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从社会管理实践向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既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积累，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策略性、阶段性与能动性。通过回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治理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制社会时期，虽然国家也非常注重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管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并未针对社会领域的新变化而做出重大的管理布局，最终导致一直沿用旧有的思维框架来处理社会领域的新问题成为各项管理工作的“惯习”。而即使是在利益分化的单位制社会解体时期，由于诸种因素的羁绊，国家也未能建构起较为系统而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与社会的同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社会治理实际上被长期淹没在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新时期，党和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宗旨在于：试图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治理从“总体-支配型”的管制模式向“技术-治理型”共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治理效能和服务效果的显著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以往突出强调的“社会管理”改为了“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了党和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变化。“社会治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管理”：（1）从主体构成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国家，一般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2）从方式上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一般都以带有行政性的管制方式为主，而“社会治理”的方式除了行政方式以外还强调法律、市场、社会自助互助、思想道德建设等多种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倡导公开、透明、法治化的管理活动；（3）从方向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一般是单向式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比较多，而“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双向的多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4）从内容来看，“社会管理”多以行政管控的内容为主，而“社会治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5）从目的来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维稳”几乎成了其最终归宿和最高要求，而“社会治理”则是为了培育更大范围的公民社会和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6）从权利配置来看，传统的“社会管理”多是以政府的集权式管理为主，以单纯的强制性秩序维持为核心目标，而“社会治理”则强调政府管理要多给社会放权，并为公民的增权提供机会和便利。针对社会治理的这些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关的策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实现“为民服务”思维向“与民服务”理念的转变。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自身的优势视角出发来进行思考。以基层社区为例，可尝试改变以往的“社区需求或社区缺失”为取向的“需求模式”，而替代以社区优势或社区强项为取向的“优势模式”，强调应该用一种“优势视角”或“能力镜片”去了解基层居民的实际需求。
二是寻求社会治理方式的柔性化转变。社会稳定的“刚性”思维必定会导致“刚性社会管理”，这种管理的缺陷在于无法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积聚。而柔性社会治理则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它采用的是以理解和把握社会治理客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而施以的、非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其主题是“规律、非强制、潜在以及自觉”，即治理依据是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方式方法是非强制性的、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以及最终目标是让民众自觉行动。
三是以“协同政府论”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优化。基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运用“协同政府论”，至少可以达成四种目标：一是综合考虑消除治理体制内部的矛盾和张力，提升治理系统的整体效能；二是通过消除不同治理项目方案的重复与冲突来更科学地使用各种资源；三是在相关治理部门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加强合作和传递优秀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协同性”或更加明智的治理方式；四是从服务民众的角度出发，提供一套更为完整或“无缝隙”的服务方式。
篇2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时代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空间。空间有着多重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空间意味着权利。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传统农村社会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在新的空间中不再适应。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异质群体，对城市空间产生了许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却往往赶不上市民的需求。这使他们产生了对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体进入不同的公共空间，必然存在权利与责任的边界问题。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厘清。公共空间已经呈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并解决。 我们似乎还从没有过如此严峻的空间关系的紧张。
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2]。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3]网络时代的到来，又产生了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等“流动空间”[4]。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空间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构成阶层、性别和分工。[5]
20世纪著名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组织和商业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边缘地区置换[6]。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物理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而很少关注社会历史空间。
21世纪是一个空间的世纪。空间意味着权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体现的是权利的差异。中国社会种种的矛盾冲突实际就是人们权利的实际享有、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实际满足，各种权利主体需求的公共物品赶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间，对每个空间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边界有着不同的要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加，但当他们进入公共空间后，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并没有通过系统的国民教育成为习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这个人口密度高，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各种公共空间的冲突也就经常产生。国民的素质也在人与人交往，特别是城市空间中人际互动而表现出来。各种冲突也因此而频频发展。
如何化解空间冲突？每个人都应该是权利和责任主体，但人们却习惯把别人看作客体。杭州公交车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妇女的丈夫俨然占有道德优势，认为别人必须让座。挨了五个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觉得自己道德不占优势，但大家却没去思考小伙子不让座的真正原因，或许他上了一天班已经非常劳累。这个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间中人们缺乏的是换位思考。加深对社会历史空间人们行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人的素质也才能在空间中得到更好地体现。
具体到城市地铁中的乞丐问题，它更是反映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新二元结构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城市和农村享有不同的发展权利，城乡国民享有不同的权利，意味着许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农村居民分享，这使得我们所说的素质不能从国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当流动成为一种权利的时候，当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他们的权利并不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自然会频频发生。当他们在城市空间与市民产生各种联系后，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即便将来中国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差异也将继续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为了生计，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有权选择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违规则，不侵犯他人权益。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权利体现。许多城市政府为了市容所进行的社会管理，以所谓的文明城市创建将流浪者从城市赶走，这是对他们合法的权利侵犯，也没有很好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质。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应该在地铁空间中乞讨。这并不是缺少对穷人最基本的怜悯。问题在于，地铁的主要功能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而是保证城市公共运营。现在的地铁行乞者强讨强要、欺骗善心实际扮演的是对公共空间规则的破坏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者，却经常面对这样一些困扰他们严格执法的社会问题。他们找不到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穷人或者富人，对城市社会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体，性别、户籍、身份都无关于他们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承担应有大的社会责任。许多国家对公共空间中国民行为规范几乎“苛刻”的细节规定，并没有引发如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争议，就是因为公民对公共空间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识。国民权利在公共空间中实现，其行为也应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受到约束。我们应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的城市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须进行创新。
二、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
