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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6-0066-03
近年来，尽管研究高职院校人文教育及课程设置的研究成果不少，但鲜有以某一专业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以“解剖麻雀”的方式，系统地审视高职院校人文教育及其课程设置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认识问题。
一、高职院校课程设置的现状
本文以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以呈现其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
（一）通识课与专业课
按照知识的普适性与专业性来划分，或者说按照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划分，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通识课主要有8门，具体是：毛邓与三个代表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形势与政策、高职英语、大学体育、计算机文化基础、高职语文。该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有26门（含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其中，专业必修课15门：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法规、中国旅游资源概况、中外礼仪、导游英语、饭店英语、导游业务、旅行社经营与管理、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前厅客房运行与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经营与管理、旅游市场营销、专项实践（工学交替）；专业选修课11门，分为两部分，一为专业限选课，主要有语音训练、形体训练、公共关系学、旅游心理学，一为专业任选课，主要有旅游历史与文化、旅游规划、中外旅游业经营、中外饭店比较、旅游会计、旅游企业财务管理。
（二）必修课与选修课
按专业要求与学生个性化选择的视角，与一般高职院校一般专业一样，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也有必修课与选修课之分。其中，必修课是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包括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两部分，共37学分）。选修课是学生按照自己的特长、志趣和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在规定范围内自愿选读的课程，包括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和公共选修课。其中，专业限选课共5门（15学分），专业任选课共6门（8学分），具体内容如前所示，兹不赘述；公共选修课没有具体列出选课范围，但4个选修学分列出了，并且暗示性地列出了公共选修课的数目是2门，分别在第三、第四学期开设。
（三）理论课与实践课
按知识教学与具体实践，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分为理论课与实践课。这里存在两个维度的划分。一方面，按照某高职人才培养方案，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含校内外实训、毕业实习）的教学总课时数达到4：6。也就是说，按培养方案的要求，课堂的知识教学中动手能力的培养与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应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与纯粹的实习实训课程共同构成实践课。另一方面，三年课堂教学的学分为120左右，实践课计20学分（含军训1分、社会实践1分、实训4分、实习8分、毕业论文4分、第二课堂――如社团活动成绩、公开发表文艺作品、科技制作获奖、省以上各类竞赛获奖、等级考试通过等）2分。上述两个维度的划分在具体的操作上是如何衔接、协调的，某高职院校没有具体的说明。
综观上文，可以发现，就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分类的视角而言，除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旅游心理学、旅游历史与文化等少数课程能够与人文学科直接沾上联系外，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文教育课程的设置不是非常明确，姑且只能说，仅零星地散见于通识课与专业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理论课与实践课之中。
二、高职院校人文教育课程设置中的认识误区
虽然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看起来较为细致、全面，专业性较强，能为学生职业技能的发展起到专业化的教育与训练，但在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及其思想认识上还存在5个有待辨析的问题。
（一）人文教育就是设置一些专业以外的课程
高职人文教育课程的设置是为提升高职生人文素养服务的，但人文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专业以外的课程设置。原因有三：一是专业以外的课程并非等同于人文教育课程；二是即便设置了人文教育课程，其形式不能等同于人文教育的实施及其效果；三是高职院校人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限于专业以外的课程与人文教育课程的设置，还涉及到相关的配套措施，诸如校园人文环境的布局、学校人性化的管理、广大教职员工的言传身教等内容。
弄清人文教育与人文教育课程的内涵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他（她）人与社会多一份关怀，体现了教育的本质与理想追寻。
而且，人文教育课程不限于学科知识范围，还涉及文化氛围与学生体验；学科上也不限于人文学科，且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所积累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精华，人们可以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触动。就学科而言，进行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是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尽管人文学科涉及人类文化的广泛知识领域，实施途径也多种多样。
反观上文，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通识课与选修课中专业以外的通识课与选修课在数量上并不少，人文精神的内容可能也有所涉及，但相对纯粹的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相关课程的设置，是少之又少的，不足以体现真正的人文教育。
（二）人文教育就是开设一些通识课与选修课
如前所述，人文教育涉及的知识面极其广阔，但其核心课程就是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学等。理论上，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开设的通识课与选修课展开的。而事实上，高职院校开列的通识课与选修课往往不能反映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在精神。反观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开设的通识课与选修课，可以说，它们不能充分体现真正的人文学科精神。
首先，毛邓与三个代表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虽有人文关怀的成分，但偏重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它们虽渗透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因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缺失思想政治以外的纯粹的人文知识内容，不足以充分陶养高职生的性灵，难以积淀足够的人文关怀意识。
其次，高职英语、大学体育、计算机文化基础、高职语文、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虽难免不散发诸如智慧启迪与心灵触动的精神火花，但主要是基于“工具”应用层面的技能考量，缺失人文学科“发散性思维”的广阔视野，更不能展示人文教育中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学的潜移默化的精神陶养功能。
再次，无论是专业选修中的限选课语音训练、形体训练、客源国概况、公共关系学，还是专业任修中的旅游历史与文化、旅游规划、中外旅游业经营、中外饭店比较、旅游会计、旅游企业财务管理等课程，仍然主要停留在应用、工具类知识技能的训练上，缺乏广博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富有想象力与价值观陶养的精神内涵。虽有两门课4学分的公选课，但没有列出具体的课程内容。据笔者的调研，一些高职的公选课仅限于英语、体育类的课程设置，有的以讲座形式出现。
（三）人文教育就是人文知识的教育
人文教育固然离不开人文知识的教育，但人文教育的范围更为开阔，如人文知识的教育是与教育者、管理者的举手投足与言谈举止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分不开的，也与校园人文环境――比如干净、整洁、明亮的基础设施，花草树木的协调搭配，报栏、宣传栏内容的及时更新，教室、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建筑物人性化的管理与设计。就是说，人文教育本应是立体的、综合作用的“组合拳”，而不是碎片式的“一厢情愿”的“单打独斗”。
同时，当下的高职人文教育往往把重点放在人文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个体的人文价值理念的陶养，忽视对学生生话的个性化的引导。因为一个人拥有了相关知识，掌握了适当的方法，我们只能说他（她）人文知识渊博。评价一个人人文素质高低的根木恰恰不是知识和方法本身，而是透过知识和方法之后，个人所拥有的人文价值理念以及他（她）在生话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人文修养[1]。
所以，人文知识的学习是提高人文素质的一个方面，但人文知识的学习不完全等同人文教育。比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实践中，人文知识极其丰富，每门学科产生的历史文化，重大的思想产生、变革和科学家的奉献精神等，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给人以创造性的思维，带来社会文明和科学进步，这些都是人文知识教育的内容。人文知识不能仅指来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同样蕴涵丰富的人文知识，对它的学习是提高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2]。
（四）人文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虽然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把二者等同却是极不妥当的。这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1.二者的内涵不一样。如前所述，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它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陶养，又突出个体的自我体悟。
而通识教育原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译为“普通教育”、“通才教育”等。自19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对它进行研讨，可至今对通识教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规范的表述。一般来说，通识教育源于19世纪，源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人们创造出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进而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
2.二者分类标准不一样。人文教育相对于科学教育而言的，当然二者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因为广泛的科学教育中也或多或少渗透着人文教育的内容，人文教育中也弥散着科学教育的火花。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重在“养成”教育，因为它没有专业教育的硬性划分，提供的选择是多样化的。而学生通过多样化的选择，能够得到自由的、自然的成长。
3.二者的培养目标各有偏重。人文教育旨在促进学生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通识教育是关于世界、人类社会生活、想象世界与理想王国的教育，意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对于意义和价值的意识[3]。虽然二者在培养目标上有交叉、重叠之处，但人文教育偏重精神境界的提升，而通识教育偏重整体上的完人教育。
（五）人文教育就是理论教育
人文教育固然需要通过大量的人文知识潜移默化地进行精神与情感的渗透，但不能说人文教育就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这是因为：
1.人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文教育不是简单地开设一些人文理论课程就能奏效的。就高职院校而言，如前所述，人文知识的教育既与教育者、管理者的举手投足与言谈举止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分不开的，又与校园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比如干净、整洁、明亮的基础设施，花草树木的协调搭配，报栏、宣传栏内容的及时更新，教室、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建筑物人性化的管理与设计，也与日常生活中人性化的教育管理等密切相关。
同时，人文教育本身也是一个知、情、意的心理活动与德、智、体、美、劳的教育目标协同作用，立体地、纵横交错地多维度产生的教育效果。
2.理论与实践彼此相融。理论与实践不是截然相分的，尤其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知识与技能学习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操作，实训与实习中既有具体的行为操作又有抽象的知识指导；即便是第二课堂，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学习及运用，也丝毫割断不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其他诸如理论学习中的问题探索、课堂互动以及课外文化讲座中的学术氛围等，莫不与生活实践丝丝相扣。
3.人文教育需要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密切配合。人文教育不限于课堂纯理论的传道、解惑，还要牵涉到课堂外的立体的学校生活实践，更与校外广阔的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才能产生理想的教育效果。就高职而言，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大力拓展第二课堂空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全球市场的利诱，已使人人都将科技技能视为最重要的能力，而人文学科和艺术则越来越被看作无用的装饰[4]。至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对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消解”作用，不在此讨论之列，兹不赘述。
三、结语
本文选取的某高职院校是某省示范性高职院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通过某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文教育课程设置的分析，旨在揭示高职院校人文教育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并非刻意评判该某高职办学水平的高下优劣，而仅是以它为个案――它是中国众多高职的缩影，甚至是中国普通高校的典型代表，尝试性地阐释高职院校人文教育课程设置中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及其认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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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主体的合理性
组织主体的合理性主要是指在社区所辖范围内，组织团体进行社区服务与治理，得到社区居民、居委会的认可和信任。而有关于驻区企业的组织主体转化主要是源于太原市某社区的实地调查，所调查社区作为太原市社区治理标兵，社区党委、居委会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驻区公司为社区建设所做的物质输送、场地支持、文化活动支持、资金支持也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建立起了与居委会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市场组织，企业之所以能成功转化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基础是该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若企业不稳定，这对于社区来说相当于流动人口，不具有管理主体的稳定性，故而得不到居委会的认可，也得不到社区居民的认可，不具备主体的合法性。在案例中，驻区公司长期稳定地扎根于社区（在这里提前排除其人事因素，只考虑组织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优先为社区的居委会办公楼提供装修服务，承建社区下辖小区工程，优先满足社区的门窗供应，为社区提供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使得社区居民生活服务拥有可以信赖的产品保障。这样，居民通过居委会或者直接同公司构成了产品服务的互惠网络。驻区公司的长期品牌效应，促使公司通过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获取了社区居委会及其居民的社会认可，就此产生了信任关系，其作为社区治理组织主体之一的合理性由此确立并不断随着互惠网络的优化而巩固。
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指制度体系之外，治理主体在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习惯，组织主体依据其进行管理、协调、商议与合作。在社区自治实践工作中，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无法及时应对新的环境变化，此时，这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无论对于社区治理主体的转化，还是对于组织主体内部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周雪光所曾指出的：“组织的正式结构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组织内部可能采用非正式的职业规范的组织结构来约束行为。”换言之，正式结构是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是做给别人看的，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是组织运作的实际机制。案例中社区企业与居委会、居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有着他们的默认规范，其核心是互惠互利、优先服务，相互支持。集团各分公司必须优先为总公司所处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如若出现问题，总公司高层会考虑对其分公司冠名权进行审议。这并不是明文规定，也没有硬性指标，而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虽然这种道德规范最初源自于集团高层的社区居民身份，源自于其部分管理人员的居委会工作经历，但是这种公司与社区的友好关系和非正式的人情规则，却在公司主体转换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是其与社区合作的行动原则和责任保证。而对于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优先选择集团公司的产品也成为其决策的一个主要方向，形成一种决策惯性，路径依赖。
