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87-01
一、改革创新，激发剧团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需要，衡水市评剧团对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在内部人事管理上，打破现有的编制和用人审批程序的限制，根据剧目和工作需要，实行全员聘用制。在现有编制范围内，确保少量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业务骨干为长期固定员工外，其它人员均以剧目、剧组需要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通过公开考核后，根据剧目和时限确定聘用期限，并签订聘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采取“户口不转、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热爱评剧事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充实了新生力量，提高了演出阵容和演出质量。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做到能者上、庸者下，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彻底改革“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分配对现编制内在职职工保留档案工资，全团以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为依据，实行内部考核三个等次定级制，根据工作需要，或按月、按季，或按演出周期，通过专家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考核等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激活了内部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演职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全团呈现出一种“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精品，拓展演出市场。在实行内部改革的同时，在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市场，谋划打造精品剧目，为剧团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林秀贞》，先后在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各级领导、业内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捧，并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已成为衡水的一张精彩靓丽的文化名片。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在审美方面，努力营建剧目与当代生活、与当代社会阶层审美，相互交融的文化生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戏曲现代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倾向，在充分探索成熟的艺术经典的同时，积极寻求多渠道的营销途径，谨慎处理好精品创作与世俗风格的协调，为市评剧团精品创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剧团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谱写评剧艺术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篇2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一如韩寒所拍电影《后会无期》中经典台词所言“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概念进行界定，依然难以全面阐述“民族主义”的内涵。E・B・哈斯曾用“盲人摸象”的比喻来形容学者们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①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是由“民族”和“主义”两个单语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民族”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所以，明确“民族”的内涵是理解“民族主义”概念的前提。
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下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概念，首先需要清晰认知的是，“民族”是个西方概念。英文用nation一词表示“民族”，源于古希腊文ansci到拉丁文nasci、natio再到英文nation的衍变，在词义上也由“生育”、“生存之物”逐步扩展为“具有同一出生地的居民团体，亦即拥有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团体”②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观“民族”一词的语义发展过程可知，“民族”一词最初仅具有生物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上的意义。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时，nation成为“国家”的同义词，具有了政治色彩。有词典将“民族”解释为：有着相同血缘、生在相同国家、受同一政府庇佑的众多家庭。③韦伯曾言：“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当“民族”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时，我们就不得不将其与“国家”联系起来。“民族”与“国家”都是政治概念，但是两者关系却错综复杂：有民族无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国家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都是以我国的国家形式为逻辑起点的。
正如“民族”没有得到一个普遍的、明确的解释一样，“民族主义”的概念也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将“民族主义”的内涵概括为如下几类：第一，从心理学上分析，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是一种个人忠于国家的心理状态，④是一种情感归属、民族认同的爱国动力；⑤第二，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是一种追求民族利益、为民族生存、平等、独立、发展服务的社会实践运动；⑥第三，从理念上分析，民族主义是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理念原则；⑦第四，民族主义具有多种含义，兼具多种特质。安东尼・史密斯将民族主义的含义总结为：以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或象征、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识形态这三者中的一种或多种。⑧笔者认为，民族主义兼具主观与客观双重意义，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思想观念，统一的思想观念反映在国家体制上就表现为意识形态。当主观上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运动时，民族主义的思想就会成为一种追求利益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实践。
根据上述阐述，笔者将民族主义的内涵分为三类：一是表现为强烈民族情感的民族主义，即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和归属；二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即为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进行的社会运动；三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即贯穿在国家体制中的基本价值和理念。
二、 我国制定法对民族精神的吸收――表现为民间法的存在
法治进程分为外源型和内发型两种发展模式，我国的法治进程主要采用的是外源型的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大规模移植外来法律，短时而快速地建构起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法律的范围主要是指制定法，即由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表现统治者意志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虽然制定法大多是舶来品、缺乏我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基础，但是却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依据。我国建立起的制定法的法制体系，只是制度层面上的法律的建构，但是法治观念以及法律的基本价值并没有深入人心，因为我国的民族本土文化资源并没有被我国的法律体系所吸收。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不仅包括土地、经济、政治等因素，“民族精神”才是其根本，它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⑨所以，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容忽视的，也是执法者在管理国家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德国著名学者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萨维尼指出，法律应表现出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法律的发展动力是民族精神，法律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是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法律同民族共发展，立法者只能揭示和展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作为法律，立法者绝不能通过立法手段来创建法律。⑩萨维尼以绝对性极端性的观点表达了民族文化这种本土资源对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关键作用。
法制是指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而法治首先不仅仅表现为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11}主张法律本土资源论的苏力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2}中国本土的法律资源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民间法“。民间法是一个外延极其宽广、内涵极其丰富的包容性概念，具体包括诸如习俗惯例、家族法规、行业规章和村规民约、宗教规则及官方非正式经验等形式。{13}梁治平先生从传统文化角度将民间法概括为地方性知识，谢晖教授以规范法学为视角认为民间法是一种与制定法这种硬制度相对应的软制度；苏力教授从法律来源方面出发将民间法视为一种本土法律资源。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民间法的内涵，可以明确的是，民间法不是官方法、不是制定法。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所起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靠国家强制力维持的表面上的威慑作用，而应该是深入人心，以自身的合理性来说服人们去遵守它，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规制目的。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我国有着浓厚的乡土社会的传统，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靠风俗、习惯来支撑，所以在我国的法治中必须重视民间法的作用。在立法上，制定法可适当吸收民间法的内容，如我国民法中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就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民间传统的尊重，这就使得我国立法在重视科学立法的基础上兼顾民俗中的“人情”理念，增强了立法的合理性，实现了情理法的融合；在司法中，可适当引入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法院援引风俗习惯进行裁决的案例，并且收到了极好的司法效果，所以实践证明民间法的司法适用是可行的。
三、 民族平等与政治诉求――表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斯大林用“四个共同”对“民族”进行阐述：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14}这一定义概括出了民族的文化性、地理性、社会性，然而依据这一解释并不能清晰地区分“民族”与“种族”、“部族”等相似概念，因为后者也同样具备社会-文化性。安德森对“民族”作出的解释是：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在本质上有限同时享有的政治共同体。{15}这一定义赋予民族主义强烈的政治色彩，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将民族与国家挂钩。民族在社会-文化属性上同种族、部族难以区分，但是民族不同于两者的是，民族具有政治属性，生活在民族中的共同体具有政治诉求，这种政治性诉求在我国即表现为各民族追求民族利益、争取民族平等、民族发展，而并非是各民族均要求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无法为共同体提供平等的政治诉求。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成员的平等。民族主义在观念上形成后，就会缔造出民族，政治诉求随之而来，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就会随之兴起。民族主义不仅仅应当停留在思想上的民族情结、民族认同中，而且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共同体地位上的平等、权利的享有、政治事务的参与等。
我国在确立国家政治体制、构建法律制度时，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位，本着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授权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特殊的风俗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制定自治条例、可变通执行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以此来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诉求。如果我国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所有民族所有区域均整齐划一地实行同一政策，势必造成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的侵犯，终将导致少数民族对国家法律的不遵守对国家政策的肆意违反。作为政治诉求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对我国法律提出的要求就是：国家法律不能不立足于民族现状而死板地统一硬性调整所有民族和区域，而是要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照顾少数民族利益，为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
