控制掌握的绿地投资慢慢转化为更能应对市场变化的合资型进入模式。这是由于中国市场的优化与市场环境的多样性所造成的。
二、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因素
1、东道国层面
首先，Franko（1989）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较之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比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50%或少数股合资的模式有增加的趋势。而在80年代后，Padmarobhan与Cho（1996）发现50%或少数股合资模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Luo，Y和Neale，OC.（1998）认为在中国市场上，80年代的跨国公司进入时“机会初探者”，90年代是“战略投资者”，而21世纪则是“当地市场的主导者”，这一系列的变更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当然也与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的是密不可分的。在“初探者”阶段，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去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征，如消费者偏好，劳动力成本，资源条件等，而东道国的市场特征往往可以归类为区位因素。
其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也是影响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规模越大，公司更可能以合资甚至均股或者少数股合资进入。
再者，目标市场所在国的文化与母国公司文化方的差异性对模式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差异性越大，则母国进入东道国市场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进入后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合资与合作。
最后，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法律条件、贸易政策也会对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东道国的关税较高时，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若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较高或者法律较为严苛时，跨国公司在其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
Svejnar和Smith（1984）指出东道国政策风险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高，对直接投资的限制条件少等条件下，高控制程度的跨国进入模式成为跨国公司的首选。
Delios和Beamish（1999）及Brouther（2002）以“交易成本扩张模型”证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投资国获取信息越难，因此会倾向于合资合营的模式进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丰富的市场资源不断吸引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而由于其地域广阔性特征，每个目标市场的特性都会有所不同，消费者、劳动力成本具体分层也不同，因此在选择在华投资时还是要依据不同区位选择来决定。
2、行业层面
跨国公司在选择在华投资时，公司所在行业的特性也会影响其选择进入模式的选择。投资国进入东道国后实质上是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适应程度。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资源要素水平不断提高，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着重分析东道国市场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行业与产品本身的特性。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高，高控制的公司倾向于独资模式，包括绿地建设与收购更易创造利润，而以合资的形式进入则容易引起价格战。而在市场集中度很低时，行业的较易控制，因此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市场集中度与进入模式选择的控制程度呈U型曲线。
Anderson和Gatiguon（1986）以“控制程度”决定进入模式的唯一重要因素，将之分成“高控制”“中控制”及“低控制”。在试探性及战略性投资阶段，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进入模式，而在进入市场扩张阶段以后，跨国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权更高、收益更大的独资模式。而某些行业的市场规模决定了跨国公司对其控制的程度，其市场集中度也与跨国公司能够对其的控制程度有一定的关联。
3、母国公司层面
不同国家在选择对华投资的过程中他们选择模式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与公司有关，并且与投资国的文化、资产专用性等各个因素相关。
比如，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最近几年来在选择对华投资时从合资模式转向以独资模式为主；而法、德两国则仍然以合资模式为主。这与投资国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公司倾向于高控制权的投资方式，而法律更倾向与保守的，低风险性并且控制权较低的进入模式，法国和德国的文化较为保守，属于风险规避型的投资国，而且其深知对于投资的环境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因此不敢轻易采用“冲锋陷阵”式的独资形式，而是采用了合资形式。同坐合作、合资建立分支机构，将高新产业的技术与低廉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达到其开发与拓展中国市场的目标。
而完全从投资国的公司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可以从公司规模、公司技术及其经验及其资本资产情况出发。就公司规模而言，公司规模较小时，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公司规模较大时，偏向于采用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当公司在跨国投资中具有一定跨国投资经验时，倾向于高控制的投资方式，如绿地建设或者直接收购；当东道国对于跨国投资有一定的经验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吸收能力时，高控股的投资模式是会成为大多数投资国公司的选择。而就资本基金方面而言，投资国的资本越充裕，选择高控制进入模式的可能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关于这个内容，Shan（1991）以及Makino和Neupert（2000）、Eric，W，K，T（2005）通过设立模型已经验证了投资国资本密集度与投资过进入模式控制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4、风险相关性层面
Beamish和Makino（1991）通过建立风险相关调整模型测试跨国投资后满意度，结果表明，绿地投资的满意度远远高于合资带来的满意度。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高控股的绿地投资方式，而风险规避的投资方往往会选择合资的方式。
四、总结
由于中国投资市场的特殊性，跨国公司在选择在华投资进入模式时不仅需要考虑行业特征、产品情况以及其投资国本身的物力财力，并且需要拟定一份契合中国低廉劳动力市场、多样性消费者市场、地区差异性大等特点的进入战略。这就涉及到对中国文化、政策、法律环境、消费者心理的多重考量。从投资国层面考虑，投资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差异性、产品在行业内的渗透力、资产专用性等都为考虑因素。从行业层面来分析，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影响非常重要。从东道国层面来分析，文化契合度、政策条件、法律环境、对投资国产品的吸收程度都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于投资模式的选择。
选择一个正确的进入模式对于跨国公司后期制定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跨国公司的分析者不仅可以从收益（绩效满意度）来考虑，还可以从宏观的发展角度来拟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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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篇8
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
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
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篇9
世界500强在华投资的产业分布
截至2003年底，500强投资总额在我国的产业分布情况主要是：第二产业占83.67%，第三产业占15.84%。与大多在华投资的外资相同，工业是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行业。农业，交通等基础行业，由于资金投入大，投资利益率低，资金回收慢等原因，所以所占比重不大。
