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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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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状态
经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国家收支会得到进一步平衡，在保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规避出口竞争力过低，使得我国对外出口竞争实力和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3.持续辅助相关企业主动绕过贸易壁垒
通过跨国并购或是在海外设置子公司，可以让我国企业更快的挤入国际市场，使得因为贸易避雷造成的贸易限制问题得以顺势消除，全面增加产业贸易数量并强化企业国际综合竞争实力，最终带动关联产品出口贸易。
4.快速赋予我国企业强效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向发达国家迈进，进行绿地投资并构建起专业化的分支机构，能够愈加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保证及时介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集聚区域并加以模仿学习，从中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长此以往，令自身所有权优势得以全面增加，并顺势扩充出口贸易范畴以及对国际的影响效应。最好的例子就是大连机床企业，就是凭借并购渠道，进行逆向技术溢出实时性获取，跻身于世界十大机床排位。
二、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作中面临的具体挑战困境
1.政府管理缺乏应有的统一联带性
许多企业无法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深入性调查掌握国外法律法规，致使在并购工作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获得政府可靠的支持。
2.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结构机理严重紊乱
自2011年开始，我国对外投资中，占比比较大的分别是租赁、商务服务、采矿、批发和零售制造等领域，大约占据整体投资份额的77%，相比之下，关于软件、科学研究等高新科技产业占据的比重就显得较小，几乎只有2.1%。由此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层次过低，并且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支持。
3.专业型人才资源储备数量不够充足
事实上，我国许多跨国行业都缺乏跨国性经营管理人才，致使后期直接投资活动遗留深刻的随意和盲目患，长此以往便会令海外经营能力持续降低，严重情况下直接陷入亏损等被动境遇。如2011年我国陷入亏损的境外企业便已经达到23%。
透过宏观角度观察，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管是在产业结构、参与企业实力、国际竞争潜质等方面，都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竞争规范诉求有着较大差距，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更利用严格规定限制我国对外投资力度。长远趋势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发展还有较长一段的挑战适应路途要走。
三、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途径改善进出口贸易管理质量的措施
归结来讲，我国就是要持续地革新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形式，将国际、国内两类市场优势和多元化资源优势尽数发挥，使得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效用至此得以长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有助于海外市场的开拓，经过跨国生产途径迅速带动高端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支持动力；再就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内经济发展一切需要的资源，包括高新技术设施和丰富的实践管制经验等，借此令国内产业机构快速优化并提升技术水准，令我国企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变得愈加理想。具体措施内容将细化为：
1.适当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持续优化并改造相关产业结构
我国以往获取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机械和技术，相关行业根本不能得到系统化革新拓展机遇，唯一能够有效利用的便是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而在和其余国家进行出口贸易竞争环节中，既有的劳动力优势也开始逐渐丧失。因此，有关规划主体需要持续加大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完成逆向技术溢出改革指标并快速获取高端的知识技术，令高新科技产业投入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这样一来，便可在国际贸易中尽快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扩充相关产业整体的对外出口贸易范围。
2.督促政府快速构筑起完善形式的金融服务机构
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基础上，地方政府需要全面发挥自身职能效应，在企业实行政策方面予以科学化引导，进一步开放集合融资、税收、信息咨询等功能服务。另外，政府还要持续修缮海外投资监督保障体系，主动规避政治风险侵蚀效应，令企业自觉形成发展对外贸易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当然，为了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改革进程，作为政府，有必要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现状、既有产业结构以及国家战略，人性化的调整投资区域并调整产业运作模式。逐步搭建起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指导体系，借此调整我国投资法向引资一边倒的隐患，同时将西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发展经验予以充分借鉴，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外投资主体、权责、区域、产业、模式、利润分配、人才培养等，再就是成立专业化监理机构，令对外投资管理程序在当下予以快速简化，最终提升管理实效。
3.跨国企业要积极培养金融、财务、贸易、法律等各类专业人才
透过各方合作建立起高效的教学培训机制，保证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培养供应融合财务、贸易、法律、政策管理经验的应用型人才，进一步规避今后直接投资活动的盲目和随意性问题，令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几率得以大幅度提升，衍生出可靠的企业内部优势，为今后产业内出口贸易持续增加，创设适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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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3283（2013）03-0018-03
作者简介：郜志雄（1967-），男，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郭（1970-），男，宁波工程学院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投资；李秀娥（1983-），女，山东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候选人，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生，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外国直接投资。
基金项目：宁波工程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项目（2009JJD79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前言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1993年仅为71%，2011年达到565%，这意味着中国一半以上的石油消费量来自国外。获取海外原油需要国家进行能源外交，需凭借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实现，但原油获取的根本渠道和最终实现形式是对产油国的直接投资或与产油国实现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的实际功效不仅要讲企业的实际经营效益，还要把进口中国所需资源和扩大中国海外市场作为战略目标（裴长洪，2011）。为了研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双边贸易对中国原油进口量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2003―2010年中国对24个主要进口原油来源国的OFDI流量、OFDI存量、进出口贸易联系和原油进口量作为研究变量，实证检验中国OFDI、进出口贸易对原油进口的影响。首先，计算中国与这24个国家的货物进口贸易结合度、出口贸易结合度，并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其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分析FDI存量、贸易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以及FDI流量、贸易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其后，建立VAR模型，检验FDI流量、FDI存量、贸易结合度和原油进口量的滞后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的动态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双边贸易结合度的计算
1数据来源
2003―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JK）的数据来自《国际石油经济》。中国在24个主要原油进口国的FDI流量（Flow）和FDI存量（Stock）的数据来自商务部、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2003―2008年中国与24国的双边贸易额数据来自IMF主编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5―2009）；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其中伊拉克的数据来自UN comtrade；其他数据来自WTO数据库）。
对上述的原油进口量、FDI流量和FDI存量取对数，即这3个变量为Lflow、Lstock和Ljk。
2进口、出口贸易结合度的计算
本文选取贸易结合度指数表示中国与24个原油进口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结合度指数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布朗提出，后经小岛清、德拉斯戴尔和山泽逸平等学者完善，它是指一经济体对某一个贸易伙伴的出口（进口）占该经济体出口（进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进口（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口（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该比值反映了两经济体贸易相互依存的程度。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数值越大，两经济体的贸易联系越紧密；数值越小则贸易联系越松散。
按照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可计算出中国对24个主要进口原油来源国的货物出口结合度（ETCD）和进口结合度（ITCD）。
三、中国OFDI、双边贸易对原油进口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通常通过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对于面板数据单位根的检验，Levin and Lin（1993）、Im et al（1997）和 Breitung（2000）分别提出LLC 法、IPS法和Breitung 法，Maddala and Wu（1999）提出了ADF-Fisher和PP-Fisher法。LLC 、Breitung的原假设是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IPS、ADF和PP检验的原假设是假定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本文采用LLC、IPS、Breintung、ADF-Fisher 和PP-Fisher 5种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当检验结果不一致时，若前两种检验、后三种检验结果中各有一个拒绝原假设，本文即认为被检验序列为平稳序列。据此，运用Eviews60软件检验，可以判定：在5%的显著水平下，Lstock、Lflow、Ljk、ETCD和ITCD都是平稳序列（见表1）。
2FDI存量、双边贸易关系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
把Lstock、ETCD、ITCD作为自变量，Ljk为因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中国OFDI存量、货物进口结合度和货物出口结合度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利用Eviews60对上述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回归结果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包括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通过变截距模型全面分析FDI存量、ETCD、ITCD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情况，运用变系数模型来讨论国别之间影响的差异。
变截距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中国的O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效果显著；10%显著水平下，出口贸易紧密程度与原油进口量是负相关，影响显著；进口贸易结合度的影响则不显著（见表2）。
