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人生哲学的核心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篇2
【分析与诊断】
1.家庭因素。父母离异，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从小与奶奶一起生活，性格比较内向，父亲与其沟通较少。
2.生理因素。15岁正处在青春期，生理上的悄然变化促使他对异性又有了一种新的神秘感。
3.自我因素。自控力不够强，意志也不坚定，性格内向不善沟通，缺乏引导，面对这悄然而至的困惑不知所措。
4.环境因素。在长辈的溺爱下长大的他觉得自己有许多优越于他人的资本，而当这种莫名的异性冲动袭击他时，这些资本助长了他想揭密的欲望。初步诊断：他有早恋的倾向。
【施导策略】
1.投其所好。通过了解，知道他喜爱运动，而且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我就以此为切入点。一次在校园内与他偶遇，我拦住了他：“小峰，听说你乒乓球打得挺好，我也挺喜欢的，放学后，我俩‘单挑’行吗？我在俊杰体育场等你！”放学后，他真的来了，我暗喜。我们俩苦战了五局，我以3：2险胜了他。“小峰，小小年纪，真不错啊，打得一手好球，我总觉得你今天输得不在技术上，而是心理上，注意力不够集中，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吧？”他没吱声，我趁虚而入：“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不妨告诉我，也许我能帮助你点什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正面接触，简洁而自然。
2.打开心扉。出乎我的意料，我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一张纸条：“班主任，您好！我的确有一件事需要您的帮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在学校里只有她愿意与我交往、与我讨论问题、与我一起聊天……有一次，她病了，几天没来上课，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浑身没劲，整天发呆。我意识到，我喜欢上了她。”
3.直面现实。我不敢怠慢，机不可失啊！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小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同时也祝贺你，因为你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人生了。非常巧，我的学生时代也有过像你这样的遭遇，那时在父母的体罚和老师的变相体罚之下，叛逆的我谈恋爱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学生时期的早恋是我今生最后悔的事！诚然，情窦初开是很正常的，但也许有距离的东西会更美。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下：在伤害还未造成之前，尽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我与他的第三次接触，虽然还是无言的文字，但我知道我的坦率会让他直面现实。
4.直抵心灵。一切都朝着我预期的方向良性发展，我趁热打铁。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主动找到了我，那一次我们谈了很多很多：“我很开心我们之间能这样近距离地沟通，事实证明你是最棒的小峰。有喜欢的感觉是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现在对某一个体的暗恋，就似乎是只关注一片树叶而忽视一片森林。更何况你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还要遇到大片大片的森林，你现在能确信这片树叶就是这大片森林中最适合你的这一片吗？我送你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时个人的固执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但时间终将会证明一切。学生时代是学习知识的大好时机，也是学会读人、观察社会的大好时机，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自己，将来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是我和他的第四次接触，记得那天他是微笑着离开的，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一种成就感，因为这次沟通直抵了他的心灵。
【施导效果】
1.通过多次的跟踪沟通，拨开了小峰心头的那团迷雾，使他真正认清了自我，改变了生活态度，建立起了一种健康、融洽的异往关系。
2.现在的小峰已成功地走出了早恋这块“沼泽地”，重新活泼开朗热情起来了。他勤劳刻苦，成绩一次次攀升。他立志考入重点高中，进入一所名牌大学。
【反思与感悟】
1.信任和宽容是打开早恋学生心扉的金钥匙。
2.用奖励来代替惩罚，以赞美来代替批评，艺术地化解矛盾是使学生认识错误的法宝。
3.一颗热忱善良的心，一系列细心、人性化的举措，可以帮助一个学生找回失落的世界。
篇3
一、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提出的背景
（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
大多数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以简单、单一的方式进行着，常见的活动是开讲座、看电影、喊口号。这些曾经非常有实效的活动，在新一代大学生身上却看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会引起部分学生的反感。还有一部分大学生对于升旗仪式这类活动无故缺席或者态度散漫。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未取得良好效果的体现。
（二）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
时下大学生普遍是“90后”，他们身上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有他们独立的风格。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在详细了解“90后”大学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热情开朗又沉默孤独。在熟人或者朋友面前，这些大学生是热情的，是开朗的，是可以很好交流沟通的；可是在陌生人面前，他们又是沉默的，不愿意交流。此外，虽然他们的出行、玩耍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可是他们又是孤独的，不愿意分享心里的真实感受。
2.独立坚强又依赖脆弱。“90后”大学生不喜欢父母、教师、朋友过多地干涉或参与自己的事情，遇事喜欢自己拿主意，这些都体现他们独立的一面。当遇到挫折或者心情难过时，他们会一个人悄悄地哭泣，不会在人前展示他们的软弱，从这点来看他们是坚强的。然而，大部分大学生是独生子女，是整个家庭的中心，大多数没有独立生活的经历，而且他们的成长也都很顺利，所以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依赖的性格，并且心理承受能力差，心理较脆弱。
3.喜欢新鲜事物，对新事物充满探知欲。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信息爆炸、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因而他们也具有对新事物强烈的探知欲。他们思维活跃，创造性强，追求新鲜刺激，接受新事物的程度高，从近年来过山车、蹦极等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发展迅速就可见一斑。然而，对于传统单一的活动，他们就兴味索然了。
4.责任感不强，做事随性而为。“90后”大学生轻率、冒进，做事喜欢随性而为，责任感不强，他们很少能够坚持完成一件事情。
5.自我意识强烈，以自我为中心。当代大学生更大程度上关注自己的心理感受，关心所做的事情能不能让自己开心快乐，自己能不能从中获益。当代大学生凡事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和顾及他人的感受。
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着力点
研究大学生心理特点的目的在于采取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来对他们进行引导。如果大学生没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就不能很好地学习文化知识，更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因此，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学教育的重中之重。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可以看到，单一、沉闷、单向灌输的教育方式无法得到相应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改进教育方式，才能最终达到教育目的。加大人文关怀的力度，增强心理疏导的有效性，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更是关键点。
（一）加大人文关怀的力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
首先，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成长环境各不相同，受教育程度差异也很大，有些学生甚至存在深深的自卑心理，如果缺乏一定的关怀，甚至会演变成对社会的仇视。因此，学校、教师等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使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变压力为动力，努力地为未来拼搏。
篇4
《福乐智慧》是公元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忧素甫・哈斯・哈吉甫所撰写的哲理性长诗，文中用诗歌的形式、比喻的手法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政治、法律、军事、伦理、人生、文学等各个方面的见解，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容量，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整个时代的文鉴，在中亚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有着语言、艺术、天文、伦理、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中哲学价值被学术界尤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福乐智慧》中还包含着丰富和极具特色的人生哲学思想，反映了十一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的社会思想和人的精神面貌，值得研究者给予高度重视。根据对《福乐智慧》全文的分析。文章认为其人生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性学识论