当中国进入城市时代后，我们必须适应城市时代的到来，创新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须尽快建立公共空间意识。人人都成为公共空间秩序的构建者。由于人们对空间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围绕地铁乞讨等问题口诛笔伐，最终连管理者都不具备管理的自信，感觉可以管，底气却不足。如果从运行方到各个主体，对公共空间认识都不到位，没有公共空间意识，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类似城市公共空间的国民教育应该尽快补课。我们必须思考并回答，城市时代的中国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文明素质。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农村人素质比较低。实际上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流动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间中的行动规则。许多所谓的低素质行为实际上是，本地人对城市空间规则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但源源不断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却不熟悉城市空间的新规则。城市空间里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实质上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社会管理者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也因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为公共空间模范的实践者、示范者。他们首先应该体现出他们作为城市文明实践者的素质。在流动人口超过2.6亿的中国，解决国民素质问题需要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国民教育过程、也是一个城市文明传播的过程。所有的国民都要学习在城市时代，我们如何文明相处的规则，形成城市公共空间中行为的新习惯。在城市公共空间，如果各种关系不能有效处理，就会出现各种公共安全问题。群体之间的互不认同，只会将社会弱势群体更进一步推向越轨、犯罪的行列。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必然会进一步引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临这样的挑战。要建设和谐的中国社会，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断提升国民的素质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非常剧烈。进入城市时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则对所有在空间中的行动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去行动，就会产生对其他国民的权利侵害，就会对城市社会秩序形成影响。如何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种种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需要创新城市社会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地铁作为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当不同社会群体同时出现时，展示的应该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间的行动者的行为，都必须在道德、法制的规则之内。地铁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作为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展示，就像一个流动的世博会展馆。对像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400万的现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铁空间国民的素质是整个中国社会国民素质的缩影，我们应该在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中不断提升，并见证古老中国国民素质的现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创造物，同时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传播空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营造一个现代社会文明，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去传播人类文明，实践人类文明。在网络时代，网民通过公共虚拟空间提出议题，让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现象的过程本身即传播文明的过程，人们自此开始思考我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什么，从而唤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觉。这是城市时代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从主流社会来说，此时便要利用学校、家庭、媒体等更为丰富、立体的传播途径，让更多人参与各类热点事件的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城市文明，提升国民素质的过程。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讨论，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国民，都将过自觉、主动的学习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为一名城市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社会曾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动荡，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每一个变革的时代，都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急剧演变。而只有到了城市时代，人们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也才产生了现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国也已经有超过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过城市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中国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也提高了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尽管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
另外一位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提出了自己的创新分析。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当我们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由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只关注自己的权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或者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这使我们身处的社会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机团结。今天，我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人为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人类要规避风险必须创新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
贝克和吉登斯显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现代社会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转型期中国出现的各种发展中问题，特别是现代社会自然分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来化解城市空间中的各种冲突，才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而现有的体制、机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国民素质的问题只是种种不适应的具体表现，要真正提升国民素质，就必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大力加强包括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来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剧烈转型风险。
联合国人居署在《人类居住》中描述21世纪城市和人的关系说，“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经生活在城市地区了，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地区将主要是城市。城市是变化的熔炉，是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磁石，它是我们人类的实验室，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的过程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是最重要的国民素质提升途径。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的全民共识，我们需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当网民集中发帖谴责城市中各种不文明现象的现象时，本身即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管理方式，而这种从个人责任意识出发，由民间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行为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因为它能激发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当他们积极参与到城市文明建设中来的时候，城市文明建设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就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体”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围绕城市文明建设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帮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社会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间新的文明行为，应该成为政府推进城市文明进程的重要选择。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一书中，提出了文明进程的理论。埃利亚斯认为，伴随着文明的演变和进步，人类历史也在发展，并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今天西方发达国民比较高的国民素质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民素质，一定也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来不断提升城市市民的综合素质，使市民阶层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实践者，以此来带动更多国民的素质的提升。距离中国主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超过3年的时间，上海世博会筹办和举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升都市文明的过程。已经进入后世博时代的中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也应该将这一历史进程变成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的过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更是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关怀的精神生活。中国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国家，除了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以外，更要实现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等的发展。而要实现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必须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发挥国民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上海化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研究”（13ZS142）项目的部分成果。
[美]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J]//[英]布莱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p.46-53.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篇3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模式