变系数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巴西和马来西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利比亚、伊拉克、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科威特和马来西亚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有显著影响；在5%显著水平下，中国在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巴西、马来西亚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在10%显著水平下，中国在安哥拉、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中国与越南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有显著影响，在其余国家的FDI存量对原油进口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在马来西亚与尼日利亚的FDI存量与原油进口量之间呈负相关，巴西、利比亚、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联系与原油进口量之间显著负相关（见表3）。
对上述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的回归残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数列，回归中不存在“伪回归”现象（见表3）。
3FDI流量、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静态影响
以原油进口量为因变量，FDI流量、出口结合度和进口结合度为解释变量分别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水平下，FDI流量、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但出口贸易联系与进口量之间负相关（见表4）。
变系数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5%显著水平下，在哈萨克斯坦和巴西的FDI流量对原油进口量的影响显著，中国与利比亚和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与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的进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量有显著影响；10%显著水平下，在越南的FDI流量对原油进口量呈负向关系，统计结果显著。回归后对残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数列，回归中不存在“伪回归”。
4FDI流量、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动态影响
分别以Ljk、Lflow、ETCD、ITCD和Ljk、Lstock、ETCD、ITCD为内生变量，建立两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将模型的滞后阶数P确定为1。回归结果表明，原油进口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有正向影响且显著，FDI存量滞后一期、FDI流量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有负向显著影响，而进口结合度和出口结合度的滞后期对当期原油进口量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从静态角度看，2003年以来，中国的OFDI、双边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的影响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总体看，中国的OFDI流量和存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原油的进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进口原油来源国的出口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没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联系的影响不显著。就国别而言，中国OFDI、双边贸易联系对原油进口的影响效果不同，可分为七种：FDI流量与存量双促进作用（如哈萨克斯坦、巴西）、FDI存量促进作用（如安哥拉、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双边贸易促进作用（如马来西亚）、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如阿尔及利亚）、贸易阻碍作用（如澳大利亚、利比亚）、贸易影响模糊（如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科威特、尼日利亚和越南）和没有影响（其余国家）。从动态影响效果看，原油进口量主要是前期产生的，前期FDI存量与流量对原油进口没有促进作用，前期货物贸易联系的影响甚微。
基于FDI、双边贸易关系对原油进口量的不同影响效果，从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应进一步发挥FDI的促进作用，加大对原油生产国的投资以稳固原油进口量。据统计，2011年中国OFDI流量的627%流向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而流向苏丹的仅占12%。因此，中国需要通过发放优惠贷款等措施引导中国企业增大在产油国的投资，既可以促进中国原油的进口，也可把过剩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石油资源。从贸易角度而言，一要巩固与扩大原油的进口量，二是基于与产油国货物贸易的现状，调整国别间的贸易发展方式，逐步优化商品贸易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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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国外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转移和本土发展环境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迅猛，并逐渐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行业总产值以每年493亿元的规模增长，全球65%的体育用品在中国生产制造，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近年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幅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经专网（http：//ibe.cei.gov.en/）和国家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894家规模以上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实现出货值509.94亿元，同比增长10.58%；从出口性质来看，体育用品出口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合计出口占全部出口总额的98.5%，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六成以上，这表明外商投资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都取得了较快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从2002年的527.43亿美元、27亿美元跃升至2012年的1117.2亿美元、850亿美元，年均增幅分别为7.79%和41.19%；而与此同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为9.22%和31.4%。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FDI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但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是否也受到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影响是否显著，是怎么样影响的？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此，本文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回归模型，以实证的定量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海默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这一时期，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交往格局被打破，国际分工深入到生产领域，进而渗透到产业内部，这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加强，融合程度加深。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理论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宏观角度下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如郝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论（静态比较优势），小岛清边边际产业扩张论（动态比较优势）和钱钠里的“两缺口”理论等；二是微观角度下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如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论等。从实证角度来看，国外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Mundell为代表的“替代性关系”，如Blonigen（2005）指出为逃避贸易壁垒，FDI对贸易具有替代性关系；二是以小岛清（1973）为代表的“互补性关系”，如Lipsey和Weiss（1984）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与其相关或配套的技术品和服务的母国供应商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在长期中，FDI和母国出口趋于互补；Marchant（2002）、Rose和Spiegel（2004）也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FDI与国际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对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外贸影响的研究面较广，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出口总量、结构升级和技术外溢出等方面，如李春顶（2009）以新一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我国不同行业企业应选择不同的国际化路径（继续扩大出还是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孙少勤，邱斌（2010）从市场体制、外资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和市场分割等四个制度入手，分析了上述四个制度因素对我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对此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中观产业层面、微观企业角度都有较宽、较深的研究，但关于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影响研究方面则较少，只有张宏伟（2010）和王自清（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有相关研究；张宏伟通过测算体育用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王自清研究了三资企业资产与我国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而关于FDI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则鲜有。基于上述背景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取2003-2012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贸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单位根检验（ADF）、协整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等方法对FDI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把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变量因素考察其是否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进而为改善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贸易提供相关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1.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选取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该平台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承办的）、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信息中心主办）和国家海关公布的分行业月度数据，本文将各年的月度数据汇总得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
2.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本文研究所需的我国全部行业FDI和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撰的历年《国家统计年鉴》，体育用品制造业的FDI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没有直接数据，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其中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商务部编撰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中对文化服务业有做概述）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进行估算，由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明显小于体育用品制造业FDI额，所以在做回归模型分析时，估算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影响很小。
（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FDI和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假定出口需求EX和进口需求IM是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CDI）和受到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变量的函数，由此得到的进出口需求函数为：
EX=EX（CDI，FDI） （1）
IM=IM（CDI，FDI） （2）