四、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的法治观
自由，是一种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16}自由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还是一种法治观念。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是理性的个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认为：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性质和利益都是由个体决定的，集体是为了服务个人利益而存在并发展起来的，离开个人集体将不复存在。{17}建立在个人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用来组织一批人在规则约束下进行有规律活动的理论上的构造和模型。{18}根据自由主义观点，国家在根本上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应当将个人权利放在首位，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视为目的，而国家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在我国，由于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家本位思想以及在以后形成了深厚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根源。与自由主义相对，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国家和集体意识，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及国家拥有强大的管控权力。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法治层面就表现为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基本价值的民族主义的法治观，与民族主义法治观相对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法治观。
民族主义以民族情感为纽带，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的推崇有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但是从现代法治要求的充分尊重人民法律地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角度出发，我国法治的基本价值在注重民族主义理念时，可适当吸收自由主义精神。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曾言：“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其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个人自由寄托于国家之上，国家全体亦赖于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看，中国民族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19}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将民族国家本位与个人自由本位置于同等地位的。民族主义，以群体归属、集体利益为指向；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为宗旨。如何将两种理念融合，整合进同一个意识形态呢？自由民族主义理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只具有单一理念的意识形态的创新。
五、 结论
上述分析是以民族主义的三种不同内涵为层次展开的，可见民族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多方面、持续性的。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初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影响我国制定法的内容；在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在和未来，也起着法律精神和基本价值理念的指导作用。所以，我们在审视我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民族主义的内容，兼具吸收自由主义精神的部分理念。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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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law and legal system's connotation Separation and result Fusion and result
一、 法治和法制的内涵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许多著作都没有直接、简单的对“法治”进行定义。当代法学界中仍然存在对法治概念的争论。《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法治表述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法治的抽象性时期难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国内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的含义中应包括“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治模式”， “法治”的概念在现代倾向于对国家等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保障公民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法制的思想起源和概念
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古代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法家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即是要求社会的法治（法制）。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无不重视法律的创制和运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法治和法制的内涵仍然部分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概念性思维。
法制对法律这种客观存在的强调更加倾向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性理解。法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社会统治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古代社会对法律所有的并不是尊重和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心理甚至带有某种鄙夷心态的蔑视。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而成的习惯性规则和对规则的墨守的心态被广泛的接受以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日益复杂，多元因素的渗透结合习惯性的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成为了明示给社会群体的规范。
二、法制和法治的分离与结果
法治和法制在概念上的区别前以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法制和法治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的背后是对权利的张扬和保护；而法制的背后则是对权力的突显和维护。而除去概念以外，二者在实行，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中隐含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人类自由精神价值的衍生物。，它更多的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内涵。
而法制则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选择意识和能力的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完全被动地由统治者指定，善恶并不是它的终极价值。按照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恶法亦法”，法制并没有性质上的明显的区分。当民主共和的精神选择了法制的方式并与之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法治；而当专制选择了法制的形态，它就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的罪恶的工具。
而法制在结合“法治”的精神之前只是纯粹的国家统治工具，人们对于法律只有被动的、无奈的服从以及基于这种服从之上的恐惧甚至憎恶，而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但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法律自身。
总之，法治是具有主动地人格的治理主体，而法制则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被治理主体所采用的工具。
三、法治与法制的融合与结果
法制的工具主义特性明确的说明了法制是在人的治理之下运转的机器，法治则是在被人们授予了人格之后进行统治的拟制主体。而法治并不与法制相对立，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中早期所产生的“德治”和“礼治”相对立。
德治和礼治产生于人治主义主体的时代。“‘德治’和‘礼治’与‘人治’在古代中国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德治”和“礼治”都强调君主（统治者）依靠个人的道德和贤明来统治国家，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贤明以及这种“性尚”所延及的整个统治体系，最终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治理，也即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的社会。而“德”是人们在理念认识的基础上进过合意而要求君主（统治者）应具备的品质。 “德”和“礼”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和信条，但不可忽略它们的工具特征。
而法治也是人所要治理国家和社会采用的工具，具有与法制相似的工具属性。法治是“良法之治”，前提之一是法律是人所创设和使用运行的，法不会自发的生成并流淌至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而“法治”的属性“善”也是基于人们所赋予和注入的价值理念的“善”。“法治”之“善法”在经过全体人民的认同后，同时也被赋予了高于一切个人和集体的权威，法治时代的人们在订立法之前所墨守的主要义务是服从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并不得超越，所有人就当然的处于法之下。法治取代了表面上人所欲为的统治，而具有了部分代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但它的背后还是人性和需求的促动。“法治”是基于人们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所选择的具有主体性质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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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法治文化观念的养成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观念，以此指引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我国法治观念的偏差，缺乏对法治的整体认识。因此，应通过对法治的正确、理性认识，形成恰当的法治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内隐的法治文化的正确培育，进而影响外显的法治文化。因此，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理解法治？是否坚持西方的法治？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法治？
（一）法治的检讨
当前，我国部分人仍然坚持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秉持西方的法治文化立场，其在对待法治的问题上，总是以西方关于法治的认识标准来检验我国的法治建设，这样自然得出我国的法治建设不理想甚至还没有法治的结论。特别是对西方法治的肯定是建立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的基础上，而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因为被否定而消失，尤其是强势的“官本位”因素并未被消除，这导致西方法治在我国出现困境。因此，检讨对法治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来看，观察者多是以法治为立足点，通过法治看法治，根据与西方达成共识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民主等法治要素观察法治，符合法治要素的就是法治国家。事实上，以上做法限制了对法治的认识视野。在魏德士看来，观察者从一个立足点出发，观察周边事物，通常唯独没有看到该立足点——因为他自己正是立足在这一点上。只有改变立足点，才能观察到原来的立足点并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原有的观察结果[7]。所以，应该突破法治的藩篱，寻找恰当的立足点来看待法治。而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问题又回到人身上，一切活动围绕人来展开，法治也不例外。当把视角转到人本身时，可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精神生活的丰富再到心灵获得慰藉。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法治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推向全世界并且被冠之以普适的方式，但这只是一种强势输出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更不是最佳的方式和唯一的方式。首先，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世界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法治文明。一个民族或区域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方式的选择也不可能相同。任何一个民族或区域都可以结合自身的传统形成其人的全面发展方式，而不是简单化一，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质，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相背离。其次，西方对法治的选择不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上的，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人的自身修养提升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动荡、战争、征伐、掠夺过程中的选择，所以不能理解为是最佳的选择。