人性问题，是古今许多哲学家都关注的问题，也是人生哲学所研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生哲学，
距今约千年的《福乐智慧》，当然也少不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忧素甫认为作为人，最重要的是知识和智慧，强调了在现在认为是文化素养的东西，这在当时对于大众是一个重要的启发与引导，对于现在人任然有巨大意义。
在《福乐智慧》中，人性问题除了用人性这个词外，还分别使用过“人”、完全的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秉性等提法。由此可见对本问题的关注，长诗中说：“真主特意创造、选拔了人类，赋予了人类才能、知识、意识和智慧。”“他又赋予人类以语言和心灵，赋予他们廉耻、美质和良好行为。”当然。由于作者忧素甫本人是伊斯兰教徒，其思想内含了神造人说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上述论及的人的种种特质中，忧素甫认为：“有知识有智慧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除此以外全与牲畜相等。”由此可见长诗中反映出来的人的种种特质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和智慧。诗中多处谈到了此观点。“每说一句话，你都应该借助于学问，须知人的高贵全在于知识。”“事情，有知识，有智慧的人知晓，有知识有智慧的人能把事办好。”诗中认为人与人之所以存在着很大差距，甚至存在有巨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在于没有知识。”进一步看，知识也算。智慧也罢，均在强调入的学识的重要性，即重视人的后天培养，打破了禁锢人思想的先天决定论，给予人一种积极向前的动力，凸显了人性中至今为止都非常重要的特质：学识。
二、人生境界说
对于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是古时贤者哲人毕生努力的方向，而对于人生境界学说理论的研究又是现时人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凸显了人生的价值；理想和意义等形而上的方面，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色彩很浓，我们研究《福乐智慧》中的人生境界学说、主要是要从作者生活的现实生活境界出发，理解作者的生活和精神际遇，根据这种思路，文章以为《福乐智慧》的人生境界理论主要地体现在其离世的人生追求和超脱的生死观两个方面。
1 离世的人生追求
在对人生境界的研究中，主要是关注对理想人生的想象和理想人格的完善。《福乐智慧》中，理想的生活是一种自觉的循世终行，此种追求，显然是有明确的指向来世，诗中描绘的贤者，那种既信仰真主，又不放弃现实的生活道路所包含的最高理想，也在于来世，只能是生人向往的，诗中说：“请你放弃今生，企求来世，在来世中你将享乐无已。”只有来世才是真正的乐园，所以，“莫要得意于今生的福乐，要争取来世的福乐求存。”为什么，生活在现实的今世，却要抛弃它，追求未知的来世呢?《福乐智慧》中认为今生并不美好，而且永无可能实现美好，这实际上是对今生苦难生活的反抗，只是这种反抗是软弱的，把一切希望寄托与来世，虽然避免了过多的在意现世生活，但其后果的消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2 超脱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人生境界的重要方面。对于生与死及其二者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在《福乐智慧》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以为生命好似一阵轻风，悠忽即逝，生命最终化为乌有，”哲人面对死亡束手无策；智者面对死亡，失却才智；“世上是事物都有法制服，唯独对死束手无策。”为什么总有一死，因为事物本身的法则便是如此，这点《福乐智慧》中反映了出来。“不足为怪，有生就有死，一切生灵终究会上丧生，奇怪的是终有一死的世人，忘记了死神的讳莫如深。”
面临无奈的死亡，诗中表现出了超然的态度。认为死是被真主召唤去了，因此人应当安然死去。甚至为有了归宿而感到快慰，当然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但他对死亡的认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接受它，给了人们一个正确看待的死亡的态度。
三、人生修养论
篇5
Key word: Schopenhauer Arther will Pessimism philosophy of life
作者简介：邱君国 (1975.10-) 男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讲师 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政治学、党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开辟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河。由于当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占据哲学界的主导地位，使他很不得志。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在沉默了二十几年之后才开始被人注意，继而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遗憾的是这种时光对他来说已经不多。1860年他彻底地离开了他认定只能是永远痛苦的人世。他的人生哲学有着浓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时至今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还可以听到其人生哲学回声。
一、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根基
1、 叔本华用主体取代“自在之物”。
康德的“自在之物”指本身是不依赖于我于我们，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事物。[1]这样“自在之物”的非对象性使我们既不能对其有所断言，也不能对其有所怀疑，这就使“自在之物”本身对于我们成为一种多余之物。叔本华看到了“自在之物”的这种缺陷，对其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那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因此，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客体一贯的，经常作为前提的条件，原来凡是存在着，就是对主体的存在。”[2]28这样叔本华用主体取代“自在之物”，为意志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2、 叔本华的意志是在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的基础上确立。
叔本华要确立他的真理――意志，不得不借助予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是独立于具体事物和人的意识之外的实体”；“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是塑造个别事物的‘原型’，个别事物都是‘分有’理念而成的”；“客观事物是理念的‘影子’或‘摹本’”[1]。从中可以看出，理念既非理性的产物，也非常感觉的产物，而是我们从特殊事物中看出的普遍性。叔本华正是借助于理念在抛除“自在之物”的同时，继承了“自在之物”，建立起他自己的意志真理观。因为意志的确立，也不是靠理性和感觉，而是靠直观。在叔本华看来“真理是自身确立”。理念这种“自身确立的真理”使叔本华的意志得以确立。
3、 叔本华的意志从佛教思想中吸收了 “欲望”概念。
叔本华认为认识的主体和欲求的主体是合一的。他用主体的欲求代替主体的认识，用欲求的主体代替了认识的主体。这样康德那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被叔本华归结为主体后，又被归结为欲求的主体，进一步确定其意志真理观。
叔本华正式在吸收和改造了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意志哲学。康德的“自在之物”使意志成为可能，理念使意志得以确立，欲望则构成了意志的核心。这样叔本华经过精心勾勒的作为世界的本质的意志就展现于我们的眼前：它是一种无时间性、无空间性、无固而成的活动，是一种“不能遏制的盲目的冲动”，是一种无目的，无止境的永不满足的欲求。基本特点是求生存，求生命。
二、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
1、 人是痛苦的人。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和欲求，它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生存意志”；二是繁殖后代的“生殖意志”。生殖意志是把生存意志保存的生命在时间上加以延续，两者都为了求得生命的存在。
人是意志发展的最高产物，是意志客体化最高等级，到了这个阶段，意志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就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理智。由于理智的产生，人认识到作为表象的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为了使自己活得好，生存得舒适，分化出并紧紧依靠理智，而人的本质就是生命意志，本身具有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性和欲求，就不可避免地使意志和理智处于一种矛盾之中。
人的意志是求生存，而作为表象的人最终结局却是死亡。尽管人们的每一次的呼吸，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为生存而斗争，但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一死。叔本华认为，人生真正的痛苦在于认识到这一点。“生物愈高等，意志现象愈完全，智力愈发达，烦恼痛苦也就愈显著”。[3]99这样也就不难印证叔本华认为的知识越多的人越痛苦，天才是人世上最痛苦的人，而痛苦正是天才灵感的源泉。
2、人生是痛苦、无聊的人生。
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活动本身以意志的欲求为根本的动力，欲求总是产生于不足与匮乏，具有非满足性的特点，因而欲求的本质就是痛苦，给人生道路笼罩上了阴影。由于人具有欲海难填的本性，欲求是针对于自己的缺陷和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而产生的。欲求追逐着满足，而其满足就质量而说都具有相对性，绝对的特征在于非满足性，这就导致人生的痛苦。欲望一天得不到满足，人就要痛苦一天，并且满足又不是持久的，当自己的一个欲求得到满足之后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欲求出现，这样人就无止境地陷于欲求――满足――新的欲求，这种恶性循环所带来的挣扎和痛苦中。
假若一个人易于满足并且没有什么欲求，那么随之袭来的便是空虚和无聊，这比痛苦还要难以煎熬。正如叔本华所认为的：“……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份。”[2]427
3、人生是彻头彻尾悲观绝望的。