由于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该年的CDI和FDI，往年流入和流出的FDI和CDI对该行业的对外贸易也会产生影响（于薇薇，2007），本文将考察往年的FDI和CDI是否也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故把FDI和CDI的累计额也作为变量因素来分析，两者的累计额分别采用截止到该年的累计额；由于本文不仅研究长期静态效应，也关注短期动态效应，故选择“滞后一期”带来的短期影响，进而研究数据以2002年为初始年，2003年的累计额是2002年和2003年的总和，2004年则是2002、2003和2004年的总和，以此类推。故上述（1）和（2）式可以完善为：
EX=EX（CDI，FDI，AFDI，ACDI） （3）
IM=IM（CDI，FDI，AFDI，ACDI） （4）
（3）和（4）式中AFDI和ACDI分别表示FDI和CDI的累计值。
为减少估值误差可以将上述数据转换为对数形式，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则有计量模型：
lnEX=αex+βexlnCDI+γexlnFDI+λexlnAFDI+πexlnACDI+ρex （5）
lnIM=αim+βimlnCDI+γimlnFDI+λimlnAVDI+πimlnACDI+ρim （6）
上述（5）和（6）式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基准模型，其中α为常数项，β、γ、λ、π为各自变量的系数，ρ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现状分析
自2002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03至2012年出口和进口贸易增长速度年均增幅分别超过21%和20%，2012年我国在全球货物贸易额排名中位列第二，而与此同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图1和图2分别显示的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增速、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和FDI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和FDI总额的比例。
图1显示除2010年外，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幅呈现下降态势，并且2012年出口额出现首次下降，这表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面临严峻形势，出口产品结构竞争优势降低和国际竞争加剧是主要原因；进口增速则呈现“降一升一降”的来回波动趋势，这与国内居民收入状况和体育消费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受惠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当年进口增幅达到9.8%，而2009年则受到金融危机滞后效应影响，下降幅度超过11%；外商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也呈现来回波动趋势，北京奥运会前的2007年增幅达87%，而最近几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受到诸如产品科技含量低、恶性竞争严重、支持力度需要加强等因素影响，2012年FDI增速只有10%左右，投资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图2显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比重持续下跌，但2009-2011年出口比重明显高于2009年之前，这和国家建设体育强国和国务院出台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相关政策有较大关系；进口比重则保持平稳态势；虽然2012年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增速只有10%，但全国FDI增速为负增长，体育用品制造业FDI比重则保持稳中有升态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竞争加剧。
（二）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做时间序列回归分析中，一般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在做回归分析时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在实践中较多宏观经济数据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将采用Engle-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法，首先根据基准方程（5）和（6）对相关变量做ADF单位根检验，然后衡量各变量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为当且仅当各非平稳变量同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时，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最后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变量间的短期效应。
1.ADF根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对基准方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只有原始数据lnEX和lnAFDI单整，而在二阶差分后，则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注：如果ADF检验值小于T值，则表明数据平整通过检验；表示二阶差分
2.协整关系检验和VEC模型
利用Eviews软件，将相关变量带入上述基准方程（5）和（6）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测算，出口和进口方程分别为：
lnEX=5.57+0.12lnFDI+0.71lnAFDI+0.04CDI+0.01lnACDI+ρex （7）
其中R2=0.991983，D-W=2.18503。
lnIM=1.63+0.13lnFDI+0.84lnAFDI+0.01CDI+0.003lnACDI+ρim （8）
其中R2=0.965257，D-W=2.656159。
上述（7）和（8）式的拟合优度均超过0.95，说明方程整体线性情况较优；根据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整体方程线性较优，但只有AFDI变量对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余三个变量均不显著（见表2）。
为契合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A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影响显著的结果，本文把AFDI单独拿出来与出口和进口做回归分析，测算的出口方程和进口方程分别为：
lnEX=3.193309+0.832585lnAFDI+ρex （9）
其中R2=0.979767，D-W=1.451246，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lnIM=0.491375+0.817216lnAFDI+ρim （10）
其中R2=0.960327，D-W=2.63312，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上述（9）和（10）式为长期静态进出口回归方程。为避免直接回归造成的伪回归，需要对出口和进口回归方程中的残差序列p进行单整分析，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测得ADF值分别为-2.771129和-3.761541，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2.309527和-3.259808，拒绝残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将残差项resid加入VEC模型，采用OLS得出短期出口和进口动态方程分别为：
lnEX=2.275895+0.906402lnAFDI-0.038154ρ（-1） （11）
其中R2=0.979825，D-W=1.190602，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lnIM=0.026562+0.854723lnAFDI-0.341169ρ（-1） （12）
其中R2=0.942080，D-W=1.514908，AFDI检验值为0.0000，效果显著。
由于本文在计算AFDI累计值是从2002年开始，故（11）和（12）式中表示了滞后一期的回归模型，ρ（-1）表示滞后一期。
3.分析与讨论
（1）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和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从（7）和（8）式可以看出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额与上述四个因素均呈正比；从影响系数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累计值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较大影响。历年流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值是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其有滞后效应。
（2）（9）、（10）和（11）、（12）式中方程拟合度均超过0.9，说明方程整体线性情况较优；且ADFI的检验值为0.0000
（3）FDI流入带来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是和我国出口导向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密切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互补效应的模型，他认为FDI是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营等的综合转移，根据其理论可以推测FDI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很可能是FDI流入改善了资本质量，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对体育用品制造业部门产生了竞争效应，有力地提高了供给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从理论上而言，进口替代政策和FDI的替代效应会使FDI与进口规模呈现反比例关系，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FDI流入则会大量进口先进的设备和原材料等，因此，实证分析才会出现FDI导致了进口的增加。
（4）从短期误差修正模型来看（（11）、（12）式），FDI累计值与出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的偏离纠正速度为3.8%（p（-1）的系数），即当年FDI变动不会导致出口的迅速反应，因为FDI从实际使用到产品出口需要一定周期，这也佐证了FDI的累计值是影响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FDI累计值与进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的偏离纠正速度明显高于出口，达到34.1%，即当年FDI变动对进口影响较大，这主要由于外商投资初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设备和原材料；由于p的系数为负，表明当年FDI变动与进出口呈负相关，这也佐证了在长期内FDI累计值对进出口影响大致相同，而短期内对出口的促进作用高于进口。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最近几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幅及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下滑态势；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增速表现来回波动趋势，其占全国FDI比重则稳中有升。
2.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分析了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促进了进出口贸易，但FDI累计值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体育用品制造业FDI累计值对出口影响略大于进口影响，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当年FDI变动对进口影响高于出口。
3.FDI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外资进入体育用品制造行业，有效地延伸了体育用品产业链，有助于发挥关联投资效应、技术示范和扩散效应、管理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出口贸易；另一方面，我国体育用品消费市场虽然庞大，但仍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国外资金为了获得市场占有率，提升出口贸易，进而转向以FDI的形式替代直接出口，FDI的大量流入则会带动先进设备、原材料等的进口。
（二）对策建议
1.鉴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FDI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有滞后效应，且对出口影响大于进口影响，短期内可以加大引入FDI，但从长期来看，还需体育用品制造业行业自身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内部管理，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知识密集型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优势；
篇5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 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 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山东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序列分别取LNFDI、LNEX、LNIM。
表1 1980年至2004年间各样本数据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FDI
EX
IM
LNFDI
LNEX
LNIM
1985
0.0559
23.4652
17.9796
-2.88
3.1555
2.8892
1986
0.1939
19.1926
19.0914
-1.64
2.9545
2.9492
1987
0.2381
28.9938
6.5356
-1.43
3.3671
1.8773
1988
0.3908
30.9773
26.3588
-0.94
3.4333
3.2718
1989
1.3132
32.7015
28.9496
0.2725
3.4874
3.3656
1990
1.5084
34.1719
8.6803
0.41
3.5314
2.1611
1991
1.7950
37.523
10.7970
0.59
3.6250
2.3793
1992
9.7335
43.3752
34.4388
2.28
3.7699
3.5392
1993
18.4319
42.036
30.8226
2.91
3.7385
3.4282
1994
25.3566
58.7011
37.5916
3.23
4.0725
3.6268
1995
26.0719
81.6101
57.8906
3.26
4.4020
4.0586
1996
25.9041
91.8298
69.8096
3.25
4.5199
4.2458
