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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煤矿区作为“资源开采-经济发展-环境损害”高度耦合的区域，其循环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区域资源、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由于煤矿区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且具有变量多、关系复杂等特点，因此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是实现准确评价煤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课题。
1 煤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煤矿区的特殊性，选择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以下原则[2-4]：
1）系统性和层次性结合原则。
循环经济首先是由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组成的复杂大系统，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全面的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组成部分，这些子系统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应在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标，全面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客观地反映系统发展的状态。
2）简明可行性原则。
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必须定义明确简单明了，数据来源要精确，处理方法要科学合理，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和客观。指标体系应具有可操作性强的特点，要尽可能简单实用，考虑定量化的可行性、建模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
3）动态引导性原则。
循环经济既是目标亦是过程。循环经济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因此，指标体系中不但要有反映循环经济现有规模和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目标的静态指标，更要有能综合反映循环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动态指标。以便使得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决策、描绘、监测、预示和评估功能。
2 煤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划分
根据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意义，本文采用“类决策树”的分析方法对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划分。
“类决策树”方法[5-7]就是将我们的循环经济目标以及将它分解成的若干子系统，最后提出描述、表达目标的各项指标元素，最后一层的具体指标用一个像树枝的图形表示出来，把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决策问题形象化，以便于决策者分析、对比和选择。划分的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煤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3个层次，即决策层（A）、子系统层（B）、指标层（C）；5个子系统，即经济发展子系统（Bl）、危害环境子系统（B2）、资源承载子系统（B3）、生态保护子系统（B4）、绿色支持子系统（B5）。经济发展子系统Bl用于评价煤炭循环经济系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B2资源承载子系统煤炭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子系统B3和B4用于评价系统环境质量的优劣状态及控制程度；绿色支持子系统B5用于评价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
2.2 评价指标选择
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专家咨询方法，针对5个子系统遴选代表性评价指标。遴选出的评价指标隶属的子系统、意义等见表1。
3 结论
1）遵循系统性和层次性结合原则、简明可行性原则、动态引导性原则，运用类决策树方法对煤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划分，共分为3个层次，即决策层（A）、子系统层（B）、指标层（C）；5个子系统，即经济发展子系统（Bl）、危害环境子系统（B2）、资源承载子系统（B3）、生态保护子系统（B4）、绿色支持子系统（B5）。
2）针对5个子系统，遴选代表性评价指标19个。其中经济发展子系统包含4个指标、危害环境子系统包含3个指标、资源承载子系统包含3个指标、生态保护子系统包含4个指标、绿色支持子系统包含4个指标。
参考文献：
[1] 周宏春，刘燕华等.循环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 孙峥.煤矿矿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山东科技大学.2005.
[3] 刘霞.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南京工业大学.2005.
[4] 赵国浩.可持续发展系统要素分析[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8，（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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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飞速发展当中，同时发达国家向中国境内转移高污染产业，建立在化石能源上的工业社会已经把人类带入了“高碳经济”发展时代。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等是我们为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严峻问题，它们已经严重阻碍到了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脚步。
在此背景下，2003年以政府文件形式英国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一词，这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重点的经济模式很快受到了普遍关注。[1]“低碳经济”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风靡全球。全人类都迫切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低碳经济。相对于我国而言，“高碳经济”增长方式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发展进程，更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环境能源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那么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2]
二、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构建浅析
（一）开展低碳经济评估的必要性
环境及气候变化是我们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和最终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由“增长=发展”改变为“经济—生态—社会”三维系统，从而全面综合的研究经济、环境、资源、社会和谐共同发展。[3]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们为求发展而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致使全球环境变化下受到严重影响。此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目的在于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破坏环境行为，用来维持环境、大气的平衡，确保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一方面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短处进行定量考核，另一方面对低碳城市构建以及指导我国低碳经济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为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借鉴。而且在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各个相关因素分析后，得出主要影响因素，就进行节能减排具有重大意义。
（二）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构建的原则
相对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等综合的发展模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完成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过程，也是极其重要的过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下面几个原则。
1.综合全面性原则。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涉及经济、能源、碳排放及环境的一种综合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一个系统体系，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确保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综合的反映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指标应当具有系统性强，包含信息量大，重复性小等特点，但要注意指标体系不应过于庞杂。
2.可操作可计量性原则。依照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是选取指标的基础，这些指标可在统计资料中取得，或者经过计算或推导现有数据资料可以得到，并且选取指标时选择可操作性强、可以进行量化的数据，避免选择那些难以量化或者是搜集不到数据的指标。
3.可对比针对性原则。面对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及人口等差异，衡量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时应选取人均指标或相对指标，使其具备区域之间的可对比性。同时应选择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且能反映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现状的指标。这些指标应针对低碳理念，低碳经济特色，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应当区别开来。
4.动态性调整原则。低碳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当符合动态变动的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从而进行相应的实际变动，这样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才会被指标体系客观反映出来。指标不是静止不变的，虽然其使用在一段期间内大部分是静态的，但在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发展时也应做出合适的调节，适时的添加或删减指标，调整其权重也要随着指标对低碳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影响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当前，能源短缺、环境恶化是我们所要解决问题当中的重中之重，低碳经济是应对这些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法。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可以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对经济发展水平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加速可持续发展的实行。
对于指引现代社会构建低碳城市、低碳经济建设等是通过对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体系进行建立，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与结构、各区域经济规模等进行量化等途径完成的。同时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可以使其与低碳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综合考量不同区域的碳排放等状况，这样可以为各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建议。之后在分析对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影响因素，得出重要部分，以便寻求出解决节能减排这个问题的契机。可以说构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考核不同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提供了有效方法和途径。
到目前为止，全面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不多。差异性较大的这些指标体系包括现有的Tapio的脱钩指标来反映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当两者的增长速度或趋势不相同时，就称之为脱钩现象。[4]张学毅、王建敏从能源消费、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建立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朱有志等构建了四个准则层13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外，[5]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但是他们都未对碳排放于经济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这样使得尚无统一认识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为复杂。要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现有指标的不足就必须建立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UK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wing a Low Carbon Energy，Feb，2003[R].Http：//bert.gov.uk/files/filel0719.Pdf.
