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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与道德在本质上有一定联系，内容上存在相互渗透的联系，法与道德在内容上有相互重合的地方。道德对社会的调整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程序性和强制性.二者区别在于生成方式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发在生成上由有权威主体经程序主动制定认可，具有建构性.道德是社会生产生活中自然演进的；发有明确的行为模式，道德有相当大的弹性；法有可诉性强制性，道德的约束多靠舆论和自身。
当代中国对法治的呼唤，可以说是对秩序的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一个社会的总体看来，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法治的确立必定是后续性的。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治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而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笔者想应该是靠大家的道德、文化素质、觉悟、自觉性、法律意识等等，归结为一点还是靠道德和法律。那么我们先看看目前我们的道德现象。
一、当代中国的道德现状
1.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然而，近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我们应回头审视，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教训一：信息不透明，未能及时防止危害扩大教训二：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未能及时上报教训三：食品免检造成监管空白归结一点：商家无商业道德、政府无道德责任。
2.2011年3.15特别行动中，央视曝光了双汇“瘦肉精”养猪一事。瘦肉精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瘦肉精有着较强的毒性，长期使用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
3.2012年4月9日凌晨始，一条关于酸奶和果冻中所用凝胶来自破皮鞋的消息再次震惊了中国人。通过微博传播的这条消息，引起了公众的极大不安。虽然作为消息源头的微博被用户自己删除，但是，有关“破皮鞋”带来的惊恐和疑问却并不能在瞬间被“清零”，恐怕将长久地留存公众心里。
当然笔者不能穷尽所有的道德问题，但一个个的血的代价让人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
二、原因分析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在一切有着利益追求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一切有着个人独立意志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基于思想观念和意欲要求差异上的行为冲突。社会冲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切社会都存在着或隐伏着社会冲突。但是，控制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又是社会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社会冲突，特别是存在着社会冲突不断扩大和激化的可能性，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威胁，社会成员就会处于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那么法治社会对于这些冲突该如何解决。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处理措施，有什么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一）美国
在美国，商家是轻易不会也不敢铤而走险，因为当一些商家如果生产了一些劣质产品，对其采取的惩罚性赔偿是很厉害。不得不承认，目前来说世界上食品安全体系比较完善、健全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维护食品安全的三把利剑分别为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召回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
其中，惩罚性赔偿对生产和销售危险产品的企业日益发挥出威慑作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美国每年大约都会扔掉价值910亿美元的食物，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出售过期食品的商家，其结果就是被举报后受到重罚，而且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得关门。 所以，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
（二）日本
在日本，如果有商家生产劣质食品，实行环环追溯管理。 日本1955年爆发的“森永砒霜奶粉”事件曾致1.3万儿童受害，死亡130名。“森永毒奶粉”事件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进步。以此为契机，1957年日本大幅修改食品卫生法，强化了对食品添加物的有关规定，1960年后又出版了《食品添加物法定书》，对乳制品添加物做了明确的限制规定。列入规定清单的有毒物质逐渐增加到了现在800多种。
日本的食品监管非常重视企业的召回责任。日本报纸上经常有主动召回食品的广告。日本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和食品政策。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
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
（三）巴西
在巴西，为了杜绝和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巴西政府设立了很多食品监督部门、颁布了很多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并且采取重罚措施，对违法生造假企业、起诉企业法人进行重罚。在巴西，生产未达标产品的企业将受到处罚。如果是重犯，企业都将被处以与首次发现时数额相同的罚款，同时还要接受停产30天检查、没收不合格产品、收回已投放市场产品等一系列处罚。
如再被查出，案件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企业法人将以食品造假罪被起诉。
（四）俄罗斯
在俄罗斯设立监督局统一管理。在俄罗斯，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过去一直由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兽医部门、质检部门及消费权益保护机构共同负责。但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婆婆太多也带来职责划分不清、推卸责任甚至相互扯皮的弊端。
这一局面在2004年开始得到改观。当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理顺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命令在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下设立联邦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将俄罗斯境内食品贸易、质量监督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交由该局集中负责。
新机构的成立对于集中行政资源、监控食品质量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大国，食品安全一直是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造成民众，这促使法国加大了对食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监管力度。
销售部门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巴黎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关门前都会把第二天将要过期的食品扔掉。判断食品是否过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标签上的保质期，而一旦店内有过期食品被检查部门发现，商店就得关门。
从以上几个国家惩治商家道德问题的措施来看，我国目前频发的商业道德问题的原因不外乎三点：制度不健全、机构不完善、商家无职业道德。
三、凸现法律强制作用
看了我国目前所存在的道德问题，再看看我们国民的道德意识，我们可知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靠国民自觉的道德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不够的，美国著名人类学教授霍贝尔霍贝尔认为，法律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不能离开社会文化来研究法律。霍贝尔说，“在任何社会里，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法律存在的真正的基本的必备条件是，社会授权的当权者合法地使用物质强制”，他还形象地将法律的此种因素描述为“法律有牙齿，必要时会咬人，虽然并不时时使用”。由此可见，霍贝尔所称的特殊的强力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律强制性是相同的，说明他也意识到了只有强制性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强制性才是法律的本质特征。至于官吏的权力则来自法律的强力，而规律性是法律的起码要求，都不足以构成法律的本质要求。
可见，在现阶段我国的商家道德意识差，那么约束商业道德问题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良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凸现法律的强制作用，怎么强制，重罚重判重赔偿。等国民的道德素质上了一个台阶，已经向良性发展时，我们的强制也就可退居二线了。
道德是心中的法律，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道德。现实生活中存在这很多不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我们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一切道德问题，比如：公交车不让座问题、对弱势群体不救助的问题等，我们很难用法律来规范道德行为，通过立法来强制道德行为，但对于一些有违道德又违法的道德败坏的行为，我们不仅应该用立法来规范，而且应该凸现法律的强制作用，如加大处罚力度，让这些道德现象不再重复或减少发生率。
应当承认，强制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是有着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强制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都不是最有效的手段。惩罚不是目的，惩罚只是为了使那些破坏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的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对其他人表明违反准则的行为的不利后果以及遵从的意义，从而加强他们对社会准则的认同。所以说，惩罚只有在针对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的行为并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正当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这就是强制力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的强制力可以被视为善的强制力。
篇2
1冲突问题来源于海因兹故事
1.1海因兹故事
