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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近代跨入现代，韦伯的“政治成熟”命题带领人们开展社会治理理论的大讨论。作者表示“近代国家之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近代官僚制的建立”（第155页），然而“官僚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归属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第166页）。面对分裂的世界和多元的社会，柏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关注“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波普尔则看到国家既是必要的又是极端危险的恶。当这种恶变为极权政治时，我们尤其要保持警惕。他于是提出了开放社会理论。杜威则设计了一种民主社会，以实现“人类追求更高价值的能力”。实质上，杜威提倡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强调的是政治构架中的基层民主。张国清认为，“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思想已成共识，杜威是这种思想的较早倡导者。但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一些潜在问题，比如权威与自由，效率与参与”（第312页）。
再次，罗尔斯提出的公平正义理论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作者对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作者表示，“探讨人性是探讨社会治理理论的前提”（第572页），围绕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哲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诺齐克对差别原则提出了个人权利应得理论。功利主义者虽然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出发点，即承认人际差异，但是功利主义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道德。面对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利科关注善与善的空缺，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则试图解决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当面临忠诚和正义的纠葛时，罗蒂表示，真理导致进步，忠诚促进团结；萨特则将社会批评者描述为孤独的“流放者”，但“从根本上来说，忠诚与社会批评的关联度是通过正义的目标以及正义意识的运用来加以调节的”（第473页）。正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轨迹中，这些哲学家引领我们去思考、自愿、正义、忠诚等关涉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最深刻的价值诉求，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诸多重要思想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得到一一呈现，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视野。
最后，正是在构筑了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之后，作者试图厘清什么是社会治理，讨论社会治理的主体，探究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发生的深刻转变，进而由理论的梳理回归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前世今生”，分析当下社会治理的现状及走向。作者尤其关注社会治理中的基层治理，认为基层民主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地方自治，其关键在于制度建设，需进一步落实完善基层的协商民主制度。而在讨论了政治娱乐化趋势、极端化现象与公共危机之后，面对社会治理的未来，作者提出要“将个体从自然的穴居者造就成文明的栖居者”，以善治为目标追寻一条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
当然，《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否把分析“理性利己主义”的第一人――斯宾诺莎，煽动领导权、提出“社会构成”概念的葛兰西以及探究极权主义根基并提出“平庸之恶”的汉娜・阿伦特等重要政治哲学家也放入整个政治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论述会更好些？这些思想家的缺席或将使读者丧失一些反思社会治理的独特视角，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其次，作者的讨论在转入当代时随着主题的深入而有所重复。囿于作者的研究方向与擅长领域，作者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着墨最多而略显繁复。诚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否有必要在关涉如此宏大的主题之下，占用全书近1/7的篇幅来谈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值得商榷。再次，作者设定此书研究的历史起点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遂从近代到当代梳理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实践时，作者也将起点设定至近代值得商榷。毕竟欧美的建国历史与中国的建国历史存在差距。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在探讨治理问题时，如果能在第四编的开篇有独立的章节讨论中国古典哲学，将会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有更为彻底的理解，或将对中国社会治理的前景有更为深刻的启示与助益。最后，书中言及“在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科技环境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同步，已经不再存在社会管理科技手段和理论观念方面的障碍”（第646页）。作者提出中国社会治理环境已与西方完全同步这一观点值得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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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5-0174-03
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善政，鹄的是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社会。既然亚里士多德笔下“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那么，个体和社群的幸福可谓社会发展的理想。沿着国家的生成与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展现人的价值、增加人的幸福即人性为本的轨迹，我们更加倾向于回到对应图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看待现代国家，也就自然从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切入分析。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侧重于人群而不限于地域，但目前更多在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区探索发展。我们的探讨不惟具体的族群和地方，而是在社会系统论的脉络里，尝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向度，也即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和个体幸福三个方面，找寻民族社会工作的价值，展望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
一、民族社会工作的多重特质
社会工作本着利他主义的价值原则，积极寻求为案主链接资源，致力于助人自助的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工作者相信个体的可塑性，以朝向人人和睦、社会和谐的社会理想为己任，业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职业类型。从人文社会科学汲取养分并因地制宜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不断丰富着社会工作的理论、彰显着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显露了人本主义的伦理精神。针对不同族群/种族的社会工作服务和研究，显见于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实务经验之中，虽没有单独分列的族群或者民族社会工作分支学科，但其研究的水准高、范围广，总是我们的民族社会工作重要的借鉴。无论是面对不同年龄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诸如社区照顾、族群认同和语言等，还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加入族群/种族的因素，很早就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关注点，文化多样性、族群敏感性等都在课程设计和实践教育中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调适特殊性与一般性也在尝试之中。
我国的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既力求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服务模式以提升专业水准，也与港台地区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务者密切联系，以期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之路。一方面，我国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与理论的本土化；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工作借助于社会建设的机遇寻求各种有利于专业发展的契机与资源，逐步走上了集教育、研究、实务和服务为―体的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体系构造之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紧密联系国家政治走向，服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社会工作实践，被陆续提上议事日程。近十年来，以民族社会工作为题的研究逐渐兴起。不同于民族工作自上而下的行进路线，以专业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方法介入民族问题、服务民族群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参与式和互动式民族社会工作，正处于探索发展期。首先，针对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王思斌教授和赛牙热・依马木指出，“民族社会工作不是指一般的民族工作，不是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族群）开展的群众工作，而是针对这些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其次，民族社会工作要服务于不同文化样态的少数族群，放眼于社会进步发展，专注于实践性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即民族社会工作起码有两种视角：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发展视角和文化持守意义上的文化视角。最后，三社联动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要注意到社会工作具有的协同价值，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解决复杂社会的系统性问题。简言之，民族社会工作起步于地域性、族群性和文化性，要着眼于专业性、本土性和服务性，并落脚于个体性、社群性与社会性。
二、以人的需要调整社会结构
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过程，已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夏学銮教授在论述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工作时指出，“社会工作既构成了社会福利制度的组织子系统，又为它的概念子系统、文化子系统和器具子系统贡献良多”。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组成部分及其构型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也就可以把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及其体验作为洞察社会结构的秘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成是有着多重需要的个体，当个体、家庭和社群不满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地位，且这样的不公平感源自失衡的结构，就会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基础性社会问题。福山在论证遍及全球的民主制大幅转向时总结道，“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使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借以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理解相似的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社会意识对于不平等和异质性的敏感性程度提高导致的结构性社会矛盾。信息的洪流让世界不再有一寸土地豁免其“殖民化”，社会情绪的传播早已跨越了时空的界域，调整社会结构以惠及广大百姓的制度性改革是大势所趋。
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族群集聚的生活地域，也是近年来触发区域性社会不稳定事件的重点区域。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和宗教本真的分裂主义行动，奉行的原教旨主义暴力恐怖活动，却在国际上都迎合了某些阵营的意识形态，频频成为敌对势力抑制中国的棋子。国际外因及其裹包的宗教文化影响因子不容置疑，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体制弊病和政策意外性结果导致的社会结构严重扭曲，也是分析造成社会之殇时不能回避的直接内因。当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一向被国家权力单方面塑造成完全一致的定式。人们也长期接受这样一种由国家权力给定的关系结构，其实，这样的关系是一种假象。因为不论按照现代政治理论的提示，还是实际的生活情形，国家的权力逻辑，都不可能遵循公民的权利逻辑”。民族社会工作的人本需要向度，就是要重新反思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承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不同逻辑的前提下，发掘能够进行社会动员以改良社会关系、能够介入国家权力以优化社会结构的路径。如是观之，问政于民、良政为民、善政得民，便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将之诠释到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就是要更加讲究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修复、家庭伦理重建、互助精神重塑，再辅之以中观层面的社群和社区精神构造、宏观层面的社会参与和发展。目标则在于关照人的需要，以之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当然，族群关系中显见的人本价值，维系着文化多样性为核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以人的价值融合族群关系