从投资企业数看，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比重为73.78%，占有绝对优势。在第三产业中，500强企业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业上，比例为10.79%。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保险、商业，信息服务等行业进一步开放，投资也将不断增加。
世界500强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截至2003年底，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项目数达900个，占到所有投资项目总数的75%左右，其次是社会服务业，投资数为128个，占总体的10%左右，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也分别有58和49的投资项目数，而其他的诸如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采掘业等则呈个位数分布。
500强投资行业集中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所以成为投资重点，是因为他们经营范围广，比传统产业风险小，投资回收期短，有利于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高新技术领域中的跨国公司竞争将更加激烈，跨国公司只有具备超前意识，输出较先进的技术成果，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大多数集中在那些集中度和规模效应较高的行业里，按照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根据技术水平划分行业的标准，截止2004年底，在统计的1204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中，属于低技术行业的有217家，属于中等技术行业的有684家，高技术行业的有303家。
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正面影响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额大幅增加。跨国公司投资规模大，技术层次高，管理水平先进，具有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绝对优势。为了开发我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般愿意把资金投向我国急需发展的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分布格局，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
跨国公司投资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具体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我国同类行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我国空白的技术。跨国公司投资较多集中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从而直接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通过跨国公司投资促进我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以下几个特点：
降低产业技术研发的风险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将大大降低技术进步的风险。以前我国企业通过技术贸易方式引进的技术，往往由于资金供应不配套，忽视市场的开发，缺乏成熟的商业策略，成本居高不下等多方面的原因，使许多技术引进项目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由跨国公司投资引进的技术，随着技术的转移与其相关的资金供应，市场开拓和相应的商业计划、管理知识，都会随之整体进入，引进的技术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企业技术水平提升速度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在刚刚进入我国市场时，出于对我国市场的需求和国内配套技术及技术人才的情况缺乏了解，所提供的技术和产品往往是试探性的。这些技术和产品可能仅仅是相对于我国的先进水平，并不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最先进技术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特别是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后，多数企业都再次或者多次引进更先进的技术，甚至是最先进的技术。以摩托罗拉公司为例，刚进入我国市场时，产品和技术水平都不是最先进的，经过不断增加投资和滚动式引进技术，到2002年底，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实际投资额已达34亿美元，在中国的销售额2000年高达40亿美元，占全公司全球总收入的10.6%。现在摩托罗拉经验将部分本行业世界高精尖技术引入我国，在我国生产的手机的技术水平，已经等于或高于在美国的产品。
研发投资多且有增加趋势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在华设立R&D机构。跨国公司作为先进技术创新和扩散的主体，我国广泛开展与其合作是获取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渠道。自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成立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R&D机构的发展趋势日益迅猛。统计数据显示，到2002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至少设立了96家规模较大的R&D机构。这96家跨国公司的R&D机构主要设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其中北京有49家、上海27家、广东(广州、深圳)7家、江苏(南京、苏州)6家；西部的城市包括西安3家、成都1家。这96家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从事IT行业(计算机、通讯、电讯)的为70家，占总数的72.9%；其次为精细化工8家(占8.3%)、生物医药8家(占8.3%)、汽车7家(占7.3%)。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研究领域主要以IT业为主，而IT业是21世纪的支柱产业。这会极大地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
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我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填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进而促进了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由于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要有效地运转，必定要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它们来华投资，为了使其技术、设备能够有效运转和经营方针能有效贯彻，就必须在我国培养掌握其经营理念、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才。
在母公司或海外培训基地进行培训。通过这种培训，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经营理念，技术要求，管理特点，营销方式等被它们的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所了解和掌握，开阔了其眼界。
在企业内部对员工进行多层次、针对性较强的培训。跨国公司在人才培养上的信念是，公司的竞争优势需要全体员工的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无法脱离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而体现在设备和技术上。因此所有的管理理念，专有知识和诀窍都向子公司传递，这些跨国公司对员工培训的内容丰富而实用，培训工作的效率很高，不仅提高了本企业员工的素质，还为国内企业培训员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现成的方式及教材。提升我国产业结构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商在我国重点投资的行业主要是服装、鞋类、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90年代初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大多数进入我国产业结构中急需提升和大力发展的产业。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行业来看，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均要高于一般外商直接投资。有数据显示，500强在纺织及服装，食品及饮料行业中的投资项目数虽然较多，所占比重分别为9%和8%，但投资规模所占比重分别仅仅只有2%和4%。相反，他们投资在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非金属矿物领域的项目虽然分别只占10%，9%和2%，但其投资规模却分别占到20%，14%和4%。总之，由于技术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过程中，不仅能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行业的发展，而且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优化我国产业的组织结构