近年来，我国外币利率、人民币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等利率品种相继实现市场化，2004年又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下限及贷款利率上限，从央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看，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将会全面放开。但据调查，现行农村信用社的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为此，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现状，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一、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现状
（一）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法人社
由于受管理体制、资金实力、经营环境、贷款对象、员工素质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由县（区）联社统一制定，统一规定不同贷款品种、不同贷款对象的利率浮动水平，基层信用社无权变动，而且浮动标准单一。
（二）贷款利率定价以传统的比例浮动为主
目前安徽省大部分农信社贷款定价仍以传统的定价方式为主，即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定价机制过于生硬、简单，定价时考虑的因素较少，基本上没有体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扶优限劣、风险度量、区别对待、综合评价等原则。具体讲，一是贷款利率浮动缺乏灵活性，未能运用贷款利率差别化原则确定贷款利率，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存在贷款利率“一刀切”和“一步到位”现象。二是利率风险防范存在表面化现象。农村信用社资金运作的视角已经触及到资金价格风险范畴，但是预警与防范利率定价风险的基本操作规程还不够完善，加之农村信用社利率内生机制的缺陷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防范利率风险的意识不强，利率风险防范存在着表面化现象。
（三）贷款利率定价以固定方式为主，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
贷款利率定价可采取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方式，浮动利率定价通过按月、季、年定期调整利率，可有效规避利率风险。但从调查情况看，安徽省农村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固定利率定价方式。究其原因：一是浮动利率定价模式成本过高。由于浮动利率定价模式要求借贷双方在贷款合同期内定期重新确定利率，而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投放上以农业贷款为主，金额小、笔数多，若定期一一重新定价，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增加成本，影响效率。二是农信社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看，居民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基本执行基准利率，支农再贷款虽执行浮息制度，但也是一年一变。因此，最大的利率风险就是法定基准利率的调整，利率风险程度较低。在资金运用方面，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本身就已经很高，因此，即使短期内利率上调，其贷款利率上调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三是借款人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农信社的客户大多是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微调对其利息支出的影响有限，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加上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处于卖方市场，借款人更不会计较少许利息的得失。
（四）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水平过高，贷款浮动幅度高于其他银行业机构
2003年以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总体利率水平较高。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的发展，尽量用足政策，新增贷款都执行了较高的利率，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从目前情况看，贷款利率水平的高低，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益影响很大。存贷款业务作为目前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业务，其利差收入也是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4年初和2004年10月29日利率浮动区间两次扩大后，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随之两次上调，直接带动2004年和2005年的收益水平同比出现明显增长。2005年度，全省农信社各类贷款的综合平均利率水平超过10%，接近基准利率的两倍，如果剔除各郊区农信社上浮幅度较小的因素，县域农信社上浮幅度则更高。此外，少数农村信用社缩短贷款期限，导致贷款逾期，进而收取高额罚息的现象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抬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五）城乡农村信用社之间贷款利率定价差异明显
在全部农村信用联社中，县域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普遍较高，2005年4季度，其所有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均在80%以上，平均上浮幅度接近100%，所发放的贷款也基本上以农户贷款、农产品加工运输贷款等为主。而郊区农村信用联社地处城市边缘，贷款投放结构与县域农村信用社有着明显不同，近一半的贷款投向了各类中小企业。由于面临着市区各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当前市区贷款利率整体定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各郊区农村信用社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定价也只能随行就市，执行与商业银行相近的利率。据统计，2005年度，全部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贷款利率的平均上浮幅度约为67%，明显低于县域农村信用社。
（六）利率定价机制发展不平衡
虽然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经营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富裕地区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情况整体好于贫困地区，郊区好于县域农村。有些农信社在利率定价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将因素量化，确定对不同客户的利率水平，基本具备了建立定价模型的基础，利率定价机制建设日渐成熟；而有些农信社利率仍处于简单的分类定价阶段，与利率定价管理差别化、精细化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并且很多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存在管理粗放、定价基础较为薄弱等现象。
（七）定价支持体系不健全，管理人才缺乏
由于受长期利率管制的影响，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利率风险管理意识，农村信用社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农村信用社基本数据统计系统不够完善，缺乏基础信息和历史数据，影响各种利率风险管理计量工具的使用，影响利率定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另外据调查，农村信用社普遍没有专职的利率管理人员，许多信贷人员认为利率定价由人民银行制定，农村信用社只需不超过范围执行。由于信贷人员大部分缺乏利率管理知识和经验，农村信用社即使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能很好地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利率管理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水平的提高。
二、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机制模式的思考
根据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任何单一的定价方法均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定价要求，只有进行优势互补，才能找出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的最佳方法。为此，我们认为一些内控机制比较健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自主定价能力比较强的农村信用社以“成本导向”定价模式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溢价”因素，进而融合为一种较为适合全省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同时，考虑到安徽省不少农村信用社利率风险管理薄弱、风险控制手段较少、缺少熟悉金融产品定价的专业人才和实际操作经验，加上人民银行目前仍然公布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这些信用社可以继续采用传统的利率定价方法，但要加以改进。
（一）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确定基础
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农村金融的贷款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满足“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所必备的条件。其次，由于农户规模小，农信社运作成本高，贷款风险往往比中小企业大，所以迫切需要收回成本。最后，现阶段全省农信社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而扭转经营困境的主要方式将主要依靠今后的改革和利率的重新定价。所以，“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也必须看到，“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对“风险溢价”（利率上浮或下浮）的定义特别模糊。所以，在实践上，必须给“风险溢价”作出明确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利用5P原则(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享尼所提出的的授信评估理论，银行授信决策最关键的因素有五项, 包括借款人（People）、资金用途（Purpose）、还款来源（Payment）、债权保障（Protection）和授信展望(Perspective)，由于均以P为开头，故称为授信评估的5P原则)，同时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确定部分风险因子来决定贷款的风险溢价。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1）基本公式
贷款利率＝基本利率+经过风险调整的因素浮动点数
（2）基本利率的确定
基本利率=贷款的资金成本率+贷款的管理费用率+税负成本率+目标利润率
其中：
贷款资金成本率=（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社内调剂资金利息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费用率=（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其它营业支出+营业外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税负成本率=营业税金及附加/贷款平均余额
目标利润率=预计全年盈利额/贷款平均余额
（3）因素浮动点数的确定
根据“5P”理论，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我们将浮动点数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企业信用等级、资金用途、担保方式、客户综合贡献率、管理成本、其他因素、支农政策等（各农联社可以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贷款品种等具体情况，对因素进行调整）。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遵循风险必须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同时结合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然后根据各项贷款利率浮动参考指标的等级或程度，查找对应的浮动系数及对应权重，最后根据浮动系数和权重，确定利率浮动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利率浮动点数=（浮动系数×权重）×100%
下面我们以某农联社企业贷款利率的确定具体说明此方法的运算过程。该模式设定5个风险因子，其内涵及权重如下：
企业信用等级指标：企业信用分为AAA级、AA级、A级和BBB级（含BBB级以下）四个等级，企业信用等级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对未经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按照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的高低确定浮动幅度，所占权重亦为30%权重设置以当地信用社的主要信贷风险为依据，对贷款安全性影响越大的指标所占权重越高。。