[2]杨金贵.2010，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来临[J].经济视角，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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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1.马力，史锦凤.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6（12）
2.惠俊刚，卫海燕，郎玉泉.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1）
3.徐新，相丽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7）
4.王晔，何启明，景履贞.甘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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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时,在紧密结合所研究城市实际情况和保障数据资料可获得的前提下,遵循了系统性、全面型、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了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1、原始数据的同趋势化和标准化处理
(1)类型一致化处理。因此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既有正指标也有逆指标,为了使指标同趋势化,本文将用极小值法将逆指标转化为正指标。
(2)标准化处理。因为各组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需要统一对它们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标准差方法对原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由霍特林于1933年首先提出的,它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降维”的思想,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而且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85%)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通常把转化生产的综合指标称为主成分,每个主成分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
3、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法是研究“物以类聚”的一种方法,它根据一批样本(或变量)数据本身的特性,按照一定的类定义准则,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归类。最终会绘成一幅系统聚类的谱系图,再根据一定的原则确定最终分类结果。
三、我国17个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天津市、秦皇岛市、大连市、上海市、连云港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州市、厦门市、青岛市、烟台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湛江市、北海市和海口市17个沿海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主成分分析
首先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13.0对我国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相关系数矩阵(略)及其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从而得出我国部分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并对其综合得分进行排序。
在此基础上得出6个主成分的各自得分,并进行相应的排序。进而根据6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对各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可得出我国17个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并对其得分进行排序(表1)。
(二)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所研究的17个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进行研究,本文选用SPSS13.0继续对这17个沿海城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子系统的指标数据进行聚类分析。选用组间平均链锁距离法作为类与类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选用平方欧式距离作为样本间距离的计算方法,得出这17个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归属情况。
(三)评价结果分析
从各个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情况可以看出,深圳市以3.44的得分高居榜首,深圳市和上海市则以0.99和0.48的得分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说明了这三个城市在所研究的沿海城市中属于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除了大连市、厦门市和青岛市的综合得分均在0分以上,其余11个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均在0分以下,这些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
根据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研究的17个沿海城市大概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海口市;第二类是深圳市;第三类是北海市;剩余14个沿海城市是第四类。将聚类分析法的结果与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的这17个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及排名情况相比较,除湛江市之外,可以看出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本文所建立的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本文所研究的我国17个沿海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城市的经济实力、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环保投入、环保意识、城市规划、资源利用效率、资源再循环、再利用水平及社会和人文环境均是影响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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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受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经济表现在价值上是直接服务于旅游业的收入和支出，其发展水平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竞争力，反映出该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旅游竞争状况与市场地位，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是对区域旅游业整体经济实力的全面评价，属于多目标综合性评价问题。本文以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科学化与规范化为立意目标，选择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经济效益和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指标体系的因素层因子，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并以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三大旅游企业为代表，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前提下，参照相关的研究成果[1～3]，选取23个指标构建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也即发展现状具体体现在前三个因素上，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经济效益，它们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规模。其中旅游产业规模反映了区域旅游市场的运营效果，决定了该地区的旅游接待力，该因素包括6个指标；旅游产业结构体现了区域旅游产业内部的部门配置，一定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着一定的旅游产业结构，而旅游产业结构又直接影响着区域旅游产业布局与旅游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该因素包括5个指标；旅游经济效益则反映了旅游业的运营效率，展现了该地区的旅游创收能力，包括7个指标。同时，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还体现在它的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上，虽然不能衡量该地区的现实旅游竞争力，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却代表着该地区的旅游发展潜力，反映了该地区旅游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驱动性，是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该因素包括5个指标。
二、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1.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选用的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SimilaritytoIdealSolution），也称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决策技术，是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4]，基本思路是对原始数据矩阵归一化处理后，选出最优方案和虚拟最劣方案，然后分别计算出几个评价方案与最优方案和虚拟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评价方案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
文中评价体系涉及的23个指标184个数据均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山东旅游政务网（），其中，旅游产业规模与旅游经济效益的的指标数据均为原始数据，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中的比重与增长率数据由对应年度原始数据计算而得；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山东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间的有关数据，并剔除2003年非典特殊时期的数据。
2.数据分析。将山东省2000年至2008年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作为8个评价单元（Y2000—Y2008），对23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依据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基本步骤进行分析，首先得到原始矩阵X；对原始数据归一化并赋予数据相应权重后（考虑指标性质同时为计算方便，4个因素赋予相同权重，各因素下指标在各自因素层中也赋予相同权重，三大旅游企业类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各赋予一级指标三分之一的权重），得到加权规范矩阵Z。
根据表2中的Ci值可知，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8个评价单元中，2008年为最优单元，Ci值为0.6281，其他依次为2007年、2006年、2002年、2005年、2004年、2000年，2001年为最劣单元，Ci值为0.2290。