跨国公司投资优化我国产业的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和加强了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联系。跨国公司投资将会带动其海外配套商来华投资，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大型跨国公司多数是生产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在全球各地有多家技术水平相当，产品质量符合要求的协作企业，当跨国公司前来我国投资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当地化程度，就会带动国外的协作企业到我国进行投资。一些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发挥了显著作用。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产生行业垄断现象
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占全行业30%的有133个，占50%的则有57个。跨国公司全面系统地进入中国市场，极大地挤压了中国原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生存空间。与以上现象伴生而来的是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遇到了困难。在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中，中方难以接触其核心技术，使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有所下降。以上的现象均是与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有关。因此加强自身，增强实力，这是改变外商投资负面影响的可行切入点。
外方控制核心技术以至产品增值率低
世界跨国公司企业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主要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世界跨国公司企业前来投资，有利于贯彻用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和装备水平。但是，用市场换技术客观上难度很大，一是世界跨国公司企业技术转移的内部化倾向严重。这些企业往往垄断技术，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出，而是把低技术工序向外转移。二是生产的高度自动化从装备上保证了其核心技术不扩散，以致出现产品高科技，劳动简单化的现象。三是消化吸引新技术及其装备的人才相对缺乏。不过在市场竞争规律的制约下，世界跨国公司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项目所采用的技术仍是比较先进的。
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生成新的结构性矛盾
至今，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重点仍是制造业领域，不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早已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业为支柱，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我国重点发展的产业应是第三产业，但跨国公司出于诸多考虑而常常选择投资制造业，而非别的行业，这有可能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畸形，产业发展不平衡，我国的产业结构战略更无从实施。此外，由于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
利用跨国公司投资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具体措施
20多年利用外商投资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近些年来外国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实践经验也表明：跨国公司投资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跨国公司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
我国应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正面效应，防止其负面效应，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促使我国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生产基地
这就需要从制度和投资环境入手，进一步优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环境，努力保持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基地这一地位。在产业选择上，除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通信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外，还应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使跨国公司尽可能在诸如石油，天然气开发，汽车制造业，运输业，零售业以及会计，审计等领域开展投资，以确保我国经济在行业上能够平衡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大力培养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优秀人才，努力吸引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开展。
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转变
首先要鼓励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重组。当今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投资中的一种潮流，顺应这一潮流，我们也应当适当引导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活动。特别要鼓励跨国公司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并购，使国有资产从一些低效率的部门中退出，提高国有资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配置效率。但也必须注重防止新的垄断的形成，保持市场的有效竞争结构。
其次要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服务业是我国加入WTO后着重培养并需要开放的行业。我国在投资上准入的领域是电信、金融、商品流通等发达国家占较大市场和竞争优势而中国政策管制与保护比较严的部门。从实际来看，我国在这些行业不具优势，但这些行业的开放潜力还是很大的。当然，上述领域特别是金融业的敏感性，对其开放既要积极还有慎重，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积极谨慎地扩大上述行业的对外开放。
发展国内配套企业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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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重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也逐步增加。2003年境外投资11个，投资1749.7万美元，2004年全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13个，投资2355万美元，2005年上半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额达到1.8亿美元，实现营业额1.2亿美元，对外投资2850万美元，新派劳务3300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但与国内外平均水平相比，重庆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显得较为落后，从海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例来看，世界年均比例为1.1∶1，其中发展中国家约为0.14∶1，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比例为0.08∶1，重庆2003年仅为0.03∶1，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和国内平均水平。从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来看，国际上平均项目投资额，在发达国家约为600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约为450万美元，原苏联国家140万美元，我国为100万美元，重庆2003年为128万美元，略高于国内平均水平。重庆企业海外投资所具有的这种投资少、规模小的特点既不利于海外企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和重庆市要求发展一批集团化、国际化的跨国性大企业的目标不一致。因此，如何发展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并培育出世界级的跨国企业集团是摆在重庆市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重庆跨国投资区位现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集中在港澳和越南，老挝，印尼等周边地区。其主要原因为:（1）这些国家(地区)紧靠中国大陆，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有着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地理位置的相近和人文的相近，可以降低成本。（2)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不够成熟的低级阶段，比较优势尚不突出，投资于邻近地区往往更容易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3)相对发达国家成熟的跨国公司来讲，重庆这些企业非常缺少国际经验，且投资规模又较小。