三、组织合作技巧
合作技巧主要体现在组织主体如何与居委会进行有效沟通、协调，如何处理好与居委会的关系，并且能够将效用最大化，关键有：及时发现与回馈、互利互惠策略。在社区内的娱乐性群众组织，多数为社区居民因为地域和个人喜好的邻近组成的一个居民娱乐生活圈，例如自行车骑行小队、跳舞小队、下棋小队。以晋城某社区的自行车骑行小队为例，因为自行车运动在城市的兴起，社区居民通过骑行活动产生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群众性团体组织。在团体活动中，居民间接形成了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舆论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居委会某些做法的一致意见，并出现了骨干成员主动找寻居委会反映情况的群体行为。而该社区居委会商讨社区事务，进行民意参考时，又会及时联系自行车骑行队伍的几个骨干和行家，并通过这一团体将信息汇总与回馈给整个社区，社区内的公共舆论在这里形成与发展，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这里产生效力，社区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也通过这一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同时，群众团体在组织活动时，居委会予以及时帮助和有力支持，促使团体活动的壮大，这就形成了居委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互惠合作关系。有关于合作关系的稳定与长久，居委会需要充分重视、发掘社区内的娱乐组织，将其拉入社区公共事务当中，表示出认可和尊重，并予以适当的支持，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而这些娱乐性团体除了发挥其本质的娱乐功能外，还可以为社区信息的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形成民意的集散地，帮助居委会将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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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并且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专门领域，拒绝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2012 年党的十报告提出建立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逐渐受到重视，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日益明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并且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重大的变革，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治理模式的变迁，更是在现代化中面对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
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改善，法治体系基本确立。同时，市场经济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单位体制也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新型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外来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户籍制度松动，社会活力大大增强，新的社会主体日趋活跃，随之而来的新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逐渐增加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压力，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的治理危机开始出现。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地方，它联系群众最紧密、最直接、最有效，是在社会治理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城市社区中有很多治理主体，他们通过平等协商、合作互动来共同管理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实现城市社区公共利益。在国内，近些年许多社会学家对“社区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夏建中学者认为社区治理就是在规定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民营组织和公众组织等各种网络体系，共同应对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而治理的方式应该是合作、自治、参与以及建立更多的横向结构公众组织。
二、罗山市民会馆的社区治理模式
现代化社区治理中上海“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社会发展基金会、上海基督青年会和罗山街道办事处共同创办的集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为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新典范。罗山市民会馆，强调“市民”，从中彰显出一种非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我们现在一种探索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
在市民参与中，包括参与的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谁来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什么”。社区公众，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建设的相关事务与活动。同时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像教育、就业、等服务都要依靠社区服务来缓解和解决。公众参与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如投票、结社、宣传、上访等，这些都是公众参与的常用方式。如今，在信息和技术发达的今天，新的参与方式日益兴起。
青年会作为罗山会馆的法定托管机构，全权负责会馆的规划与运行，青年会精心设计管内敬老院、自闭症关爱中心、图书馆、活动长廊、假期儿童所、市民教室等。1998年建立罗山敬老院，开放的形式管理敬老院使社区人群和敬老院人群不断产生互动，这里会提供和吸引更加丰富的志愿服务，鼓励老人和比较年轻的老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他人服务，为社区服务，形成敬老院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又是培育社区志愿文化、形成社区信念共同体的社区文明的基石。罗山会馆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是青年会志愿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志愿服务，一个是动员市民积极参与有关政策制度的建立，并参与具体的活动项目，几乎每个项目的设计、出台到最后的享用、服务都为市民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
公众的社区参与程度，是社区建设成效和社区发展程度的核心。它一方面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受社区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影响。现在在很多地方的社区中，并没有像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一样公办民营、综合型的一体化的服物，甚至很多落后地区根本无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制约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的是成员无法对社区有一种社区认同感，最终导致公众的参与不足问题，因此政府和社区管理人员无法调动和动员公众。要进行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根本性的是加强公众对社区的认同感，解社区公众参与不足问题。
三、城市社区治理中提高公众参与的建议
1、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罗山市民会馆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管理者对事物、对人际关系、对社区、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管理智慧。这里的一切都渗透了一种精神， 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理念，罗山市民会馆时刻培养公众的归属意识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习惯和能力，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翁的感情，从而很开融入社区服务中。但是，社区公众参与不是单单指本社区的居民，现在对象也在扩大，包括外来人员务工人员也可以接受社区提供的各种免费培训活动。
2、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多样性
罗山市民会馆是一个近些年不错的实证案例，他们将会馆建成一个可以当地居民进行社会互动、教育文化娱乐、公共福利服务的开放性的社区的公共场所，成为一个有社区归属感的社区。要使社区成为一个真正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要结合居民的共识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社区服务内容。例如，教育医疗、社区安全、商业产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等。
3、社区治理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去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逐步向社会转移，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社区除了保持原有的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外，还承担着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特殊群体的照顾和服务等职能。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建立在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在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中，公共设施非常健全，对社区不同的居民设有具体的设施，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利用率都很高，能够保证居民真正享受到社区的一系列设施。所以基于这一点，只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公众参与的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管才能提升，社区治理才能有效开展进行。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而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与载体，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改革前行的。而社区治理的中心是公众是否能拥有社区归属感，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政治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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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经济市场化的转型时期,社区建设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究竟社区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其中社区法制建设又受到了多大程度的重视,今后又将是怎样的发展方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模式的不同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究。
截至目前,对社区法制建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论是从现今与历史的对比,还是从它的成因、现状做出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些都为这次的调查及写作打下了基础。
通过调查走访,初步了解了社区法制建设的现状,并从多方面分析了原因,希望从综合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了无结构访谈法,以个别访谈与集体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无结构访谈法是研究者按照一个概略性、指导性的访谈提纲所进行的访谈。无结构访谈有利于发挥访问者和被访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收集到原设计方案中没有预计到的许多新情况、新信息。但这种方法对调查研究者要求较高,访谈得的资料也难以进行定量分析1。
(三)研究意义
1.居民生活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品质以及权利的维护。人们目前主要生活在社区中,社区的发展与居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社区依法制轨道发展能够保障居民的权益得到更好的实现,同时提升生活质量。不论是普法宣传还是实质的法律指导,社区中的居民需要这类的法律服务。对于居民来说,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手续还是有些繁杂,对专业知识要求相对较高,很多时候居民遇到问题不敢诉诸于法律,这时社区的法制建设的紧迫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2.社区发展需要
社区要得到长远的发展,法制是必经道路。无论是社区治理、社区党建、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等等都要做到依法管理,摆脱过去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而由于社区的法制建设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各项制度则稍显滞后或不完善。国家对于社区建设的投入正在逐步增加,借此机会,社区的法制建设更应受到重视并应大力发展。
3.社会法制建设需要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目前国家立法稍显滞后,且操作性较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飞速,相应的体制变革则稍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是法治发展的基础,但目前社区自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要做到依法治理社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社区法制建设现状
现代社区法制建设自1954年正式拉开了帷幕。1954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我国社区法制建设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使新型社区的物业管理走上了法制轨道;1987年,退休金社会统筹制度使退休职工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的档案关系随之转到社区,享受社区服务;1993年,城市居民低保政策实行,居委会、街道作为基层组织被赋予了审核低保对象的权利,社区中的低保居民能够领到相应的补助,保障日常生活,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通知、规定等,涉及了社区党建、社区经济发展、社区文化卫生、社区卫生等方方面面,也惠及了各个层次的人群,使社区无论从硬件设施到服务水平都有了全面的提升,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居住空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样得到极大丰富,法律意识、主人翁意识都在逐步提高。
三、社区法制建设个案调查状况
具体来说,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以下问题。
(一)居民主人翁意识较低,活动参与度不高,社区凝聚力低
现在的社区给了居民更多的独立空间,而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同时被一道道门阻隔了,很可能住了多年的邻居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更不要提更深层次的交流。社区活动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退休老年人或是一些低保户,多数上班族可能就是一回家就把门关起来,休息日也是自己休息调整,很少关注社区活动。居民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得到发挥,真正涉及到社区决策的时候,往往居民是没有发言权的,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社区没有认同感,不能真正的融入到社区建设中,所以很难达到群策群力。
(二)居委会与居民的距离越来越大
居委会作为居民自己管理社区的自治组织,本应是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目前居委会似乎是处于一级政府的位置,高高在上领导着居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并不是以居民代表的身份出现,而是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听从上级指挥,做好传达工作,在和居民沟通方面则稍显不足。