3.评价结果分析。计算结果显示，研究期初的2000年与2001年为山东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两年，Ci值分别为0.3131和0.2290，第三年即2002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增幅0.2234，当年Ci值为0.4523，研究期的第四年即2004年Ci值为0.3927，较2002年降低0.0596。2003年受非典冲击，山东省旅游业陷入冷运行态势，必然导致当年旅游经济水平的低谷现象，也直接影响了下一年山东省旅游市场，该原因可部分解释2004年的低Ci值。之后几年，随着非典的远离，旅游市场秩序逐步恢复，旅游市场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迅速回升，2005年Ci值较2005年上升0.0408，2006年Ci值0.5215，已超越非典前2002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这也体现了山东省旅游业运作机制一定的成熟性，具有一定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研究期末的两年，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仍不断提升，2007年Ci值为0.5642，较2006年有0.0427的增幅，2008年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达到最高水平，Ci值为0.6218，较2007年有0.0576的增幅。为进一步探析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状况，明确山东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重点与调整方向，仍以八个年度为评价单元，运用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分别求出因素层四大因素的Ci值（表3），直观表示（如图1所示），数据处理步骤同上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由表3数据和图1示例可知，山东省旅游产业规模与旅游经济效益Ci值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尤其是旅游产业规模，Ci值由2000年的0.0541直线状上升至2008年的1.0000，表明山东省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收入逐年增多，旅游接待能力日益提升，2008年旅游产业规模达到研究期内的最优状态；旅游经济效益Ci值2002年达到一个高峰后2004年下滑至0.1959，之后平稳上升至最优单元2008年的0.6358，曲线走势类似于上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Ci值，表明山东省旅游产业的创收能力逐渐增强，产业经营效率不断提升，但在非典后调整期间旅游经济效益出现了短暂的低谷现象。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速度Ci值与上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Ci值走势不同，二者Ci值并未有上升趋势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中旅游经济发展速度最劣单元为2001年，Ci值为0.3110，2002年虽反弹达到最高值0.5717，但随后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2005年与2006年仅有小幅回升，2008年降至0.3829，仅高于最劣单元2001年，可知山东省旅游经济2002年左右发展十分迅猛，2004年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趋于平稳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动力减弱；旅游产业结构Ci值波动较大，最优单元2002年Ci值为0.7545，2002年后旅游产业结构Ci值大幅下降，2005年降至低谷后稳步上升，2008年达到一个仅次于最优单元的高值0.6358，表明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尽合理之处，整个产业结构处于不断调整与适应的状态，呈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山东省旅游各产业部门虽正逐渐转变观念，积极开拓旅游市场，但仍未达到最优结构组合，不利于旅游产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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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会计的发展，会计的发展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要求会计发展与之相适应，会计发展也要求经济发展为之提供肥沃的土壤。这已成为共识，这也昭示着一个基本的道理：会计与经济应该协调地发展。然而，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中，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究竟如何?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会计应该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会计应当如何与经济发展协调”这两个层面上。如卞霞(2005)指出，“影响会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因素很多，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教育环境等都是影响会计发展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中，社会经济环境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对会计产生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来间接地对会计产生影响”。冯广栋(2005)指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保持会计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是会计管理、会计理论、会计实务工作者应思考的问题”。胡星辉(2005)从可持续发展经济条件下会计计量及分析方法的改进和资本成本构成的变化两方面探讨了会计发展如何与经济发展协调。李恩柱(2007)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了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认为“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中应包含有资源和再生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容”。而对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现状，国内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一些分别反映会计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研究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现状。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设计
“会计发展”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至少应当包括会计理论发展、会计实务发展、会计法规发展、会计研究发展、会计教育发展五个主要的方面。基于本文的目标和研究数据的来源所限，本文主要研究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经济发展”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如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等。因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这两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基于经济发展是会计发展的原动力这个立论，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为自变量指标，以会计发展水平指标为因变量指标，以广西省的数据为基础，采用非线性回归的统计描述方法，分别探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发展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价广西会计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现状。
三、会计从业人员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是衡量会计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可以通过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职称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学历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发展水平、会计从业人员性别结构发展水平等指标来反映。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经济的发展带动各种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带动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发展。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发展水平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满足各种经济组织对会计从业人员总量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会计从业人员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也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不仅是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发展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会计从业人员职称结构发展水平、学历结构发展水平、年龄结构发展水平、性别结构发展水平等也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会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需求。鉴于研究数据来源的局限，本文只选取会计从业人员总量和职称结构来反映会计从业人员发展水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沿边、沿海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会计发展水平相对都比较落后。(表1)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表2)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会计发展水平。根据(表1)、(表2)的资料绘制2001～2006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2001～2006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数量的定基发展速度慢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而中级及其以上职称人数所占比例的定基发展速度则不足100％，出现退后发展的势头。这表明，2001-2006年间广西会计从业人员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经济的发展带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因此，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也是会计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注册会计师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数、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会计师事务所营业利润等。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本文只选取注册会计师数量、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三个指标来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水平。(表3)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图2)反映了广西2001-2006年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趋势图。从(图2)可以看出，2001～2006年间，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均呈上升的趋势；注册会计师数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的定基发展速度虽然也呈上升的趋势，但其上升的速度明显不如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而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在2002和2004这两个年度则呈下降的趋势，到了2005年度才急剧上升，甚至2005、2006这两个年度的定基发展速度还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定基发展速度。但从总体上看，2001～2006年间，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还需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
展。
五、会计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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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模型的构建
1情景设定
情景分析是针对假设情景的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结合设定的各种可能情景的发生概率，研究多种因素同时作用时可能产生的影响。情景分析为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提供预测和验证依据。根据我国火电企业历史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设置了火电企业发展的基准情景、受挫情景和低碳情景，基准情景是指火电企业不采取任何低碳减排措施，始终将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作为发展的主要目的，按照我国政府的规划目标，对能够基本实现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受挫情景是指在执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时不太顺利、在提高火电企业能源效率方面未能达到规划的状态，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阻碍了火电企业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碳情景是在考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和生态环境压力的因素下，国家出台一系列相应政策促进火电企业的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情景同时兼顾到我国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发展需求，不再单纯以企业效益为主要目标，通过强化低碳技术，采取低能耗、高效率、低排放的措施实现火电企业的低碳发展。