多族群聚居是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事实，多元文化共享是良性社会互动的基础。先生的多元一体思想，洞察了各个族群发生互动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破解了族群区隔，指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一致性。“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立足于这样的基本事实，马戎教授的“文化化”族群关系认知观点就很有远见。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融合而内聚，共享而共赢，这样的族群关系既营造了和睦的社会氛围，又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民族社会工作从人的需要出发，从事助人为人的工作，就是在打通族群关系的梗阻以形成互融互动的族群关系，实践目标则是塑造不同族群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
民族社会工作的工作场域中，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与尊重个体的社会工作伦理是底色，专业服务的出发点、过程与目标皆为服务于案主的需求。问题导向的需求评估中，隐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症结之后的族群关系，势必会引起社会工作者的足够敏感。当然，“敏感种族差异的社会工作实务没有产生新的原则与方法。相反，它要求我们采纳和使用目前流行的社会工作方法、原则以及技能来考虑种族的现实”。一般化的社会工作方法，植根于社会工作源起之时就视为灵魂的专业价值，构筑了社会工作者干预社会关系的牢靠基础。面对不同族群的族际关系，抑或同一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民族社会工作者仰仗于专业训练而开展服务。语言、习俗、禁忌等文化规范在不同时点成为必需，尊重案主、相信改变、公平正义、共享反思等一系列早已嵌入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社工价值，却不会因人因事，或受制于时空而发生改变。因此，始终关照人的价值，成为民族社会工作能够融合族群关系的制胜法宝。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又会体现在高扬人的尊严、增促人的幸福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之中。
四、以人的尊严增进个体幸福
民族社会工作更加重视文化多样性，而案主多有的特点，使之更加接近于社会工作产生的西方土壤。我们曾简单考察了幸福的中西方文化脉络，并在西方文化的谱系中提炼本文言称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幸福与善相联系，“幸福是自身就是善的东西。幸福就是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幸福是终极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康德则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得不到报偿的德性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的幸福的德性却最为理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幸福论逐渐契合于国家福利，开始探究具备利维坦属性的巨大国家机器，能够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什么的途径规避风险，获得幸福。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培根提出“全体福利说”，洛克提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幸福论，边沁、密尔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提出追求满足个人的利己主义或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费尔巴哈在人的自然本质上建立了所谓“同志式的共同幸福”或“完全的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
幸福的感受确是个体的感受，幸福的达成却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努力，个体所在的社群和国家已然成为幸福不可或缺的保驾护航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尊重与自我实现置于金字塔的顶端，激励着社会工作者以助人自助的方式促进社会的改变。然而，不同于微观与中观层面的亲历所为，扣连于社会福利也即幸福让社会工作者注意到社会参与对于社会制度的意义。例如，藏传佛教重来世不重现世，重精神轻物质的特点，业已形成藏族信众笃信因果报应、虔心捐献全家大部分收入用于寺庙香火而无怨无悔的习惯。与之对应，与其采用赖于物资增长的现代化之路，不如依法保障人们的信仰自由，理顺政治信仰与的相向关系，以此增进个体的幸福，达致因地制宜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社会治理的服务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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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性消解、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种价值观碰撞，进而产生出新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价值背景下，有可能会导致价值生态失衡，引发信仰危机和价值理想失落，进而造成社会道德的紊乱与失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的内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道德治理将社会的正价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营造出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和谐善治的社会氛围。
一、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良好的社会心态需要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来支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就是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治理实践活动中去，以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取向正确和对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塑造出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态，促进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转型时期的价值现象，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困境。
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当代中国不再是单一价值观统摄一切的社会，多元价值观共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深度交流的客观结果，在当代中国就主要存在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等类型。这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含和促进。然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会对核心价值观形成挑战，使人们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和混乱当中。近年来，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联网、新兴自媒体等途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冲击着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传统价值系统的消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价值系统尚未获得广泛的认同，造成了转型时期的价值乱象、道德虚无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为社会道德治理的应有之意。
价值理性的边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价值现象。市场价值观念的泛滥，会造成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驱动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经济社会中比较强势的价值取向，其缺点是忽略了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和人们的公共善良意愿，专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经济人”的行榉绞剑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伦理和谐，将价值理性边缘化，导致道德实利化、庸俗化、虚无化，严重阻滞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市场伦理机制的健康发展，消解了人们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场经济把个人从传统道德规范下的“道德人”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当这种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个人的经济冲动结合起来，视个人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就很容易脱离“社会性”的约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产生对社会和国家冷漠的观念。这反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物质主义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把人从过去的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这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因而容易诱发人对物的崇拜，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市场经济遵循的‘价值规律’，保证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从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为‘物’”。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科技主义的泛滥，一方面解放了个人自由，凸显了人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们的行为和精神执着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本位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人们的行为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休闲娱乐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寻求感官刺激的社会丑恶现象频发：在消费生活领域的炫耀性消费、挥霍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义现象时常引起社会热议。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功用的过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异化，躲避崇高、极端自私、社会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机现象频现。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物质世界中，导致人们被现实生活所绑架，从而在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产生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焦虑。
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尚难以从“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超脱出来。在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性弱化，人为物所奴役、对物质利益崇拜等价值观因素将在较长时期内在人们的价值观世界里占据着一定地位。社会道德治理旨在帮助人们找回与生命品质相符的核心价值，以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任务。要破除价值困境，社会道德治理需从社会的公共生活和经济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开，引导人们从“工具人”“经济人”向“公共人”“和谐人”转化，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善的社会的当代形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治理要围绕着核心价值观来塑造善的社会氛围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会道德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的价值形态。当代中国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式的家国同构的一元社会结构，转型为现代社会式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民主政治为纽带、公民社会为基础的三元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公共道德、市场伦理、社会权力道德在各自社会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社会公共道德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础工程，它关系到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养高尚道德情操的起点，民众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会公德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公德作为公共行为准则，是衡量人在公共领域善恶的基本标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
社会公德内容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初期，“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国民公德，一直是社会公德的基本内容。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基于国家视角提供社会公德规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公德风貌，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信念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伦理转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公德的价值视角也就逐步从阶级国家向公民社会转型。至此“五爱”转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会公德内容从社会生活层面出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公德内容概括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新的社会公德内容鼓励人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具有鲜明的和谐价值取向。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公德内容的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成为常态。社会公德的价值取向也会顺应时代潮流及时更新，为人们提供公共的价值需求。
（二）市场经济伦理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取向，而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导向。