二、重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按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具备的，但是区位优势是一动态的外生变量，只有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因此，区位变量作为跨国企业行使生产和经营职能的外部条件，其不断变化会给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带来风险，跨国企业必须通过正确选择投资区位才能消除或降低投资风险。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两类。
1.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局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贸易制度和法律的完备程度等。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是不同的。对企业来说，这类因素既具有必须服从的强制性，又具有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应重点探讨制度因素的作用。区位优势的选择是重庆发展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区位论、投资要素诱发理论等对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目前,影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重庆企业境外投资的直接目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发挥重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否有利于重庆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重庆境外投资的影响;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人员的可得性等。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又分为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各国的经济环境都有各自的特点，重庆企业要想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能够迅速地占领他国市场，必须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收入水平等多方面加以收集信息，作出选择，这样才能更加积极和主动地进行对外投资。由于经济环境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最直接，因而在考察国外投资环境时，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应当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目的与东道国资源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那么对自然环境的调查分析也将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内容。
3.影响重庆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其他因素
生产要素优势的发挥和互补。世界各国的技术、资金、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禀赋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又有自己的相对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进行跨国经营，可使自己的优势得以发挥，彼此间优势互补，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此外，、社会风气、教育水平、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消费心理等的差异，导致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从而使地域市场变得既丰富多彩又纷繁复杂。跨国企业必须认真考虑东道国的社会、教育和文化环境。
三、重庆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重庆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战略从区位选择来说有两种选择，即上行投资和下行投资。上行投资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打破技术封锁，直接获取发达国家的一流技术，或避开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或打入第三国市场。下行投资是我国贸易对其它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发展中国家，以移植本国处于成熟化的产品或技术，从而实现产品或技术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重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当前东亚及南亚周边国家(地区）应成为重庆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这是因为:首先，重庆与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渊源，与这些国家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进入障碍；其次，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再加上这些地区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机会较多，有利于重庆不同层次的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再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各自的经济运营和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大部分国家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了宏观管理和调控，经济日趋健康，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发展潜力更大。
重庆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周边的几个国家（地区）。2001年重庆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重庆东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越南合资组建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越南优奈特摩托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投资额达600万美元。2002年重庆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重庆力帆集团有限公司和越南合资组建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力帆―越南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投资额达到370万美元，进行摩托车整车装配。