现在,工作人员相比于过去的热心退休职工更加年轻化,有活力,但是缺少热情,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大大增加,用在写材料应付上级的功夫多了许多,与居民的沟通却大大减少,他们对居民的状况的了解大多来自于电脑里档案的记载,一些新的情况可能就不是很清楚了。尤其是目前人口流动大,居委会掌握的情况则更显滞后。对于居民的需求了解不足,很难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也就导致很多居民认为居委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种脱离状态使居委会同样处于不利境地,他们的工作得不到承认和理解,夹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很难两全。现在的政绩需要看社会效应,而真正符合居民意愿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得不到批准的,这也就使他们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而且形成了一种对内一套对外一套的作风。居民不信任社区组织,除非迫不得已,不会求得社区的帮助。同时居民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居委会和街道大多是以解释工作为主,真正的解决问题非常困难。
(三)社区法制宣传教育不到位,居民法律知识缺乏
社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一般较为到位,上级交代的硬指标一般能按时完成,但是对于法律宣传还是较为疏忽,形式较为单一且多流于表面,成效不大,往往是发一本很小的册子,有时还不能做到人手一册,具体的指导则相对较少,致使居民法律知识较为贫乏。居民的心中法律仍是高不可攀、政治性太强。社区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队伍,懂得专业知识的人员更是稀少,不能为居民提供有效的帮助,使诉讼的道路费时费力。虽然居民的维权意识有所增加,但是真正能从法律渠道得到实惠的少之又少。
(四)社区依法治理的基础不牢固致使管理水平较低
首先,资金不足、物质保障薄弱是制约社区法制建设的一大因素。政策的落实、活动的开展都需要资金做保障,但资金不足是社区建设中的普遍问题。社区在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基层位置,资金申请较为困难,可以申到资金的项目范围较窄,而且这些活动更多的是要符合上级领导的意愿,要能出政绩,否则很难被批准,这导致很多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居民的权益需求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其次,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社区依法治理的内容、形式、途径没有界定和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较为不合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尊重,目前居委会处于街道的直属下级地位,没有自,不论人事任免还是经费划拨,甚至是日常工作,政府街道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居委会成了执行机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居民自治组织的功能。政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职能,反而是应付上访居民,不能解决问题。社区法治就只停留在表面,没有具体规划措施来落实。
再次,人事制度不健全。人员配备不足,一人兼多项,很多事情不能做到位,甚至一些分内工作没人做,要靠热心居民来解决。同时,任免制度不透明,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素质有限,其中大多是本社区退休居民,虽然也充实了一部分年轻力量,但是很少经过专业培训,对相关法律政策了解较少,对自己的职责没有明确认识,对社区工作没有足够重视,依然是人治大于法治,工作行为不能达到标准,敷衍了事。工资标准较低,激励机制不完善,文字材料比实干还要有说服力,致使一些工作人员把精力放在了制作材料上,与居民沟通少,长久以来,形成恶性循环。
(五)国家立法滞后,现有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规则性强、可操作性差
目前与社区相关的法律法规多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出台,法律效力相对较低,地方立法分散,各自为政现象严重,一定程度上的不科学和不成体系,没有全国统一的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的综合的法律制度,使其操作起来差异较大,不易把握。同时现有法律程序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来说仍相对繁杂。
四、社区法制建设问题的原因
社区完善的法制建设,通俗的说也就是社区领导者、执行者、社区成员都要按着法律来规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代城市社区失去了业缘关系、亲缘关系等传统力量的佐佑之后,以纯粹的契约关系连接,契约的效力最终凭借国家的强制力即法律效力得以发挥2。
加强社区法制是城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提出的历史选择。但是由于社区内结构复杂,管理范围大,新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由于是基层组织,重视程度不够,以致立法落后,很多问题得不到法律的解释。下面从居民个人、居委会、政府社会三个角度来阐述社区法制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社区居民权利意识、社区意识淡薄
居民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法中的义务本位观念的影响,权利意识缺乏,缺乏社区自治、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很难形成社区立法的愿望和要求,依法管理社区和依法规划社区建设的氛围还未形成,社区意识普遍不强,影响社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对社区的依法治理。在调查中,唐山市XX社区居民很少有过参与社区决策的经历,那些低保户更多的是去参加一些义务劳动。居民们反应,即使是去参加投票选举这类的活动,也只是走一个形式,根本不知道候选人是谁,就按照“指示”直接画圈了。
(二)居委会运行制度不完善
首先,由于居委会处在一个政府与居民的夹层位置,而且社区自治的局面尚未形成,居委会很难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而是作为街道政府的执行机关。这就使居委会的工作上要对街道负责,下也要对居民负责,上面的力量远远大于下面。面对着社区中的多种主体,居委会起着协调的作用,使它们能够和谐发展。比如说新小区就面临着物业与居委会街道的关系协调问题,而老小区则是基层管理组织与热力、燃气等其他组织的合作问题。城市社区组织结构将由单一的政府行政性组织,逐步形成一个由行政组织、社会团体组织、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其他企业事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并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相互吸取的组织结构3。
转型时期,市场化经济导向明显,劳动、工资、住房、医疗、养老、福利等一系列制度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革,大量的“ 单位人” 转为“ 社会人”,管理任务剧增。
其次,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都比较淡薄,所以要给居民做指导有一定的困难。对于许多事情的判断不是运用法律,仍习惯于用人情伦理作为正确、是非的标准。部分管理者缺乏创新意识,思想观念比较陈旧,管理手段缺乏创新,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旧管理模式。社区法制宣传教育的辐射面不够宽广,宣传力度不够,作为社区依法治理主体的居民群众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参差不齐,使法制建设推进有一定困难,而且对城镇社区法治建设的理论研究不深入我国目前对城镇社区法治建设理论研究的不深入和滞后性同样是影响城镇社区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长期以来“人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对社区建设重要性及重大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人员的招聘不够透明,社区很大程度上成了安排“熟人”的好地方,大家普遍认为社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比较清闲,所以安排进来的一些人虽然一些是经过了考试,但是对社区工作方面了解甚少。至于社区的领导都是上面直接派下来的,对社区的情况不了解。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明确的定位。居委会的人员配置不足,一味的整合致使工作范围大了,但是做不细致了。在调查过程中,正是其中一个小区的居委会刚刚换届结束,由于几个社区合并,工作范围是原来的三倍,但是人员并没有相应增加。虽然表面上看社区的工作是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但是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都是虚有其名,工作人员一人兼几职,难免一些工作顾不上。一些居民也反映说,换届之后的居委会还不如从前了。
目前的人员考核制度有一些缺陷,很多实事做了可能没人肯定,但是只要文字功夫做足,一样能够弥补甚至超过实事的效果。在调查中走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其中很多人都表示对这种考核制度有些不满,致使本来是一心扑在做事上,到后来只能被逼的一心扑在办公桌上。
最后,居委会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从民政部门申请。不论是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活动的经费,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也就使得工作人员必须要对上负责,毕竟那儿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所办的活动只要上面不同意,那么想要办成的可能性就很小。
(三)政府对社区法制建设监管难实现
国家对社区建设的投资有限,在划拨方面更显得谨慎。近年来,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流动人口数量猛增,租房居住人数剧增。这部分人居住不固定,社区活动基本不参加,同时大多是外地户口,档案关系等不在社区内,社区组织不能对其有很好的了解。社区管理难度加大,现今的社区有着较为森严的等级管理制度,政府对社区的监管很难实现。
五、完善社区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 发挥居民自主意识,推进法制建设
强化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意识,坚持居民自治原则,使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充分肯定居民意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引导居民为社区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来把共同生活的环境建设的更好。居委会尽量根据不同层次居民的不同需求,开展能够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时增加居民们对社区的归属感。
(二)居委会完善工作制度,为居民办实事
居委会工作人员招聘重视其知识技能,使工作人员队伍专业化,同时要选择对社区工作有热情有想法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而不是身兼数职。适当增加工作报酬,调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明确社区和社区组织的定位。基层组织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管理社区,街道行使自己的监督职能,而不是管理职能。建立多元社区管理的主体,打破政府作为惟一主体的局面,引入竞争机制,共同建设社区。
将居委会的基层工作做到位,深入到居民中间,真正理解居民的需求,为社区居民做实事。改革考核社区工作人员的机制,使他们能够放开包袱工作,用真才实干赢得肯定。同时公正的评判能够调动工作积极性。
(三)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完善监管制度
理顺政府与社区基层组织的关系,居民掌握自,决定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项,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社区内各组织各部门相互协调,依法规范自己的活动,提高社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质量。社区开辟自己的经济来源或者预留专门的活动经费,使活动开展更有保障。
引入第三方力量,完善监管机制,使居民能够状告有门,不至于再吃闭门羹。同时有效的监管对基层组织也是激励作用,使他们能够依法规范自己的言行,为居民服务。
(四)完善社区相关法律体系
对已有法律进行修改,使其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需要。增强对社区立法的重视,增加高层次法律的数量,从宏观上把握社区建设。社区基层组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定、规章,建立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树立社区法制新观念,使社区建设各项工作逐步踏上法制轨道,得到法律保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建设
六、结语
社区法制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党和政府、居委会、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乃至全社会的通力配合才能实现。因此社区法制建设仅仅依靠居委会已不能适应社区规模化、复杂化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力量加入,以共同建设社区。
由于中国的社区法制建设尚处于开端,社会转型使得法制滞后性更加突出,调整城市社区建设的法律规范必然处于一种不完备的状态。
加强社区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将社区建设纳人依法治理轨道,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基层民主,实行居民自治,强化社区功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巩固国家政权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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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索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笔者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两门本科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带领学生走到公共管理实践现场进行教学，由此总结归纳出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数次的现场教学实践表明，开展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要卓有成效，亟需在课程、教学计划、教学现场、教学组织与教学评估等方面做足功夫。以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为例，该课程现场教学能够高效地组织实施，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选择合适的现场教学课程，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群之中，部分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并不适合开展现场教学，只有那些与公共管理实践联系密切的课程才是进行现场教学的正确选择，比如城市社区管理课程；二是尽量选择本科高年级的课程进行现场教学，城市社区管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在大四第一学期，对于开展现场教学十分有利，其原因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初步构建起了专业的知识结构，在现场教学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认真组织教学互动，充分调动教师、学生与公共管理实践者三方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对话，共同推进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述事实为我们归纳总结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执行过程奠定了经验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从城市社区管理与地方政府学的现场教学经验中提炼出该过程的四大步骤。第一步，精心选定现场教学内容，制订现场教学计划。现场教学不仅要选定合适的课程，而且需要确定开展现场教学的具体章节内容。城市社区管理的教学内容是介绍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论与实践模式，力图通过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从点、线、面三个层次深入了解中国的城市社区服务与管理，形成自身认识和参与中国社区建设的独特能力。其中“点”主要是介绍具体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与改革模式，通过跟踪各地的改革创新，让学生了解全国城市社区发展前沿状况；“线”是对城市社区管理内容的呈现，包含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人口、社区治安、社区自治选举以及社区党建等内容；而“面”则是对“点”与“线”的知识支撑，主要向学生讲授城市社区管理的概念系统、历史变迁与理论流派。就这些教学内容而言，现场教学的合适选择应该是某个具体的“点”或“线”。为此，笔者在完成“面”的教学任务之后，选择了东莞寮步镇下辖的一个社区开展现场教学。此社区是城市社区治安网格化、智能化管理的示范社区，具有“点”“线”结合的典型特征。在选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作为现场教学的内容之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并与教学现场的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现场教学计划，为顺利开展现场教学做好准备。第二步，合理选择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对接。选择哪个社区作为教学现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介入性、便利性与典型性等，其中社区的典型性是选择教学现场最重要的因素［3］。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社区可能是某个独特的社区类型，如转制社区、保障房社区等，也可能是社区建设与改革的示范区、创新区。依据此种标准，笔者所开展的数次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现场分别有社区治安网格化管理示范区、城中村村改居社区、邮政员工小区改制社区以及保障房社区等。这些典型性的教学现场与现场教学计划的顺利对接，能够从根本上保障现场教学的质量。第三步，有序组织现场教学，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是保障现场教学成功的关键环节。在开展现场教学时，教师应首先介绍现场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以及该教学现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典型性，向学生提出用所学的社区治理理论去分析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接下来，实践者讲述公共管理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提出在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最后，教师、学生与实践者开展现场讨论，就各种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教师还需对整个现场教学情况进行总结。按照上述顺序开展城市社区管理课程现场教学，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既调动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探索解决社区网络化与智能化管理碰到的现实难题，又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增进社区治安管理方面的知识积累。第四步，反馈现场教学效果，总结现场教学经验。在现场教学结束之后，教师应向全体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于现场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搜集他们对于现场教学过程的看法。此外，教师还应与公共管理实践者进行课后交流，询问他们对于本次现场教学的意见。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现场教学效果反馈，教师要有意识地发现现场教学在策划、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总结提炼现场教学经验，为公共管理教学综合改革奠定基础。