原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包括自由竞争、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诚实守法等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在求利动机前提下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被窄化为中性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性质取决于与它所结合的具体社会制度。市场经济主体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场经济主体谋利必须为他人而生产，又具有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个人利益与社会服务两个方面。这样中性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及其二重性，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场经济价值观仅局限于市场领域的工具理性层面，具有促进道德进步和阻滞人的价值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尤其是当市场经济价值观蔓延到市场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时，更容易诱发消极价值观，突出地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拜物教等不良价值取向，给道德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市场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对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扬弃，更加彰显人自身价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它把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原则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核心内容”，抑制了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中的极端利己观念和逐利行为，发扬了服务社会、利于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既肯定了个人合理利益的客观性、正当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价值准绳，克服了狭隘的个人功利主义，实现了个人正当利益与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统一，避免了西方“经济人”和传统“道德人”的伦理困境，使经济人道德化、道德人经济化，促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为人们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了价值路径。
“三个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义的具体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有利于”是检验一切经济行为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传统道义论只重动机而轻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只重效果而轻动机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在综合考虑动机与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义。为人民谋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义取向的深刻内涵。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
（三）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
“公民社会权力是指在社会关系中，民间组织和各种诸个人集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与国家权力的政府主体不同，社会权力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各种个人集合体，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会权力有组织与群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根据共同的价值理念所形成的社会正能量。群体型社会权力是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临时聚众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其价值取向具有不确定性。非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是为了贪婪的私欲或错误的正义观念而形成的社会恶势力，如恐怖势力、黑社会势力等，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社会权力的双重属性，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对待，不能因噎废食。加强对正义性、组织型社会权力的培养，对群体性社会权力的规范，对非正义性社会权力的遏止，才是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社会权力在我国的存在与发展并不乐观。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王权至上、人民无权，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着社会权力，社会权力附庸于国家。近代中国，国家权力欠缺合法性基础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战，无暇或无能顾及社会权力的兴起，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现代中国建立在人民广泛同意的正当性基础上，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成为国家组建的各种组织中的一员，沦为“单位人”，社会权力完全被国家权力所涵盖，基本上只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延伸。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权力从未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积极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长期处于附庸或对立的状态，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会权力本身的双重性和受历史传统的惯性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权力的接纳也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引导再到全面认可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的逐步形成，社会权力的发展迎来了春天。在全面推M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当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主体得以成为治理结构中的中间环节，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纽带，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到道德治理的过程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社会权力道德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发挥强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间组织道德整合所体现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具有强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进人道与公正、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政府善治、增强社会核心竞争力是民间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伦理价值诉求”，必须重视民间组织的道德治理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组织已步入正轨，救助弱势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创造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全面推进。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组织在行使社会权力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着正当性、合法性、公益性的价值取向。
社会权力道德的正当性价值取向就是要求社会权力必须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推进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建立国家与社会、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使国家权力社会化，实现还政于民的治理过程。公民自愿合作、认同政府权威是善治的现实基础。“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十个基本要素。”民间组织既监督国家权力的有效实施，又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参与民主政治进程，为民请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实现善治的各项要素，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权力扩张，扩大公民参与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义性的价值取向贯穿至社会权力运行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社会权力道德的合法性价值取向意味着民间组织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推动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经过正当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意志，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决策中体现群众意见，社会权力的积极参与可以保证社会公意的进入从而做出良好的决策。在中国当下，法律法规是民主产生并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意志，社会权力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因此，社会权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须合法，这是社会权力应有的德性内涵。
社会权力道德的公益性价值取向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有利于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威胁、不被私利侵吞。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价值取向上可以毫无规制。尤其是正义性的组织型社会权力应该以倡导和实现人道与公正、提升公民素养、增强社会竞争力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构建和谐的伦理秩序。在社会公益领域，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时而出现失灵的尴尬，政府以强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觉自愿性、市场以私益激励产生客观公益而易被私利异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质低效的风险。相反，秉持公益价值取向的民间组织具有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公益特性，能够高扬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会公益的服务效率和质量。民间组织运转的基础应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权力或私利的驱动。在公益实践中，民间组织通过践行公益价值观，不断创造出社会信任、公民合作、优良的社会关系等社会道德资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社会诚信水平，增强了社会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路径
党的十提出和强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任务。这就为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方向。社会道德治理通过调节道德评价、整顿价值规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径以实现善治的和谐社会。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利益格局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西潮”冲击、价值中立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都挑战着社会道德治理的价值实施。社会道德治理必须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导市场伦理、发挥社会权力德性，才是引导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有效途径。
（一）营造善良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发展
“如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样，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人心领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治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引领着社会道德的发展，促进善良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传统落后思想的束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我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仍要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道德信念淡化、社会诚信丧失、道德冷漠、人们内心秩序紊乱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举地营造出善良的社会环境，引领社会公德良性发展。
古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主要以舆论、内省和习惯等为评价方式，通过树立各种名教观念，借助各种赏罚利诱手段，从而实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这种社会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识，对中国影响深远，使得臣民意识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头脑之中，制约着社会主义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当代中国的社会道德治理也存在脱离实际的现象，如惯于自上而下的舆论宣传和空洞说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强调义务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实效。因此，应该扬弃传统社会道德治理观念，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把整体本位道德原则与个体取向道德原则相融合，探索出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径。