2IAHP（ImprovedAnalyticHierarchyprocess，IAHP[10]）模型
采用层次分析法[11]计算权重，必须进行一致性检验，但是在实际计算时，一般都凭着大致的估计来调整判断矩阵，使其满足一致性要求，该方式虽然有效，但是有时候需要经过多次调整才能使得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因此，为了提高计算效率和避免调整的盲目性，可以利用最优传递矩阵[12]，对传统的层次分析法进行改进，改进后的层析分析法满足一致性检验，从而可以直接求出权重值。采用Satty的9标度法构建判断矩阵A=(aij)n*n，由于A为一致性矩阵，则B=lgA（bij=lgaij）是传递的，C=(cij)n*n（cij=1n∑k=1n(bik-bjk)）为B的最优传递矩阵，则A=10C（aij=10cij）是A的拟优一致阵，并利用方根法求A特征向量，即各指标权重值。判断矩阵A自然满足一致性要求。
3多级模糊综合评级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其主要优点在于整个评价的过程与评价人对评价对象的认识过程是相一致的。因此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较好地解决了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模糊性的问题，克服了人的主观臆断，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在火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中，有很多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可能精确描述的，如水资源供应能力强，员工对低碳的重视程度高等均属于模糊概念；而且低碳经济发展评价结果也不能给出精确的描述，只能用“强、较强、一般、弱、极弱”来界定，即评价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又由于文中评价指标是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因此本文采用了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火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进行评价。
火电企业低碳经济评价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IAHP-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不同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发展水平进行预测评价。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托电）于1995年11月在呼和浩特市组建成立，现已投产发电8×600MW，2×300MW（自备），电厂接入系统以500kV输电线路经安定和霸州开闭所接入京津唐电网，对稳定京津唐地区的电力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托电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而且2010年大唐集团收购了内蒙古宝利煤炭有限公司，增加了托电企业用煤的自给率，减轻了煤价压力，煤电联产为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托电还以高铝粉煤灰为原料，提取氧化铝并联产白炭黑等硅产品的两条核心工艺技术，生产出国家急需的铝硅钛合金材料，此项技术不仅可以使高铝粉煤灰变成资源、创造价值，还可以将电厂排放的粉煤灰和循环水、排污水以及其它副产品全部消化处理掉，解决占地、污染等问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硅钙渣还可用来生产水泥，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同时，为了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托电还积极申报了第五期项目，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的建设和热电联产等项目。由于文中涉及到三个“五年规划”年末的三种情景评价，计算过程类似，因此，本文以2015年基准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发展评价为例进行预测分析，详细分析过程如下。（1）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文中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四层，具体层次结构见表1。（2）建立评价集。评价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总的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本文构建的评价集为：{强，较强，一般、弱，极弱}。（3）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邀请了该领域的相关专家，一部分来自于院校专家，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的管理人员。以经济环境指标为例，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其它指标的权重计算过程类似。利用判断矩阵A（表2）和改进的层析分析法，计算A以及A特征向量。得到“单位电量产出”指标、“工业产值增长率”指标和“上网电量占发电量比重”指标相对于“经济环境”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333、0.417和0.250。同理，通过表3计算得到“低碳经济”、“低碳生产”、“低碳社会”、“低碳环境”和“低碳资源”的权重值分别为0.206，0.265，0.059，0.235和0.235。利用子准则层指标“经济环境”相对于准则层指标“低碳经济”的权重为1。可进一步计算出“单位电量产出”、“工业产值增长率”和“上网电量占发电量比重”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值分别为0.0686、0.0859和0.0515。按照上述方法同样可以计算D层其它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4）三种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取值。根据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我国火电企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对能源和电力企业的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并结合托电企业内部历史发展状况、托电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以及通过对企业员工进行咨询调研等方式，给出了2015年、2020年、和2025年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取值（表4）。（5）确定隶属度矩阵。计算32个指标隶属于五个评价元素的隶属度rij，rij为第i个指标隶属于第j个评价元素的程度，且0≤rij≤1。根据上述隶属度函数，可以计算正向指标的隶属度，同理，利用负向指标的隶属度函数计算负向指标的隶属度。（6）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对指标层（D层）的32指标进行综合评判，设指标层各指标权重向量为W，指标层指标的模糊评判矩阵为R，则得到：对表6进行横向分析得出，在2015年左右时，低碳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得分为0.5669；其次是基准情景，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得分为0.4661；受挫情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因为，在受挫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虽然资源环境压力比基准情景下有所降低，但是企业产出增加速度最慢，节能效果不如低碳情景下完善；在基准情景下，虽然企业所处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最大，但是企业产值增长最快，而且快速增长的企业产值所提升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抵消了资源的环境压力大和节能效果差所产生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使得托电企业基准情景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受挫情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在2020年左右和2025年左右，基准情景下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得分均最低，低碳情景下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得分均最高。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托电企业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受挫情景下，虽然低碳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但是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弥补了企业产值增加速度放慢所导致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在低碳情景下，托电企业产值增长速度较受挫情景下加快，低碳技术不断进步，有效的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使得节能减排效果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从而达到了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纵向来看，三种情景在三个模拟期间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直提升的。在2020年左右和2025年左右，基准情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2015年左右受挫情景下的发展水平。2025年左右受挫情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于2015年低碳情景下的发展水平。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受挫，但是低碳技术和托电企业对低碳发展的重视程度的大大提高足以使得其超过了2015年左右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得分。
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是火电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促进火电企业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托电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本文给出了如下建议：“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年-2015年间），托电企业可以通过安装脱销装置，对现役机组进行改造，提高低碳理念普及率和员工对低碳经济的重视程度，加大低碳技术的投资，降低发电机组的供电煤耗，严把入厂煤质量，提高煤炭资源和水资源的供应能力，提高员工的收入水平、技术水平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从而实现2015年左右的低碳发展情景。“十三五”规划期间（2016年-2020年间），在2020年之前采取的促进低碳发展的有效措施的基础上，托电企业可以进一步通过建设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的燃煤发电机组，提高燃煤发电技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积极申报和建设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电项目，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降低单位产出能耗和单位产出碳排放强度，从而实现2020年左右的低碳发展情景。“十四五”规划期间（2021年-2025年间），在2025年之前采取的促进低碳发展的有效措施的基础上，托电企业可以进一步建设带有CCS装置的发电机组，提高CCS使用比例和二氧化碳减排量，从而实现2025年左右的低碳发展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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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3283（2014）02-0098-04
北疆沿边高寒地区地处新疆北部，是中国疆土的西北前沿。该区域在促进内外交流、协调东西部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受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各县域之间差异较大。只有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给予准确评价，对其发展现状作出客观描述，才能为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和制定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一般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1]。而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是可以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准确定位并经过研究证实的统计分析方法。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的实证分析以北疆沿边高寒地区的21个县为例，从经济发展水平、要素投入和城镇化水平3个大指标14个小指标分析比较这21个县的综合竞争力，及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发展潜力。构建了一套3类14项的指标体系（见表1）。