在欧洲，曾经有个妇人患上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癌症，生命垂危。很多医生一致认为只有一种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这就是本城的药剂师最近研发的一种新药。研发这种药的成本虽然为200元，但是药剂师乘人之危索价2000元。妇人的丈夫海因兹四处筹钱希望能够借到足够的钱来买这种药治疗妻子，但是最后仅仅借到1000元。海因兹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把药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没想到药剂师却说：“我研发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在深夜撬开了药店的门来偷药。
1.2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分析
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以下问题。海因兹应不应该偷药？海因兹偷药救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导致海因兹偷药的原因是什么？海因兹偷药虽然构成了犯罪，但是没有违背道德，应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
第一，海因兹偷药是为了救妻子的命，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需要；药剂师卖药赚钱也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针对这一点，为了各自的利益，海因兹和药剂师都没有错，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有各自的理由和原因的。第二，海因兹偷药尽管触犯了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却是为了救人；药剂师虽然将趁机抬高要价，有些违背道德良心，但是并没有触犯法律。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协商和合理的程序来改变，而且社会中除了法律还有许多诸如生命的价值，全人类的正义，个人的尊严等道德原则。因此海因兹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在道德上认为海因兹有责任去救助任何人的生命。相反药剂师的乘人之危的行为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海因兹偷药这一违法行为。
2法律与道德产生冲突的根源
2.1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的冲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其本身的权威性、强制性决定了法律具有较强的预测性。此外，法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但是道德规范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道德的动机隐藏于人性的深处。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我们的需求极其复杂多样却又不断变化，因此形成了人的需求的金字塔层次。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又造成了道德动机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不同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行为的动机不同，同一主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道德行为的动机也会不断变化，道德动机已经无法转化为某种单一的机制。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快速多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发生了冲突。
2.2法律与道德规范的价值理念的冲突
法律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样决定了法律追求的价值理念是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可。当代法律的核心是以权利和义务紧密结合的调整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即公民在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然而道德却不能完全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实践，这是因为道德的多元化和以义务为核心的要求。因而当法律的普遍标准与道德规范不一致，冲突便应运而生。
2.3法律的移植与变革与道德的内容的冲突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法律同样不能例外。由于法律的移植与变革，虽然带来了良好的景象，但是因为有意识的社会移植与变革也造成了与道德的冲突。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曾一度提倡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大同社会。平均主义的提倡者企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来改造世界，试图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进而要求消灭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现绝对平均。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否认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3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协调
法律与道德二者虽然各有优势，但是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法律与道德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若要很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二者的互补性的特点以便它们更为有机的结合。法律是道德的基础和依托，是使人们自觉守法、健全法制的重要保证。法律又是道德的具体化的表现，是道德的最低的限度。法律规范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法的公平正义原则恰恰反映了道德的愿望，体现了社会生活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同时法律是道德的支撑，没有法律的强大的后盾支持，道德的美好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因此要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互补性，就要抓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首先，在立法过程中要有一个准确的道德定位，但是这并不是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关键是道德在何种条件、何种范围以及何种层次上的法律化。这部法律是要调节哪方面的社会关系，保护哪些主体的利益。其次，不能忽视道德因素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在医疗纠纷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了患者家属闹医院的现象，患者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在这个时刻作为执法者的公安部门就应该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精神，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相关患者进行相应处罚，以维护医院的合法利益。最后，在守法方面，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社会中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医疗纠纷当中患者是弱势一方，因此理当医院来对消费者负责，并不管造成纠纷的原因和经过。将心比心社会民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有必要对其加强守法道德的宣传，不仅使患者家属注意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指导病患采取有效的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4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对现实社会的启示
4.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此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只能以现行的法律为依据，不能仅仅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肯定导致法律一时之间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然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可以发挥其主观性来调整这种新生的行为现象。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的机制，因而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滞后，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以及道德的无力状态和被蔑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同样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4.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一部良好的法律表明法律要求包含某些道德价值，因而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复杂的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南辕北辙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二者结合的有机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到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所以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的问题时，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涵，巧妙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注入道德的血液进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总而言之，道德化的法律应当履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说教活动，法庭成了教育的场所。
4.3中庸之道-法治追求的品质
法律的真正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律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法官在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目的是彻底解决纠纷和平息诉讼。当代的法律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权威性，不可侵犯，人们必须要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温和的一面，比如法律要体现人道主义，法律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来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外部生理性的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主体时刻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全面否认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会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又会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发挥作用，否则一定会存在缺陷的，但是这种强制作用会使法律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和相对稳定。