这种选择以一种纯理性的方式维持了一种社会秩序，但由于忽略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因而缺乏稳定的基础。对于这种状况，昂格尔一针见血地揭示：法治就像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8]。法治是对社会秩序衰落的一种反应，它把人变为机械规则的附属，用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和谐，它忽略社会的丰富多彩和个体的不同，把所有的一切都整齐划一，而且，最危险的是，它可以成为统治集团以社会的名义追求某种政策目标的工具[9]。再次，就法治本身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对此，夏勇先生在《不能遗忘的文明》中提出了质疑：一是法治究竟指什么？是哲学王之治、神袛和理智之治？还是法律主导、法律面前平等之治？等等。二是用以为治的“法”是什么？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天法还是神法？三是法律权威的观念到了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能被看做一种合格的“法治思想”[10]？如果理解为良法之治，那么何为良法？其标准是什么？是否法达到了良法的程度？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如何确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法治？按照发展的观点，法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这意味着法治不存在完美的程度，又如何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不是法治呢？以上问题值得深思。最后，法治并未实现其内在要求。法治的共识是以良法至上的方式保障人权、制约公权，法治应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所谓法治国家并没有实现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人权常常被蹂躏，法治也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动荡、罢工、恐怖活动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在承认西方法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西方法治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11]。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对法治盲目崇拜，应将其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由于只是作为一种方式，就不能孤芳自赏，而应理性地对待其他方式，不能带着傲慢或偏见对其他方式横加指责。同时，这种方式应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样有完善的需要，而不能只强调现代西方的法治标准。
（二）当代中国法治文化观念的形成
当我们把法治看做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方式时，我们应对法治形成怎样的看法？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应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三个维度来判断，即结合法治是否能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慰藉来判断。由于上述法治的非至善性，而人们又选择法治之路时，就需要对法治作出更宽容的解释。如此，对法治形成这样的认识：法治以道德或宗教对人的自身修养提升为基础，以多元为特征，以法律为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手段，通过人善性的提升与法律的结合实现公权的合理规范和私权的合理保障，并通过解决多种社会冲突的途径维持社会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
第一，法治因素中包含着道德或宗教。姑且不论法治具有道德基础或宗教基础，也不论及法治对道德和宗教的确认。单从法治的实践讲，法治是单纯地依靠法律调节社会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践行法治的显著表征在于遵守法律，人之所以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强制性，还取决于人自身的内在约束：人具有遵守法律的内心确认。而这又是道德或宗教对人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改造之使然。不否认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阻碍性，应肯定道德和宗教所具有的对人类发展的驱动力。西方的宗教传统不但催生了自然法中核心的正义、权利等观念，更重要的是，其所体现的以大爱为核心的基本伦理对心性的提升促使人性向善，并在法律符合宗教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形成法律的信仰。我国所具有的道德传统更是重视对人性向善的改造，但由于狭隘的法治观念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存在冲突，特别是在“五四”前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导致我国急于效仿西方而批判我国传统文化。该选择使国人只是追求市场而淡化了自我心性的提升，从而造成了人性的冷漠，也难以实现对法律的遵守。这表明，法治并不能只理解为法律之治，而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治理。法治也应当包含道德或宗教等要素，法治的实现需要宗教或道德的支撑。以宗教或道德特别是道德实现人性的向善、人格的完善，以善性推进法律的良性和法律的遵守。可见，民主法治所表现出来的文明与宽大，既有赖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事实证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必须以政府官员、人民大众的相当的道德水准和政治品性为前提[12]。
第二，法治具有多元性，法治并不只是西化的法治。法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法治的多元性，这说明法治建设甚至是西方法治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亦如此，承继古希腊罗马思想的西方现代法治在英国历经几百年方始确立，随后辗转存在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法治发展体现着分殊与异同，都是在保持着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法律至上、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的基础上根据各国的国情走着截然不同的法治之路，彰显着法治的多元性。因此，西方法治的推广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强加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推行西方的法治，仍然存在选择何种西方法治的问题。各国都可以在坚持法治内在精神或底线的基础上，践行适合本国国情（包括传统文化的扬弃）的法治。法治形态的多元化促使各国可以实施多形态的法治。此外，法治内容的多元化还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现代人们都趋向于“法治是民主”的观点，法治建设必须实行民主。但民主并不存在单一的理解，于是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模式的民主。二是保障人权是法治的核心。但“人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能说达到了某个标准就是实现了人权，就是践行了法治。三是对于制约公权来讲，它应当是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状况下的产物，即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下，对人民理论下本属于人民（公民）的公权掌握在国家手中，若与公民脱离，极易造成对公民的侵害，因此应通过法治的形式给予制约。但在国家、社会、市民三位一体的社会状况下，权力的掌有者也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制约意味着自己对自己制约，是一种逻辑的悖论，此时就不应当强调制约公权，而应是合理规范公权。
第三，法治意味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法治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种方式，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心灵的慰藉。所以，对符合达成以上目的的能解决纠纷的方式，就应该是可取的。这就意味着，法治并不只是依赖法律、法院来解决冲突，因为在只依赖法律和法院来解决的狭隘法制观念下，容易形成依赖一种程序性的操作及理性的法律达成一种结果，并不意味着社会冲突真正得到解决，这在我国尤为甚。当前有一些国家谋求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社会冲突，这不仅解决了法院诉累的问题，而且为探寻彻底解决社会冲突提供新思路。人的全面发展目的的实现除了以法律、法院解决社会冲突，更应强调“应天理、顺人情”，即法治应考虑伦理社会的现实性、大众的正义观和情感。基于此，实施法治意味着可以通过自行和解、调解、仲裁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可以在法律之外凭借道德、人情解决社会冲突，但此做法应要弱化人际关系的负效应。要知道，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削弱法律，法律仍然是核心，只是不能一味依赖法律而已。上述体现了法治的宽容，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狭隘的法治观的一种突破。依上述观念所形成的法治文化，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是恰当的。进行这种法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实现法治建设的进化，突破当代法治的困境，朝着人的理想境界迈进。
三、建设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进路
通过破解法治的困境而形成的法治文化观，在顺应文化理论的语境下，就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指引：不能只认同西方的法治，不能只依据法律来实施法治。而应在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进行我国的当代法治文化建设。即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扬弃，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法治因素，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以此建设我国的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精髓
钱穆先生说：“只有凭仗中国民族，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历史，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仗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13]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生生不息的延续与光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自然蕴涵着影响力和文化力。我们不可能在的背景下就一国的法治进行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必然地与传统及现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因某些腐败而全盘批判，也不能因西方文化的压力而对其加以否定。我国传统文化应该在内在创造性的转化中实现超越与进化，完成与现代性的契合，为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提供支持。而当代我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应通过传承我国传统文化，并结合现代性的因素来进行。传承是指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把能够成为法治构成要素的因子——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采用，成为现代法治的构成部分。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文化理当对其进行批判或废除，而对于那些体现现代思想的传统文化则应该合理采用，并让它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要求，人的发展必须“内外兼修”。对内而言，就是通过心性的修炼达到人性向善；对外而言，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规范人、促进人的发展。心性的修炼就是道德的培育，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法治因素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德的关注。我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辉先生认为，道德是“良心”与“德行”的统一，是必然要表现于外的社会行为，必然要影响社会并受社会制约[15]。重视道德，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的善性，并以此善性的社会影响力，才能保证良法的实现和对法律的遵守。如果没有人的内心向善，在人性恶的状况下制定出良法仅是一种理想，而仅靠法律本身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守法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具有天然的契合，现代法治所依托的自然法思想实质上是道德的法律表达，法律之初是具有道德基础的。道德的属性及重要性决定了法治文化不能把道德排除在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文化应是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文化[16]。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道德氛围。一直以来，我国都重视道德，强调通过道德修身自省，这凸显了德治的社会发展特色，以期通过人心灵的纯化促进人的发展。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依赖道德”[17]。尽管道德教化所倡导的等级秩序、君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已不可取，但道德所期望的以身作则、集体主义、舍生取义等当然有着积极的因素。所以，应当通过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汲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系统。而如何实现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承，则有赖于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具体体现为德治和民本思想[18]。所以，儒家思想的回归和弘扬就是道德教化的实现。应当说，传统儒学与道德是具有同一性的，与现代法治理念也具有相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礼法结合”等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德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修行仁德，以便实现德这种发自内心的规范，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二是体现了法治所要求的人本思想，具有与法治的理性的一致性：就价值取向来说，都应当是爱人、肯定人、尊重人，保护人的权利。儒家思想具有与现代法治暗合的诸多因素，并在世界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仅就西方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通过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即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在西方被视为“天赐的礼物”，成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19]。基于现代法治所依据的思想和理论来源于儒学，那么，我国在建设法治文化的过程中更应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思想。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弘扬道德精神，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的要求，构建我国的法治文化是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