二、北疆沿边高寒地区21个县综合竞争力比较分析
为确保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使用2011年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所选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1.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变量内部相关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2]。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观测变量进行分类，使每一类的变量相关性比较高从而代表一个基本结构即公因子，因子分析法的核心是对这些综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取公因子，当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化时，可以通过因子旋转使因子的意义更为鲜明，同时使用因子得分函数对样本进行评价和排序。 表1 北疆沿边高寒地区县域经济
2.基本步骤
因子分析的步骤如下[3]：（1）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仍记为X；（2）建立相关系数矩阵R；（3）解特征方程︳R-kE︱=0，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当累计贡献率不低于85%时，取前k个主成分代替原来的m个指标，计算因子载荷矩阵A；（4）对A进行最大正交旋转变换；（5）对主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如需进行排序，则计算各个主因子的得分，以贡献率为权重，对Fi加权计算综合因子得分。
3.实证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得出抽样适度测定值KMO为0.703（见表2），由因子分析中KMO的度量方法可知，KMO﹥0.5说明因子分析可以进行，若KMO﹥0.7则说明数据更令人满意[4]。所以根据KMO度量标准可知，变量之间共同的因素较多，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分析，剔除无量纲化对数据的影响，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到3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通过计算其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得到前3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77.62%（见表3），说明这3个公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原指标所包含的信息，符合主成分分析法的要求。所以把这3个公因子作为评价北疆沿边高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
由表3得出，前3个特征值的方差累计贡献率达77.619%，提取前3个特征值做因子载荷矩阵，用最大四次方值法旋转变换，从而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
表4是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对变量进行线性变换，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其中因子载荷矩阵表明，每个因子不是对所有的指标都具有较大的因子载荷，它只对少数的几个指标的因子载荷较大。因此，根据表4将指标分为3类，根据对相关因子的命名，可以看出：第1个主因子在地区生产总值X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X4、农林牧渔总产值X5、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X6这几个指标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这个因子主要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工业生产规模，是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子；第2个主因子在医院卫生院床位数X7、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X9、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X10、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X13这几个指标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这个因子主要反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投入，是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潜力、政府重视度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第3个主因子则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X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3、非农产业比重X12、财政收支比X14这几个指标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这个因子主要衡量对县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城镇化水平，是反映县域居民生活水平及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指标。
对经过正交旋转的因子利用回归分析法计算出各因子的得分，再以其对应的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计算综合得分，并计算其排名。综合得分只是代表在各个指标下的21个县的相对差别，综合得分越高表明其综合经济实力越强，反之得分越低反映其综合经济实力越弱。其计算公式为：F=（39.232/77.619）F1+（21.854/77.619）F2+（16.532/77.619）F3，即F=0.51 F1+0.28 F2+0.21 F3，计算整理得到得分及排名（见表5）。
由表5显示，综合竞争力排名前十位的县域具体分布是：伊犁地区4个县、塔城地区3个县、阿勒泰地区2个县、哈密地区1个县，可以看到北疆沿边高寒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差距，其中得分大于0（该地区平均水平）的有9个县，得分低于0的有12个县，说明有57%的县域综合经济实力在该地区平均水平之下。位于伊犁地区的伊宁县遥遥领先，综合经济实力得分2.31，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位于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高出1.41分。该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最弱的是位于博州的温泉县，整个博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新疆处于中上游，而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温泉县的综合经济实力非常低，凸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沿边高寒地区三大指标体系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综合经济实力的排名说明北疆沿边高寒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文具体分析3个大指标的得分及排名情况。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下细分了6个具体的小指标，把这6个小指标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得到KMO=0.786，P=0.000，提取了2个主成分。用计算公式F=（53.375/79.624）F1+（26.249/79.624） F2，即F=0.67 F1+0.33 F2，得到21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见表6）
2.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指标下细分了4个小指标，把这4个小指标用spss19.0进行分析，得到KMO=0.721，P=0.000，提取了一个主因子。用计算公式F= F1，得到21个县的社会公共服务排名（见表6）。
3.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指标下也分了4个小指标，用同样的方法，运用计算公式F=（38.471/76.735） F1 +（38.263/76.735） F2，得到21个县的社会结构排名（见表6）。
由表6可知，北疆沿边高寒地区21个县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结构三个分指标下的得分及排名。综合排名位列第一的伊宁县，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最高的，说明该地区经济实力强于其他20个县。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来看，得分大于0的县仅有9个，县域差距十分明显；其中县域经济水平低于该地区平均水平的12个县中，阿勒泰地区有2个，即其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占40%；塔城地区有2个，经济实力低于平均水平的占40%；伊犁地区有4个，比例达57%，说明伊犁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比前2个地区大；而博州的温泉县、哈密地区的伊吾县和巴里坤县、昌吉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温泉县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名最靠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虽不是最差，但比最差的裕民县仅高0.09分，位于北疆沿边地区的温泉县经济水平比博州其他县域低很多；哈密地区的伊吾县和巴里坤县，经济实力低于该地区平均水平，巴里坤县排名12，得分-0.24，伊吾县排名17，得分-0.66；昌吉地区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受自然条件制约，其经济发展在昌吉地区也很落后。
从社会公共服务指标看，得分大于0的也只有9个县，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温泉县、伊吾县、青河县社会公共服务得分也较低，都低于平均水平。
从经济社会结构指标看，有9个县得分大于0，1个县得分等于0。其中经济实力指标和社会公共服务指标都比较落后的托里县社会结构指标得分却很高，说明该地区发展潜力很大。
四、结语
县域经济不等于县级经济，而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区域经济，要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工农互补和统筹城乡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谋划县域经济的发展[5]。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新疆县域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也是北疆沿边高寒地区落后于沿海省份县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快该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当地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政府应对这一特殊区域应给予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深入发展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区外乃至国外企业的投资落户，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以加快提高县域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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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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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有些数据是通过年鉴数据计算整理而得。另外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居民人均收入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和的均值代替；人均居住面积以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之和的均值代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
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运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时，最为关键的就是各个指标权重的赋值问题。确定指标的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专家经验评价法）和客观赋权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为了能够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选择改进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实现对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准确评价。（1）能耗排放子系统在研究期内呈稳步下降趋势。2009年与2000年相比，其降幅达到了70％左右，可见江苏省在降低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技术子系统呈上升趋势。说明在研究期内江苏省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以及污染处理技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三者上升的过程比较“曲折”，说明其发展的持续性不强；（3）环境子系统的低碳指数在研究期内虽有所上升，但是其趋势却是下降的。说明江苏省需要加大对环境保护、绿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以为江苏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虽然在研究期内各个子系统的变化特征及发展趋势各不相同，但并没有影响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提高。从图2中可以发现在研究期内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在2009年达到最高水平0．1293，与2000年相比上升了33．3％。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上升过程有所反复，在00／01和05／06两阶段有所下降。总的来说，近年来江苏省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成就，其综合指数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篇11