2.重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重庆企业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直接投资，并努力发挥其“窗口”效应，通过在这些领域兴办不同形式的合资合作企业，把掌握的高新技术，新产品设计和制造方法，最新科技动态等反馈回国内，装备自己的新兴产业，使重庆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样既可以获取重庆经济建设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又可以抓住发达国家产品周期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带来的机会，从而促进重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重庆跨国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应积极筹建境外投资促进保障机制和为跨国经营企业提供支持与服务；政府应做好跨国企业的跟踪和成功海外企业的宣传工作;在国际贸易规则协商,保护本国企业在海外各项正当权益上,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纯属政治偏见、意识形态的经贸打压，政府在双边谈判、贸易磋商中更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通过贸易杠杆表明中国的态度立场,以正当积极的博弈，维护本国与本土企业的应有权益,帮助民族企业在海外获得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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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加入WTO以前,我国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很多,使其只能有条件的进入中国市场。现在,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逐步调整,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中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提升。总的说来,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重整在华业务,以提高投资的变革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必须以合资的方式进入我国,或者先建立不能开展业务的办事处,等以后政策允许了,再回购股份。因此对许多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而言,分立投资几乎是必由之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公司抓住我国加入该组织后对外商投资政策调整的机会,纷纷重整其已有的过分零散的投资项目,使其在华投资系统化,其跨国投资的变革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比如,世界顶级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把沈阳的四家合资公司合并同时以控股70%的绝对优势,与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合资成立了上海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公司,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二)跨国公司不断推行本土化策略,以期真正“植根中国”,牢牢占据中国市场。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培育起了自己的优秀企业,海尔、长虹、联想……在与拥有雄厚资金、先进技术、高质量产品、强势品牌以及丰富经验的老牌跨国公司进行的面对面激烈竞争中,他们从根本上说已经毫不逊色。要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必须“植根中国”。本地化战略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所认识。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本地化、技术本地化、研发中心本地化、采购本地化、营销本地化、人力资源本地化等。
(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方式发生显着变化。
首先,独资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合资、合作为主。?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外商对中国具体情况的了解不断加深,外国资本采取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趋势已日趋明显。美国戴尔公司进入中国没有找合作伙伴,它利用全球的生产和供应链,采用直接销售的方式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其次,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从以“绿地投资”为主转向并购。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时常常采用并购方式。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编写的《2001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跨国公司绝大多数跨国投资是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的。2000年,全球跨国投资总额达到创记录的12708亿美元。同一时期,跨国并购总数达到11438亿美元。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比,但是人们也能够看到跨国并购在跨国投资中所占巨大比重。1992年以来,外商在华已经开始在中国参与并购投资。其中最为着名的是中策集团并购中国内地企业案例,以及柯达与中国感光材料全行业合作案例。
再次,跨国公司为了在并购国企中赢得先机,逐步启用战略联盟方式。所谓战略联盟,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一定的目的或实现战略目标,通过一定方式组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近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联合。联想与Intel、微软、HP东芝、IBM、CISCO、D-LINR等许多公司都有成绩卓着的合作。1999年,联想独家的东芝电脑笔记本占中国市场的25%;HP、联想激光打印机占中国市场销售的34%;的CISCO网络产品占7家分销营业额的30%以上。
二、我国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变化的对策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增长及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数量的日增,其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也将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从有利的方面来讲,外资大量进入将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动我国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促进国有经济加快战略性重组和改革,改善市场结构等。但面对经济科技实力雄厚、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外国竞争对手,我国企业和政府也将面临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所带来的人才之争、失业、垄断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问题。这就向我们 提出了如何既最大限度的利用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中的正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其负效应最小化的课题。为此,特提出以下对策: (一)完善制度建设 制度的建设主要在于按照WTO多边规则和我国的入世承诺,不断清除和修改与这些规则、承诺不相符合的一些制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尤其是服务
业利用外资的政策,放开第三产业,放宽在商业、外贸、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电信及各类中介机构等服务贸易领域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及审批速度,改进政府职能,不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而是用经济手段来吸引跨国公司。当然,在我们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制度上逐步做到对跨国公司给予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逐步把给预其超过国民待遇的部分减少下来制止完全消失。
(二)均衡发展各地区经济
从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的地区结构看,我国东部依然是外商投资重点。入世之初,尽管跨国公司对投资中西部地区给予了更多兴趣,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明显增多,但东部地区外资增长更快,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倒呈下降局面。截止到2001年,中、西部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是8.78%和5.26%;而2001年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低于这一水平,分别是8.75%和4.1%。?入世后外商投资区域结构的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我国入世面对的现实经济条件是“两个非均衡”——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非均衡,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要想吸引更国的外资进入我国,尤其是进入广大的西部地区,打破“两个非均衡”时非常必要的。