“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死亡不过是在吞噬自己的捕获品之前，[如猫戏鼠]逗着它玩耍一会儿罢了”。[2]426在叔本华眼前，人生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悲剧，只有某些细节部分才具有喜剧的性质。幸福和快乐仅作为整场悲剧中的一个环节，它不是与悲剧相对立的，而是包含于悲剧之中。幸福与快乐只是人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以欲求为前提的，因而愿望实质上是痛苦的变形物，追求快乐的目的在于消除痛苦，这种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不会得到什么。
人生的痛苦，就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人们在心眼里不愿过这种痛苦和不幸的生活，却又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断地制造痛苦和不幸。通过种族的延续，意志就这样一代代被肯定下来，痛苦和不幸同时也被肯定下来，并代代相传。
4、痛苦人生的两种解脱途径。
一是生命意志的暂时否定。通过哲学的沉思，艺术的审美活动和道德的途径可以使人暂时忘记欲求，摆脱意志，从苦难的人生中得到暂时的解脱。比如在艺术审美中，我们对某一艺术品进行观审，我们就会摆脱了意志，然后也就不再感觉到它那不断的欲求的痛苦。“也就是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忘记作为个体人的自我和意识也上升为纯粹的，不带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之主体。”[2]278这些方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痛苦，求得暂时的精神解脱，它们是不彻底的、消极的方法。
二是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定。叔本华力主达到佛教中的“涅”境界，也就是使一切意欲彻底泯灭，身外之物无所求，无所求即无所缺乏，也就无所痛苦了。“无欲是[人生的]最后目的，是的，是一切美德和神圣性的最内在本质，也是从尘世中得到解脱。”[2]220
叔本华认为通过禁欲，彻底的否定意志，是摆脱痛苦的根本途径。“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2]562这样意志“寂灭”之后，一切因意志的冲动而产生的痛苦，恐惧和令人激动的永不死心的希望也同归寂灭了。取而代之的将是那高于一切理性的心境和平，那古井无波的情绪，那深深的宁静和不可动摇的自得和怡悦，使得个人意志复归于宇宙的绝对意志，以实现人生最高理想，从而实现永久的的解脱，最终达到他人生哲学最终归宿点“无欲”的境界。
叔本华正这样从他自所构建的意志到欲求，由欲求到痛苦，来定格了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他又从悲观主义走向虚无主义，虚无是他人生哲学最终归宿点。
三、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是反对当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而产生的。它对整个西方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唯意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的直观认识论，为尼采的“超人学说”，弗洛伊德的“泛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尔库塞的“过剩压抑”等提供了理论准备。不仅如此，它对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和现代美学文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把人上升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改变了柏拉图以来都以抽象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的局面，使之开始注意到人。叔本华把人的生存作为哲学问题的第一要义来加以确证和研究。使哲学从纯粹的理性思辩转向了感性的个体生存本身。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有助于我们对人的研究不断地朝人的内心要求变化。不断地揭示人的本性中深藏着普遍的永恒的东西。把人的生存问题上升为哲学本体论问题，具有合理性和永久的意义。因为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为摆脱作为人的第一要义的生存问题困扰。
理性哲学家们只对抽象的概念出发进行着研究，对人的生活这类问题不屑一顾或舍弃时叔本华却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对人的生活这类问题加以研究，并以满腔热情加以肯定。这种倡导贴近生活、贴近自然的哲学研究，给当时凝重沉闷的哲学办带来一股徐徐的清风，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开启了后来哲学家的思路，掀起了现代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弗洛伊德就曾直言宣告：“我们公开地沿着叔本华哲学足迹走自己的路。”[4]370
不过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把人看成了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其他一切哲学问题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把意志看作是人的活动基础，抹杀了人的社会性特征，否认人是社会性的产物。把科学和理性看作是人的意识的工具，只有直觉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他这种贬低科学和理性，抬高直觉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2、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以悲观见长、失之消极。
叔本华宣扬的悲观主义尽管以坦诚见长，较之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得多，但它毕竟失之消极。他过分的渲染人生受波折的痛苦，否定挫折和失败的认识论意义，从而也否定了人生奋斗的意义。如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悲观主义与现实中有些青年颓唐失望的心态也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哲学家罗素称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倦怠病弱的看法”。尼采作为他的哲学衣钵继承者亦称这种哲学是“死的说教”并对他的理论归宿――基督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这种哲学说教是不可取的，针对这些消极部分我们应剔除和批判。
我们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解释，应使得有益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着某种危机感。从另一个方面给自己启迪，其实痛苦和无聊的产生，关键是在于人们认识之后是否计较它。我们应建立良好的社会的心理氛围，使自己在挫折和失利之后不至于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痛苦或无聊”的深渊，而又重新崛起，正面人生。
参考文献：
[1] 《哲学辞典》刘延勃 张弓长 马乾乐 张念丰 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02
篇6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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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Key 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dipokines；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4
First-author’s address：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Qingdao 266001，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25.001
视黄醇结合蛋白4（Retinol binding protein，RBP4）是2005年首先由美国学者Yang等[1]最新发现的由肝脏、脂肪细胞分泌的与肥胖有关的脂肪细胞因子（adipokine），RBP4是一种血浆视黄醇结合蛋白，是全反式视黄醇即维生素A的运载蛋白，其主要功能是进行维生素A的细胞内转运代谢。在转运过程中，视黄醇结合蛋白与视黄醇、甲状腺素运载蛋白形成三聚体，将视黄醇运送至体内特定的靶组织和器官，发挥其主要作用，临床已用血清RBP4水平变化来早期诊断肝肾疾病。近年来已有研究表明，RBP4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关系密切，但RBP4水平在GDM孕妇血清中的变化有不同结论[2]。能否通过控制RBP4水平来干预GDM发展，以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研究选择2013年1-12月在本院产科产检的孕妇100例，检测视黄醇结合蛋白4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和正常孕妇的不同孕周的血清及新生儿脐血中的含量变化，了解RBP4与GDM的关系，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12月在本院产科产检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50例作为试验组，正常孕妇50例作为对照组。所选孕妇均无妊娠期高血压、冠心病、肝肾功能损害、感染等合并症，并且年龄、体质指数、采血孕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 参照IADPSG2010诊断方法及标准，在妊娠24～28周首先检查FPG，FPG≥5.1 mmol/L，可诊断。4.4 mmol/L≤FPG
则行OGTT：空腹测血糖1次，然后5 min内口服75 g糖，服糖后l、2 h分别测血糖，血糖判定标准为5.1、10.0、8.5 mmol/L，如血糖有1项达到或超过正常值可诊断为GDM，3项均正常为NGT。
1.3 方法
1.3.1 标本采集 于孕31～33周（Ⅰ）、37～41周（Ⅱ）采取孕妇空腹肘静脉血，产后即刻采取足月新生儿脐血（Ⅲ），孕妇采血前3 天正常饮食与作息，每天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在150 g以上。采血前晚要求禁食12 h，晨起8点抽取空腹静脉血，静置2 h使充分凝固，以1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血清）分装，-80 ℃冰箱保存备用。但应避免反复冻融，-80 ℃不应超过1个月，标本溶血会影响结果，因此溶血标本不应进行此项检测。所有血样统一编号保存，各项指标均统一标准。
1.3.2 实验方法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测定血清RBP4水平，ELISA试剂盒购自美国DR公司，批内差异