贷款担保方式：分为质押、抵押、保证、信用四种，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
企业入股情况：入股越多，贷款利率越优惠。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20%。
综合贡献率：指企业在信用社的存贷款比例，也即企业在开户信用社的存款与贷款之比。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管理成本：以单笔贷款额为主因素，单笔贷款额度越低，管理成本越高，相应提高贷款浮动利率；反之，降低浮动利率。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评述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符合利率市场化趋势。该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在央行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比例上浮”的做法，以“点数”取代“比例”，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可以更好地对央行的利率政策做出反应，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愿。国际上通常以0.25%为一次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每次调整的幅度都是0.25%或其整数倍。我国央行利率的调整幅度一般都是0.27%或其整数倍，所以采用0.27%或其整数倍作为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更加科学，这样可以使信用社的“基本利率”能及时反映国家的货币政策。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容易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原有的按比例浮动的方法尽管可以大致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但是由于将“比例”换算成“点数”后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如果持续使用就会造成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难以反映合理的期限溢价水平。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能体现“风险溢价”。传统的“成本导向”定价模式对“风险溢价”的定义特别模糊，只考虑了一部分风险因素。我们的方法结合“5P原则”将更多的风险因素纳入了利率定价模型之中，因此对“风险溢价”的定义更加明确。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定价过程中，会使得定价过程更加客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农信社在信用评估方面的不足。
（4）“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具有较强的扩展性。该方法不仅在利率上下浮动方面有章可循，而且还可以通过加（减）点的方法体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真正做到为“三农”服务。而且随着农信社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变，以及农信社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可以随时对公式中的有关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修订，从而更好地反映环境的变化，更好地体现“顾客导向”或“市场导向”等新的发展策略。
（二）传统贷款利率定价方法的改进
所谓传统的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是指信用社一直采用的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的贷款利率定价方式，用公式表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浮动幅度）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考虑的因素增多，科学性合理性有所增强，传统的贷款定价公式改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 因素权重×因素浮动系数）=贷款基准利率×（1+ 浮动比例）
其中，基准利率指央行公布的当期不同档次贷款利率；因素浮动系数具体包括：企业信用等级系数、担保方式系数、管理成本系数、其他因素系数、支农政策系数（针对农信社）等。各金融机构可以结合实际对因素进行确定。
1．确定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影响利率定价的因素主要有贷款的风险、成本和市场因素，所以在制定贷款利率模型时本文将企业信用等级和担保方式作为考虑风险的因素，此外，农信社肩负着信贷支农的政策重任，还应将支农政策作为确定贷款利率的因素之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农信社可结合具体实际，对因素进行增减。
2．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企业信用等级、担保方式、管理成本、其他因素、客户综合贡献度、支农政策等）在贷款定价中权重的确定。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必须遵循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结合实际选定定价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根据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这样可根据这一权重来确定每大因素的系数值，有条件的信用社可直接建立计算机定价系统，输入各要素后直接计算出贷款利率。
3．浮动系数。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贷款利率浮动的倍数，其值应处在央行允许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之内，现行应该为［0.9-2.3］之间。在实际定价时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各自不同的上限与下限，并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为描述方便，将上限设定为Y,下限定为X,现行条件下，X＞0.9，Y＜2.3 。
4．信用等级系数。根据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结果，确定系数，信用等级可按三等九级来确定，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最高，C级最低，等级越高，系数越小，信用等级系数值应在3X/5－3Y/5之间。
5．担保方式系数。指按不同的担保方式（信用、抵押、质押、保证）确定系数，其系数值处于3X/20-3Y/20之间，风险大小与系数成正比，可考虑双证齐全的不动产抵押取最小系数，即3X/20，信用贷款为最大值，即3Y/20，其余担保方式处于两者之间。
篇4
[13]万丽华，蓝旭.孟子・尽心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一・所染[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5]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七・天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6]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八・非乐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黄伟合.墨子的义利观[J].中国社会科学，1985，（3）.
[18]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一・法仪[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9]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一・修身[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0]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七・天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十三・鲁问[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2]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四・兼爱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3]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三・尚同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4]孙诒让.墨子闲诂新编诸子集成・卷五・非攻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篇5
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讲话中的“四点希望”自励自勉。 热爱本职工作，关心热爱学生，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
教书中科研是教师的强身之道。“活到老学到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努力使自己成为科研型教师。育人要培养自己的亲和力，用宽容的心态接纳学生。在浮躁的环境里，我们教师要淡泊名利，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甘于奉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远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
要想真正地履行好服务新时代的社会责任，就要清楚地认识并关注教育公平，随着十七大的召开教育公平的问题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的本义是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当今社会“有教无类”的思想正逐渐退化，教育不公平现象在当今社会屡禁不止，过去人们要求人人有学上，现在人们要求人人上好学。想让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就要交一定的择校费；学校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的不公平，升学教育与就业教育的不公平，关注知识与关注能力的不公平等等，这些教育不公平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教育起点的不公平，2.教育过程的不公平，3.教育机会的不公平，4.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1.教育起点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机会面前应受同等对待。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义务教育的重头戏在农村。总理说过：“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中央近年来逐年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表明了中央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国家实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让所有孩子都享有同等受教育权，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这是我国教育理念的一个巨大改进和完善。
自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成绩斐然，但义务教育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以及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造成的教育质量的差距逐层累积的结果，与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客观上倾向于城市等原因，最终导致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
2. 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城乡之间的差距，及激烈的入学竞争和屡禁不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广大平民百姓，特别是农民和下岗工人，本来想让子女通过勤奋读书最后改变家庭的面貌，在高收费下只能望洋兴叹；有些人就是借钱也要让子女读书，导致家庭更贫穷。有钱人的子女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高考分数不够还可以交钱读名校，出来后更不愁没有好工作。贫富越来越悬殊，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它不仅影响这一代，还会影响下一代，影响国家的未来。
3. 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我国目前在对高校的管理上，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垄断式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公办高校有统招的名额，国家承认的学历，能够方便地吸纳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民办高校并不能享受到与公办学校同等竞争的平台，社会上的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地进入教育领域。