1997
25.0044
108.5888
66.7743
3.22
4.6876
4.2013
1998
22.2262
103.4705
62.7035
3.10
4.6393
4.1384
1999
24.6878
115.7909
66.9185
3.21
4.7518
4.2035
2000
29.7119
155.2905
94.6093
3.39
5.0453
4.5498
2001
36.2093
181.2899
108.3414
3.59
5.2001
4.6835
2002
55.8603
211.1511
128.2664
4.02
5.3526
4.8541
2003
70.9371
265.7285
180.8467
4.26
5.5825
5.1976
2004
87.0064
358.7286
239.0850
4.47
篇6
一、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早期发展时期（1949—1957）；停滞时期（1957—1978）；初步恢复时期（1978—1983）；形成时期（1983—1994）；建立与调整时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随之出口退税政策进入建立与调整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当年依据国际惯例，中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的政策，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17%和13%的政策；对从小规模的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实行退税率为6%的政策。出口退税和零税率政策执行不久，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即由原来的17%和13%下调到9%、6%、3%，综合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2007年，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连续六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冲击。
从前几次调整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的44.2%急剧降为下半年的8.8%，下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高达9.39.1999年7月1日，中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相应地，当年出口增长率从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长15.8%，增幅提高20.5%，上调出口退税率的出口弹性系数为6.95.由此可见，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明显，出口退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手段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是目前经济刺激计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二、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响，这对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地震。为尽量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上调出口退税率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
（一）应对金融危机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为支持外贸出口，提振经济，保证就业，国家从2008年下半年起，已经连续六次提高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关统计显示，出口退税率提高后，中国实际办理的出口退税明显增加，不仅缓解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部分调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还表现出跌势趋缓的积极现象。
（二）出口退税率上调的积极作用
1.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据了解，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即可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获得76亿元人民币的退税额。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8月和11月，国家先后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2个和1个百分点，很快纺织工业产品出口形势就得到好转，2009年1月在工业出口下降了17.6%的情况下，纺织工业出口却能基本与2008年持平，仅下降0.2%。此次将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提高到16％，对于相关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将带来实质性利好影响。
2.配合产业调整规划，提振企业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实现小幅加快增长。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纺织纱线、纤维和相关产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长0.4%，服装及衣着附件和鞋类出口12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0.9%和23.6%，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扬。200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人士表示，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为了配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在之前出台的调整振兴规划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增加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关税的办法来减轻负担。因此，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中国主动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缓解出口企业困难，恢复出口企业信心。
（三）出口退税上调的局限
1.出口退税率上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进出口形势。退税率上调对出口来说只是一个短期利好，并不能彻底改变外贸形势，因为中国进出口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大幅缩减，企业出口订单锐减。虽然企业可以通过迅速调整产品出口方向，将出口方向从欧美日转向南美等国家，有的企业也确实已经重新拿到订单、开工生产，似乎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税上调后，很快就会收到外商提出降低产品报价的要求，导致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政府补贴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税率实际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税率再上调的空间已非常小。目前中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按照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公平贸易政策出口产品零关税的内容，企业出口退税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业人士和专家都表示，希望将出口退税率一次调整到位，甚至有些行业可望与国际接轨，实现零税率。但是在经历了近一年连续六次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高，大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继续上调空间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税率上调可能使贸易出口摩擦抬头。国际贸易对一国进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影响了一些国家国产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造成贸易摩擦抬头。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对从中国进口的铝平滑辊和铝箔产品，发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要求利害关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该局表明立场。2月份又传出消息，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案做出终裁，认为中国铝挤压材行业不属市场导向行业，并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国已经开始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为使中国尽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困境，在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一）加强出口退税机制的法制化建设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
中国加入WTO后，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到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们在享受世贸成员权力的同时，也将不可推卸地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尽快建立和完善与WTO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税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定主义原则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税法中的一条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立法级次普遍较低，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也使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在中国经济已驶上高速发展道路并已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今天，这样的税收法律级次着实让人感到有点落伍。不仅退税资金长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税管理各个地区也自成体系，出现了大量的外部不规行为，使出口退税管理失去了统一性和规范性，也使中国出口退税难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导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扭曲，产生负效应。另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了出口骗税的屡屡发生。出口退税是促进对外贸易的财政手段，而外贸出口又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税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国税收基本法的进程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出口退税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创造良好的退税外部环境，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将是目前中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加入WTO后认真、严格贯彻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迫切需要。
（二）确定最优出口退税率
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消费地课税原则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也鼓励各国通过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办法实现自由贸易，并且强调各成员方不得将出口退税视为出口补贴。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对出口商品退还已征的国内商品税，但是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退还。这就给各国处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国内商品税留下了较大自由决定的空间，即各国可以自行确定退税的程度，如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甚至还可以不退还。税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优出口退税理论就是研究在不违背经过国际协调的国内商品税课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税能够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是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倒数，其经济学含义在于：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低，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出口征税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反应越差，那么其需求数量变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国将出口征税转嫁给国外，这样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高（最优出口退税率越低）。反之，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就越低（最优出口退税率越高）。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无限大，本国对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无法使外国消费者接受更高的价格，出口征税只能使本国的福利减少，此时最优出口商品税税率应为零（最优出口退税率为国内商品税征税率）。