(三)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服务业是有较高要求的。以跨国公司采购中心的区位选择为例,跨国公司在设立全球或地区采购中心的区位选择上,对入住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首先,在贸易方式上,跨国公司采购中心一般设立在供应链管理理念比较普及的城市,以使其能够与当地及周边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价值链的增值努力;其次,是否拥有优秀的、规模庞大的供应商和采购商,也是跨国公司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规模庞大,产品种类齐全,就可以产生积聚效应,使跨国公司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再次,跨国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十分注重产品规格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化。其认证依赖于第三方质量认证机构,该机构必须为国际公认的权威机构,所执行的标准必须为行业公认标准或者是国际标准;最后,跨国公司的采购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为之服务。这就要求当地金融市场具备筹资和运用资金的能力,并且资金流动不受国界限制,有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具备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其他支持业。所有这些服务业的水平如何,是跨国公司评价东道国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因此更多的吸引掌握先进技术的服务类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总之,我们要利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努力发展银行、保险、电讯、流通、旅游等服务贸易,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加强对跨国公司经营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1. 完善反垄断法及不正当竞争法。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大都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比如产品的特异性能、品牌及专利等。跨国公司正是凭借其超越国内企业的优势,来弥补其国际化经营的附加成本,侵占我国国内企业的大量市场份额的。随着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数量的增加,这种竞争不断升温,最终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以及垄断。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反垄断法及不正当竞争法,以规范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国内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
2. 引导外资投资方向。在产业选择上, 应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通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的投资,还应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在行业上的平衡发展,鼓励外商积极投资于石油、天然气开发、运输业、汽车制造业、零售业及会计、审计等金融领域。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域引导政策上,应继续鼓励其向中西部的投资,适当给与政策倾斜,以促进我国经济在地域上的平衡发展。
3. 严格产权交易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明晰的产权关系是规范产权交易的前提,因此要规范产权出让主体,明确产权出让的审批机关,防止国有资产在并购中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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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无限商机与挑战。在跨国投资中，税负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国际税收筹划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的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的相对税负成本，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国际理财目标，提高国际竞争力。
1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含义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不限一国一地），在税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税收差别及有关国家税法的不完善和漏洞，充分运用纳税人的权利（即法定的最低限度的纳税权），通过事先对跨国经营组织形式、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和交易活动进行适当而周密的安排和筹划，以公开或接近公开的合法手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的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跨国投资税收筹划亦称国际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避税计划。虽然各国对避税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多数认为应将国际税收筹划严格地限制在狭义的国际避税或正当避税、顺法意识避税的范畴。国际偷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已发生并且确定的情况下，滥用税收协定或采取不公开的具有欺诈性和隐瞒性的手段，以逃脱其实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不仅与税法的立法意图相违背，而且与法律不相符合。这些不当避税或逆法避税的作法，相对于国际税收筹划是有本质区别的。
2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空间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内在动因（根本原因）在于每个跨国纳税人都有着减轻自身纳税义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而外在原因是不同国家在税制结构、税收管辖权、经济源、税源、税基范围、课税对象和税率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差异，不仅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更使其较国内纳税筹划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都签署了双边的全面性税收协定，根据协定，缔约国双方的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享受到许多关于境外缴纳税款扣除或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跨国投资者通过对不同国家间的税制差异和税法漏洞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能为消除和减轻跨国纳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及法律保证。
3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策略
3．1利用避税地进行税收筹划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对外国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在此投资经营所得与资产免税或按较低的税率征税或实行大量税收优惠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不纳税或少纳税条件，称为国际避税地（亦称国际避税港）。国际避税地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纯国际避税地”（又称无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即不开征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般财产税的国家或地区；第二种是“半纯国际避税地”，即完全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只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第三种是“特别国际避税地”，即尽管按照国际惯例制定税法并实行征税，但对某些类别的公司却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情况下，利用国际避税地减轻税收负担筹划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种：
（1）把境外企业开办在“半纯国际避税地”或“特别国际避税地”，从事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享受在所得和资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减免税优惠。