（二）吸收他国先进法治文化
篇5
1法治是国家或政府必须服从的某些原则。
2法治是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力。
3法治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法的观念。
4法治是通过普遍的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5法治是实施规范的原则、和制度的总体。
从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西方学者也并未直接给予法治以某种定义，只是就其某方面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方面给予说明和定义而已。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所以，客观上来讲，对其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况且，各国政治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尽管我们无法对法治定义一个精准而通用的概念，但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一些根本的性质和价值追求，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样的。
二、法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他说，每一个城邦都应该有法律的支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认真思考“由最好的一个人和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有利”这个之后，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解释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含义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美国，潘恩、杰弗逊将法治理论在治国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坚定的宣布：在专制国家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法律应是国王，国家权力源于宪法，而宪法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契约。
从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土壤。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法治的认识，更多的仍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的遵守法律，以达到法治的效果。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三、法治的价值追求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行法治是必然的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达到较深的水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
在法治内涵及构造的探索道路上，同时也是进行着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
（一）法律至上——法治的表象价值
在讨论法治的内涵及构造的时候，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其实这种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表象价值。应该说，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从西方学者对法治的不同定义来看，其共同点即是法律需获得至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最根本表现即是政府和统治者服从于法律。
1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应该说，第二个方面的服从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虽然违法现象不能杜绝，但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纠正机制。而人们关心的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人的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便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由法律来统治，但也不得不承认的人的作用。因此所谓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时，对立的也仅仅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而“人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无限膨胀，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以至于法律至上只是至上于人民而至下于统治者，不成为真正的法律至上。因此，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及管理者服从法律。如果没有政府及管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
2从法律至上的语境来讲，法律至上应首先是有一个价值判断。
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是坚持“恶法非法”论。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至上也必须是良法至上，也即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因为，法律至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在有的学者看来，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而法律至上不仅是法律制定的问题也是法律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真实反映客观规律，而在法律运行的时候，法律规范应高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所谓法律至上的价值判断，就笔者看来，其实也就是一个判断恶法与良法的过程。譬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也有法律，但是希特勒的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等机构都是为了实施其种族灭绝政策的。而种族灭绝本身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机构不可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因此在那样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该国中所有政府机构以及官员都是严格遵循法律而行为的。当这种法律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也就不称其为法，对其的遵守也不能说是“法治”。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法律至上确实更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3至上的最重要保证——法律高于权力。
法律本身也是一个性的概念，在人类尚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而法律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来执行，因此完全抛开“人”的作用而谈法治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所以在努力向“法治”国挺进的时候，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指人民，而是一国的统治机构。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机构。具体讲来，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更直接的说法便是法律应高于权力。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法律高于权力是法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至上的重要保障。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它的运作绝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单向运行模式，即由政府或国家官员立法并实行从上而下对一般大众的单纯管理、执法和适用法律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
（二）人文关怀——法治的本质价值
以上所述法律至上只是法治的表象价值，而法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应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法律的出现本身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并不是为了阻碍其发展，因此，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
1人文精神的涵义。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4）谋求个性的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2法治与人文关怀。
如果说从中世纪之神化世界到近现代的人化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法律从神的奴仆转化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直接后果。根据早期法思想来理解法的话，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完全工具性的东西，在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目标上，它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就其本身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性的。因此，要求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其实也是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导致的趋向。在法学剥去神学的外衣后，法律所体现的便是保障一个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即使在设定义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至上其实也就成为本质上的人的至上。因此，法律规则的至上绝不是宣扬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理性，而是高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和人文精神。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中，虽然因素占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宣扬的或者无产阶级宣扬的理论，统统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放人类自身，为了使人类远离于束缚之外。当然这种远离并非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所谓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因此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赋予人们以更大自由和行使权利的空间。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人类追求永恒的正义以及用法律这样一种形式固定住自身权利的过程。规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而规则所反映的内容则是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的映照。
篇6
1提高认识、充分重视：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校园“实”起来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全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不断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经验、时代挑战与发展成就。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还没有积攒足够的力量，更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价值。尤其在高校中，大学生群体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缺位，导致“法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高校大学生“熟视无睹”，或“断章取义”，甚至完全用结果的公平正义取代过程的公平正义，忽略法治的本质和内涵，这都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在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帮助大学生们摒弃错误观念，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重视，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实在在”地扎根于大学生心中，并为之服务。首先，要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内在规律，努力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打牢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的理论基础。其次，要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纳入高校法治教育的课程体系，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多个环节加大力度，积极构筑“积极参与、优势互补、有序运行”的法治文化宣传、培育和践行体系，在校园内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强大合力和整体效应。再次，要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和培育的组织领导，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制度保障，努力形成“统一领导，齐抓共管，部门协调，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落实责任，明确分工，量化指标，强化考核，充分调动各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流于形式、不拘于概念。