1 引言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470万。福建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现设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南平、三明、龙岩9个地级市。2001年福建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九个设区市的发展按三个层面同时推进。”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其中前4个城市属于第一层面,莆田、宁德属于第二层面,余下的3个城市属于第三层面。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这九个市三个层面发展很不相同。现采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对福建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定量分析。
2 原理
因子分析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相似)关系,建立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3 数据处理
第一步，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并建立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R。
第二步，求R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由于因子分析结果虽然保证了因子间的正交性，但对因子不易命名，所以对因子模型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使得对公因子的命名和解释变得更加容易，并得到正交因子表（表1）。
第三步，将14个指标按高载荷分类：将14个指标分为三类：①因子F1在X1、X2、X3、X6、X7、X8、X10、X11、X12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都是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因此把第一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②因子F2在X5、X13、X14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都是表明一个地区科技教育卫生发展水平，反映了这个地区科技教育卫生发展的潜力，因此把第二个因子命名为科技教育卫生发展水平因子。③因子F3在X4、X9上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都是表明一个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反映这个地区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因此把第三个因子命名为交通通讯发展水平因子。
4 因子得分分析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是将变量表示为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Xm=αi1F1+……αipFp，由于公共因子能反映原始变量的相关关系，用公共因子代替原始变量时，有时更利于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往往需要反过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即：Fj=βj1X1+……+βjmXm(m=1,2,…,p)。这个式子为因子得分函数，用它来计算每个样品的公共因子得分。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可以计算出各地区主因子的得分F1、F2、F3，并根据统计数据中各个主因子旋转后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加权
求和可以计算出各城市的总的分F=0.656158*F1+0.24226*F2+0.101582*F3，结果见表2。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来看，考虑到具体情况，可以把福建省9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2类三个层次:厦门、泉州、福州、漳州得分大于零，属于第一类和第一个层次；莆田、宁德、三明、南平和龙岩得分为负，属于第二类。这里沿海的莆田和宁德又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内陆的三明、南平和龙岩可以作为第三个层次。可见，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梯度。以厦门为代表的第一个层次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以莆田为代表的第二个层次虽然得分不高，但考虑到其实际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次之；内陆的三明、南平和龙岩为代表的第三个层次发展水平相对很低。其中厦门市作为经济特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领先地位，而福州只屈居第三。
从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第一个层次的得分都大于零。其中厦门的得分大于2，泉州得分大于1，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而福州得分不到0.1，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他两个层次的得分都为负，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第一层次有很大的差距。
从科技教育卫生发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福州、泉州、莆田的得分大于零。其中福州的得分大于2，这说明福州作为省会，聚集了福建省的很多卫生机构和高校，科技教育发展水平很高。其中高校有30所，占全省64所的将近1/2，可谓高校云集，教育发达，具有较强的人才优势。除去以外的其他第区科技教育卫生发展水平相对很低
从交通通讯发展水平因子得分看，福州、漳州、宁德的得分大于零，交通通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漳州和宁德作为福建省南下北上的门户，随着交通通讯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和繁荣。
5 政策建议
“九个设区市的发展按三个层面同时推进。”这是今后一个时期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三个层次存在差距。因此，第一个层次要继续保持在全省的领先地位，增强对第二、三层次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第二个层次要继续加大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和第一个层次形成一个沿海经济带，促进海峡经济区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个层次要大力发展科技卫生教育事业和交通通讯事业，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吸收沿海的辐射和带动效应，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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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晓玲.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因子分析［J］.甘肃农业，2006，（2）.
［6］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12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丁广伟.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4）60-68.
一、引言
城市化进程是工业化发展、社会化组织和市场化管理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载体的城市化日益成为推动国家或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48-52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既有网络上被评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克拉玛依市，又有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南疆三地州，区域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差异悬殊。2000年新疆城镇化率仅为33.75%，2013年新疆城镇化率达44.47%，新疆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在新疆城市化进程中却产生高能耗、低效率、区域差异大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了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钱纳里通过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2]24-26方创琳等（2011）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算我国城市化效率，认为我国城市化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3]1011-1022孙东琪等（2013）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效用。[4]1061-1071刘雷等（2015）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进行测算，发现山东省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目前山东省处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侧发展阶段。[5]75-82关于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方面：韩桂兰、孙建光（2008）研究了新疆农村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6]128-130李广舜（2008）通过对新疆城市化现状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发展缓慢、南北疆区域差异大等问题，认为应该加快推进新疆城镇化。[7]18-22刘雅轩等（2014）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方法，对新疆15个地州的城市化效率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城市化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的城市化仍旧依靠扩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8]42-50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研究范围多集中在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研究较少。新疆国土面积16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1/6，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大开发”重点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对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运用DEA模型分析了新疆15个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运用熵值法测算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并运用耦合度模型研究二者的时空变化，以期为我国城市化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鉴。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1.DEA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DEA模型分为CCR（规模收益不变模型）与BCC（规模收益可变模型）两种类型。CCR模型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Cooper、Rhodes 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之上假设其规模收益可变得到的。[9]51-56
DEA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地州市视为一个决策单元i=1，2，3，…，m；其中xi、yi、Q分别表示第i个地州市的投入、产出变量和相对效率值，根据CCR模型，该线性规划为：