我们要融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发展，多维度地治理社会道德问题，关注道德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规避道德风险尤其是道德突出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形成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善恶观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传统的风俗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出公序良俗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的道德职能，构建道德秩序，缓解道德危机，推进道德变革，健全道德赏罚奖惩机制。总之，社会道德治理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规范市场伦理机制，践行人民功利主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个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励，进而触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在经济伦理领域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道德代价论”等争论。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更加重视个人而忽视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传统美德淡化、有偿服务代替无私奉献、实现经济利益成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现象。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人们的道德判断往往依据传统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的道德忧虑。经济发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应付出的道德代价。利益结构的调整引发了新旧道德的冲突，表现为经济道德的危机。道德变迁是由旧有价值观念向新塑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要分清新旧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危机。只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观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旧道德的转型，消除新道德危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是市场道德治理的基本价值目标。
市场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它们不能相互评判或侵入他方领域，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进入社会生活就会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极端扭曲的价值取向出现。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就是针对泛市场行为的道德治理。积极引导市场伦理机制建设，纠正不端道德行为，倡导践行人民功利主义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客观反映。
市场伦理机制建设必须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义的市场道德原则进行。利群原则就是指经济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做到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和目前服从整体与长远，所有经济决策和市场规范行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伦理合法性。互利是对市场伦理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正当手段使个人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得到共同增进，在必要时放弃个人利益以图社会利益的发展。互利是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同于大公无私的高层次集体主义，互利是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利他是对市场交往伦理机制的规范，表现为无私奉献和先公后私两个层次。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体成员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人民功利主义利他精神的价值体现。将人民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契合到市场伦理机制的建设当中，是治理经济道德危机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道德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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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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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4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在其理论体系中，社会基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功能结构在社会基本结构运行时起补充作用，社会关系结构体现了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变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统一于社会结构理论之中。当前，我国正处于攻坚克难的改革阶段，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汲取养料，在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彰显其当代价值。
社会基本结构、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的三维阐释
基本结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解释了社会基本结构，并提出各相关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从历史层面看，自人类诞生开始，族群之间就形成了简单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雏形。从层级性上看，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同时也关注了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双层次理论来详细阐述社会基本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双层次体系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社会基本结构具备整体性和层级性的基本特征。
功能结构。社会功能结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相关要素，同时兼具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目标，可以说，社会功能结构的治理是社会基本结构治理实现的载体。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按照基本理论的观点，明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分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进而调整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才能保证二者处于相适应的状态，社会才能进步，否则社会矛盾的出现将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①其次，经济结构涵盖生产力、就业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要通过调整各种经济结构内部比重，才能优化经济整体结构。
关系结构。理论指出，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属性是阶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没有把阶级划分的标准定位在收入与分配领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确立。阶级差别的出现主要归因于经济基础，归因于物质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上。社会关系处理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政治渠道反映和获取自身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价值
社会关系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思定义为社会结构，它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关系性、动态性、批判性的特征，②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社会结构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结构理论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作基本内容，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其次，社会结构是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统一。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结构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组成这一系统的相关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突破了简单机械相加模式，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结构共同组成社会结构。再次，社会结构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始终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这种动态变化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整体性上面，还表现在各个组成要素之中，同时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最后，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其价值和生命力通过批判性得以体现。批判性是社会结构理论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全面分析之中。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现实指导价值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总体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我们新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从社会建设角度而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物质保障。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建设的优势，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坚持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坚持以社会建设为纽带。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就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③具体而言，应重点发展教育事业，为人们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协调好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提升卫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水平，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坚持以文化建设为灵魂。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文化建设应与时俱进，秉承开放性的原则，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同时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文化建设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应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主体作用，引导民众自觉进行文化创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为文化建设增添新活力。
坚持以生态建设为纲领。党的十以来，我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战略高度上提出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原则，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对美丽中国建设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如不能有效处理二者的关系，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以及文明的衰退。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的行动纲领，要努力打造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文明境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综上，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我们对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借鉴，不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还要汲取多学科的合理成分，才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实现创新与发展，才能在当代中国找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生长点。
（本文系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党的纯洁性思想来源及当前党建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14B002）
注释
杜玉华：《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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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保险信息利用，首先应了解社会保险信息的特性，才能实现其最大的社会价值。①社会保险信息具有客观性。社会保险信息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从养老到医疗、从工伤到失业等等方面均有无数的社会保险信息出现，这些信息首先是客观的，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②社会保险信息具有动态性。因参保人参保状态实时变动，社会保险信息也会随参保人参保状态的变动而每实时变动，所以说社会保险信息具有动态性；③社会保险信息具有无限性。社会保险信息的本源是参保人群，参保人群的无限性决定了社会保险信息具有无限性；④社会保险信息具有依附性。社会保险信息不是实体，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因而具有依附性；⑤社会保险信息具有传递性和共享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信息必须在多人之间进行传递和共享，社会保险信息也不例外，因而社会保险信息具有传递性和共享性；⑥社会保险信息具有不完全性。因社会保险信息偏重社会保障方面，因此社会保险信息具有不完全性。⑦社会保险信息具有覆盖范围广的特性。随着国家对社会保险保障的重视越来越强，以及广大群众参与社会保险的意识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工作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保险信息具有覆盖范围广的特性。⑧社会保险信息具有数据准确度高的特性。由于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管理业务，社会保险信息与其他普通信息不同，社会保险信息的创建维护都严格按照一定的规程、制式，由经过培训的专业经办人员进行操作，并经常检查，对错误数据进行整改，对垃圾数据进行剔除。这些措施使得社会保险信息具有数据准确度高的特性。