从中国出口产品的性质上看，很多出口产品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弹性比较大，只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甚至占有垄断地位，需求弹性很小。根据最优出口退税理论，考虑行政管理和实践的可行性，确定中国出口退税程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大多数产品实行完全退税政策；对少数国外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如工艺品、土特产品和稀有矿产品等实行不完全退税或不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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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在全国和四川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下，英特尔（成都）公司进出口的情况如何？顾仪告诉记者：“2013年英特尔（成都）公司情况比较乐观，进出口总额约53亿美元，其中，进口33亿美元，出口20亿美元；英特尔西部分拨中心2013年进出货量是2012年的5倍。2014年，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需求为导向下与2013年持平。”
英特尔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强调带动行业发展与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顾仪说：我们期望英特尔在成都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希望能够带动成都IT产业的发展，使其稳坐西部地区的领头羊，在世界IT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今后，我们还将加快实施国家“智能城市”和“城镇化”建设目标，描绘计算机赋予的科技创新活力，展示未来教育、幸福养老、移动生活、健康医疗、智慧交通等应用新体验。英特尔期望与成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肖晓文（成都海关统计处）
1～11月四川外贸进出口增长8.7%
据海关统计，1～11月四川省累计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583.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8.7%，高于同期全国7.7%的整体进出口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5个月外贸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其中出口总值为379.4亿美元，增长8.9%，同期全国整体出口增长8.3%；进口总值为203.9亿美元，增长8.3%，同期全国整体进口增长7.1%。1～11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列全国第11位，其中出口总值列全国第11位，进口总值列全国第13位。
11月当月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为68.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较上月9%的增速显著提升，环比亦增长26.7%，单月进、出口值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出口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5%，较上月8.5%的增速大幅提升，环比增长34.9%；进口21.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较上月10%的增速亦加快，环比增长12.2%。
一般贸易增长，加工贸易下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激增。1～11月四川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52.7亿美元，增长14.5%，高于全省8.7%的整体增速，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增长6个百分点，占全省整体外贸的43.3%；同期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240.1亿美元，下降6.5%，拉低外贸增速3.1个百分点，占比为41.2%；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方式进出口56.5亿美元，激增1.9倍，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增长6.9个百分点，占比为9.7%。
美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东盟、香港等新兴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1～11月四川与美国双边贸易额为105.7亿美元，下降8.1%，占全省外贸总值的18.1%；与东盟104.4亿美元，增长36.4%，占比为17.9%；与欧盟86亿美元，下降5.2%，占比为14.7%；与香港44.8亿美元，增长82.2%，占比为7.7%；与日本33.5亿美元，下降18.2%，占比为5.7%；与韩国31.1亿美元，下降6.5%，占比为5.3%；与台湾省22.2亿美元，增长11.7%，占比为3.8%。
全省外贸以成德绵城市群为主，成都独占鳌头，另有7市外贸规模超过6亿美元。1～11月全省21个市州中，成都以454.7亿美元的进出口额独占鳌头，增长5.3%，占全省整体外贸的比重高达78%。同期，德阳外贸规模为31.3亿美元，增长13.6%，位列全省第二；绵阳为25.5亿美元，增长29.7%，居第三位。此外，另有乐山（10.2亿美元，增长16.3%）、自贡（9.5亿美元，增长15.2%）、广安（9.3亿美元，增长26.5%）、宜宾（7.1亿美元，增长2%）和南充（6.2亿美元，增长82.2%）等外贸规模超过6亿美元。
综保区占全省外贸逾四成。1～11月，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为241亿美元，增长2.9%，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1.3%。其中出口总值为143.2亿美元，增长4.6%，拉动全省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其中高新园区出口116亿美元，双流园区出口27.2亿美元。
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1～11月四川出口初级产品7亿美元，下降8.5%；出口工业半制品52.1亿美元，增长6.5%；出口工业制成品320.3亿美元，增长9.8%。四川初级产品、工业半制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关系为1.9∶13.7∶84.4，相较于去年同期2.2∶14∶83.8的该比例关系，工业制成品比重明显上升，初级产品和工业半制品比重下降，结构进一步优化。
1～11月四川出口以便携式电脑、集成电路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合计240.3亿美元，增长5.6%，占全省整体出口总值的63.3%，拉动全省整体外贸出口增长3.6个百分点。1～11月，四川六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67.2亿美元，增长18.3%。
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1～11月四川进口机电产品147.6亿美元，增长5%，占全省整体进口的比重高达72.4%，拉动全省整体进口增长3.7个百分点，主力产品包括集成电路、飞机、印刷电路和检测仪器等。此外，进口有机化学品10.5亿美元，增长19.4%；金属矿砂9.6亿美元，增长8.2%；农产品3.6亿美元，增长37.9%；钢铁2.5亿美元，锐减38.2%。
王小琪（四川省社科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需调整对外贸易结构
从全年来看，四川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四川对外贸易需解决以下问题：
货物贸易占比高，服务业贸易占比低。四川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外贸占比低于全国和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四川产业结构的缺陷。
与欧美发达国家贸易占比高，与东南亚、东盟、俄罗斯贸易占比低。从外贸对象来说，四川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外贸放缓，总量占比高；与东南亚、东盟、俄罗斯外贸增长快，但是总量偏小，占比低。因此，四川在外贸对象上有缺陷。
成都外贸占比高，其他市（州）占比低。从四川省外贸区域结构来看，成都占全省整体外贸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它市（州）约占20%，这与四川省实施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不符，因此，全省外贸区域结构要进一步调整。
现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比较缓慢，反映到外贸上也需要一个逐步复苏的过程，这对四川省的外贸有一定的影响。从全国和四川来看，经济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下降，外贸放缓。另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贸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包括四川省实施了一些反倾销、反制约的措施，这些也制约了四川外贸的发展。2014年，四川外贸需要作出一些调整。
篇8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物流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促进作用,影响是否显着。然后,运用弹性理论,通过计算“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即物流发展速度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动比率,来测算现代物流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其程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2.2变量及数据来源
衡量进出口贸易的指标,一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总额。而衡量现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不同学者选择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研究大多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或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为代表。从进出口贸易涉及的物流系统来看,其物流环节包含运输、仓储、检验、报关、包装、装卸搬运,以及信息处理等作业内容,其中,运输是必须的环节,故本文选择了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1986—2009年间的数据。
3实证分析
3.1物流产业发展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相关性
在相关性分析之前,首先对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逐年变化情况作描述性分析,以掌握其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是浙江省1986—2009年进出口总额和货物周转量的统计数据。依据表1,绘制出1986—2009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变化趋势图①,见图1。由图1可知,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这初步说明浙江省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为了说明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显着影响,下面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进出口总额为因变量,设为Y,货物周转量为自变量,设为X。根据表1的进出口总额与货物周转量相关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和方法得知,二次曲线(Quad-rati)拟和模型较好地反映浙江省物流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变化趋势。回归结果见表2,调整后判定系数为0.9923,接近1,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以5%的显着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着性经过检验,F=1482.790,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是显着有效的。回归方程如式(1):Y=-121.873+0.3129X+0.0000118X2(1)
3.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促进程度的弹性分析
(1)测算模型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知浙江省物流业的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进行定量测算。弹性分析是计算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敏感性的工具。本文以“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一词作为衡量浙江省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变化的敏感程度。进出口贸易额设为变量Y,货物周转量设为变量X,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如式(2):E=dYdX?XY(2)
(2)物流产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程度的测算
根据回归方程Y=-121.873+0.3129+0.0000118X2可得式(3):dYdX=0.3129+0.0000236X(3)运用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计算模型,求得弹性系数E,见表3,1986—2009年间,浙江省区域物流-进出口贸易平均弹性为2.9,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物周转量每提高1%,进出口总额约提高2.9%,说明浙江省物流业较大程度上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3)不同时段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的比较表3显示,1986—2009年间不同年份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差异较大,从具体数据来看,弹性系数从1986年的8.4694,下降到2009年的1.3460。为了分析不同时间段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以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计算1986—2009年不同时间段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平均值,结果表明,不同时间段的弹性均值从1986-1990年的6.57,下降到2006—2009年的1.25,弹性均值呈现下降的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趋缓。为了分析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以1986年作为时间t=1,对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与时间t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多种拟合模型,决定采用三次曲线(CUBIC)模型。拟合曲线如图2所示,回归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8915,与1极为接近,表明方程解释能力强。变量均以1%的显着性通过t检验。回归方程显着性经检验,F=700.05937,P=0.000<0.01,表明回归方程显着有效。拟合方程如式(4):E=9.790957-1.3076t-0.0689t2-0.001232t3