参考文献
［1］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
篇3
二、法的运行对和谐社会制度的构建作用
法的运行是法的运动状态，即从制定生成，再到实施实现的动态运动过程。法的运行具有阶段性，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阶段。
(一)完善立法促进和谐社会制度的形成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民主法治所要实现的是通过法律的调整使权利约束权力，权利和权力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法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起到的是总揽全局的作用，法治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只有法治才能维护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离不开法治的保障，需要通过法治来激发社会成员的建设热情，法治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离不开法律的有效调整。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法律为支撑发挥法律的基础性作用。
(二)科学执法保障和谐社会制度的建设执法是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实施的行政管理活动。行政管理活动涉及面广，涵盖了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行政机关各项权力的行使能否做到科学有效，民主公开，确保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依法平衡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直接影响到社会关系的融洽，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现今的法治建设中，必须严格贯彻执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民主性，加强执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度，引进权力监督机制，健全权力问责机制，利用法治来提高施政理念的科学性，制度规则的规范性，组织运作的合理性，执法目标的正确性，确保政府的各项行政管理行为和社会活动严格依照法律运行，从而做到依法行政，真正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贯彻实施。（本文来自于《法制博览》杂志。《法制博览》杂志简介详见）
篇4
法的作用可划分为法的规范作用和法的社会作用。这是根据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对法的作用的分类。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看，法具有规范作用，规范作用是法作用于社会的特殊形式；从法的本质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会作用，社会作用是法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种对法的作用的划分使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突出了法律调整的特点；同时，又明确了各个时期法律目的的差异。
二、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
法的这五种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的性质和价值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实现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
三、法的指引作用又称为法的引导功能，是指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
在这里，行为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例如：某林区村民于小林为盖房欲去山上伐几棵国有林木。父亲对他说：未经许可去伐国有林木属滥砍滥伐，是违反《森林法》的。于小林依从了父亲的指引，在这里，于小林听从父亲劝导，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行为违法，而未去实施，说明法有指引作用。
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个别性指引，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形成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情况的指引。如人们根据交通地图找路、引小孩过马路；又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
另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是通过一般的规则对同类的人或行为的指引。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调整。个别指引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言，规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义。
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确定性程度（有的学者认为是从立法技术上分的），法的规范性指引作用还可以区分为确定的指引和不确定的指引。确定的指引，即通过设置法律义务，要求人们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使社会成员明确自己必须从事或不得从事的行为界限。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是指通过宣告法律权利，给人们一定的选择范围。所以，该规定为行为人提供了不确定的指引。
确定的指引与义务性规范（也称义务性规则）相对应。例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又如，小丽根据我国《刑法》第257条第1款的规定，对养父陈某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提起自诉；该刑法条款对小丽的行为起到了一种确定性的指引作用（见《刑法》第257条第1款：“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再如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该规定对于具有物权孳息关系的当事人可以起到很明确的指引作用。
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它与授权性规范（也称权利性规则）相对应。为了加深大家对不确定的指引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7个实例：（1）《继承法》第16条2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即是说公民既可立遗嘱，也可不立遗嘱，可立遗嘱指定法定继承人一人，也可指定数人继承个人财产，因此属规范性指引中的有选择的指引）；（2）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是说：是否变更由当事人自行决定）；（3）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条文既是确定的指引[因为故意杀人行为设定了必然的法律制裁以禁止犯罪]，又是不确定的指引[因其属裁判规则，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4）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权申请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5）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即是鼓励年满18周岁的公民积极参加选举）；（6）《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即允许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有权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7）《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法的作用角度看，该规定为行为人提供了不确定的指引。
法的评价作用（裁判作用是其中一种）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这里，行为的对象是他人。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为评价人的行为的基本标准。为了加深大家对评价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4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民法通则所确定的这条法律原则的内容来处理有关传销的案件，正是一种用法律条文中有关法律原则来判断传销活动的合法与否，是法律原则评价作用的体现。裁判作用是指法可以作为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裁判标准，实际上是法的评价作用的一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以上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正是根据该法律原则来裁判传销的合法性，体现了法律原则有裁判作用。）2、某林区村民于小林为盖房欲去山上伐几棵国有林木。父亲对他说：未经许可去伐国有林木属滥砍滥伐，是违反《森林法》的。于小林依从了父亲的指引，在这里，于小林的父亲根据法的指引，对于小林的行为加以评价，认为儿子不经许可去国有林区伐木，会违反《森林法》而加以劝阻，小林听从法的指引没有实施法所不允许的滥砍滥伐行为，说明法有评价作用。3、人们的很多行为并不由法律调整而由或道德规范来调整。4、对离婚案件，从法律上一般仅能判断是否应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原因可能需要根据道德规范来加以评价。