2广泛宣传、加强教育：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校园“火”起来
“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这句由在20世纪50年代谈农村演绎而来的话，十分形象有力地点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很多大学生不是没有“法治”的观念，而是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素质不高和法治观念淡薄。大学生的思想阵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去占据，非法治、甚至反法治的文化就会去占据。在校园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再隐身幕后，而要走上前台，不再默默无闻，而要风风火火。首先，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将宣传与教育、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巩固普法效果，切实杜绝法治文化宣传教育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努力增强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引导大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增长法律知识”提升为“增强法治观念”，进而致力于“提高法律素养”，并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共识”，让法律知识、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入耳、入脑、入心，随处可见、随时会用。其次，要调动大学生的法治参与热情。大学生参与是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的充分必要条件。让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唤醒大学生主体意识，使之自觉维护公正的法治秩序，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筑牢基础。
3创新载体、拓展途径：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校园“活”起来
在充分重视，营造氛围的基础上，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还要探索内在规律，狠抓具体落实，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创新载体、拓展途径，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首先，要盘活校园内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资源，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其他文化、艺术相融合，在校园中创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品牌，抓住大学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产品创作与传播。其次，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走进课堂、寝室、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运动场等，结合不同主题，建立专门的校园法治文化宣传阵地。再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法治文化活动，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最后，要积极利用前沿科技丰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运用计算机信息科技的强大力量，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打造易于被大学生接受、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传播和建设的网络空间。
参考文献：
篇7
1、依法治国的对象是指依法治国的受治者，即法治主体依法所治的对象，它具有复杂性，指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诸方面。
2、一方面，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是法治所治之对象，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共权力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和作用范围以及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由此获得利益保障和权利救济的过程，另一方面，国家事务应作为法治的重点，因为依法治国所“治”之“国”，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国家既是由人口、地理环境、民族等因素复合成的地域概念，在此更是意指它的政治意义(state)，政治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以政府机构名义组织而成的政治共同体，二是政治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如前所述，尽管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并非权力的来源和主体，但由于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权力所具有的既能保障人权又能损害国民利益的双重属性，因此，它们应成为依法治国的重点对象。当然，这并不排斥对其他对象的调节与治理，但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具体而言，依法治国的重心应定位于以权力为基点的权力组织，权力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三大方面。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Key words: social structure ideal type
作者简介:徐鹏(198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所涉及的重要概念颇多,而让广大社会学者高度重视且被大量引用的概念客观地说只有两个:其一是差序格局,其二是礼俗秩序。诚然,这两个概念的确能够精辟地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从而反映出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的本质特征。然而,与上述概念相对应的“团体格局”和“法治秩序”这两个概念,同样也是对用来与乡土社会作比较的“西洋社会”特征的精炼表征,但后两个概念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在本书的序言里,费教授曾谈到:“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费教授称之为“从具体社会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其实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想型”概念,而这些概念不仅仅展现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反映着西洋社会的某些特征。可见,要想清晰地勾勒出乡土社会的总体特征,还需要将各种相关的理想型概念都利用起来。
在笔者看来,费教授创造出成对的理想型概念,一方面是为了用比较的方法更好地突出中国乡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注意到单纯地用成对概念的某一方面不能够完整地表述一种社会结构。既然《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并非只能描述中国的乡土社会,而这些概念本身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理想型概念,那么,将这些概念进行两两组合应该能对一般社会结构进行更为全面系统地表征。基于此想法,下面将从人际关系结构和社会秩序结构这两个维度出发,运用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礼俗秩序――法治秩序这两对概念,来建构四种理想型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类型。
一、差序格局――礼俗秩序
差序格局――礼俗秩序这一理想型结构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描述。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靠着私人联系而组成了一张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在这张网中,站在网的向网的中心看去,里面的人都可以认为是“公”的,是自己人;相反向网的看去,那些人成了“私”的,与自己关系疏远,不是自己人。每个人都是人际关系网的一个结点,离自己越远的结点,与自己的关系也就越淡漠,联系也越不紧密。为了维持这张关系网的彼此关联,就需要用一种结实的连带物将每个结点连接起来,这种连带物便是“礼俗”。“礼”是儒家所讲的“恭宽信敏惠”,强调的是人伦差序;“俗”是民间所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在乡土社会中,人们被动地接受“礼”的教化过程,同时也将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地内化于个人心里来指导行动,通过“礼俗”的社会化过程,人际关系网也越来越稳定,而乡土社会的秩序也因而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
由于靠礼俗来维持秩序的社会结构往往是缺乏变动的、单纯继替的,因而在这类社会中往往是以长老统治(教化权力)为其主要的权力形式。有经验的老年人是绝对的权威,年轻人也都愿意接受老人对于他们的教化;而教化的过程使年轻人逐渐形成“现存的结构就是合理的”这样一种共识,于是共识的生成反过来对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的社会结构予以了强化,使之得以稳定延续。
二、差序格局――法治秩序
以差序格局――法治秩序为表征的社会可以认为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加入了法治的秩序形式,从而使礼俗的作用力处于弱化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中,人际关系形式依然是“差序格局”类型的,亦即是以“自我主义”为基础的推己及人的社会;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由礼治转向了法治。法治是靠一系列得到共同认可的法律条文来保障的,而不再以传统文化和民俗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这就使得人们从长老那里习得的经典传统对于秩序的维系没有太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需要用符合法律规定的契约来予以重新规范。因此,这种社会就与费教授所描述的处于社会变迁中的那种社会表现出一致性:“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了。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对于秩序维持而言,“礼俗”是维持秩序的旧方法,而“法治”则是新方法。
处于变迁中的社会中,会有某些更快地接受法治秩序的“文化英雄”出现,他们就相对于那些固守礼俗的人们更加易于适应变迁的社会,能够处理这个社会中的新难题,进而易于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样。这些“文化英雄”对于信任他、跟从他的人们就有了某种支配权力,也就是费教授称谓的“时势权力”。可见,在差序格局――法治秩序的社会结构中,时势权力是其主要的权力结构形式。(长老权力允许继续存在)
三、团体格局――礼俗秩序
当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呈现出团体格局的形态时,就与上述基于差序格局的两种社会结构类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团体格局不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延,而是人与人之间有着平等的地位,他人不能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每个人又都主动地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某一团体,使自己与团体构成特定的联系。团体本身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 [1]在这样的人际关系结构中,其实是有两种关系存在:其一是团体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个人与其所属的团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双重关系显然与差序格局中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为了使双重关系在平衡中保持下去,就应该有一种力量能够充当上述两种关系之间的连接物;当这种连接物是“礼俗”时,便构成了“团体格局――礼俗秩序”的社会结构类型。这种结构类型的典型代表便是农村中的民间借贷社,这个借贷社的社员都属于借贷社这个团体,而这种借贷社的运行并没有所谓的法律条文予以规制,而是依靠着社员之间的信任、感情以及当地的民俗来维持它的运行,在这种团体结构中的秩序形式便可以称为“礼俗秩序”。
在这种团体格局里,常常会选出一些具有权威的人,他们对团体中的其他人有一种强制权力;当有人违背了这个团体的规范时,就会出面行使他们的权力,对违规者予以制裁。但是,这种团体里的“规矩”并非成文的法律,而是“礼俗”,这给那些掌有权力者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团体的机会;一旦那些权力所有者滥用权力,那么“横暴权力”就产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团体权力形式与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中的“长老权力”并不一样,后者的权力是源于长老经验丰富而受人尊敬,而前者的权力则是源于团体中的其他人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主动交予个别权威,使这些权威手中握有支配团体中他人的权力。这种团体中权力的授予形式其实是单方面的,也就是一方只让出自己的权利、同时接受他人的控制,而另一方则接受他人让出的权利而控制他人。只要这种“让出权利――接受让出的权利”这一过程完成,团体中的权威就出现了,而且这种权威成为团体中的权利代表并对他人有绝对的控制权,而被控制者只能接受控制,这种单方面不均衡的权利转移使得横暴权利得以滋生。
当然,说团体格局――礼俗秩序这种社会结构只存在横暴权力未免太过武断,因为在这种结构中掌有权力者不一定都是蛮横暴力、滥用权力的人,只不过这种结构更有利于横暴权力得以培植出来。如果将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作为权力结构连续谱的两个极端(这两个端点其实都是理想类型),那么团体格局――礼俗秩序这种理想型社会中的权力形式应该更加靠近于横暴权力这一端,却不与之重合。