1.2社会保险信息的社会价值
社会保险信息的社会价值就是其应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后，社会所获得的各路效益。社会保险信息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险信息成为社会利用的资源，以及构建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对社会保险信息进行有序化管理，从而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保险信息惠民的最大化。社会保险信息的深层次利用会进一步产生极大的社会价值，它可以模糊掉政府各部门间、政府与市民间的边界，使得信息孤岛现象大幅消减，数据共享成为可能，从而提高政府各机构的协同办公效率和为民办事效率，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快捷、个性化的服务。
2社会保险信息价值未能充分体现的原因
目前，我国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存在大量的社会保险数据，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的《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达84232万人，这一数据反映出社会保险信息覆盖范围广的特性，然而这些信息并没能够被充分利用，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2.1对社会保险数据价值缺乏认识
许多地方，对于数据价值观念不强，不注重基础社会保险数据的积累和分类工作，对于历年的重要数据只是简单记录储存。部分地区即使意识到社会保险数据的重要性，也不清楚如何充分把这些数据潜在的价值挖掘出来，有些地区甚至走入了盲目追求硬件设施标准、轻视基础数据的积累和利用等误区。
2.2信息共享成本与效益不成比例
信息共享是有代价的，随着共享内容的扩大、共享紧密程度的提升，信息共享的成本将是直线上升的，但是共享信息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却会边际效益递减，这样就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共享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变为经济上不合算的事情。共享对工作带来的好处抵不过共享建设、运行、维护成本的增长。
2.3社会保险数据安全管理亟需加强
社会保险数据关乎到政府运行、企业竞争、个人隐私，利益关系重大，使用范围广泛，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社会保险系统因安全防护经验不足、手段不强、自身管理不严、安全意识不到位仍然存在着被国内外不法分子攻击、泄露个人隐私信息、利用信息系统漏洞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一些社会保险工作的领导者畏首畏尾，不愿创新，不愿开放自己的信息，也不愿更深层次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
3社会保险信息的利用与保护
3.1创新思维，提升对社会保险数据价值的认识
沙化的土壤，保持不住必要的水分；板结的土地，涵养不了根系。面对信息化的新形势，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参保群众对社会保险业务提出的新要求，如果我们不打破守旧观念的禁锢，突破守常思维的羁绊，冲破守成思想的藩篱，我们的事业将会蒙受巨大损失。
3.2建设基础信息库，推进社会保险数据大集中
积极参与、支持全国社会保险信息库的建设，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服务于人社业务管理和服务，优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资源结构，在部、省两级搭建基础信息库，形成跨业务的信息共享内核，同步提升数据整合质量。在建设基础信息库的同时推进社会保险数据大集中，首先推进省级大集中系统建设，做实省级数据中心；同步建立部级数据平台，保障跨地区业务、跨层级监管、全国分析决策的开展。
3.3社会保险数据资源共享
在社会保险数据集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内网、外网资源，实现业务网络全覆盖，社会保障内部构建横纵业务协同平台，形成上下双向共享机制，对外部构建数据交换平台，形成内外双向交换机制，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险信息数据代码，实现跨业务、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的信息交换共享与业务协同。同时大力发行社会保障卡，提供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险卡认证服务，扩大卡的业务应用范围，逐步实现一卡多用、全国通用。
篇7
社会组织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自主性。社会组织是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独立组织，具有自主性，在人事、财务、机构设置、内部管理等方面享有自。第二，志愿性。自愿合作与积极参与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社会组织的成员一般都是以志愿的形式加入，具有比较强烈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主动、自愿地为社会为他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宗旨是服务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组织的服务就不收费，不核算，而是说，社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不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第四，组织性。社会组织的所有团体都是依法建立的正规组织，有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的成员必须按照组织的要求行动，其行为不能违反所在组织的规范。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结社浪潮，尤其是发达国家其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对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多寡兴衰及其功能作用发挥的好坏，已经成为公民社会成熟与否和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一般分别超过50个和10个，如德国120个、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阿根廷25个、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我国香港25个，而我同大陆只有2，4个。全球范围的结社浪潮，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都在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
二
社会组织对创新社会管理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承担着重要职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都与社会组织直接相关。实现社会协同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要以一定的社会组织为中介，把公众组织到一个个社会组织之中，才能更加集中地反映公众的意志，才能更好地提高管理效能。
第二，“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需要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正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呈现出明显的“无组织”结构特征，特别像进城的农民工、自由职业者和各种类型的临时工，其无组织特征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非常不利，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一定社会组织来为自己提供服务，社会也需要一定的组织来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与稳定。而在一个“自由人社会”里，社会组织则会使绝大多数“自由人”在其中找到为自己服务的“组织”，社会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
第三，社会组织能够充当国家与个人矛盾冲突的“减压阀”。在我国，个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政府侵害后，目前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找关系，二是上访，三是走极端(如自焚、伤害他人、闹事等)。由此造成社会规则失效和社会动荡不安。如果公民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组织起来，由组织派代表与政府沟通协商，就能有效缓解政府与个人的直接冲突。因为有组织，双方就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协商，就能逐步生成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铺设一条缓冲地带，从而减少社会振荡。
第四，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公共需求增多与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不断激化，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政府虽然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渠道，但相对于社会急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仍然难以胜任。在这方面，社会组织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大作用。它会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服务，以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化的需要。
第五，社会组织能有效规范和矫正组织成员的社会行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社会组织，尤其是正式的社会组织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宗旨、完善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运作机制，这无疑会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行为产生导向和规范作用，尽量减少成员越轨行为的发生。社会组织的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功能，是实现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的唯一现实途径。另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随着各种自愿性、公益性、互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会有大量的公民参与其中，无论是帮助别人者，还是受到帮助者，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全民族、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得到提高。
三
社会组织既然对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加快发展。
第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创新社会管理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更新观念，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挖掘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促进我国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
第二，积极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应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积极促进以志愿服务、慈善公益、老龄工作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性、专业性社会组织发展；积极发展适应市场化进程的行业性社会组织；鼓励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和农村专业性经济组织。
第三，推进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一是推进社会组织的制度建设，引导社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二是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着力提高项目运作、策划组织、协调服务等方面能力；三是促进社会组织内部管理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财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制度。
篇8
一、社会道德教育功能是非营利组织的应有之义
20世纪80年代，非营利组织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发展，被称为出现了一场“全球结社革命”。从北美、欧亚的发达国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苏联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数量都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势头。根据((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度趋势报告，截止2001年，全球已有30 000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莱斯特·m"萨拉蒙基于对世界2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分析指出:“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存在着一个由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庞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各国gdp的4.6%，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 %，在非营利部门中，包括大量志愿者的参与，志愿者规模大约占非营利部门的总业人口的三分之一。..(z](pss)据民政部提供的资料，截止2002年12月底，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数量共13.3万，民办非企业单位11 .1万家，基金会1 268个。
对非营利组织的称谓，由于强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国际上对非营利组织(non一profit organizalion)也有不同的称谓，如“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非政府组织”( non一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 ,“慈善组织”( charitable sector) ,“志愿者组织”( voluntary sector ) ,“免税组织”(tax一exempt sector)等等。