三、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的教学评价
在公共管理专业综合教学改革过程中，现场教学是我们在传统教学模式之外创新的一种教学方式，适合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遵循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契合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趋势。
1．知识生产模式及其转型
自大学诞生以来，在很长的时期内大学都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承担着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繁荣主流社会文化的重任。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的来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服务社会与大学服务公众的观念日益流行，知识生产的主体逐步多元化，知识用户大规模参与知识生产过程，大学已不能完全垄断知识生产，大学的学术象牙塔逐步瓦解［4］。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开始走出书斋、走出课室，走进企业、走进政府机关、走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成为了知识生产和创新的重要源头。事实上，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角色转换正反映出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按学科来组织的，知识生产和传授限于特定的学科，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递只限于师生之间，这种模式被称为“模式1”知识生产［5］。与这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知识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吉本斯等人在《新的知识生产：当代社会科学和研究的动力》中称其为“模式2”知识生产。此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尤其强调知识的产生是在具有差异性的应用语境中获得的，并且带有典型的超学科发展性质。基于此，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的转换则为高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根本动力，而公共管理类课程现场教学改革就是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做出的一个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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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诺姆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赢”，即网络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领域
（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教育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初引入我国是用于解决教育问题，曲正伟指出多中心治理体制在我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具有适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间均衡和突出政府责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体制[2]9。付小倩等从建设主体、建设路线、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中心思路，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3]106。
（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刘芳雄最早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环境问题中，对于温州企业忽视环境保护责任的现状，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引，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解决温州环境问题[4]139。对于我国城市地区的雾霾问题，刘菲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的参与机制，实现由传统到“绿色”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变[5]1-2。
（三）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农村事务治理问题
对于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李莹莹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改革农村公共物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6]1。张海涛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探寻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发挥第三部门、农村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中的补充作用，形成多个中心相互协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级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
对于我国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格局的负面影响，刘伟红提出了发展其他社区组织，提升社区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给格局，以打破社区居委会的绝对优势状态[8]88。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史敏应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培育社区自主治理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通过不同平台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学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福利机构、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这种“多中心”趋势，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表现为在政府这个轴心的周边围绕着几个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体，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各层级主体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层次化清晰，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较少，这种现象是根据多中心治理框架来寻找我国与之相对应的元素，通过协调政府职能与各级主体达到治理平衡，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二）与我国国情结合得不够紧密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治理模式，以美国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设计的，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但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权利运用的民主化程度、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权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与理论最初要求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本土化理论，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与我国国情结合，虽然我国学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这种结合还不够紧密，大多学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未能建立起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体系，理论的本土化推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理论应用角度的自发性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多中心主体之所以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团体是多元主体的自主组织，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会以平等的地位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事原则，这一过程确保了多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项麟通过在北京“浙江村”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对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最朴素的事实中发掘我国社会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区生活以由亲友圈和生意圈构成的系为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系”的关系网，两个圈子重叠的部分是核心系，人们靠亲友圈来组织平常的生活，多人与个人多向投资格局促使不同的亲友圈、系之间交叉重叠，增强了一些人纠纷调解和经济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声望，这些人影响范围深远，波及到它原来的系之外，这种机制促进了“大人物”的产生，这些主体构成了浙江村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们通过掌握对方的底细减少风险，亲友圈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与B是亲友关系，B与C又是亲友关系，那么A在与C开展生意合作时可以发挥B的连接与监督作用。广泛的亲友圈不仅可以对对方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和纠正，人们在亲友圈与生意圈的互动中锁住客户，一个系的人共享这组具有锁住能力的亲友圈。浙江村内不同的关系之间构成了关系丛，使人们有很强的互相帮忙意识，认为互相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A帮了B的忙，C又来帮A的忙，因此帮助别人实质上是在给自己的“关系丛”投资，“助人者人助之”，这个“人”在村内所包含的主体是相当广泛的，同时浙江村内的生活透明度极高，如果不帮会遭人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们互相帮助的积极性。村内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和调解内部纠纷，是社区组织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内部关系的编织构成大人物的权威基础，对于不能解决的纠纷都要找大人物进行调节，同时大人物也乐于为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计回报，这样反过来也能提高他在关系丛中的威信。浙江村的这种自主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结”，促进了自身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扩张，也积极改变着外部社会的经济格局。这样源于社会内部自发性的自主治理是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符合的，从这种自发性的角度出发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挥治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解决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环境内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广大学者加强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主张多种制度规划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做出良好的响应，这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层次多，复杂性强的现状相吻合，为解决由政府单一管理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还会有所差别，所以在引用针对美国国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实际。
学者陈剩勇、马斌在《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对多中心治理实现的制度机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分析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时，显然还应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构[10]33。温州民间商会是相关业内人士为在行业混乱无序，政府无力解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绩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根据奥斯特罗姆自主合约治理的八项原则：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1]17。分析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变迁与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困境及其发展出路，最后总结与探讨了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这样一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及解决我国社会自主治理的生发机制及存在问题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需要广大学者进行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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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这表现在城市的地域、数量、规模、人口的有效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相较于1949年与1978年分别提升了42.38%、31.76%（如图1所示）：
若将城市中非农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计算在内，毋庸讳言，城市已成为主导国人的生活区域，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比较关注乡村社会的治理研究，对于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研究相对薄弱。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1.以街区权力的行政运行为视角。Benjamin Read认为城市居民委员会是行政性草根接触（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邻里组织，在其中国家创造、支持并管理着城市底层的组织网络，此种组织网络发挥着推进治理与政策执行的功能；朱健刚用“社区行政建设”分析1949年以来街道权力的变迁。2.从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的角度：先生认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应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林尚立将城市社区视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