四、团体格局――法治秩序
团体格局――法治秩序这一社会结构是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其出现的标志就是科尔曼所谓的“法人行动者”的出现。法人行动者是“法团”这一特定团体格局的成员。在这一结构中,人际关系结构是体现在法团团体中的“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联系上。这种联系是受到“法治”的制约与影响;或者换个方式表述,就是受到了科尔曼称为“规范”的影响。(法律条文也可被看做是某种规范)规范的出现源于一些人看到了规范带来的益处,也看到不遵守规范带来的危害;人们依据规范,放弃了一部分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但是也获得了对他人行为的一部分控制权,这样控制权就在每一个行动者那里广泛地分配;人们能够通过部分地服从他人的控制来使他们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同时也能够获得对其他一部分人的控制。这种控制权转移不是团体格局――礼俗秩序那种结构中的单方面的转移,而是一种互为牵制的双向转移,因而能达到一种平衡。
但是也会出现规范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其他人不利的情况。一些行动者服从于那些制定规范的人;当一方服从于另一方成为一种合法地共识的时候,规范变得有了效率;进一步说,越是承认这种共识,那么规范显得越有效率,正是这种共识及其强化过程顺利解决了团体格局――礼俗秩序这一结构中的不均衡的困境。
当对团体格局――法治秩序这种社会结构予以了描述以后,可以继续探讨其中形成的权力形式。由于这一结构的秩序是由法治或曰“规范”来保证的,而“规范”的效率又是源于对支配关系的“共识”及其强化过程,因此,这一结构中的秩序最终是建立在团体成员的共识之上;基于共识的权力支配关系正是“同意权力”的典型特征。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该社会结构中只有同意权力。和团体格局――礼俗秩序中的权力关系相似,团体格局――法治秩序这种社会结构中一般是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并存的,只是更靠近于同意权力这一端罢了。
五、“理想型”的现实表征
上文已将由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礼俗秩序――法治秩序这两对概念两两组合所构成的四种“理想型”社会结构予以了描述。但是分析到此不能完结,因为理想型本身只是分析工具,它的建立最终是为理解现实服务的。正如理想型概念的创立者韦伯所言:“理想类型在本质上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这些联系由我们设想为事件之流中的不变者,作为发展赖以实现的各种历史实体”;并且,“构成理想类型概念的目的始终不是对类的相似物的分明认识,而相反是达到对于文化现象的独特性质的分明认识”。可见,理想型只有拿到现实中进行运用才是有其意义的。
笔者看来,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再从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在人际关系结构和社会秩序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前者表现为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的演进,后者则体现在“法治秩序”逐步取代“礼俗秩序”。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变迁过程,即从传统教化权力(长老权力)向着横暴权力与时势权力共存方向发展,最后走向基于法治的同意权力。为了清楚完整地描述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现以“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作为人际关系结构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以“礼俗秩序”和“法治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结构连续谱的两个极端,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阶段表述出来。
篇9
第二，我们在提炼中国的法治经验时，既要从中国的实践和实际出发，又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不能排除西方国家法治方面的先进经验，包括国际法方面的经验。只有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的法治经验才能与时俱进，为我所用。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炼和概括一方面是中国国情的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法治的基本要求，其许多方面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现代国际法的人本观、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与此同时，中国法治理念的许多方面，如和谐世界理念、和平解决争端理念、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等，已经并必将对国际法治产生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对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而且，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吸收不应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应当包括司法层面、执法层面，以及法律文化层面的东西。
第三，这种跨学科讨论的方式非常好。平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今天不同学科的学者就相近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彼此受益颇多。大家期待今后召开更多这种形式的会议。
第四，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念这样的问题，需要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具体说来，我国法学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事法理学、宪法学研究的学者从宏观方面进行思考，从事部门法研究的学者还没有充分重视。今后，我们应当注重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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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法治；差异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①。“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
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所以启蒙时代的精神对于西方法治的塑造是一种奠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治
2.1儒家人治中国是熟人社会，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土质松软气候宜人的中原大地上，孕育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是礼。孔子讲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人要按名分行事，名分的不同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地位，不守礼节就会出现狂妄自大的情况。孔子在回答如何治理国家时都会谈到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礼服人，并且要以身作则，他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根本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礼贤下士，把自己放到老百姓的位置去替他们着想。所以孔子的人治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思想上的崇高要求，他没有过多提及律法在国家中的作用，崇尚“德治”、“人治”而不是“刑治”。
2.2法家的法治到了春秋时期，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韩非子的观点是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要遵守法律。法治是最符合当下的，强调“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这种思想也是法治优先，希望国家制定的严刑峻法能遏制人们犯法的可能，通过重刑对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鞭策，让臣民都能听话。
3.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下法治的差异
我们说西方的文化和法治是以个人和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法治和文化，而我们中国的法治和文化实际上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和法治的运行方式，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是不同的法治类型。
3.1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差异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价值的认可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②在第一个阶段，人没有主体性始终处于依附性状态，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第二阶段，是独立性阶段，人的独立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人却深深的陷进了对物的依赖性当中。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人摆脱了依赖性完全走向了自由的全面发展的道路。在传统的中国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就属于第一个阶段，在中国传统中儿子依附于父亲、臣下依附于君王，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难以得到培育和发展。而在西方，从它立国的基础，立宪的基础和法治的基础都可以看到那种独立和自由，人的尊严至高无上性。所以我们的法治要走向独立，体现对人的尊重。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3.2权力运行机制的差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由此见得，在启蒙圣贤眼中的权力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相对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来说,西方社会更强调权力分立的运行模式。立法、行政、司法分属不同的部门，法律的产生是有权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因此不会出现像传统中国那样法自权出、朝令夕改的情况。我们传统的时代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但是今天，从近代开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不断地追求一种现代性的法治，在不断的追求一种民主性的法治，在这个路径当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摆脱一系列的对我们的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有阻碍的因素，然后让我们国家的法治真正的得以建立。只有法治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尊严。而法治就必然让权力有所制约，成为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切入点。
3.3价值本位的差异性西方的文化它实际上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它的法治价值前提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我国的文化价值的前提家族本位，家族本位有优越性，家庭会很稳定，很协调，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忽略对于社会的关怀，我们会忽略对于国家的关怀，家庭本位实际上使得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国家责任感，缺乏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我们今天的中国，应该构建的法治文化的价值本位或者说价值的前提应该是个人和国家的统一，寻求一种辩证的统一，这种辩证法必然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也反对国家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而主张寻求一种良好的统一。
4.中西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的精神导向
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从中国传统的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一个自由不断获得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精神缺失，在遇到困难时就没有导向，无法引导我们去进行更高的追求，无法从事法治的活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法治活动，才能真正的去促进我们国家法治的实现。现代性法治在西方依然是一个未尽的事业，真正的要求还是要我们去实践，法治是一种行动，如果我们只是旁观法治的过程，而不参与到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那就很难建成法治。而当你真正参与到法治的行动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精神的在场，用现代性的理念的价值和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现实，真正建成一个法治的国家。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我们逐本溯源，探究文化和法治的深层关系，以求两者的融合和发展。但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改变我们的民族性格，这是没可能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做法。因为很难说中西方孰优孰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以一味遵循古法，在自己的游戏架构下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全球的视野，与全球法治接轨、同步。我们既要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放眼世界，吸收西方先进的法治文明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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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0.