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作用又具体表现为示警作用（反面教育）和示范作用（正面教育）。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商鞅是很会发挥法的这两种教育作用的。他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的实例。秦国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这也是示警作用的典型写照。法的教育作用对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法的预测作用是指凭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预先估计到人们相互之间会如何行为。法的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包括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行为的预测。社会是由人们的交往行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存在就意味着行为预期的存在。而行为的预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社会能够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为了加深大家对预测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14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根据这个法律原则，人们可以认识到传销作为一个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在传销过程中，不能作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否则就会触犯法律，体现了法律原则的预测作用。）2、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虽然道路上车辆很多，但自己在道路上行走时，只要遵守交通法规，还是相当安全。（即人们相信，在通常情况下，驾驶车辆的人会遵守交通法规，他们不会危害自己的安全；如果他们违反交通法规，交警将对他们采取相应措施）。3、合同法使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各自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可以合理地指望，也即预测到，在一般情况下，对方将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将保证合同具有约束力。（通过合同法和所订立的合同，双方就可以相互预测对方的行为以及有关机关对这种行为的反应，这是法律的预测作用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4、一个打算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人，根据法律考虑主管部门是否能对自己的申请核准登记并发给营业执照。5、一个诉讼当事人，根据法律考虑其他诉讼当事人、正人会有什么行为，也根据法律考虑法院对自己的案件会作出什么判决。6、由于《合同法》的存在，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预见到什么样的合同是有效或无效，违反合同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后果。7、由于《集会游行示威法》的颁布和宣传，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组织非法游行的后果。8、基层人民法院面对一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就应当将其移送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见《刑事诉讼法》第20条、第21条）。这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就是由司法官员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根据法律规定，所作出的一种预测。9、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见《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这里“可能被判处死刑”同样也是法官预测的后果。10、《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该规定对于具有物权孳息关系的当事人可以起到很明确的预测作用。11、对于那些“法盲”而言，法的预测功能似乎没有显示出来，然而法并不因为他们不知法而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拒绝承担法律责任。12、对于那些明知法律禁止而铤而走险的人而言，则是法的预测功能在他人身上的扭曲反应。13、在专制国家里，如在奴隶社会的国家，形成“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状况，这只能说明其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14、在文明的法治国家里，法律应宣告民知，这样才可能为发挥法的预测功能提供基本的前提。
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可以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这里，强制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让人们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规定能够转化为社会现实。在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离开了强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而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则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权威。为了加深大家对强制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2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根据以上法律原则来处理传销案件，如果发现传销活动中有违反这一法律原则的行为，就会给予法律的制裁，从而强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本法律原则的规定，使经济活动能够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体现了法律原则的强制作用在规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2、法律规定中的制裁措施：如刑法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民法中的停止迫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罚款等，行政法中的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停止营业等，宪法中的弹劾、罢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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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自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消除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继受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制度，所以，有必要就此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以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借鉴和引领作用。此种对比更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从理论构建上来讲不那么完善，与此同时，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实务案件却少之又少，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的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如此这般那般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在笔者看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作用，有必要就法律与道德此消彼长之争的前世今生简述一番。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与欧美国家的道德和法律观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学术探讨可谓是精彩纷呈。就我国而言，不同于欧美法学家着重探讨法律与道德本体问题意义上的联系，我国的先哲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早已默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界限的划分他们看来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紧密联系前提下所进行的种种现实思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一系列的传统法制理念交织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潜意识的观念早已对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这种传统必定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辨进程产生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的法制进程都会夹杂着道德的评判，这种评判也许是一种法制进步的羁绊，也许是法律制度人性化的应然的伦理体现。所以，法律和道德本体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参阅欧美著名的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之争。首先是自然法哲学派，自然法哲学经历了由古典自然法哲学到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哲学认为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所谓自然法，来源于大自然，法律都是在这种自然法的引领下制定的，以此为标准构建的法律对恶者施以惩罚，对善者施以保护。简单概括之，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3］。以郎•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哲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然法哲学派中的关于虚幻自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直接切中道德予以论述，更深入的论述了道德之与法律的无处不在。郎•富勒针对道德法律的关系，引出了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有关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具体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微观的程序问题。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也就是法律的所追求的外在的宏观的实体目标。正是此种概念的引入，使得自然法哲学的道德观点更加凸显。然而，自然法哲学派这种特别重视并追求法的本源和价值，从价值层面出发论证了法律的道德价值基础和基本目的的方式。使得这个学说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不恰当的延及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和规范、秩序等各个层面，从而必然导致法的独立品格的丢失和至上权威的损害［4］。分析实证主义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哲学再细化的演进过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领域那种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产生了反对思辨先验的实证主义哲学。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慢慢往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法律科学体系渐渐演变为法律实证主义哲学也即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约翰•奥斯丁主张把实在法区别于伦理与社会政策，就实在法的产生而言，简言以蔽之，实在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或叫“应该的法”，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道德化与合法化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实质上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与“应该的法”之间必然产生的差别［5］。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学家应该关注实然意义上的法律而非这些法律的善与恶，与法理学截然对立的伦理科学所包含的立法科学应该更多关注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而更为激进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直接强调把道德从法律概念中剔除出去，而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很明显，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重视从规范和秩序的层面出发，论证法律的实际效力。他们在相对法律规范的设定上和法的实施中尽力排除不稳定的、相对模糊的道德的过度影响，促使法律和道德相分离来维护法律的独立、尊严和效力，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但是恶法亦法的说法，不免会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