4.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教育结果的不公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资源投入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的教育质量不同，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的教学质量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上的不平等，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群体子女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贫困和富裕阶层之间上下流动的障碍增大了，教育这一最有效的扶贫和提高社会公平性的手段减效了。农村学生考上本科与重点院校的比例要远远低于城市学生。教育不公平后果严重，会影响到人的就业不公平，甚至一个人一辈子的不公平；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公，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在欧美一些国家，教育不公平被认为是国家危机。确保教育公平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大问题，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这一治国理念的需要。
篇6
为响应政府的这一号召，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theeciucatiannetworkaus-traliareferencec}mussiam)组织相关的效育和培训机构，特别是委员会下设的信息经济工作小组iewg(rnfo}rnationeoananyworming}p)，起草并修改完善了《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azaeducationandtrainingactiomplanfourtheinfoaxration})，并得到了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ielya(ijep-armnentofeducation,trainingandyouthaffairs)的认可。wwW.lw881.comx.000年3月，教育部支持该行动计划出台作为指导性文件二并同意了基础教育的行动计划“‘在线学习“’(learninginanonlineworld)。职业教育的行动计划’“为信息经济而学习”(fleaableleaningfortheinforrnatiariecorbo-my)和高等教育的行动计划“更新更高(thewayforward)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
(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是一个宏观地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总行动计划，旨在提供共同的目标框架、学习策略和进程，以便所有承担教育与培训的部门各自努力达到国家的共同目标。
该行动计划强调教育与培训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要求在总的框架下，所有相关行业和部门要做到如下三点:
1.制订规划、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有公民拥有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生活、工作、终身学习的技术和技能;同时确保为澳大利亚的信息经济培养大量的信息和通讯(ict)人才。
2.转变行业观念，充分认识信息经济对教育、培训和研究将产生深远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
3一重新审视商业的运作方式，以保证在国际国内的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给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培训者、研究者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帮助全民适应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2.给教育、培训机构、研究所及图书馆提供价格合理的先进信.息和通讯硬件，并提供长期可靠的技术支持;
3.在网络资源开发、网上信息、网络运行管理方面增进教育与培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4，政府为教育和培训机构制订适应信息经济和知识社会的综合政策;
5.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保证澳大利亚的教育和培训与国际环境接轨。
教育与培训行动总计划涉及五个相关的行动领域:人的素质;硬件保证;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政策保障:网上管理与监控。每个领域同等重要，它规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措施。
行动领域一:人的素质
1.目标:
(1}所有公民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管理者、决策者、领导者能充分认识信息通讯技术在其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适应信息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2}培养足够数量的拥有信.息通讯技术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以适应信息通讯及其它行业的需要。
(3}教育与培训机构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教师、培训者、研究人员要率先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当中。各级管理和决策者们要提高适应新形势的领导和管理水平。硬件供货商和维护者同样要迅速掌握先进技术。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
2优先措施:
(1)在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所有课程中开设“信息通讯技术ici"’综合课程;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扩大教育与企业的合作;
(2)检查、监控教育和培训机构中现有人员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
(3}鼓励专业发展的措施，不断推出新的模式，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者能熟练地把现代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学习过程之中;
(4}鼓励运用信.息通讯技术研究有效的专业发展，鼓励研究运用现代技术和提高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行动领域二:硬件保证
1.目标
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硬件提供者必须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先进信息通讯技术设备，包括用户终端和大容量的网络设备，以支持有效的教学模式，使澳大利亚达到世界级的研究和培训地位;鼓励教育与培训部门内部的竞争，同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竞争的机会。
2.优先措施
为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价格合理、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带宽支持在线学习、教学和科研。教育和培训机构要:
(1}监控本系统带宽的供应和需求，包括成本因素和国际价格比较;
(2)监督资金和立法到位，以保证硬件供货商在国际竟争中以合理的价格经销带宽;
(3)及时提供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信息，以保证硬件投入的最佳配置;
(4}调查适应未来发展的带宽的最低要求，以及未来教育和培训机构硬件配置和数量的标准:
(5)调查研究资金投入和硬件维护的方式，探讨教育培训机构、信息通讯行业和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硬件和带宽建设创造新的模式。
行动领域三: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
1.目标
(1}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提供网上资源和服务以支持新的学习、教学与研究模式和课程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及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与管理。
(2)澳大利亚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建立强大的网上教育和培训服务系统，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宣传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利用网上信息出口创汇。
2，优先措施
在网上资源建设和眼务方面，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加强系统内部的合作，同时加强与其它行业的合作。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该:
(1)通过项目资助、联合开发和其它方式推动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建设;
(2}保证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质量，包括技术标准、信.息管理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
(3)建设澳大利亚教育网(ednaon-lin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培训资源和服务的公共网关;
{4}调查企业战略的发展，预测澳大利亚网上资源建设的发展潜力，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注册用户，制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的措施;
(5)鼓励网上资源的创新发展研究和网上资源与教育学关系的研究。
行动领域四:政策保障
1.目标
澳联邦、州和区域政府出台统一政策，认可教育和培训机构在澳大利亚向信.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2.优先措施
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制定跨区域的政策，由联邦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mceetya)认可。并继续支持教育和培训系统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唯一全国性组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的工作。
行动领域五:网上管理与监控
1.目标
政府出台相关的管理和监控规定，诸如知识产权、通讯、网上资源、域名、电子交易及数据保护等，以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这些管理规定将对教育和培训行业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教与学的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2.优先措施
(1)制定和执行在教育和培训机构中合法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计划;
(2)制定和实施未来通讯战略，以提醒教育和培训工作者注意当前和今后将要出现的影响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的管理问题;
(3)确立与政府管理规定中相关领域的特殊地位，如版权和通讯;
(4)通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继续研究网上管理的若干问题。
在国家总的行动计划指导下，澳大利亚各州根据本地教育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如昆士兰州就出台了《2010年教育发展战略草案)。《草案》明确指出:教师不再仅仅是传统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掌握熟练的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学习过程。同时，信息技术在学校的管理中应发挥重大的作用。州教育权威机构并承诺:
1‘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学生学习;
2‘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教师教学与科研;
3.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供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交流，并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
篇7
(一)突出保障4000万吨稳产
重点维护油田产能秩序，严厉打击偷盗油气和电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整治产能区生产环境，加大违建和占压油气管线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隐患；保障油田勘探开采用地，协助做好占地、补偿等相关工作，为产能建设提供强力支持。
(二)服务石化项目顺利推进
大力支持120万吨乙烯改扩建、30万吨聚丙烯二期、千万吨炼油等项目按计划推进，确保年内建成投产。积极协助企业谋划争取“十二五”重点项目，力争在扩大炼油规模、推动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进展。
(三)统筹和谐矿区与现代城市同步建设
支持创业大道升级、龙南医院扩建、商厦地区综合改造，促进矿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矿区开展综合治理，绿化生产区，美化居住区；支持创业城、石化会战园等居住新区建设和老居住区改造，进一步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二、抓好产业项目