篇11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分析
对一种事物或者现象的研究一般从其概念入手，分析其内涵本质及与其他概念的界限，以构建逻辑的合理性，也为学术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
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受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关于法律意识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这样分析的：“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我国学者对法律意识概念的界定各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在沈宗灵教授主编的《法理学》中，对法律意识是这样界定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写道：“法意识是与群体或个体（个性）心理特征相连的、人们关于法现象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法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法现象的特殊组成部分。”[2]刘金国和舒国滢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对法律意识概念的表述更为具体：“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规的理解、要求和态度，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同时还包括人们法律知识的多少和法律水平的高低。”[3]
由此可知，法律意识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外延及其广泛的法律现象，法律意识所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现象主观的心理感受和认知状况，是人们对法的各种心理要素的综合体。法律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
第一，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一般社会主体对“法”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把握。所谓社会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态度、情感等主观反映。法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态度、信念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总和。
第二，法律意识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马克思在其经典论著《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主体的主观意识都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并决定，作为社会意识一种的法律意识自然也不例外。当然，社会意识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权力运行机制深刻影响着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法律的功能、价值取向以及法律调整的社会效果，也直接决定着法律意识。与此同时，社会主体的一般法律意识也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第三，法律意识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由于个体的经历，人格品质等对法律意识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而法律意识具有个体性，这使法律意识在整个社会中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不同主体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类似的法律实践经历以及共同的利益需求，使法律意识在一定的范围内或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同一性和一致性。
二、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一）公民法律意识生成的途径
简单地说，公民的法律意识生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内生型、外生型和混合型。举例来讲，欧洲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内生型。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立，现代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应运而生。西方社会的法律意识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内生型，正如哈耶克所说，是西方社会“自生自发”[4]的演化结果。相反，中国近代之始的现代法律运动则是典型的外生型。1840年，爆发，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打破了国人天朝永固的梦想。一批有志之士开始认清形势，拯救国家于危亡，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西方法律思潮涌入中国。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法律意识产生之初，是在内忧外患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结果。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浪潮惊涛拍岸，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型的现在法治进程并未改变，国家通过引进、学习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此起彼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便是混合型，既有社会发展的内生需要，又有交流学习的引进。
（二）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日益推进，我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逐渐生成，民主和法治不断发展。同时，与改革开放相伴的是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必不可少。我们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促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第一，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公民对法律的依赖感。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7]法律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表明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是评价主体合法性唯一也是最终的标准。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秩序等价值，宗教、道德、法律等调整手段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众多调整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评价标准。法律至上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权力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由法定的程序加以制约，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法律的行为都必须承担责任。如此这般，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公民习惯于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的法律意识才能逐步生成。
第二，应当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是公民信任法律，树立法律正义感的基础。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仅仅依靠强制力的后盾，法律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实施，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更无从建立。只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良好法度，公民才能真心地认同法律，信仰法律，从而树立对法律的正义感。“从内心深处产生积极的法律认同感，产生对法律的全面拜从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以理性自律为基础的法律激情，以激情的理性作为遵守和运用法律的直接心理基础，进而形成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相统一的现代法律意识。”[7]
第三，促进司法公正，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对于普通公民，司法活动与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司法不公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民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再信任法律，从而寻求其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无疑是法治社会的巨大阻碍。“司法是正义的守护神，对司法绩效的评价只能以正义为标准，或者正义为先。一旦义利倒置或者以利灭义，司法就会迷失自我，异变为功利的机器。”[8]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增强法官独立性，加强监督，杜绝司法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做的事。
第四，持续推进普法教育，这是塑造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普法工作开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公民法律意识得到普遍的提高，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受传统文化、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普法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比如在厌讼的法律心理长期影响下，我国公民普遍厌诉，有时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压抑自己的合理需求，追求一种“和为贵”。受人治传统的影响，民众更愿意相信权力而不是法律，遇到问题先寻求“关系”，而不是依法办事。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分化严重，这使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加大对普法教育工作的投入，加强普法工作队伍的培养建设，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普法教育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让普法工作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起到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
三、结语
没有与现代法律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支撑，法治社会的理想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为此，学者对法律意识的概念、特征、法律意识的生成模式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讨，笔者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肤浅的见解，以期为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贡献，推动法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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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区域法治发展的现代性要素
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存在多向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包含两重含义：既有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这种法律本身就应该是良法。据此，西方历史意义上的法治是一个相对于人治而提出来的概念，它有别于武断专制权力的统治，它使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绝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它也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法治只关注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它由一系列综合性的原则构成，这些重要的原则包括：“法明文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以及司法独立的原则[1]。由此看，法治的实现有赖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理性的法律规范调整一切社会生活，法治的目标在于公民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民主化、自治化，而不仅是国家在社会里得心应手地运用权力实现既定任务。二是依民主法则形成的公民利益共同体，相对于政治国家来说，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2]。可以说，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建立在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上，以分权制衡为其核心理念，以保障权利和自由为其目的。但就更抽象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实现法治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平等问题。平等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领域被反复讨论并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如何实现平等，这是个问题。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据此论断，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法律信仰的概念，而过于注重道德、政治、权力的作用，法律在调整中国的社会关系并中没有起到至高无上的权威作用。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为让法律成为圣经、成为社会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规范与机制而进行斗争。而如何形成法律权威，宗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为此，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也不能没有宗教；虽然法律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另一方；法律与宗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对法律的信仰为什么要与对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呢？法律与宗教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而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理解又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博登海默说过，“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古罗马法律家西塞罗对法律是这样解释的：“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过的那个法赋予人类。”这种观念实际上不仅存在于古希腊，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从宗教学的观点看，人类社会自有文明以来，就有宗教；并且，宗教远在任何法律产生之前，就开始发挥基本的社会控制作用了。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立法完全受宗教观念的指导，法律与宗教的教义、教规自然地融为一体。时至今天，宗教经典仍然被看成是一些国家的法律、法典，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在基督教成为欧洲国家的官方信仰之后，以基督教教义为指导的教会法曾长期处于欧洲社会规范的核心地位，神学成为一切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和集大成者。教会法与神学教义、礼拜仪式和各种圣事、圣礼交织在一起，具有神圣性和普遍性。而世俗法在很大程度上则分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习惯之中，并且必须合乎教会法的原则。
在笔者看来，西方是把宗教作为法治的背景资源来看待的。从比较学意义上说，无论中西方均认可世界的等级性，但在如何处理这种等级，并最终导致法律平等性的生成，中西方是不同的。西方认为，基于宗教的存在，宇宙在人与神之间存在等级，人必须隶属神、崇拜神，而人均属于上帝的子民。这样，子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平等关系，共同供奉着具有理性终极关怀性的上帝之神。而这种平等价值恰恰是法律所需要的。我们传统也认为宇宙的等级性，但我们缺失了终极关怀，我们只能基于身份原则在世俗间架构由君子、小人乃至禽兽所组成的等级秩序。这是我们在法治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二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西方、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与基础，是理解西方社会、政治与法律的钥匙。没有契约精神，西方社会的进步就缺少动力。如果说近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发达的商品生产，政治上表现为代议制，思想上表现为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理性的崇尚，那么，在社会文化方面，它正好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契约化。应该说，没有这种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的变革，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法治、民主和等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契约精神是法治、民主和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市场经济就不会发展；缺少契约精神，自由只是一种特权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缺少契约精神，、民主、法治将是天方夜谭。可以说，契约精神的缺失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这种契约精神的背后是一种理性人的假设。根据理性人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即使是道德说教也改变不了经济人谋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由此看，契约精神是理性人假设的有利支撑。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没有契约精神，人便失去自主性。但我们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也不能任意为之，甚至侵害到其他人，自由是有边界的。