（2）虚设避税机构。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立一个子公司，然后把其总公司制造的商品直接推销给另一个国家，在根本未经过避税地子公司中转销售的情况下，制造出一种经过子公司中转销售的假象，从而把母公司的所得税转移到避税地子公司的账上，达到避税的目的，并且减少了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
（3）以基地公司作为信托公司。因为避税地对财产税实行减免征收，可在避税地设立个人持股信托公司，然后将其财产虚设为避税地公司的信托财产。而所信托的财产实际上在几千里以外，资产信托人和收益人也不是避税地居民，但信托资产的经营所得却归在信托公司名下，并通过契约或合同使受托人可以按其意愿行事，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4）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所谓内部保险公司是指由一个公司集团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协会投资建立的、专门用于向其母公司或兄弟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以替代外部保险市场的一种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保险公司进行跨国税收筹划的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的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对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纳税。
3．2利用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的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实现减少纳税的目的也十分重要。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组织形式所适用于的税法规定有很大差别。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只对独资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股份有限公司除要按公司的收入计算交纳公司所得税外，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按个人累进税率计算交纳个人所得税。并且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可以将其已经支付给股东的股利从收入中扣除，公司的收入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课税，其综合税负率可达46．4％。因此，对于规模不大的企业，采用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较合适。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则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设立分公司，二是设立子公司。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子公司是依照东道国的相关法规注册登记成立的独立法人，而分公司则隶属于公司。从税收的角度分析，不论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都应在其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是大多数国家对该国注册登记的公司法人（子公司）与外国公司设在该国的常设机构（分公司）在税收上具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往往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往往承担有限纳税义务。此外，在税率和优惠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1）子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居民身份，因而可以享受东道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及东道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所有优惠。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母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被派往国外，则不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
（2）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母公司所在国企业，而由于分公司与总公司属于同一法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大都可以直接抵免总公司的盈利，以减少公司的总体税负，因此需考虑境外企业在最初几年是否能够盈利的问题。一般而言，多数长期投资项目在前几年会亏损，因而自然是以分公司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为佳。
（3）设立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纳税的优惠。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规定跨国投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在未以股息形式汇回之前，母公司可不必为这笔利润缴纳所得税。譬如美国《公司所得税法》就有此规定。而子公司与总公司是同一法人，其利润不管是否汇回，都应并入总公司所缴纳或补偿所得税，不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
（4）要考虑股息及税后利润汇出的预提税。除了企业所得税外，许多国家规定外国子公司应就税后利润汇回母公司的部分再征收预提所得税；而对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则征收“分支机构税”，此税相当于对其分配股息所征收的所得税。多数国家在征收分支机构税时，是就分支机构全部税后利润征收，即不论这笔利润是否汇往总公司作为股息，都要征收此税；也有些国家只就分支机构未再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利润征税；还有些国家只就利润的汇出部分征税，也称为“汇出税”。因此，跨国投资者应权衡和比较子公司预提所得税和分支机构税，选择更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子公司与公司两种形式各有利弊，如何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取决于许多财务性的和非财务性的条件。一般情况，许多跨国公司就是在经营初期以分公司的形式在海外经营，直到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再设法使其成为子公司。但必须注意的是：该种转变产生的资本利得可能要纳税，事前也许还要征得税收和外汇管制当局的同意。
3．3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各国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自然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各国对引入外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1）投资项目和区域优惠。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税收鼓励的范围相对广泛得多，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给予普遍优惠，优惠政策相对也要多一些。例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为外资进入提供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常以所得税为主。
（2）扣除项目优惠。某些经济发达国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和缩短折旧年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期限为3年、5年、7年的公司财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期限为15年和20年的公司财产，采用15％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有些国家税法还允许计提某些准备金，包括重置准备金。
（3）亏损减免优惠。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亏损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减免期限不同。荷兰是税率较低，且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该国规定公司任何年度的亏损都可以从未来8年内所得中扣除，且公司存在前6年中的“经营亏损”，可在未来不受限制的年度中的所得中扣除。