式（1）中MinQ为目标函数；s.t.代表限制性条件；为各个地州市在某一指标上的权重变量；和分别代表决策单元的原始投入和产出值。CCR模型是在假设决策单元为固定规模收益（CRS）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用CCR模型计算得到的Q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
在CCR模型中加入的约束条件，即可得到BBC模型。
式（2）中Q表示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VRSTE），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部分，且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9]51-56
2.熵值法：测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对新疆15个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熵值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它根据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量进行客观赋权，以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精确。[10]387-398
3.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
（1）耦合度模型。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是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本文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并通过城市化效率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响应模型，定量测算二者关系。[11]38-45具体计算公式为：
从空间范围来看，新疆经济中心不断向北疆集聚，地域差异日趋明显。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逐渐集中在自然条件好、资源丰富、交通沿线附近，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而南疆三地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
（三）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关系
根据前文运用DEA模型测算的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熵值法测算的新疆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运用公式（3）（4）测算新疆15地州市4个时间点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耦合度越大，说明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越协调；反之则不协调。
根据表2数据，利用Excel、ARCGIS10.2可绘制 1998、2003、200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图3）以及空间分布图（图4）。根据聚类原理以及新疆的实际情况，将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划分为4种类型（表3）：低度耦合，中度耦合，较高耦合，高度耦合。
从时间维度分析，新疆15地州市1998-2013年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1998-2003年）――迅速上升（2003-2008年）――缓慢下降（2008-2013年）的趋势。新疆15地州市在1998、2003、2008、2013年4个年份年的耦合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173、0.52550、0.58104、0.57432。在1998-2008年期间，新疆经济快速发展，首先，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密集建设，对当地经济带动效应明显，增加了当地就业，城镇化投入形成规模经济，促进了城市化效率的提高。另外，新疆在大力发展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业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农业领域，随着现代机械设备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纯技术效率水平提高。新疆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当地城市化效率水平，城市化效率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由于石油化工产业占新疆产业比重较大，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已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效率的促进作用下降。2009年新疆积极推进兵团城镇化建设，截至2013年底，新疆建设兵团城镇化水平已达62%。新疆城镇化受政府主导影响较大，且2009年受金融危机及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新疆城镇化效率受社会因素影响日益明显。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缓慢下降（1998-2008年）――急剧下降（2008-2013年）趋势，地域差异明显。1998、2003、2008、2013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平均值分别为0.5062、0.5013、0.5019、0.4603，说明新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促进的质量呈下降趋势，并且日益明显。
从空间维度分析：（1）乌鲁木齐市最早出现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下降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首府城市、亚欧大陆桥重要的城市节点，乌鲁木齐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商贸物流、产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城市化效率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权重相对较小；另外，乌鲁木齐1998年的城市化率已达到82.7%，其城市化水平已处于较高阶段，很难再快速提高，所以乌鲁木齐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水平较低且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在此期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克拉玛依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区属于资源密集型地区，资源性产业占其GDP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单一，其经济发展受资源开发的影响较大，受城市化影响较小，故这些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低。（3）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迅速提高。喀什、和田地区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水平较低。近来受西部大开发、对口援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影响，喀什、和田地区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城市化水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二者相互促进。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地区、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处于迅速上升期，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断提高。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石河子市在2013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前4个地州与石河子市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悬殊。前者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阶段的高度耦合，石河子市属于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高度耦合。
四、结论、对策与讨论
（一）结论
1.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综合效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达到DEA有效的地州数下降明显。新疆城市化的扩张主要靠增加投入，而技术效率未达到最优状态，并且纯技术效率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综合效率下降。从空间格局来看，北疆城市化效率明显优于东疆与南疆地区。
2.新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日益扩大，北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其他地区。
3.1998-2013年，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从空间格局来看，（1）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2）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相对较低。（3）在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相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不同。
（二）对策
1.增加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协调区域经济差异
新疆现阶段有11个地州市的城市化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条件等还比较薄弱，新疆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尤其是在南疆地区，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2.加强教育发展
技术不仅是制约新疆城市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动力。新疆劳动力丰富，但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应加大新疆教育投入，加强技能培训，如普及中小学双语教学、增加南疆地区高等学校数量等。
3.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大多聚集在绿洲地区，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建设生态城市。在自然资源丰富地域，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应延长主导产业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4.大力维护边疆及社会安全
近期世界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猖獗，新疆与多个国家相邻，易受恐怖势力影响，应大力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为新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讨论
1.新疆地处西域边陲，多民族聚居，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都处于上升期，研究其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对类似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发现，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与东部发达地区明显呈倒“U”型发展趋势略有不同，新疆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未来趋势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2.新疆依靠矿产资源发展的地区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不是很高，别的区域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应加强对资源型地区或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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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1文献评述
对于绿色经济的内涵不同学者定义不甚相同，如张小刚[1]指出绿色经济发展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中心对绿色经济提出更深层次的认识，从可持续性出发，强调地球关键资本的非减性发展等等。本研究认为绿色经济是既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一些不可持续加以约束，又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给予鼓励，又加强法律法规制度方面的建设以及人才等的投入，多方面联动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层面构建了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的学者对于衡量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理解不同，但是都认为绿色经济发展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有很多，但是很少对政府制度层面的指标进行衡量，为保证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保障，同时需要科研人才的技术支持。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环保法规、科研人才数等指标，使得衡量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更为完整。