1.4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8.0进行统计学分析，各指标均服从近似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x±s）表示，方差齐比较采用t检验，方差不齐比较采用t’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RBP4与其他临床指标指标间的关系判定分别进行直线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RBP4水平比较 两组血清RBP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80.85，P
2.2 不同采血时段两两比较 随着孕周的增加RBP4增加，不同时间段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试验组血清RBP4水平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血清RBP4水平与FBG、FINS、HOMA-IR均呈明显正相关（P
3 讨论
GDM是指妊娠期发现或首次发生的不同程度的糖代谢异常，GDM与多种母儿并发症密切相关，GDM对母婴的危害极大，易导致血管病变，而发生胎儿宫内窘迫、巨大儿、子痫、胎盘早剥、早产等并发症。而GDM早期诊断与治疗尤其重要，人们对它研究了多年，但迄今为止GDM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有学者提出，GDM可能是多种因素起作用而引起的一种疾病，研究脂肪因子，可进一步探讨GDM的发病机制，视黄醇结合蛋白4是2005年首先由美国学者Yang等[1]发现的由肝脏、脂肪细胞分泌的脂肪细胞因子（adipokine），RBP4位于染色体10q23-q24，由RBP4基因编码，主要功能是进行维生素A的细胞内转运代谢。RBP4属于血浆视黄醇结合蛋白，RBP4与肥胖、糖尿病、肝病、心脑血管病等的发生、发展相关[3-5]。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GDM妇女RBP4和血糖等指标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证实，RBP4与胰岛素抵抗关系密切[2]。Chan等[6]研究已发现，RBP4水平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血清中高于正常，任利容等[7]也认为GDM孕妇血清RBP4水平明显升高，RBP4可能参与了GDM孕妇糖代谢紊乱，刘静婧等[8]研究发现RBP4可能在T2DM发生发展中起作用。本研究显示随着妊娠的进展，血清RPB4水平呈上升趋势，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清RPB4水平各时期均高于正常妊娠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RBP4是体内一种重要的转运蛋白，主要起着结合、转运视黄醇的作用，本研究显示，RBP4水平在妊娠期孕妇血清中显著高于对照组，随着妊娠的进展RBP4逐渐升高，新生儿脐血中含量最高，血清RBP4水平，可能对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预测及评估预后有一定意义，同时为GDM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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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哲学起源于文化，哲学是文化的医生。文化是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前进的，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哲学文化的认识。由于以往对中国文化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很多反思具有局限性，因此，探究中国哲学文化要以对中华民族的强烈情感为基础，通过各种途径来论证中国哲学文化基本精神合理性，中国的哲学文化包含着世界性，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要克服其民族局限性，发现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要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心灵的交契。
一、探究中国哲学文化的历史意义
中国哲学文化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反思大都是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通过各种途径的比较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今的世界已日益一体化或国际化，民族的生存已不再是简单的本民族的事情。尽管我们说文化的民族性本身就包含着世界性，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都具有人类性，但是只有在民族的文化实践中体现了文化的人类性、世界性，也就是实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世界化的时候，哲学的这种历史性行转折，表明时代的主题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换。哲学的关注点已不再是物而转向了人。只有从文化哲学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否则，中国文化也很难得以新生，这也是文化的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要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只有这样的反思，才能从人类文化整体的高度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世界意义问题，从而说明中国哲学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文化哲学这一特定视角或视域来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必将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观念。
二、探究中国哲学文化的思路
1.文化哲学要从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入手
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哲学以及人的重新理解，文化是不同地域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主导性的文化模式正在发生变迁，其中的文化危机是正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效，从而导致文化的转型。 文化哲学在文化的这种转型期通过对文化的深层反思而形成的。 文化哲学所引起的转变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传统，采用归因主义的方法，探寻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它主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的功能在于参与各种社会团体的交流，引导人民在现实文化生活中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
2.中国哲学文化要以人为本，中国的哲学就是人生哲学
在哲学史上 ，文化哲学具有历史的深层性与现实的紧迫性，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哲学重新理解，特别是对文化的 “哲学式”理解。哲学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就是探究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问题。以认得需求为本，把人看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主体。以人为本”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人生哲学积极性的功能提供了渐进的理念，说明做人的道理是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取向问题。
3.要实现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创新
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与时俱进地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掌握规律并在正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实现自我超越的人才能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在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层面。创新是对现状的否定，是不满足现状就要对现状进行的提升。理想就是现实中超越的最后结果。西方的基督教强调是靠外力提升拯救是一种外在创新，没有勇气好像只能轮回，这些都是把创新的动力寄托于人性之外一种神的力量。人性善理论是中国哲学中圣人更高的思想境界，也是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例如：消费欲望是间接的、内在的。消费观念的持久性、稳定性，引导着产品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创新。消费主义观念的核心构成是消费，消费观念与快乐之间保持着微妙联系，消费文化趋势人本对未来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设想和憧憬，从而滋生对当下生活的不满，不简单停留在和魅力制造的层面上，而是以其“丰富”的哲学内涵渗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消费能够帮忙建构人主体性的感觉。从哲学角度来说，人们希望尽可能突破这种有限性，突破这些就要建构庞大的精神影响力来扩张地域性和历史性影响，从而有效地实现生命的突围，消费实现了生命扩张和自我救赎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是采用综合创新的路径。中国哲学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注意强调人做君子独善其身的君子形象。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使得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激励着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动力，其中的实事求就是我们中国哲学的独到提法。不断创新的人生观是中国哲学重视实践，要求人德才兼备，有德没有才不行光有才没有德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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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之为“道”，原因就在于其崇尚“道”，道家的一切理论都离不开“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整个哲学思想的体系都是围绕“道”展开的。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法于自然”的道生成万事万物，而万事万物“惟道是从”。他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揭示了事物运行的普遍规律，结合这一规律在人伦日用中阐释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人之感悟、反思提供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内涵。