(4)由方程(4)计算2010—2014年的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指标值,见表5,浙江省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呈下降趋势,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应进行产业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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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林业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从本质角度来讲，当前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随着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经济效益的获得及贸易经验会对林业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由传统的单一林业产业经济结构向多维度、多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转变，在提升林业产业结构完善程度的同时，促进林业产业的有序化、优质化发展；二是发展效率方面，在林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我国在对外出口各种林产品资源的同时，也会从其他贸易对象中获得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2]。上述技术及方法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我国林业产业的生产效率，促进林业产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模式不断转化。2.2林业产业人才机制构建方面。随着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显著增加。为了实现进出口贸易目的，各个企业或单位将不断引入大量的林业方面的专业人才，打造符合自身进出口贸易需求的专业人才队伍。与其他人员相比，长此以往，这些专业的人才逐渐在林业产业中形成良好的引领作用，间接促进我国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2.3资源矛盾缓解方面。从本质上讲，可以将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看成是一个消耗积累林产品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及短缺资源的过程。在实际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市场之间的贸易交换对我国的林业产业发展空间起到了良好的扩宽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讲，可以将这个发展过程看成是我国与其他贸易对象进行优势互补的过程。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我国林产品资源的掠夺化开发模式产生了良好的抑制作用，有利于我国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4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林业产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经济效益，该部分经济利润的分配及重新利用将会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
3结语
通过对我国林产品贸易现状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着对外贸易结构单一，进出口贸易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贸易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等问题。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促进我国林产品贸易的良性发展，应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对贸易结构及贸易方式进行合理调整。从整体角度来讲，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林业产业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林业产业人才机制构建、林业资源矛盾缓解、林业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发挥林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林业产业的影响作用，在后续的贸易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对林业产业发展需求的分析，结合需求内容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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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关键词：进口；出口；地区差异；泰尔指数；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7-0028-05 收稿日期：2006-12-3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口和出口额分别由1978年的108.9亿和97.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916.1亿与9690.8亿姜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6.54％和17.85％。但在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上升的同时，不同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却表现出强烈的非均衡性，如2006年对外贸易量排名前5位的省市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以上其中排名第一的广东省进口和出口额分别达到2252.63亿和3019.53亿美元，而排名最后一位的自治区仅为1.06亿与2.22亿美元。
日益扩大的对外贸易发展差距，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如岳昌君计算了1998年我国各省市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各类商品的显现比较优势和贸易条件，认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出口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谢昭琼认为，由于在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政策支持、资金状况、运输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东、西部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明显。许雄奇、张宗益运用不平衡指数、变差系数、集中度指数等指标对1992-2001年中国出口贸易的省际差异和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差异进行定量分析，根据出口依存度、增长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率指标对30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1992-2001年省市之间的出口差异逐渐缩小，但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出口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且中国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三大地区之间。尹希果、雷虹、谭志雄建立了包括进出口总额与增长率、贸易结构、贸易企业性质等28个变量的指标体系，对1999-200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根据因子得分将31个省市分为发达型、发展型、成长型、潜力型、开发型5大类，认为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发展差距明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市进出口贸易发展差异呈现出怎样的规律?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有何联系?总体贸易差异在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方面如何?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指标对1978-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特征和规律进行探讨，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体差异进行结构分解，从而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进出口贸易发展总体差异
(一)进出口贸易发展总体差异的演变趋势本文首先采用泰尔指数(T)对1978年以来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定量分析。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Xi为各省进口或者出口贸易额。
根据式(1)，本文计算出1978-2006年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
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特征不尽相同。进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6年，进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变化较小；1987年后差异迅速扩大，衡量进口贸易地区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大幅度提高，1990年达到最高点；1991-1996年，进口贸易发展地区差距逐步缩小，泰尔指数缓慢下降；1996-2006年，衡量进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在高位上进入相对平稳阶段，波动非常小。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省际差异则以1986年和1996年为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6年，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逐渐缩小，1986年达到最低点；1987年后差异不断扩大，衡量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稳步提高；1996-2006年，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变化较小。
(二)进出口贸易发展差异演变的成因分析首先，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变化受到经济、贸易体制变革的影响。改革开放初，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管理体制，进出口贸易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自，生产多少，出口多少都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的。因此，在计划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距比较平稳，呈现出缓慢缩小的趋势。1987年起，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外经贸行业内推行，此举极大的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各省份开始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创汇，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惠政策导向的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对外贸易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中央实行的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广东、海南、福建、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优先享受到了各项优惠政策，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东部地区，带动了东部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也进一步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差距。因此，1987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迅速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自沿海向内地的逐步开放政策渐入，内陆地区的一些城市包括所有的内地省份和自治区省会城市都相继开放，逐渐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各省份基本上都设立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开放区，优惠政策得到普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开始有所意识，将地区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区差距的降低上，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客观上阻止了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所以，1996年后衡量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的泰尔指数都相对平稳，波动较小。