2江苏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指标选取的原则
指标选取的原则主要有：主导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文献分析法原则。
2.2指标体系框架
结合指标筛选原则与绿色经济的本质特征，笔者选取了包含规模性指标、约束性指标、激励性指标、保障性指标共4项指标，具体指标有19项。部分指标解释：能源消耗强度指标用万元GDP能耗表示，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用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COD排放强度用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表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强度用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表示，空气质量优良率=空气质量指数达到良好以上的天数/全年有效监测天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地方环保法律条例数主要以地方人大代表公布的环保条例数为准。
3数据来源、评价方法与评价结果
3.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局、各市环保局、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3.2评价方法
目前常见的指标权重的方法有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主观赋值法包括主观经验法、德尔菲法等，其优点是操作简单，缺点是主观性较强，不能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客观赋值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分析法等[8]。本研究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主要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聚类分析是对样本即个体以某种相似性为度量标准进行分类的一种统计方法。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不同样本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几类，找出每一类共同的特点，以便更好地研究和指定相应的对策建议。
3.2.1熵值法
（1）熵值法计算采用的是各个方案某一指标占同一指标值总和的比值，为了避免求熵值时对数的无意义，需要进行数据平移，其中考虑评价效果，平移单位选取标准化后的最小值1：对于正向指标：Xij=χij-min（χ1j，χ2j，…，χnj）max（χ1j，χ2j，…，χnj）-min（χ1j，χ2j，…，χnj）+1，i=1，2，…，n；j=1，2，…，m对于逆向指标：Xij=max（χ1j，χ2j，…，χnj）-χijmax（χ1j，χ2j，…，χnj）-min（χ1j，χ2j，…，χnj）+1，i=1，2，…，n；j=1，2，…，mχ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max（χ1j，χ2j，…，χnj）-χij为第n项指标各年度最大值，min（χ1j，χ2j，…，χnj）为第n项指标各年度最小值。n=19，m=13。
（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Pij=Xijni=1ΣXij=（j=1，2，…，m）
（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kni=1ΣPijlog（Pij），其中k>0，ln为自然对数，ej≥0。式中常数k与样本数m有关，一般令k=1lnm，则0≤e≤1。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对于第j项指标，指标值Xij的差异越大，对方案评价的作用越大，熵值就越小，gj=1-ej，gj越大指标越重要。
（5）求权数Wj=gjmj=1Σgj，j=1，2，…，m
（6）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得分Si=mj=1ΣXijWj（i=1，2，…，n）
3.2.2聚类分析
通过SPSS软件将江苏省13地市进行Q型聚类分析。同时选择系统聚类中的Ward法聚类，即离差平方和法，原理是同类离差平方和较小，类间偏差平方和较大。Ward方法并类时总是使得聚类导致的类内离差平方和增量最小，与K-mean聚类相比，K-mean聚类需要事先设定分类的个数，并不适合没有先验知识的条件下的数据聚类。公式：DKL=BKL=XK-XL2/（1/NK+1/NL）递推公式：DJM=（NKDJK+NLDJL）/NM-NKNLDKL/N2M
3.3评价结果
江苏省13地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得分及准则层贡献度。无锡、常州、苏州3个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超过1.6，从总量而言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中苏州、无锡、常州人均GDP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与其他地市相比遥遥领先；城市污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连云港、泰州、淮安排名后三位，从指标看人均GDP、高新技术产值比重低，连云港的单位产值能耗、二氧化硫排放强度、COD排放强度这些指标都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在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作用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失调。从指标的贡献度分析，激励性指标与保障性指标对于江苏省各地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贡献度最大，说明加大对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增加环保、科技投入以及环保法律法规的建设对于推动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实践意义。约束性指标对于各地市绿色经济的发展贡献度稍低，说明各地市经济增长仍然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模式，节能减排工作仍需要加强，对于落后产能及时淘汰。利用SPSS软件对指标层进行聚类。结合树状图分析，分成三类效果较好，组内间距很小，组间距离较大，具体情况如下：
3.3.1相对均衡型
相对均衡型城市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其特点是绿色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4项指标表现相对均衡。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GDP、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环保投入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排名前三，这3个城市在规模性指标上表现要优于其他城市，并且政府注重环保的治理投入。此外地方环保法规数量也高于其他城市，说明这3个城市比较注重环保法治的建设。但苏州与南京能源消耗水平、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要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此外南京与无锡在空气质量优良率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几个指标要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说明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离不开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虽然在GDP指标上表现突出，但是仍存在具体指标表现欠佳，在保持现有发展状态基础上注重节能降耗、控制高环境污染的投资。
3.3.2单项指标超强型
单项指标超强型城市包括南通、盐城、扬州、常州、宿迁，其特点是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某项指标表现较其他指标突出，居于单项指标的较高水平。能源消耗强度指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及科研人员拥有量这些指标表现要优于其他类的城市。其中盐城与南通地区空气质量优良率及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专利授权量比例表现超强，但工业COD排放强度、环保投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支出的指标表现欠佳，政府应该注重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控制高污染投资。扬州在地区GDP增长率、森林覆盖率两个指标全省排名第一；常州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科研人员拥有量指标排名领先，但是空气质量表现不好。宿迁地方GDP总量、人均GDP、高新技术产值等指标排名最后，其他指标比较均衡，政府部门应努力探索经济效益好、经济附加值高的产业，扩大经济总规模。
3.3.3整体水平偏低且存在单项指标较差情况
城市包括徐州、淮安、镇江、泰州、连云港。特点是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水平偏低。徐州、淮安激励性指标表现较好，但约束性指标表现欠佳，且人均地区GDP占有量较低，这些城市应该注重节能减排与环境治理的同时寻找发展地方经济的新思路。镇江、泰州地区GDP表现较好，但部分约束指标表现不好，在维持现有经济发展情况下，注重污染治理情况。连云港地区经济总量及二氧化硫、COD排放指标较差，但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专利授权量比例及科研人员拥有量指标表现较好，要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探索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道路。
4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省13地市绿色转型呈现各自的特点，其中只有南京、无锡与苏州在各方面发展都比较协调，其他城市绿色发展与一些指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协调方面。绿色转型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相应的改革和创新，通过完善经济体系、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增加科研投入以及树立新的理念来共同推进江苏省实现绿色经济的长效发展机制，具体建议如下：
4.1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实行项目“区域限批”；对未按期完成的企业，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对绿色产品的开发、研究、生产等采取鼓励性政策，加大对环保科技投入的比重；调动企业、社会各界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性；尽快完善税收、财政、信贷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4.2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运用，促进传统低附加值产业向高端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4.3建立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绿色科技创新是摧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江苏省应加大绿色科技的投资及人才的培养，以便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9]；积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快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投资、培养。
4.4加快推进地方环境立法的建设
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管理制度，做到环保行为有法可依并独立进行环境监测和行政执法。抓住政策环评这一实现科学决策、绿色发展的重要机制，同时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配合与政府的支持，落实责任机制。
4.5倡导绿色理念
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仅要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和的提高，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新的要求，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自然资本的非减性发展。因此,要避免走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仅不再欠“新账”，同时还要多还“旧账”。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理念。绿色消费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质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涵盖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10]。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一方面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可以带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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