（二）适用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托马休斯曾经指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此观点很容易被反驳。法律并非只关注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也并非只注重人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刑法在考量一个罪犯的罪行轻重的时候，往往会审视该受审判者的内心倾向、精神状况。比如罪犯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所以法律行为并非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只关注法律行为本身。无论自然法哲学派、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还是托马休斯的道德法律哲学观都过于绝对片面，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构建并非纯粹道德或法律的单一产物，而是二者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的产物。博登海默关于道德法律的观点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道德原则起初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随着道德原则的增强继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以此加入国家的意志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如早期的道德原则禁止杀人、、抢劫等暴力行为。随着这种道德原则的加强上升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是，仅仅有法律的规定及制裁，往往达不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也可以说法律并非是社会正常健康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一个人口密集并且人们相互熟知的乡里，人们不进行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制，可能是因为亲情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和睦相处。在国际法中，与其说是对制裁的恐惧，不如说是国家利益或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导致了国家对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服从［7］。就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道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避免的进入法律体系并融入其中。而在法律体系之外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原则之间并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道德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改变，比如同性恋行为就是由被道德所谴责到被法律所允许的一种渐进过程。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没有节点的升华转化，管见以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节点主要是通过义务予以实现。而义务又是行为人是否成就无因管理的首要考察点。法律中强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道德中强调的义务虽然程度范围上有所差别，但却为二者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道德中的义务更多侧重于人们普适的内心情感和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内心愿景。虽然道德义务的强制力不及法律义务那样强烈，然而道德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法律义务。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这意味着法律只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舍弃它们的个性，从而使得法律不可能涵盖各种事物的多方面的特性，某些特定而非普通的应有权利就得不到确认；法律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朝令夕改，也不可能对随时展而新生的应有权利作出迅速即时的反映；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使得它只能强制基本层次的应有权利，而把更广阔的空间留给道德和习惯，如此等等，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广阔的法外权利的空间［5］。所以，道德与法律之间通过义务而发生紧密关联。
三、无因管理制度中道德的“积极引导”与“消极规制”作用
综上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所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之于无因管理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哲学为依托的。在确定了这种哲学观点以及明确了道德法律关系的节点之后，具体到无因管理制度本身，道德如何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呢？笔者就道德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第一，道德的积极引导作用。真正促使管理人行事管理行为的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设计的赋予适法管理人以相对于本人的债权请求权。毕竟此种权利的享有建立在管理人多方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负担侵权损害等赔偿责任。权衡权利与此对应之谨慎注意义务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正常之人不会基于法律的如是规定而冒险求得一债权请求权。正如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的那样，“道德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即它们指明了行事的正当方式。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外部物理性强制与威胁，而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信仰。”［8］社会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并非全部由法律予以规定，个体内心的道德倾向也会使其做出行为选择，同一需要无因管理之事务，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本身就能说明指导社会个体实施管理行为并成为管理人的主要是自我内心道德的引导作用。这种道德的积极引导正如开启无因管理大门的一把钥匙。正如无因管理构成要件规定的那样，管理人不被本人约定义务和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所约束，但是管理人却产生了为管理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并把此种意思转化为管理行为予以实施，这种不受民法意义上约束的意思的产生正如笔者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正是道德之力的作用使然。第二，道德的消极规制作用。受到道德积极引导作用的管理人开始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然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本身并不能肆意妄为不加考量。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法律为了规制不适当不适法的管理行为，针对不适当不适法行为下的无因管理效果予以否定。但是，法律的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阻挠管理人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呢，如若管理人权衡不适法带给自己的不利益与不适法带给自己的利益之后发现后者更优时，此时法律的否定考量是否能够起到阻止管理人的不适法行为呢？所以，管理人一旦着手实施管理行为，其管理行为能否真正按照本人明示的意思或者管理人运用常人思维能够推断出的本人所希冀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内心的真意，也就是内心道德的作用，一个善良并且注重外界舆论的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不会不尽到正常范围内注意义务的，也不会不去考虑本人的意思的。申言之，在管理人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其内心的道德会对他的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点较法律的不适法规定本身更具规制作用。当然，如果管理人不顾及内心的善良道德而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对本人和管理人本身造成法律上的不利益，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综合二者，笔者可以以一形象例子说明之，管理人犹如一“足球选手”，无因管理的不适法的法律规定犹如“足球场”的边界及球场上的各种犯规禁忌。道德则有较多含义，道德犹如“爱好”一般积极引导促使管理人这一“足球选手”步入球场。比赛之时，道德犹如“选手”的“职业道德”促使并鞭策其好好比赛而不妄为、并促使其对场地以及其他“选手”的适当注意义务，如若该“选手”出界或违反比赛禁忌，则会导致犯规，此时犹如管理行为之不适法。所以，一个法律可以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也可以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但它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在它的最上端还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提示着某种批判的尺度。
作者:郭如愿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第四版）［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3.
［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8.