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公益性、非官方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等特点。组织性和非官方性是指非营利组织是具有一定制度化的正式组织，但它不是政府组织的组成部分，是与政府组织相分离的;志愿性是指它经常开展活动，但它的活动是以志愿精神为基础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指它成立的目的不是谋求利益，而是服务大众，为公共利益服务是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的目标。因此，从非营利组织的自身特征我们可以知道它蕴含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色彩以及崇高的价值诉求。华东师范大学余玉花教授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伦理文化建设》一文中指出，公民社会本身包含着道德的内涵，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伦理的引导和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利平博士在《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一文也指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具有更为丰富的伦理蕴含和浓厚的道德色彩:社会公益性、志愿性、人道主义精神、民主和平等精神等。同时，非营利性组织的出现也弥补了正式组织社会教育功能之不足，因为形成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社会的要求和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途径和方法。过去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主要由党政部门统筹安排、实施，取得了极大成效，但也遇到过不少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日益分离，使得单纯政府行为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服务受到限制，一方面社会分化明显，阶层和群体多样，政府难以调动所有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许多事务由政府包办就会出现困难，因此，在现代公民社会里，那种依靠人为地制造共同价值目标或者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广道德意识的做法已被历史经验所否定，早已不合时宜。这时，非营利组织“产生出来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其资助者与支持者的社会的、哲学的、道德的或宗教的价值”，它们所开展的活动是“在表达着一种市场上所不存在的特殊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被称为是爱、关怀、慈善或者别的什么”，因而，非营利性组织既对社会和他人有帮助，又是公民道德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效途径、方法和手段。
因此，从非营利组织的自身特征和它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特征和价值诉求来看，它本身确实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社会道德教育功能是它的应有之义。
二、非营利组织社会道德教育价值目标
(一)以人为本。推崇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非营利组织共同的价值取向。非营利组织格守尊重人的原则，信奉人的尊严和价值，提倡人文关怀，倡导建立一个公义、平等、互爱的社会，帮助所有人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以实现非营利组织成员潜能并贡献社会。香港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拥有近700万人口，香港的非营利组织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可或缺。香港的非营利组织就是一个极力推崇以人为本理念的典型。香港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以帮助个人或团体开发潜能、实现价值、贡献社会为宗旨，以促进社会福社、公义和公平为目标。它们这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观，在香港得到了不同政治主张、宗教信仰、文化素养、职业状况等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对动员香港及至海外的民间力量参与公益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感召效应。
像这类体现“以人为本”的非营利组织在国内外大量存在。例如中国的“临终关怀医院”，这类医院的医护人员就是抱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去帮助病人，使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得更有意义，更有尊严。实际上，临终关怀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它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最深切关注，它关怀肉体也关怀心灵，它用一种组织的特殊的照顾和服务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二)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就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我们可以用城市民工为例来进行说明。当城市民工在劳动权益、人身安全等方面受到企业主的侵害时，要出面维护民工的利益，就需要与企业主抗衡，需要投人一份相当的努力。当政府部门认为他们的努力超出他们的界限时，他们的维权行为就会终止。但非营利组织不同，他们代表着整个社会中的公正性维护者的产生机制，代表着社会本身。当他们出现时，必然同时伴生着为正义而投人的热情与个人牺牲精神，因为他们不是表达着社会少数消费者的特殊偏好，而是表达社会共同的公正愿望，表达着社会向政府的要求或抗争。例如北京打工妹之家，为了维护外来打工妹的合法权益，经常费尽周折为受害者调查证据并与厂方据理力争，直到完全获得她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非营利组织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功能还表现在，首先，非营利组织通过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公平正义。“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的人们没有结成社团追求政治目标的权力或倾向，他们的相互依赖将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人们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而失去了争取伟大事务的能力，却又没有获得联合起来争取他们的方式，将很快坠人荒蛮状态。这种“联合”的行为产生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是参与政府或其它部门的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二是与政府或其它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也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捐赠、扶助等慈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客观调节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机制，缩小了贫富差距，弥补了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
(三)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将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善待一切人的道德原则。由于非营利组织服务的对象通常是被政府、市场等所忽视的或排斥的弱势群体，奉行的价值理念是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因而它们的活动很明显地体现出扶贫济弱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极力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那些被政府所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对穷人、失业者、残疾人等提供仪器、教育、卫生保健、住房等帮助。志愿精神是非营利组织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基于志愿精神形成的志愿活动及其经常化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非营利组织的这种志愿精神，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人道主义的救助和捐赠上，尤其是社会在发生重大天灾人祸的时候，非营利组织能够更加及时和更加专业地开展救助和捐赠活动，例如在日本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在台湾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在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都有一批非营利组织迅速、及时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捐赠活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赞歌。
篇9
在实践中,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不断遭遇绩效困局。随着俞可平、张康之教授引进与宣扬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体”为基础的治理与合作治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社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归根结底是人类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关系的组合,寻求不同以往的、更为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道路的努力。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制度设计,必然也会有其自身的逻辑困境与实践障碍。
1 三维合作治理的理论设计
（1）以多元化组织为“治理主体”。正如罗德•罗茨在《理解治理》中所指出的,治理就是管理网络。治理理论始于认识到公共行政的主体已经超出了多层级的政府机构,而延伸至社区、志愿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部门在公共服务及项目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治理视角关注的重要领域。过去,公共责任属于政府专有,而现在它为政府与其他许多非政府组织所共享“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问题’已经跳出了公共机构的边界,现在,一种宽泛的第三部门正密切地进入公共事务的执行和管理中。”第三部门“可以包括准政府机构、公共企业、社会企业、志愿性的非营利组织等”。
（2）以公共领域利益为“价值追求”。一般来说,基于价值认同的共识基础是合作得以延续的最深厚根基。公共利益至上是合作治理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思想精髓。寻求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谋求公众福祉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公共利益是包含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是合作治理的起点,也是合作治理的底线。没有公共利益,谈不上合作的可能,而人类合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治理理论对传统行政模式中的“价值中立”进行了批判,认为最重要的行政价值是社会公平、代表性、回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感。
（3）以复合化手段为“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有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倡新治理、软治理、整合性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是当代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迁。而要实现治理的价值追求,需要复合化的治理手段作为技术支撑。
2 三维合作治理的危机解读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中国语境的三维合作治理不仅包含以上内容,还有独特的障碍性因素。
（1）“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理念保障危机。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政府过程中保持公共性价值取向。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延续使用阶级性的话语――“人民”。学术界提出的合作治理理念植根的是“以公民为本”或“公民本位”的社会。合作治理的第一着眼点应当是公共利益,这与我们国家传统计划体制下首要考虑的国家整体利益正好构成一对矛盾。
（2）“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能力缺失危机。合作治理建构了一个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三维立体架构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必须以有效的政府、发达的市场和强大的第三部门为基础,否则,合作治理只能是空中楼阁。建构有效的政府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关键,目前获取资源的能力与行动能力不协调,获取资源的能力与行动能力之间发展不平衡,政府能力在结构与功能上均存在不足。完善的市场体系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础,我们国家的市场体系构建还处于初期,存在市场主体不强、制度体系不全、运行秩序混乱的问题。第三部门是提高合作治理能力的保障,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
（3）“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运行秩序危机。合作治理运行是以反思的理性为基础。然而,合作治理强调了自组织的优越性,却回避了反思的理性，同样也存在的短视、不确定性、私益至上等缺陷。因为“公私关系的安排既有让私方利用国家资源牟求私利的危险,也有政府出于国家的或执政党的利益把手伸到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中的危险”。即使合作治理参与各方认识到存在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合作可能带来的好处,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合作是自发的和顺利的。
3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维合作治理的机制构建
（1）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决策机制。合作治理从本质上是通过政策来进行治理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其实合作治理模式就是政策网络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建立于非等级的协调之上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治理形式或者治理结构,其参与主体经过对资源的相互依赖和经常性的互动,培养出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公共政策是合作决策的产物，政策过程是政治过程,合作决策也是一门政治艺术。
（2）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参与机制。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通过扩大参与规模、疏通参与渠道、创新参与方式、增强参与效果、保障参与权利等措施不断推动政府之外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如在参与方式上,政府之外的市场、第三部门等治理主体可通过投票、、质询、参加听证会、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提供信息和咨询建议等方式与政府部门或其他主体合作。
（3）建立三维合作治理的激励机制。要针对不同的治理主体性质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对政府而言,要推行企业家政府的激励机制,尝试把公共治理绩效与其收益挂钩,让节省的财政资金由政府自主支配并实行富有弹性的绩效工资制,对绩效良好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以激励其进一步节省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对市场主体而言,要明晰公共治理中的私人产权,积极探索公共治理形式,走民建、民有和民享的治理之路,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治理作用,以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对参与某些具有高成本、非营利性等特点的公共事务,政府可对企业等治理主体给予补贴或税收等其他优惠政策。对第三部门,要加大舆论和媒体宣传力度,通过精神表彰以鼓励和肯定其致力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努力和品质。