三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内容很难划个边界，但核心部分应该包括自主性、现象论、欲望、利益、冲突、公权、自我意思、法治等。
笔者认为，现代性可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社会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当然，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只是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具有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但也绝非完美无缺。他认为，早期现代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后期却出现了问题，诸如环境危害、人际冲突等问题正在困惑着现代社会。 由此看，现代性所呈现的理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其进程中所生发的公共领域与精神家园危机也应引起高度注意。
二、区域法治发展的自觉性
法治的发展，有赖于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资源的持续更新。我们认为，区域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还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是确认新商人习惯法。由于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因此有时这种情况不利于一个国家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沟通，进而阻碍商事交易的自由发展。在当下，新商人习惯法有助于简化商事合同的订立过程，合理地规定合同条件并快捷地解决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从而解决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问题。这种习惯做法与现行商法存在着本质区别：首先，商人法是习惯法，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而商法是一个现实的法典意义上的概念，其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质精神是不同的。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精神。商业行为在中世纪的欧洲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又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了客观的需要以后才发掘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客观的活动。相反，商法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活动，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拿破仑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经常出现差错而影响其军事活动的问题，一怒之下制定商法典，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拍脑袋”法典。因此，法国商法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社会需要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花，其到现在虽几经修改，但只有数十条有效的条文。从这一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统一商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仅仅是个别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
以江苏为例，江苏经济从乡镇企业起步的背景，对于合作社的研究与实践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活动。我们说，合作社对于江苏社会文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不断走向市场化、走向和谐的社会里，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存在，同样需要有强大的合作社部门、互助部门和其他非政府社会部门的存在。合作社对减少失业和贫困，缩小贫富差别，改善边缘化人口处境，维护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和谐进步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其价值取向一方面源于组织本身的内在质的规定性，一方面源于社会制度的外在赋予。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简称ICA）所确定的内容，合作社价值包括合作社的基本价值和伦理价值两部分。其基本价值是：自助、自担责任、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伦理价值为：诚信、开放、社会责任与关怀他人。合作社的分配制是其实现社员利益重要的主途径，是社员利益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一个好的合作社分配制度是合作社的灵魂。合作社对和谐价值的体现中，秩序价值是其价值取向的基本规定。提升竞争与合作价值。竞争与合作是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又一层次的内容。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制衡力量，是与市场竞争相伴而生的。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是合作社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力。合作组织较好地解决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使合作也成为自身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合作社制度安排中应体现这一要求，实现对竞争与合作价值的提升。而这些价值正是架构区域法治所必须的。但传统上，江苏合作社多是政府推动型的，也许开始可以大力发展，但到今日确实需要更多的民众参与，使得这种商事参与内化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
二是重构契约文化。江苏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向我们展示，江苏发展成功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们拥有自强、灵秀、包容、守规等“水文化”特色的人文精神。这种特色人文精神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涵养成江苏人一些独特的行为特征。他们能务实地从本地实际出发，探寻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能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能够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抓住机遇等等。正因如此，江苏人才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棋高一筹，领先一步，抓住了“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三大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已深深卷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国际国内的竞争更加激烈。江苏要想经济社会以及各项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清除一切不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种障碍，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外，还必须在区域法治进程下弘扬江苏精神的同时，克服江苏精神中诸如冒险精神不足、守土恋家、小富即安等弱点，增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以形成新的江苏精神，并且用新的江苏精神去推动我省经济与文化、社会与个人、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3]。
我们认为，契约精神需要平等、自由、利益交换与交易规则认可等诸多条件。应该说，江苏社会文化中不乏这些尊贵元素。但苏北、中、南地域发展仍然不平衡、文化差异仍然存在、市场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地方立法仍然需要科学化与有针对性。这是未来重构江苏契约文化时候着重考虑的。
三是认真对待现代性的问题。可以说，未来社会，谁能够利用好、处理好现代性问题，谁就能够引领社会发展。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4]。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呐喊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普世现象。我们认为，在江苏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发达地方更应该关注与思考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全省社会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在笔者看来，也是地域发展不平衡下先进地域对落后地区的一种文化进化与叙述。基于此，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地域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何地，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为此，江苏作为一个居于中国经济文化较为前沿阵地，在区域法治中必须审时度势地对待现代性问题。我们既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性的自主性、利益性、形式化、多元化等特点来加强江苏区域法治，但同时，也应该建构一种机制，来克服因为现代性而导致的环境破坏与人际冲突等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M].北京：商
务印书馆，2003：377.
[2] 范忠信.公民社会决定法治社会――兼论中国法治进程的症结与解治[G]//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律国家.北京：中国法制出
篇13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军队代表唐国庆曾在报告中提出:“要依法审理涉军案件，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并建议在增强官兵自身依法维权能力的同时，提高部队的法律服务质量;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建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网络;同时，进一步完善军地涉军维权工作机制。”如此建议措施一方面能够切实保证官兵设法问题的解决，温暖军人军属的心，另一方面能够彰显以人为本的军队法制工作理念，为军法文化达到很好的教育宣传作用。近年来，我军对军队律师制度的建设愈加重视起来，在军队院校以及地方大学扩充大量人才，为军队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军队律师制度的完善对解决部队设法问题和加强军队法治意识都获得很大成效。通过军队律师的工作实践，不但能够反映出最真实、最贴近官兵实际情况的法律问题，还能通过对官兵设法问题的有效解决，传播军事法律文化，培养官兵的法律信仰。军队律师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任务就是在各个基层部队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活动。以授课、案例、问卷、聊天等形式展开对基层官兵的普法教育活动，一方面能够使官兵逐渐对法律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加深官兵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权威。培植当代军人的法律信仰，是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伟大的法学家卢梭曾作出对法律信仰最好的概括，即“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
关于军人的法律信仰，是军人遵守法律的上乘境界，反映为军人对法律坚信和诚服的态度，也是军人对具体法律规范和社会应有秩序的双重信仰。军人法律信仰被称作是信息化条件下增强我军战斗力的新型催化剂，以及我军在贯彻依法治军方针过程中力求构建的精神共同体。当前，军事法文化的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军革的条件下，我军法律文化的教育传播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教育宣传。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是紧紧围绕广大官兵以及整个部队建设展开的。我军的广大官兵乃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基础，培养官兵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实现官兵对军事法律的理性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中心，也是实现依法治军的关键点。着力对军法文化主体深层次的文化启蒙和教育引导，使整个军事法律体系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认知上拥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并使军事个体将军法置于绝对权威地位。
除此之外，应同时在地方加强军法文化传播，加大教育宣传的范围，促使军地共同配合，建设和发展军事法律文化。军事主体的感情认同，是军事法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军事法律，应该作为在特殊时期“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并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得以延续的产物。军事法律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军事法律思想、军事法律行为以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培养军人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是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宣传的至高追求。当然，军事法律文化的传播是一项长久、系统的事务，且在细节上纷繁琐碎，内容也时常需要顺应时代、环境变化，方式和途径也要灵活变通，才能符合军事法律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整体建设。
2深入军事法律文化理论研究、精神研究，促进军事法律科学化发展
理论支撑是任何一门学科的根基，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应顺应且符合军事实践的发展，重视其理论研究。从理论上更透彻、更深层次地把握军事法律文化的发展规律，以推动现代军法文化的建设。军事法律文化本身应是一个较为“纯粹”的理性范畴。军事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是要用它来描述和揭示历史积淀的军事法观念在现实军事法律制度面前的作用力，以及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改良去重塑那些古老的观念。
2．1军事法律文化的理论研究应注重平衡权利义务关系之间的冲突军法从严是传统军事法文化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一直被继承至今，是向来被人所熟知的军事法律原则。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以军事义务为本位的逻辑起点作为调整军事法律关系的宗旨。军法从严的原则本身是不存在异议的，而对权利义务的平衡理念，是指要在保证军法从严的基础上，注重对军事主体的权利，也就是军人个人权利的维护。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中所述“军事主体”即权利主体的概念是以个人而非群体为归宿的，即便是群体权利的行使，也要以维护个人权利为优先考量;其二，法律应在立法中先赋予个人权利并加以保障，再以此条件作为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因为义务是基于相应的权利而产生的;第三，要提供能使权利得以实现的平台，也就是说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主体只受制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限制，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内容不予干涉，并应给予尊重和保护;与此同时，对义务的设定也必须予以明确。义务的承担和权利的享有是相对应的关系，没有绝对的权利亦没有绝对的义务。绝对的义务是对权利的侵犯，更不得将模糊的义务强加于人。对义务的承担和履行应在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和限制，而不是毫无定数。“穿着军服的公民”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军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既然作为公民，就该享有其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的同等权利，并不应享受区别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当为了国防和军事利益的需要，要求其履行特殊义务时，必定是以军人将自己的一部分公民权利让渡为前提的。由此，作为补偿，当军人权利受到侵犯时，为保护军人的合法权利，就应予以救济，并受到司法的保障。军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是体现军事法律文化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军法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标准之一。当然，随着军事法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对军人权利保护的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也不断体现出来，这是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