［3］杨长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以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的解读为视角［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4］王闻贤.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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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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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
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着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整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四、道德与法律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
”,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五、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篇8
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房屋承租权是可以转让的，房屋承租权转让是指在房屋租赁期限内，承租人将其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代原承租人的地位，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具体操作步骤为承租人首先要征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然后和受让人签订“房屋承租权转让合同”，最后由承租人和受让人签订“租赁主体变更合同”，变更承租人，由受让人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原租赁合同进行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那么还要到同一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权利质权是为了担保债权清偿，就债务人或第三人所享有的权利设立质权。权利质权是一种准质权。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权利。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权利质权的实现适用动产质权的实现。《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根据《物权法》第五条物权法定原则，和第二百二十三条对权利质权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律中尚没有房屋承租权质权。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并将其规定在《物权法》中。
一、 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根据各种相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我国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问题。其中融资方式少，融资门槛高，又是众多中小企业的一大困扰。现实中有些经营者承租了10年的商铺，交齐了水、电、物业、燃气费等各种费用，在经营过程中偶遇情况，急需周转资金，而自己又无其他令出借人满意的担保措施，这时候如果他们的房屋承租权可以设立质权并质押给出借人，无疑会给企业贷款融资增加便利。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增加了一种新的担保方式，便利了中小企业贷款，无疑会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一线曙光，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二、 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可以填补法律空白解决纠纷。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房屋承租权质押制度，但是有些市场主体在急需资金又缺少其他可行担保方式的情况下会用自己承租商铺或者住房的承租权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质押给债权人，用于担保债权，债权人也同意，并与其签订主债权合同和质押合同。虽然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合同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将来一旦发生纠纷，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以及对质权人的保护就会因为法律的空白而引起一定的纠纷，给各方当事人留下很多后遗症。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可以填补这项法律空白，规范质权人和质押人的各项相关权利义务，从而起到很好的规范行为，预防纠纷，解决纠纷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三、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发展中根据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断的改进自己完善自己。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又一次发展和完善，它的创设有利于填补《物权法》的法律空白，很好的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需求，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从而使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有机统一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彰显出蓬勃生机，散发出闪耀的光芒。
四、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能够很好的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法律的规范作用：是指法自身表现出来的、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可能影响，即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明确告诉人们行为的模式与标准，对人们的行为起指引、预测和强制的作用。
法律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作用。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将会给想要用房屋承租权做质押的人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统一的方案从而指引市场主体在规范的法律框架内参与市场经营。
法律的预测作用是指法律通过其规定，告知人们某种行为所具有的、为法律所肯定或否定的性质以及它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使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行为的趋向与后果。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能够告诉人们国家对这种权利质权设立的支持与肯定，可以使人们预测到自己对房屋承租权设立质权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
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律能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违法和犯罪，保障自己得以实施的作用。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障。房屋承租权质权创设后将得到了法律强制力的支持使质权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对维护市场秩序指引人们遵守法律有很大的意义。
五、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立法构想。
关于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制度建设，笔者的设想是这样的：
（一）、当事人为房屋承租权质押人和房屋承租权质权人。
（二）、房屋承租权质押应该以书面形式设立，并经公证，不经公证质押权不生效。房屋承租权质押权的生效时间以公证书的生效时间为标准。
篇9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篇10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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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着《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篇11
民事调解被称为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行为，调解的结果通常会以民事调解协议等方式而表现出来，即契约形式，因此我们的民事调解其实是一种类似订立契约的行为。这种契约可以在诉讼当中达成的，我们称为诉讼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发生诉讼为目的的合意表现。当然民事诉讼的契约化，是为了减少和弱化程序的强制性，从而就某些程序选择是否适用当事人。
民事纠纷私法的特征导致了民事调解契约转化具有可能性。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最先提出了公、私法之分。它把保护个人的利益的法律叫做“私法”，把保护大家公共利益的法律叫做“公法”。因此，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自己协商和解决民事纠纷，从而使民事诉讼法拥有明显的私法性特征。但是《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已经做了调解书，在送达之前有任何一方反悔了。法院就应该及时进行判决。这条法条的规定可能会给了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给了他们可能以无限制的反悔的权利，因此本人觉得调解是当事人双方订立诉讼契约的行为，但赋予当事人反悔的权利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当事人对于法院浪费人力物力下达的经调解并且制作了调解书不需要任何理由进行反悔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它可能会使诉讼中争议双方的进行拉锯战，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否定，再调解再否定，试想如果对于调解的协议没有了强制的约束力，极易导致就是纠纷双方的当事人可能会存在故意拖延诉讼的时间而且诉讼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调解协议可能只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的一种体现实体权利处分，它实质具有一种合约的性质大概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新的契约。调解书实质上可以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契约，但是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性，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实施，他规定了当事人如果没有无正当理由是不能轻易的反悔。假如反悔的话显然是有违契约的法律的精神，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实际损害了一方遵纪守法的合法利益以及可能会损害审判部门的的权威，同时也违背了民法当中的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二、我国的民事调解书应当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应当在实务审判中的受到监督
在我国目前司法审判机关改革的大潮流下，调解机制是非常的利于民生的一项能贴切真实生活的一项制度，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调解而进行结案的案件逐年递增，随着民事调解递增民事调解的案件法律监督却很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已经发生法律实质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可是并没有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进行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只能向法院申诉对于那些已经生效的当事人又不服的民事调解书，而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法律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无权力进行实质意义的监督的。所以笔者认为审判机关把审判机关制作的民事调解书纳入到检察监督范围是势在必行的。