本文试图从分析城市基层治理现状入手，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纷繁复杂社会现象背后基层治理所隐蔽的逻辑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如何实现有效合作的问题。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善治的内在理路与社会机制。相较于实验法、大样本统计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检验与创造理论、辨识前提条件、检验前提条件的重要性、解释内在的运行机制。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直接当事人对自己在事件中动机和信念的访谈，这些联系和参与者的陈述可以为揭示因果关系提供线索，而本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具体的原因和结果代表了什么样的更为普遍的现象和内在的逻辑？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个案的普推性问题（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设计采用案例研究、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从而来理解城市社会管理的真实世界，实现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层治理的逻辑：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逻辑是对客观世界的推理、总结、抽象以获得系统知识的思维过程，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而基层治理逻辑主要包括基层治理的基本预设、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区案例进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区位于南京市Q区东部，占地24.1万平方米，居住着约1600户居民，不少业主租用小区车位。2010年8月开发商张贴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买地下车位的业主，车子一律不准进小区，由开发商聘用的世豪物业公司随之执行该规定，阻止未买车位业主驱车进入小区。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区物业公司不让未买车位的业主私车进来，引发冲突，傍晚下班时因为小区物业的阻拦导致几十辆小区车停在小区大门外，堵住小区入口与杉湖西路，愤怒的业主打断了小区入口的门栏，9月4日冲突进一步升级，开发商雇佣了当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协助物管暴力打伤部分业主，这期间辖区派出所多次接到业主报警电话。
9月5日多名业主驱车来到Q区政府，将大门堵住寻求说法，z副区长接见业主代表，答应在一定期限内回复相关问题，9月6日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办事处（归属Q区政府管辖）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必须让业主车辆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区业主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小区于2010年9月24日召开“首届业主大会”，并且设立10个流动票箱，每个票箱由2名小区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员保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而后由新组建的业主委员会重新聘用了名城物业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车位门”冲突渐渐平息。
2.案例分析
从上述案例出发，取用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冲突与合作两个层面来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
首先，市场的逻辑。在基层社会场域中，理性的主体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设车位出租，开发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业主停车，双方的收益各自为1，业主是以较低的价格实现停车，开发商也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开发商将车位出售，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与此对应未买车位的业主相较过去则须付出很高的报酬，开发商与业主的各自收益为（9，-9），因为月租200元的车位还是较昂贵的，而此时若买车位则已从开盘时的8万元涨到13万元，业主难以接受，因而与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博弈关系：
个体理性的策略使得拥有地下车库产权的开发商将车位“只售不租”视为最优策略，并且贴出告示：“从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对地下车库有产权车位进行出租，如需固定车位位置的业主请联系……”，物业公司系由开发商聘用，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谋”的关系，物业公司随即通知：“不允许地面停车”，“不买车位，业主开车回不了家”，他们认为业主别无选择，只能购买车位。
业主的理I生选择是拒绝接受，并且打断了物业公司封门的护栏，在小区内悬挂“无良开发商、强卖车位没商量”，“反对强卖车库，还我和谐家园”的条幅。因此在这里，开发商与业主（不合作，不合作）不仅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优势战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锁定（look in），双方都陷入困境之中，这就蕴含了深刻的隐喻：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张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其基本假设为只要满足社区个体的需求则为良好的治理，市场是万能的，依靠“这只无形的手”，人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帮助。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最优，舍此别无他途，亦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是个体自利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甚至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调节，霍布斯认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须“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不但缺乏发现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见得能准确运用。
其次，国家的逻辑。x社区因“车位门”所引发的困境由行政权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区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区业主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公司，车位采取售租并用的双轨制，冲突渐渐平息。由于行政体系的权威性、公共性，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层政府仍具有较高的危机化解与服务能力。我们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对N市6个社区520户居民发放关于“组织信任度”的结构化问卷，问卷题目为：“你认为下列哪些组织能代表与保护居民的利益？”统计如图3所示：
当前随着城市行政资源下沉，国家的逻辑体现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科层制结构，如图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国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而另一方面科层制结构的等级化、封闭性、逆向负责制使得基层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存在着迟缓、被动、前瞻性匮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出现梗阻，问题由萌芽生成危机之后才会着手治理，正如参与集体行动的x社区业主所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同时，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结构也使得不少决策难以反映公众的真实诉求。例如，Q区政府房产局决定对F社区整治出新，施工队进场对居民楼粉刷出新，可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突然停工了，原来区政府拆迁办通知房产局这里将拆迁，结果居民楼的外墙黑黄相间夹杂在一个立面上，再加上原先还夹杂着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区居民说：“整幢楼看上去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大花脸，比以前还难看”。基层政府10多万元的花费并未带来群众的满意。
国家的逻辑体现了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条主线，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中国）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国家逻辑的基本预设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确而理性的决断，通过政府的深度干预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情况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指令的者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约翰·密尔所言：“政府一到不去发挥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与力量却以它自己的活动去代替他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到不是对他们进行指教、劝导并有时指摘而是叫他们在束缚之下工作，或是叫他们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们工作的时候，害处就开始发生了。”
本文并不否认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在治理方面的优点，但是当这两种逻辑在基层治理实践变得绝对化后，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并非简单地二元对立。正如“车位门”冲突的平息所揭示：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可以为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的实现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与路径：社会管理的创新
“车位门”事件平息后，x社区所在的仙林街道进行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将群众自主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网格化平台，具体做法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楼栋为基本单元，街道23.17万平方米具体分为6个一级网格，40个二级网格，1144个三级网格（驻街单位），覆盖辖区8个广场、11所高校、14个商业网点、1个经济适用房小区、24个商品房小区、25条道路、908家五小行业、1341个楼栋，如图5所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社会管理方法，结果是减轻了一个症状，又导致或引发了多个症状的出现，难以标本兼治。与此不同，仙林街道社会管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需求有机结合，其基本模式为：网格连心、服务为先、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的复合治理（如图6所示）：
“网格连心”：以公众为关注焦点，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格化体系，使社会管理服务覆盖到街道每一个区域、各类人群以及所有社会组织，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减少中间环节，缩短管理过程，实施“贴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计划”，架起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服务为先”：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态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众、前移关口，把握群众意愿需求，及时发现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强化风险应对、过程控制，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应急转向源头治理。
“多元联动”：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民主选举产生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优化街道内部干部的岗位责任体系，打破机关干部与社区干部的条块分割，建立街道、社区、网格、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机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促进社区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网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层制，一方面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主动发现问题，解决在民众投诉之前，从源头上解决因决策不慎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重视多元主体的自主、自治与协议作用，构建互惠、合作与信任的社会资本，力图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三者之间的中道，从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弥补政府失败、市场失灵与社会局限。
仙林网格化管理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综合排名获得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街道综合工作全年在全区月度排名10个月第1名，2个月第2名，先后与驻街高校联合成立了5个科技园、引进项目24个，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由于及时解决民众问题，保障其合法权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明显改善，民调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并且实现了“零上访”。那么，仙林网格化管理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从治理的结构、主体、机制与技术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其运行特点。
治理结构：由金字塔形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街道干部下沉到具体网格，“办公室”设在各自负责的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依据社会管理对象的特点成立网格服务中心、高校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集中解决独立网格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形成网格与中心相结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体：由单一管理主体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企业、学校、物业公司成为网格治理的节点，通过定期召开的网格联席会议，改变了科层制政府垄断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参与，多元共治、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
治理机制：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由条块分割向网格集成与综合治理转变，实施“全方位、无缝隙、精细化”管理，力图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治理技术：植入了计算机领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枢架构及高位协调处理、信息服务，形成松散耦合而统一的云处理共享模式，三级网络相互支撑的储存器单位元将社区管理、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民众全部纳入网格化平台，及时采集、存储、分析、反馈与决策，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
由上述对仙林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网格化治理是一个上下关切、左右协调、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从知识谱系上溯源，网格化治理可以归结到苏格拉底。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作为一个人的有机体，在统一指挥下，对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浑身都感觉到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结论与讨论
篇11
在城市化的村庄研究中，非农化的“工业村”是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 王颖通过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的经验研究，指出非农化即乡村社区的工业化，这种新基础上的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注：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折晓叶、陈婴婴则通过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农化村庄研究发掘出，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非农化虽然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传统与结构，但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与本土可以成为创造与促进现代社区发展的资源。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 西方经典理论在阐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渡形态的“亦城亦村”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形态与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着重涉及在周边已经完全城市化的社会情境下，“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的变异与生存逻辑。在国外关于城市外来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如关于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民族文化聚居区”是“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社区，在承担具有浓厚原乡本色社会文化“庇护所”的同时，更提供了让各种融入主流社会的因素得以发育与崛起的社会空间（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3页。）；关于非精英群体移民的社会融化研究指出，非精英群体更倾向于用乡土性的资源，更热衷于通过群体的内聚来为其社会融入提供服务（注：王春光、Jean-Philippe BEJA：《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乡土性资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本研究提出并借诸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种新的村社共同体特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由于本研究关注的城中村是完全进入城市地域、经济结构上也已经“去”工业化的特殊城市社区，因而，本文是关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新村社共同体的研究。