深入实施“三百”行动计划，服务企业更好发展做优存量，突出产业项目建设做大增量。新建续建千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67个。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经济为重点的现代农业项目。推进旱田节灌和水田灌区项目，全力建好30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新增膜下滴灌和喷灌110万亩。力争粮食增产10％。着力打造四季青温泉果蔬、大同青提、红岗花卉等10个特色基地。加快建设6000吨提子醋等加工项目。大力推进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农超对接等服务配套项目，扩大棚室经济综合效益。深入推进养殖方式“三进三退”，新建改建牧场和小区140个，奶牛肉牛集中饲养率提高到70％。全市农业增加值增长15％。建好立市龙头和战略新兴为重点的地方工业项目。加速推进550万吨重油催化热裂解、50万吨C综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项目，谋划建设聚烯烃、合成橡胶、液态化工等延伸增值项目。拉长石化产业链条；全力推动沃尔沃乘用车生产基地项目尽快形成整车生产能力，跟进引建汽车零部件配套项目：启动建设低碳光伏产业园，同步开工电池切片、光伏组件、光伏发电等全产业链项目，大力推进忠旺铝材、福瑞邦生物制药、三峡风电等项目，带动战略新兴产业更快发展。全市地方工业增加值增长30％以上。建好名企引领和高端业态为重点的服务业项目。坚持“随着城市进程走、迎着生活需求上、围着生产服务抓、跟着深度创意谋”，生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并重，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并举。新建续建服务业项目100个以上。加快建设唐人中心等城市综合体和红星美凯龙、奥特莱斯等高端名店，带动形成城市商业商务和生活服务中心区，在满足市域需求的同时提升域外辐射带动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加快建设北国之幻城、龙凤湿地公园、阿木塔风情园等旅游项目，引进北京秦龙等旅游企业，高水平办好第五届湿地旅游文化节，旅游总收入增长30％，打造全季、全域、全业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新华08国际石油资讯中心、黑鱼湖国际艺术村等文体项目，搞好大型场馆运营，推动发展创意设计、演出赛事、文博会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30％；加快建设金融产业园区等金融项目，使金融业增加值增长25％：加快建设服务外包产业园，扩大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动漫设计和软件开发等高附加值业务比重，新增服务外包企业30户以上，营业收入突破80亿元。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0％。建好基础承载和产业关联为重点的园区项目。建好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为重点的科技项目。推动政研校企协同创新，努力增强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促进“原字号”向“产业链”、“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级，建设国家杂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抓好高新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提升科技园、孵化器、中试平台等功能，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全市转化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超过100项，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户，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550亿元。
三、抓好城乡建设
坚持建管并重，进一步夯实市政基础。1.推进新城开发老区改造。2.推进重点工程建设。3.推进新型村镇建设。4.推进生态环境建设。5.加强现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实事
(一)群众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要继续压缩一般性财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专项支出，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好百姓关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难事，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1.促进教育均衡。顺应群众期盼，努力办人民满意教育。2.促进文化惠民。开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3.促进医疗优质。加快推进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三医院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乡镇和村医疗卫生条件，继续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全面加强“六个对接”，深入推进与国内外名院名医合作，重点建好远程会诊系统，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4.促进保障提标。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性支付比例达到90％和70％以上，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财政补助水平。
(二)倾力办好十件民生具体实事
一是幼儿入园。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区环境。四是农民看病。五是大学生和退转军人就业。六是低收入群体住房。七是中小企业融资。八是社会化养老。九是物业供热管理。十是群众文化休闲。
五、抓好社会管理
(一)突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围绕“十类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证”管理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点矛盾防范化解
围绕新形势下容易引发和影响社会安宁的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土地纠纷、文化冲突、违法犯罪、流动人口管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社会心态失衡、复杂场所整治、刑释解教人员继续教育等十个方面问题，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推进“百项服务”进社区，全面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强化互联网安全监管，依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
(三)突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围绕食品、药品、交通、建筑市场、消防、生产、校园、矿区等“领域”安全，着力增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集中开展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专项治理，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信息化建设，提高智能化监管水平，确保社会平安和谐。
六、抓好改革开放
(一)推进重点改革
以组建文化体育旅游集团为牵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做好县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为切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放事权、创新审批方式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平稳完成新一轮岗位聘用为着力点，深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篇8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篇9
1我国高校德育的基本概念及其重要性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德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1］高校德育，指高校教育工作者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活动。高校德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2］思想教育是形成学生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政治教育是形成学生一定的政治观念、信念和政治信仰的教育；道德教育是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注重学生良好个性的塑造和培养；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日趋增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社会格局的日益更新，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能力的提升，而是要求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尤其明显，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的重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新时代高校德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育人为本”就是要关心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教育的规律，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德育为人的发展提供根本的方向指引，因此要把德育摆在首位。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人成才的首要条件，也是人成才的基本要求。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则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而道德低下的人则会危害社会。高校德育为大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提供指引，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2新时代我国高校德育的现状及问题
高校在对大学生的教育过程中遵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校德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2．1高校德育目标的模式化与生活实际脱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对我国高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育的主体是个体生命，德育的主要任务是探寻个体的生命价值，使每个个体都获得幸福生活的实践活动。［3］高校德育是要让大学生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实现自身价值的教育活动。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对于道德的需求是不同的，当前，我国高校的德育目标显得过于模式化，与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有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高校德育的实效性不强，往往达不到高校德育的真正目的。2．2高校德育内容的知识化与社会创新的脱节。高校德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德育的实际操作功能。高校德育教科书落后于社会发展，显示不出社会热点，内容没有涉及大学生感兴趣的时事问题，教师注重分数，大学生疲于死记硬背教科书，导致我国高校德育往往事倍功半。［4］高校德育内容偏重知识的传授，学生学习到的基本是书本知识，社会发展创新的速度之快，德育内容缺乏与社会的连接，使得大学生获得的德育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从而轻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2．3高校德育方法的单调化与德育工作需求的不相适应。我国高校德育在方法上虽然加入了社会实践环节，但当前课堂教学依然是德育教学的主要途径，大部分德育教学依然保持着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学生在德育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德育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实践，简单的知识传授不能满足大学生的求知欲，不能让大学生灵活运用于实践生活。面对个性独立的新时代大学生，仅仅依靠教师的讲授，很难让学生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和行动上的指引。大学生的德育知识要突破理论层面的理解，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可操作的理论指导，需要高校德育工作的积极配合。当前，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单一化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德育工作的需求。［5］2．4我国高校德育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我国高校德育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而又繁琐的工作，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达到预期的成效。想要让高校德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要给与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德育教师队伍。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和高校思政教师人数的比例不断扩大。目前的思政课教师人数不能满足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需求，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薄弱。［6］当前，高校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旨在把德育教育融入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以及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中，这就要求高校要把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各行政部门人员都作为德育教师的主要力量，让其充分参与到立德树人的工作中。新时代我国高校的德育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思政课，在专业课、公共课中都要体现德育，而具备相应德育素养的高校教师亟待培养。相对于我国高校发展的速度，高校德育教师队伍还显得单薄，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的总体要求。