在司法实践当中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民事调解理所应当的成为检察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地重要的对象，对于进行民事调解达成双方合意而进行结案的法律文书是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也应当进行法律监督，能体现粗检察职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个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应纳入法律监督。司法活动的实践当中不少各级法院把调解率当成法官业绩唯一考核标准，这对于法官是非常不利的，法官可能会为了业绩规避判决风险从而导致审判职能弱化。
三、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阶段关于司法审判当中对于民事纠纷中的诉讼调解在运行中暴露的问题，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认真对待。如若任期发展，最后牺牲的可能是我们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本身。倘若我们连自己本土的好制度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们怎么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战略，又怎样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所要求得达到的法治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但保持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良的传统，更是要全力克服调解制度在我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都需要我们需要理性的态度进行应对。如果任由当事人恶意调解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更不进行制裁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一些别有居心的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程序上的缺陷迫使对方妥协等到调解协议达成，自己利益得到满足以后，利用之前调解协议所达成在诉讼上的优势不按调解协议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就损害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如果出现种情况得不到检查监督不但会使法院的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国如何降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这一问题是我们学界应当着重讨论的问题。
结语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我们的调解制度存在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能整体否认调解的整体功能。至于认为改革的思路是否定法官主持下的调解，或认为“判决为主、调解为辅”的观点也不妥当。因为这一观点可能会极易导致法官不愿意调解或完全忽视调解，这不仅放弃调解的作用，也与现代司法活动重视调解的总方向不符。故而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还需进行科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何鸣主编：《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 章武生主编：《我国民事简易程序之重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篇12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速度加快，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维护村民的权益固然也非常重要。村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不仅会直接影响着村民的切身利益，也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涉及村民利益的纠纷逐渐增多，如果没有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能就会演变成基层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本文以贵州省榕江县三江水族乡分从村的调研为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提高村民法律意识有所助益。
1分从村基本概况
分从村位于榕江县西部，属三江水族乡所辖，全村共有四个自然寨，六个村民组，三百余户，人口1200有余。辖区内居住着苗、水、瑶族居民，其中，苗族人口约占90%。全村主要以发展农业、林业、畜禽养殖业为主。由于该村村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高中毕业的村民占总人口的0.5%，初中毕业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40%，文盲占49.5%。45岁以上的村民受教育程度是偏低，文盲主要以女性居多。
2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
对事物认识是了解事物的基础，村民对法律的概念缺乏认识就分不清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及民族习惯法的区别，容易产生混淆。尽管学界对法律的含义理解不尽相同，但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村民对法律的了解程度，是推进农村法制进程和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方略。法律意识是构成一个国家法治的重要内容，在法治环境中处于重要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了解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就是调查实证。笔者对该村的村民共300人进行随机访问，问：您知道什么是法律吗？村民对法律不了解的达到20%，其中主要是女性居多，60%的村民还是知道国家法律的制定，具有强制力，但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这表明，大多数村民已经知道法律的概念。少部分的人是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等因素不能说出法律的基本概念。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从村民对这些法律了解情况就可以看出对哪些法律是比较熟知的，对哪些法律是比较陌生，可以体现出村民对法律的熟知情况。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20%的男性村民主要对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有所了解，而对宪法、农业法律法规、农村土地承包法几乎是不了解。该村苗族村民在古代主要是用民族的习惯法来约束民族内部的村民的行为规范。因为，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刑法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关系比较密切，而其他方面的法律则可能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少涉及，使得村民极少关注。一位王氏老人告诉笔者：“在古代，我们苗族村寨主要是由苗族寨老主持村内事务，村民发生纠纷或者其他盗窃事件等，都由寨老主持村内有威望的老人召开会议，来处理这些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习惯法已不能作为法律来维护村民的权利和义务了，但村民们可能还是受到传统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对法律的内容了解甚少。少数民族农村村民法律意识高低，除了受经济和文化素质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民族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3村民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径
李育全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十分单一，主要是依靠听人说，其次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的宣传。”确实，当前农村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是非常单一的，分从村由于信息相对闭塞，部分村民只要通过广播电视对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从报纸了解甚少。通讯信息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村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和了解。笔者对该村200位村民进行调查。该村村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30%的村民通过新闻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了解法律，50%的村民通过别人对法律或者法律事件进行评价而了解法律有人自己主动学习法律。村民因通讯条件和文化素质的落后，难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学习法律，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听别人说为主，而通过报纸、普法宣传、自己学习的途径了解法律知识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从调查中发现，因少数民族农村信息的闭塞，村民通过传统的方式来了解法律知识居多，村民主动去学习法律的极少数。这也说明村民对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是平时对法律的需求少，大部分村民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去学习法律知识，而是被动的接受。从而，也就影响了该村村民整体法律意识的提高。
4村民对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处理
自古以来，农村社会常被认定为“人情社会”，这是因为农村社会主要是靠人情、伦理、民族习惯法等来调整的。要了解村民对法律的认识，就需调查村民对人情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态度，笔者对该村260位村民进行了调查。该村村民认为法律重要的人数所占调查人数的60%，认为人情重要的占31%，弄不清楚的占9%。说明在村民心中法律是大于人情的，这较传统社会中“人情至上”理念是一大进步。但不能忽略还有部分人认为人情大于国法的观念，出现此类的观念与少数民族人情观念等因素相关。法律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既包含了法律权利在内，又包含了法律义务在内的社会关系。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对法律权利义务的认识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能否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其行为，履行应尽的义务，依法正确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纠纷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笔者对该村的100位村民的维权意识进行调查。50%的村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会寻求去救济和维护；也有部分人可能因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小时，就会选择自行解决；10%可能只有当自己的权益受损的程度相对较大时，才会通过外接的力量即“打官司”解决。
5提高村民法律意识的对策与建议
5.1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普法教育
在西部少数民族一部分农村地区，村民的文化素质都相对偏低，对法律知识都缺乏了解。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村民在闲暇的时间进行法律学习，并邀请基层政法工作者或律师来对村民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其次，丰富普法宣传形式。在调查中发现，村民主要通过广播电台报纸等媒体来了解法律，那么就发挥媒体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制作优质的法制节目、法制专栏，通过典型案例形象生动的宣传法律。建立普法宣传栏、法制黑板报，发放法律宣传册等，让村民能够就近获取法律知识。同时，发挥律师和高校在普法宣传中的重要作用。
5.2应建立农村法律咨询中心
因少数民族农村信息的闭塞，村民对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普法教育和宣传中，村民往往是被动接受法律知识，而这些法律知识不一定满足每个村民的法律需求。建设村民法律咨询中心，解答村民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与法律相关的问题，能够及时为农民提供解决生活中产生的纠纷的建议与方案，充分发挥村民学习法律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处理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应适当培养懂得民族习惯法的少数民族法官群体，让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韦留柱.村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南农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8（17）.