篇10
首先，家庭教育是法制教育第一所学校。
家庭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课堂，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品质和法律意识、是非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家庭教育影响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子女良好习惯的养成，法律意识的形成都具有其他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环境是人生社会化过程的母体。子女的异常举动，不良言行会在家长面前流露出来，家长只要能抓住苗头，掌握青少年可能犯罪的言行，施以正确的引导，是不难预防犯罪的。如某男孩子在家扬言非要给某某男同学利害看，家长听后，顺藤摸瓜，到学校走访老师。当了解到其于以为某女生与他恋上了，而某某男生又经常与那个女生在一起时，就扬言杀那个男生，并准备了利器。家长在调查的基础上回家告知孩子，某女生并没有恋他恋你之意，你的想法纯屑臆念，给人以“利害”是犯罪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一番话，说得儿子心服口服，使一起可能发生的恶性治安案件化解了。反过来，有的父母白天在外工作，晚上进舞厅、上赌桌，对孩子不管不教，甚至孩子几天不回家都不问不找。这种家庭教育最终只能是酿造出苦涩的酒，“儿子坐班房，父母恨断肠。”
家庭教育对转化青少年，特别是有劣迹的青少年，预防他们再次犯罪，这对促进社会治安的完全好转，是其他层面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以家庭教育特有的血缘关系、情感功能帮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劳教释放的青少年，让这些人改变过去，走向未来，不至于“二进宫”。方法上，一要热情耐心地帮助。二要督促他们进步，使他们振奋精神重新做人，成为社会治安稳定的力量。这是发挥家庭教育的优势，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如一位家长在儿子进高墙，缺乏生活的勇气之后，经常探望他，写信帮助他，扬起他生活的风帆。儿子刑满回家后，一面积极地为儿子找单位落实工作，一面要求他正视人生，不再同一块青石上摔跤，结果这个孩子在释放的第二年结了婚，还拿到工厂的奖状。但另一位家长，孩子入牢房不闻不问，回家后家长经常发脾气、谩骂，结果这孩子第二次入高墙，在被抓走时，儿子发狠回来就先杀妈妈。足见家庭转化工作做得好，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转化得不好，社会就会多一个犯罪。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既教人又育人。家庭教育可贵之处也是最难办到的事，就是家长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要处处关心，事事留心，使家庭教育持之以恒。
如某市一小孩，因家长教育过严而盗窃他人钱财，其因是家长怕孩子乱花钱，分文零花钱不给，小孩因饥饿而偷了巷口卖鸡蛋的老五叔的四千元钱，小孩子慌慌张张地回家，其父随即追问，孩子将钱全数拿出，嘴里只是说，我饿了，我要吃。他父亲给他吃饭后，弄清了事情的原因，带着孩子到派出所报案。并向孩子保证，今后爸爸不乱打你了，孩子也发誓：今后也不干这种事了。这件事说明，每个家长切实负起责任，那么每个家庭就如同一座社会治安堡垒。反之，家长对孩子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后果就难以预料。如某市一孩子盗窃工厂的电解铜，家长看见孩子床下有不明物品，未当回事，当儿子和床下的赃物一起被警车带走时，才如梦初醒，悔恨莫及。这些事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对预防青少年犯罪确实是基础的治保单位。
最后，家长要发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监护作用，搞好综合治理。
预防犯罪达到减少犯罪，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搞好犯罪预防，首先是搞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础。因此，家庭教育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具有其他层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尤其是父母是法定的监护人，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孩子思想意识的熏陶、生活习惯的培养、经济来源的掌握、人际关系的状况，家长都应当加以监护，使孩子有一个优良的学习、生活环境。
人的意识来源主要是社会文化的积淀，家庭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如果青少年头脑积淀的全是恐怖凶杀，那么有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如果青少年头脑里积淀的是床上戏等污秽的东西，那么有可能成为性犯罪分子；如果青少年头脑里积淀的是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那么就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利己分子。家庭是孩子意识反映的来源之一，直接影响孩子世界观的确立，思想意识的形成，所以家长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文化素养，努力建设好家庭文化，使自己成为孩子思想意识的监护人。做到黄色书刊不进门，录像不进门，污言秽语不出口。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有一些家长自己看了不健康的东西，还使孩子有意无意的受到毒害。当这些孩子从高墙内仟悔的家书中悔恨当初，要不是爹妈看的那些，不致落到今天这样，父母才从良知中感叹：“是我失责，是我混帐。”
常言道：“学好千件事，学坏一件头。”家庭环境离不开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存在，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家庭环境，反过来，家庭环境建设好，又会影响社会环境。
青少年犯罪中盗窃犯罪突出。主要是个别青少年消费早熟，大把大把地花钱，加之赌博等社会公害，沉渣泛起。做家长的定要留心观察孩子的经济动向，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温州个体户张某，只消极控制孩子经济数额，不注意孩子消费趋向，结果每天十元的零钱，把这个孩子送进赌场，进了牢房。家有资产数十万，儿子成为盗窃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
篇11
一、经济法价值理念的重要性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法理论的最高指导思想，它与经济法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共同实现对经济法的应用指导。经济法价值理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根据。
经济法从最根本的理论层次来看，是人们借助自我认识对经济法进行意识层面的理解，这种理解属于理性认识，实质上是一种认识的不断发展与追求过程，同时，也是通过不断的认识过程来找到经济法的适用范围。经济发也属于社会法的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会随之出现变化，经济法会在一般性社会活动中做出相应的经济行为，对广义上的经济行为做出调整，以保证整个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经济法属于上层建筑，这种联动变化就促使经济法理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变革，这又为新的经济法的的诞生奠定了法理基础。因此，经济法理念是一种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求的理论内容，在该法律的发展过程中会借助自身的变化实现理论创新来适应社会，这也是经济法不断创新的动力所在，此外，经济法要想实现随社会生活的进步而与时俱进，首先必须实现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与时俱进。
二、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关系
（一）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契合
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对共同理念内容的涵盖上。以人为本理念、平衡协调理念、社会本位理念和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理念是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价值理念共同涵盖的主要内容。和谐社会是经济法理念的重要指导思想，它可以为经济法理念的更新发展注入持久的生命力，而经济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正确实施将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二）和谐社会对经济法价值理念的推动
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冲击和挑战了经济法传统的公平观和价值观，推动了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变革。同时，它又内在地以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内容。发展是第一要义，如何在保持原有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做到根据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实现经济法价值的理论创新，是经济法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
（三）和谐社会对传统经济法价值理念的挑战
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消耗，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目前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绩，但是这严重阻碍了以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对经济法价值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三、如何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与时俱进
（一）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
发展是第一要义，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永恒目标不断推进经济法价值理念的革新。发展不是割裂的发展，它是整个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发展，经济法必须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全盘利益考量的基础上，立足长远利益，为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立法保障。同时，经济法有着一种超意识性，所谓超意识性就是在调整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意识的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域模式，从而帮助社会稳定农业、工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是维持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稳定的法律基础。
（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效益性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在各经济法部门中得到体现和遵循。经济法更加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协调，同时兼顾不同效益之间的统一，包括微观、宏观、个体、集体等多重利益，其中，经济法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与满足，这也是该法不同于其它法律的独特之处。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是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协调统一的过程，因此，应该将与时俱进作为保证社会经济效益的理论后盾。
在经济法立法过程中，应当吸取西方先进立法经验，经行制度创新，实现适度超前立法，以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和谐社会中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它的效益理念必须实现反映环境效益，因此经济立法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效益的考量，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效益的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谋求宏观经济秩序安全
经济安全要求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谋求宏观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安全，最终达到社会经济的安全稳定。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经济法要注重防范和治理市场运行中的各种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对经济法安全理念的重构，不断扩展安全理念的内涵。和谐社会中经济法通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而保证国家宏观经济安全。
四、结语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注充分注重对经济法合理运用，以克服市场调节机制和民商法秩序的不足，实现经济法价值理念的不断与时俱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法自身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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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保险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人”将是必然发展趋势。社会保险部门不但要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起对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与管理职能，如此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若无完整准确的个人资料记载，即安全有序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社会保险部门的工作就会陷入困境，甚至会影响到社会保险改革的进程。
二、加强社会保险的档案管理，是社会保险业务本身的必然要求。
一个参保人从办理参保手续到离退休以及中间失业等享受社会保险的各项待遇，要经过诸多环节。在办理参保手续时，首先要填写保险卡及个人详细情况表等，作为最原始的资料存入个人档案，其后要不断缴纳社会保险费、划拨个人帐户、计算利息，有时还要对缴费比例、缴费基数及养老金发放标准进行调整。伴随人才的合理流动，还要办理保险关系转移和基金的转入转出手续等，这些详细的个人档案记载，就成了今后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参保人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有利于社保部门提高业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实际上是对业务工作进行有序的梳理和有效的归纳。对已完成的业务工作进行回顾整理、总结，从中找出经验教训，将对正在进行或进一步开展的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推动。
其次，理性审视社保档案管理的现状
一、对社会保险档案重视不够。由于社会保险档案数量巨大，工作环节繁琐，加之有关领导的不重视，对社会保险档案的管理缺少相应的软硬件投入，人员配备、经费不到位的情况普遍存在，甚至对相关信息管理混乱，随意性较强。