一、老子的“道”――化生万物，道法自然
要认识老子的人生哲学，我们不得不从他的“道”说起，可以说其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道”而展开的。道，本义是大路，坦途。《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后来引申为抽象的法则、规律，以及实际的规矩。老子以前，以天地为万事万物的终极界限，而从老子之后，他认为，天地之上存在着一种更为本质的存在，即其所谓之“道”。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就道与物的关系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该，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本原，同时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所以，老子认为道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道作为超越界的存在，非现象界实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
因此，他提出道法自然的观点。道成就万事万物，其施气精粗不一，无所选择，无所去留，一视同仁，并非有意为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不是说道之外还有一个需要道去依赖和参照的对象，而是形容一种状态――“自然而然”，即道化生万物，并不是有意或是要达成什么目的，而完全是自然而然，自然无为的。“自然无为”是指“无人为”，就是没有人类社会的刻意造作和虚假不真，而完全是顺应自然的状态。
老子的道，源于他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对超越界的独到领悟，道不仅是形上超越的本体，也是形下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据。其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掌握以及建立在这一规律之上的处世真谛和人生哲学。
二、“反者道之动”――福祸相依，流转不息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老子看来，这一现象带有普遍的自然性，是“道”运行的必然法则，即“反者道之动”。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以其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等等都是从对立统一的范畴来说明的。在老子看来，事物对立面的变化发展，是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近及远，积弱成强的渐变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应该“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由道所化生的事物也在不停的运动中，而且物极必反，是以一种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所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道德经》第三十章）。由于事物发展至一定程度必然向对立面转化，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五十八章）福中潜伏着祸，祸中伴随着福。正因如此，“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有时减损反而最终能够有所增益，增加反而会导致减损，老子还指出：“天之道其犹张公与？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正因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所以他主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说委屈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盈满，破旧反而能新成，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会迷惑，通过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能够避免盛极必衰，避免衰退败亡。由“反者道之动”，老子进而提出“弱者道之用”，在人伦日用中倡导“贵柔守弱”。
三、“弱者道之用”――贵柔守弱，处下不争
根据“反者道之动”的法则，老子认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德经》第三十章）和“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刚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应当甘居柔弱，柔弱反而能够使事物得以长久。老子通过对世间万物的洞察，提出了一种与儒家思维不一样的方法来解决世间矛盾，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其所倡导的“贵柔守弱”这一做人的基本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普遍影响，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种表现，是中华传统美德。
1.贵柔守弱
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可见，刚强走向衰老和死亡，而柔弱则是生命力的象征，人应该守柔处弱，不可逞强好胜。“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为天下，常德不离，复归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就是说真正懂得刚强的人，才明白守于柔弱的道理，甘愿作为天下的溪涧，这样永远不会背离“德”，而回归到婴儿的状态。真正懂得纯洁的人，才明白守于污浊的道理，甘愿作为天下的山谷，这样就能不断充实“德”，而回归到事物素朴的本质。这样做的前提是“知雄”、“知白”，就是对事物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后做出恰当的选择，即“守雌”、“守辱”，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方方面面，顺应事物的发展，因势利导而不强制，做最合适的选择。
2.处下不争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正因为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六十六章）。水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却可以战胜坚强无比的东西。“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水无所不利，但永远谦卑处在下位，老子认为崇高的圣人具有水一样的品质，居卑处下，利万物不与民争利。所谓“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百川皆归于海，因为大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能够容纳一切细流，这是物理自然的道理，所以人的修养要像海洋一样，能包容一切。这样不相争，才可以消除对立情绪，达到和谐境界，才能做到“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第六十六章）需要强调的是，老子的谦下不是达到居上目的的手段，而正是因为谦下，不以居上为最终目的，才能居上。同样，也正因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3.不敢为天下先
要求我们不要“争先”，因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第七章），人们只有“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三十四章），没有自高、自大、自满、自足，所以能成就伟大，而且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伟大。故“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万物遵循规律，生生不已，不着丝毫痕迹，虽然生长不已而并不据为己有，作了也不自恃有功于人，或自恃有功于天地。正因为天地万物如此这般，反而使人们更尊敬，更体任自然的伟大，所以圣人效法自然法则，用来处理人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为上智。
老子告诉我们能够甘于柔弱就会回报刚强，甘于卑微就能回报荣耀，不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充分体现了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深刻哲理和绝妙运用。
有人认为，老子过于强调“不争”、“处下”、“守柔”、“不敢为天下先”等思想，给人以软弱、缺乏积极性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豪气，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悲观主义哲学，应该予以强烈批判。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没有能够把握老子哲学的精髓。老子“弱者道之用”的人生哲学以“道”为核心，根据对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即“反者道之动”的认识，用深刻的思维高度概括了人生处世真谛，是一种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关爱生命，遵循生命规律的人生进取路线。
四、结语
老子的思维方式是对常规思维的一种超越，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其价值不可磨灭。朱子说读圣贤书，“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公冶长篇注》），读书要领会圣贤之意，结合切身体会，不断涵养自身气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人心浮躁，很多人都“静”不下来，人们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逐渐迷失自己，此时领略老子的思想智慧，体会“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人生哲学，找寻精神家园，可以重新拾起心中那向往已久的宁静与安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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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006－04 收稿日期：2015－12－01