[2]顾介康.民主政治建设的理性探索[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篇13
法律信仰的基本理论
对于信仰一词的研究,不应仅局限在宗教学、心理学研究中,而应该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分析,例如法学。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他认为,信仰是一种“确信”,但这种“确信”和意见、知识的确信不同:意见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没有充足理由的判断,知识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有充足理由的判断,而信仰则是人们在主观方面有充足理由,也就是在信仰者看来是确实可靠,而在客观方面却得不到充足证明的一种“确信。”②该观点把信仰和意见、知识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信仰的特点,较之于前面两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包括信仰的所有特点。信仰是指人类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亦就是说,信仰的主体是人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情感,且在人类的心中,该种事物比生命还要重要,并认为只有该种事物才能实现人类的最终价值。
关于法律信仰,有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一个牵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概念,由于其牵涉面广,以致要用几个简明的文字得出一个符合定义要求的概念之前,适当讨论一下信仰一词的含义是有必要的。”③该观点并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只对信仰涵义的外延进行了粗略的概括。在众多观点中,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法律信仰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④这个观点较为全面地解释了法律信仰的涵义,既确认了信仰的主体,认为只有人类才会有这样的情感认知,分析了人类做出该做决定的条件,也明确叙述了该种事物在人类心中的至高地位。
综合对信仰和法律信仰的分析,法律信仰就是指人类在科学、理性地分析选择后,对法律产生了极度信任和崇拜,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类的最高价值,并把法律作为整个人类社会运转的最高指南。
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及成因
不难看出,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并不理想,从“法律信仰”这一概念被提出,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状,对于这个问题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论述。
历史陈旧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公民法律意识的缺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确定了封建君主是一切法权渊源的基本格调。在历史上,统治者虽然也用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但“法”即“刑”,是一种裸的暴力,再加上时有发生法被滥用的现象,使民众对法有一种排斥的心理。在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浸润下,已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难以更改的定势思维:君威,服从乃天理。再者,我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人们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下与人交往、行事。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而是靠宗法、伦理纲常来维持。这些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至今还影响着部分民众,阻碍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众的权利意识被逐渐淡化,致使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法律信仰意识。正如清朝法学家沈家本先生所言:“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
法律自身的局限阻碍法律功能的发挥。法律信仰根植于公民对法律深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首先源于法律所体现的法律功能的发挥。如果一部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不便,甚至是损害,那么,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被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信仰。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法律,才能引起公民内心的诚服和坚信,才能期待公民的奉行和呵护。我国现行法律中有些条文不够严谨、具体和明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其不足之处都会显现出来,任何缺乏科学性的观点和学说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法律的这些不完善之处,势必会严重影响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的发挥,导致人们对法律的错误认知。
市场经济不完善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缺乏肥沃的土壤。法律信仰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和法治进程逐渐推进的产物。我们的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观念上大多认为法治和法律并不那么重要,尚未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必备要素,最终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缺乏肥沃的土壤。
有效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体现法律之功能。人们只可能对一个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能被人们心理所接受的良律产生信仰。所以法律自身的好坏对于公民是否会对法律产生这种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立法机关就应该使制定的法律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稳定性。因此,完善法律体系,体现法律的各方面功能,是树立法律信仰的基础。
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地位,巩固法律信仰的生成。虽然宪法信仰并不同于宪法权威,但是两者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获得了至上权威的地位,那么就更容易激发生成法律信仰,反之,则很难培养法律信仰的观念。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是整个社会的运转的最终指南。法治化的过程就是法律被崇拜信仰的过程,也是树立法律权威的过程。因此,法律若要被人们信仰就必须具有权威性,否则信仰只能是无水之源。美国法学家塞尔慈尼克认为:“强制不是法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只是法的外在支持条件之一;不应把强制作为法律现象的基准,法的概念的核心是权威。”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增强权利意识,充分发挥法律的价值作用。法律意识(特别是权力意识)与法律信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法律意识的增强将促进人们对法的功能和价值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如果缺乏这种法律意识,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只能纸上谈兵,不可能得以实现。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明显的提高,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重点强调公民的懂法守法义务,却忽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观念,所以普法教育在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还需进一步努力。只有让社会公众实实在在体会到了法律的功能和价值,并加以通过权利本位的宣传,才能树立起公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加强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守法观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法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守法程度直接关系着法律信仰生成的成败。一国公民对该国法律的认识不仅仅取决于法律的内容,更主要取决于该法律的运行状态和执法机关运用时的态度。换而言之,司法是否公正、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守法观念的程度决定了法律是否将被信仰。如果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讲,法律只是字和纸的堆积物的话,试问谁又会去信仰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法律呢?“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⑤毋庸讳言,如果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守法观念,或者说守法观念薄弱,将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乃至产生对法律的藐视,法律将不可能被信仰。
坚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要使公民对法律产生信仰,其前提条件是公民对法律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坚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才能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笔者建议将法律知识考试、考核作为工作录取、升学等的必备内容。只有真正理解法律,才可能从内心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体制。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法治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是法律信仰发展的基石。市场经济本来就是法治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合法的取利思想。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就是公平、自由的竞争,而只有法律的调控才能满足这一条件,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当法律发挥了这一功能,普遍公众才会对法律产生一种新认知,即对法律产生的高度的认可,认识到法律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活,而不是妨碍到自己的生活,从而激发公众的法律信仰意识。(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②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7～62页。