二、社会保险档案多头管理。管理不统一，其结果就是责任缺位。社会保险档案由于涉及的面比较广泛，在我国不一样的类别社会保险档案分别归属不一样的部门管理，形成了多头管理问题，造成不一样的档案分属不一样的部门，各部门之间资讯沟通困难，一个人的保险资料分别保存在不一样的机构，不少社保经办机构不遵循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综合档案室只保管文书档案，其余业务材料都存放在业务科室。且管理办法各异，没有一个完整的档案资讯中心能够查询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保障档案资讯。
三、缺乏专业社会保险档案的管理标准和规范。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缺乏国家标准，造成社会保险档案的各地管理办法不统一。在社会保障档案的不一样专业类别中，管理的规范和水平也不一致。哪些资料需要整理归档，如何进行整理归档；哪些资料不需要归档，如何销毁；哪些资料需要分类、分级管理；哪些资料需要集中统一管理，如何管理；客观上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工作秩序。主观上也需要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
四、社保档案人员业务培训少，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社保经办机构对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较少，开展经验交流的机会也不多；虽然一些社保机构有较多高学历的兼职档案工作者，但档案专业人才很少，未经档案专业培训的兼职档案工作者往往业务水平偏低，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
此外，努力创新社保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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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科学它以人类的社会中的体育行为及由此体育行为产生的体育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主要任务，主要包括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艺术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政治学、体育法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体育社会科学同体育自然科学一样，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体育科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与发展，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了体育社会科学体系的价值。本文就体育社会科学决策与管理价值进行初步的描述与解读。
2.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含义
所谓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价值是社会“客体”不断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反映主客体之间的客观的关系。人文科学是培养理想的人性、人格的多种学科的总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支撑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是指根据某种社会科学理论，具体设计和具体调整体育经济的具体决策与管理目标模式，决策与管理规则体系，决策与管理组织结构，决策与管理评价体系等。体育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革新、调整、重构与完善，都需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理性支撑，都需要预先更新与超前变革相对应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决策与管理科学化与体育社会科学是紧密关联的、相互交织、始终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用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来形容。体育社会科学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模式是为政府制定体育规划与体育战略决策提供咨询，以促进政府所制定的体育规划与体育战略决策建立在科学化的基础之上。决策科学理论反映，决策与管理离不开计划管理，计划管理是决策与管理系统中的核心系统，然而，决策过程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的过程，是针讨事先规划的与未来的操作行动而制定的，决策是社会各项体育管理活动中的重要职能。体育管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性质。在体育管理中，要求一定体育组织中的管理者，对体育管理客体通过实话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职能，协调他人的活动，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体育管理质量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实现决策目标，处理好社会体育活动与体育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体育活动与体育生产主体的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在此其中，管理者运用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通过思维、判断与管理，以获得最大的体育社会效益与体育经济效益。
3.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构成
3.1导向性价值。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中的导向性价值，是在体育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视野下，引导公民个性对竞技体育、休闲体育与生活体育发生需要，启发与增强个人主体的体育意识，而不会阻碍个人主体对体育的追求与享受;公民对社会体育文化价值的认同。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是在公民个性张扬和主体健全的体育意识基础上形成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自身是一个独立的管理导向解释系统，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大众性、地域性、可接受性、平民性和常识性。当前我国全面推行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力地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发展，各级政府已采取切实措施，着力解决公民在形成体育社会生活方式中所面临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体育公益活动投人等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普及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使其更具接受力、凝聚力、渗透力、亲和力、沟通力和说服力。通过体育立法、体育发展的方针与政策、体育体制与体育发展战略与规划、社会体育课程教学等，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不断提升体育社会科学决策与管理的导向性价值。
3.2社会价值。现代社会化科学已成为一个由主体、手段、客体、管理等众多子系统构成的社会化大系统，他的总体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发展社会科学的最根本有效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的社会性价值，由于管理领域的不同，因而人们研究体育管理内容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许多多专门的体育管理学科，如体育国民经济管理、体育企业管理、体育工商行政管理、体育农业管理、一体育旅游管理、体育教育管理、体育医院管理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正在认识到，虽然各个领域、各类组织的管理活动有其特殊性，但在这些特殊的体育管理活动中却都蕴含着管理活动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即无论在社会的什么领域或什么类型的组织中，管理活动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而且这些规律不会因组织的性质或类别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可以从社会普遍存在的体育管理活动中概括总结出一般的体育原理、体育理论、体育方法和体育技术。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小康目标的实现，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繁荣，必将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体育事业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间题，迫切需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为关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提高实践的预见性、科学性、自觉性。第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体育交往的增多，需要并有可能加强对世界体育运动发展的趋势、经验和问题的研究，为我国体育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取天下之长，走中国自己.的路。第三，当前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好的时期，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好的环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第四，体育社会科学已被国家社会科学领导机关列为社会科学一级学科，纳人科学规划，预示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3.3经济价值。体育与社会经济是以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又密不可分的形式存在。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表现如何，其体育决策是否正确、合理、可行，无疑重要。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代，各国政府体育决策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几乎毫无科学性可言。近代以来，体育决策科学化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特别在体育知识经济时代，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体育知识管理，因为只有通过体育知识管理才能促进体育知识的转化和运用。体育知识管理既是整个体育知识链形成的过程，又是发展体育管理新技能，传播体育管理新技能以及体育管理新技能的应用与成旧体育管理技能的淘汰等。体育管理创新是建立体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体育一创新管理是需要得到创新管理思想的指导。而当前体育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是:结合体育实际运用创新的管理思想，培养和网罗优秀人才，构筑独特的体育知识生产与加工体系，为体育知识消费生产加工适销对路的“体育知识产品”。在体育创新管理方面，例如世界足联举办的2006年世界杯比赛，在时间安排上，为了避免与2006年NBA总决赛时间的冲突，决定提前举行，使得世界杯的观看人数巨增，超过预计的经济效益。同时，对NBA总决赛的经济效益产生潜在的积极作用。作为体育企业的商业行为，若要取得最佳的体育社会效益和体育经济效益，是需要体育创新管理思想的指导。
4.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的实现
4.1学习外国体育先进经验。在借鉴和学习国外体育管理思想、体育管理模式和体育管理经验的过程中，体育创新的管理思想有利于指导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体育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任何体育行业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运营环境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体育管理思想、体育管理模式和体育管理方法。对国外体育的运营理论、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经验，是不宜盲目的套用和照本宣科。但在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经营环境下，必须紧密结合当前我国体育经营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体育经济的运行理论、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这样，不但能够提升体育自身的经济水平，而且更有利于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的决策与管理价值的实现。
4.2着力研究体育管理策略。体育知识管理是现代社会中激烈商业竞争的必然产物，为了能和竞争对手抗衡，任何组织机构都必须不断的巩固和保护自己的智慧资产。体育知识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利用多种信息技术的整和来支持一系列有关知识资源的管理策略。现代企业管理的优化表现在:无形资产经营所创造的利润将超过有形资产，一些企业便将自己的核心业务逐渐转向研究与开发、品牌经营、资产重组、产权经营等价值增值高、利润高的业务领域，而将那些需要大量有形资产投资和重复性劳动的物质产品生产、物流配送业务外包或委托出去.，交给那些专业化公司来完成。体育知识管理是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管理领域，不仅管理对象的多样化，而且管理角度也是多方面的。体育知识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将共同治理企业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资金和生产能力，而是体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是企业体育技术、体育知识或体育管理知识对企业的贡献大小。
4.3着重追求体育经济效益。加快体育事业的产业化运作就是要将能够由社会办的项目交与社会办，并以产业化的方式运作。决策的风险随时存在，但科学决策可以把决策的风险降低到相对最小。对于一些项目来讲，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项目自身的特点导致一些项目难以或暂时难以进人市场。可以将这类项目分为两类: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来进行分析。对于奥运项目来说，由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奥运争光”依然会是公共产品，借助我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也是我国近期目标，在这类项目的管理主要由国家管理的背景下，近期内弱化政府职能将增大实现目标的风险，’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社会改革的大趋势和社团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求逐步实现一些项目协会的实体化运作，不断增加此类项目协会在体育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这类项目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的步伐。因此，对于这类项目来说，在政府主导管理下，逐步实现向国家社会共同管理模式过渡是发展的趋势。择优是管理决策中的一项原则，也是一门艺术。对于非奥运会项目来讲，许多项目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与奥运会项目相比在国家投人、新闻媒体的宣传上都有较大差异。因此，对这类项目来说一方面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舆论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这类项目协会实体化管理的道路，以促进这类项目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着重追求体育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