一、缘起：“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
石牌村是本文关于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及其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实体空间， 同时也是笔者关于城中村立论的重要现实场景。
石牌村是广州市建成区内的45个城中村之一。 石牌村原是广州市近郊的一个普通乡村，1980年代初开始，它的农地逐渐被征作非农用途，村民聚落周边的农地逐渐被标准的城市建筑取代。1987年，为配合城市东移策略的实施，天河区在原石牌村域内成立了石牌街道办事处，村因此成为街道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并同时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街带村”、“街‘管’村”的农村社区。到1994年，村庄农地差不多全部征用完毕，在不断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的重重“包围”下，村域范围与村民聚落基本合为一体，形成内外特征均自成一格的城中之村。
城中村的发育成型过程， 同时也是原来的村社组织“走进”都市并成为都市村社型组织的过程。村庄非农转化中与非农化以后，随着村域优势级差地租的形成与房屋租金的刺激，依托于低成本的村民私宅，逐渐形成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1994年，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已达万人，超过本土常住居民的人数。其后，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1990年代末，石牌村已成广州市声名显赫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据2000年统计，区内共有本土居民9181人，3139户，外来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4.2万人。近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比较稳定地维系于这种规模。异常复杂的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成，客观上对社区提出巨大的“治理”要求，原村社组织在诸多紧迫“问题情境”下顺乎自然地获得了崭新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进入都市以后，甚至到撤村转制以后，石牌村仍被称为“村”。一直都在治理着这个社区的，依然是村社型组织。也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数量上几倍于本土居民的庞大外来人口只不过是“嵌入”这个村社型组织的一个重要变量。石牌村是一个在人口数量上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但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却以本土居民为主的特殊城市社区，村社型组织是该新型社区的治理主体。
在村社组织成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拟单位制”的建构。与许多非农化村庄一样，石牌村集中了大部分农地非农转化的补偿资金与相关资源，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实力雄厚的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包括村民福利（如居民生活补贴、社区合作医疗、社区养老、社区助学等）在内的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一个“拟单位制”的社区生活体系（注：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庄组织在非农化过程中，建构了一种类似于原来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过的“单位制”组织，如毛丹提出的“单位化村落”，李培林提出的“单位制”村落社区。但笔者发现，城中村社区组织的“单位化”现象与一般城市的“单位制”有着本质区别，它的前提是社区组织拥有的公共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承受力，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为“拟单位制”的建构。），形成以行政村社组织为框架、成员与其从属的组织有着高度利益关联与社会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体。
值得关注的是， 进入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还“闯进”撤村改制以后的城市化发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闹市区内仍然还有称之为“村”的社区，这与周边的城市氛围很不协调。1997年，经天河区委区政府批准，石牌街道办事处对石牌村进行了撤村改制的变革。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集体经济公司化，组建了三骏企业集团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撤销村党总支，成立了企业集团党委；第三，撤销村委会，原村委属下的27个经济社在行政管理上改组为27个居民小组，分五个居委会直接归街道办事处管理。显然，改制是要通过改革，实行对庞大村庄经济的公司化管理，通过居委化实现对非农化村民及居住地的城市化管理，由此实现制度与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把村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
按照这一制度设计，改制既能够让原村民更充分地分享城市化利益， 同时又能够实现政府城市管理的策略，是一举多赢之策。社区经济的公司化，是要把繁杂的社区行政与社会事务“剥离”出来，转移到街道与居委会，这既可以节约原村委投资于办社区的大笔开支，又可以引入规范的公司化运作机制，从而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让社区居民（同时还是公司股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居委化则可以通过强化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对城中村事务的介入，强化街道与新组建居委会的联系与管理力度，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治理。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上上下下都会有高度“共识”的制度性变革。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石牌村改制由于启动较早而未经村民公决， 但村委就撤村改制事宜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中声明，“石牌村的村民虽然转为居民，但不论从人的素质，生活习惯，对事物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属农村型的”，并且还特别强调，“长期以来，村委会的自治组织形式已被广大村民接受且运行良好”（注：见石牌村委于1997年4月11日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可见，在村一级的认知中，至少还没有产生出内在的需求。因此，这种改制还称不上是达成“共识”的变迁。无独有偶，1999年，天河区着手对附近的另外10个村进行改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正式颁布实施，当中明确规定，撤村建居必须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付诸实行。起初，10个村的改制都遇到了来自村民与村干部的阻力，不少村第一次投票未获大多数通过，后经深入做工作，并经两次投票才得通过。邻近石牌村的猎德村本来也预定参与改制，但因抵触思想严重，两次投票都未获通过，最后只好暂时放弃。
石牌村的改制经历了七年多， 在政府具有明确定位的公司化与居委化的改制方案中，表现出明显的“非预期后果”。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多年来，在原村民委员会基础上新成立的几个居委会与一般城市社区居委会不同，它们由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共同组成一个以三骏公司为核心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三骏公司也因此成为这个城中村社区事实上的“当家人”。而且，该现象至少在广州已实行改制的城中村中不是个别现象，这些改制公司因此被人们称为城中村社区的“影子内阁”。
如此“成熟”条件下的村改制为何得不到最主要“受益”群体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公司化与居委化的“分离”性举措为何遭遇到村社“顽固”的“抗争”？改制中的这种上下分歧与“非预期后果”（注：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310页。），反映出政府行为之下、城市化过程之中的一个独特社会场域行动逻辑。
二、理论分析框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村社型共同体“闯进”都市，并能在撤村改制以后得到再延续。毫无疑问， 其生命力得到体现与释放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自身的场域逻辑。在布迪厄跨越诸多学科边界的繁杂理论体系中，场域理论是其精髓。其中，有三点意涵值得关注。
第一，场域是客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场域的诸构成要素中， 本质性的是把各要素联结起来的客观关系，因为“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第二，场域是具有自身动力机制的网络结构。在布迪厄的场域动力机制中，社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复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第202页。），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赋予每人以集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且通过制度性联结得以加强。而社会资本累积对于历史延续的依赖、对于群体性关系网络的依托都反映了场域的运作特点。第三，场域的逻辑是“实践的模糊性逻辑”。场域结构中有着人们不可完全贴近的、属于自身的“逻辑”，并因此表明场域变迁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征。
相对独立的网络结构与动力机制以及“模糊性”的逻辑存在， 决定了场域生存发展中的自我逻辑性；同时意味着，具体场域并不单纯地属于总体社会安排中的“零件”，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追求与价值，从而在社会格局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与作用。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第一，作为客观关系网络结构的场域，它存在着自身的运作逻辑与动力机制，是在历史累积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由此提醒我们，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结构隐含着“生产性”能力的内生资源体系，在发展进程中往往具有独特含义。第二，场域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处于无止境“双向解读”的关系之中，任何自主性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但场域实践的逻辑意味着存在理智无法企及的地方，因此，“非意图”因素与“自然秩序”在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场域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对于场域，要特别关注它的历史生成过程、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功能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现实活动中的价值。第四，场域的相对自主性过程在实践中还提醒我们，不同社会场域都具有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的过程中，社会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三、都市村社共同体：农民城市化的特殊社会场域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场域逻辑使得非农化弱势群体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 拥有了能够最大化自身多层面利益的社会场地。基于此，都市村社型共同体获得了新条件下的生命活力。
（一）建构守护型的经济模式与弱性的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从而建构了共同体得以凝聚的经济基础。
在地理区位已经进入城市且经济社会格局越来越强地受到城市辐射的背景下， 石牌村能够继续凝聚成一个村社型共同体，其独特的社区公共经济（即原村集体经济，后改制为三骏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该经济的功能仍呈现出浓厚的社区公益色彩，笔者称之为社区公共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到城市的新条件下，它所建构的社区公共经济恰是与城市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一种经济类型，因而，这种经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倚赖这种经济资源的支持，共同体组织才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着自身的能力。
社区现有的公共经济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物业出租， 而这些出租的物业，或者由征地补偿款直接转化而来，或者由留用地（征地时政府按一定比例返回的土地）转化而成，或者由征地补偿款与留用地相结合转化而成，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物业出租经济体系。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的各类物业，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年租金收入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到三骏公司总收入量的七成以上。我们暂且把这种以物业出租为主的经济模式称为守护型的经济模式，因为这种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安全第一、保守经营。
社区经济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它拥有与众不同的生存逻辑。 由于尽可能外移出去的市场风险和相对简单化的经营管理与效益衡量标准，守护型经济模式明显地体现着村庄共同体在面临巨大市场化动力和压力下更深层的社区生存的理念。不难想象，在城市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石牌村这样的社区经济，无论从发展视野、经营管理策略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共同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把它推向“风雨飘摇”的生存境地；而且，村庄不仅是“弱势”的经济共同体，同时还是“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它在经济层面的生存与它在社会层面的生存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要真正改变产业结构，通过追求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确实很难。因此，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经济发展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不同，它所做的是把国家征地后的资源以最简单的方式开发出来，从而，以最保守的方式尽可能地稳定住市场利益。显然，在社区组织的现有条件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而恰是这一理性选择，社区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基础与城市市场经济才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 村庄在这一过程中还建构了一整套具有社区自身特点的市场保护机制。这可以借助黄宗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关于“过密化”与“反过密化”的观点来认识。（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村庄的自我保护倾向是村社共同体的一种本能，而村庄经济保护机制的建构只是村庄自我保护在经济层面上的演绎。在石牌村各种经济合同与文档中都可以发现，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它都会有意识地把村社区的利益诉求融会到每一个事项以及与合作者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村社区的整体发展。在村内，从保护性的产业到保护性的职业乃至保护性的业务都是存在的。比如，村内的物业建筑是村庄经济发展中非常活跃的同时也是利益比较大的行业，这一领域的集体项目一般是走不出村庄的，村内不仅有个建筑装修的四类企业，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不少的村人“包工头”队伍，两者几乎独揽了村内大大小小的集体工程项目。可见，即使面临异常强大的市场作用力，社区经济同样建构着自我保护机制。