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不论其追寻何种智慧，最终肯定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孤立存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古希腊时期，对世界本原的探求是其哲学思考的源头，而当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哲学思考的视角慢慢移向人类自身，再后来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强调，无疑哲学思考的重心转换成了人，而不是自然，自然科学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存在这样的思想轨迹：自然—人—政治层面的人。再看一下同处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梁启超做了一个较好的概括：“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1］梁启超先生首先肯定了中国哲学是关注现实生活的，而具体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呢，梁先生概括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在中国的人生哲学中处处渗透着政治的影子，儒家思想自不必说是以政治生活为指向的，就连最讲人生哲学的庄子，也认为人最终无法逃离君臣之义社会政治生活。可以发现哲学家对人的思考总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为背景，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是最纯粹意义上的人生哲学最终也脱离不开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应当如何缔结则是政治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先生认为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大文明的“轴心时代”，关注的中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移向了人类社会，而且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主旨，那就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或者什么才是哲学思考的基石，很显然，哲学的基石应该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
一、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
任何一种哲学流派其思想归宿无不是落实于人的，脱离人类生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而人并不是作为个体孤零零地存在的，那些即使是专注于思考个体价值的哲学也总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哲学便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形而上思考，即人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生活的问题。首先，要对人自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人认识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对过什么样生活认识的不同。让我们回到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重新审视几派的主要哲学家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应该过怎样生活的设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人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尽管对人性的看法不尽一致，比如孟子持“性善”说，荀子持“性恶”说，然而他们都坚信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可以实现“善”，因此儒家尤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正如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有德是非常有利的东西，除了我为德自身的缘故，不为我自己求德之外，我可以用任何产生德的方式来求德。”［2］确实如此，由于儒家对人性相对乐观的态度，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为人设计一种“道德”的生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仁”的生活，“仁”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维系良好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始终将目光关注在人类社会关系之上，并认为“仁”便是处理人类关系的良方。而孟子则认为人性生来就有“四端”，只要善加保养就可以扩展这“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为什么要对这“四端”加以“扩而充之”呢？孟子认为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是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他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如果每个人都对这“四端”加以“存之”的话。自然就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四端”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良好人类社会关系的确立是以此为基础的，也是人与禽兽的分野之处。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师荀子那里，人类社会更成为其关注的中心，荀子讲“性恶”并不是指人性天生就是“恶”的，而是认为在社会关系中如果一味顺从人的本性，就会产生争斗，因此荀子的“性恶”只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关系来讲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又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荀子•性恶》）由此可以发现荀子衡量善恶的标准是建立在社会治乱平台之上的，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也就是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道家思想尽管对宇宙自然有一定的探讨，然而其致思的中心依旧是人类社会。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像《庄子》那样，《老子》要求人们摒弃固定的原则，而使自己符合于作为人的自然倾向的宇宙之‘道’。”［3］确实如此，道家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然”，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给人类的行为寻找一种依据，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很显然老子的思维是以“人”为原点，从“人”的立场出发的，尽管“自然”在逻辑上是高于“人”的，然而从本质上讲，“道”不过是为人提供生活方式的依据而已。老子从来没有离开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在这里老子将“天地”与“圣人”以及“万物”与“百姓”相比照，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人类社会寻找依据，而并不是去探讨天地的自然规律。在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那里，“道”同样是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在的，而并不是脱离人类生活去追寻虚无缥缈的“道”，他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在这里，庄子认为“道”之于人就像水之于鱼一样重要，“道”其实就是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由此可见，在道家那里，尽管“道”相对于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但是“道”绝对不是脱离人类生活而存在的，人应该过顺从“道”的生活，过顺应自然的生活。法家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避害的，退出了儒家坚守的道德阵地，将人性还原为一种自然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则是君主通过刑赏的方式，利用人民趋利避害的人性对人民进行控制。商鞅说：“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恶有四难。”（《商君书•说民》）商鞅认为社会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的好恶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一种裸的利益关系。法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也同样认为人与人只是利益的关系：“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在这里，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道德维系的，只是一种利益关系，这与儒家强调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尽管各个学派对人性的看法不尽一致，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设计也大为不同，然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关注于人类社会，其哲学都以人类社会作为出发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哲学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脱离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是不存在的。
二、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