（3）资本利得减免优惠。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对资本利得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甚至免税。例如位于欧洲西部的卢森堡，从1929年起对持股公司实行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几乎免征了一切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预提税和个人所得税。只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增资本课征1％的资本税和对公司的股份资本课征0．2％的财产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跨国纳税人如能及时调整财务政策，尽量将流动性收益转化为资本性收益，就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效果。
（4）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合理避税。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对所得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偷逃税的协定。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这一方式来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两国间税收利益分配。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缔结国双方都要做出相应让步，从而达成缔约国双方居民都享有的共识。如瑞士与英、美等30多个国家缔结了全面税收协定。瑞士预提税税率：一般股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5％、15％或20％；利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15％或20％；特许权使用费不征税。一般这种优惠只有缔约国的一方或双方的居民有资格享受。但是，当今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和新经济实体的跨国自由建立，使其可以与税收协定网的结合成为可能。跨国纳税人可试图把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投资通过第三国迂回进行，以便从适用不同国家的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中受益。我国也已与8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以跨国投资纳税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对外缔结协定的情况，把税后所得分配到有税收协定关系的所在国，这样可以享受较低的预提税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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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林．企业跨国经营纳税筹划研究［J］．中国海洋人学报，2003（1）
篇13
从2009年始，国有三大石油公司开始海外跨国投资业务，其主要投资方式为并购、服务合同以及贷款协议等形式。随着，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加，其所带来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如何辨识这些跨国石油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对国内石油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投资风险即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活动所遇到的各种类型的不确定的风险，从而给海外投资活动带来损失。目前，国内石油资源不能实现自给自足，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状况变得日益严峻。因此，到外国寻找新的经济资源就成为企业与国家的共识。国家对跨国投资极其重视，并大力提倡“走出去”战略，国内产业资本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跨国投资活动日益增加。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在石油投资领域。
二、跨国石油投资的风险
跨国石油投资作为海外投资项目，具有—般投资项目所不具备的投资风险。通常涉及的是跨国因素，包括在投资地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跨国背景因素。文章结合国内外对跨国风险分类的研究，对跨国石油投资风险进行了分类，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人类社会无法抗拒的自然风险。该种风险是自然界作用下产生的风险，对跨国投资所带来的潜在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如，在投资国展开的海上石油开采，这类跨国石油投资的自然风险就具有不可抗拒性，一旦发生，损失将极巨大。
第二，投资地区政治环境恶劣，特别是战争风险。由于政治风险国际被称为所有投资风险中的第一风险，因而国内跨国石油投资者必须要对投资区域的战争风险进行有效、权威的评价。如，在中东地区的跨国投资就要充分考虑战争的风险，否则将给国内企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三，投资所在区域的政治法律风险。政治法律风险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突发性政治性事件以及东道国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的不连续或者不稳定，会给我国跨国石油投资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四，金融风险。目前，欠发达国家通常面临着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该问题的存在导致这类国家常常采用限制性的外汇管制措施，导致投资利润与资产的转移或输出受到阻碍，致使跨国石油投资极易蒙受损失。
第五，市场风险。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为跨国石油投资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该风险主要是因金融市场波动而导致发生的风险。包括股权、汇率以及利率等风险。随着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稳定阶段的结束，跨国石油投资的市场风险所造成损失的概率极大的提高，而国际原油价格的跌涨暴将成为最大市场风险之一。
第六，技术风险该种风险是跨国投资企业投资后能否因为技术而顺利完成相关业务，为企业带来利润的风险。如果企业不能成功的开发产品，不能顺利的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那么将给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应对跨国石油投资风险的措施
跨国石油投资具有巨大的潜在风险，文章在对跨国石油投资风险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对策体系，具体应对对策如下：
第一，加大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在实施跨国石油投资前要全面、准确、综合的对投资地区和国家的政局进行评估，仔细分析其在政治、法律、政策、法规等各种因素，尽量避免在政治风险高的区域进行投资。在遇到风险时，可以寻求中国政府的帮助，对所能遇到的潜在风险进行监控。借助国家力量对企业无法涉及的国家领域问题进行跨国交涉，以便企业对对投资区域的政治环境有深入的了解，避免风险的出现。
第二，加大对市场风险的应对。密切关注石油市场的风险，要对国际市场的趋势，作出准确的分析，并将此结果作为跨国石油投资决策的参考。
第三，加大相关技术研发。跨国石油投资企业相关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企业能否获得预期投资效果的影响极大。在国内石油公司所拥有的地质研究、人才储备以及勘探设备等是跨国投资企业能否降低风险的硬性要求。要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在工艺、销售等技术上的优势，保证项目能正常运转，降低跨国石油投资项目的风险。
第四，国内企业要采取正确的跨国投资策略。国内企业要实施本地化战略，规避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本地化战略的可以降低相应的进入门槛和政治风险，有助于国内企业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获得优惠政策，进而降低风险。国内企业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规避法律风险。
四、结论
海外投资项目通常涉及东道国的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背景因素的不同，因此涉及的潜在风险很多。目前，由于海外的投资活动存在着各种风险，对于国内企业实施跨国石油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挑战对国内企业同样是机遇。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此展开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文章在综合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企业可能遇到的跨国石油投资风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对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石油企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顾永康.跨国石油投资的风险管理[J].中国石化，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