不同的是，在石牌村还有着强大的“反过密化”力量与这种保护机制抗衡， 因此，社区经济的自我保护机制呈现出弹性与弱性的特点。首先，村庄经济结构本身便内含着抗“过密化”的因素，这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物业出租经济由于经营管理比较简单，对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随村庄经济规模的扩展与向第三产业转型，村里的就业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1987年与1982年比，营业总收入增长了将近10倍，从业人员反而减少了140人；2000年总收入又比1987年增加了将近20倍，而村社区经济能够解决的村内就业人数与20年前差不多。兆隆公司是三骏公司最大的下属公司，拥有上亿资产，经营项目全是物业出租，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在内仅4人。物业出租这一特定产业对劳动力吸纳有极大的局限，同时，比较低下的村人综合素质与比较高的就业要求，客观上抑制了村社区经济保护机制赖以发挥的空间。其实，作为物业主的社区组织在与物业承租方签订各种租赁合同时，一般都会尽可能地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要求，但承租方往往出于节约成本和便于管理的考虑，在合约制定或执行时表现得弹性甚强。太平洋电脑城是村里的效益“明星”物业，与承租方约定大楼的保安员与保洁员全部雇请村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保安员已经没有村人，保洁员仅存10多个村人。“亮点”物业尚且如此，遑论其它。
城市市场经济中，石牌村这样的非农化群体无疑是竞争中最为脆弱的群体， 它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在强大外在环境的推动、侵蚀下发生流变，形成独具特色的保护模式。在石牌村社区公共经济飞速发展的20多年间，“过密化”力量总是伴随着“反过密化”的力量，自我保护机制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解构”，并且，后者的压力与动力远远大于前者。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既富于弱质、又充满弹性的内部保护市场；进而石牌村的社区经济也才没有像“一些乡镇企业，特别是办在村域内的乡镇企业”（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第385页。）那样，扩展的速度高于所得效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守护型经济模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共同构成社区经济运作的两大特点。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协同作用，才使共同体的生存逻辑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实实在在地走到一起，才使原本是市场竞争中最为弱势的群体，能够在并不如意的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以最稳妥的方式保持住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利益，避免了经济层面上群体性地陷入“无地农民生活的困境”。因此，这一经济模式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是一种深具发掘价值的经济模式。
（二）建构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 从而建构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功能的社区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个人利益本位日益凸显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伴随着群体性合作与社会组织的再整合过程。基于此，村社区在建构自己经济能力的同时，也建构了社区公共权力在新条件下的运作能力；此外，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家族文化传统的社区情境，传统家族化的治理资源自然成为共同体能够借助并获得认同的资源。由于它能有效地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分担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而且，由于这是适应市场机制与借用民间深度认同基础上的职能分担，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
经济关联型的社区权力运作是共同体组织权力运作的一大显着特征。 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类民间组织天然地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同时，经过市场化的大扫荡，经济理性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准则，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着重新的编织与梳理。这些都决定了，在治理能力再造中，只要具备条件，就有可能通过经济资源的注入来实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微观单元的自发调整与适应。在社区组织内，许多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规定往往都带有经济性的处罚与激励。几乎所有公共活动的参与（小到出席一般的村民会议，大到代表村参加龙舟大赛）以及所有涉及公共荣辱的事件（小到拿文凭考上学，大到参加国际比赛拿国际大奖）往往都与社区经济“奖励”或者“处罚”联系在一起。而且，效果往往还很明显。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在历史上华南村落强大的宗族组织与其令人诧异的自组织能力之间，宗族公共财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是宗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又是宗族活动具有吸引力的前提条件。波特在对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的研究中指出，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注：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68.）。
这种经济关联型的权力运作，是在社会变迁条件下， 以一种类似于市场化的方式对组织体系进行再梳理，其权力能力主要来自组织成员之间的密切利益关联。这一治理模式，与一些地方成功地采用经营式动员的道理具有一定相通性。其之所以有效，“在于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注：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当前，在中国社区公共经济发达的村庄中，这种治理模式并非少见。在这些村庄中，社区公共经济与人的经济理性的结合成为村社组织最容易挥动的“权力之棒”。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以村社正式组织为基础，借助于社区经济资源与内部利益的联系来实现的。该治理模式中，除共同体的公共经济资源外，利益相关的内部组织化联结本身便是有效的治理资源。
在这一拥有历史文化渊源的社区组织情境中， 它拥有一般现代城市社区难以具备的本土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每个治理细节中都发挥着它的功用。比如，对家庭和家族影响力的开发与利用是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户代表会议”是目前石牌村社区广泛发动的重要途径，当有关事项需要进行全体动员时，此村常常以“户代表会议”的形式达到目的。
借助宗族性关系依然是社区权力有意或无意采取的一种策略。 宗族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曾经是村社区权力运作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在社区“心灵”深处，它依然是协调社区资源配置、实现社区正常运转的因素。在实际最高权力层“两委会”成员构成中，大姓氏池、董、潘姓大体上是平衡的。三姓称大与照顾三大姓的平衡是村里的老规矩，这对于协调群众的心理平衡有好处。社区组织的宗祠重修活动，先是池氏宗祠重修，继而潘氏宗祠重修，接下是董氏宗祠重修。社区权力就是在包容、顺应与利用本土化与民间化的规则过程中自发地实现着传统心理与现代社会变迁的交流，同时创造着新基础上的社区权力认同。
在这个熟人与半熟人化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里， 正式与非正式权力关系呈模糊化状态，它们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利用在促成权力寻求内部合作、推动社区事务的运转上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正式权力与关系的非正式利用、非正式权力与关系的正式利用同时存在于社区权力的逻辑中，并渗透到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民间舆论、熟识信任、身份认同、父老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时不时进入正式权力实现秩序的过程中。虽然社区公共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与社区结构中的一些内在紧张直接相关，但它同时又是推动社区秩序实现的力量。
村社区实现秩序的权力运作， 主要还是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拟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在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调解人们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利益关系时，它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关系网络；其效力来源于对本土化知识的熟悉以及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机制（注：梁治平：《论清代的习惯与习惯法》，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其中，无论是权力之下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还是权力之上显露出来的赫赫威严，往往都没有脱离家长制的韵味。林南在论述天津大邱庄发展模式时也指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因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族网络（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28页。）。同样可以看到，在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社区，自主权的复得为社区权力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利用扎根于村庄记忆中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成为一种便利的而且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在这种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中，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关于社区经济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学者对社区经济与治理效果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二是对这类社区治理模式的评价问题。非农化村庄研究表明，这些村庄已有的治理成果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社区内社会资本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深度非农化的城中村社区事实上已经从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过渡。如何对这类特殊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定位？有学者论及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时指出，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与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实现善治与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战略性政策（注：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城中村社区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存在，是社会资本相对丰盛的所在。虽然，社区的城市化与市场化瓦解了部分社会资本，但它也继承、创造或者强化了一些社会资本，特别是利益关联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在进一步的社会资本增值路径中实现社区治理优化，更会显示出共同体组织网络的重要性。
显然，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结合的社区权力运作， 其有效性与合理性都深深地存在于这个具有经济实力与历史文化根基的共同体中。社区公共经济与本土性资源基础上构筑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特殊城市社区找到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秩序法则；它在大量分担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在这块弹丸之地准备着完全融化于城市的种种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本身会有它内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派生的。这种成长于大都市里的特殊社区毕竟不是孤岛，都市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给它带来深深的颤动。石牌村的权力与秩序结构随时面临着挑战，对挑战的应对也正是这个过渡性社区权力与秩序格局的自我进化过程。
（三）走向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的建构
在厚实的社区公共经济与独特的治理模式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在非农化农民群体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理性与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它既是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共同体生活中，隐含与依附的、已经存在的与还在“生成”的内在质素，随时都能够被发掘出来，并派上实际用场。这些早已结束传统农业生产、往往又被现代市场竞争排斥于就业边缘地带的人们，如何找寻富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在其行动体系中凸现出重要性。而在这一行动特点的凸显化过程中，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潜在资源，随时随处都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现实资源。宗族性联谊是城中村异常活跃的民间活动，在参加祭祖典礼、观赏庄稼长势、共述两地情缘的交流中，在类似这些血缘和历史情缘的联系中，所实现的不仅是历史的延伸，而且还在实现着城市化、市场化中人们的心理认同与社会认同，以及社会视野与社会关系的扩展。从派生出的少量经济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能够嫁接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崭新生长点。
现代文明生活核心的理性精神与文明生活方式的培养，同样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为共同体组织的存续，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急需的现代文明与理性化精神，才有条件以组织化与群体化的方式传播并被农民接受。实际上，无论是天河区发起的村民素质教育，还是广州市推行的殡葬改革、居民普法教育等活动，主要都是通过共同体组织的力量和网络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其中，村民素质教育推行的力度大，持续的时间也长。1999年3月，石牌村根据区委区政府文件，制定了村民素质教育方案，并以公司董事长挂帅方式成立了村民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分批对村里16—40岁的中青年村民进行全面综合素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课、法制教育课与专业技术课，经费统一由三骏公司负担。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与经济奖惩相联系的制度规定。许多参加学习的学员都顺利通过学习。不管这种形式的素质教育有何局限，在让村民转化为真正市民的素质训练中，它都具有独到的效果。
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 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许多人承认，迈入城中村以后，生活状态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但生活质量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社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还能保持传统社会文化网络，这是这一时期能够贴上“黄金”称谓的重要原由。日本学者内山雅生指出：“那些过去的惯行的继续存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民生活本身是依存于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的。”（注：转引自李江涛、吴重庆《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中国农村研究》200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学者在广州都市村庄南景村的调查中也同样发现，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南景村民没有产生如台湾都会区原住民的自卑感、精神的失落和内心的郁闷，没有造成文化弥合中的深度困扰，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划定着认同的边界，在村庄的认同中，分享着组织化的管理与经济利益；在地缘、血缘与历史文化的认同中，寻找着往日的亲情、友情与社会心理的满足（注：孙庆忠：《都市村庄——广州南景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15页。）。它在与都市文化的交流中，维系着一些固有的行动方式与交际网络，同时又在建构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城市化的深化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先糅合继而又逐渐疏离的过程，由此没有形成激烈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冲突。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越经济领域， 对于创立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与社区至关重要（注：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这一具有社会资本性质的组织化共同体，在社区可持续性的经济利益创造之中，在获得认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建构之中，在适应城市化与满足本体需求的生活方式选择之中，均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它是实现农民城市化利益最大化的独特场域与“新型社会空间”。