其次，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地区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息息相关。根据魏后凯、范剑勇、朱国林等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总体上处于“U”字型走势之中，1978-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轨迹可以部分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差异的演变。为了进一步分析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衡量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与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进行回归分析，为了克服异方差性提高计量分析的可靠性，对所有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1978-2005年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与GDP差异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所有的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统计值、R2均在合理水平，对方程进行
Wald检验证明不存在异方差性。总体而言，方程的拟合效果良好。回归结果表明，1978-2005年间，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差异泰尔指数的自然对数每增加l％，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差异泰尔指数的自然对数会相应增加0.84％和0.90％。
再次，各地区自身因素也是导致进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各省在基础设施、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技术力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都会对其进出口贸易发展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利用1978-2005年间省份相关数据的平均值进行相关性分析。
表1显示各省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资本形成、技术力量、市场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与其进出口贸易发展相关性很大，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充裕、技术先进、市场化程度高、利用外资较多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发展也较好，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其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从而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因此，各省份自身因素的差异也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地区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进出口贸易发展总体差异的结构分解
接下来，本文分别利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总体差距进行地区结构分解和产业结构分解。
(一)地区结构分解泰尔指数是各地区进出口贸易额的加权几何平均，它具有表达差距的较好性质，可以将数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组，然后将差距分解为各个组内和组间差距。泰尔指数又可写成：
其中m为组数，Sk是第K组的权重，Tk为第K组的泰尔指数。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各个组泰尔指数的加权平均和，表示的是组内差距，第二项是用组的均值来表示的组间差距。于是，衡量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可以按东、中、西部地区分解为：
其中，TE、TM、TW分别表示衡量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的泰尔指数；XE、XM、XW、X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总体的进口或者出口贸易额。式(5)中前面三项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组内差距，最后三项是用组的均值来表示的组间差距。用T1表示组间差距，式(5)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反映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本文将全国30个省市(由于重庆市设立较晚，出于统计口径一致性考虑，仍将其并入四川省计算)按照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的标准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计算出1978-2006年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泰尔指数，然后，将总体的泰尔指数按东、中、西部进行分解，把进出口贸易发展的省际差距分解成各亚地区内部的差异和各亚地区间的差异。
表2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东部地区内部差异以及地区间差异引起的，相对而言，中部与西部地区进口和出口贸易发展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非常小，大多数年份其贡献率甚至不到2％。具体比较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区域间差距的贡献率，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年份，地区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大于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贡献率，而且最近几年，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程度正在不断增大。
(二)产业结构分解接下来，本文借用基尼系数指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省际差异进行产业分解。出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考虑，仅对1993-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省际差异进行产业结构分解。
定义进出口贸易发展基尼系数Gm，计算公式为：
其中Xi为某地区进口(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总体进口(出口)贸易的比重，Wi为该地区的人口比重，Vi为各地区进口(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总体进口(出口)贸易的累计比重。基尼系数可以按产业进行
口)贸易中所占比重，GK为单项产业进口(出口)的基尼系数。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计算出1993～2004年中国进口(出口)贸易总体的差异以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别对总体进口(出口)贸易基尼系数的贡献，计算结果见表3。
篇12
一、当前国际贸易形势的现状
就目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美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给欧美国家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状况改变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消费观念。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一些欧美人民开始逐渐的积攒积蓄，这就导致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消费水平处于一个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形势，虽然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呈现着一种逐渐消退的景象，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欧美国家的消费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反而欧美国家消费水平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缓慢的上升速度，严重的影响了国际金融贸易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仍处于一个低迷的阶段，但是也逐渐的开始呈现复苏的状态。
欧美地区中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主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给服务业与金融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办法进行快速、有效的恢复，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一转变，严重的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欧美国家还加大了对外贸易中的一系列关税。
二、当前贸易形势对进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1.我国出口贸易项目逐渐减少
就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元在国际汇率市场中处于一个持续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我国人民币处于一个不断升值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的价格优势，极大的降低了我国在出口贸易中的经济收入。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人民币汇率不断的上升，国外各个地区中的资金大量的涌入中国经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美元的贬值，我国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出口贸易的局势也就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企业的产品还是主要以价格为优势，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这一种出口贸易局面中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出口贸易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势。
2.主要贸易国的消费需求呈现降低的趋势
主要贸易国，是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中主要的经济来往者，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经济收入，主要贸易国的消费需求关系着我国出口贸易的局势，如果消费需求大，那么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就能够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作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如果主要贸易国中的消费需求低，则会严重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贸易额的上涨，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额大幅度的降低。
3.出口贸易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足
就目前来看，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非常的稀缺，出口贸易产品的品牌效应也非常的低，在国外经济市场中主要是以价格优势为核心竞争力，但是也很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市场环境中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根据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加工贸易这一方面呈现着不稳定的状态，而普通贸易所受到的影响要远远低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非常的少，这就致使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的竞争力出现严重不足的现象。
4.进口贸易额降低
我国是一个贸易出口的大国，在进口这一方面主要以一些稀缺能源为主，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在进口贸易中的处于一个被动、不利的地位，一些能源资源大国由于自身经济的缓慢发展，在贸易中提升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成本对进口贸易进行支撑，不仅影响了进口贸易额的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政府、企业在财政方面的负担。
三、当前贸易形势下，进出口贸易的应对措施
1.政府要合理的对进出口贸易政策进行调整，推动进出口贸易
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要坚持“走出去”这一战略方针，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政府要针对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一些新的国际贸易项目进行扩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分工中去，合理的利用一些国际资源，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开各个国家中存在的贸易壁垒，将进出口贸易中的被动局面转变为主动的局面。
2.扩展内部市场，将一些出口贸易产品在我国经济市场中进行销售
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可以对内部经济市场中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将一些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内部经济市场中进行销售，一些外贸企业可以将贸易目标转向满足国内经济市场需求，满足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拉动我国内需。
3.加强进出口贸易中服务与技术的创新，完善进出口贸易体系
进出口贸易中的外贸企业，应当加强在服务与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提升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在服务这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出口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要完善进出口贸易体系，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宏观调控，确保外贸企业基本的经济利益。