既然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如何建构必然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而人类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建构显然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任何社会关系无不是围绕着政治问题展开的。再次回顾中国“轴心时代”哲学家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时，可以发现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无不是政治问题，也就是社会如何建构的问题，太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认为各家的最终目标都是“务为治”，只不过解决的方法不同，确实很有见地。在儒家那里，之所以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道德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式，儒家强调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很显然孔子认为“德”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德”从本质上来讲就具备着政治的内涵，“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政治性”［4］，所以孔子认为只要遵守“德”本身就是从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孟子则将“仁政”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善端”之上，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善端”，自然就会实行“仁政”，而“仁政”则是治国的关键，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离娄上》）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师荀子那里，则将礼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通过礼的道德教化，荀子认为可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总之，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道德始终服务其政治目的，政治和社会才是儒家关心的终极目标。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言：“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5］道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更关心个体的自由，然而其思想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社会政治生活，只不过在道家看来，儒家以道德作为社会政治的方式存在着弊端。正如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道家追求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反对过多的人为。老子认为只要每个人回归一种自然质朴的生活状态，社会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他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又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很显然，老子之所以强调“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恰恰是为了实现“无不治”，也就是最终目标和儒家一样，依然是社会政治生活，因为所谓个人的自由最终只能以当时的政治生活为基础。道家另外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非常关注个体的生命自由，然而他还是认为人是无法脱离政治生活的，王博先生也这样评价庄子：“的确，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谁又能说自己的生命和君主无关呢？庄子见惯了以卫君为象征的残暴君主，他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君主可以变得理想一些，能够给自己也给普通的人们带来一个轻松的生存空间，不必再身陷‘民其无如矣’的困境。”［6］确实如此，庄子的思考始终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或者说同老子一样，同样在表达着何为理想社会政治的构想。庄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便是一种“至德之世”。他讲：“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靁。”（《庄子•马蹄》）很显然，庄子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他的人生哲学始终是以其政治理想为背景的，简言之，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个体的自由是很难实现的。同样，在法家那里社会政治是思考的中心，法家尤其强调君主对于民众的控制。商鞅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又尤其重视法的作用，而与儒家重视道德形成鲜明的对比，商鞅明确地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韩非子在强调法的同时，也重视术：“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认为君主用法来治理百姓，用术来驾驭群臣，那么社会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总之，法家十分关注政治操作层面的运作，其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综上所述，尽管各家对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持不同看法，各自设计着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然而相同的是，都没有脱离政治生活，政治始终是思考的中心。
结语
笔者通过对中国哲学所关心问题的考查得出一个结论，哲学的思考始终没有脱离人类生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哲学关注的焦点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其实不仅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同样也是以人类生活为关注点，并且出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因为脱离了人类生活的哲学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只会堕落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文字游戏；人类不是作为个体孤立地存在的，必然结成社会来共同生活，而何种社会生活是好的又必然是一种政治哲学。因此可以这样讲：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是哲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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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篇12
一、老庄及禅宗世界观的同一性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
纽曼曾经指出，《易经》和老子代表的中国智慧。是母系意识偏爱黑暗和隐秘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老子的道以“柔”、“弱”与“无为”、“不争”、“为下”、“处下”为特征。庄子之道也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规律或法则，其特征也是“不争”、“柔”、“弱”、“处下”、“无为”、“任自然”等。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庄子亦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在老、庄看来，五色、五音、五味等令人心跳的人间享受，其实都是对人的和诱惑，应该拒绝物质和精神的诱惑，满足于清淡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们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在心中保持冲淡虚静的境界，才能永远知足常乐。这一世界观正与佛教的出世观念。与佛教所设想的境地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比较适合尘世间士大夫的口味，体现超凡脱俗的高雅，这也与印度佛学的禅宗思想是相同的。
中国的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融合了中国式的那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并且还融会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派别。禅宗讲究万物同一，梵我同一，心物同一，一切皆空。禅宗的影响在中唐以后已经超过了老、庄、玄学及道教，并且把老、庄思想的一部分精华包容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了。
经过唐、五代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他们一起历游名山大川，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宋代许多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十分密切，如苏轼、程颐、黄庭坚等。而他们在绘画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代绘画，精致含蓄，富有寂静、安宁的空灵韵味，长于悠远含蓄的意境表现，正是宋人那种细腻内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心理性格的外化。而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正好成了这种心理性格的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佛教与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的结合开始，到中国式的佛教――禅宗正式建立，宗教与哲学合力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适合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同时也日益在士大夫心目中确立了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这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观对中国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二、老庄、禅宗尚黑的色彩观对中国水墨画色彩运用的影响