3新时代我国高校德育教育的路径探索
3．1德育观念的转变。学校、社会、家庭都要转变德育观念，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德育，强化德育首位观。德育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从小学的品德课，到中学的政治课，再到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近代史纲要、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一系列课程，无不体现了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传统观念以及人们的“分数决定一切”的偏见，导致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对于德育的重视程度不高。［7］高校的思政课程考核依旧以考试分数为主，而学生在学习、考试过程中也只是关心自己的分数。他们对于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关注度不高，究其根源，则是他们对于德育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高校德育的目的，要是从根本上转变德育观念，把德育放在首位，新时代高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融入到高校德育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德育是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学生能够获得个性的充分发展，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则，其德育观念得到转变。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8］3．2优化德育内容，转变单一形式。高校要不断优化德育内容，转变单一的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德育教育新模式，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德育。德育内容来源于生活，高校德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满足大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好奇，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高校德育内容要紧密结合大学生所关注的问题，让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关注自己的体验，感受到德育的真正作用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骄傲，同样也是我国高校德育教学内容的源泉。传统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具有它独特的魅力，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德育教学中，营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德育的效果。［9］传统的德育教学方式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被动学习不能提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环境下，高校要转变固有的德育教学方式，利用社会热点与德育内容相结合，调动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与老师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认知。高校要加大德育实践课程的力度，开展适合大学生的校内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体会德育理论所蕴含的真实内涵，从而使德育内容内化为学生的言行举止。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进入到高校的德育课堂。3．3坚持高校德育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0］思政课已成为高校重点建设课程，要想办好思政课，就要落实思政教师的主体责任，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主动性，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主导作用和学好思政课的主体作用。我国高校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高校的思政课教师承担着高校主要的德育教育工作，其自身的言行以及道德素养直接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高校，以辅导员为主的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大学生接触的时间最长，最能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辅导员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做好引导工作，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思想变化。高校想要提升德育队伍的素质，首先要加大思政教师的培训，思政教师只有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才能适应新时代对于思政教师的要求。其次，高校德育不单是依靠思政教师，所有高校教师都要把德育渗透到教育过程中，把德育和教学融合在一起［11］，使新时代的教师真正做到教书育人。高校要注重培养教师的师德师风，使高校德育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进行，新时代的教师，不仅仅教给学生科学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的发展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对我国高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德育教育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具有新时代德育观念的支撑，离不开适应新时展的德育内容和方式的更新，更离不开具有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的参与。高校德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德育要明确发展方向，不断加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241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合，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陈宏，徐超．浅析高校德育的若干基本问题［J］．科技创新，2011（9）：143．
［2］朱有荣．高校德育内涵解析［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19（7）：64－65．
［3］郝勇东．活动中育德生活中育人－人民日报新知新觉：促进高校道德教育生活化［EB／OL］．2016－05－17［2019－10－23］．
［4］高竞玉．大学德育的落差及理性反思［J］．教育与职业，2015（22）：56－58．
［5］邵斌，王梦雅．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8（12）：128－129
［6］张忠华，李丹．德育困境及其应对策略［J］．中州学刊，2017（1）：88－92．
［7］刘海春，李婷．文化自信：新时代德育研究的重要向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0（1）：73－78
［8］易连云．“中国特色德育模式”理论建构中的方法论导向［J］．教育学报，2018，14（6）：43－46．
［9］张莉莉．“对话式”德育课堂的问题反思与合理改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4）：47－50．
篇10
一、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有助于结合新时代需求，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和内容。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对教育和人才势必会提出新的要求，对以往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育模式必定会提出新的议题，只有切合时代的步伐和需求，进行人才教育理念的反思、总结和创新，才能使教育理念不与时代脱轨，使教育真正落向实处。新时代对于人才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文化需求、价值需求和技能需求三个层面，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则能够培育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上升的专业人才。这主要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它总览了思想、法制、历史、哲学的精华，能够在文化辨析和文化认同方面指引正确的方向，同时它囊括的优秀理论能够帮助人才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价值观，培育出社会和企业真正所需的人才，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
(二)推动相关学科发展，融合实践经验促进理论更新。探索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更新，也能够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推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的重点理论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本就是在实践中检验总结得来的科学理论，探索新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能够激发高校教师研究理论、钻研理论的热情，使新兴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在全新机制的运作下争鸣，带动学生积极学习思想政治理论，形成积极有效的正面影响。另外，思政理论课程的顺利开展对于其他学科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促进其他学科的不断更新。以美术类课程为例，对于美术类课程来说，运用“大思政”的教育理念，有利于引导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使原本枯燥的课程具有了哲学灵魂，推动了“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基本教育理念得到进一步落实。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现状和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一门特殊学科，它对于高校学生的影响并非在技能提升和理论基础的充实之上，而是使其保持对于信息知识的敏感度，在不同的道路上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因此更具有素质教育的特点，切合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但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也面临一些资源配置不合理、课程教学僵化的不足。
(一)教育资源分散化、闲置化、短缺化。一方面，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规划，教育资源过于分散、零碎。具体来说，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未从顶层宏观设计，资源结构未形成整体化、高效化的运作状态，导致教育资源各自为阵，重复浪费，降低了教育的实效。从分类上看，资源分散可分为条块分割和职能分离。条块分割:高校课程教育体系的设置由教学部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工作职责各下属资源并不重合，两者之间在工作上的配合往往缺失，两者之间的资源不能互换。职能分离:在实践中，相关部门常常各自为政，不能劲往一处使。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闲置化，许多优秀的教育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一些高校对于高效利用资源缺乏意识或者经验，导致教师力量还是教学设备，或是新媒体条件下的信息资源，被大量浪费，实属可惜。资源的利用效率过低，自然难以获得应有的效果。