四、结语
就目前来看，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正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造成一些国家中的热钱不断的涌向我国，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经济市场的稳定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市场中的风险，面对这一实际情况要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应对方案，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稳定性，切实解决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13
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决定产业结构演进的本质变量有三个：需求结构、相对成本和对外贸易。前两者是封闭条件下影响产业结构的变量，而对外贸易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1]一个地区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地区经济总量的发展，而且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的变化，能够对地区的生产供需状况和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在对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中，孙晓华、王昀（2013）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角度，对对外贸易结构是否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覃桂凤、隋丹（2011）对上海市的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姜茜、李荣林（2010）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在云南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章研究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对云南的对外贸易效益作分析，或是对云南进行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熊彬、牛峰雅（2014）以桥头堡战略为背景，对云南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进行研究；赖石成、钟伟（2011）立足于云南烟草产业，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云南烟草业发展的影响；屠年松、洪文（2010）对云南与东盟商品贸易的互补性进行了分析。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建设，云南三大产业的发展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第一产业产值在1980年为24亿美元，33年后增长为308.7亿美元。云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之第一产业表现出较快的发展，现如今二、三产业的产值已突破800亿美元，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云南三大产业在数量上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在进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农产品，特别是温带果蔬一直是云南出口的重点，而热带果蔬则是云南进口的重点。2014年1-8月，云南共出口农产品约合16亿美元。以集成电路、处理器等电子产品为主的出口增长快速，云南省2013年出口机电产品50.7亿美元，较之2012年增长2倍，同时，2013年云南农产品进口13.3亿美元，下降4.4%。另外，2013年金属矿砂仍是云南全省最大类进口商品，进口额21.1亿美元。2013年，云南省出口玉石3.6亿美元，为云南新增的出口产品类别。近年来，茶叶和花卉的出口为云南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并且，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云南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了云南服务业的发展。
云南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长，进出口商品类别和数量的变化，对云南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云南进出口出发，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建立云南进出口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VAR模型，分析进出口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联动关系，对于今后改善云南进出口贸易，促进云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借鉴意义。
二、VAR模型下的云南进出口贸易与产业联动演化的分析
（一）构建云南进出口与产业结构的VAR模型
1. VAR模型介绍及建立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模型）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提出。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该模型用来描述在同一样本期间内的n个变量（内生变量）可以作为它们过去值的线性函数，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而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VAR一般形式为Y（t）=A（1）Y（t-1）+…A（n）Y（t-n）+BX（t）+e（t），其中，Y（t）是一个内生变量列向量，X（t）是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等估的系数矩阵，e（t）是误差向量。误差向量内的误差变量之间允许相关，但是这些误差变量不存在自相关，与Y（t）、Y（t-1）……，Y（t-n）和X（t）也不相关。
为分析云南进出口贸易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联动关系，建立四变量滞后K阶的VAR模型：Y（t）=A（1）Y（t-1）+…A（n）Y（t-n）+BX（t）+e（t），其中Y（t）=（LI1，LI2，LI3，LFT）， e（t） ～∏ D（0，Ω）为4维随机误差列向量，A（1），A（2）……A（n）均为4×4阶参数矩阵，Ω 为4×4阶方差协方差矩阵。该模型记为VAR（n）。
2.数据选取及说明。
从云南省各年统计年鉴和昆明海关相关统计，选取云南省1980年―2013年的进出口总额、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数据进行分析。各数据已对照相应年份利率转换为美元。另外，为消除异方差，对各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但这并不改变原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同时，对研究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时间序列赋予如表1所示的名称，并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分析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ADF检验，可以看出，DLI1、DLI2、DLI3、DLFT都是I（1）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原序列有一个单位根。
（二）云南进出口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协整关系分析
由以上ADF检验结果可知，时间序列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运用Eviews7.0软件对时间序列进行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LI1、DLI2、DLI3、DLFT四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协整关系存在。
（三）云南进出口与产业结构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DLI1、DLI2、DLI3、DLFT四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根据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在滞后阶数为4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FT和LI1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表明在云南，其第一产业和进出口贸易中，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进出口的增长，进出口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滞后阶数为4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FT是LI2的格兰杰原因，同时，LNLI3是LNFT的格兰杰原因。这显示出云南的进出口对云南第二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而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繁荣也加快了进出口贸易发展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思考与建议
云南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云南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为不断促进云南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不断提高进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云南要在现有进出口贸易基础上，加大技术支持和投入，加大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通过拓展加深产品生产的产业链，开发精加工深加工产品，打破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局面。在进口方面，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发展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以高技术高科技带动云南现有产业的纵深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进口带动出口，以进口促进发展。通过进口和出口双方面的协调和拉动，发挥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促进云南产业结构升级。
（二）培育农产品新品种，增强农业活力
云南农业发展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说明农业发展对云南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云南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大对新品种农产品的培育力度，加大培育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和高校合作，开展农业“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打造多品种的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产品。其次，加大农业资源的整合，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不断扩大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再者，采用先进的包装、存储、冷藏等技术，提高云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确保鲜活类农产品的价值。
（三）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促进第三产业蓬勃发展
复杂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为云南旅游业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基础，不断发展的交通网络也为云南旅游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支持。云南在今后的发展中，要不断规范旅游市场运行机制，拓展旅游市场，加强宣传，发展系列旅游产品。另外，还应该要着力打造云南旅游业的知名品牌，加强旅游景区的建设和保护，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的建立，建立健全旅游景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休闲―餐饮―住宿―贸易等”的一条龙服务。
（四）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
云南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云南第二产业的发展，贸易合作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促使云南进一步推动第二产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第二产业，云南应该转变工业企业发展模式，加大工业技术创新，把资源密集型工业转化为技术创新性工业，减少在工业生产中的资源浪费，用先进技术提升传统工业企业和制造业的竞争力，实现这一类产业和企业的长足发展。另外，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合作，拓展第二产业发展的平台，为云南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品的进出口贸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曲洋，支大林，唐亮.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东北地区的数据[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50-152
[2] 孙晓华，王昀.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半对数模型和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世界经济研究，2013，01：15-22
[3] 覃桂凤，隋丹.上海市的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11，6：9-14
[4] 姜茜，李荣林.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分析[J].经济问题，2010，05：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