道家尚黑色，认为一切颜色从玄黑中生长出来并以黑为显在条件。道家以“清淡”为宗，崇尚玄黑，反对五颜六色的绚烂之美。老、庄精神浸入中国绘画领域，尤其是山水画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墨代五色，也正是这种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之一。所以，摒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玄”乃是道家学说的归源之地，玄即黑，也即天，墨色就是天色。是颜色中的王色、自然色、母色，它是可以统治其他颜色、产生其他色感的。《山水松石格》――书中提出“高墨犹绿，下墨犹W”，还提出“破墨”，即水墨渲淡，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浓淡相破的破墨不同，而是浓墨中掺加清水，因加水量的多寡分破成不同层次，然后用不同浓淡的墨去渲染出山石的阴阳向背、高下凹凸，在理论上已经奠定了以水墨代五彩而成为水墨山水画的基础。唐代的张彦远在解释水墨画的意蕴时说：“夫阴阳陶蒸，万物错布。玄化无言，神工独运。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摔。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墨色如兼五色”，亦只有处于天色、玄色地位的墨色才“可具”、“可兼”。这些都清楚的表明了水墨的方式是舍去现象而直抵本体。唐代伟大诗人兼画家王维为中国画“破墨”表现的创始人，作为画家的王维的诗更注重色彩的表现，如：“兰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都显现诗人对大自然色彩的关注和表现。因此，宋代文学家坡评王维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破墨”画法的传人张臊于墨色表现中深得画理，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规律。在唐代以墨色表现的画家中，王洽的“泼墨”画最为彰显性情的疏野。他在作画过程中，“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雾，染成风雨，宛若成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
唐代以后的文人画选择墨色作为色彩表现的主流，以鲜明的个性实现局限在黑白之间的表现性色彩自觉。中国早期具有隐士思想的画家(如宗炳)继承和发扬老、庄的哲学思想，在绘画中也摒弃绚丽灿烂的“五色”，代之而起的是“朴素”的水墨山水画。因而，千余年来以墨代五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优秀传统。
宋代山水画家郭熙的“三远”对后世画家的启发也是很大的。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其人物之在三远，高远者明t，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t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
“三远”的境界不仅与庄子的精神相同，即“无”、“虚”、“淡”的境地。而且还是山水画用墨的技巧，“深远”用墨较重，“平远”用墨较浅。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使人精神上以超脱，这正符合山林之士的精神境界，也是山水画更成熟的境界。
三、水墨绘画色彩表现的主要特征――冲淡、空灵、虚静、玄逸
由于道家思想与禅宗的相通，使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往往是相连的，禅宗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一种清、幽、静、雅、寒；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诗、宋词中，还是在宋、元、明、清的绘画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暮色如烟、缥缥缈缈的自然的静谧和面对空寂的宇宙而抒发的内心淡淡的情思。这种情思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倾泻，写成诗、画成画，在这些诗和画中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我们称作有“禅气”、有“禅思”。因此，“诗不入禅，意必肤浅”。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趣，常常用诗比禅，用画比禅。与这种幽深清远、宁静的环境和恬静的心理相适应的色彩是恬淡的黑、白等色彩。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厌弃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和引起人或感官追求的绚丽的色彩，而选择了墨色，也即玄色。
文人士大夫向禅宗靠拢，禅宗的思维方式深入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意境”――即作品的形象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中的“凝神观照”与“沉思冥想”。唐宋以后，诗越写越凝练：画越来越偏向于简约，画的空白越来越多。笔意越来越草率粗放。简练含蓄、不露声色的山水诗与笔意疏放、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占据了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成为文人诗画的代表。
篇13
一、《红楼梦》主题歌《好了歌》蕴含的主旨
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是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绝对自由。庄子认为，人如果能顺其自然之性，也就是纵情任性，便得自由，但这只是相对的自由。至于什么是绝对自由，如何获得绝对自由，《逍遥游》作了详尽的阐述：有所依赖的自由，只能算作相对自由，无所依赖的自由才是绝对自由。《红楼梦》主题歌《好了歌》旨在指出若要人生好，须要“了”了“功名”、“金银”、“娇妻”、“儿孙”。而庄子主张“无名”“无功”“无情”，最终才能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由此可见，两者旨趣的完全相同。
《好了歌》主张了情，而《红楼梦》开篇却说此书“大旨谈情”，二者看似相悖，其实则不然。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可见，本书确实写情。但是书到最后，几乎所有情痴情种都以死退出了人生的舞台，而宝玉最终无情，随和尚道士离开了滚滚红尘，复得“天下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的逍遥。可见《红楼梦》用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让人了解：人生最苦，情难了，无情最逍遥。在功名、金银、情感中，不慕功名最易，不贪金银次之，难舍者乃在“情”。若无情则无所不能“了”，如此便能逍遥。由此看来，《红楼梦》“大旨谈情”的真正目的在于劝勉世人“无情”，因此可以说庄子思想已深入《红楼梦》骨髓了。
二、宝玉的命运与道家思想的联系
对老庄人生哲学的认同，作者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上尤见其功力。第三回宝玉首次登场亮相，作者用两首《西江月》词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这两首词将其纵情任性、蔑视功名富贵的超凡脱俗概括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的宝玉也的确如此。宝玉蔑视功名富贵，纵情任性，因而也逍遥自在，这正是老庄所谓自由的境界，但它还未能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因为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即道破宝玉本性：乃“天下第一人”。
宝玉无时无刻无事不记挂着黛玉，可他的真心往往不被黛玉理解。“金玉良缘”之说成了黛玉心中的一个魔咒，况且宝钗深得贾府上下人心，宝玉又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之嫌，因此黛玉总是不放心，常以“金玉良缘”之说嘲弄宝玉，以假意试真情，反惹出了不少口角之争，致使两人都为情而苦。宝玉为情而痴为情而苦的过程，也就是他渐渐转向无情的过程。第二十一回宝玉看到《外篇·胠箧》“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一段时，不禁提笔续曰：“……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由此续可见，宝玉似乎已隐隐地感觉到了闺阁之美给他带来的烦恼。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听到《寄生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时，称赏不已。可是这时的宝玉还无法做到“无牵挂”。直到黛玉离去，宝玉开始叹人生，悲也喜也爱也恨也，一切都成空。痴情一生，苦一生，情不了，苦难尽，此时应了情，无情最逍遥。宝玉最终无情而返青埂峰，复得“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变无悲”的绝对逍遥。
三、道家“浮生若梦”思想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追溯中国文学史，人生如梦的思想正是由庄子在《庄子内篇·齐物论》中首先提出来的。《红楼梦》在第一回作了交代：“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这一番话暗示了作者人生若梦的感悟。“梦”可视为《红楼梦》的精华、特色、灵魂，若将这些梦幻从《红楼梦》中抽移出去，那么《红楼梦》就没了精髓。由此可见，《红楼梦》通篇笼罩着“人生若梦”的感慨。联系到庄周梦蝶的故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回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对顽石的劝语：“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所以顽石化身的宝玉及仙界诸艳化身的红楼众女儿的人间情事纠葛以及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在全书的总结构中，则属于一大幻梦，本身便是虚无的。
贾宝玉多次梦游太虚幻境，特别在第五回作者写到宝玉梦中如神仙般惬意到了极致，可是美梦过后，万事皆空，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人生一场，转头万事皆空。这是一种典型的道家的浮生若梦的观点。
其他人物的梦境，如秦可卿临终前托梦凤姐之言：“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贾元春给贾母托梦“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早。”等等，均反映出道家“人生若梦”的虚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