四、关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进一步阐释及政策性思考
经典的“理想型”范畴中，滕尼斯（Tonnies，F）区分了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前者是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后者则是复杂大型的个人取向型社会；迪尔凯姆（Durkheim，E）区分了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认为前者是“集体意识”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后者则是复杂分工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雷菲尔德（Refield，R）区分了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认为前者以传统规范、全面人际关系互动为特征，后者则以多元化价值观与片面人际互动为标志。纵观这些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的二元分类法与解释范畴，村落与城市都各自拥有一套规范与文化意义系统，它们是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排斥着；因此，若以这种分类视角看，村落终结型的变迁是颠覆性的一种社会变迁。然而，在转型得以发生的并非“理想型”的具体情境中，后生文化形态总会拥有前者文化形态的沉淀。在城市特质与农村特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如果有使过渡平缓发生的场所，那么，巨大的差异与冲突就能够消融于逐渐的演变之中。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恰好为这样的转变搭起了一个时空“平台”。
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生成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在由“村”向“城”的转化中，石牌村并没有采用以“城”去同化“乡”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体的组织架构和本土化的资源去吸纳“城”、实现与大都市融合的路径。此种转型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组织重组，无论是向城市社区组织转型的居委化，还是向现代经济组织转型的公司化，都是寄居于本土组织的。令人关注的是政府力量对这种方式的介入。石牌村改制五年后的居委会换届选举，街道仍然下文让三骏公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最贴近民间的基层政府部门常常体会到借助本土力量进入工作的便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会通过各种途径有意识地保护这种力量，如三骏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还曾一度兼任街道党委副书记；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出于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以及对本土性力量感知的弱化，更倾向强化政府本位的权力，由此招致文本制度与实际工作的矛盾。
这一转型表明了村社型共同体组织及其本土化资源对农民城市化的意义。 因为这些本土性资源是寄居在共同体组织网络之中的，因此，共同体组织便成为“小传统”依附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场域，该组织本身也成为最重要的本土资源。通常，具有弱“势能”特质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是以自己的“小传统”为“桥梁”，进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强“势能”特质的“大传统”中去的。而农民是通过他们的“小传统”进入到“大传统”中去的（注：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特定“农民”群体城市化的实质性依托。
学者指出，应该对我们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策略与政策进行深刻反省， 发挥与发掘诸如宗族、宗教与习惯法等传统资源在社会与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即使一些“社区记忆受到市场化与现代化冲击会趋向弱化，但在短期内，它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注：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者甚至一致认为，“小传统”中的不少因素都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因为，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注：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对于农民这一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动员与利用自身具有的社会资源更是他们走向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效的与便捷的路径。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群体成员可以借助的惟一重要社会资源。 在城市强势力量的“围攻”下，脱胎于农民、又不得不进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民普遍一无技术、二无文化、三无特殊优势，是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弱者保护机制，这些人的诉求与利益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忽视。由于都市村社共同体具有长期正式组织的合法性，同时又根植于农民的历史文化以及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与制度，所以，这类共同体拥有实现这一群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能力与潜力。
篇12
三是实施共铸诚信行动，促进以“擦亮xxx窗口”为重点的文明行业创建上水平。
2、继续开展了“树文明礼仪形象，做诚信服务标兵”活动。以窗口单位、服务行业为重点，以职业技能、优质服务为主要内容，掀起了争做一流员工、争当岗位能手、争创文明行业热潮。
四是实施乡约文明行动，着力提高以“三大创建”为重点的新农村文明建设水平。
沟300多条，栽植行道树50万棵，栽花240万株，修建公厕和改造厕所2300个，修垃圾池子300个。
2、继续坚持和深化文明村镇创评活动。在全市广大农村组织开展了“新农民、新环境、新文化、新风尚展示活动”和评选“乡约文明三项十佳”（“2008乡约文明十大人物”、“2008乡约文明十星农家”、“2008乡约文明十佳乡村”）活动，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业、农村、农民发生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是实施城乡清洁行动，搞好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1、着力优化城市环境和公共秩序。对乱丢乱扔、随地吐痰、争抢拥挤、乱穿马路等顽症陋习，进一步加大了集中宣传整治的力度，引导人们告别不文明的行为习惯
2、大力加强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治理。开展了“提高市民素质、营造美好家园”活动。起草了《“提高市民素质营造美好家园”活动方案（讨论稿）》和考评细则。在新闻媒体刊发了《争当文明市民营造美好家园倡议书》并设置了专栏。召开了市民代表座谈会，聘请志愿者担任督查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着手公益广告的制作及宣传。积极动员文明单位进社区，在开展城市清洁行动的同时，与困难群众结对子、献爱心。组织志愿者为棚户区动迁居民提供帮助。开展了市容环境卫生考评工作。每季度与城管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进行一次大检查，检查结果在媒体公布；从日常工作的角度强化管理，进行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立即下达整改通知；实行动态管理。
六是实施呵护关爱行动，开展以行为养成为重点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活动
1、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了争做“五小”活动。进一步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教育资源，巩固“三位一体”教育网络，组织开展了以“在家做父母的小帮手，在社会做文明礼貌的小标兵，在学校做团结友爱的小伙伴，在社会做遵守秩序的小卫士，在独处时做心理健康的小主人”为主要内容的五小活动。
2、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广泛开展“知荣辱、树新风、我行动”道德实践活动。成功承办黑龙江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中央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组组长张英伟，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陈永芳及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盛况中央、省
、市各新闻媒体给予充分报道。xxx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高度赞誉。组织全市青少年参加了“全国百万青少年‘我承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活动”。
3、完成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创新案例申报工作。收集创新案例近百篇，经整理、修改向省文明办推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创新案例20篇。
4、组织“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投票工作。向各县（市）区下发了通知，并与团市委和道德实践活动联系点等单位及时沟通，落实投票指标。
七是实施春风送暖行动，广泛开展以扶危济困和共建共育为重点的主题公益服务系列活动。
2、制定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2008年高中“宏志班”受助学生推荐工作的通知》，全市16县（市）区预报推荐贫困学生51人。
八是实施筑基提质行动，以培训调研推优为重点，努力提升创建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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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1.门禁社区的发展及现状
最近几十年，门禁社区的兴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同时门禁社区作为破碎城市、 分裂城市或新飞地主义的代表形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讨论。门禁社区是指对入口做门禁处理的居住区域，拥有确定的边界，通常有围墙和护栏，还有人为控制的入口，是人为控制的安全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样不仅增加了居民的社会距离，强化了他们的心理障碍，而且恶化了原本已经比较紧张的社会关系。
在我国，出于安全考虑，门禁社区的形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中。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基本需求层次理论”。门禁社区在解决人类的安全需求时并没有很好的兼顾到人类的社交需求。
宜昌市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们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的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烈，选择了门禁社区却丢掉了“人性味”。
2.研究目的
深入挖掘本城市门禁社区的安全性与交流性问题，为本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思路，探寻适合我国大城市社区发展的安全性与交流性社区规划模型。
二、探究桎梏门禁的根源
为了使调研更具科学性，本次调研深入学习了国内外优秀案例，谨慎选择了调研对象，制定了科学的调研方法及思路，具体如下：
1.国外社区治理思路
1.1美国的积极治理政策
《国外城市封闭社区积极治理》中指出：美国居委会协会认为封闭社区的自我管理是理想的地方民主组织模式。主要内容有:
（1）州立法规定社区委员会必须选举产生、要定时召开会议，记录居民公开会议、公开社区事务和财务及其履行情况；
（2）设立了州官员――监督业利的实施情况。
1.2荷兰的先进模式
《社会制度对门禁社区的发展影响――中国和荷兰的对比研究》中指出：
（1）更合适的发展规模――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破碎化，新建的大多是有门禁的社区，而荷兰多呈开放式格局。
（2）更人性化的物理形态――中国门禁社区往往用以砖、钢结构为主的围墙将整个小区封闭起来，而荷兰门禁社区围墙较为矮小，多为篱笆、河流等自然软边构成。
（3）更科学的管理模式――荷兰的住房开发计划往往涉及到多个开发商，开发地块比较分散，居住区内部的居住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往往由政府提供和负责维护。国内房地产开发一般仅由一个开发商进行整体开发，把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转嫁给居住区内居民，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产权划分和隔离标志的围墙的产生。
2.研究对象的选择
为了更客观的取得研究结果，我们选取了若干门禁小区和开放小区进行调研，并确定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区作为报告的呈现。
2.1本城市门禁小区典例
世纪欧洲城
世纪欧洲城小区总占地面积约为12公顷，小区位于长江之滨；经调查访问，小区现居住人口有2695人，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小区绿化率达31.9%。
作为门禁小区的代表性：物业通过门禁的管理方式来保障小区内的安全，拥有一系列完整的门禁措施，如卡片识别系统。
2.2本城市开放小区典例
云锦小区
云锦小区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开放式小区，有小高层，四层连体别墅，位于美食街附近，各功能齐全。
作为开放小区的代表性：云锦小区，没有相关的门禁措施，与大学连为一体，共享公共空间。
民主路社区
小区现状：民主路社区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社区，从清末至今，都保留着最传统的街坊式住宅形式。
2.3两类小区的外显特质：
（1）门禁社区
消极排外性
世纪欧洲城四周大都是老建筑，居住的大多是低收入人群。而作为一个中高等小区，经济收入、社会层次上的差距以及人们的排外与防范思想，加大了设立门禁的需求。区内居民与周围居民的交流几乎为零。
“环套门禁”
世纪欧洲城与大多数小区一样工程分期完成，每期工程又单独成为一个小区，设立门禁。两期工程之间仅相隔10来米，由于门禁的存在，使得两期居民之间的交流几乎为零。
（2）开放社区
积极融合性
云集小区主要是以老师和学生为主。小区与大学整个环境连为一体，共享公共活动空间，进入该小区会给人一种活泼、积极向上的感觉。
”街道眼”
通过走访和实时访问了解到，云集小区中老年人常一起闲聊娱乐，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对外来“异类”警觉性强，在不知不觉中就担当了“街道眼”的角色。
人的高“戒备度”
开放式小区内由于缺少门禁的保护，居民的戒备心极度强烈，缺乏安全感。
2.4调查问卷所现的内在问题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隔离――门禁社区为人们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居民间的交流，无论是居民之间还是居民与外界，其交流程度都远低于开放小区的；
（2）社区形式――为解决门禁社区安全性与交流性问题，可以采用街坊式小区的形式，以组团为单位，共用主要生活街，为居民提供一个方便交流的生活空间。
（3）交流场所――在数据对比中得出，人们大多喜欢在露天，距自己小区距离为500~1000米，且体育、商业、文化设施较多的公共空间内活动，因此可以为多个小区共建一个公共活动空间，提高公共空间内的人流量、交流程度和交流范围。
（4）安全保障――门禁社区安全主要依靠小区物业，这直接导致小区对外封闭，阻碍了相互交流；开放小区安全主要依靠小区居民，小区内的“街道眼”等，这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居民间的交流。
三、穿越门禁的桎梏（解决门禁社区安全性与交流性问题的方案）
为了解决好门禁社区的安全性与交流性问题，我们通过案例分析、调查研究等，做出了如下方案:
1.周边环境：弱化隔离
当今社会，阶级分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门禁小区加剧了这一现象。因此我们在小区设置时，可以先行规划，采用大杂居小聚居，让居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圈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就必然会有所提高。
2.公共空间：强化共享
门禁小区不必每个小区都设有大型的公共活动设施，可以选择几个小区共建一个大型的露天公共场所，而且公共场所距离每个小区的距离控制在500~1000米最佳，公共空间内应当在满足环卫要求下更多的以体育、商业、文化设施为主，从而创建一个类似于开放小区的交流环境，增大公共空间的使用率和小区居民的交流。
3.公共活动：“新版”社区眼
物业部门应当多组织一些居民喜爱的公共活动，多提供一些交流的机会，这样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日常活动，也利于居民之间的交流，还能增加社区内的“街道眼”，使社区内的安全性更有保障。
4.门禁的物理形态：软化边界
中国的门禁小区几乎都采用以砖和钢为主的围墙，不知不觉中让人望而怯步，不利于小区的对外交流。因此建议门禁小区尽量利用篱笆、河流等自然软边为边界，这样利于小区绿化，而且能增强小区的整体感观和交流。
5.街坊式住宅：新型居住模式
在小区采用街坊式住宅的形式，使小区主干道路成为城市道路，利用围合的组团形式构成四周有路的街坊，进行封闭式管理。这是一种划整为零的方法，将原来整体的安全防御分散到组团围合的街坊中去。街区住宅围合起来的半私密空间有较强的领域感，可促进居民的了解与交流。同时组团的布局避免了视线的死角，增加了居民对居住区的视觉监视。同时能够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照面的机会，创造街道眼，有助于预防和破坏犯罪。
6.管理方式：多元化利益群体
多个开发商加入住房开发计划，同时设置相应的开发制度，内部居住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由政府提供、负责维护，使完全自我封闭的门禁社区难以形成，公共交流空间开阔，同时实行具有健全制度的小区区域自治制度，这样能兼顾安全与交流。
四、理想模型的初略思考
将安全与交流这两种元素共同融合小区中，是我们构建理想模型的主要思想。小区内部采用街坊式住宅，以自然软边围合，在大杂居小聚居的基础上让多个小区共用一个活动空间，并控制之间的距离，是构成理想模型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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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瑞英、闫小培、曹小曙. 国外城市封闭社区及其治理.经济地理.
[3]李培.国外封闭社区发展的特征描述. 国际城市规划，2008.
[4]余侃华、张沛.国外门禁社区发展的多视角审视与反思. 域外规划，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