(二)课程教学僵化，逐末失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眼里是一门偏重理论讲解的学科，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背后的时代需求和重要意义。由于在理念上的认知失调，导致课程的设置和学习陷入一种消极循环，教师以完成课程目标为目标进行教学，仅将授课重点放置在基础理论和要点的讲授之上，未能在重要的价值理念层面给学生答疑解惑，结合时代和社会的最新讯息来将专业知识趣味化，拓宽学生的认识便捷。而大部分学生在高校课堂上往往不专心，注意力分散，靠临时的背诵来进行考前突击获得学分，而未能意识到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背后的哲学魅力和思想火花。与此同时，部分高校的思想政治授课也止步于课堂，未能很好地贴合时代信息流的特色，实现“场地和时间”的灵活处理。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路径的创新
(一)立足新背景，贴近新需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改革一直在持续推进，而最基础的就是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推进教育改革。一方面，高校教育者要有长远观和大局观，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教育，在短期内是无法显现其成效，而其影响则是更加深远和持久的，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人生道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人员和从业者要在完成短期教学目标的基础之上，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学科的长远发展考虑，避免功利心、懈怠心理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教育工作者应坚持大资源的理念。具体说来，是指高等教育管理者应培养整理、整合的观念，从整体观念着手，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分开。满足新时期人民对于高等教育的期盼，需要跟紧时代步伐。因新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及周围的教学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利用人力、科技、教育和信息等资源的力量。此外，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高校管理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引进，引导教育者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做民族精神文明的航海家。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牢牢把握住历史和现实的衔接点，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融会贯通，以以往的哲学思想和理论观点来推行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仅止步于理论教授，在当今的人才市场上需要的并不只是掌握了基本专业技能的人员，而且要求从业者具有问题解决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思想政治理论中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其价值教育也能使学生形成团队合作、勤劳奋勉的集体意识和奋斗精神，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将人才需求和教育相结合，使思想政治理念真正落地生根。
(二)创新教育手段，推行新型教育方式。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第二步便是创新教育手段，推行新型教育方式。针对以往高校思想政治资源零散化的情况，首先便要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校园中，高校管理者、教师需要最大限度用好现有的教学资源，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实际效用，让各种资源在对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价值，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以教材作为基础，合理地扩充教材的内容和内涵，综合多本教材的内容，同时，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时事新闻事件、网络热搜等手段来创建一个生动的教学情境。通过教学情境的创新来赋予原本抽象、不易理解的理论知识以生命，让课堂更加容易被学生接受。二是思想政治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还可以通过提问、互动等方式来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活跃课堂氛围，增加师生课堂交流，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师要善于把握校园以外的各类教育资源，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实行影响力联动教育。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形成基本认识，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产生兴趣。校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学校和家庭的交流与互动，以期形成家校携手共行、家校共同教育的良好局面。高校可以通过建立家长交流群、家访、家长课堂等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一方面能更加全面的了解学生的教育情况，同时也有利于各类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家校共同教育，可以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积极向上的文明家庭氛围和学校教育环境。
(三)总结以往教学经验，进行管理模式的试点与推行。要秉持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教学工作理念，从文化、制度、行为等方面落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实效的目标。第一步，要总结以往的教学经验，督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课堂活跃氛围和学生的平时作业，以学生的反馈作为课堂实效验证的重要参考，畅通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渠道，改变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的固有性认知。第二步，要建立以师生为主体的督导评估机制，通过学生来进行课程的听评，推广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范例，定期举行教学主题活动和教学评比。同时，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可以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课程的教授，举办相关的思想政治教学设计比赛，让学生走向思想政治教学课程的讲台。另外，在人才招聘角度，要广纳贤才，吸取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人才，提高对思想政治教学者的劳动报酬，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
篇11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篇12
二、凝心聚力抓好工作落实。
（一）健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工作体系。一是聚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完善考核考评、应急处置和责任分工等配套措施，严格按照县维稳指挥部工作部署要求，切实做好敏感期24小时值班值守及网格化巡查工作。二是健全“感党恩、爱祖国、守法制、奔小康”群众宣传教育机制，加强网络评论监督队伍建设，做好价格网络舆情监管，及时封堵删除和依法打击处置各类负面信息，牢牢占领舆论阵地。三是将思想统一到县委、政府维稳工作部署上来，严格按照县重点部位点上守护、线下巡逻、面上防控工作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完善应对更大风浪考验应急预案，确保各类突发事件能够快速果断正确处置。
(二)健全稳定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体系。一是健全单位接访制度，落实干部接访、下防、回访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二是深入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健全“三大调解”衔接联动机制。三是健全矛盾纠纷源头信息“一张网”综合管理制度，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命案攻坚”和“血亲仇杀”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大力营造懂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
篇13
二、组织领导
为了保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顺利实施，我局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三、工作安排
依托从201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为期一个月的宪法宣传月活动，广泛开展宪法法律宣传宣讲活动，弘扬宪法法律精神，不断提升基层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思维。其中，“宪法宣传周”从2019年12月2日至12月8日，在12月3日举行司法行政开放日活动，在“12·4国家宪法日”举办大型集中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围绕公共法律服务三年目标任务，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积极服务基层群众，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公共法律服务活动，用典型事例说法、现场调解释法、微信矩阵群推送普法信息等多种形式，拓展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利益的渠道，通过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提升基层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认真落实《县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运行工作机制，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着力推进重点人群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做好特殊人群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关爱残疾人活动，关口前移全面推行在乡镇司法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工作，加强军人军属、建档立卡贫困户法律援助工作，做到应援尽援。推动法律服务资源向乡村倾斜，进一步建立健全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要求，确保法律顾问能够真正用心服务群众，服务乡村基层治理、服务农村法治建设，从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贫困人群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认真执行《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等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公证事项，严格确保公证质量，不断提升公证服务水平。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这一目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加大纠纷排查和主动调解力度，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机制和保障建设，结合农村基层治理“六小”活动，紧盯重要节点、重大事件、特殊人群和敏感时段、热点问题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强化与公安、法院、工商、国土、交通、卫生、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健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每月对辖区内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指导意见，采取个案讨论与以案释法相结合、现场培训与“人民调解大讲堂”视频培训相结合，切实提高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加快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落实。深化基层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活动。突出宪法法律的学习宣传。强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充分运用新媒体及互联网+，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认真做好“七五”普法终期验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